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号阅读量突然少了:1976【天安门】事件真相

1976【天安门】事件真相

        关于十里长街送总理的记忆，在我们的寻访对象中个人的感觉大不一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杨正泉，这几天很艰难，自从上次播放文艺节目被听众指责之后，电台便停播了文艺节目，但这么一来新的麻烦也接踵而至。连续三天没有安排文艺节目，到了第三天的时候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有些人审定了节目以后，硬是要中央台播出三组歌曲，审定三组歌曲要中央台播出，这个播出的，8日没安排，9日没安排，10日没安排，这个播出的时间正好是11日。

        解说：周恩来去世之后的第三天，也就是1976年1月11日的下午，周恩来的灵车驶向八宝山，北京街头出现了感天动地的一幕，上百万闻讯而来的中国人臂戴黑纱、胸佩白花，在寒风中伫立街道两旁，含泪相送灵车，十里长街哭声震天，在那个擅长社会动员的年代，这一次在没有任何组织和串联的情况之下，北京人倾城而出，不管是白发苍苍的老人还是怀抱婴儿的母亲，他们的脸上只有无尽的悲怆，他们压抑的泪水显示着情感没有出口，有一种不寻常的精神力量在暗涌着。

        解说：关于十里长街送总理的记忆，在我们的寻访对象中个人的感觉大不一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杨正泉，这几天很艰难，自从上次播放文艺节目被听众指责之后，电台便停播了文艺节目，但这么一来新的麻烦也接踵而至。

        杨正泉：连续三天没有安排文艺节目，到了第三天的时候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有些人审定了节目以后，硬是要中央台播出三组歌曲，审定三组歌曲要中央台播出，这个播出的，8日没安排，9日没安排，10日没安排，这个播出的时间正好是11日。

        这一天正是周恩来总理的遗体通过长安街到八宝山去火化的时候，这一天那个场面呢谁都不会忘记。

        解说：总理灵车驶过，百万人挥泪而别，这是一种前无古人难有来者的场景，然而就在这种万人同悲庄严肃穆的时刻，杨正泉管辖的电台里竟然再次传来了欢快的文艺歌曲。

         杨正泉：就在总理的这个灵车到达了八宝山的时候，也正是中央电台有一组歌曲播出的时候。

        这件事一直等到过了好多年以后，我一直没有忘怀。

        解说：时隔多年，杨正泉依然把这个事件看作自己职业生涯的耻辱，在他的回忆录中讲到这件事时，心情依然沉重。

        杨正泉：有一个听众就问你们为什么这样做，我曾经说那时候姚文元控制着舆论工具控制着电台，我们新闻界的人提出来一系列的要求都被否定了。

        刘振英（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这个报道上面中央规定的，那就得按这个办，因为上面毛主席还在，至于毛主席当时身体怎么样，我们无从所知，但是主席在的情况下，中央形成的文件你不能有太多的怀疑，那么我长期养成这个记者习惯就是，在这种岗位上，不该问的不问，不该说的不说，不该做的不做，就按照中央这个报告的规格，那么就是两天的告别仪式，三天的吊唁，15日开追悼会，两天的告别仪式在北京医院的这个太平间，地方非常小，我到了那个地方只有一个感觉就是，总理为什么在这么小的地方告别，一闪念，也不敢多问，那两天是痛苦不堪。

        新影厂记录下【十里长街送总理】感人一幕

        解说：首都百万群众街头送灵车，新华社记者写出了长篇报道，先是被压缩到很小的字数，最后由姚文元下令，一个字也不准登，唯一让人欣慰的是，可能因为新影厂还没有引起“四人帮”的重视，从而使得新影厂有了记录历史的机会。

        窦春起：站在发电车上，那时道路两旁都是满满的人，形成一个夹道，所以我觉得这部影片后来使用的好多特写，都会使观众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记得有一个戴眼镜的知识分子抱着孩子，还有一个老太太白头发等等这些镜头，都让你很难忘掉。

        解说：这些影像都是当年新影厂留下来的见证，窦春起在片中担任解说，回忆往事的种种情形，时至今日窦春起依然情难自禁。

        窦春起：泪水模糊了我们的双眼，灵车割断了我们的视线，敬爱的总理呀，我们多么想再看一看您，再看一看您呐。

        敬爱的周总理，我们多么想念您，我们多么需要您呐。

        陈晓楠：这就是1976年中国人面临的元旦新年，痛失总理的悲伤、政治气氛的肃杀、人们精神上的压抑，注定了这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开年。

