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交谊舞时贴的太紧:诡谲的庐山风云

诡谲的庐山风云

        庐山，崔嵬孤突，峥嵘潇洒，雄俊诡异，是古代传说中学道求仙的名山，又是诗人吟诗赋词的山水画卷。“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宋代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苏轼一首绝句《题西林壁》，以生动的感性与明哲的理性交织一起，互为因果，亲切自然，耐人寻味。自从二十世纪国共两党在庐山“你方唱罢我登台”之后，一幕幕波诡云谲而又惊心动魄的历史时刻在这里上演……

    1926年冬天，北伐军占领南昌。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接到来自广州方面的密报说广州有一批人正在上窜下跳，要求在法国养病的汪精卫回国复职。此时已出任国民党中央常委主席的蒋介石，接连发电报催促广州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不久，中央执行委员宋庆龄、交通部长孙科、财政部长宋子文、外交部长陈友仁、司法部长徐谦以及苏联顾问鲍罗廷等一行六十多人从广州启程北上，途经南昌。蒋介石决定将他们带上庐山召开中央会议，讨论政治军事问题。除上述要员外，还有驻扎江西的北伐军将领也出席了会议。
    会上，不少人提出：中央应取消主席一长制，改为委员会的合议制，甚至有人说，赶快请汪精卫回国复职。蒋介石表面上泰然自若，心里却大吃一惊：没想到反对自己的势力，竟敢在自已主持的会议上，公开把矛头指向自己。他暗忖：看来迁都武汉，自己也控制不住政局。于是蒋介石心生一计，意图逼与会者就范。他笑嘻嘻地说：“诸位刚才提出的高见，蒋某完全同意。只是有一点，蒋某昨晚想了一夜，觉得迁都武汉还是不能完全解决军政统一的问题。下一步北伐作战任务更为艰巨，随时都需要中央党部和政府的指导。因此，蒋某建议，干脆把中央机构迁到南昌，这样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听了蒋介石的话，会场一片惊诧，与会者一个个都瞪大了眼睛。宋庆龄一脸怒容斥道：“迁都武汉是你蒋总司令的主意，怎么能说变就变了呢？你说是为了便于指挥北伐作战，武汉水陆交通方便，北上可指挥京汉线作战，东下可指挥沪宁线战场，难道不比南昌好吗？如果说北伐军总司令部要和中央设在一起，为什么不能将总司令部迁到武汉呢？”蒋介石面红耳赤，满脸尴尬，只好吱吱唔唔地说：“蒋某完全是为战事着想，绝无他意，绝无他意。”在往后的二十多年里，蒋介石玩过几度“下野”的把戏，而国民党始终派系林立，离心离德。可见蒋介石从孙中山“联俄”政策的操练中，只採得苏共的“一党专政”之法，却未能深得“一人专党”之术。
    蒋介石走向独裁的第一个“鸿门宴”在庐山初展了政治拳脚，他虽未能如愿，但“庐山会议”这一如雷贯耳的历史名词，首先是由蒋介石打造而成的。

