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醒了就不能勃起: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活动简记（1967.9-1969.10）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活动简记（1967.9-1969.10）

      1967年9月5日
       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

1967年9月16日
毛泽东南巡到杭州，了解浙江省文化大革命情况。陪同到杭州的有杨成武、张春桥等。毛泽东详细询问了舟山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对军队的问题了解得很详细。当陈励耘政委汇报“空五军党委已做出决定，向二十军学习”时，毛泽东说：“你们空五军支左很有成绩嘛。”当南萍政委汇报二十军进驻杭州后，党委作出向空五军学习的决定，毛主席说：“你们二十军支左也不错嘛，你们要互相学习。”
当南萍政委汇报到有些部门、有些单位斗“走资派”还戴高帽、罚跪等时，毛主席说：“不能像对待地主那样，对我们的干部要一分为二，我是一贯反对这样做的。我们有光荣传统，可以通过'团结—批评—团结’。”
毛泽东回京后，决定浙江省军区、人武部干部到北京办学习班。汪东兴当面向南萍、陈励耘交待，要他们把林岗（首都“三司”驻杭州联络站成员之一）抓起来。9月18日林岗被送到北京。

1967年9月17日
毛泽东南巡到江西。当天上午在南昌接见了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程世清、杨栋梁、黄先、刘瑞森、郭光洲、陈昌奉同志，陪同接见的有杨成武、张春桥、汪东兴、余立金等。程世清等向毛主席汇报了江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毛主席边听汇报便发表看法。
当汇报到收缴武器的情况，说到九月十六日止全省收了四万多支枪时，主席说：这些枪是谁发的？我看两方面都发了，谁发的多？”答：”军分区、人武部发给保守派的”。
当谈到抚州问题时，毛主席说：抚州的问题值得研究一下，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大胆？他们总要开会研究形势，认为江西、全国和世界形势对他们有利才这样干。他们对形势估计不正确，我看是。当汇报到他们组织了一批人控制了九个县时，毛主席亲自指出了抚州九个县的名字，并说：“从这一点看他们是想扩大势力，进攻南昌，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答：“根据中央指示精神，是军事叛乱。”主席问：“你们定了没有?”答：“定了，是周总理批的。”毛主席说：“实际上是叛乱，是典型之一。在赣州、吉安、宜春等地，还搞农管，一个生产队抽一个人，一个大队抽十几个人，采取强迫的办法，记工分，一天六角钱。（程世清插话：有的还一元），现在农村包围城市，我看不行。”
当汇报到主席的思想、政策已经在江西广大人民心中深深扎根，对江西形势起了决定性作用时，主席说：“五月底，我写了几句话给林彪同志、总理，说江西军区同群众为什么这样对立，值得研究。我没有下结论。我指的是江西、湖南、湖北、河南。”
当汇报到造反派对受蒙蔽的群众有些报复情绪时，主席说：这就不好。你们要注意。你们（指黄、刘、郭）对造反派群众要很好地说服，不打击报复。你们是站在造反派一边的，恐怕你们讲话也不完全听。杀人总不好，你杀他也不好，要说服教育。打击报复，下跪、戴高帽、挂牌子，还有什么喷气式啦，这不好。
当汇报到前一个时期各地造反派都受到压制打击，被迫跑到南昌来，群众说，南昌是解放区，主席说：出现这么一件事，恐怕不只是江西。
主席问:你们回来多久？答：一个多月了。主席说：现在北京还有十来个省在那里，中央一个一个地解决。现在中央不提什么方案了，让他们自己去吵，看吵出个什么样子来。现在那一派（联络总站）有在省里参加工作的吗？（张春桥插话：保守派也要吸收他们工作，但数量不要多）答：联络总站已经瓦解了。
当汇报到联络总站一个负责人自己回来做了检讨，现在被造反派抓走了，主席说：把他收回来好了，不要搞得太苦了。
当汇报到支左部队进驻抚州时，路上遇到保守组织的三道伏击，打了四、五百人时，主席关切地问了伤亡情况。（牺牲5人，57人受伤）
主席说：“我看《火线战报》，什么南昌告急，南钢、庐山失守，白色恐怖，宜春农管，什么农村包围城市。六、七、八月间最紧张，紧张的时候我就看出问题揭开了，事情好解决了，不紧张怎么解决呀！吉安造反派跑出去三千人，怎么能够消灭他们呢？总还有人留下吧！”答：“有些留下在地下活动。”
主席说：“江西军区搞四大，不要搞得太苦了，战士一起来，火就很大，浙江现在每天都斗，一斗就是戴高帽，挂黑牌，下跪，搞喷气式，人家受不了，也不雅致嘛。据说，戴高帽是从我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学来的，那时是为了号召农民起来斗地主，现在不同了，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不能不教而殊，殊就是杀，不能不教育就处罚人。
当汇报准备在十月间召开全省造反派政工会议时，主席说：“这个好，造反派也要训，他们坐不下来，心野了。一批不行，可以训练二批、三批，造反派人很多。我看训练的办法好，内蒙一个独立营八百多人是支持保守派的，反对中央对内蒙的决定，他们到了北京，气可大了，大闹，不听总理的话，打破家具，会开不下去，向中央提出五条要求。以后到北京新城高碑店训练了四十天，都转了，回去支左不支右。独立营、独立师训练一下就转过来了，我对现在的右派，不那么看死，一训，就转过来。有坏人是极少数。多数是认识问题。总而言之，打击面要缩小，教育面要扩大，教育面包括左中右。左派不教育变成极'左’，到处抓赵永夫、谭震林，哪有那么多赵永夫、谭震林？

