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太航医院:1957年的湖北右派言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17 01:50:27
1957年的湖北右派言论
——读《右派言论选集》
剑 云
我一直有一个深深的疑虑，为什么不少人不坚持讲真话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说是粉碎“四人”，春回大地，“假大空”的时代过去了，人民终于可以扬眉吐气话真话了。可是这么多年过去，我们依然在悲哀地呼唤诚信，呼唤真话的回归。巴金老的去世，似乎是一个标志——标志着一个“呼唤真话回归时代”的结束。再也没有一个喋喋不休的老人在我们耳边聒噪“真话、真话”这两个字了。
但是盛世小人的伪君子面孔实在使我们的生活事业常常蒙羞，每当此，我的忘年之交隐居乡间的李升堂先生的话就响起耳边：
“剑云啊，可不是，不是假话的问题，流行假话就盛行假事，风行假货——那是假人吃香了！是人假了。假人多了，真人就难活了。”先生的为人处世原则就是，不说假话，不写假文，不做假事，绝不与假人交往，一生刚直。
每谈及假人真人问题，先生总要感慨，唉，过去的人可不是这样！我纳闷，他的过去无非就是文革期间以至以前吗？那不是真大空的时代吗？他解释说，那是政策偏了，国家胡弄，可老百姓的心是真的，情是诚的。现在是整个社会风气变了，民众普遍变得假了，这就更可怕。
社会没有正义，群众失去正直，对当官的失去了社会环境的威慑。贪污腐败的社会条件是很简单的：就是干了没有人管！
忘年之交久隐乡间，埋头文史，是确已偏激愚腐了，我也渐渐成了一个个见人说好、见事说了的人，觉得自己也已在假人之列，耻羞汗颜。每觉羞耻，每觉气郁，我会拿起一本沉重的书来看——《右派言论选集》看。
那是1991年我在武汉大学进修，武大图书馆似曾在一个老礼堂里存了不少旧书，选出好多作下架处理。老礼堂有数亩地大，褐灰如积雪，旧书散乱铺其上，任师生自选。我发现一本白皮蓝字的《右派言论选集》，一翻，被当年右派的言论震竦，拿了回去来，那一个买了一大捆，托运不便，邮寄没钱，一直拎在身边，差点没有累死我！
《右派言论集》这本是“续编”，显然还有正偏，我没有找到。“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编”，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汉口新华印刷厂印刷。1957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印数23，0000册，书号3106·67，定价0．70元，全书312面，特别注明“内部资料，注意保存”。看“借出日期”知该本其实无人借过。
打开目录数来共有吴开斌等48位右派的言论。
阅读这些言论，再和当年编者加上的标题“借检讨，向党进行反朴”“诬蔑民主制度，任恨咒骂，诬蔑领导”“敌视党的各项运动”等断语对比，你直觉正好相反。这些天真的右派都是说了些天真的真话而已！正是这些说真话的人构成了一个说真话的群体，当时要“打倒”的，绝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说真话的知识分子群体。翻着这发黄的书页，似在揭动历史的岩石，那岩石上雕刻的是一群说真话的真人的群雕，是他们真的喉咙，嘴巴和头颅——我不知道这些右派的实际命运，那时我还没有诞生，但我由他们发自人的良知的话语能感受到人性的温暖，人血的价值。
吴开斌当时是武汉大学中文系三年级学生，在武大大学学委会举办的民主论坛辩论会上讲：“我觉得在斯大林的时代，社会主义国家有排他性，只注意团结社会主义国家，而对于别的国家基本上是采取排斥态度的。”
