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精神疾控中心:图说毛主席来到红卫兵中间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佩戴红卫兵袖章，
在北京城楼首次检阅红卫兵，
从此红卫兵组织风靡全国。

此后，毛泽东又分别于8月31日、9月15日、10月1日、18日、11月3日、10日、11日、11月25日和26日多次接见红卫兵。到11月下旬为止，先后8次接见红卫兵和学校师生达1100多万人。这说明，毛泽东对红卫兵造反运动积极支持，把红卫兵和青年学生视为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突击力量。在毛泽东8次接见红卫兵的鼓舞支持下，各地分散的、零星的造反运动，迅速统一到红卫兵这个风靡全国的组织形式下，发展成为一股席卷数千万青年的狂潮。

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照片          1966年8月开始到同年年底，毛泽东陆续八次接见红卫兵。开始时，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以向下俯视方式检阅红卫兵。后来，他走走下天安门城楼，到红卫兵队伍中去。再后来，则是红卫兵被组织好，席地而坐，毛泽东乘坐小轿车来检阅他们。
眼前这张照片是毛泽东刚开始检阅红卫兵时拍摄的。当毛泽东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时，红卫兵一次又一次发出震耳欲聋的“毛主席万岁”欢呼声。无数红卫兵脸上流淌着当时被很时尚地称为“幸福的泪水”，双手向天安门城楼上伸展着。毛泽东也可能是受到了下面人群的情绪感染，于是，他突然决定，要从天安门上走下来。他要到红卫兵中去，要到群众中去……
这对于当时保护毛泽东安全的人来说，简直就是莫大的挑战。负责安保的人，一下子心提到了嗓子眼儿。但毛泽东想做什么，没有人能阻拦得了。于是，就在保安情况并未确定万无一失情况下，毛泽东信步走进了红卫兵中间，与群众真正地在一起了。
当然没有发生《列宁在1918》电影里谋害领袖的场面。即便有谋害想法的人，似乎也完全没有想到，毛泽东会突然出现在人群中间。摄影师镜头中能看到的，是无数张激动得有些扭曲变形的红卫兵的脸。
当毛泽东离开人群，结束当天检阅活动后，无数红卫兵就在天安门前当场宣誓：一定要听毛主席的话，誓死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从照片里看，毛泽东的表情十分兴奋，情绪很高亢。对于一个已经73岁高龄的老人来说，更准确地说，对于一个近乎是神的毛泽东来说，没有什么安保措施前提下，就这么信步走到红卫兵中去，的确很不容易。但毛泽东似乎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忘记了自身的安全，他看上去更享受这种与群众零距离的接触。
更显有趣的是，随毛泽东一起下来的几个人的表情及动作。首先看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肖华（左一），他一手搀扶着毛泽东，一手向涌向前来的红卫兵们示意，给毛泽东让开个道。右边个头矮矮的女人，是毛泽东护士吴旭君。紧挨着吴旭君，手也搀扶着毛泽东的，是时任代总参谋长的杨成武（右一）。这三个人引领着毛泽东，向前缓慢地走着。而杨成武的身后，可以看到露着半张脸的周恩来，他紧紧挤在杨成武身后，试图为毛泽东担当某种警卫员的作用，在保驾护航方面，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毛泽东身后，露出半个浓浓的眉毛的戴军帽的人，不用说，那是林彪。
应该说，能照到这张照片，十分不易。首先得站到毛泽东前面，然后还得端住相机，还要在近乎疯狂的人群中，保持拍照过程中的沉着与冷静。不过，能看到这照片的原因，还得源于毛泽东对红卫兵的绝对信任。没有毛泽东的信任，以及他在当时如日中天的威望，恐怕今天的我们，也就看不到毛泽东突然决定下天安门，走进红卫兵当中的这场面了。

图为红卫兵小将正在为毛泽东带袖章，其他领导人均已带上袖章，唯独刘少奇未带。右四为林彪，右五为周恩来。

文革初期，刘少奇也曾带红卫兵袖章接见红卫兵，图为刘少奇与周恩来、邓小平在一起。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红卫兵招手。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红卫兵招手。

