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吸引女性的技巧:中国历史上的清官<转》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19 23:33:09
在封建社会中，民间对好官称为清官。在正式的典章史籍中，对好官一般不称清官，而叫"循吏"、"良吏"、"廉吏"等等。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官僚机构的国家，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就出现了对官僚的类型化评价。好官的标准是什么？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司马迁的标准是：行教、清廉、守法。在崇尚法家政治的战国、秦及汉初，守法是最主要的好官标准。到了"独尊儒术"时期，推行教化又成为好官的标准。但因教化的成效很难考核，从三国未年开始，根据司马懿的思想，清、慎、勤成为正式的为官标准化，清官也就逐渐成为好官的代名词。封建社会的清官，其实都是统治阶级的代表，都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只是，比之于贪官而言，他们毕竟对人民有益，为人民做过一些好事，对社会历史起过一定的作用，也更为人民所称道；他们廉洁奉公、公正执法的一面，对今天的法治建设与廉政建设，仍不乏学习、借鉴意义.古往今来，在我国历史上有过不少清官廉吏，虽然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但他们为官清正、廉洁自好的美德，历来受到人们的赞颂。
公仪休不受鱼
公仪休是战国初期鲁国宰相，他坚持奉职循理，以德治国，始终不变，使朝廷大小官员自守清正，既不与百姓争利，也不妄取小惠。
公仪休有一嗜好，就是特别喜欢吃鱼。宰相爱吃鱼，自然就有人主动给他送鱼。一天，有一送鱼者带着一筐上等新鲜鱼，给公仪休送来。但他坚辞不受。送鱼者大为不解地问：“听说宰相喜欢吃鱼，特意给您送来，不知为什么您又不收呢?”公仪休笑了笑，对送鱼者说：“正是因为我特别爱吃鱼，所以我才坚决拒绝接受任何人馈送的鱼。道理很简单，我身为宰相，而宰相的俸禄足够我自己买鱼的开销，假如今天我因接受别人的鱼而被罢免官职，那谁还给我送鱼呢?这就是我不受鱼的原由啊!”
子罕以不贪为宝
春秋时期，宋国有人得到一块精美的玉石，想献给司城子罕。子罕拒不接受。献玉的人以为子罕怀疑玉石是假的，便说：“这块美玉我请玉匠给鉴定过，他说是块宝玉，所以才敢拿来献给你。”子罕回答说：“你以玉为宝，我以不贪为宝。如果我收了玉石，你失掉了宝，我也失去了宝。所以，我们还是各存其宝为好。”
羊续悬鱼拒礼
东汉时，羊续长期担任南阳太守，但是一直过着俭朴的生活，因为官清正廉洁，倍受当时人们的尊敬，都称他是“清廉太守”。
有个下属看到太守的生活太清苦了，一天就拿了几条鲜鱼送给羊续，请他尝尝。羊续虽然把鱼收下了，但却没有吃，而是悬挂在庭堂上。过了些日子那个下属又送鱼给羊续，羊续指着庭堂上悬挂的干鱼说：“你原先送给我的鱼，如今还挂着哪，不用再送啦!”来人本来想趁着送鱼的机会请太守办点私事，遇到这种情况，就不好意思开口了。以后，也再不敢给太守送东西了。
羊续不仅对下属们如此，就是对自己的至亲也是这样。他在州衙办公，妻儿希望能和羊续住在一起，生活上好有个照应。羊续领着妻子、儿子到了他住的地方。妻儿见到屋里全部财产只是一床粗布被、一件旧短衣，几斗麦子和一点盐。羊续对儿子说：“我就是这样过日子，你们要到这来住，叫我拿什么供养你们母子呢?还是回乡下家中住吧。”儿子不解地说：“人家父亲当官，三亲六故都受惠，可我们借不上一点光。”还是妻子了解羊续，对儿子说：“你还不了解你爹呀。你也读了些书，对清官十分敬仰。现在清官就在你面前，怎么迷惑了呢?”
儿子羞愧地低下了头。于是欣然和母亲一起回到乡下去了。
刘宠克己奉公
东汉会稽郡(今浙江省绍兴)太守刘宠因为官清廉，政绩卓著，被调往京城任职。
临行之前，但见几位白发老人，蹒跚而至，结伴前来，说是要为太守送行。刘宠听说，连忙谢过，老人们说：“以前为官者贪钱恋物，常常闹得鸡犬不宁，百姓寝食不安。自从您任太守，官吏克己奉公，百姓安居乐业。今日太守要走，大家实感难舍难离，特来专程相送，以表心意。”说着，每人托出一百文钱，要交给刘宠留着途中使用。
刘宠听罢，十分感动地说：“父老们如此过奖，我实在愧不堪言。大家的心意我领受了，这钱我不能收，还是请带回去吧!”