    “4.12事变”后，国共两党濒临分裂。擅长有事躲避的汪精卫刚回国，既想继续撑起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旗帜，又想拆掉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台子。他一面部署非蒋嫡系军队另辟北伐方向，待胜利凯旋后再讨蒋。一面亲赴郑州游说西北军冯玉祥加入反蒋行列，忙得不可开交。而头上笼罩着刀光剑影的共产党人，正在酝酿武装反抗国民党。
    周恩来亲临九江，在叶挺的24师师部召开“南昌起义”军事会议，预定参会的叶挺、刘伯承、朱德、陈毅、聂荣臻已准时到达，只有贺龙迟迟不见露面。周恩来急得一边在屋里踱着圈子，一边不停地看手表，忖道：“这个贺龙，怎么还不来呢？难道他……。他是这次起义的主力，万一他真的……。”贺龙终于出现了，会场一道道疑惑的目光齐刷刷地聚焦到了他的脸上。贺龙当即向周恩来表示他早就愿意跟着共产党干了。
    三天后的凌晨两点钟，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了睡梦中的贺龙。只见叶挺带着叶剑英撞了进来，对贺龙说叶剑英刚从庐山下来。叶剑英低声说，有十万火急的军情相告。叶挺连忙引二人跑到附近的甘棠湖烟水亭，上了一条小船。在湖中，叶剑英说，汪精卫已上了庐山，准备以开会部署东征讨蒋的名义，把叶挺和贺龙骗上庐山拘禁起来，然后以三个军包围二十军和十一军24师，将其缴械改编。三人立即进行了紧急蹉商。次日，贺龙、叶挺率部向南昌开拔。
    贺龙17岁闯荡江湖，加入哥老会。仅用两把菜刀伏击知县及护卫，拉起一支100多人的队伍，追随孙中山，加入中华革命党。北伐后，作战勇敢，屡建奇功，升任军长，奉武汉国民政府之命东征南京国民政府，率军抵达九江。当时，汪精卫、蒋介石和共产党都在加紧拉拢贺龙。20军连以上军官大多数是共产党员，而贺龙的身份则是国民党党员，还传出贺龙的亲人在老家遭反动派拘押、威胁的消息。事态十分微妙，周恩来的担心非空穴来风。
    从庐山下来告密的叶剑英，原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新编第二师师长。“4.12事变”后毅然通电反蒋，赴武汉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他的突然出现，给中共建军历史的“南昌起义”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汪精卫真的在庐山？为什么公开通电反对蒋介石镇压共产党的叶剑英竟能参加汪精卫秘密清共的“庐山会议”？为什么叶剑英能够顺利地偷跑下山“告密”，甚至劝阻了张发奎追击“南昌起义”撤退部队？于是乎“庐山会议”这一历史名词首次隐现了其诡异性。

    1931年，胡汉民因同蒋介石发生尖锐冲突而被蒋软禁。反蒋的各派系云集广州，成立了与南京国民政府对立的广州国民政府，通电“弹劾蒋中正”。孙中山的儿子孙科亲自策划“刺蒋”特别行动，出资巨款20万元收买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伺机在南京、庐山、上海等地刺杀蒋介石。
    6月，王亚樵探知蒋介石要上庐山，立即兵分两路，一路准备在机场伏击，谁知蒋介石改坐船出发。另一路杀手化装成游客潜往庐山。蒋介石在庐山布满了便衣和暗哨，杀手们不能冒险带枪上山。王亚樵的妻子王亚瑛出了个主意：将手枪拆散后和弹药用油纸包好后放入挖空了的火腿中，再将肉皮用针线密密缝好，涂上一层盐泥。王亚瑛和弟媳乔装成贵妇，顺利地将武器弹药送上庐山。杀手接到武器，分别埋伏在蒋介石可能会经过的山路。谁知蒋介石的卫士们看到了几个被抛弃的火腿残骸，立刻引起高度警惕，加大了保卫蒋介石的力度。
    在派往庐山的杀手中，有一个是斧头帮里的神枪手，名叫陈诚。14日下午，蒋介石在竹林坐着轿子散心。埋伏附近的陈诚正要等待靠近一点再射击，蒋介石的一名侍卫突然发觉情形不对，立刻护卫着蒋介石往回走。陈诚毫不犹豫地举枪对着蒋介石连开了两枪，由于射程较远，这两枪没有击中蒋介石，只打伤一个轿夫。陈诚掏出怀中炸弹继续向前冲时，被蒋介石的侍卫乱枪击倒，当即毙命。蒋介石被吓得魂飞魄散，倒也有惊无险。蒋介石令将把刺客埋了，并不许声张。
    孙科等人正等着庐山刺蒋成功的捷报，如果蒋介石一死，南京国民政府就群龙无首，而在广州的元老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取而代之，国民党的政坛就要重新“洗牌”。谁知功败垂成，而刺客的鬼魂在带有幽幽香气的竹林间飘荡，给美丽的庐山罩上了恐怖的气氛。