1967年9月18日
毛泽东南巡来到长沙，并于当天上午十时至十二时左右接见了湖南省革筹小组黎源、华国锋、章伯森三同志。接见时在座的有杨成武、张春桥、汪东兴等。毛泽东听取了湖南省革筹小组的汇报，对湖南省文化大革命作了重要指示。
当汇报到湘潭问题时，谈到湘潭有不少工人是受蒙蔽的；解放军立足于政治共识；湘潭造反派在长沙集中学习后，回去按政策办事。毛泽东说：湘潭经验很好。这样多产业工人，不会一辈子保皇，要正确对待。至于他们的头头，靠下面自己起来造反。
当谈到常德和安江问题时，汇报了这些地方的保守派煽动农民，进城攻打造反派，毛泽东说：“打打也好，受受教育嘛，许多农民进城，现在是十五个工分，还有三十个工分，还有的是抽签去打，有的是二元钱一天，有的是一元钱打一次。
当谈到泥木工人的斗争情况时，主席回忆过去搞泥木工会的情况说：泥木工人有一些行会思想，那时候入会每人要交六块大洋。
谈到抢枪时，主席说：抢枪把你们吓得不得了，名义上是抢的，实际上是送的，政治干校就是把枪发给造反派了。
当谈到解放军下工厂，造反派对解放军很好，给解放军作报告，解放军给造反派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与造反派加深了感情时，主席说：这是一条经验。
当谈到极“左”思潮时，主席说：有几条标语，不要紧嘛，要他多出来一点嘛，群众会起来批判，你们不要抓人。
当谈到接待站把一些受蒙蔽的群众集中学习时，主席说：光他们学习不行，也叫造反派学习嘛，不然回去不好混。
谈到“高司”问题时，主席说：高司还给我发了不少电报，发到上海，由张春桥转。主席还问：不是还有个性万（指万达）的吗？有人汇报群众不同意万达到革筹小组时，主席说：等一段嘛。
当谈到军区开展四大，军区招待所也开展四大，内部几个组织意见分歧，大师傅不做饭了时，主席说：大师傅也是不好惹的。
谈到火车不通时，主席说：不通的反面就是通，社会上和内部都有压力，
主席问到湘潭的王治国时，华国锋说：在长沙，被斗的很厉害。主席问：为什么斗得那么厉害？我知道他身体很不好嘛，有高血压。
当汇报到军区犯了错误，影响军分区，省人委、地专机关瘫痪了。主席说：中央农业部，农垦部不起作用了，气象局还起点作用，宣传部、文化部也不起作用了，不是工厂还在生产，农民还在种田嘛？（张春桥站起来插话：过去搞精简，搞了几年都搞不动，现在证明以后可以大大精简）。
谈到公检法问题时，主席说：过去好像没有公检法就不得了，我一听说公检法垮台了，我就高兴。
谈到干部问题时，主席说：清理干部要搞群众运动，这样多的军分区、武装部，不是文化大革命是搞不动的，过去这些人是老革命、老资格，谁也搞不动他。过去地方的党政机关没有枪，就靠军事机关。最后归结起来，干部大多数还是好的，我们要团结大多数，包括犯了错误向群众做了检讨的。除了极少数坏人，打击面太宽了不好。
谈到对犯错误的干部进行训练时，主席说：不光是犯过错误的，还要搞些没有犯错误的也参加，还要加上少数红卫兵，要帮助他们学习。
谈到红旗军的问题时，主席说：再研究一下嘛，看看再说嘛，天下的事不要那么怕，先恢复了再说嘛。（张春桥插话：红旗军问题林彪同志去年十一月批过文件，指出荣复、转退军人不要单独成立组织，应该说服他们，现在搞大联合，与别的组织结合，或参加别的组织）主席点了点头。
谈到大联合问题，左派内部加强团结问题时，主席说：都要做自我批评，都要少讲别人的缺点，不要把矛头指向对方。过去我们有个经验，军队和地方的关系，军队提出拥政爱民，地方提出拥军优属，军队带头做自我批评，两方面的关系搞得很好。（张春桥插话：主席语录中有这一段），主席又说：两派都是工人，一派造反，一派保守。保守的是上面有人蒙蔽他们。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越压越反抗，我们也是蒋介石压出来的。大革命后我们只几万人，蒋介石压我们，一压就压出三十万红军，三十万党员。后来是自己犯了错误，才有两万五千里长征。
谈到抢枪时，主席说：抢枪不要怕，民兵的抢就有三百万条。谈到长沙的碉堡工事时，主席说：不放心就保存一个时期嘛（杨成武插话：水泥的不要拆，也是一个备战）。

1967年9月20日
毛泽东南巡到达湖北省，在武汉共两天三夜。毛主席乘坐吉普车看了武汉三镇的市容和大字报专栏。军区领导为了主席的安全，希望主席晚上去看，毛主席坚持白天去看。毛主席非常相信群众，认为坏人总是极少数。主席还访问了工人，进行调查研究。
毛泽东视察中还在武汉东湖边照了像。
毛泽东在九月二十日上午接见了武汉部队和武汉警备司令部负责人曾思玉、刘丰、方铭、张纯青等。以下是毛主席在武汉视察的指示精神要点（根据曾思玉、刘丰传达）

一、湖北文化大革命的形势是好的。
出现了“七.二0”事件，是坏事也是好事。问题就是不破不立。湖北乱透了，问题就好解决。湖北问题已基本解决了。湖北将是第二批建立革命委员会的省份。毛主席三番五次谈到，你们可以三结合了吧，主席说：三结合条件已经基本具备，左派已定，军队支左，问题是地方干部没有把握。