“我认为资本主义在目前还有很大的生命力的，直到目前为止，还是社会主义一个非常可怕的敌人。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一点呢？就是因为过去几年来，我觉得我们国家里宣传工作存在一个根本的偏向，也就是一个错误吧。一个什么错误呢？我感觉到解放后很多年以来，我们对于资本主义这个敌人重视不够。那么，在整个社会上造成的风气就是资本主义不堪一击，资本主义是最腐朽的制度，是最落后的制度，好象三天两天就要死的样子。那么，在报纸上也好，杂志上也好，在书籍上也好，都引一些理论来说明资本主包含着矛盾，什么它的社会性和私人占有性，总是这样说，说它总危机要来了，说工人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这是过分从说理上来分析资本主义，而很少联系到资本主义活生生的现实来阐明这样一个问题。我感觉到很长时间内我们生活在真空里面，就是生活在理论和教条里面，不大了解资本主义活生生的现实到底是怎样。我认为这一点对我们起了很不好的作用，我们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养成了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不愿意谈资本主义的成就，就是不愿意谈资本主义某些优越性，好象你一谈，就是反对社会主义。
知识分子不敢开口，不敢谈到资本主义某些科学的成就，害怕人家扣帽子；相沿成风，成了风气，谁也不敢谈，这认为这是我们国家一个很不正常的情况。
在逮捕胡风党徒们的时侯，是不是对每个人逮捕都是正确的？是不是每个人都是胡风分子？是不是都是犯了反革命罪行？所以当时产生一些怀疑罗，不过我的怀疑有一个条件，就是说如果有新的材料的话，我就愿意放弃这个论点。
你说象斯大林所犯的这样大的错误，难道仅仅是个人原因吗？个人负责吗？难道这个制度没有一点缺陷，没有一点毛病吗？这个问题很难令人同意，在斯大林犯了错误以后，有人问赫鲁晓夫，你们当时都是苏共中央的委员，你们当时知道不知道呢？或者知道了为什么不提出来呢？结果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的错误曾经有一个解释，说他当时也是艰难的地步，就是当时斯大林的威信在苏联的各族人民中间很高，人民非常爱戴和信仰斯大林。在那情况下，如果提出跟斯大林不同的意见，批评了斯大林的话，就很可能被看成是反对党反对苏维埃，就很可能被看成叛徒。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而且自己还有杀身之祸。他的解释是这个样子罗。这样的解释就更不能说明问题，反而更暴露了问题，就是说赫鲁晓夫他们这样一般人在当时是知道斯大林的错误，那么当时没有提，这当然与赫鲁晓夫的个人有原因，也许是原则性吧，给他扣个帽子，但是我认为这个制度还是有些问题，既然斯大林有错误，为什么制度本身不能保证一个公民，甚至中央委员当他犯了很多错误的时侯，为什么整个的部长会议，整个的苏共中央以及当时的监检部门，司法部门，都不能够通过正当手续赴来制止，起来干预，起来提意见。斯大林当时威信当然是很高，大家是很尊重斯大林，那么是这样的话，整个国家的法纪，整个社会主义的法制就可以不管了。如果说这个社会制度是很健全的话，一点毛病也没的话，那么人民也好，苏共中央的委员也好，应该是有可能通过正常的手段和正常的手续来表达自己意见。那就应当指出斯大林的错误，如果斯大林坚持错误不改的话，就撤换他嘛。我认为，究竟是斯大林的个人威信要紧呢？还是社会主义事业更要紧呢？斯大林的错误是很长时期的罗。浊一朝一夕，在那样长的时期内不可能和到纠正，那么这就使人不得不怀疑到，某些政治制度是不够健全。不是正常的集体领导的原则被破坏了吗？民主生活貫彻得不够，使大家在这种情况下不敢让话，也不愿意让话，看到一个最高的领导同志犯了错误，我认为这就是政治生活上的不正常现象。这种现象长期得不到纠正，绝对不能解释为个人原因，所以我让为斯大林同志的错误，跟苏联的政治制度有一定关系。但是，关于具体关系究竟怎么样，应该由那些同志负责，那我没有仔细研究过。过去嘛，也是脑子随便想一想，让一下子，今天要我深刻的分析也是不可能的。