        然而关于周恩来的逝世，故事还没有讲完，在随后的几天里依然变故频发，“四人帮”打击周恩来的动作始终高位运行着，他们似乎闻不到空气中的硝烟味道，也一定感受不到人们心中的怨恨，他们一如既往地高举高打，全然没有意识到所做的一切是在给自己挖下一个巨大的坟墓。

        客观地说，周恩来与同辈的中共革命家并无本质区别，但他在现代中国政坛的惨烈浑浊中长期扮演一个相对温和，富有人情味的角色，尤其是在林彪垮台后，周恩来的人格魅力攀升到顶峰，人们喜欢拿他与民间戏曲和小说中被神话的诸葛亮作比。然而在周恩来去世之后，他的治丧规格受到最大限度的挤压。

        文革时期，两报一刊呼吁民众坚持阶级斗争

        整整三十五周年之前，在那一年的9月，当时的中国人被一条难以置信的新闻惊得目瞪口呆，毛泽东去世了，这是一个难以接受的现实，因为长期以来，毛泽东这个名字一直是作为旗帜，作为光环存在的，他的去世将给中国政治带来怎样的变化。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苏东坡的这首诗不仅描绘了庐山，也描绘了作为个体无法目睹全局的那种窘境，尤其是当时的背景之下，然而时间过去三十五年之后，历史告诉我们，1976年，在客观上成为了中国人命运转折的节点，这一年天灾人祸接二连三，但是在政治上终于出现了让人欣慰的变化。

        “四个现代化”取代了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反右”、“文革”等等政治内容也迅速消失，而这些变化究竟是怎么到来的呢，整个1976年人们生活、情感和信念又有着怎样的起伏跌荡，从今天开始，我们将寻访当年的新闻工作者，借着他们作为亲历者、记录者，同时还是思考者的身份，一起来重温1976这段特殊的时光。

        解说：1976年元旦，按照“文革”以来的惯例，《人民日报》与《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联袂发表社论，题目叫《世上无难事 只要肯登攀》，看得出来当时的政府希望通过权威的两报一刊，给几亿失望的老百姓鼓劲打气。

        王忠人（原《光明日报》国内部主任）：气氛很压抑，因为“四人帮”搞那些倒行逆施，不近情理的东西，所以特别是老干部，心情很压抑，就觉得“文化大革命”搞成这样子，到底是对不对。

        贺延光（《中国青年报》记者）：“林彪事件”以后，这个想法就越来越多，是被毛泽东钦点为接班人的人，写进《党章》，写进《宪法》里的人，怎么突然间一下反目为仇，完全是林彪的问题，还是我们这个党，我们这个国家出了问题，开始怀疑。

        解说：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的第十个年头，中国的局面依然是混乱不堪，两报一刊的信念献词引用了毛泽东1965年创作的《水调歌头 重上井冈山》，他是以极其自信的口吻，描绘出新中国的美好生活场景。

        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路入云端。元旦社论以领袖的诗词为由头，试图让全国人民统一思想，继续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然而事实如何呢。

        周恩来逝世 治丧规格受挤压

        1976年1月8日，北京进入了那个冬天最寒冷的时候，如果按中国农历计算，这一天正是腊八节，是中国民间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意味着年岁之终，新旧交替，这一天又是佛祖成道之日，原本这是一个充满喜庆的日子，然而就在这一天的上午9点57分，北京医院传来一个极其隐秘而重要的消息，周恩来总理去世了。

        杨正泉（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那天我们正在放电影，中央电台政治处的一位干事高举成同志匆匆忙忙地跑去把我叫出来，在我耳边轻声地说了一句，出了大事了，让你赶快回去。

        解说：杨正泉，当时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副台长，他是最早听到周恩来去世这一消息的人之一，总理去世是极其震撼的消息，应该如何对待这一消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上上下下都不敢怠慢。

杨正泉：当时是中央电台的全体职工都不知道，就我们三位台长知道，所以这个研究工作是我们三位台长关起门来在那儿研究，因为在上级没有通知我们可以公开的情况下，我们是不能够传达的，但是我们必须做预案，必须为下一步的播出做准备工作。

