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漫谈丝袜按摩会所:德黑兰读《洛丽塔》

                      在庞大到难以轻易动摇的体制面前，个人该如何应对，如何保留尊严、勇气，以及对生活的希望与想象？

 　　“女警卫拿了张卫生纸，要我把脸上涂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擦干净。我说我什么也没涂，她就自己拿着卫生纸擦。由于结果令她不满意，因为我真的没化妆，她就更用力擦，擦到整层皮都快被她磨下来了……” 　　20世纪80年代，伊朗的大学教授阿扎尔·纳菲西正经历着这样荒谬的“检查”。此前，她从美国留学归来，在当时被称之为“伊朗最自由的阵地”的德黑兰大学教授西方文学。然而，伴随着伊斯兰革命的爆发，整个伊朗社会逐渐被原教旨主义的宗教势力掌握，呈现出始料未及的禁锢与倒退，女性权利尤其被大大压缩。 　　在政治与宗教“最高领袖”霍梅尼的教义要求下，她们不能露出眼睛以外的任何部位，以免“诱惑”异性产生“不道德”的欲望；她们进出学校需要经过检查，不能化妆，不能涂指甲，不能有一丝“西方化”的倾向；她们甚至不可以在公共场合跑动，即便上课铃已经打响。 　　在城市街头，常见一种白色丰田巡逻车，其上坐着四名持枪男女。他们被称做“神的血肉”，巡逻的目的是确保妇女的行为举止符合要求，而且没有与父兄、丈夫之外的男子一起出现在公共场合。 　　此等境况下，纳菲西的教学难以为继。平日教授的篇章都被当局作为“西方流毒”严令禁止，学生们在校园里也受到越来越多穿着和礼仪上的限制。她选择辞职，在自家起居室开起了“私家文学课”。每周四上午，她邀请自己欣赏的学生来家里，除下头巾、罩袍，身穿T恤与牛仔，一起讨论黛西·米勒的勇敢，伊丽莎白的骄傲，盖茨比真诚而功利的“美国梦”，尽管窗外大喇叭正高声嚷着“美国去死”。 　　“在讨论作品的过程中，她们才会放开自己，放纵情绪。小说是逃避现实的管道，我们可以赞叹它的美丽与极致，暂时抛开自己身边有关训导主任、大学与街头道德纠察队的烦扰。”若干年后，纳菲西撰写了明显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在德黑兰读<洛丽塔>》，生动细腻地描述了文学课的场景。 　　这几位充满热情与勇气的女性师生，原指望借助文学超越现实，却发现“我们所遁入的小说世界，最终却引导我们质疑挑战我们所处的现实，这是我们一直以来无力说出口的。” 　　从现代化到原教旨 　　伊朗并非历来如此。从1925年到1979年，在礼萨·汗和巴列维国王父子两代的统治下，伊朗一度也曾向西方的现代化道路靠近。尤其是从西方留学归来的巴列维推行“白色革命”，推行土地改革、森林及牧场国有化、国企私有化政策，赋予妇女选举权。用纳菲西的话说，那时的妇女“能无拘无束走在街上，自由自在与异性同行，加入警力部队，担任飞行员，活在全世界最先进的妇女法律下。” 　　在这些强有力的政策下，伊朗国力明显增长。到1978年，伊朗的人均GDP已达到2250美元。但经济增长并未相应带来政治改良，这也导致了巴列维政权的最终倒台。 　　由于民主政策的缺失，受惠的惟有一小部分利益集团，而原来的地主集团及农民、雇工却失去了稳定的生活来源，导致各大城市发生暴动和混乱。巴列维重用特务机构“萨瓦克”镇压对手，加之他的独裁作风、奢华生活和对伊斯兰宗教势力的敌意与钳制，引起下层民众和教徒们普遍不满。 　　在革命派一次接一次要求国王退位的呼声里，巴列维不得已在1979年出走“避难”，伊朗政权随之倒台。流亡多年的宗教领袖霍梅尼自海外归来，受到人民拥戴，成为国家最高领袖，他领导的什叶派伊斯兰教势力也得以壮大。1980年，霍梅尼主导将伊朗王国的君主立宪制改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获得98.2%的民众支持率。 　　这看似符合爱国者们的期待，独裁政府倒台了，新来的领袖具有极高的威望，接下来应该越来越好吧？政治更加民主，传媒更加自由，文化更加多元…… 　　现实毫不留情粉碎了公众的愿望。革命热情褪去，随之而来的却是意识形态层面更加严苛的控制。霍梅尼采用伊斯兰法律，修改宪法，规定国家运行及国民生活须有“法赫基的监护”，即由伊斯兰教法学家统治国家。宪法监督委员会有权否决不符伊斯兰教的法律、罢免不合伊斯兰教义的官员、要求全国人民的所有言行都符合教义规范。 　　拥有军警、纠察力量的强权机器轻而易举胜利了。