接受毛泽东检阅的红卫兵。


毛泽东、周恩来、林彪、江青在红卫兵中间。

接受检阅的红卫兵。

接受检阅的红卫兵。

毛泽东与林彪接见红卫兵。

接受检阅的红卫兵。
红海洋

红海洋、群情沸腾、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中央八届十一中会会闭幕之前，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
就在《十六条》通过的当天，林彪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时作了长篇讲话，他说：“这次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司令是毛主席”，“毛主席又把局面扭转过来了，不然，文化大革命运动就会夭折、中断，资产阶级就会占优势，我们就要打败仗”。
第二天，全国各地主要报刊均在头版头条位置以套红大字标题全文刊登了《十六条》。在各种宣传工具的鼓动下，报喜和欢呼的人流涌向了各省、市委机关所在地。北京市有组织的群众队伍川流不息地涌到设在中南海西门附近的中共中央群众接待站祝贺。锣鼓声、鞭炮声以及“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响成一片，连居住在中南海深处的人也为之震动。
在狂喜的人潮中，毛泽东却在冷静地思索着。群众逐步动起来了，这是天大的好事，但是运动的阻力依然不小。
对此，毛泽东态度十分明确：进攻！再进攻！
进攻的办法是放手发动群众。现在，毛泽东对他所不信任的那个中央已经采取了组织措施，而以他为首的新的中央刚组建，急需要得到某一方面的支持。他认为这个“某一方面”应该是亿万革命群众。
8月10日晚7时15分，毛泽东来到中共中央群众接待站，会见了前来祝贺《十六条》的首都革命群众。当满怀激情的群众看见毛泽东神话般出现在眼前时，几乎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片刻后，他们“全身的血液沸腾了，千万双手尽力伸着，希望能碰一碰毛主席那神圣的身躯，更希望能同他握握手”。毛泽东连连说：“同志们好！同志们好！”他被群众簇拥着登上了接待站讲台上。
在讲台上，毛泽东操着地道的湖南腔大声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他的声音带着一种异样的颤音，在空气中颤动着。群众欢呼起来，像潮水般涌动着，激动万分。当时的《人民日报》刊登的《毛主席会见革命群众》一文中，有这样的描写：“许多和毛主席握过手的人，他们逢人就说：‘你们赶快来和我握手啊！我的手刚和毛主席握过的！’还有一些人随后赶来，他们说，能够走到毛主席刚刚同革命群众见面的地方，也是莫大的幸福啊！”
面对成千上万狂热的群众，毛泽东并不惊讶，这样的欢腾场面他已经习惯了。1958年以前，毛泽东是反对个人崇拜的，那时他对个人崇拜保持警惕，甚至有些厌恶。历史的记忆中，保存着一帧帧共和国领袖同人民群众水乳交融、鱼水相依的画面。可是1958年以后，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逐渐在党内滋生、发展并向社会上蔓延。毛泽东也一改初衷，在对个人崇拜问题的态度上发生了明显的倒退。在一次会议上他揣出了自己的看法：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恩、列、斯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个人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毛泽东这番话，将领袖与真理划等号，貌似有理，实则不然。
在8月10日这天接见群众的大会上，毛泽东得到了一个启示：他在群众中有着意想不到的巨大威望，直接与群众见面并发出指示，可以迅速掀起运动的高潮。于是他决定多利用这种公开接见的形式，来组织千百万文化大革命的大军。
不久，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上先后8次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

毛泽东检阅红卫兵的车队行进在长安街上

接受检阅的红卫兵
神圣大检阅
1966年8月18日，是千百万红卫兵难忘的一个日子，也是他们政治生活中一个激动人心的日子。
午夜刚过不久，北京城便苏醒过来。街上响起了红卫兵的笑声、歌声和呼喊声。在中央文革的精心安排和组织下，一辆辆军车把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代表们从各个招待所运到天安门广场，在那里，有组织严密的首都红卫兵将他们安排在指定的区域。
广场上的排列是精心安排的。金水桥两侧由5000名首都红卫兵纠察队组成的人墙；在他们前面是北京卫戍区的解放军警戒线；警戒线之外，分别是北京东城西城区的80万红卫兵方队；再往后，才是那些千里迢迢赶到北京来接受毛泽东检阅的外省红卫兵。而天安门城楼两侧的观礼台上，是1500名红卫兵的精英，他们大多数来自清华、北大、北航、清华附中、25中、八一中学等这样的名头甚响亮的高、中等学府。
红卫兵们每人手里握着红宝书，臂上戴着鲜艳夺目的红卫兵袖章。大片大片的红色燃烧着，照耀着他们，炽烤着他们。
天安门广场上，各种标语层出不穷，让人目不暇接：“毛主席万岁！”、“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学习十六条，熟悉十六条，掌握十六条，运用十六条！”、“为实现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伟大号召而努力奋斗！”……。
东方破晓，人群像蚂蚁一样聚集拢来，并向东西长安街两头溢出，上百万颗年轻的人头拥护着，攒动着，把整个广场附近挤得水泄不通。期盼与等待的喧闹声如决堤而出的黄河之水，浩浩荡荡，汹涌奔腾。
上午7点30分，庄严的《东方红》乐曲从数十个高音嗽叭里响起；陡地绷紧了百万红卫兵们的神经。最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到了！真是做梦也想不到的特大喜事啊。这时，广场上的百万红卫兵屏住呼吸，目光集中到一个方向，心中只有一个声音在回荡：毛主席就要来了，毛主席就要来了……
红卫兵中出现了骚动。人群沸腾起来了，有的尽力踮起脚尖，有的拼尽全力往前挤，一个女红卫兵用尖厉的嗓音喊了声“毛主席万岁！”顷刻间，天安门广场地动山摇，震天撼地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久久回荡。
在一个女红卫兵的陪伴下，毛泽东穿一套草绿色的布军装出现在红卫兵们眼前，他的军帽上，一颗红星闪闪发光。毛泽东走过天安门前的金水桥，一直走进群众的队伍当中，同周围的许多人紧紧握手，并且向广场上的红卫兵招手致意。
毛泽东穿着绿军装，无非是向中央高层显示他搞文化大革命的决心：“革资产阶级的命，大不了我再上一次井冈山。”毛泽东以72岁高龄要重上井冈山打游击，不过是一句气话，但是中央高层的领导谁也不敢怠慢他。这一天，几乎所有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中央领导人全都穿上了绿军装，林彪的夫人叶群因为没能穿上绿军装，满腹怨气，她把警卫处处长叫到跟前说：“你看，别的军委副主席今天都穿军装，就贺龙跟我过不去，昨天还特别通知了一回，他还是不送军装过来。”穿军装，成了一种特殊的殊荣，也成了是否紧跟毛泽东的一块试金石。
在大会进行中，北师大女子附中的红卫兵方阵里神情更加紧张专注。这些十六七岁的女红卫兵们密谋了一个大胆的计划，这个计划一旦实现，全国全世界都将对红卫兵刮目相看。毛泽东走过了金水桥，走到了人群中，高三年级的女红卫兵代表宋彬彬一摔羊角辫，正一正绿色军装上的领子，拉一拉军装下摆，冲出队伍一路向毛泽东小跑过去。