    蒋介石围剿红军屡遭失败后，接受了高参杨永泰“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建议，在庐山举办军官训练团。1933年7月18日，蒋介石在第一期开学典礼上作《庐山训练之意义与革命前途的演说》：“此次训练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消灭赤匪，一切的设施，皆要以赤匪为对象，一切训练的方式动作以及各种战术，统统要适合剿匪战术的需要，统统要针对土匪的实际情形与匪区的实地的地形来作想定并实施训练。”庐山军官训练团聘请了德国、美国、意大利的军事人员作教官。每期两周，调集各地、各军军官，施以政治、军事训练。其主要课程有《剿匪手本》、《剿匪要诀》、《剿匪部队训练要旨》、《战时政治工作》等，并灌输“不成功，便成仁”的精神教育。至第五次“围剿”开始前完成了三期，调训军官7500余名。一年后，老蒋果然以“庐山军官训练团”为骨干的嫡系军队，把红军撵出了根据地。
    谁知历史演绎的结果是，中共中央极其幸运地远离了后来的日寇沦陷区；蒋介石却极其倒霉地掉进了“西安事变”的陷阱。

    1937年5月27日，蒋介石上了庐山，要在这里与周恩来进行国共第二次合作的第三轮谈判。此前在西安、杭州的两轮谈判，蒋介石力图将共产党、红军和陕甘宁边区完全置于国民党政府的控制之下，不允许共产党有独立性，不允许共产党武装力量发展。对于中共长征时留在南方的红军游击队，蒋介石仍然视之为土匪，态度是能不承认的尽量不予承认，能消灭者则尽量消灭之。因而国共谈判未取得实质性进展。6月4日，周恩来带着《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来到庐山。蒋介石另外提出了一个合作方案：1、“国民革命同盟会”，由国民党和共产党推出同等数量的干部组合，蒋介石有最后拍板权；2、红军编制为45000人，三个师的参谋长由国民政府指定国民党人出任，负责具体的军事行动；3、朱德、毛泽东必须离开红军出国考察。只是最后一点，中共断然不能接受。于是，周恩来下山报告党中央。
    “卢沟桥事变”爆发时，蒋介石仍在庐山转悠。7月14日，周恩来再次来到庐山，与国民党进行第四轮的谈判。这一轮谈判，虽仍未就红军改编后的指挥权上达成一致，但蒋介石基本上承认了中共在国民政府中的合法地位。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对各党派代表、各界名流发表了激动人心的抗战宣言“……战争既开之后，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如果放弃尺寸土地和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说着，蒋介石将手臂猛地往下一劈。会场上顿时响起长时间热烈的掌声，在峰峦间荡漾。伟大的全民族抗日战争，在庐山正式拉开了序幕。
    从1926年至1948年，蒋介石18次上庐山。在这里，蒋介石拉开了八年抗日的序幕，却接连兵败如山倒；在这里，蒋介石策划了第二次国共内战，却输得一败涂地；在这里，蒋介石承认了中共的合法地位，却招致最后败走孤岛的耻辱。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先生“八上庐山”，欲“调停”国共冲突，均无功而返。庐山，无论如何也不是蒋介石的吉祥之地。难得的是，他对恬淡宁静的庐山萌发过“异日退老林泉，此其地欤”的感慨。蒋介石在台湾抵制了“一中一台”的图谋，毛泽东闻知颇受感动。1965年7月，毛泽东表示：可把“庐山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地(即封地)。”并赋诗曰：明月依然在，何时彩云归。因此，有学者推断：如果不是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两岸早已和平统一。

