90后的性与爱动态图片:论康德和皮亚杰主体能动性思想的异同

论康德和皮亚杰主体能动性思想的异同

论文作者 吴国璋
论文关键词 ,论文来源 江苏社会科学,论文单位 南京,点击次数 295,论文页数 83-86,78页1997年1997月论文免费下载http://paper.dic123.com/paper_118583671/ 


　　康德在认识论上完成了如他自己所说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其实质就是他提出了关于主体能动性的思想，在认识史上高扬了主体性。皮亚杰则继承了康德的这一思想，从而创立了发生认识论，他说：“我把康德范畴的全部问题重新审查了一番，从而形成了一门新学科，即发生认识论。”［（１）］康德哲学对皮亚杰的深刻影响，主要表现在认识形成中主体能动性的揭示方面。主体能动性思想是康德和皮亚杰认识论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可以说，没有主体能动性，也就没有康德和皮亚杰。但皮亚杰的主体能动性又的确不完全等同于康德的主体能动性。因此，分析比较他们在主体能动性思想方面的联系和区别，对于理解他们的认识论具有重要意义。
　　 一
　　在康德之前，唯理论与经验论曾围绕“人的认识是怎样广泛产生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经验论肯定了人的认识来源于感觉经验，但却否认理性思维在把握事物中的作用；唯理论则肯定理性思维的作用，否认感觉经验的可靠性。由于他们割裂了认识中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因而都不能科学地说明认识是怎样产生的。其实，他们争论的分歧就在于认识的主体（理性）在对象性活动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康德看到了唯理论与经验论各自的片面性，认为只有重新对人类理性作一番考察，从人本身去寻找认识的客观普遍性的依据，才不致于重新陷入夸大人类理性的莱布尼茨——沃尔夫的独断论和取消人类理性的休谟的怀疑论的泥潭。康德虽然未很好地把主客体的关系统一起来，却将人的主体动性置于重要地位，阐发了主体能动性是构成科学知识的根本条件的思想。
　　康德的主体能动性思想是借助他的“先天综合判断”的命题来发挥的。康德认为，知识既不是来自感觉经验，也不是普遍必然地存在于理性之中，而是用先天的认识能力（形式）去整理后天的感觉经验（质料），形成先天综合判断，使杂乱的或然的感觉经验成为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科学知识。先天综合就是认识主体内在的能动性活动。他认为，没有“自我”这一能思维的主体发挥综合统觉的功能，杂乱的或然性的感觉经验就不能形成科学知识。康德通过“先验演绎”来阐述主体的能动性活动。“先验演绎”又分为“主观演绎”和“客观演绎”。“主观演绎”主要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主体怎样把杂乱无章的东西经过直观中领会的综合、想象中再生的综合和概念中认知的综合三个步骤综合为统一的东西，从而构成认识的对象，达到对象的认识与对象之间的一致。“客观演绎”则直接讨论了发源于纯粹知性的先天范畴，如何能对经验具有客观有效性的问题。他认为，客观性来源于统一性，统一性来源于人的主观统一性，而自我意识的统一性又是知性范畴对所有感性杂多颁布的统一性，这三个方面构成了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康德认为，他的“先验演绎”最终证明了对象之所以按因果性、必然性有秩序地进行，在空间和时间中具有普遍必然性，其根本原因在于对象是人的主体按照这样的方式能动地构造的。