老人们情真意切，执意赠送。刘宠无奈，只得从每人手里拿了一文钱收下，老人们这才称谢作别。刘宠见老人们渐渐远去，遂将收下的那几文钱轻轻地投进了河中。
此事很快传开，人们纷纷称赞刘宠，有人为他起了个美名，叫“一钱太守”。据说，如今浙江绍兴市北面的钱清镇，就是当年刘宠投钱入河的地方。
孙谦保廉留遗书
南朝宋明帝时期，孙谦以清廉慎行，有治干之才被提升为巴东和建平二郡太守。
天监十五年(516)，孙谦已九十二岁，他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立志身死之后也要保持廉洁操行。他给儿子们留下遗书，写道：“我年轻时本没有追求世俗富贵的意思，因此不求出人头地。后来历仕三代，官成两朝，以我这样的资历和名位，死后可能会得到朝廷的封赐，这是国家的惯例。待我气绝之后，你们应马上将我幅巾束发，免冠下葬，以存俭率。”又嘱咐：“葬我之时，棺足藏身，墓足置柩就可以了。送葬时引路的鬼幡之类可以省去，以我平时所乘之车为灵车，平时所卧之床为灵床，装了粗制竹席以备必要礼节，其他皆可免去。”孙谦死后，他的儿子们遵照这个遗嘱为他送葬，使他保持了最后的清廉气节。
赵轨清廉若水
隋朝时，赵轨曾任齐州(今济南市)别驾，东面邻居家有桑树。有一年，桑葚熟了，又大又红的桑葚落在他家的院子里，满地都是。他叫家人把桑葚捡起来，送还给邻居，并告诫儿子说：“我并不是要以此来求取名誉，只是觉得这不是自己的，享用了心里也会不安。”
赵轨在齐州为官四年，每年考核，政绩都是最好，得到皇帝的嘉奖，被征入朝任职。离开时，父老乡亲们都洒泪送别。一位长者代表百姓捧着一杯清水，颤巍巍地敬奉到赵轨面前，说：“别驾在此任官，从不受贿纳物，有如水火不相交。如今您要走了，我们不敢以壶酒相送，您清廉若水，特献上一杯清水为您饯行。”赵轨非常感激，接过杯水，一饮而尽。
后来，赵轨任原州(治今宁夏固原)总管司马，注意严格约束部下，对百姓秋毫无犯。有一次，赵轨领人结队夜行部下不小心，马踏入田中，踩坏了禾苗，他即令停止前进。天亮后，查到了田主，赔偿了损失后才率队起程。原州的百姓、官听说此事后，无不感动，并从此以赵轨为榜样，注意自己的操行。
包拯“拒礼为开廉洁风”
宋仁宗时，朝野上下弥漫着一股送礼之风。
包拯对这股送礼收礼之风历来持反对意见，几次上疏皇帝，请求颁昭禁止官员之间的送礼收礼的现象，以开廉洁之风。
这一年正是包拯的60大寿，寿辰前几天，他就命儿子包贵及王朝、马汉等站在衙门口拒礼。可谁知，第一个送寿礼的就是当朝皇帝，派来送礼的是六宫司礼太监。老太监到了门外，执意要面见包拯，要他接旨受礼。这下可难住了包贵，万岁送来的礼不收，这不是抗旨不遵吗?可父亲命他又不敢违，无奈只好请老太监将送礼的缘由写在一张红纸上转呈父亲。老太监提笔在红纸上写了一首诗。
“德高望重一品卿，日夜操劳似魏征。今日皇上把礼送，拒礼门外理不通。”
包贵让王朝把诗拿到内衙呈父亲展视。不一会儿，王朝带回原红纸交付老太监。只见原诗下边添了四句。
“铁面无私丹心忠，做官最怕叨念功。操劳为官分内事，拒礼为开廉洁风。”
六宫司礼太监看罢，半晌无语，只好带着礼物和那红纸回宫交差去了。
王翱五朝廉吏
王翱是明朝成祖至景帝连续五朝的廉吏，他身居官场几十年，尽管位高权重，但他始终保持公正、廉洁的品质。
他身居朝堂，手握重权，但对自己要求却很严，经常穿破旧衣服。一次，明英宗召见王翱后，王翱转身走时，英宗见其衣服破损，又将他叫回问其中原因，王翱只好说是当天偶尔穿了这件衣服，刚才接到召命没有来得及换衣。
王翱对家人要求也很严格。他的一个孙子因恩荫而入太学。一年秋试，这位才华平庸的孙子也想一试科场，企图金榜题名。于是他拿着从有关部门弄到的试卷告诉了王翱，王翱坚决反对，说：“如果你确有才华，我当然不阻止你一试身手；如果让你一个平庸之辈中选，势必埋没一个真正有才能的人。可你却强所不能，仅仅为了博取功名。”说完就撕了考卷扔进了火炉。
在原则面前，王翱对家属是寸步不让。王翱有一个女儿，嫁给了在京郊做官的贾杰。王翱夫人十分喜爱这个女儿，经常接女儿回家省亲。每当妻子临行前，贾杰就在她面前埋怨，“岳父把我调回京城，易如反掌，还哪里有这么多麻烦。”女儿将此事告诉了母亲，母亲也觉得有几分道理。一次，王翱夫人乘王翱开怀畅饮之际，婉转请求将女婿调入京城。谁知王翱大怒，拿起案上物打伤了夫人脸面。到王翱去世，贾杰也没有被调回京城。
林则徐拒贿拾遗
１８２０年，林则徐被任命为江南监察御史，巡视江南各地。他到澎湖群岛寓所刚歇下，有个自称“花农”的人献上一盆玫瑰花，还说是要请林大人换个大盆栽花。林则徐心知有异，一脚踢翻花盆，盆里现出一个红包。包里是一只足有半斤重的金老鼠和一纸信笺，笺上写着：“林大人亲收，张保敬献。”林则徐当场将张保行贿的金老鼠没收，上缴国库。
