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男子的高校生活歌曲:当时人忆:有些革命青年晚上男女不分睡在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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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1月27日 09:23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网 作者:单世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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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1928年,曾志到湘南参加朱德领导的暴动。“当时郴州有一批热血青年投身革命,……这些男女学生白天走上街头巷尾或深入农村,开展宣传发动工作,晚上回来却又是又唱又闹,疯疯癫癫的。夜间男女也不分,几个人挤在一张床上,深更半夜还吵吵闹闹的。……他们以为现在解放了,男女平等了,男女也可以不分了。”

潘汉年 资料图
本文节选自《青春、革命与知识分子》 作者:单世联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网
中国革命首先是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但由于社会革命的对象之一是包括“三从四德”在内的传统伦理,由于革命动员以“解放”、“自由”为口号,因此对于参加革命的青年男女来说,革命也包含着婚姻自由、一定程度上还有性自由的意义。1928年,曾志到湘南参加朱德领导的暴动。“当时郴州有一批热血青年投身革命,……这些男女学生白天走上街头巷尾或深入农村,开展宣传发动工作,晚上回来却又是又唱又闹,疯疯癫癫的。夜间男女也不分,几个人挤在一张床上,深更半夜还吵吵闹闹的。……他们以为现在解放了,男女平等了,男女也可以不分了。”
革命意欲颠覆原有的社会控制体系,革命青年尤其感到原有的道德系统对人性欲望的约束力,他们理所当然地把性自由当作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岂止是知识青年,在闽西,少年先锋队在反封建、反旧礼教,主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方面作了大量宣传工作,“一些深受主人欺辱、受公婆虐待的丫头、童养媳,经过少年先锋队的宣传教育,纷纷起来反抗,投身革命。”后来成为党的领袖人物之一的王稼祥,1925年由父母包办与一个没有文化的女子结了婚后,革命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不想恋爱的幸福,不去组织家庭,只把我的全力,置之社会革命。唉!革命是我的终身寄托了。”
一些青年最初是冲着婚姻自由而参加革命的。胡也频在小说《同居》中这样描写婚姻自由(包括性自由)的吸引力:“妇女们更快乐活泼得利害。她们从前都没有出息地关在贫苦的家庭里弄饭,洗衣,养小孩,喂猪,像犯人关在监狱里一样,看不见她们自己的光明,现在她们好像是在天上飞的鸟儿了。她们的生活自由了,没有压迫,没有负担。并且不害怕丈夫了。她们可以随自己的意思和男子们结识。她们还可以自由地和一个‘同志’跑到县苏维埃去签字,便合适地同居起来。她们生下来的儿女也由‘公家’保育,不要自己担心。”这并不只是文学的虚构。直到1937、1938年,受斯诺《西行漫记》和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的影响,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怀着对革命和新生活的憧憬奔向延安时,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在延安也相当盛行,男女交往相当随意,十月革命后苏俄柯伦泰夫人的“杯水主义”很有市场,甚至一些历尽艰辛的老干部也以“打游击”和“革命的恋爱”为新生活的标志。
但中国革命许诺的只是婚姻自由而不是性自由、性解放,严酷而艰苦的革命最需要的是禁欲主义。最典型的是潘汉年,为了一心从事革命,他在苏联做了绝育手术。革命行为是超道德、反道德的,但革命队伍也需要由外向内灌输的“道德”,它要求改造人性,灭绝人性,要求无条件的牺牲、奉献。从国民革命时期章太炎的“道德无我”论到共产革命时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在取消个人权利以服从整体目标的意义上,革命道德与传统道德有相合之处。所以无论中国革命怎样提倡道德革命、文化思想革命,真正成功的只是政治革命、夺权斗争,而文化观念、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仍受传统的隐形控制。即使在政权到手、继续革命时,毛泽东也只是在1958年设想过废除家庭的念头,直到天翻地覆的文革,也不能彻底打破传统禁忌。
所以,一旦进入革命体制,性自由也要被坚决地否定。在得知郴州青年的行为后,湘南特委特派员何舍鹅大发脾气:“这还了得,晚上男男女女都搂在一块睡,男女都不分了,……这些人也是反革命,破坏我们的革命道德。如果发现谁再这样,就枪毙,就杀头!”何舍鹅也许只是吓唬一下,但1930年江西“肃AB团”期间,就确有领导者认定AB团“利用婚姻绝对自由的口号,实行乱交及漫无限制和恋爱”,然后把自由恋爱或在两性关系上犯错误的同志,一律打顾AB团。
同样,“杯水主义”在延安也只是流行了一小段时期。1939年后,新型的革命等级制度开始建立并严格执行,此后流行的是以干部级别为基础的由领导介绍批准的婚姻制度。严格的男女关系是新社会的基本伦理之一,甚至是革命的基本要求之一。1968年5月19日,陶铸在中南区“文革”动员大会上批判苏联的修正主义,证据之一就是:“今年‘五一’节的夜晚,红场上有许多的男女青年,大跳摇摆舞,男的女的一块乱来,接吻,讨价还价。破裂的就一脚踢开。有的男女青年玩得好好的,突然男的把女的踢倒在地,简直是发疯了。苏联的社会变成这个样子,同我们更是鲜明的对比,我们到处是革命的新风尚,他们是腐烂透顶,令人作呕。”陶铸当时并不在红场,但不妨碍他说得绘声绘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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