宋彬彬用激动发抖的手向毛泽东献上一只标有“红卫兵”三个字的红袖章，毛泽东左臂往上抬，让为名女红卫兵把红卫兵的袖章往他胳膊上戴。毛泽东始终微笑地看着这一切，并同她握手，此时，毛泽东感觉到女红卫兵的手微微抖颤着，是太紧张太兴奋了。
毛泽东笑着问她：“你叫什么名字？”
宋彬彬激动万分地回答：“叫宋彬彬。”
“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
“是。”
毛泽东笑了笑，说：“要武嘛。”
“毛主席戴上红卫兵袖章了！”广场上的红卫兵们迅速传送着这一消息，相互热情拥抱，使劲地拍手庆贺，刚刚擦去的喜悦的眼泪，再一次情不自禁地流了出来。红卫兵们纵情高呼：“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毛主席是红卫兵的红司令。”
毛泽东明白他接受这只红卫兵袖章意味着什么。毛泽东支持红卫兵，当上了红卫兵的“红司令”，是出于要“天下大乱”的需要。但是，他也许还没有仔细想过，一旦“天下大乱”之后，再进行“天下大治”，这些红卫兵将会变成什么？
——阴沟盖上的几个烟头。
——人行道上一堆嚼尽了汁液的甘蔗屑。
——扔在路边的谁都可以踢上一脚的打狗棒。
——甚至是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遭人唾骂的恶魔。
红卫兵的悲剧性命运，事实上从它一开始就已经决定了。而历史总是在人们回首往事时才显现出其真实的一面。
在封闭禁锢了的中国，在被冲天豪情冲击得疯狂了的中国人中间，谁都不会——也不可能去关注我们这颗星球上同时还在发生着什么。
请看历史记载。“八·一八”红卫兵大检阅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中宋彬彬在《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一文中写道：　　“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主席还给我取了个有伟大意义的名字。回到家中，我心中一直不能平静，耳边总回响着毛主席的声音：‘要武嘛。’这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使我看到了自己离毛主席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今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起来造反了，我们要武了！”
多少年后，宋彬彬在回顾段历史时说了一句让人心酸的话：“青春是美好的，青春在历史的大树上结下的果子却是苦涩的。”苦涩的历史、往日的幸福与激动全都化作一缕轻烟随风飘散，留下来的回忆中，便只剩下一大堆尴尬。
《人民日报》还发表了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文章：《毛主席接见了我们“红卫兵”》，文章中写道：
“今天真是我们全体红卫兵战士最幸福的大喜日子！我们最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我们红卫兵代表，我们日夜盼望的最最幸福的时刻，终于来临了！
“八点零五分，红卫兵战士宋柏林、骆小海、韩军，实在忍不住无比激动的心情，奔进了天安门城楼，来到了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身边！他们一见到毛主席，什么都忘了，只是一个劲地喊：‘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微笑地站了起来，和他们一一握手。这是多么有力、多么坚强的手啊！就是这双手，挥笔写出了革命真理；就是这双手，指出了我们前进的方向；就是这双手，指挥着我们打下了人民的江山；就是这双手，指挥着我们保卫着人民的江山！紧握这双革命的手，千言万语涌上心头，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毛主席好！祝毛主席万寿无疆！’
“毛主席慈祥地微笑着说：‘好，好，好！’红卫兵战士这才想起还没有通报姓名，连忙说：‘我们是清华附中红卫兵。’毛主席问：‘哪一个？’红卫兵战士=齐声答：‘都是清华附中红卫兵。’
“红卫兵战士激动地对毛主席说：‘我们永远做您最忠实的小兵’，‘我们要革命，要造反到底！’毛主席说：‘我坚决支持你们！’巨大的鼓舞激励着红卫兵战士，大家什么都忘了，只有一个念头道出来：‘毛主席万岁！’他们再三和毛主席握手，恋恋不舍地走了出来。