徐真当时是华中工学院教授，他在华中学院农工民主党座谈会上有个发言，他说：
对政策稍异议，或是对社会现象提点批评，那么“对新社会有抵触”，“思想有问题”一大堆帽子就会落到头上来，不甘做落后分子的人，于是被训练成“国王的新衣”的赞美者；不愿随声附和的人只有少开口一条道路可走，结果，阿谀成风，被阿谀的人得意忘形！官僚产生了！宗派形成了！社会腐化了！“共产党即是真理，毛主席被捧成了不容怀疑可能有一丝一毫错误的神，自思想改造迄今，我始终想不通这个辨证逻辑。”
江心纹当时是华师范物理系301班学生，看名字似是女性。她说“片面的强调集中忽视民主就是等于专制”“向敬爱的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一点意见：我觉得中央对反革命力量的估计是值得研究的，根据5%的指数，那么全国六亿人中就有3000万反革命分子，这当然是不包括已被镇压和在台湾的反动派，也不是少年儿童，同时工农群众及党团员是极少的，那么这3000万反革命就大部分存在知识分会子中，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也就反映了中央的某些领导人存着主观主义，希望中央检查一下。
古希天是武汉水利学院水建系助教，他在方章中对1955年的隶反提出异议：在毛主席的报告中，说到我国肃反工作既不象苏联左，也不象匈牙利右。听说在毛主席报告中，让了1950——1953年间镇反杀掉的数字，大得惊人，我不能不怀疑，是否真的不左不右，是否杀掉的这一大批人都是该杀的而没有枉杀的。就拿我家乡广东梅县、兴宁、五华一带来说，1950年冬1951年春开始镇压反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批一批拉去杀的，有时甚至有一大卡车载着二、三十个面上毫无血色的人。据我知其他各地也都差不多。难道罪大恶极非杀不可的反革命真有这样多么？听说央会派人到广东兴宁检查过，发现大部分案件是错判的。现在事情已过去几年，杀的杀了，社会秩序也安定下来，反革命基本上压下去了，但是否有许多好人被枉杀了？我没有掌握任何资料，不敢随便肯定，但却打了个大问号，希望共产党中央认真对待这个问题，认真检查过去判死刑的反革命案件。
一提起1955年的肃反运动，我的内心就无法平静下来，这是我有生第一次看到最恶劣的事件，旧社会我正在童年时代，听过许多比这罪恶百倍的事，可没有亲眼看到。而1955年，解放后六年，共产党竟会做出严重违反自己亲手制定的宪法的事来，实在百莫大的遗憾。不经任何法律手续即大量扣押人，严重侵人身自由，一切既可气又可笑的事都出来了，肃反中被枉斗而自杀的，决不是一个二个，也不是十个百个，而是以千以万计。无数被关起来的、被斗的，更是不计其数，搜查信件也是普遍的事，更有无数森严的“纪律”
“你承认是右派分子的帮凶？”——武汉体育学院副教授李雨三的辨解倒让我忍俊不禁：
在我准备发言的当时，我还不知道有该打倒的右派分子。
我的发言之所以有某些部分是属于右派的言论，是因为有了右派分子出现，并经过大家帮着分析之后，我才明白的。如果没有右派分子，即使有，他们不做有计划的反动活动，我也检查不出我的发言中会有某些部分是属于右派言论的。通过反复的分析批判，我才认识到发言中某些部分属于右派的言论，无意中成为右派俘虏，成为右派的帮凶，就因我的发言中某些部分和右派分子的言论有不谋而同这处。这都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引用成语、过甚其词的结果。因为右派分子是反党的、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的言论是反动的，我的某些部分的发言既然属于右派分子的言论，当然就变成反动方法论了。但是我并未反党，更未做到反党工作。我提拥护党的，因此我不承认我是右派分子。
下面我换一种摘录方式，再引一些话。封章谏（华中师范学院学生）：
