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软件能视频聊天:10——议政的努力与独立的声音——谈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的办刊尝试

　　
　　“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必须有独立精神和原创能力，他必须为追求观念而追求观念；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在的社会之批评者，也是现行价值的反对者。”美国《时代》周刊如此定义“知识分子”。对于胡适，随便介入他人生的哪一个阶段，都能看到他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角色显现，其中渗透着独立自由的精神以及对国家民族的强烈责任感。
　　
　　1906年胡适考入上海的中国公学，为《竞业旬报》写稿。1909年他通过了留美资格考试。在美国，“我对美国政治的兴趣和我对美国政制的研究，以及我学生时代所目睹的两次美国大选，对后来对（中国）政治和政府的关心，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我对政治始终采取了我自己所说的不感兴趣的兴趣(disinterested-interest)。我认为这种兴趣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应有责任。”胡适坦言其内心对中国的政治热情不减，胡适一生在致力于学术探究的同时，努力通过创办报刊来表明对时局、政治的见解。1917年1月，《文学改良刍议》在《新青年》上发表，这意味着胡适与中国报刊的紧密联系拉开了序幕，随后创办《努力周报》、《现代评论》，20年代后期在上海创办《新月》杂志，“九一八”事变后办《独立评论》，至到20世纪40年代末与雷震等办《自由中国》，终其一生，作为学者的胡适以政论家的面孔活跃于各类报刊上。
　　
　　一、胡适角色位置：学者的身份与政府的谏臣
　　
　　回到中国办《新青年》的最初几年，胡适“看到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之后就决定“要想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新的基础，他要的是一个“纯文化运动”，因此他曾这样评价新文化运动，“我们那时可以由于一番愚忱想把这一运动维持成一个纯粹的文化运动和文学改良运动——但是它终于不幸地被政治所阻挠而中断了。”在胡适的早期思想中，文学改良才是根本，也是他的兴趣所在。于是他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不干政治”，而希望以学者的身份对中国民众进行启蒙。
　　
　　胡适也曾这样对自己创办的《努力周刊》进行价值评价，“如果《新青年》是靠文学革合运动而不朽，那么《努力》将来在中国思想史上占的地位应该靠这两组关于思想革命的文章，而不靠那些政治批评——这是我敢深信的。”可以看出学术与思想文化的建构在胡适那里占有极为重要的份量。胡适创办报刊的立言基石，仍在围绕着学术层面的工作展开，试图为现代中国的变革建构思想文化的基础，形成一股对当政者具有约束力的力量，以保证国家在理性的轨道上朝现代化的目标不断前进，胡适在内心将自己定位于学者的身份。
　　
　　然而，从《每周评论》、《努力周报》《新月》、《独立评论》到《自由中国》，胡适一直利用报刊这块阵地，以社会良心和社会舆论代言人的身份发表政见，虽然与北洋军阀、国民党政府发生了一系列冲撞与摩擦，但在这些冲突与摩擦中，胡适的“政论家”身份得以确立。
　　
　　他声称，“在这个本来不惯政党政治，近来更厌恶政党政治的中国，今日的需要决不在政党的政论家，而在独立的政论家。”这些政论家应是无党派的，超然的，没有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能够忽视他们的告诫。“留一两个人独立于政治党派之外，也是给国家培养一点元气。”胡适希望他以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两在党之间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平衡力量”，甚至说，对于时局的挽救，系于自由主义者在政府和少数党中担起领导作用，“中国只有出现一个自由主义的集团，才能保证有个好政府，才能保证进步，走向安定。”在这种思想的指引下，出现在报刊上的胡适已俨然是一个独立与超然的政论家，对时政进行抨击，对政府提出“善意的批评”，以期“建立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
　　