“‘毛主席接见我们了！’好消息像闪电一样传开了。全体红卫兵战士顿时沸腾了。大家齐声高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造反歌》，异口同声地说：‘祝我们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天安门城楼上，红卫兵们个个意气风发，同声欢唱，大家的心啊，早就飞到了毛主席身旁……”
幼稚的笔端流淌出如火的热情，这一团团火，能点燃整个世界，红卫兵们当时的情绪，大概只能用“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这句话来形容了。
在“八·一八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会上，林彪作了长篇讲话。林彪的讲话是经毛泽东亲自审阅过的，通篇充满了“打倒”之类的字眼，是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总动员令。
林彪在讲话中说：“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这次大战役，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总攻击。”
周恩来也在大会上讲了话。林彪的讲话是高调，周恩来的讲话是低调。周恩来在讲话中说：“一切革命者应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勤务员，先当群众的学生，后当群众的先生。”“我希望北京市的革命同学和各地来的同学，要相互学习，相互支持，交流革命经验，加强革命的团结。”“无论是北京市的革命师生，还是各地的革命师生，主要的任务是把本单位的文化大革命搞好。”
“八·一八”大检阅，是一场充满宗教色彩的神圣布礼。毛泽东站立在天安门城楼上，犹如站立在罩着光环的神坛上的宗教领袖，使中国六十年代那一群体充满政治热情、誓以解放全人类为已任、衷心拥护和爱戴毛泽东的热血青年——红卫兵们，走向了个人崇拜的祭坛。他们还没有意识到，在即将到来的日子里，他们将以满腔热血甚至生命来血祭这个祭坛。
徐雅雅，早期红卫兵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作为最早接受毛泽东检阅的一批老红卫兵，1966年8月18日，她组织北京市戏剧专科学校的红卫兵们唱着歌，打着竹板，列着方阵通过天安门广场。这帮艺术院校的学生们，很懂得表演性质的艺术效果，为了显示得更加革命一些，几个男红卫兵特意去剃了光头。他们穿着略嫌肥大的旧军装，腰间扎着皮带，头上戴着军帽。行进的过程中，他们一边唱歌，一边用竹板打出“啪啪”响的节奏，特别神气威风，也特别引人注目。
也许因为徐雅雅是戏剧学校表演系学生的缘故，“八·一八”大检阅后，毛泽东又一次检阅红卫兵，通知徐雅雅去领喊口号。
天安门广场，一个万众欢呼的红色海洋。红旗、红袖章、红语录本……在阳光下闪耀着、翻腾着。徐雅雅回忆说，当时令她最为激动的是，每当她喊口号的声音刚一落下，那片红色的海洋里就会随之响起山呼海啸般的回声。徐雅雅是女中音，声音不算很高，她喊“毛主席万岁”这句口号，很脆地把声音提到顶，尾音拖得长长的，然后慢慢往下滑：“毛——主席万万岁——！”那天，她的弟妹们正好也在广场上，听见了姐姐的声音，激动地涌出了泪花。
徐雅雅兴本人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我们清醒，却又糊涂，我们造反，却又盲从。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只要是毛泽东说过的，指示过的，甚至暗示过的，我们都会为之肝脑涂地。从我们一出生，父母、学校、社会、党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不，从我们的父母一代就接受过这样的教育，他们以遗传基因的方式，将这些教育注入我们的血肉与生命。生活不容许我们有一丝一毫的怀疑，如果有一点这种念头，那也可怕得如同叛逆。当我们突然意识到我们错了时，我们的痛苦比别人深重一百倍。生活，永远，永远没错；真理，依然是真理！错就错在我们的生存！时代，为我们的生存，安排好了错误。”
中年作家陶正，曾是清华附中红卫兵，也是流行一时的长诗《理想之歌》的执笔者之一。他是这样回顾那段历史的：“当初我们参加红卫兵，是带有浓厚的理想主义的色彩的。我也参加写了《理想之歌》，今天回头看看那些‘理想’的内涵是些什么？有没有‘农民造反’或‘皇权主义’成分在内？有没有封建主义的酵母？那个‘理想’是否完全符合时代潮流的大方向？……这一切都要重新地、冷静地思考和估量。20多年过去了，人到中年了，应当比年轻时减少点蒙昧，添点聪明。”