１８３９年，林则徐赴广州查禁鸦片。５月间，英国商务代表义律送给林则徐一套鸦片烟具：白金烟管，秋鱼骨烟嘴，钻石烟斗，旁边是一盏巧雅孔明灯和一把金簪，光彩夺目，起码值１０万英镑。林则徐道：“义律先生，本部堂奉皇上旨意，到广州肃清烟毒。这套烟具属于违禁品，本当没收，但两国交往，友谊为重，请阁下将烟具带回贵国，存入皇家博物馆当展品吧！”义律被讽刺得无地自容，只好将礼品收回。
父清子廉留美名
三国及西晋初期，胡质、胡威父子俩皆以清廉著称于世。
胡威受父亲胡质的影响，年少时就有志继承和发扬其父的清廉美德。有一年，胡威从洛阳去探望在荆州当刺史的父亲。在荆州小住几天后，胡威向父亲辞行，胡质很想拿点什么东西表示一下做父亲的心意。翻来翻去，胡质总算从家里翻出了一匹绢。胡质望着临行的儿子，深有感触地说：“儿啊，父亲虽官居刺史，但我一生只食俸禄，这匹绢你拿着，就算为父给你路上的盘缠吧。”可没想到胡威不但不领情，反而责问父亲：“人们都说您清正廉洁，为官不贪不占，不知道此绢从何而来？”胡质先是一愣，然后解释道：“这是我节余下来的，用来给你作盘缠。”胡威这才放下心来。
晋武帝司马炎闻知胡氏父子为官清廉的美名后即召见胡威，对他父子二人的廉洁奉公大为赞赏，并随口问道：“你和你父亲相比，谁清廉？”胡威答道：“我不如我父亲。”晋武帝又问：“为什么？”胡威回答说：“我父亲清廉不愿意让人知道，我是恐怕别人不知道，所以我比我父亲差远了！”
唐侃备棺拒贪官
唐侃，江苏丹徒人，自小刻苦求学，品行端正。明正德八年（公元１５１４年），唐侃乡试中了举人，授为永丰知县。他赴任时不带妻子，与书童一起生活，青菜豆腐，粗茶淡饭，生活很俭朴。久而久之，当地人都信服他清正廉洁。
明章圣皇太后死后远葬承天，出殡队伍所到之处，太监内官们大肆勒索金钱，声言不办供张者处死。有财力的地方官送钱保命，擅长拍马的官员乘机搜刮，没钱的州县官吏大多逃走。唐侃预先准备了一个空棺材，殡仪经过时内官们索要急迫，唐侃就把贪官们领到棺材旁，指着棺材说，“办吾一死，金钱不可得也。”贪官们惊愕无奈，悻悻而去。
明代贪贿成风，大气候不洁，唐侃在“官以钱得、政以贿成”的官场中恪守道德，保持了节操，堪称是“真名士自风流”。
侯鸣珂杖妻拒贿
同治四年春，侯鸣珂调任孝义厅抚民同知。厅衙小吏余言吉，不甘忍受无油粗饭，向一百姓勒索了１０斤猪油，自食５斤，将其余５斤暗送侯鸣珂夫人杨芝香。鸣珂得知后大怒，当即将余言吉削职为民，并下令其妻杨芝香将５斤猪油还给百姓，并以受贿罪杖四十。杨芝香当场声泪俱下，后悔莫及。侯鸣珂怒斥其妻：“知过并非无过，尔不杖股四十，尔不会以此为训。”衙役听罢，只得按他的命令，打了侯夫人四十大板。
同治六年九月，车家河保正杨建武贪污赈银，被人告发。侯鸣珂在察访中，杨建武托人偷将５两麝香装在他的行囊里，并附一信，上写：“侯大人：吾以兄、弟、妹三户冒名顶领赈银８００两，愿与大人平分。再送上麝香５两，请免死罪。”第二天，侯鸣珂即令人将信重抄在一张大纸上，并将５两麝香用纸包好，上写：“贿物麝香５两”，让杨建武一手举着抄好的信，一手举着麝香，在车家河、厅城、石嘴子游街三日，第四日即判杨建武死刑。
在“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封建社会后期，侯鸣珂却出污泥而不染，百姓大加赞颂，离任时送“仁德如春”大匾，近万人含泪相送。
陆绩“廉石”千古流芳
陆绩，字公纪，三国吴县（今苏州）人，官至郁林（今广西）太守。三国时，郁林辖境广阔。当时的郁林太守，离任时都宝物充斥，满载而归。但陆绩为官清廉，不义之财，一毫不取。任期届满，动身归乡之时，行李萧然，全部家当装到船上，也占不了多少空间。艄公一看货物太轻，便说：“就这样开船，出了乱子怎么办？”陆绩问：“怕出什么乱子？”艄公说：“船装的太轻，遇到狂风大浪，就容易翻船。你一家四口，所带的东西还不如一介寒士。船太轻，得想办法增加重量才行。”
陆绩与艄公和家人商量，买了两大瓮咸菜和一担笋干搬上船。但船还是吃水很浅，不敢开行。再买货物吧，陆绩身上的银子已经所剩无几。怎么办？情急之中，忽然看到岸上有一块大石头，足有七八百斤重。陆绩打听到这是一块没有主人的石头，便请人把它搬上船压船。用巨石压船还乡的事成为美谈。几个士人把陆绩运回的那块大石头收藏起来，取名“廉石”，今留苏州文庙碑刻博物馆，永为世人怀念、瞻仰。
1. 西门豹，春秋战国时期魏国人。当时邺地是魏都的重要门户，且是战略要地，但天灾人祸不断，民不聊生。魏王特派西门豹担任邺县令，治理邺地。西门豹到邺地后，微服私访，询查百姓疾苦，利用“河伯娶媳妇”事件，智惩三老、廷椽和巫婆，用事实教育百姓，破除迷信。同时，修建漳河十二渠，治理漳河水患，发展农业生产，使邺地百姓逐步富庶起来。西门豹为官一生，清正廉明，造福百姓，死后，邺地百姓专门为他在漳水边建造了祠堂，四季供奉。