“人，应当是自由的。它可以自由的劳动创造，也可以自由的思想，但任何人的自由都不应妨碍别人。
对鸣放运动的感想
1、不放则不鸣，放则鸣，表示人们的思想已到僵化程度，思想言论被控制了，这真是对思想言论自由的莫在嘲笑。
2、不少人由于思想僵化脑筋不灵活或由于文化知识水平有限，对事物真相缺乏了解，往往逐流，得过且过，这对于国家民族都是很危险的，我们应急不及待的提高人民的文化小平，增进知识，允许人们思想自由鼓励独立思考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基本办法：
3、思想问题不能用行政命令也不能只靠群众运动解决的，借助于命令或群众运动，都不是充分依靠群众的表现，只能说是领导缺乏自信与无能，和不负责任。
4、人非机器也，所以想控制人是做不到的事，要想控制人的思想理更是荒唐，思想是存在于人脑的反映，要解决思想问题应从存在及各人的具体情况着手，企图用暴力控制别人的思想是行不通的，这种所谓控制思想，不如去摧毁作为存在的物质世界和砍掉产生思想的脑袋好了。
胡善恒（中南财经学院财政贷系教授）：
过去中国共产党员们长期间受反动统治的迫害和压制，不能公开活动，于是数十年间养成了秘密活动的习惯，若非如此，即难存在，这是事实。同时正由于保持机密行动的习惯，党的组织力量才能够发展得很大很强，也才能够在革命事业进行中，从一个胜利。这种严守机密的习惯曾经是党员的一项必具的锻炼，已经深入人心，因而党员走到那里墙就设在那里，非党的人走到那里，那里就不免要“碰壁，有些人知道墙壁是无法可碰的，于是只好“到此止步”望望而去之，现在的形势不同了，党领导人民实行人民民主专政，要人民打成一片，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全国人民已经表明态度，一致拥护中国共产党，一致拥护毛主席，接受党的领导。在全国这样的情势下，大家都了解用不着设墙壁。
好了，我不引了，对那个时代的大学生和大学的老师我由衷敬仰！我看到了一个时代讲真话的人的风采。而这风采在当今的社会生活里，太少见。如果我生活在1957，我很可能也是一个右派。如果不是，我会会是一个什么人呢？
——读《右派言论选集》
剑 云
我一直有一个深深的疑虑，为什么不少人不坚持讲真话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说是粉碎“四人”，春回大地，“假大空”的时代过去了，人民终于可以扬眉吐气话真话了。可是这么多年过去，我们依然在悲哀地呼唤诚信，呼唤真话的回归。巴金老的去世，似乎是一个标志——标志着一个“呼唤真话回归时代”的结束。再也没有一个喋喋不休的老人在我们耳边聒噪“真话、真话”这两个字了。
但是盛世小人的伪君子面孔实在使我们的生活事业常常蒙羞，每当此，我的忘年之交隐居乡间的李升堂先生的话就响起耳边：
“剑云啊，可不是，不是假话的问题，流行假话就盛行假事，风行假货——那是假人吃香了！是人假了。假人多了，真人就难活了。”先生的为人处世原则就是，不说假话，不写假文，不做假事，绝不与假人交往，一生刚直。
每谈及假人真人问题，先生总要感慨，唉，过去的人可不是这样！我纳闷，他的过去无非就是文革期间以至以前吗？那不是真大空的时代吗？他解释说，那是政策偏了，国家胡弄，可老百姓的心是真的，情是诚的。现在是整个社会风气变了，民众普遍变得假了，这就更可怕。
社会没有正义，群众失去正直，对当官的失去了社会环境的威慑。贪污腐败的社会条件是很简单的：就是干了没有人管！
忘年之交久隐乡间，埋头文史，是确已偏激愚腐了，我也渐渐成了一个个见人说好、见事说了的人，觉得自己也已在假人之列，耻羞汗颜。每觉羞耻，每觉气郁，我会拿起一本沉重的书来看——《右派言论选集》看。
那是1991年我在武汉大学进修，武大图书馆似曾在一个老礼堂里存了不少旧书，选出好多作下架处理。老礼堂有数亩地大，褐灰如积雪，旧书散乱铺其上，任师生自选。我发现一本白皮蓝字的《右派言论选集》，一翻，被当年右派的言论震竦，拿了回去来，那一个买了一大捆，托运不便，邮寄没钱，一直拎在身边，差点没有累死我！