二、要解放一大批干部。
主席从党的历史讲起，从中央苏区讲到延安整风，到解放。主席说：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允许人家改正，给以改正错误的机会。打击面要缩小，教育面要扩大。（插话：今年上天安门的名单是主席亲自批的），主席说，你们打倒你们的，我批我的。现在你们一提就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怎么成呢？现在军队支左很多都犯了错误，但是一旦打起仗来，只要下一道命令，他们都能冲锋陷阵的。
主席问：对百万雄师怎么样？整得太厉害了，这样不好。坏的只是一小撮头头，大多是都要让他们自己教育自己。
主席对刘丰说：不是有人要打倒你吗？（刘说：打倒没关系。今天有人写信给我，要为百万雄师翻案，不翻案就没有好下场。署名狂人）主席说：坏人总是极少数，好人总是大多数，广大群众是好的。

三、要文斗，不要搞武斗。
毛主席说，体罚，我最反感。你们是不是把我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对土豪的办法拿到文化大革命来了，这怎么行？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那样搞是会脱离群众的。“降落伞”是武汉的特产，“燕飞”是王光美在桃园搞得那一套。

四、坚持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公式
毛主席说：现在这个公式搞乱了，现在紧张严肃有余，团结活泼不足。
毛主席说，工人阶级分两派，我就想不通，要破私立公。你们跟他们（指造反派）讲一讲，过去一个苏区打内战无非是马列主义多一点，少一点的问题。告诉小将们，现在轮到他们犯错误。毛主席特别强调工人阶级必须联合起来。联合不起来，主席早就在武汉发觉了，在七月十八日就指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联合不起来有三个原因：一个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干扰和破坏；第二是地富反坏右不甘心灭亡；第三是小资产阶级思潮的影响。

1967年9月21日

21日下午，毛泽东乘专机到达河南省会郑州。22日上午，毛主席在火车上接见了刘建勋、王新和纪登奎。以下是刘建勋传达毛主席接见时的指示。
当毛主席见到纪登奎时说：“你是纪登奎？老朋友了”。
刘建勋说：“他被关了四个月，挨了四个月的斗争。”
毛主席笑着问纪登奎：“你说一点好处没有吗？”纪登奎说：“大有好处。”
毛主席说：“我上次路过郑州时，看到一个大标语'大局已定，二七必胜！’河南形势很好嘛！”
当汇报到河南各级干部情况时，毛主席说：“这是何运洪干得好事。何运洪那么厉害呀！”
当汇报到开封东郊的情况时，刘建勋说：“我们主张不打，加强政治攻势。”
主席说：“不讲俘虏政策不好，要给八.二四做工作。我赞成你们的意见”。
当汇报到少数人不大讲政策，随便打枪，有的地方打死人时，毛主席说：“群众起来议论，不赞成他们，群众起来都反对，就收场了。”主席又说：“抓军内一小撮的口号，搞不久，现在已经不那么响了。他们不拥军，一拥军就没有对象了。”

1967年9月25日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毛泽东视察各地的消息。报道说：“在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空前大好的形势下，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一时期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了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现在毛主席已经回到北京。”

1967年10月1日
首都5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8周年大会。毛泽东、林彪出席了大会。林彪代表毛主席、党中央讲话，说：“毛泽东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普及到全中国。几亿人民发动起来了。”“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由无产阶级自己发动的大革命。”“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要斗私批修。……我们要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用斗私批修这四个字为纲，加强对军队干部、地方干部和红卫兵的思想教育。要开办各种学习班，中央办、地方办、各个革命群众组织也可以办，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1967年10月7日
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指示。毛泽东指示的主要内容是：

“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的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过去一家人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的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辩论”。

“有一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都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运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来解决我们内部的矛盾。在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时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

“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

1967年10月12日
毛泽东会见由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参加会见的有林彪、周恩来、陈博大、康生、李富春等人。毛泽东在谈话中说：我们要全面解决还得几个月，我们准备3年，到今年6月1日算1年；大体上过一段时间，乱的最厉害的地方也好办了。不疼不痒的地方不好办。毛泽东还说：这种群众运动打内战，这么一打，就分清了什么是左派，什么是右派。右派搞“农村包围城市”。他说：现在我们有计划地武装工人，武装革命左派，外国人讲中国天下大乱也是有道理的，不完全是造谣的；有些地方我们还嫌它乱得不够。为什么我们不怕乱呢？因为你不让他乱，这些矛盾就不能暴露出来。武汉问题是我去闹起来的，我就不相信武汉去不得。我7月14到武汉，一直到21日才离开。我说我桶了一个马蜂窝，他不咬人吗？他没有下决心咬我，也没有下决心咬总理。武汉问题很快就解决了。此外，还有公检法，打得厉害，我是高兴的。过去的公安、检察、法院有好人，但也有坏人。这次暴露出来了。武汉公检法不是分为两派吗？那一派垮下去了。

1967年10月20日
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访问中国。周恩来、李富春、谢富治等到机场欢迎。23日，毛泽东、林彪会见达达赫总统一行。25日，中国、毛里塔尼亚联合公报发表。

1967年10月21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通知》说：毛主席最近提出什么时候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如何准备这次大会问题，并且指示张春桥、姚文元二同志在上海做些调查，现在把姚文元同志关于他们初步调查结果给主席的一封信发给你们参考，请你们也做好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和你们的意见报告中央。