2. 赵广汉，字子都，西汉时期涿郡蠡吾县人。曾任守京兆尹、颍川郡太守、京兆尹。在颍川郡任太守期间，是赵广汉前期治理的最佳阶段，他不畏强权，精明强干，刚到任的几个月时间，就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打击豪门大族的势力，缓和社会矛盾；二是加强地方管理，转变当地的不良风气。其威名由此流传，《汉书》本传中就把擅长处理政务说成是他的天性。赵广汉在担任京兆尹时，表现出高度的责任心，处理各项公务，往往通宵达旦。并且善于思考，讲究办事效率。在其治理期间，京兆地区政治清明，官属和百姓无不交口称赞。但京兆尹的职责在于管理京城，因在天子脚下，日常处理政务容易得罪皇亲国戚和当朝显贵，所以，虽然赵广汉算得上是一位京城行政官中的佼佼者，也仍然落得被腰斩的下场。赵广汉任京兆尹期间，为官廉洁清明，威制豪强，深得百姓赞颂。
3. 黄霸（？-公元前51），字次公，西汉时期淮阳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史学家班固评论说：“自从汉朝建立以来，要讲治理百姓的官吏还是数黄霸第一。”黄霸还在年少时，就立下了做一名好官吏的志向。由于汉时并无科举制度，汉武帝为缓解财政困难，发布诏令，凡是向国家贡献财产的给官做。黄霸便用粮食换了一个卒史。从政后，奉公守法，以廉为本；体察民情，以劝课农桑为重。特别是黄霸断案，崇尚仁政，反对酷刑；对疑案坚持从轻处理；主张对犯罪实行外宽内明，教化为先，把重点放在防患于未然上，所以，黄霸为官，百姓拥护，朝廷满意，属下悦服。黄霸也因此从一年俸二百石的小史，一直升到了朝廷的丞相。其中，以在当时的大郡--颍川郡任太守的政绩最为突出。此前，颍川郡是一个豪强地主称霸一方，百姓流离失所的地方，他到任后，大刀阔斧，布施恩德，安置流民，重视农桑，施行教化，经过几年的精心治理，颍川出现了太平安定，吏治清明，生产发展，“田者让畔、道不拾遗”的太平景象，皇帝因此下诏称颂黄霸是良吏中的最优秀者。
4. 徐有功（？-702），本名徐弘敏，唐朝长安人，是唐代最著名的专司审案的官吏。在古代，大多数官职都是行政司法混一的，只有在朝廷才有专门的审案官，但在官僚体系中地位极低，也难有作为。徐有功虽长期担任专职审案官，却因敢于严格守法，犯颜直谏，执正、平反成百上千冤案，救活人命多达万人以上而名留青史。徐有功先后任过蒲州司法参军、司刑寺（即大理寺）司刑丞、秋官（即刑部）员外郎、郎中侍御史司刑少卿等职。徐有功为官之时，正值武周时期，上有武后作乱，下有酷吏网罗，执法守正彼为不易。由于徐有功前后执正大案六七百件，救活人命数以万计，因而难免得罪酷吏、奸臣，频遭弹劾、推审，但最终皆因找不出他贪赃或徇私枉法的证据，使他三次被控死罪，三次被赦，两次被罢官又两次复出，尽管如此，他仍持志不渝，不阿谀奉承，一心执法守正。也正因如此，使徐有功能成为历史上罕见的一位名留青史的专职"法官"，被当时人誉为"自古无有"的好官。
5. 狄仁杰（公元607-700），字怀英，唐朝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人，应试明经科（唐代科举制度中科目之一），从而步入仕途。从政后，经历了唐高宗与武则天两个时代。初任并州都督府法曹，转大理丞，改任侍御史，历任宁州、豫州刺史、地官侍郎等职。狄仁杰为官，如老子所言"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为了拯救无辜，敢于拂逆君主之意，始终保持体恤百姓、不畏权势的本色，始终是居届堂之上，以民为忧，后人称之为"唐室砥柱"。他任掌管刑法的大理丞，到任一年，便处理了前任遗留下来的17000多件案子，其中没有一人再上诉伸冤，其处事公正可见一斑，后人据此编出了许多精彩的传奇故事，连荷兰也有人以此为题材，编了一本《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
6. 陈希亮，字公弼，北宋时期眉州青神（今属四川）人，原籍京兆（今陕西西安市）。他从进士及第开始，为官30余年，先后任过知县、知州、知府、转运史等地方官，也曾到首都开封府及朝廷任职，不论是在地方还是京城为官，陈希亮嫉恶如仇，不考虑个人的祸福进退，为平民百姓称颂，使王公贵人害怕。后因辛劳过度而逝世，享年64岁。著名文学家苏轼，自称平生不为人作行状墓碑，但他十分敬佩陈希亮的为人，担心陈希亮的事迹失传于后世，而破例写下了《陈公弼传》。