《右派言论集》这本是“续编”，显然还有正偏，我没有找到。“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编”，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汉口新华印刷厂印刷。1957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印数23，0000册，书号3106·67，定价0．70元，全书312面，特别注明“内部资料，注意保存”。看“借出日期”知该本其实无人借过。
打开目录数来共有吴开斌等48位右派的言论。
阅读这些言论，再和当年编者加上的标题“借检讨，向党进行反朴”“诬蔑民主制度，任恨咒骂，诬蔑领导”“敌视党的各项运动”等断语对比，你直觉正好相反。这些天真的右派都是说了些天真的真话而已！正是这些说真话的人构成了一个说真话的群体，当时要“打倒”的，绝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说真话的知识分子群体。翻着这发黄的书页，似在揭动历史的岩石，那岩石上雕刻的是一群说真话的真人的群雕，是他们真的喉咙，嘴巴和头颅——我不知道这些右派的实际命运，那时我还没有诞生，但我由他们发自人的良知的话语能感受到人性的温暖，人血的价值。
吴开斌当时是武汉大学中文系三年级学生，在武大大学学委会举办的民主论坛辩论会上讲：“我觉得在斯大林的时代，社会主义国家有排他性，只注意团结社会主义国家，而对于别的国家基本上是采取排斥态度的。”
“我认为资本主义在目前还有很大的生命力的，直到目前为止，还是社会主义一个非常可怕的敌人。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一点呢？就是因为过去几年来，我觉得我们国家里宣传工作存在一个根本的偏向，也就是一个错误吧。一个什么错误呢？我感觉到解放后很多年以来，我们对于资本主义这个敌人重视不够。那么，在整个社会上造成的风气就是资本主义不堪一击，资本主义是最腐朽的制度，是最落后的制度，好象三天两天就要死的样子。那么，在报纸上也好，杂志上也好，在书籍上也好，都引一些理论来说明资本主包含着矛盾，什么它的社会性和私人占有性，总是这样说，说它总危机要来了，说工人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这是过分从说理上来分析资本主义，而很少联系到资本主义活生生的现实来阐明这样一个问题。我感觉到很长时间内我们生活在真空里面，就是生活在理论和教条里面，不大了解资本主义活生生的现实到底是怎样。我认为这一点对我们起了很不好的作用，我们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养成了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不愿意谈资本主义的成就，就是不愿意谈资本主义某些优越性，好象你一谈，就是反对社会主义。
知识分子不敢开口，不敢谈到资本主义某些科学的成就，害怕人家扣帽子；相沿成风，成了风气，谁也不敢谈，这认为这是我们国家一个很不正常的情况。
在逮捕胡风党徒们的时侯，是不是对每个人逮捕都是正确的？是不是每个人都是胡风分子？是不是都是犯了反革命罪行？所以当时产生一些怀疑罗，不过我的怀疑有一个条件，就是说如果有新的材料的话，我就愿意放弃这个论点。
