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男士会所:科莱特的吉吉

　                     如今我们回望茜多妮·科莱特——这位法国20世纪上半叶最为才华横溢的女作家，也许我们已然分不清感动我们至深的究竟是她的作品还是她的人生。

　　在一个妓女合法化的西方社会，在一个年轻女子赤裸裸宣扬自己对于豪门婚姻渴望的当代中国，我们或许已经无法体会到科莱特的特立独行：她从一段虚伪的上流社会婚姻中摆脱出来，为了成就自我的独立，她不惜到巴黎著名的红灯区“红磨坊”为观众奉上半裸的舞蹈表演。并且，正是因为独立，她不再愿意进入另一桩婚姻，即使这次的对象是一位大大有别于前夫伪善嘴脸的诚挚青年。我们或许无法体会到《流浪女伶》为女性人生所做的开天辟地的书写，我们或许更无法相信这段开天辟地的书写所引起的震动——1954年8月3日，在巴黎，“为她（科莱特）举行的国葬上，一千枝百合将摆在她墓前”（翁达杰《遥望》）。因为那个年代与我们已经几多隔膜，那是一个上演《玩偶之家》时连娜拉对丈夫说句“让我们坐下谈谈”也会引起以男权为中心的上层社会集体忿怒的时代。我们的女作家科莱特一生所承受的压力和带来的影响可见一斑。

　　不过今时今日重读科莱特，重读她对于婚姻、职业与爱情的思考，带给我们的启迪早已超然于女性主义之外。刚从婚姻牢笼中走出的科莱特，她努力地区分着“性”与“爱情”，“金钱”与“职业”。布拉格作为流浪女伶勒内舞台上的男搭档，两人常常半裸着在舞台上上演着欲望与征服，勒内任凭布拉格的嘴唇重重地压着自己，任凭自己水草般柔软的身体委身于布拉格，却从来没有对于布拉格产生过舞台之外的任何感觉——“我将被布拉格施暴，倒在地上，却不会擦伤手肘，也不会磕扁鼻子”。这是勒内，这位科莱特的化身在第一段婚姻中领受的苦果，前夫详装出上流社会的伪善面孔，背地里却是沾花惹草，处处留情。勒内嫁给这位丈夫的时候甚至不知道什么是爱情，她一直以为被丈夫占据着的自己是爱丈夫的，然而不是，徒然是夫妻关系的依从，或者说是性依附。所以，不愿再次误认“性”为“爱情”的勒内逼迫自己清醒地分清第二次爱情的到来，面对富足的乡绅马克西姆，勒内从一开始就给自己上紧了发条——“他没笑，因为他想要我。他不要我身上的任何财物，这个男人，他要我。”即使当爱情一次又一次将他们推进，勒内知晓这位同龄男子用情专一，品性纯良，她还不住地拷问自己：“我爱他吗？我担心自己的欲望，这可能仅仅是一次感情危机。”只有她最终意识到这是爱情，她才愿意将自己的心贡献，因为有过婚姻经验的勒内知道，婚姻必须以爱情为基础。

　　这是勒内的成熟，但步入社会过于成熟的勒内也看到了婚姻的阴暗面——金钱与束缚。作为一名巴黎的二流舞女，我们看到这份职业于勒内最重要的意义并非金钱。小说中有另一与勒内并呈的女子——雅丹。这位自小登台凭借好嗓音赢得青睐的歌女常常拿赚来的钱没有办法，谁要借就借给谁，或者请朋友吃饭快活，无妨。于勒内而言也是相仿的，因为金钱的意义不在于富有，而在于独立。所以，与马克西姆相恋的勒内并不会就此放弃巡回演出，一心盼望嫁给这位衣食无忧的富家子。并且，马克西姆吃惊地发现为了节省开支，女友的内衣将要和布拉格的衣服打包进一个行李，而且两天才能更换一次。马克西姆当然提出自己的不满，打包票说金钱自己可以负担，不过与此同时，勒内也发现了与马克西姆的隔膜。这位从未靠工作养活自己的少爷当然无法懂得独立的意义，无法理解靠双手劳动赚取金钱的意义，更无法理解职业的需要。在科莱特懂得职业的重要性同时，她自然地将婚姻与职业对立起来。