7. 包拯（公元999-1062），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清官。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开始立志要为国家出力，“竭忠死义”。包拯仕途的起点是知县，后历任知府、转运使等地方行政长官；担任过监察御史等监察大臣、户部副史等掌理国家财政的高级官员、都部署等军事要职；当过外交使节出使辽邦；最有名的是做过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所以后人称他为包待制、包龙图、包学士。他在开封任知府虽仅一年多的时间，但死后，开封百姓却在开封府署旁边建了一座包公祠，以纪念和供奉他。包拯一生清廉简朴，从不讲究排场，即使做了大官，穿着仍与布衣时一样；对贪污深恶痛绝，在给仁宗的奏疏《乞不用赃吏》中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 他一生严于律己，身体力行，他在端州任知州，整顿吏治，打击贪污，深受百姓欢迎，离任时当地精制一好砚相送，他都婉言谢绝，“不持一砚归”；他一生铁面无私，不避权贵，执法如山。对皇亲国戚、宦官权贵的不法行为，一律极力主张绳之以法。大力平反冤狱，是包拯生前与死后深为百姓所赞扬和称颂的主要内容。
包拯在当时和后世都享有盛名，特别在死后，作为清官的典型形象，被不同体裁的文艺作品大肆渲染，使之带有神奇色彩。随着国际上文化交流的进展，包拯这个历史人物和艺术形象还赢得了世界的声誉。虽然史料中的包拯与艺术作品中的形象相差悬殊，但包拯的一生，既能得到封建最高统治者的赏识，也受到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下层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作为清官确实是非常典型的。
8. 况钟（公元1383-1442），字伯律，号如愚，明朝江西靖安县龙冈州人。况钟一生出色政绩在苏州知府任上，他直接减轻官粮，实行折征的办法减轻百姓负担，稳定和发展经济。同时，整肃吏治、端正风气，注意清理冤狱，为民伸冤。他排了一个日程表，每天勘问一个县的案，周而复始，从不间断。在刚到任的八个月中，就清理了1500多件案子。经他审理过的案子，无论大小，都能基本做到百姓不叫冤枉，土豪不敢再为非作歹。现在，只要一提起况钟，人们立即就会想到《十五贯》故事里那位甘冒风险、敢于伸张正义、为民伸冤的清官。除此之外，他还做了兴修水利、举办学校、推荐贤才等造福一方的好事。况钟任职十三年间，三次离任三次留任，替苏州百姓办了不少实事，最后积劳成疾，病逝于苏州任上。当地百姓为纪念况钟，在他死后，苏州和七个县都建立了祠堂。
9. 海瑞（公元1514-1587），字汝贤，海南琼山县人。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明王朝由盛及衰的转折时期。表面一片升平，其时危机四伏。海瑞年青时，便对社会问题表现了极大的关注。在户部供职时，出于对国家财力的忧虑，为进谏迷信道教、一心求仙而纵容各地大兴土木修建庙坛道观的嘉靖帝，以六品小官身份抱着必死决心毅然上疏。这次他呈上的奏疏便是有名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后人称为《治安疏》。奏疏递上后，海瑞即被入狱，好在不久嘉靖病逝、新帝在丞相徐阶的劝说之下，才得以获赦，官复原职，并逐步升至应天十府巡抚等职。之后，他为匡正时弊，严肃法纪，主持制定了贪污满“八十贯绞”等严刑。他铁面无私，对一直有恩于他的老丞相徐阶也毫不留情，将徐家仗势多占的40万亩良田退还原主，将欺压良民的徐阶的两个儿子及20多个家人依律问罪。纵观海瑞为官，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多次冒死进谏，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但他严于执法，除暴安良，生活清廉，同情百姓，招抚流亡，注意发展生产，兴修水利，限制大地主无止境的盘剥，改革落后的风俗习惯，等，得到了百姓的广泛拥护，其行为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进步作用。
10. 汤斌（公元1627-1687），字孔伯，别号荆岘，晚又号潜庵，祖籍保南睢州（今睢县）。主要政绩在康熙朝，官至内阁学士、江宁巡抚、礼部尚书等。汤斌为官一生，除著书立说，发展理学学说外，几乎所有精力都集中在河务和漕运的治理上，并注意为百姓减轻负担、赈灾救施、兴利除害，从而始终躬身实践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民本”思想，为变“满目榛荒，人丁稀少”为“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做出了一定贡献，其为官清廉，至死仅遗俸银八两，连买棺材的钱都不够，真正可谓是一代清官。