　　1929年，为了抗争当局对人权的任意践踏，以胡适、罗隆基为代表，以“反对摧残人权，要求保障自由”为口号，在《新月》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揭露和抨击国民党权的专制独裁。胡适更直接预言“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国民党油干灯草尽之时。”“如果这几件最低限度的改革还不能做到，那么，我的骨头烧成灰，将来总会有人替国民党上“反动”的谥号的”。
　　
　　胡适与当权者的关系总是暧昧的。由于赞成非暴力的变化和不愿纠缠于恶劣环境之中，他总是处于愤怒的情绪和深感自己无力之中。由于对现状的强烈不满以及对制度变革重要性的深切关注，他的思考从政治层面拓展到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并从抽象的文化批判深入到制度批判，“论述空间”也拓展到一个更为深入的层面。这位五四精英是带着比他任何前辈都更强烈的情绪来表达他的个人感情，来为他的忧思而战的。
　　
　　二、报刊的理念：精英的意识和独立的精神
　　
　　唤起精英改良社会
　　
　　和平渐进的改革是胡适为中国现代化所设定的路径，在他看来，实现中国现代化，进行社会启蒙、唤起民众的任务是落在少数知识精英的身上，无论是他早期的思想，还是他所创办的报刊，其对象均为为数不多的知识精英。
　　
　　在胡适宣布他的新决定、说不再参与政治活动，以便集中精力创造一个“新舆论”之时，他在寻求支持，而这种支持是向为数虽然小，但是极具重要性的现代知识分子阶层求取支持；就是中学与大学的学生、作家、新闻记者、专家、教师与学者。只有在这些人之间，他希望能找到了解他的主张并且能去付诸实行的人。
　　
　　创办《努力周刊》后，第2号上发表由16位知名学者联署的《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第一要必须有政府；其二期望有个好政府。指出“今日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在于好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以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对“好人”的期许，蕴涵着胡适派学人群对“精英政治”的向往。胡适明确道出,“凡私德纯洁的有智识者，能用牺牲的精神，作负责的行为，就是好人。”他所举证的“好人”——“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除了三个是政治家外，其余皆是知识精英分子。就职于高等学府，用报刊传达思想，是在向有高度选择性的受众来表达自己的心迹，同时，将所有的问题都导向“少数人的责任”，希望通过精英分子去改良社会的文化政治风气，获得广大人民的支持。而让胡适没有想到的是，他向来不支持的共产党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支持。
　　
　　坚持“独立”的办报方针
　　
　　胡适独立的思想最明显地体现在他所创办的《独立评论》周刊期间。这一政论时评周刊1932年5月22日创刊于北平，1937年7月25日停刊，共出版了244号，发表文章1309篇。胡适把这段时期称为“小册子的黄金时代”。
　　
　　《独立评论》的基金筹款依好友丁文江的提议，社员每人捐出每月固定收入的5%，以使刊物在经济上完全独立，刊物出了近两年，社员捐款才完全停止。这份刊物不依附于任何党派与利益集团，完全是由这批自由知识分子因着对“社会的公心”而自发筹办，从而在经济上保持了绝对的“独立性”。
　　
　　《独立评论》的创办旨趣，胡适在创刊号《引言》中有清楚的说明： “我们对读者的期望，和我们对自己的期望一样：也不希望得着一致的同情，只希望得着一些公心的，根据事实的批评和讨论”“我们叫这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个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
　　
　　在创刊一周年时，胡适又补充说，“现时中国最大需要是一些能独立思考，肯独立说话，敢独立做事的人。”所谓“独立”，表现在二个方面：“第一是成见不能束缚，第二是时髦不能引诱。”指出今天的“成见”之所以难打破，“是因为有一些成见早已变成了固定的主义了。……有时候一种成见成为时髦的风气，或成为时髦的党纲信条，那就更不容易打破了。”鉴于时髦的成见不易打破，则发扬独立思考的精神对它们挑战，破除时髦与成见才能促进时代发展。
　　
　　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精英群体试图用独立的精神、公平的态度、各抒己见来研究中国当前问题，以达到“救国”、“强国”目的的舆论阵地，这一期刊从而“成为全国用公心讨论政治社会问题的人的公共刊物”胡适曾在《独立评论》231号里说：“《独立评论》所代表的精神，曾经替民族支持半壁江山……大众的神经中永远忘不掉这个刊物。”胡适对于此刊物的偏爱源于他内心自由独立的思想。