当权派被批斗
清华附中领头扯旗造反的红卫兵卜大华，命运坎坷不平，“造反”后才4个月，因“炮打中央文革”投入囚笼，随后又被撵出北京，下放到陕北的山沟里当知青。卜大华现在在北京一所大学的图书资料中心咨询开发部工作，他回顾这一切时说：“当初参加红卫兵，真诚地相信，戴上红袖章，喊几声‘反修防修’的口号，在社会上冲几冲，就能破坏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当初，我是从‘天上’看世界。到了陕北的山沟里，住进破窑洞，我第一次发现，中国还有这么落后、贫穷的地方！那些曾为革命洒过热血的老红军、老贫农，仍在吃糠咽菜，看到这些，我流下了眼泪。还搞什么文化大革命？和人民的愿望相距十万八千里！这时，我是站在地上看世界，在这里，我发现一种与城里人的狂热膜拜相对照的普遍心理：农民在迷信中忍耐，在保守中缄默。这不正是我们民族的精神重负吗？迷信的时代多么需要清明的理性呀……”
1966年8月18日，百万红卫兵集会在天安门广场。其时，另一个红卫兵李冬明还因为反工作组被当作“反革命”关押在一所中学里。后来毛泽东需要革命的“孙猴子”，李冬明成了北京中学生红卫兵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曾任首都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主任。经历了一系列人生灾难，李冬明现在在某社科研究单位工作，主编了几十万言的专著《社会指标》，由当年“激化社会矛盾”的红卫兵变成了今天“协调社会矛盾”的学者。对红卫兵运动，他感慨万千：“带着一颗纯真的童心，带着幻想和稚气进入学校，本指望‘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党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文革卷狂飙，满心希望跟着‘红司令’干一番事业。没曾想到，却干了不少蠢事。难道我李冬明天生就有几根‘反骨’？我也是红旗下长大的呀！这场动乱，涉及几亿人，危及党、国家和中华民族。不光查一个人或少数人的责任，还要深刻思索：社会之所以发生十年之久的大动乱，究竟有哪些不和谐的因素？有哪些‘指标’失去平衡？当少数人滥用职权胡作妄为时，为什么党和国家不能及时地、有力地扭转乾坤？”
徐祝庄、陈小川在《为了忘却的纪念——对“八·一八”的历史反思》一文中说道：“在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们喊得最响的是所谓‘三忠于’、‘四无限’，唱得最多的莫过于‘大海航行靠舵手’、‘他是人民大救星’，这里反映出来的不正是封建主义的忠君思想和把一切希望寄托于一个‘最高权威’的观念吗？他们在‘反修防修’、‘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口号下，对广大干部、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动辄抄家批斗，刑讯逼供，生杀予夺，决于一口。这里反映出来的不正是无视、践踏人的最基本的民主权利的‘草民思想’吗？他们信奉‘路线斗争决定一切’，实际上则‘以人划线’，只要认为路线正确哪怕是对一个‘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也提倡绝对服从，这里反映出来的不正是抹杀独立的自我意识的人身依附吗？他们电感自豪的是所谓出身‘红五类’，以至于公开宣布什么‘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里反映出来的不正是封建宗法思想和血统观念吗？诸如此类的事实说明了一点，尽管红卫兵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词句时时挂在嘴上，背得滚瓜烂熟，但是占据他们头脑的支配他们行动的，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几千年来积淀在人们心灵深处的封建主义的思想观念。”
1966年5月29日，这些中学生以极秘密的方式组织了红卫兵。在他们的影响波及下，1966年6月初，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地质学院附属中学、北京石油学院附属中学、北京矿业学院附属中学、北京二十五中等中学的学生先后成立了名为“红卫兵”、“红旗”、“东风”的秘密组织。这可以说是后来席卷中国大地的红卫兵运动的创始活动。他们当时的誓言是，“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指示。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后一滴血！”
红卫兵的出现，必然与在各校领导学生运动的工作组发生冲突。工作组的思维自然是1957年反右运动中形成的传统思维，对这种类似地下组织的学生活动，当然地认为是非法的反革命活动。在工作组的压迫下，参加红卫兵的中学生以青年人特有的反抗性做出了反应，清华附中的红卫兵认定：“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
1966年6月24日，清华附中红卫兵贴出了题目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他们说，学习毛泽东思想，“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就是说主要在‘造反’二字上下功夫。敢想、敢说、敢做、敢闯、敢革命，一句话，敢造反，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最基本最可贵的品质，是无产阶级党性的基本原则！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他们还说，“革命者就是孙猴子”，“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
这张大字报很快在中学红卫兵运动中传播开来，成为他们的思想旗帜，而且和大学中反对工作组的学生力量串连在一起，成为当时与工作组对立斗争的重要阵势。当然，工作组会继续施加压力，继续“反干扰”，继续实行1957年反右斗争的政治手段。一些中学的红卫兵组织被相继定为反动组织，予以解散。
7月4日，清华附中红卫兵又张贴出了题目为《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在与工作组的对抗中，更广泛地在北京的中学乃至大学传播开来，成为在当时十分夺人耳目并引起大、中学生政治兴奋的新鲜事物。
中学生的行动启发了大学生，在各高等院校也都相继出现了各种命名的红卫兵组织，以集团的方式展开和工作组的斗争。这种群众自己成立组织的斗争方式，在随后的文化大革命中，成为遍及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事实，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的特征。
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无疑意识到了他们的旗帜性作用，他们于7月27日第三次贴出了题目为《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在这张大字报中，引用了毛泽东的“最高指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他们在大字报中宣称：“我们，毛主席最最忠实的红卫兵，无限忠于毛主席，一定最坚决、一定最勇敢、一定最忠实地执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指示──毛主席关于造反的最高指示。”“既然已经把反造起来了，那么就一反到底。”
他们将大字报的底稿（《一论》与《二论》）托江青转呈给了毛泽东，得到了毛泽东的有力支持。毛泽东于8月1日亲笔回信，表示对他们的热烈支持。当红卫兵把毛泽东的回信通过文化大革命特有的广泛渠道散播出去之后，红卫兵运动立刻在北京乃至全国漫延开来。