　　皮亚杰的主体能动性思想是与他的发生认识论相联系的。皮亚杰认为，传统认识论有一个根本缺陷，就是只顾及成人水平的认识，企图以一种共时结构揭示整个人类的认识能力，或者说，它们只是把主体的认识能力作既定的、静态的分析，没有从历史性的、动态的角度详尽地考察它的发生过程。“在他们看来，好象心理生活中除了感觉和理智外，别无他物——他们竟忘却了动作。”［（２）］因此，皮亚杰试图从活动入手，从历时性的角度阐发了主体的能动性是随着主体的认识结构的发展而发展的。皮亚杰通过考察儿童的活动来揭示主体的能动性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这种能动性主要表现在认识过程中结构的转换过程中。他认为，通过遗传，儿童获得了一种先天的认识结构（他称为“遗传图式”）。在活动中，一方面，儿童把对象纳入已有的结构中予以整合，即同化；另一方面当原有结构不能成功地同化对象时，主体就对结构进行调整，由一种结构转变成为另一种结构，即顺化。在同化和顺化的过程中，矛盾不断产生又不断得到解决，智慧的实质就是同化和顺化之间渐进的平衡过程。
　　皮亚杰的主体能动性思想既不同于传统的先验论，又不同于经验论。他指出，认识不是起源于传统认识论所说的主体，也不是起源于主体预成的先天认识形式，而是起源于主体的活动。皮亚杰所说的活动，既不是主体向客体的趋近，也不是客体向主体简单的、机械的反映。而是指主客体之间能动的相互作用。主体的活动与主体的认识是直接同一的，主体的活动过程就是主体能动性的发展过程，因而也是认识的形成过程。
　　 二
　　皮亚杰与康德的主体能动性思想在许多方面有共同的特征。这里，择其要者加以阐述。
　　第一，康德和皮亚杰都强调认识主体在解释、归类和构造经验中具有能动的、认知的作用。
　　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的核心思想，就是主体先验地具有一套用于综合整理来自感觉经验的能力。他把解决知识何以可能的问题的钥匙交给了人类理性本身，唯有理智运用先天范畴将来自直观的感性材料加以规定和改造才能形成知识，知识是主体能动作用的产物。他认为，不是知识符合对象，而是对象符合知识，这与他提出的“人为自然立法”的著名命题是相一致的。他说：“理智的（先天）法则不是理智从自然界得来的，而是理智给自然界规定的。”［（３）］这里，他借助先验论不仅保证了知识的普遍必然性，而且发挥了认识的主体能动性。
　　康德的主体能动性并不排斥经验，相反，他强调“自我”在整理感觉经验中具有能动作用，时空形式和知性范畴虽然不是起源于经验，但并不是与经验无关的，相对于经验来说，它是先验的。他指出：“先验这个词并不意味着超越一切经验的什么东西，而是指虽然先于经验的（先天的），然而却仅仅是为了使经验知识成为可能的东西说的。”［（４）］换句话说，主体所具有的时空概念，它是使经验成为知识的可能条件，也是认识借以施展才能的先决条件，但如果仅具备“可能条件”和“先决条件”，而没有主体运用这些概念去综合整理经验，也是不能形成知识的。
　　皮亚杰从康德那里继承了主体能动性的思想。他认为，我们具有知识，仅仅是因为我们以某种方式构造经验，“认识就是把实在同化于转换的系统”。［（５）］因此，认识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把感觉材料同化到由格式、图式、概念和运算（所有这些都以某种方式排列顺序和彼此关联）组成的认知结构内。他指出：同化“把给定的东西整合到一个早先就存在的结构之中”，而顺化则“按照基本结构形成一个新结构”。［（６）］他也认为“一切认识在初级阶段上都是由经验产生的”。正是儿童在最初的“抓”、“摸”等这些“活动”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经验，主体才开始意识到自身的能动活动（不管儿童有没有意识到）能给他带来某种东西，从而也是认识的一个来源。因此，主体的活动也就在诸如此类的多次尝试中得到协调而把杂乱的经验彼此关联起来，形成知识。对于康德来说，这种同化引起建构和综合。皮亚杰坚持同样的观点：主体建构认识对象，在这种建构中，经由某种运算和结构来综合输入的材料。的确，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的基本特征之一是他的建构主义认识论，它不仅坚持知识被主体所建构，而且坚持认识的对象和范畴本身也被建构，这种观点本质上是康德主义的。
　　第二，关于主体能动性的发挥是通过主体所具有的概念对客体的信息进行加工来实现的方面，皮亚杰与康德也所见略同。