解说：差不多就是在1月8日的晚上，中央各大媒体的负责人都收到了一个关于如何报道周总理去世的指令，让人意外的是这些指令非常不符合常理。

杨正泉：我们很吃惊，整个治丧期间，除了1月15日周总理逝世追悼大会的这一天停止文艺节目以外，其余的时间照常。

王忠人：姚文元给莫艾打电话，说是纪念活动不要到外边，还要抓好平常的学习，不要转移斗争大方向，周总理的逝世悼词还没出来，宣传规模怎么样现在还没定，你们先不要先做宣传，就这个意思。

解说：客观地说，周恩来与同辈的中共革命家并无本质区别，但他在现代中国政坛的惨烈浑浊中长期扮演一个相对温和，富有人情味的角色，尤其是在林彪垮台后，周恩来的人格魅力攀升到顶峰，人们喜欢拿他与民间戏曲和小说中被神话的诸葛亮作比。

然而在周恩来去世之后，他的治丧规格受到最大限度的挤压。

杨正泉：这哪像是一个大国总理的治丧活动安排，它也不符合当时人民的心情人民的愿望。

解说：在“文革”的后几年，周恩来、邓小平成为“四人帮”批判的首要目标，他们掌握以《人民日报》为首的舆论宣传机器，一会儿反经验主义，一会儿批周公，批宰相，批党内大儒，一会儿又是评《水浒》批投降派，最后汇集成巍为壮观的反击“右倾”翻案风。

在意识形态至高无上的年代，“四人帮”凭借咄咄逼人的话语权，将周恩来逼迫到独木难支的困境。

张常海（原《光明日报》副总编辑）：批林批孔还批周，周公就是总理，批林批孔可以，还来个批周公。

解说：周恩来在整个中国革命史上活跃了五十多年，穿越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反右倾、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等无数个急流险滩，虽然伤痕累累却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他长期以来勤政刻苦，委屈求全，使他在党内干部、党外人士和老百姓中有口皆碑。

窦春起（原中央新影配音演员）：我记得那时候是夏青同志播的那条消息，从那个时候知道总理去世了，然后就骑着自行车上班，这一路上觉得街上都不太一样，就觉得大家都知道这个消息，感觉人人心情都很沉重的样子。

解说：就这样，周恩来去世的消息首先通过电台向全国进行发布，同时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权威媒体也连夜印刷，向全国发布这一消息，影响1976年中国政局的第一枚重磅炸弹就这样投下了。

事实上，从4月5日一大早开始，“四人帮”的人也没闲着，清晨，姚文元把《人民日报》记者写的一份天安门情况送报政治局，并经毛远新转报毛泽东。上午，刚从天安门广场回来的江青，对病床上的毛泽东说。我来这以前，特意到天安门广场绕了一圈，一路上硝烟弥漫，一伙人烧房子、烧汽车，这是以死人压活人，邓小平是他们的总后台，我要控诉，我建议中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

陈晓楠：翻阅世界的建筑史，广场起源于古希腊，最早是作为市民户外聚集和交往的场所，既可以做市场交易，也可以举行庆祝、表演和审判，而中国的古代史上却没有广场这个概念，中国民众拥有广场活动，其实还是清朝结束之后的事情。

自从宫廷广场变成人民广场之后，广场见证了几乎所有的历史大事，而发生在1976年清明节的这次运动，从自发性上来说，超过了以往任何的一次，从目的来说，也是中国老百姓积极问政、主动把握自己命运的热情之举，因此后来有历史学家称之为伟大的国民运动。

但是从当时来说全然不是这样的感觉，1976年的4月4日晚上，广场上的纪念活动被“四人帮”定义为了反革命性质，并且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当天深夜，“四人帮”派出上万名工人、民兵和警察进入广场，清场工作开始了。

解说：4月4日深夜，北京市公安局调集两百辆卡车，把广场上的花圈、挽联、条幅、诗词扫荡一空，纪念碑周围圈起三道戒备森严的封锁线。

4月5日清晨，天安门广场呈现一片凄惨景象，花圈收走了，诗词撕掉了，挽联、标语、条幅都不见了。

天亮后，成千的群众继续涌向广场，这时，一个身穿蓝制服的人跳出来说，送花圈没有用，周总理是最大的走资派。

贺延光：是喊什么打倒周恩来还是怎么着，马上大家就揍他，追他。他就往大会堂跑，引着大家往大会堂，上台阶就追，这就造成群众冲击大会堂。

解说：随后，又有人放话说，花圈被收在人民大会堂地下室，于是数万名群众涌向大会堂东门，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