1967年11月5日
毛泽东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关于“九大”和整党问题。毛泽东说：“打了一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坏人。现在要打出一个党来。当然，坏人还是搞不干净，一次搞干净是不可能的。整党不可能在九大以前统统整好，九大以后，根据新的党纲、党章，继续重新整党、建党。过去，一是听话，一是生产好，有这两个条件就可以入党。听话要看听什么话，做驯服工具不行。”“党员要那些朝气蓬勃的，死气沉沉的、暮气沉沉的，就不要加入这个党。”“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政府、整军队，党、政、军、民、学，都整了。“我赞成康生的意见，一个是叛徒、特务，一个是文化革命中表现很坏而又死不悔改的人，不能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这就很宽了。我们党要吸收新鲜血液。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到党里来。旧血液中的二氧化碳太多，要清除。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收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党也要吐故纳新，不清除废料，就没有朝气”。“恢复组织生活，不要恢复老样子。有些党员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积极，一听要恢复组织生活，就神气起来了。我看这些人要检讨。他们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革命，对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不积极，什么理由？无非要做驯服工具。”“党纲要修改。”“组织纪律性还要有，但我们讲的是自觉地纪律，盲目服从，做驯服工具不行。”“刘邓互相合作，八大决议不给大会主席团，也不征求我的意见就通过了。刚通过，我就反对。63年搞了个失调，才隔三个月，他们又开会搞后十条，也不征求我的意见，我也没到会。邓小平要批，请军委准备一篇文章。我的意见还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怎样把刘邓拆开来。”“废除级别问题，也要谈一谈。”

1967年11月6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50周年》。文章由陈伯达等人起草，经毛泽东审阅。文章首次将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做了概括，有六个要点：“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辅币的危险性。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防止'和平演变’，必须把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1967年11月13日
毛泽东、林彪接见北京部队和空军召开的两个会议的代表。

1967年11月27日
毛泽东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中央主席希尔。毛泽东在谈话时说：赫鲁晓夫垮台以后，刘少奇还说苏联修正主义党的性质未定。去年春季苏联要开二十三大的时候，刘少奇、彭真还主张我们派人参加。后来我、康生，还有其他同志反对，才没有去；和刘少奇的斗争历史可长了。我记得1943年，在延安七大还没有开的时候，我就批评过他的唯心主义。那时只有少数同志知道这件事。刘少奇口口声声讲马列主义，可是马列主义的书他又不看。

1967年12月2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的通知》。《通知》说：毛主席最近对浙江如何正确对待红暴派问题做了批示，毛主席说：'浙江的红暴，与湖北的百万雄师不同，是个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有许多群众，似宜以帮助、批评、联合为原则。’

1967年12月12日
《解放军报》发表社论：《永远做群众的小学生》。社论传达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军队办学习班要有战士参加。”

1967年12月17日
毛泽东在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12月13日《关于庆祝毛主席塑像落成、韶山通车向中央的请示报告》上，就“绝对权威”的提法作出批示：“林、周、中央及文革各同志：一、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于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二、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三、党中央很早就禁止祝寿，应通知全国重申此种禁令。四、湖南的集会另择日期。五、我们不要题字。六、会议名称，可同意湖南建议，用第一方案。以上各点请在一次会议上讨论通过为盼。

一九六八年
1968年1月1日
毛泽东、林彪接见正在北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人民解放军干部、各地党政干部和群众代表和出席空军直属机关、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出席毛主席著作出版会议代表2万多人。陪同接见的有周恩来、康生、李富春、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谢富治等人。

1968年1月26日
毛泽东、林彪接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后勤部、空军、二炮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

1968年2月19日
毛泽东、林彪接见北京卫戍区部队和在北京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部队代表，以及8341部队的指战员，共约2万多人。陪同接见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姚文元等，参加接见的有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人。

1968年3月8日
毛泽东、林彪等接见出席解放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通讯兵、防化学兵、高等军事院校、政治学院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代表。以及在北京出席专业会议的代表。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姚文元等参加了接见。

1968年3月29日
毛泽东在《发表“缅共武装斗争20周年的声明”的请示报告》上做了批示：“一般地来说，一切外国党（马列主义）的内政，我们不应干涉。他们怎样宣传，是他们的事。我们应注意自己的宣传，不应吹得太多，不应说得不失当，使人看起来有强加于人的形象。

1968年3月30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革命委员会好》。社论说：现在，全国已有18个省、市、自治区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还有一些地区正酝酿革命委员会的诞生。大量的基层单位，都已经建立起革命委员会。社论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革命委员会的经验有三条：一条是有革命干部的代表，一条是有军队的代表，一条是有革命群众的代表，实现了革命的三结合。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打破重迭的行政机构，精兵简政，组织起一个革命化的联系群众的领导班子。”

1968年4月10日
4月7日，聂荣臻就“杨余付”事件后，被暗示是杨成武的“黑后台”，并停发了应发给的一些文件和电报一事，致信毛泽东。信中说明对杨成武的看法和历史上同杨成武在一起工作的情况。4月10日，周恩来让秘书打电话给聂荣臻，告诉他，毛泽东在聂荣臻写的信上批了16个字：“荣臻同志，信已收到，安心养病，勿信谣言。”