在他们的严密控制下，此前的现代化努力荡然无存，仿佛它们从未发生。很快，纳菲西的女学生们就只能谈论“被剥夺的吻、没看过的电影和肌肤没吹过的风”。 　　1980年爆发的两伊战争又加剧了这样的气氛。战争初期，出于民众的爱国情绪，伊斯兰政权得以迅速凝聚人心。但随着战事的迁延与伊拉克导弹的不断袭击，厌战者越来越多。战争最终历时八年，伤亡100多万人，此时城市内常见的引自霍梅尼言论的大幅标语看起来如此讽刺：“这场战争对我们是天大的福气！” 　　历史并非一直向前，即便曾经经历过民主社会，即便“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也不能阻止国家一夜之间退回到孤立与专制。而这一切，该由谁来负责呢？当权派、野心家、缔造这一体制的始作俑者……还有呢？ 　　“我们帮忙制造了这场混乱之后，不该只得将就当局政权。”书中纳菲西的丈夫比姜如是说。他举了再清楚不过的例子：从1978年12月巴列维丧失权力，到次年2月霍梅尼归国期间，一贯反对巴列维、曾多次被捕的著名政治家巴赫蒂亚尔担任首相。他或许是当时最具民主思想的反对党领袖。但随后伊朗民众否决巴赫蒂亚尔，选择以一个更保守的政权来取代巴列维王朝。“伊朗人民和知识分子，都犯了严重的判断错误……只求毁掉旧制度，却没考虑到后果。”巴赫蒂亚尔流亡法国，1991年被伊朗特工暗杀。 　　不够谨慎的后果甚至一直持续至今。 　　2009年，伊朗再度爆发大规模群众游行，导火索是总统内贾德再度连任。他的竞争对手、改革派领袖穆萨维认为存在猫腻，因为投票阶段仅两个小时就统计出结果，而即使在支持穆萨维的地区，内贾德也高票当选。 　　欧洲知名左派学者齐泽克指出，貌似关心底层民众疾苦、革命激情洋溢的内贾德，其实并非伊斯兰贫民的英雄，而是一个贪腐的“伊斯兰-法西斯”（Islamofascist）民粹主义者，他“混合了小丑式的装模作样和残酷的权力政治操作……不要被他煽动地向群众撤些面包屑的行为欺骗：他背后不单有警政镇压机关和非常西化的公关部门撑腰。他也得到借政权贪腐致富的新权力阶层支持——革命卫队不是劳动阶层民兵，却是一间超级企业，全国最有权力的财富核心。”他称赞穆萨维支持者的示威浪潮是霍梅尼革命的“被压抑者的回归”（thereturnoftherepressed）。然而，示威最终被内贾德镇压下去。2011年3月，随着突尼斯、埃及等中东国家发生巨变，穆萨维也由被软禁改为被投进监狱。 　　妥协抑或反抗 　　“我停下来回头看他是否知难而退，可是他还在那儿，把皮带往上一提，屁股左右晃了一下。”“屁股左右晃了一下？”“真的。然后他开始从后面追上来。” 　　在绘声绘色讲述了因为拒绝佩戴面纱而遭警卫追逐的故事之后，同事拉莉向纳菲西宣布，系主任叫她要么立刻遵守规定，要么卷铺盖走人。“我选择不乖乖听话，所以现在我成了自由之身。” 　　戴面纱与否成为工作八年半的心理系教授拉莉辞职的原因，也成为纳菲西选择是否接受新学校聘请的主要标准。这听起来有点荒谬，更荒谬的是，仅仅半世纪前，这个国度还在严禁妇女戴面纱。 　　1936年，巴列维的父亲礼萨·汗下令妇女卸除面纱，以此削弱宗教势力，并推行现代化改革。遇到不肯放弃罩袍的妇女，警察会上前撕裂。纳菲西的祖母曾因为拒绝摘下面纱而反抗，半个世纪后，纳菲西则为捍卫不戴面纱的权利而游行。她们看似意见不同，实则立场同一：个人戴面纱与否休想成为政治的表征、权势的工具。 　　政治势力却偏偏喜欢借助这些形式的统一来禁锢人们的内心，抹平人的个性，灌输集体意志。除了面纱，还有更多禁令：男子不准戴领带、穿短裤；严禁酒精饮料、大部分的西方电影、男女共游及晒太阳；大学关闭，其他各阶层的教育课程需由“伊斯兰大学委员会”设计；电台及电视台禁止播放军事和宗教以外的音乐。 　　有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例子：根据梅尔维尔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比利·巴德》被控诉倡导男同性恋，讽刺的是，此前伊朗电视台之所以选择播放此片是因为制作人认为片中没有女性角色；卡通版《八十天环游地球》也遭谴责，因为主角狮子来自英国，而且影片结束于帝国主义的大本营伦敦。 　　这样的严密控制，我们其实并不陌生。“文革”时期的中国同样在服装、礼仪、教育、文化生活等方面一一规定，其荒唐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那时人人被逼到人性的死角，要么惟“上”是从，要么“自绝于人民”。