摄影师鲍乃墉拍下了这一幕，群众的举动被“四人帮”抓住不放，声称“反革命”分子冲击人民大会堂，随即加派了军警，还调来了两辆广播车。

保育钧：这个时候就广播吴德的讲话，吴德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它就反复广播吴德的讲话，说“天安门”事件现在发生变化了，请大家要提高阶级斗争警惕，提高警惕，警戒坏人破坏，请同志们散场。

解说：这是摄影师吴鹏的作品，他取名为《团结起来到明天》，这一幕发生在4月5日中午左右，群众得知镇压活动的指挥部就在广场东侧的小灰楼上，很快，群众排成十路纵队，手挽手、肩并肩，高唱《国际歌》，自西向东横穿天安门广场，向小灰楼走去。

保育钧：这个候就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了，所以北京市公安局就加强了警戒，到处都是警车，所以老百姓就很愤怒的把警车都掀翻了，用火烧掉，把汽车都烧掉了。

解说：由于在小灰楼找不到指挥部负责人，情绪失控的人们把指挥部负责人坐的上海牌小轿车烧毁了，接着又烧毁了指挥部的两辆吉普车、一辆面包车，下午五点多，灰楼前的警卫部队撤走，群众冲进了灰楼，点燃楼里的稻草，把小灰楼也烧着了。

保育钧：《人民日报》一天发几次内参，这是鲁瑛直接控制的叫情况组，他的一切年轻的记者。

记者：那个情况组他主要的任务是？

保育钧：就是在天安门发现情况，有什么情况马上回来就写内参，他们这些人一有什么情况就回来，回来马上就写，写了马上就报姚文元，姚文元就报毛主席，毛主席在《人民日报》内参上就批了，又打、又砸、又烧，性质变了。

解说：事实上，从4月5日一大早开始，“四人帮”的人也没闲着，清晨，姚文元把《人民日报》记者写的一份天安门情况送报政治局，并经毛远新转报毛泽东。上午，刚从天安门广场回来的江青，对病床上的毛泽东说。

我来这以前，特意到天安门广场绕了一圈，一路上硝烟弥漫，一伙人烧房子、烧汽车，这是以死人压活人，邓小平是他们的总后台，我要控诉，我建议中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

下午，邓小平来到人民大会堂江西厅，迎面遇上张春桥，据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记载，张春桥对邓小平说，一路上的情况你都看到了，这是“反革命”暴乱是有组织的，你就是纳吉。

贺延光：纳吉原来是匈牙利的一个总理，后来我们官方讲纳吉是搞裴多菲俱乐部，是搞“反党”的，后来纳吉被苏联人枪毙了，说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是中国的纳吉，所以继续掀起一浪高一浪的批邓。

保育钧：4月5日晚上就清场，4月5日一直到4月6日清场，那时候是用的民兵，调动的民兵，在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调了一大批民兵，拿着棒子，大概不到一米长的棒子，没用武器，用那棒子来赶，把人都赶走。

贺延光：我那天晚上是到我父亲一个老战友家去串门去，部队上一个同志，一个老同志，串门去，你看在他们家，那个老同志，墙上挂的是一张长方形的照片，天安门文化大革命群众游行的照片，这老头指着照片，耻辱、耻辱，你说当时人们什么情绪啊，这是军人，耻辱、耻辱，我从他们家回我们家，我们家在永定门外，他们家在景山后海那儿。我骑车子，走这个北海南门叫什么，我就看一路一车又一车的工人民兵，戴着柳条帽，拿着镐把，车上的拿镐把，一车一车的往天安门广场跑，我骑自行车，他们车开的比较慢，我自行车能追上，我说到哪儿去，天安门。

记者：还答应你。

贺延光：我就问车上的那些工人，工人民兵，那是准备去镇压的，镇压“天安门”事件的。

共产党就是搞马克思主义的，搞马克思主义的这些老元勋们一个一个都不能享有这个评价，那这个革命的意义在哪儿呢，联系到了怎么评价周恩来，联系到国家下一步的走向，你像我现在讲这个事，可能你们都觉得至于吗，真是至于......