1968年4月16日
毛泽东发表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4月4日，美国白人种族主义者枪杀了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美国黑人掀起全国性的抗暴斗争，美国一些主要城市陷入一片混乱，美国当局出动军队进行镇压。毛泽东在声明中说：“马丁.路德.金是一个非暴力主义者，但美帝国主义并没有因此对他宽容，而是使用反革命的暴力，对他进行血腥的镇压。”“美国黑人的斗争，不仅是被剥削、被压迫的黑人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而且是整个被剥削、被压迫的美国人民反对垄断资产阶级残暴统治的新号角。他对于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对于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一个巨大的支援和鼓舞。我代表中国人民，对美国黑人的正义斗争表示坚决的支持。”

1968年5月8日
毛泽东、林彪接见了在京参加毛泽东学习班的解放军代表。陪同接见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等人。被接见的还有各地党政干部和群众代表。

1968年5月18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重要通知》。《通知》说：“最近毛主席批评了在一个文件中'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这种提法。毛主席再一次指出：'这种话不应由中国人口中说出，这就是所谓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毛主席的批评，引起各级党、政、军、群及驻外使馆的注意。今后，不论在报刊上（包括各种小报），在内部文件中，在各种讲话中，特别在接待外宾时，一律不再用'世界革命中心’这种说法。”

1968年5月19日
毛泽东在《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上做了批示：“文元同志：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先印若干份，分发有关同志，然后在碰头会上宣读一次，加以修改，再加批语发出。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此厂情况，我已从个别同志那里听过两次，你是否可以去那里看一看，问一问？”这一材料是姚文元5月13日呈交给毛泽东的。姚文元在呈交报告中写道：“此件总结了清理阶级队伍中的一些政策性问题。”5月25日，中央发出转发毛主席这一批示的通知。

1968年6月3日
毛泽东、林彪接见南京、沈阳军区、各总部、各军兵种参加毛泽东学习班的军队成员2万余人。陪同接见的有。陪同接见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等人。参加接见的还有李富春、董必武、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人。

1968年6月30日
毛泽东、林彪接见解放军济南、广州、兰州部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成员2万余人。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张春桥等参加了接见。陪同接见的还有董必武、陈毅、刘伯承、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

1968年7月28日
凌晨3时半到8时半，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湖南厅接见了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5人，参加接见的还有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等。毛泽东说：今天是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武斗的问题，怎么办？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院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的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人也不高兴。有些学校搞了些斗黑帮，但很不够，就是因为分了两派，忙于武斗。现在逍遥派那么多。不搞斗批改，而要斗批走，斗批散。我说大学还要办。讲了理工科，但没有讲文科都不办。但旧的制度，旧的办法不行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这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现在提出四个办法：一、实行军管；二、一分为二（就是两派分成两个学校，住在两个地方）；三、斗批走；四、继续打下去，大打，打他十年八年地球还是照样转动。这个问题也不必现在答复，回去你们商量商量，讨论讨论。希望你们不要分天派、地派，搞成一派算了，搞什么两派。

1968年8月5日
毛泽东将外国朋友赠送的芒果转送给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为此，北京和全国各地都举行了庆祝活动。

1968年8月11日
毛泽东、林彪接见福州、武汉、成都、昆明、新疆、西藏六地区陆海空部队干部学习班的军队人员。陪同接见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吴法宪、叶群、汪东兴等人。参加接见的有董必武、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1968年8月15日
毛泽东、林彪接见首都工人毛泽东宣传队代表和解放军各总部、各军种、各兵种和北京卫戍区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人员。参加接见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等人。董必武、陈毅、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也参加了接见。毛泽东在接见时对山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刘格平说：“你们有希望吗？还在大打吗？你们要组织大量宣传队，要宣传嘛！”21日，太原市两大派签订了《大联合协议》，声明解散跨行业组织。

1968年8月25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由毛泽东亲自批示“照发”的《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通知》说：“毛主席最近指出：'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斗争觉悟。’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对于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具有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通知》说：“中央认为：整顿教育，时机到了。各地应该按照北京的办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校逐步管起来。在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在工人中已经实现革命大联合，清理阶级队伍已经有了显著成效的大中城市，都要在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批分期，进驻各学校。先搞试点，总结经验，逐步普及。先进大学，后进中、小学。抽调工人的人数，大体上可占当地产业工人十分之一左右，或更少一些，不会妨碍生产。……”

1968年9月2日
在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的《关于工人进军事院校及尚未联合起来的军事院校实行军管的通知》中，披露了毛泽东的有关批示：“如工人条件成熟，所有军事院校军应派工人随同军官人员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

1968年9月5日
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批转《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关于选调和派遣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几条规定》。《规定》的主要内容是：一、选调工人，必须从那些实现了革命大联合，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工厂。二、选调工人，必须是从那些清理了阶级队伍，并取得了显著成效的工厂。三、工宣队队员，必须是优秀的产业工人，在文化革命中表现好的。一般年龄在25岁至60岁左右。四、凡原来同所去的学校或其他单位的各派组织保持联系尚未脱钩的，不能派到那个单位去，已派去的应加以调整。五、要以优秀的革命的产业工人负责领队，并参加联合指挥部的领导。六、派出宣传队的单位、队员和领队人，都要经过审查批准。

1968年9月6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根据毛泽东批示转发北京市《关于召开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会议情况报告》。毛泽东批示：“林、周及文革各同志：现在需要规定一些具体政策，我看此件不错。建议转发各地参考。请酌定。”《情况报告》反映，会议着重解决以下几个问题：工宣队、军宣队要对学校实行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最重要的问题，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切实落实毛主席关于“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的最新指示。二、对学校的领导，首先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相信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威力，相信大多数群众一定会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要正确对待革命小将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功与过。三、关于革命大联合问题，一定要通过革命大批判，对学生加强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提高阶级觉悟，在做好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上，按班系、按科室搞大联合和三结合。四、加强调查研究，对学校的问题，不要急于表态，更不能轻易表态。五、对各派所抓的人，工宣队可以接收过来。经过审查后，如确是坏人，又有证据，就不能放，要实行群众专政，决不要放走坏人；对于没有什么根据的一般群众，可先组织集训班学习。