从历史上看，清官终极上干不过贪官，清官虽然誓死与皇帝一心，可到临界点上皇帝与清官却不一条心。人的欲望永远大于实际上能把它填满的填充物，这意味着在自然状态下（即在没有有效监督机制下），清官不可能比贪官多，清流的力量不可能比浊流的力量大。中国那么多代王朝，贪官下马虽多，但是最后都是浊流毁灭了这个王朝，而不是清流拯救了这个王朝。所以清官与贪官的关系根本上讲是独虎对群狼的局面，势单力薄，处于随时可能被毁灭的情势里。清官的最大力量源泉是朝廷，可是十个贪官好歹能让一个朝廷成其为朝廷，一个清官却绝对支撑不了一个朝廷。这就意味着皇帝不可能完全违背十个贪官的意志而为一个清官撑腰。从理论上讲，皇帝也是人，他对享受的要求更高更多，贪欲更大，因而皇帝的气味与贪官更接近。这意味着，清官的矛头最 后必然刺向皇帝，也就是说，如果任由清官作为，最后必定伤及皇帝。如果皇帝完全由着清官，皇帝则损失多多，从本质上讲，清官与皇帝不是同路人，不是利益共同体；中庸点讲，清官是朝廷平衡权力的一条腿，极端的讲，清官是皇帝之敌。人有人格，国有国格。格是什么？格是取向，是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格是规范，是规矩，是为人之本，是立身之道。而我又一直以为，在诸色人等之格中，“官格”当属首重之列。
《论语》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自省也”，又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都在讲做人之道，当然，儒家学说更是历代为官之道之圭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国人为人为官的信条，成为国人讲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目标。无论是屈原、包拯、文天祥，还是范仲淹、诸葛亮，无论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还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历史上的清官、廉官、勤官、绩官、能官，都是讲求官德官格的模范，他们以自身的爱国、为民、勤政、重义、忠诚等高格美德，在历史的“凌烟阁”上镌刻下了不朽的名字，他们为当时的人民奉献了真诚和心血，他们为历史的前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公仪休不受鱼
公仪休是战国初期鲁国宰相，他坚持奉职循理，以德治国，始终不变，使朝廷大小官员自守清正，既不与百姓争利，也不妄取小惠。
公仪休有一嗜好，就是特别喜欢吃鱼。宰相爱吃鱼，自然就有人主动给他送鱼。一天，有一送鱼者带着一筐上等新鲜鱼，给公仪休送来。但他坚辞不受。送鱼者大为不解地问：“听说宰相喜欢吃鱼，特意给您送来，不知为什么您又不收呢?”公仪休笑了笑，对送鱼者说：“正是因为我特别爱吃鱼，所以我才坚决拒绝接受任何人馈送的鱼。道理很简单，我身为宰相，而宰相的俸禄足够我自己买鱼的开销，假如今天我因接受别人的鱼而被罢免官职，那谁还给我送鱼呢?这就是我不受鱼的原由啊!”
子罕以不贪为宝
春秋时期，宋国有人得到一块精美的玉石，想献给司城子罕。子罕拒不接受。献玉的人以为子罕怀疑玉石是假的，便说：“这块美玉我请玉匠给鉴定过，他说是块宝玉，所以才敢拿来献给你。”子罕回答说：“你以玉为宝，我以不贪为宝。如果我收了玉石，你失掉了宝，我也失去了宝。所以，我们还是各存其宝为好。”
羊续悬鱼拒礼
东汉时，羊续长期担任南阳太守，但是一直过着俭朴的生活，因为官清正廉洁，倍受当时人们的尊敬，都称他是“清廉太守”。
有个下属看到太守的生活太清苦了，一天就拿了几条鲜鱼送给羊续，请他尝尝。羊续虽然把鱼收下了，但却没有吃，而是悬挂在庭堂上。过了些日子那个下属又送鱼给羊续，羊续指着庭堂上悬挂的干鱼说：“你原先送给我的鱼，如今还挂着哪，不用再送啦!”来人本来想趁着送鱼的机会请太守办点私事，遇到这种情况，就不好意思开口了。以后，也再不敢给太守送东西了。
羊续不仅对下属们如此，就是对自己的至亲也是这样。他在州衙办公，妻儿希望能和羊续住在一起，生活上好有个照应。羊续领着妻子、儿子到了他住的地方。妻儿见到屋里全部财产只是一床粗布被、一件旧短衣，几斗麦子和一点盐。羊续对儿子说：“我就是这样过日子，你们要到这来住，叫我拿什么供养你们母子呢?还是回乡下家中住吧。”儿子不解地说：“人家父亲当官，三亲六故都受惠，可我们借不上一点光。”还是妻子了解羊续，对儿子说：“你还不了解你爹呀。你也读了些书，对清官十分敬仰。现在清官就在你面前，怎么迷惑了呢?”