周恩来辛劳一生悼词竟无【马克思主义者】

陈晓楠：周恩来的去世，对于本已是混乱不堪的中国政局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人们无法承受失去总理的悲痛，然而内心的迷茫比悲痛似乎更加难熬，另一方面对于“四人帮”而言，他们谋权夺利的道路顿时开阔起来，他们迫不急待地开始采取了一系列不可思议的措施，从而也引发了人们多年来积累的对“四人帮”的怨恨最终大爆发。

“四人帮”的覆灭这是后话了，我们先来看看周恩来去世之后各方的反应是怎样的呢？

贺延光：当时给人们带来一种绝望感，中央再没人了，能干的人已经没了。

王忠人：等于一个大厦支柱似的，他去世了谁能应付这个局面，“四人帮”这种状况。国家是堪忧的。

方明（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十年，整个社会是乱糟糟的，中国的前途是什么，人民的命运是什么，在那个时候心里真是一点底都没有，所以总理去世觉得非常悲痛，感觉一棵挡风的大树倒了，我们今后怎么办搞不清楚。

解说：当时的保育钧是《人民日报》的编辑，正在干校劳动，当他听到周总理逝世的消息之后，他马上赶回北京。

保育钧（原《人民日报》编辑）：第二天就回到北京城里，回到报社了，整个楼里就没一点笑声，说话也没大声，就是比死了爹妈还沉痛的这种心情，当时看到领导他们很紧张，左一个通知，右一个通知开会，大家不要上街去，现在黑布黑纱已经脱销了，不必要纪念，不必要用这种形式来纪念，始终都引导，但是上面从鲁瑛以上的那些人，我们可以看出来他们是别有用心。

解说：1976年1月9日，《人民日报》发布了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消息，人们仔细察看报纸上的每一句对周恩来的评语，他们希望自己敬重的总理也能够得到官方的认可，然而人们失望了。

贺延光：你如果说周恩来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那可能对人们的心情还是一种安抚呢，说你中央还是肯定的，但是没有，那这些老革命、老元帅、老开国的功臣一个一个去世，怎么评价他们，我们很注意，一般的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但是周恩来不一样，周恩来顶到头了，后来我就想连周恩来干了这么一辈子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那中国只有一个毛主席，只有毛主席是，只有毛泽东是，别人都不是，成千上万的人，大家这种情绪。

解说：像贺延光这样的读者绝不在少数，在人民的心目中一个人的葬礼规模和身后所能享受的哀荣极其重要，中国有一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指一个人的是非功过，到死后才能做出结论，那么中央对于周恩来的评判是怎样的，当时的中国人都在关注这个问题。

保育钧：总理去世之后成立了宣传报道组，那是鲁瑛他们直接控制的，按照什么调子来纪念，调子规定了一条，对总理不提马克思主义者，只提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

贺延光：共产党就是搞马克思主义的，搞马克思主义的这些老元勋们一个一个都不能享有这个评价，那这个革命的意义在哪儿呢，联系到了怎么评价周恩来，联系到国家下一步的走向，你像我现在讲这个事，可能你们都觉得至于吗，真是至于。

解说：根据《人民日报》前副总编辑余焕椿回忆，周恩来逝世的第二天，姚文元对总编辑鲁瑛说，总理逝世，没有报道任务，各国的唁电不能占版面太多，唁电的标题要缩小，不要提倡戴黑纱、送花圈，报上不要出现敬爱的周总理字样。

保育钧：“四人帮”在《人民日报》的代理人叫鲁瑛，他是上海《解放日报》调来的，他当初是跟姚文元直接联系，是通过红机子联系，我们只是要知道上面什么精神，套用鲁瑛的话就是，鲁瑛从那个抽屉里拿个本本，抽出来看什么指示，再给我们念一下子而已。

解说：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尚且如此，其他报纸的情况就更加不能期待，像《光明日报》这样的报纸虽然是在周恩来的一手扶持之下成长起来的，但是在这个时候他们却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