　　在康德之前，有人把认识对象当成可以脱离主体的自在的存在，认识就是由主体向客体的趋近。而康德由从主体的认识结构、功能的探讨中，将对象与认识的一致，建立在主体的认识能力本身的结构中。因为经验不能提供普遍性与必然性的知识，只有经验与我们先天具有的时空形式和范畴结合才能形成普遍必然性的知识。康德把主体对感性经验综合的任务赋予时空形式和知性范畴。因为时空形式和知性范畴具有不同于经验的普遍性的必然性。当认识开始时，外界对象以各种信息刺激人的感觉器官，形成一种感觉表象，但这些感觉表象是杂乱无章的，必须进行整理。他认为，时间与空间形式具有这样的功能。主体运用的时空形式对杂乱无章的内外部感知进行整理，形成空间上并列、时间上继起的客观对象。但这种客观对象仍然是事物的现象，而不是事物的本质，缺乏规律性。只有运用知性纯概念对表象进行进一步的综合统一，把在前一阶段形成的表象纳入范畴表，揭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才能形成规律性的知识。这里，知性范畴就充当了认识主体能动作用于认识对象的思维工具。
　　皮亚杰同意康德提出的概念在加工信息方面的关键作用：主体之所以能认识世界，仅仅在于世界被同化于主体的认知结构的范畴内。在康德看来，通过这些结构，理性对输入的感觉材料材料施加影响，思维使经验成为可能。皮亚杰认为，康德学说的实质就在于看到了主体在从事于知识、经验和现象的建构中的作用。他从早期一开始并在整个学术生涯中，总是强调康德的这一基本观点：某些概念或范畴对于主体获取知识是必要的。他指出：“我们发现某些不可能不使用的原则、概念或格式。这就是逻辑的形式规则，时间和空间概念，以及因果、量、分类的观念。这些概念（心灵不能避免他们）正是（遵循康德）思维本身具有的、对经验施加影响的概念。”［（７）］在他看来，儿童通过遗传获得的先天的认识结构，仅仅是认识的起点，而不是认识本身。只有主体运用这些概念或格式，对外界的刺激进行分析、比较和综合，对原有结构进行改变或重组，才能形成新的结构。正是由于主体发挥同化、调节以及适应的功能，对外来刺激进行吸收和改变，主体的认识结构才不断改变、扩充和发展起来，才获得了关于客体方面的知识。
　　 三
　　皮亚杰的认识论毕竟不同于康德的认识论，因而，他们的主体能动性理论又是有区别的，而且皮亚杰在许多方面超越了康德。第一，由于康德事先设定主体和客体的存在，把认识看作是主体对外源信息的输入的加工，因而他的主体能动性是单向的，即主体对客体的作用；而皮亚杰把认识建立在主客体相互作用的活动基础之上，他的主体能动性是双向的。
　　西方认识史上一次巨大的转折点，就是康德把认识由过去以客体为中心转到以主体为中心上来，强调发挥主体能动性，确立了认识中的主体性原则。但是，康德又夸大了主体的能动性。在康德看来，先验的自我意识作为认识形式，它普遍必然地适用于一切经验认识与认识的全过程，它具有适用于一切经验的效力。主体的综合只是自我意识的综合，完全可以脱离外在对象的客观制约性。他虽然承认“物自体”的客观实在性能提供被主体综合的“质料”，但这种“物自体”除了刺激人的感官，给主体提供“质料”以外，对主体的意识并没有任何制约作用，而且“物自体”是无需认识，也不能认识的。这样，康德实际上割裂了主客体之间的关系。
　　皮亚杰在批判传统经验论和先验论时指出，他们都事先假定一个未加证明的前提，“即假定，在所有认识水平上，都存在着一个在不同程度上知道自己的能力的主体，存在着对主体而言是作为客体而存在的客体……”［（８）］换言之，两者都将主体的自我意识的存在即主客体在意识中的分化当作既定的事实。康德也不例外。康德试图想克服经验论和先验论割裂主客体的关系，把主客体统一起来加以考察认识问题，但结果违背了自己的初衷，仍然把主客体割裂或对立起来，陷入了先验唯心主义的泥潭。
　　皮亚杰认为康德认识论只注意到考察主体的认识能力，把认识的客体当作事先的存在，因而过于注意共时性而忽视了历时性。皮亚杰从自己熟悉的生物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去考察认识的过程问题。他指出：“认识既不是起因于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主体，也不是起因于业已形成的（从主体角度看）、会把自己烙印在主体之上的客体；认识起因于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种作用发生在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中途，因而同时既包含着主体又包含着客体……。”［（９）］因此，认识意义上的主体和客体都不是事先存在的，而是通过活动不断建构的。而建构分为内化建构和外化建构，统称为双重建构，即“主体是前主体动作协调组织内化建构的产物，而客体则是主体图式外化建构的产物。”［（１０）］随着主体活动的逐步深入和内化，主体就愈加接近对客体的把握。