你说象斯大林所犯的这样大的错误，难道仅仅是个人原因吗？个人负责吗？难道这个制度没有一点缺陷，没有一点毛病吗？这个问题很难令人同意，在斯大林犯了错误以后，有人问赫鲁晓夫，你们当时都是苏共中央的委员，你们当时知道不知道呢？或者知道了为什么不提出来呢？结果赫鲁晓夫关于斯大林的错误曾经有一个解释，说他当时也是艰难的地步，就是当时斯大林的威信在苏联的各族人民中间很高，人民非常爱戴和信仰斯大林。在那情况下，如果提出跟斯大林不同的意见，批评了斯大林的话，就很可能被看成是反对党反对苏维埃，就很可能被看成叛徒。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而且自己还有杀身之祸。他的解释是这个样子罗。这样的解释就更不能说明问题，反而更暴露了问题，就是说赫鲁晓夫他们这样一般人在当时是知道斯大林的错误，那么当时没有提，这当然与赫鲁晓夫的个人有原因，也许是原则性吧，给他扣个帽子，但是我认为这个制度还是有些问题，既然斯大林有错误，为什么制度本身不能保证一个公民，甚至中央委员当他犯了很多错误的时侯，为什么整个的部长会议，整个的苏共中央以及当时的监检部门，司法部门，都不能够通过正当手续赴来制止，起来干预，起来提意见。斯大林当时威信当然是很高，大家是很尊重斯大林，那么是这样的话，整个国家的法纪，整个社会主义的法制就可以不管了。如果说这个社会制度是很健全的话，一点毛病也没的话，那么人民也好，苏共中央的委员也好，应该是有可能通过正常的手段和正常的手续来表达自己意见。那就应当指出斯大林的错误，如果斯大林坚持错误不改的话，就撤换他嘛。我认为，究竟是斯大林的个人威信要紧呢？还是社会主义事业更要紧呢？斯大林的错误是很长时期的罗。浊一朝一夕，在那样长的时期内不可能和到纠正，那么这就使人不得不怀疑到，某些政治制度是不够健全。不是正常的集体领导的原则被破坏了吗？民主生活貫彻得不够，使大家在这种情况下不敢让话，也不愿意让话，看到一个最高的领导同志犯了错误，我认为这就是政治生活上的不正常现象。这种现象长期得不到纠正，绝对不能解释为个人原因，所以我让为斯大林同志的错误，跟苏联的政治制度有一定关系。但是，关于具体关系究竟怎么样，应该由那些同志负责，那我没有仔细研究过。过去嘛，也是脑子随便想一想，让一下子，今天要我深刻的分析也是不可能的。
徐真当时是华中工学院教授，他在华中学院农工民主党座谈会上有个发言，他说：
对政策稍异议，或是对社会现象提点批评，那么“对新社会有抵触”，“思想有问题”一大堆帽子就会落到头上来，不甘做落后分子的人，于是被训练成“国王的新衣”的赞美者；不愿随声附和的人只有少开口一条道路可走，结果，阿谀成风，被阿谀的人得意忘形！官僚产生了！宗派形成了！社会腐化了！“共产党即是真理，毛主席被捧成了不容怀疑可能有一丝一毫错误的神，自思想改造迄今，我始终想不通这个辨证逻辑。”
江心纹当时是华师范物理系301班学生，看名字似是女性。她说“片面的强调集中忽视民主就是等于专制”“向敬爱的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一点意见：我觉得中央对反革命力量的估计是值得研究的，根据5%的指数，那么全国六亿人中就有3000万反革命分子，这当然是不包括已被镇压和在台湾的反动派，也不是少年儿童，同时工农群众及党团员是极少的，那么这3000万反革命就大部分存在知识分会子中，这显然是不现实的，也就反映了中央的某些领导人存着主观主义，希望中央检查一下。
古希天是武汉水利学院水建系助教，他在方章中对1955年的隶反提出异议：在毛主席的报告中，说到我国肃反工作既不象苏联左，也不象匈牙利右。听说在毛主席报告中，让了1950——1953年间镇反杀掉的数字，大得惊人，我不能不怀疑，是否真的不左不右，是否杀掉的这一大批人都是该杀的而没有枉杀的。就拿我家乡广东梅县、兴宁、五华一带来说，1950年冬1951年春开始镇压反的，几乎每天都有一批一批拉去杀的，有时甚至有一大卡车载着二、三十个面上毫无血色的人。据我知其他各地也都差不多。难道罪大恶极非杀不可的反革命真有这样多么？听说央会派人到广东兴宁检查过，发现大部分案件是错判的。现在事情已过去几年，杀的杀了，社会秩序也安定下来，反革命基本上压下去了，但是否有许多好人被枉杀了？我没有掌握任何资料，不敢随便肯定，但却打了个大问号，希望共产党中央认真对待这个问题，认真检查过去判死刑的反革命案件。