陈晓楠：当时就不让自己活动，不让对周总理的报道不能随便的，听新华社消息，报社统一掌握，群众来稿不让登报，群众自发悼念来稿不让登报。

解说：1月9日这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杨正泉一直守在播音机房，他亲自掌握着每一次总理逝世讣告的播出，希望能尽力做到不出差错，但让他没想到的是，最后还是出事了。

姚文元令勿重点报道周恩来逝世

在治丧活动期间，中央电台应该停止播出一切欢快的文艺节目，包括音乐、戏曲、曲艺、歌曲，其他的一些戏剧文艺演出，因为在这个时候播出这样内容是不协调的，也不符合人民的心情的，治丧期间停止文艺活动是对一个生命的基本尊重，但是主管宣传的姚文元特意向电台作出指示，周恩来治丧期间文艺节目照常进行......

杨正泉：在播出讣告以后，相间隔之间过了一段播出了音乐，这时候马上接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许多电话，严厉地进行质询、质问，最典型的是人民大会堂和北京饭店一些职工，一些服务员打来的电话，好多是过去长期在总理身边工作的人员，为总理服务的人员。

他们说讣告我们听了，你们为什么不连续广播，你们为什么要播出音乐，你们是什么感情。

解说：跟杨正泉的尴尬处境相比，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的姜云川似乎自由一些，当时作为新影厂的副总编辑，姜云川参与了拍摄周总理逝世纪录片的全过程，让人奇怪的是在拍摄期间，“四人帮”的人竟然没有对他们进行干扰。

姜云川（原中央新影编导）：一直到最后也没听到上级给新影下达指示，要拍个什么什么样的片子，没有。

窦春起：新闻电影工作者他有一种直觉，就认为很快要组成新闻记录电影的一个拍摄的摄制组，大家认为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会落到我们这些人身上，所以大家就等待着马上要开会组成摄制组工作，果然当天由当时的厂长钱筱璋同志主持会议，组成了一个拍摄总理逝世影片的一个摄制组，我被指定为这个影片的解说员。

解说：1976年1月8日9时57分，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周恩来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窦春起：新闻纪录片组织拍摄这个工作很庞大的，这个队伍很庞大，上百位摄影师。

解说：这是总理遗体告别的情景，1976年1月10日，告别厅设在北京医院的一个临时的灵堂。

王忠人：一进那个北京医院的告别厅，外边就哭声一片，那里头那个时候根本控制不住，控制不住一片哭声，我们去那些人两个眼睛模模糊糊，看总理想看一眼，模模糊糊。

窦春起：我记得当时中央警卫团的一位女同志，甚至在那儿哭得都不行了，其他的人就把她扶着就出去了。

刘振英（原中央人民光报电台记者）：由于大家对周总理那个情绪没有发泄，对小平同志有一定的期望，他就不愿意去批，比如说各单位包括社区老太太，说开批判会，好啊，走啊，批邓小平同志的三项指示为纲去，她就笑着去批，所以这是个民意，批邓那个反击“右倾”翻案就开始批了，江青在会上就开始公开点邓小平名，公开骂他，怎么压制她，就讲这些东西。

周恩来逝世 《人民日报》头版文章登风马牛不相及的文章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当第二天消息传出之后，全国各地的人们都在各地家中悬挂遗像进行悼念，全国各种工作场所都举行了追悼仪式，在周恩来去世的六天之内，《人民日报》只发了两条消息，首都百万群众送总理的情况新华社只字未提，而是呼吁人们继续批判国内的资本主义势力，批判的矛头直指邓小平。

邓小平当时被认为是周恩来遗志的继承者，他的铁腕整顿卓有成效，受到民众广泛的支持，于是四人帮在周恩来的丧礼上也做尽了文章，如何才能一箭双雕呢，也可谓是颇费心思。

解说：1976年1月14日，也就是周恩来去世之后的第六天，追悼会的前一天，全国人民当时还处于失去总理的巨大悲痛之中，《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在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风马牛不相及的文章。

杨正泉（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你们想象不到，我们也没有想象到，登了一篇什么文章，姚文元指示《人民日报》在第一版的头条通栏大标语，等了一条《大辩论带来大变化》。