1966年8月18日，在毛泽东的亲自指示下，在中央文革的精心策划下，于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实际上是庆祝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胜利闭幕。在这个大会上，毛泽东别有深意地穿上了一身绿军装，表明他正在亲自领导一场大革命，表明他的革命决心，表明他作为解放军的最高统帅，握有军队的实权而且得到军队的全力支持，也表明他要否定现存的党和国家政权格局的决心。
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接见了以聂元梓为首的北京大学四十名师生代表，和他们一一握手。同时接受了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学生宋彬彬将红卫兵袖章献给他的事实。当毛泽东穿着绿军装、臂戴红袖章向百万群众挥手致意时，他就成为红卫兵名符其实的“红司令”。
正是在这个百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上，林彪做出了像红卫兵一样高昂的讲话：“我们要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要反对形形色色的压制革命的行为，要打倒一切牛鬼蛇神。”“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要扫除一切害人虫，搬掉一切绊脚石！”“这次是大战役，是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总攻击。我们要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旧风俗、旧习惯势力，展开猛烈的进攻！要把反革命修正义分子，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把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彻底打倒，打垮，使他们威风扫地，永世不得翻身！”
在这个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上，毛泽东身着绿军装、佩戴红袖章的形象，通过报纸上刊登的照片在全国传播开来，成为大规模发动群众运动首先是发动红卫兵运动的巨大号召。毛泽东的这一形象，也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经典照片之一。从这天起，红卫兵运动开始大规模地席卷全中国。“八·一八”被红卫兵看成最伟大的纪念日。
随后，红卫兵运动在毛泽东的一再放手发动下以大串连的方式在全国纵横交叉、相互辐射，形成了摧毁旧秩序的更强大冲击力，以至发展到一个连毛泽东也不得不设法对其约束的不安分力量。