相比起来，20世纪80年代的伊朗，起码还容你私下发出不同声音，做出不同选择。 　　很多人为了安全与生活保障选择妥协，真心或假意地予以配合，成为侵害自身者的共谋。纳菲西和她的学生们对于这种状况无法容忍，“与狱卒共舞，参与自己的行刑，无疑是最极端的暴行。” 　　在庞大到难以轻易动摇的体制面前，个人该如何应对，如何保留尊严、勇气，以及对生活的希望与想象？ 　　有的人选择遁世。如同纳博科夫小说《魔术师的房间》所描述的，纳菲西也有一个神奇的“魔术师”朋友。他原是德黑兰大学的教授，因大学受到宗教势力越来越多的干涉，毅然离开，安静呆在自己家中读书，接见少数经他认可的朋友。他的选择是消失，不与狱卒共舞，也避免受迫害。 　　也有人直接反抗，游行、抗议、甚至自焚以明志，继而被解聘、囚禁、枪决乃至暗杀。 　　更多的人选择坚守底线的不合作，在课堂上讲述自己想讲的内容，在面纱下露出一缕头发……在书中，纳菲西找到另一条路径：“我们应该留下，作为一种反抗的形式，表示我们没被击败。我们的存在对他们而言如芒刺在背。” 　　超越政治的文学共和国 　　“当我的膝盖机械化地上下移动时，我根本不知道我的小宝贝心里在想什么，而很可能在这低劣的少女俗套背后，藏有一座花园、一道曙光和一扇宫殿大门，那朦胧可爱的区域，对我这正可悲地抽搐的污秽皮囊，恰恰是绝对的禁地……” 　　很多文学批评关注《洛丽塔》里亨伯特的心理自述，纳菲西的文学课则将关怀投注于历来被称为“小妖”“堕落”的洛丽塔身上。她们从中发现女性的“美丽与哀愁”，被其“彻底的无助”所触动。“这故事最迫切的真相不在十二岁女孩被老色鬼强暴，而在一个人的生命遭另一个人剥夺。” 　　这未必是作者纳博科夫的本意，但身处伊朗的女性们做出这样的解读，无异开辟出一条新的路径。在这里，文学超越了政治而存在，构建更广阔的文学共和国，给人以庇护。 　　最精彩的当属课堂上模拟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诉《了不起的盖茨比》”法庭辩论。追随“最高领袖”指示的学生们滔滔不绝斥责此书散播的腐化和虚伪，小说辩护律师莎琳却说出大多数在场者的心里话：“这是本令人惊奇的书，教读者珍惜梦想但也要当心梦想，并且要在不寻常的地方寻找真诚。” 　　这也许是本书更值得注意的一点。任何政治图解都仅限于当下，文学的魅力却更加持久。但遗憾的是，纳菲西本人也未能全然超脱。就像他们参加的音乐会仅仅因为演奏西方音乐就得到喝彩——他们的实际水平不佳，但因为“政治正确”而得到观众认可，他们因此很难再有机会进步——这里的文学讨论也不可避免地被窄化了。 　　纳菲西在书中说：“所有传世的小说作品，不论其呈现的现实多严酷，皆有一股借着肯定生命来对抗生命无常的基本反抗精神。这份肯定来自作者以自己的方式重述世界，掌控小说中的现实，进而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因而每件伟大的艺术品都是赞颂，都是对人生的背叛、恐惧与不义的反抗。” 　　对于《洛丽塔》《了不起的盖茨比》的理解，纳菲西与学生们给予太多对现实的对照和求解，每一部文学经典在这里都仿佛政治寓言，处处显示着对极权的揭露与反抗。超越政治仿佛只能作为美好愿望存在——当然，对此我们不必苛责，毕竟在这本书里，我们读到的，也是自身状况的隐喻和预测。 　　尼采曾经说过：“凡与怪兽搏斗的人，务必小心自己别在过程中也变成怪兽。对着无底洞窥探太久，无底洞也同样窥探着你。”极权政治固然是生活的重大障碍，但是，“就因为政府纠缠不休，你便打算跟它合作，把生活掌控权完全交给它吗？” 　　要反抗极权对个人生活的干涉，却不小心落入它的“议程设置”，从另一个层面操控自己的思维向度，这大概是所有遭遇政治不幸的国民都免不了遇到的难关。无怪乎昆德拉早就呼喊，警惕媚俗。依附政权是一种媚俗，“造反有理”也难免不是媚俗，也许终极的反抗是无视它的存在，保持个人自由。就如纳菲西曾教导学生的：“反抗独裁的第一课，就是做自己的事，并且满足自己的良心。”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也难以带来全部的快乐。真正的纾解，大概还是要个人从中体察到人性，发现自我，继而选择对自己而言最“正确”的道路，而不是以对大众而言最“正确”为标准，即广义层面的道德。各行其道，各尽其责，也许是最好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