保育钧（原人民日报编辑）：这个稿子一出来我们大家都骂，扯淡。

王忠人（原光明日报国内部主任）：这稿子就是自稿，不是新华社的稿子，恰巧这天《人民日报》也登这个稿子，也登清华大学的稿子，后来就知道这是鲁瑛，《人民日报》的总编辑鲁瑛和莫艾他们共同研究的。

解说：这一天的《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前三版只字未提悼念周恩来，却在头版以通栏标题发表长篇报道《大辩论带来大变化》，文章劈头盖脑第一句话就是，全国人民都在关心着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的大辩论。

保育钧：这个恶毒的用心很清楚，就想把对总理的悼念压下去，老百姓是不服，我们编辑部的人都不服，纷纷议论这个文章是怎么出来的，很神秘，不告诉我们。

王忠人：你堵住这个版面，有冲淡悼念周总理的气氛，叫大家注意力还是反击“右倾”翻案风。

解说：1月14日这天，正是悼念周恩来的活动在全国如烈火蔓延的时候，姚文元完全漠视人们的情绪，并且很得意的说，只有这篇文章才能压得住，这是关键时刻发表的典型文章。

杨正泉：我们中央电台新闻报摘的工作人员看了这篇文章以后，纷纷地提出来我们不能广播，我们关心的不是这个，但是经过请示还是要播出，当一播出了以后，群众来电话纷纷地指责，什么狗屁文章，我们关心的不是这种教育革命的变化，我们关心的是总理逝世。

周恩来逝世后 江青公开点名骂邓小平

解说：周恩来的去世就像琴弦的断裂，在此之前的十年，中国人的神经已经绷得太久太紧，当时的氛围像极了雨果小说《悲惨世界》中的一个经典场面。

1832年法国同情穷人的拉马克将军病逝，迅速点燃巴黎街头的革命风暴，而此时的中国民众情绪积聚压抑已久，急需寻找一个出口。

保育钧：总理去世之后，我们这些个普通的编辑记者，总觉得中国的一棵大树倒了，总理去世了之后，谁来当总理接替他，我们是关心的这事情。

解说：随着周恩来的去世，一个巨大的疑问萦绕在中国人的心中，那就是中国往何处去，以当时的形势来看，政治分歧已经泾渭分明，在体制内的正式场合，“四人帮”的势力通过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宣传工具，保持着绝对的话语权，而在体制外的私下交流中，周恩来、邓小平成为同情和拥戴的对象。

贺延光（中国青年报记者）：当时就那感觉，因为中国人把自己的前途、命运都寄托在领袖人物身上，所以周恩来苦撑危局，现在又走了，那中国将会是个什么样子，这些【文化大革命】的新贵们上来之后，折腾了十年，周恩来一去世我们基层就觉得，周恩来苦撑危局这个局面就很容易被打破，邓小平又下去了，周总理又去世了，那谁，叶帅他们身体不行，也是靠边站了，当时也是靠边站的。

解说：在众多的情绪中，对邓小平的期待占据了重要的部分，此时的邓小平正处于火山口上，作为【文革】前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他在“文革”中被打倒，【林彪事件】后复出，务实治国的邓小平以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的就是好猫在党内闻名，在价值取向上，他与周恩来有更多共同语言。在1974、1975两年中，周、邓二人针对濒临解体的各行各业进行整顿，全国形势迅速好转，人们在【文革】浩劫中看到了一线希望。

贺延光：邓小平上台以后抓住几件事，就是工业整顿、农业整顿、铁路、军队，这一整顿就是，所谓一整顿就要把“文革”期间这一些乱象要截住，要走上一个比较正规的轨道，这个东西是很得人心的，当然不光是老干部，我看包括很多工人，我在工厂我都了解这个情况，基层的干部，基层的工人都是非常拥护的。

解说：但是时间到1975年下半年以后，局面又起变化，1975年12月，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邓小平再次受到批判。

贺延光：不满，对社会、对现实不满，对“文革”不满，对打倒邓小平不满。

刘振英（原中央人民光报电台记者）：由于大家对周总理那个情绪没有发泄，对小平同志有一定的期望，他就不愿意去批，比如说各单位包括社区老太太，说开批判会，好啊，走啊，批邓小平同志的三项指示为纲去，她就笑着去批，所以这是个民意，批邓那个反击“右倾”翻案就开始批了，江青在会上就开始公开点邓小平名，公开骂他，怎么压制她，就讲这些东西。


2011年1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