　　柳鸣九先生如此解析勒内为何毅然离开马克西姆：“唯一的原因仅仅是，过去的婚姻与家庭生活给勒内造成的创伤仍在隐隐作痛，她对那像噩梦一样的现实仍耿耿于怀，她不愿意再去过依附丈夫的生活，不愿再把自己限制在家庭的狭小天地里，即使在这个家庭里，她自己将处于尊贵的、被供奉的地位。”确实，过去婚姻的创伤教勒内懂得独立的意义，她无法再为其中一者牺牲另一者。然而，这不是全部理由，更重要的原因是在职业中展现能力的勒内觉察到自己的强势，这样的女性往往希望婚姻中的男性能够强于自己，并且独立。不过我们看到，马克西姆与这个要求格格不入。他无所事事，继承着自己的家产，对于职业的意义懵懂无知，甚至随着勒内与马克西姆异地相恋，鸿雁传书，马克西姆暴露了更多他的弱势。言语贫乏，情书写得如同温吞水，居然还相信连勒内都不屑的卜卦算命。这样一个单纯幼稚的男人如何值得成熟独立的勒内托付终身呢？

　　与马克西姆类似的男性角色在科莱特的小说中绝不鲜见。我们甚至可以将《二重唱》中的米歇尔看作是婚姻生活中的马克西姆。妻子阿莉丝仅仅出轨过一次，她向丈夫坦白，认为这“不可宽恕而又无伤大雅”。不料这一切竟暴露出米歇尔所有的怯懦和幼稚。他在妻子面前显得怒不可遏但又不敢尽情发泄，害怕被女佣听见，他与妻子同行的时候还故意装出恩爱的假相。米歇尔一直称呼妻子为“我可怜的孩子”，可小说证明他的行为更像孩子。即使妻子坦言自己这么做既不是一时欲望也并非爱情时米歇尔仍然无法接受，他一心想的只是自己性欲短暂，想着妻子的外遇，代理人舍韦斯特尔对于自己这个地主的施压。为了报复，或者说为了掩饰自己内心的脆弱，他故意弄砸了和舍韦斯特尔合作的生意，在妻子看来全然的孩子气。最终，这个过不了嫉妒与怯懦的男性走向了自我毁灭。

　　可以想见如此书写男性在20世纪上半叶会是多么空前绝后，然而我们也看到了科莱特的偏执。科莱特理所当然地走出了对于“理想丈夫”的迷恋，她却冥冥中走入了另一个境地——崛起的强大女性鄙夷弱小的男性，体现在作品中即是对于婚姻的拒斥。《流浪女伶》中勒内或者并不如那个“被丈夫抛弃，遭弟弟毒打，被诉讼代理人骗光了钱，被仆人吃光家产”的玛尔戈那样悲观厌世，永远泼勒内冷水，认为勒内再次获得的爱情不知是好事还是坏事。但我们也可以看到懂得爱情重要性的勒内背负着战战兢兢不敢爱的阴影，同时，她对于职业的追求也在某种方面改变了她的衡量天平，爱情远远不如职业重要；婚姻作为职业的对立面，是应当摒弃的，况且婚姻中的这个男性远没有女性优秀。如今的我们对于科莱特的想法已不感新奇，尤其当“剩女”成为了一种现象。或许这也是为什么科莱特的大多数小说都没有圆满的结局，爱情或婚姻总以一方的退出而告终。我相信科莱特最终也发现了是自己的偏执为一切的不完满埋下了悲剧的先声，于是有了她的最后一部作品《吉吉》中，她告诉了大家爱情不能用得失天平来衡量。

　　十六岁的吉吉在两位外婆的调教下俘获了三十三岁的富翁加斯东舅舅的心。加斯东终于按捺不住，向吉吉表白，请求吉吉跟随自己。他没有料到，这番话竟然会出自面前这个十六岁的少女：

　　“您真是个可怕的男人！您爱上了我，而您想把我拖进另一种生活，我在这种生活中惟有苦难，每个人都说别人的闲话，报纸上尽写些攻讦的文章……您爱上了我，您会把我置于可憎的冒险之中，又不可避免地导致分离、争执、第三者插足、手枪以及阿……阿片酊……”

　　吉吉对于未来的一切有着娴熟的把握和清晰的认知，她起初也是拒斥的，称呼加斯东为“坏男人”，让其“滚开”。正当读者以为这场爱情又将以破裂告竭时，我们看到这位十六岁的少女有着与她年龄不相衬的勇气：“不，别向我发誓。我想过了，我情愿跟您在一起很不幸，也比没有您强。”笔耕五十年的科莱特将自己最后的力量全部赋予这位早熟的少女，也许在那一刻，科莱特又明白了，即使实现了思想成熟，即使历经了岁月的洗练，即使获得了职业的肯定，女人也不应就此失去追求爱情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