    “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冷眼向洋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从这首七律?上庐山的诗意词义中，看出毛泽东触景生情，暗喻阶级斗争的社会决非陶渊明的世外桃源！
    1959年的“庐山会议”前期，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与会者自由交谈，各抒己见，轻松愉快，生动活泼，没有一点紧张气氛，大家称之为“神仙会”。毛泽东思绪平和，心情不错，还特意邀请贺子珍上庐山会面。令毛泽东沮丧的是，贺子珍一见面就精神恍惚，语无伦次。毛泽东只得连忙叫人送她下山。这是很不吉利的兆头！果然，会议预定7月15日结束，彭德怀在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引发了庐山“山雨欲来风满楼”。
    信中语调尖刻，对大跃进贬多褒少及其“有失有得”的提法颠倒次序，触犯了政治文化游戏的规则。毛泽东7月16日将此信公开，分明要在庐山摆一场“热风吹雨”党内“鸿门宴”。八届八中全会开幕后，吵闹双方仍恶语相向。小组会议讨论彭德怀的意见时，有人认同，有人反对。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说：“我劝一些同志要注意讲话的方向。这些同志，据我看还不是右派，可是他们已经把自己抛到右派的边缘去了。”会议随即出现“一边倒”。 26日，毛泽东指示：“要对事，也要对人。”于是，彭德怀被痛斥为“魏延的骨头、朱可夫的党性、冯玉祥的作风、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里通外国”。他仍不依不饶，奋力辩驳。
    毛泽东沉着旁窥，当会议摊牌得差不多了，才痛痛快快地拨乱反正。他的讲话，从历史到理论，越说越多，越说越激动。还以高亢洪亮的语音，配合以有力的手势说道：“我晓得你彭德怀从延安整风以来就很不服气，憋了那么久，这次就发到庐山上来了。好家伙，你简直要把汉阳峰推下去！你我共事30年，你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有意见为什么不在郑州会议上提出来？不在成都会议上提出来？庐山会议快结束了，怕是没有了机会，是不是？所以，就下了战书。你骂了20天，指名道姓，喋喋不休，还要怎么样了？”
    彭德怀被激怒了，他“嚯”地站了起来，吼道：“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娘，我如今只操了你20天的娘，还不行？”中央政治局委员们个个大惊失色。刘少奇气愤地说：“真不像话！”周恩来严厉命令彭德怀坐下。此时，毛泽东反而镇静得可怕，小声道：“哦？你要操娘啊！”说完，嘴唇抿得很紧。众人看着毛泽东把手里的半截香烟用力戳灭在烟灰缸里，感到自己的心，也黯然地沉下去……。
    中共党主席兼中央军委主席辞去国家主席一职，是否等于退居二线，值得商榷。“三面红旗”的制旗人是毛泽东，而扛旗人是刘少奇。1958年刘少奇到山东视察时提出：“苦战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1954年彭德怀充当过“高饶”的幕后支持者，从而成了刘少奇接班的军队障碍。“大跃进”出了那么多问题，刘少奇的接班人地位丝毫未见动摇。发生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将结束时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彭大帅扮演了“项庄”，而“沛公”到底是毛还是刘，恐怕当时连彭大帅自己也不知道。
    毛泽东预言“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在我党，这一类斗争，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斗到阶级完全消亡，斗争才会止息”。中共第一次“庐山会议”揭开了建国后党内激烈斗争的帷幕。
    庐山上，毛泽东的权威大获全胜；庐山下，全国性的农业大幅歉收。我国连续三年爆发了大规模的大饥荒，饿死成百万上千万人。可谓凶多吉少，天怒人怨！