　　
　　平情而论，胡适们所标榜的“独立精神”在该刊出版5年余的时间里大体得以贯彻，如果说《独立评论》对政府的批判尚不够“尖锐”，那是与他们对当局持“补过”态度的基本立场相关，和“独立”与否并无太多牵涉。事实上,《独立评论》在出版发行过程中虽没有遭到中央政府的过多掣肘，但地方当局的查扣封停事件却时有发生，这在该刊的编辑后记中随处可及。
　　
　　三、自由主义的表达：负责的态度和民主的论坛
　　
　　对公众负责的报刊态度
　　
　　坚持对社会和公众认真、负责、谨慎的评论态度也是胡适从事创刊工作的一个重要观念。胡适认为，刊物应该坚持以负责公正的态度、强烈的民族责任心和理性的言论引导社会，而且他还自觉地认识到，报刊不应该流于一种消极的反抗情绪和盲目、轻率的批判，而是应该积极地承担起对国家进步和民族福祉的责任。
　　
　　“我们说了将近三年的平实话，不肯迁就低级趣味，也不肯滥用一个名词。这样一个没有麻醉性与刺激性与消遣性的刊物，居然站到今天，销数增到五千以上。”
　　
　　胡适在日记中这样写道《独立评论》。他认为一份负责任的报刊不能盲目地迎合大众的低级情趣，而是应该坚持高尚的报刊品格，以理性的言论引导舆论、启发公众。1936年胡适在《<独立评论>的四周年》一文中说：“我们不作刺激性的文字，不供给低级趣味，又不会搬弄意义模糊的抽象名词，当然不能叫青年读者过隐。”从中可见胡适对于“负责任态度”的坚持与努力。
　　
　　在实践中，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驱使着胡适为刊物尽心力、担责任。胡适在主编《独立评论》刊物期间不敢有半点敷衍与马虎。1934年4月9日胡适在日记中写道：“《独立》原来的社员大都星散了……我一个人编了五十多期。……礼拜一的一日一夜是我送给《独立》的，我作《独立》的文字，写完了、编完了，才肯去睡，睡时真觉得心安理得，怪舒服的。因为我觉得这一天做的事是完全不为吃饭做的，是我尽自己的一点公民职务。”据统计，在胡适主编《独立评论》的五年多中，共为该刊写稿123篇，为该刊发表文章总数（1309篇）的10%左右，可见胡适为刊物所付出的心力和劳力。
　　
　　争取创办自由民主的论坛
　　
　　从《努力周报》、《新月》到《独立评论》，所创办的刊物都是作为“共同意识”扩张的论坛，而胡适于此间更显主动性。譬如《新月》月刊设有“我们的朋友”一栏，专载问题的讨论，并表示“如果我们能知道在思想的方面，至少我们并不完全的孤单，那我们当然是极愿意加紧一步向着争自由与自由的大道上走去。”
　　
　　《新月》创刊号上的《<新月>的态度》也说：“我们没有党，没有派，我们只是个人用真名真姓说我们的真话。我们几个人说的话并不一定是一致，因为我们没有约定要一致。”因为思想的多元化，故报刊上的观点多样，甚至针锋相对，不仅如此，在《独立评论》创刊号上即表示“欢迎各方面来稿”，在《引言》中提出“我们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张,只期望各人都根据自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所以尽管有激烈的辩争,我们总觉得这种讨论是有益的。”进而宣言要将此办成全国的“公共刊物”。
　　
　　一个自由、民主的公共刊物一直是胡适所致力创办的，通过刊物来发表见解，通过刊物来争取言论自由也是胡适一生追求的方向。1948年胡适在离开大陆以前，曾与朋友们商量办《自由中国》的刊物，作为自由主义的言论机关。胡适在去美国途中，写了《自由中国的宗旨》一文，提出其宗旨是反共和促进国民党政府实行民主自由。半年以后，《自由中国》半月刊在台湾面世，它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官方刊物，而毋宁传达了一群自由主义者危难时期的共同声音。胡适自始即参与其事，他一直视《自由中国》如己出，与《独立评论》不相上下。在“发行人胡适”一行字下，他成了《自由中国》的护法。通过《自由中国》以争取言论自由，是他对“自由中国”——台湾的另一深切关怀。在他所创办的报刊中，思想的多元化、观点的交锋都随处可见，胡适用报刊实践履行了自己关于言论自由的承诺。
　　
　　结语
　　
　　胡适终身持行自由主义理想，力求以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同整个黑暗、暴乱、急躁的社会抗衡。然而，《努力》谈政治“止了望”；《新月》为“人权”惹出了风波；《独立评论》揭露“华北自治”的阴谋，被遭查禁；《自由中国》因鼓吹民主自由，针砭时政而被查封。他一生，或可视为通过报刊来表达自己的见解与思想，为社会的改良而发出自己独立声音的一生。他个人与权威的抗争失败了，但是他所倡导的某些现代社会人类所共有的基本价值，其进步意义将逐渐被当今的人们所认识。
　　
　　《国际新闻界》2006年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