关于天安门广场的大检阅，上海复旦大学名噪一时的红卫兵怀念安文江，在青春祭文《我不忏悔》中有一段回忆：
“1966年9月，我怀惴战友们拼凑的百余元钱，瞒着父母赴京串联。火车挤得像沙丁鱼罐头，我好不容易在座位底下占得一席之地，身边还躺着位捷足先登的女红卫兵，外语学院的。车过泰安，气温陡降，我们还合盖一件风雨衣，这幅图景今天看来挺粉色的。但当时的我比坐怀不乱的柳下惠还柳下惠。伊斯兰教徒到麦加朝圣的虔诚‘净化’了我们。
“我在北京见了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等，参加了关锋接见，又经人大附中、清华大学几名高干子弟疏通，登上城楼参加了‘九·一五’红卫兵检阅。当《东方红》乐曲骤然响起，毛主席身穿绿军装，臂佩红卫兵袖章在林彪、周恩来陪同下，向我们步步走近时，我的神经都在抖颤，每个细胞都在扩张，眼泪哗哗地滚下来。我身后的一个女红卫兵幸福得昏死了过去……接见完毕已是黄昏，我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进电报大楼。楼厅里正播送‘凡拍发毛主席接见内容的电报概不收费’的通知。太好啦！我一口气速写四份，每份电文都长达400字。我要让复旦、定海、妈妈和兄嫂及定山的贫下中农分享我的幸福！若干年后，在四川甘孜地区，我目睹一长串佛门弟子三步一拜，叩得满头鲜血的情状，我才理解这种‘幸福感’所包容的愚昧。
“我冲腾着幻灭的激情和由此引发的要厮打的冲动。与此同时，毛泽东和中央文革越加鲜明地支持红卫兵造反，强调‘造反有理’，‘红卫兵的大方向始终没有错’，警告各级领导‘不要干预他们的革命行动’。
“蛊惑、诱骗在光明正大的幌子下进行，本就缺乏辨别力的我们格外有恃无恐。在小说《雾》中，我把红卫兵比喻为西班牙斗牛士。‘斗牛是悍勇且又可悲的。斗牛士用大红布挑逗它，撩拨它，它野性悖发喷着鼻息低着脑壳，冲撞，踢踏，搏杀。结果是长矛戳入背脊，短剑穿透心脏，在狂热的欢呼声中訇然倒下！’这是我的自画像，也是一代红卫兵的群像。”
又是一个红卫兵身临其境的描述和醒悟后的沉重感叹。写这篇文章时，作者安文江在江西的一所中学里当语文老师，一次，他所执教的高三学生中有几位在作文中痛骂“丧尽天良的红卫兵暴徒”，安文江只能报之于苦笑。他对同学们说：“你们把红卫兵看作希特勒空投的党卫军或是威虎山潜伏下来的土匪，这是大误会。我安文江当年就是红卫兵，而且是‘司令’，你们觉得我象不象座山雕？”课后，一个女学生怯生生地问：“安老师，你说笑话吓我们吧？”女学生用了一个“吓”字，可见他们心目中的红卫兵是何等狰狞恐怖。
其实，当年的红卫兵也就是他们现在这个年龄，十六七岁，十七八岁，却被历史永远钉在了耻辱柱上，遭人唾骂，这显然是不公正的。回顾历史需要客观，回顾历史也需要赤诚，历史不是任人贪得侮辱的妓女。遗憾的是，中国的历史往往被人误写误编误读。中国的红卫兵，总数加起来超过一亿人，后人可以抨击，可以鄙夷，但不可以怀疑他们善良虔诚的动机，不能怀疑因热血沸腾涌起的忠诚——今天看来那确实是愚忠。安文江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深沉地说道：“假如历史不能给予他们真实的描绘、客观的评价，未来必将遭受历史无情的惩罚。”
另一位当年也是红卫兵，后来成为著名影星的刘晓庆，在回顾那些“幸福时光”时，仍然饱含热情，在她的回忆文章《我在毛泽东时代》中有这样的叙述：
“8月31日，凌晨6点钟，我们全部从睡梦中惊醒……集合齐，坐上车，我们来到天安门广场。我们一队一队排好坐下来，天安门广场变成一片绿海。我们睁大眼睛等着、看着。天空中逐渐透出晨曦，天安门广场显现出它雄伟庄严的轮廓，太阳升起来了，我们开始热了。我们等啊，等啊，眼睛望穿了……有的红卫兵开始打瞌睡，他们把头趴在膝盖上，一会儿突然从膝盖上滑到地上，马上爬起来，睁开眼睛看一下周围，然后又趴到膝盖上，重复着艰难的睡觉动作公式。有的红卫兵干脆躺在地上，枕着帽子和书包，进入了梦乡。我站起来，看看天安门广场，长达几公里的广场上盖满了东倒西歪的红卫兵们，像激战以后的战场。我坐下来，也不由得上下眼皮打架，眼睛一眨一眨，被笼罩在困倦之中。
“突然，一阵从弱到强的鼓声响起，天安门广场上所有的喇叭在最强的鼓声之后用极大的音量播放《东方红》的前奏曲，紧接着浩瀚澎湃的《东方红》交响乐惊天动地地奏响，所有的红卫兵都从地上跳起来。我的心蹦到了嗓子眼，我清楚地感觉到了它在嘴唇边、头上、脖子上一起跳动，百万红卫兵眼巴巴地紧紧盯着天安门城楼。
“中央领导人出来了！在几位首长之后是谁？我们突然看到了毛主席！成千上万的声音发出了一个共同的呼喊，我们扔下帽子、挎包、面包、水壶，拼命地奔向天安门城楼！几公里的人海不见了，压缩成一堆绿色的山坡，我们像橄榄球员一样，一个摞一个拼命地呼喊：‘毛主席万岁！’参差不齐的口号声逐渐变成有节奏的呼喊，千千万万的红卫兵对领袖的热爱像维苏威火山爆发，像岩浆在翻滚，像泥石流在崩裂，像钢水在沸腾！我不由自主地跟着大家一起喊着，眼泪不知不觉间流下来、流下来。我恨它们不停地挡住我看毛主席的双眼，我恨我为什么是近视眼，我居然看不清楚毛主席，在这宝贵的时刻！我苦苦央求前面有望远镜的红卫兵，他正拿着望远镜目不转睛地盯着城楼上，他的泪水流到嘴边、脖子上，滴在衣服上，满脸是幸福的笑容。我不断地央求他给我看一眼，就一小眼，一下，一分钟，一秒钟！拿过来一下就还你！我说话算话！向毛主席保证！向现在就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保证！他被我闹晕了，居然把望远镜递给了我，我接过来，立刻以最快的速度放在眼睛上。可是我找不到毛主席！我为什么看不到毛主席？！毛主席不在天安门城楼！突然，滚滚的人海铺天盖地地朝我们这边压过来，我趴在了地上，背上是数不清的燃烧得近乎疯狂的红卫兵。我的双手撑在地上，支撑着全身的重量，我感觉我透不过气，我拼命挣扎，力气在一点一点耗尽，我的手支不住了，我的脸贴在地上，我的颧骨被挤压着，我听见我的骨头在响，我喊不出声，我觉得窒息，我想我恐怕要死了。还没有见到毛主席就要死去，太不值得了，太遗憾了！一股求生的本能使我奋力向外冲撞，不顾我将会遍体鳞伤。人群突然神奇地闪开了一个缺口，我的面前出现了一条宽阔的大道，在这瞬间，我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他坐在敞蓬车上，正徐徐向我们驶过来，他像一座雕像，和天一样高，穿一身军装，频频向我们招手。随着他手掌的挥舞，千万道阳光向我们洒过来，洒在我们的脸上、身上，渗透进我们的心里。我全身瘫软，被架空在无数红卫兵的身上，从头到脚暖洋洋的，无限地幸福笼罩了全身，我的眼泪湿透了绿军装的前胸，我忘记了一切，什么学习成绩，什么前途，什么生命，都是那么渺小，那么无足轻重，那么不值一提，一切都不能和这个瞬间相比，因为我们见到了毛主席！
“当然，我还有个深深的遗憾，我没有同毛主席老人家握手。我虽然恨不得变成神仙和大侠，从人群中飞跃过去到毛主席的身边，当然我不可能做到。那一天，同毛主席握过手的成了我们最高等的幸运儿，我们所在的二等、三等幸运儿都扑上去拉着他的手，久久不放，差一点把他撕得四分五裂！”
刘晓庆回忆中的狂喜岂止是一个人的狂喜，这是1000多万在天安门广场上接受过大检阅的幸运儿的共同记忆，是铭刻在一代人心灵深处的悲喜交加的青春画面。

一家人唱语录歌


红卫兵演出

忠字舞

“雄壮”的舞姿

红卫兵批斗“坏分子”