    1961年8月，中共在庐山上举行了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工业、粮食、财贸及教育等问题。会议作出了《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这时，全国性的困难时期已接近尾声。毛泽东在会场内没有特别的政治举措，在会场外闲庭信步的诗情画意却意味深长。9月9日，毛泽东在江青两年前所拍摄庐山仙人洞的照片背面赋诗一首：“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这首诗最早发表于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12月版《毛主席诗词》中。而这幅照片发表在1964年4月11日的《人民日报》上。
    这期间，毛泽东在“三农”问题上遇到了一系列挫折、考验和挑战。两年前的“庐山会议”，毛泽东虽果断地祭起“左”的杀手锏打败了“右”的连环钩，逼迫会议左右各派迅速靠拢自己。但他清醒地看到这“一边倒”的政治态势，包含两大因素：一是他非亲自“披挂上阵”不可；二是“偃旗息鼓”的力量隐藏着卷土重来的杀机。
    刘少奇自中共“七大”崛起，其接班人“模特”从“八大”开始“走秀”。毛泽东在第一次“庐山会议”上保护了刘少奇，而刘少奇下山后立刻露出了形“左”实右的面目。还引用湖南老乡的话，说大跃进导致的灾祸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甚至声称“反右已反了好几年，现在应当考虑的是反“左”。于是，毛泽东在第二次“庐山会议”闲情逸致庐山风光景色之际，便开始酝酿未来的政治淘汰运动。
    如何才能得心应手地进行不断的政治荡涤，以保证红色江山千秋万代不变颜色呢？毛泽东突然想到了自己那位精明过人而又未能充分发挥作用的妻子。她在五十年代初把《清宫秘史》、《武训传》和《红楼梦简论》等描绘成“大毒草”，表现出敏锐的政治锋芒。毛泽东考虑到在频繁革命的过程中，需要有自己的“敢死队”在政治战场冲锋陷阵。于是，江青便顺理成章地成了毛泽东呼之欲出的政治培养对象。
    毛泽东对自己有生之年充满无往而不胜的把握，但对他百年之后自己刻录的革命道路能否持之以恒缺乏足够的信心。七绝“题照”诗意：尽管乱云翻滚，大有山雨欲来之势，而遒劲的松树仍泰然自若、昂然挺拔于天地之间。时年68岁的毛泽东，以革命的壮志，抒斗士的豪情，寄寓于题照的诗境之中。意欲唤起照片作者汹涌澎湃之激情、临危不惧之遐想，同时流露出对“劲松”将来的政治命运并不乐观。暗喻“风光”虽“无限”，却处在危机四伏的“险峰”，或攀上高山之颠，或跌落万丈深渊，那就只能看敢于攀登者自己的造化了。
    五年后，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文革旗手”江青果然脱颖而出，为毛泽东对各级权力“吐故纳新”的重新洗牌，立下了“乱中夺权”的汗马功劳。

    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上山前后，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表示过他不当国家主席的意向。林彪在大会上隆重推出“设国家主席”的提议。讨论时，与会委员大多数认为是名正言顺的事，都赞成林彪的提议。其实，中共建体下的“国家主席”只是一个象征性的职务，行使“礼仪式”的权力。林彪为什么偏偏在这一“虚位元首”的问题上和毛泽东较劲，使风诡云谲的“庐山会议”更加神秘莫测。
    毛泽东在中共“九大”上“法定”了林彪“接班人”的地位，却抛弃了林彪和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改用康生和张春桥的手笔，引起林彪一派的强烈不满。当林彪同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一唱一和，大讲了一番“天才论”后，“文革”崛起的枪杆子向同是“文革”崛起的笔杆子发起了攻势。而秀才们并没有过激的反应，因为他们揣测到毛泽东是站在他们一边的。江青曾经背后向毛泽东告状：“陈伯达经常在背后说我是武则天。”毛泽东笑道：“武则天是了不起的大政治家，也是大改革家，她对付她的敌人很有一套，反对派几次置她于死地，都被她巧妙地粉碎了。你要是武则天就好了。”
    “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毛泽东在会上恼道。他又转过脸来对林彪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这才是毛泽东的真话。第二天，毛泽东正式发表《我的一点意见》：“陈伯达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惟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毛泽东发言后，“庐山会议”立刻转为揭发批判陈伯达的主题。会议闭幕时，陈伯达早已从庐山消失了。林彪一派狼狈下山后，随即走向反面。
    摆平党内左右两翼斗争时，毛泽东显得游刃有余。抑制左翼阵营两派之争时，毛泽东似乎捉襟见肘。从毛泽东在第三次“庐山会议”上的顾此失彼，到逼反林彪，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的失败进入了倒计时。

    毛泽东建国后召开过三次“庐山会议”。最后的一次“庐山会议”前夕，庐山响起了“隆……隆……”的爆炸声。原来，林彪批准在庐山用炸药炸出一块坪地，铺设直升飞机机场。8月17日，庐山环山公路传来“嘭”的一声巨响，是空军司令吴法宪的专车同一辆修电灯的吉普车相撞。如果说迷信出于巧合，那就是不祥之兆！9月14日毛泽东下山时，对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道：“庐山这个鬼地方！这次会又未开好！”
    此后，不但毛泽东不再踏上庐山，连中共中央的高层会议也不再选址庐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