1968年9月14日
《人民日报》转载调查报告：《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并加了前言。《前言》说：“赤脚医生是上海郊区贫下中农对半农半医卫生院的亲切称呼。”“他们大力进行医疗、预防、宣传工作，为改变农村的医疗卫生状况，作出了显著的成绩。”文章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最新指示：“这个从城里下到农村的医生证明，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相结合的，有些人并有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

1968年9月18日
《人民日报》公开发表毛泽东1962年9月18日给日本工人访华团的题词。题词的全文是：“只要认真做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日本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日本革命的胜利就是毫无疑义的。应日本工人学习积极分子访华代表团之命，书赠日本朋友们。”《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各国革命人民胜利的航向》。毛泽东在社论的初稿上批示：“把离开主题的一些空话删掉，不要向外国人自吹自擂。”并且删去了“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当代的新发展”、“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等文字。

1968年9月29日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央转发上海市《关于在产业工人中有步骤地发展新党员的请示报告》。毛泽东的批示是：“林、周及文革各同志：此件请碰头会议复。复文及本件，请考虑发各地参考，并酌情办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中说：“一、发展新党员的工作，打算在具备条件的单位进行，即大联合、三结合巩固，清理阶级队伍工作做得好，整党工作取得初步成果的单位。二、关于发展新党员的标准。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发展第一批党员，一定要坚持高标准，必须是真正过得硬的，革命群众信得过的，在文化革命中有贡献的优秀的造反派。三、关于入党介绍人和预备期。接受新党员，必须本人申请，并有正式党员两人介绍。全市第一批发展的党员，可以作特殊情况处理，不要预备期，以便即将行使正式党员的权利，今后发展党员还是应当有预备期。

1968年10月1日
首都50万人在天安门集会，庆祝建国19周年。毛泽东、林彪出席了大会。其他出席大会的领导人的排名顺序是：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陈毅、刘伯承、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林彪在大会上讲了话。

1968年10月5日
毛泽东、林彪接见各地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和工人代表。陪同接见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等。

同日，毛泽东会见由巴卢库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毛泽东说，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所以我们不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大陆上有国民党残渣余孽，有些人钻到我们中央领导机关来了，或钻到地方领导机关来了。这一次算是一个一个作了清理。在过去，一些工厂主要领导权掌握在这些坏人手里。陪同接见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等。

同日，在《人民日报》刊登的《柳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的报道中披露了毛主席最近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

1968年10月13日
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开幕。毛泽东主持了会议。毛泽东在开幕式上讲了话，讲话内容主要有：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文化革命究竟要不要搞，成绩是主要的，还是缺点错误是主要的，要搞到底还是不搞到底，大家议一仪；过去我们南征北战，那种战争好打，因为敌人清楚。这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那种战争困难得多。问题就是犯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还搞不清楚，只好一省一省解决。上海比北京强，120万工人掌握局势；知识分子是粘土，板结了，不透空气，不长庄稼，知识分子多的地方就是不好办。不能一讲就是臭知识分子，但是臭一点也可以。知识分子不可不要，也不能把尾巴翘到天上去；这场文化大革命要搞到底。什么叫到底？估计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差不多了。到底就是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1968年10月31日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毛泽东发表讲话。对于“二月逆流”，他说：“他们犯过错误的同志，说明他们的问题，大家又对他们有些质问，又再说明他们的问题，又再质问，好像经过这么几次反复嘛，大家就比较清楚了，每天都有简报。”“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了。他们也是公开出来讲的，也不是完全不公开的。”“我们这个党，经过这一次，我看是比较纯一些，……但是，太纯了，我看也不大好。你比如就讲九大吧，九大代表，这个'二月逆流’的同志们如果不参加呀，我看就是个缺点。所以有时候，我们还是推荐你们在各地方把他们选举为代表。陈毅同志，我看了他讲话，说他没有资格，我看你就是那个右的那一方面的资格，以这个身份来参加九大。”“我主要就是这么几点，就是一个讲清理阶级队伍。清理阶级队伍，注意调查研究，注意一个'准’字，对于党内一些老同志嘛，要一批二保还有三看嘛。”

1968年11月12日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批准并转发有关传达八届十二中全会的两个报告。一份是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报告，要求将原来确定的由县区传达到各基层单位，改为由市革命委员会召开1.7万人大会直接传达。另一份是张春桥的报告，提出四点意见：一、毛主席、林副主席的讲话，传达不传达？传达主要的精神，十分必要，很有好处。二、要不要非党员参加传达会议？许多基层，掌权的是非党造反派，不向他们传达，他们领导讨论和落实公报有困难。这对培养一批新干部也是十分必要的。三、“二月逆流”的那几个人，要不要点名？看来，点名很有必要。我们点了名，激起广大群众的义愤。至于选“九大”代表，群众一方面认为陈毅不能当外交部长，不能当中央委员。另方面也说只要毛主席指示，我们也同意要他代表右的参加九大。四、决心把十二中全会的传达，当作一项政治思想工作抓到底。

1968年11月25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认真学习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社论中传达了毛主席最新指示：“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一个路线，一种观点，要经常讲，反复讲。只给少数人讲不行，要使广大人民群众都知道。”