外地红卫兵徒步北京

游行队伍

蒯大富-红卫兵头

红卫兵捣毁寺庙斗和尚

毛主席、林彪二次接见红卫兵
附录1：《在第七次接见红卫兵时的讲话》
林彪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
同学们，同志们，红卫兵战士们：
在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中，你们怀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无限热爱，无限忠诚的心情，来到北京，看望毛主席，同时，交流革命经验。我代表毛主席，代表党中央，向你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今天，毛主席非常高兴他接见你们。这是两个多月来，连国庆节在内，毛主席第六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毛主席是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总是同群众在一起，充分地信任群众，和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全心全意支持革命的群众运动。毛主席给全党同志，给青年一代，树立了最光辉的榜样。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很好!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一天比一天深入。整个社会面貌，人们的精神面貌，都有很大的变化。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更加普及，更加深入人心。在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下，文化大革命促进了人的思想革命化，推动了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最近发射导弹核武器的试验成功，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伟大胜利！
党的八届十一个全会，宣告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宣告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破产。两个多月来，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同广大群众见面，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展开了对错误路线的批判。毛主席号召大家关心国家大事，真正变成了广大群众的行动。这是极大的好事。这是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重要保征。
毛主席的路线，是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是“敢”字当头的路线，是敢于相信群众，敢于依靠群众，敢于放手发动群众的路线。这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运用和新发展。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路线。
资产阶级路线，是反对群众路线，是反对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路线，是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这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是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而是指向革命群众，采取各种形式，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学生斗学生。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水火不相容的。只有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这条路线的影响，才能正确地、完全地、彻底地执行毛主席的路线。
在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广大革命群众，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展大民主的新经验。这种大民主，就是党无所畏惧地让广大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形式，批评和监督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同时，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没有这种大民主，不可能发动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可能实现人们灵魂深处的大革命，不可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深搞透，不可能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保证我们国家沿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道路前进。这种大民主，是毛泽东思想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新形式，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新形式。这种大民主，是毛主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新贡献。
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证明，没有进行这样彻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实行这样的大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就会削弱，就会变质，资本主义就要采用各种形式复辟，剥削阶级就会重新骑在人民的头上。
这样大民主，不但领导和群众之间必须彻底实行，而且，在群众中，在群众相互之间，也完全必须彻底实行。在群众之间，没有这样的大民主，不善于互相商量，不善于倾听不同的意见，不善于摆事实讲道理，不善于开动脑筋，思考问题，这样，就不可能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就不可能达到发展左派队伍，团结大多数，孤立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的目的，就不可能不折不扣地实行我们伟大导师—毛主席所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路线。
毛主席是支持同志们步行串连的。步行串连的好处，可以广泛他接触群众，接触社会的各个方面，更深入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可以更好地向工农学习，在更宽广的范围内，传播毛泽东思想。这样做，对于革命师生进一步领会毛泽东思想，领会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是大有好处的。当然，这种步行串连，必须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地进行。
党中央相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有了几个月的经验，今后将会更好地进行，取得更大的成就!
在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下前进！
毛主席的路线胜利万岁!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附录2：《红卫兵战歌》，署名是“《解放军歌曲》编辑部集体创作
红卫兵，红卫兵，
伟大的领袖是毛泽东。
……
……
破四旧，立四新，
横扫一切害人虫，
革命造反精神万万岁，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红卫兵，红卫兵，
……
……
……
爱祖国，爱人民，
爱学习，爱劳动，
早晨的太阳光芒万丈，
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
《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姜春阳作曲，
歌词大意是——
江水滚滚向前方，
江上升起一轮红太阳。
敬爱的毛主席，站在船头上，
指引着我们奔向前方，奔向前方。
副歌：
跟着毛主席，我们穿过多少惊涛，
跟着毛主席，我们穿过多少骇浪，
跟着毛主席，我们经过多少风雨，
跟着毛主席，我们刀山火海也敢上，
跟着毛主席，我们奔向共产主义前方。
附录3：中国最大的红卫兵墓群

位于中国重庆市沙坪公园位西南角、人工湖岸的缓坡的一块墓地（紧邻一座1990年重建的天主教堂）。据称是中国仅存一座基本保存完好的文革武斗墓群。高约三至六公尺不等的块石叠砌而成的灰墙，把墓园大致围成船形；墓园西高东低，形成几级梯形台地；墓园占地约3000平方米左右（约合4.5亩）。墓群坐西朝东，寄寓着墓主永远“心向红太阳”的拳拳之意。
其中113座墓穴埋着1967年至1968年重庆武斗期间约四百名战死或意外故亡（个别）的八一五派组织成员。造墓立碑时间最早的从1967年6月开始，最晚的到1969年1月结束。死亡者年龄最小的仅14岁（2人），年龄最大的60岁。死亡者年龄：20岁以下的占35.2%（69人），21—30岁的33.7%（66人），31－40岁的20.9%（41人），41岁—50岁的7.7%（15人），50岁以上2.6%（5人）。死亡者职业：工人占58.9%（最多，176人），学生34.8%（104人），职员4.7%（14人），军人（军事院校学生）2%（6人），干部1%（3人），教师0.67%（2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