一提起1955年的肃反运动，我的内心就无法平静下来，这是我有生第一次看到最恶劣的事件，旧社会我正在童年时代，听过许多比这罪恶百倍的事，可没有亲眼看到。而1955年，解放后六年，共产党竟会做出严重违反自己亲手制定的宪法的事来，实在百莫大的遗憾。不经任何法律手续即大量扣押人，严重侵人身自由，一切既可气又可笑的事都出来了，肃反中被枉斗而自杀的，决不是一个二个，也不是十个百个，而是以千以万计。无数被关起来的、被斗的，更是不计其数，搜查信件也是普遍的事，更有无数森严的“纪律”
“你承认是右派分子的帮凶？”——武汉体育学院副教授李雨三的辨解倒让我忍俊不禁：
在我准备发言的当时，我还不知道有该打倒的右派分子。
我的发言之所以有某些部分是属于右派的言论，是因为有了右派分子出现，并经过大家帮着分析之后，我才明白的。如果没有右派分子，即使有，他们不做有计划的反动活动，我也检查不出我的发言中会有某些部分是属于右派言论的。通过反复的分析批判，我才认识到发言中某些部分属于右派的言论，无意中成为右派俘虏，成为右派的帮凶，就因我的发言中某些部分和右派分子的言论有不谋而同这处。这都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引用成语、过甚其词的结果。因为右派分子是反党的、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的言论是反动的，我的某些部分的发言既然属于右派分子的言论，当然就变成反动方法论了。但是我并未反党，更未做到反党工作。我提拥护党的，因此我不承认我是右派分子。
下面我换一种摘录方式，再引一些话。封章谏（华中师范学院学生）：
“人，应当是自由的。它可以自由的劳动创造，也可以自由的思想，但任何人的自由都不应妨碍别人。
对鸣放运动的感想
1、不放则不鸣，放则鸣，表示人们的思想已到僵化程度，思想言论被控制了，这真是对思想言论自由的莫在嘲笑。
2、不少人由于思想僵化脑筋不灵活或由于文化知识水平有限，对事物真相缺乏了解，往往逐流，得过且过，这对于国家民族都是很危险的，我们应急不及待的提高人民的文化小平，增进知识，允许人们思想自由鼓励独立思考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基本办法：
3、思想问题不能用行政命令也不能只靠群众运动解决的，借助于命令或群众运动，都不是充分依靠群众的表现，只能说是领导缺乏自信与无能，和不负责任。
4、人非机器也，所以想控制人是做不到的事，要想控制人的思想理更是荒唐，思想是存在于人脑的反映，要解决思想问题应从存在及各人的具体情况着手，企图用暴力控制别人的思想是行不通的，这种所谓控制思想，不如去摧毁作为存在的物质世界和砍掉产生思想的脑袋好了。
胡善恒（中南财经学院财政贷系教授）：
过去中国共产党员们长期间受反动统治的迫害和压制，不能公开活动，于是数十年间养成了秘密活动的习惯，若非如此，即难存在，这是事实。同时正由于保持机密行动的习惯，党的组织力量才能够发展得很大很强，也才能够在革命事业进行中，从一个胜利。这种严守机密的习惯曾经是党员的一项必具的锻炼，已经深入人心，因而党员走到那里墙就设在那里，非党的人走到那里，那里就不免要“碰壁，有些人知道墙壁是无法可碰的，于是只好“到此止步”望望而去之，现在的形势不同了，党领导人民实行人民民主专政，要人民打成一片，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全国人民已经表明态度，一致拥护中国共产党，一致拥护毛主席，接受党的领导。在全国这样的情势下，大家都了解用不着设墙壁。
好了，我不引了，对那个时代的大学生和大学的老师我由衷敬仰！我看到了一个时代讲真话的人的风采。而这风采在当今的社会生活里，太少见。如果我生活在1957，我很可能也是一个右派。如果不是，我会会是一个什么人呢？
1957年被打倒的右派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都被平反了吗？具体讲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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