1968年11月25日
毛泽东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双方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毛泽说，我们的国家，对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说来，对工人运动说来，对学生运动说来，对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壮大发展说来，再有五年时间，就会比较好了。日本1945年投降到现在已经23年了，再有5年，就是28年，28年不打仗吗？其实，在二次大战后，各种战争从未停止过。按照列宁所说的，资本主义就是战争，它就是离不开战争。参加会见的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姚文元等人。

1968年12月3日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中央转发《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转发新华印刷厂在对敌斗争中坚决执行党的“给出路”的政策的经验报告》。毛泽东批示：“林、周及文革各同志：建议将此件转发各地参考。对反革命分子和犯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

1968年12月22日
《人民日报》发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的报道。介绍甘肃省会宁县部分城镇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情况，在该报道的编者按语中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来，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1968年12月26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对敌斗争中应注意掌握政策的通知》。毛泽东在这一《通知》中加了几段话：“在犯过走资派错误的人们中，死不改悔的是少数，可以接受教育改正错误的是多数，不要一提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她们”。“即使是反革命分子的子女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子女，也不要称她们为'黑帮子女’,而要说他们是属于多数或大多数可以教育好的那些人中间的一部分（简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示他们与其家庭有所区别。实践结果，会有少数人坚持顽固态度，但多数是肯定可以争取的。”

1968年12月29日
周恩来在关于“徐向前最近表现情况”报告上批示：建议军委办事组派人找李广桥支部同志谈谈，不要搞得过于紧张，防止意外。1969年1月3日，毛泽东在该报告上批示：“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

一九六九年

1969年1月1日
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的元旦社论《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中，公布了毛泽东最近的两条指示：“对反革命分子和犯过错误的人，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清理阶级队伍，一是要抓紧，二是要注意政策。”

1969年1月8日至29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解决浙江问题的会议。1月8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等）开会，许世友、杜平列席，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解决南京军区支持的浙江省军区阮贤榜、李国厚等人，与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驻浙部队二十军、空五军南萍、陈励耘、熊应堂等人的对立问题。毛泽东确定会议的方针是各自多做自我批评，不要批评对方。并说：“地方问题在军队，军队问题在于做工作。为了减少矛盾，二十军、空五军是否调调防，离开浙江。”毛泽东还说：“省军区检讨我看过，二十军、空五军地检讨怎么我没有看到？”张春桥、姚文元进行了说明。29日会议结束，浙江省军区阮贤榜、李国厚被留在北京做检查，后被送到五七干校劳动。南萍、陈丽韫等人回浙江主持工作。

1969年1月29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转发驻清华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关于《坚决贯彻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的政策》的报告。毛泽东批示：照发。

1969年3月2日
中苏两国边防军在珍宝岛发生冲突。外交部照会苏联大使馆，对苏军制造的流血事件，提出紧急的、强烈的抗议。15日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着重谈了准备打仗问题。

1969年3月9日
中央文革碰头会召集九大准备会议。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及各大军区和中央各部门的负责人共128人参加了会议。毛泽东提出，九大的任务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准备打仗，这三句话成为九大的指导思想。

1969年3月15日
毛泽东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讲话。毛泽东首先谈了打仗问题。他说：一个县成立一个团，全国都要搞。平时坚持地方，战争起来了就补充野战军。战争打起来，依靠一年一度的征兵工作是不行的。东北、华北、西北要准备一下。准备好了，他不来也不要紧。大敌当前，动员、准备一下有利。毛泽东说：抗议他不听，双方都在抢时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毛泽东说：红卫兵打仗勇敢，红卫兵还是要称赞一下，他们还很活跃。凡是过去武斗比较厉害的学校，现在就转得比较好。对这些武斗的学生，军队不愿意要，地方也不愿意要。红卫兵不听话是个暂时现象，或者是有坏人指挥。红卫兵前期、后期，甚至于中期都是好的，就是在中后期之间有一个时间不听话，现在就好了。

毛泽东还强调了政策落实问题。他说：政策落实是个大问题，尽管有清华的经验，有的就学，有的就不学。天津大学、南开大学，有一个就传达，有一个就不传达，并且还关了很多人，解放的人很少。无非是特务、叛徒、走资派嘛！死不改悔地走资派难道他一辈子就不改？只要不是杀人、放火、放毒，几个反动标语算什么？教授、讲师不像军队，他们是手无寸铁。教授、讲师要放，当然不是一个不关。坏人是极少数，我们把这些人推向国民党方面好吗？不要在学生中打主意，也不要在多数的教员、干部中打主意。不让人家讲一点怪话，也不让资产阶级讲一点自由主义行吗？他们因为肚子里有气。有的今天讲了，明天就不讲了。……政策不落实，不解放知识分子不行。

毛泽东在谈到“二月逆流”时说：我对二月逆流的人不一定恨得起来。二月逆流不仅北京有，其他地区也有；二月逆流不仅冲击了地方机关，也冲击了军队机关。那个时候，一时打倒这个，一时打倒那个，可多了，无非是说错了话嘛！报告上（指九大报告）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这次会要开成一个团结的会。他们一肚子气，只讲刘少奇一小撮，都包括了嘛！

毛泽东最后说:有些犯错误的，过一两年还是要解放他们，就是不让他们掌大权。二中全会（七届）就讲了，要依靠工人，不能依靠资产阶级。刘少奇到天津，就依靠资产阶级。给了宋陪卿很多钱，结果跑到香港去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李德一个人有什么用，还不是有那么一些人捧他的场。这次要走七大的道路，把大多数人团结起来。二月逆流这些人选为九大代表，地球还不是照样转！“天地悠长，不为尧存，也不为桀亡”。主要是落实政策的问题。反帝必反修，不反修反帝是不能胜利的。