儿子羞愧地低下了头。于是欣然和母亲一起回到乡下去了。
刘宠克己奉公
东汉会稽郡(今浙江省绍兴)太守刘宠因为官清廉，政绩卓著，被调往京城任职。
临行之前，但见几位白发老人，蹒跚而至，结伴前来，说是要为太守送行。刘宠听说，连忙谢过，老人们说：“以前为官者贪钱恋物，常常闹得鸡犬不宁，百姓寝食不安。自从您任太守，官吏克己奉公，百姓安居乐业。今日太守要走，大家实感难舍难离，特来专程相送，以表心意。”说着，每人托出一百文钱，要交给刘宠留着途中使用。
刘宠听罢，十分感动地说：“父老们如此过奖，我实在愧不堪言。大家的心意我领受了，这钱我不能收，还是请带回去吧!”
老人们情真意切，执意赠送。刘宠无奈，只得从每人手里拿了一文钱收下，老人们这才称谢作别。刘宠见老人们渐渐远去，遂将收下的那几文钱轻轻地投进了河中。
此事很快传开，人们纷纷称赞刘宠，有人为他起了个美名，叫“一钱太守”。据说，如今浙江绍兴市北面的钱清镇，就是当年刘宠投钱入河的地方。
孙谦保廉留遗书
南朝宋明帝时期，孙谦以清廉慎行，有治干之才被提升为巴东和建平二郡太守。
天监十五年(516)，孙谦已九十二岁，他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立志身死之后也要保持廉洁操行。他给儿子们留下遗书，写道：“我年轻时本没有追求世俗富贵的意思，因此不求出人头地。后来历仕三代，官成两朝，以我这样的资历和名位，死后可能会得到朝廷的封赐，这是国家的惯例。待我气绝之后，你们应马上将我幅巾束发，免冠下葬，以存俭率。”又嘱咐：“葬我之时，棺足藏身，墓足置柩就可以了。送葬时引路的鬼幡之类可以省去，以我平时所乘之车为灵车，平时所卧之床为灵床，装了粗制竹席以备必要礼节，其他皆可免去。”孙谦死后，他的儿子们遵照这个遗嘱为他送葬，使他保持了最后的清廉气节。
赵轨清廉若水
隋朝时，赵轨曾任齐州(今济南市)别驾，东面邻居家有桑树。有一年，桑葚熟了，又大又红的桑葚落在他家的院子里，满地都是。他叫家人把桑葚捡起来，送还给邻居，并告诫儿子说：“我并不是要以此来求取名誉，只是觉得这不是自己的，享用了心里也会不安。”
赵轨在齐州为官四年，每年考核，政绩都是最好，得到皇帝的嘉奖，被征入朝任职。离开时，父老乡亲们都洒泪送别。一位长者代表百姓捧着一杯清水，颤巍巍地敬奉到赵轨面前，说：“别驾在此任官，从不受贿纳物，有如水火不相交。如今您要走了，我们不敢以壶酒相送，您清廉若水，特献上一杯清水为您饯行。”赵轨非常感激，接过杯水，一饮而尽。
后来，赵轨任原州(治今宁夏固原)总管司马，注意严格约束部下，对百姓秋毫无犯。有一次，赵轨领人结队夜行部下不小心，马踏入田中，踩坏了禾苗，他即令停止前进。天亮后，查到了田主，赔偿了损失后才率队起程。原州的百姓、官听说此事后，无不感动，并从此以赵轨为榜样，注意自己的操行。
包拯“拒礼为开廉洁风”
宋仁宗时，朝野上下弥漫着一股送礼之风。
包拯对这股送礼收礼之风历来持反对意见，几次上疏皇帝，请求颁昭禁止官员之间的送礼收礼的现象，以开廉洁之风。
这一年正是包拯的60大寿，寿辰前几天，他就命儿子包贵及王朝、马汉等站在衙门口拒礼。可谁知，第一个送寿礼的就是当朝皇帝，派来送礼的是六宫司礼太监。老太监到了门外，执意要面见包拯，要他接旨受礼。这下可难住了包贵，万岁送来的礼不收，这不是抗旨不遵吗?可父亲命他又不敢违，无奈只好请老太监将送礼的缘由写在一张红纸上转呈父亲。老太监提笔在红纸上写了一首诗。
“德高望重一品卿，日夜操劳似魏征。今日皇上把礼送，拒礼门外理不通。”
包贵让王朝把诗拿到内衙呈父亲展视。不一会儿，王朝带回原红纸交付老太监。只见原诗下边添了四句。
“铁面无私丹心忠，做官最怕叨念功。操劳为官分内事，拒礼为开廉洁风。”
六宫司礼太监看罢，半晌无语，只好带着礼物和那红纸回宫交差去了。
王翱五朝廉吏
王翱是明朝成祖至景帝连续五朝的廉吏，他身居官场几十年，尽管位高权重，但他始终保持公正、廉洁的品质。
他身居朝堂，手握重权，但对自己要求却很严，经常穿破旧衣服。一次，明英宗召见王翱后，王翱转身走时，英宗见其衣服破损，又将他叫回问其中原因，王翱只好说是当天偶尔穿了这件衣服，刚才接到召命没有来得及换衣。