　　在皮亚杰看来，不仅主体是在活动中建构的，而且客体也是在活动中建构起来的。没有认识主体，客观世界仅仅是存在着，它丝毫没有任何质的规定性和规律性。客观世界是广泛而复杂的，主体对环境中刺激的反应不是由环境唯一决定的，相反，何种信息终究能成为该主体来说是必然的“刺激”，须由主体所具有的“结构”所选择，因此，客体只有相对于主体来说，才有现实意义。正是主客体的相互作用，皮亚杰认为认识是由我们建构成的。
　　第二，主体能动性借以实现的康德的时空直观形式和知性范畴与皮亚杰的认识结构的来源和含义不同。
　　从来源上来看，康德的感性的先天直观形式时间和空间及因果等１２对范畴从先于经验的、给定的数学科学和源远流长的形式逻辑中得来的。康德对时间和空间作了形而上学的先验阐明，说明只有预先假定时空是先天直观形式，才能使数学先天综合判断成为可能，从而为科学知识的产生以及发展（扩充）提供了认识论基础。而皮亚杰的认识结构则是主客体在活动之中不断建构而成的。“内化建构是对主体动作进行分解、归类、排列、组合等各种协调，从而形成动作结构，它或者是对已有动作图式的再协调或再建构，从而形成更高级、更复杂的图式。……内化建构是把动作或动作图式按照新的方式，在新的水平上组织起来，建构即动作组织化过程。只有结构性动作（运算）才能够内化成为思维图式，图式是保留实物动作基本特征的符号缩影。外化建构是运用动作图式（内化的或尚未内化的）把客体（包括主体）或客体经验（物理经验）组织起来，从而建立客体的关系与变化结构。”［（１１）］这样，康德的先验图式、范畴、先天感知等先天认识形式在皮亚杰那里就成为后天逐渐建构成的东西。
　　从含义来看，康德的时空形式和知性范围不仅具有时间上的先天性，而且还具有逻辑上的先天性，而皮亚杰的认知结构仅具有逻辑上的先天性。正如皮亚杰所指出的：
　　“……某些哲学家……为了强调‘自然主义’的不当而用先验的东西来反对‘自然的’东西。我们要记住，哲学家们所说的先验的东西系指先于知识的那些条件和先于经验就已存在的认知手段（所谓在经验之前与其说是指时间的先后不如说是指逻辑的顺序），即使经验成为可能所必需的（认知的）手段。如果我在这里使用先验的这一术语（我不常使用它），它只是简单地指在知识中并非来自客体而是来自主体所建构的结构那种东西。”［（１２）］明显地，皮亚杰的认知结构是指逻辑上先于经验并且使经验成为可能的知识的必需的认识手段。也就是说，其认知结构不象康德的时空形式和知性范畴是一劳永逸的，而是遵循某种阶段的顺序、辩证地建构发展而来的。
　　由上述可见，康德和皮亚杰在认识论上的贡献是贡献是巨大的。不过，应当指出，康德由于割裂了主客体之间的关系、离开活动来谈主体的能动性、势必染上先验论的色彩。皮亚杰的主体能动性虽建立在主客体的活动之上，但他只顾及个体微观水平的活动，忽略了人类整体的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实践活动中主体能动作用。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第一次把实践引入认识论，才能科学地说明认识是以实践为基础的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
　　注释：
　　（１）高觉敷主编：《西方近代心理学史》，人民教育出版社，第３３１页。
　　（２）皮亚杰：《儿童心理学》，商务印书馆，第７页。
　　（３）（４）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第９３页，附注。
　　（５）（７）（１２）（美）Ｒ·基奇纳：《皮亚杰的认识论》中一节，“皮亚杰与康德主义”，《哲学译丛》，９３年４期。
　　（６）（８）（９）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商务印书馆，第２５、２１页。
　　（１０）（１１）雷永生：《皮亚杰发生认识论述评》，人民出版社，第１２９、１２１页。
　　（吴国璋，１９６２年生，海军工程学院政教室讲师，华中师范大学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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