同日
《红旗》杂志第3、4期社论《关于总结经验》中传达了毛泽东最近的两段指示：“要认真总结经验。”“到一个单位去了解情况，要了解运动的全过程，开始怎样，后来怎样，现在怎样，群众是怎么搞的，领导是怎么搞的，发生过一些什么矛盾和斗争，这些矛盾后来发生了什么变化，人们的认识有什么发展，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

1969年3月31日
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建议徐海东参加九大主席团。九大召开前，根据毛泽东的临时提议，增加徐海东为主席团成员。

1969年4月1日至24日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希望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毛泽东回顾党的历次代表大会说：第七次代表大会是在延安召开的，开了一个团结的大会。那个时候，也是党内分歧，因为有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错误。有人建议不要选王明路线那些人到中央，我们不赞成，说服他们选举，结果，就有几个不好了，王明跑到国外反对我们，李立三也是不好的，张闻天、王稼祥犯了错误，就这么几个。其他一些……这些人，我们不知道他们不好，他们的政治历史我们不清楚，也选进来了，经过八大到现在，搞得比较清楚了。政治路线上、组织路线上、思想路线上，都搞得比较清楚。
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林彪为主席团副主席，周恩来为大会秘书长。林彪作了政治报告，这个政治报告是由康生、张春桥、姚文元起草，毛泽东亲自修改定稿的。
11日，毛泽东在大组召集人会议上讲了话。他说，当前主要问题是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一方面把敌人揪出来了，另一方面掩盖了打击面宽和扩大化问题。
24日大会选举出由170名中央委员和109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

1969年4月28日
中央九届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主持了会议。会议选举了中央机构。毛泽东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为副主席，周恩来、陈伯达、康生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毛泽东在会议上讲了话，说：“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是不行的，我们这个基础不稳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过去领导工厂的，不是没有好人。有好人，党委书记、副书记、委员，都有好人。但是，他是跟着过去刘少奇那条路线走，无非是搞什么物质刺激，利润挂帅，不提倡无产阶级政治，搞什么奖金，等等。”

1969年5月1日
毛泽东、林彪等在天安门与首都50万军民欢庆“五一”，参加庆祝“五一”活动的有出席九大的代表、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以及中央委员。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先后接见了阿尔巴尼亚等8国新任驻华大使，并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

1969年5月17日
毛泽东对新华社报道外电作出指示。指示说：外国人、外国党评论“九大”，编者不要随意加“妄评”字样，如实地向中央提供就可以了，这一指示是针对新华社1969年4月10日《内部参考》增刊第1256期登载5条外电外报对我“九大”的反应，有3条的标题有“妄评”的字样作出的。

1969年7月1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中国共产党万岁——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48周年》，毛泽东审阅了社论文稿并批示：“可发”。社论公布了关于整党工作的指示：“每一个支部，都要重新在群众里头进行整顿。要经过群众，不仅是几个党员，要有党外的群众参加会议，参加评论。”毛泽东在审阅社论文稿时，将第二段中“把一个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强国”一句，改为“建成一个有了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并批示：“请注意：以后不要这种不合实际的自吹自擂。”

1969年9月11日
周恩来总理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首都机场会谈。9月3日，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逝世，以柯西金为首的苏联代表团在参加了胡志明的葬礼后传话说，希望途经北京同中国领导人见面。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后决定，同意柯西金前来中国会谈。

1969年9月17日
《人民日报》刊载“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二十周年口号”。口号共29条，其中第22条是毛泽东增加的，内容是：“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争！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

1969年9月23日
毛泽东视察天津。他分别接见了天津市革委会主任解学恭、副主任郑三生、警备区政委刘政和市革委会核心小组成员及驻天津路、海、空三军部队负责人。

1969年10月1日
首都隆重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集会和游行。毛泽东和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叶群、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参加庆祝大会，并检阅群众游行。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还有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工人、农民、解放军、红卫兵、干部、知识分子代表995人。应邀参加大会的各国贵宾有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越南南方、柬埔寨、刚果（布）等国的代表团。林彪代庆祝大会上讲了话。会后，首都40多万军民举行了庆祝游行。当晚，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及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又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晚会，观看节日焰火。

同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休息室会见了朝鲜崔庸健委员长，进行了友好交谈。毛泽东在谈到中朝友谊时说：咱们关系不同，应该搞好关系嘛。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当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朝鲜同志长期和我们一起作战；反美战争的时候，我们也同朝鲜同志一起作战，将来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在谈到反对修正主义时，毛泽东说：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我们是一道走过来的嘛！对苏修，我们不一定天天骂，有时可以停一下，天天骂不一定灵。关于斯大林问题，毛泽东说：我们是老朋友，我们反对反斯大林，这一点早就一致。斯大林有错误，我们不能说他没有错误，但他基本上是好人。斯大林对苏联革命，对世界革命有贡献。反斯大林，实际上反的是十月革命后继续执行列宁主义路线。关于中苏两国关系，毛泽东说：中苏分裂，美国高兴。中苏边界已有十几天不打了，只有它不打，我们巴不得，我们是不希望打的。会见结束后，毛泽东和崔庸健一起在观礼台观看群众庆祝国庆游行。

1969年10月11日
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国来京参加国庆观礼的代表。参加接见的有：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叶群、江青、李先念等。受到接见的有全国各地的工人、农民、解放军、红卫兵、干部、知识分子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门“五.七”干校代表1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