王翱对家人要求也很严格。他的一个孙子因恩荫而入太学。一年秋试，这位才华平庸的孙子也想一试科场，企图金榜题名。于是他拿着从有关部门弄到的试卷告诉了王翱，王翱坚决反对，说：“如果你确有才华，我当然不阻止你一试身手；如果让你一个平庸之辈中选，势必埋没一个真正有才能的人。可你却强所不能，仅仅为了博取功名。”说完就撕了考卷扔进了火炉。
在原则面前，王翱对家属是寸步不让。王翱有一个女儿，嫁给了在京郊做官的贾杰。王翱夫人十分喜爱这个女儿，经常接女儿回家省亲。每当妻子临行前，贾杰就在她面前埋怨，“岳父把我调回京城，易如反掌，还哪里有这么多麻烦。”女儿将此事告诉了母亲，母亲也觉得有几分道理。一次，王翱夫人乘王翱开怀畅饮之际，婉转请求将女婿调入京城。谁知王翱大怒，拿起案上物打伤了夫人脸面。到王翱去世，贾杰也没有被调回京城。
林则徐拒贿拾遗
１８２０年，林则徐被任命为江南监察御史，巡视江南各地。他到澎湖群岛寓所刚歇下，有个自称“花农”的人献上一盆玫瑰花，还说是要请林大人换个大盆栽花。林则徐心知有异，一脚踢翻花盆，盆里现出一个红包。包里是一只足有半斤重的金老鼠和一纸信笺，笺上写着：“林大人亲收，张保敬献。”林则徐当场将张保行贿的金老鼠没收，上缴国库。
１８３９年，林则徐赴广州查禁鸦片。５月间，英国商务代表义律送给林则徐一套鸦片烟具：白金烟管，秋鱼骨烟嘴，钻石烟斗，旁边是一盏巧雅孔明灯和一把金簪，光彩夺目，起码值１０万英镑。林则徐道：“义律先生，本部堂奉皇上旨意，到广州肃清烟毒。这套烟具属于违禁品，本当没收，但两国交往，友谊为重，请阁下将烟具带回贵国，存入皇家博物馆当展品吧！”义律被讽刺得无地自容，只好将礼品收回。
父清子廉留美名
三国及西晋初期，胡质、胡威父子俩皆以清廉著称于世。
胡威受父亲胡质的影响，年少时就有志继承和发扬其父的清廉美德。有一年，胡威从洛阳去探望在荆州当刺史的父亲。在荆州小住几天后，胡威向父亲辞行，胡质很想拿点什么东西表示一下做父亲的心意。翻来翻去，胡质总算从家里翻出了一匹绢。胡质望着临行的儿子，深有感触地说：“儿啊，父亲虽官居刺史，但我一生只食俸禄，这匹绢你拿着，就算为父给你路上的盘缠吧。”可没想到胡威不但不领情，反而责问父亲：“人们都说您清正廉洁，为官不贪不占，不知道此绢从何而来？”胡质先是一愣，然后解释道：“这是我节余下来的，用来给你作盘缠。”胡威这才放下心来。
晋武帝司马炎闻知胡氏父子为官清廉的美名后即召见胡威，对他父子二人的廉洁奉公大为赞赏，并随口问道：“你和你父亲相比，谁清廉？”胡威答道：“我不如我父亲。”晋武帝又问：“为什么？”胡威回答说：“我父亲清廉不愿意让人知道，我是恐怕别人不知道，所以我比我父亲差远了！”
唐侃备棺拒贪官
唐侃，江苏丹徒人，自小刻苦求学，品行端正。明正德八年（公元１５１４年），唐侃乡试中了举人，授为永丰知县。他赴任时不带妻子，与书童一起生活，青菜豆腐，粗茶淡饭，生活很俭朴。久而久之，当地人都信服他清正廉洁。
明章圣皇太后死后远葬承天，出殡队伍所到之处，太监内官们大肆勒索金钱，声言不办供张者处死。有财力的地方官送钱保命，擅长拍马的官员乘机搜刮，没钱的州县官吏大多逃走。唐侃预先准备了一个空棺材，殡仪经过时内官们索要急迫，唐侃就把贪官们领到棺材旁，指着棺材说，“办吾一死，金钱不可得也。”贪官们惊愕无奈，悻悻而去。
明代贪贿成风，大气候不洁，唐侃在“官以钱得、政以贿成”的官场中恪守道德，保持了节操，堪称是“真名士自风流”。
侯鸣珂杖妻拒贿
同治四年春，侯鸣珂调任孝义厅抚民同知。厅衙小吏余言吉，不甘忍受无油粗饭，向一百姓勒索了１０斤猪油，自食５斤，将其余５斤暗送侯鸣珂夫人杨芝香。鸣珂得知后大怒，当即将余言吉削职为民，并下令其妻杨芝香将５斤猪油还给百姓，并以受贿罪杖四十。杨芝香当场声泪俱下，后悔莫及。侯鸣珂怒斥其妻：“知过并非无过，尔不杖股四十，尔不会以此为训。”衙役听罢，只得按他的命令，打了侯夫人四十大板。
同治六年九月，车家河保正杨建武贪污赈银，被人告发。侯鸣珂在察访中，杨建武托人偷将５两麝香装在他的行囊里，并附一信，上写：“侯大人：吾以兄、弟、妹三户冒名顶领赈银８００两，愿与大人平分。再送上麝香５两，请免死罪。”第二天，侯鸣珂即令人将信重抄在一张大纸上，并将５两麝香用纸包好，上写：“贿物麝香５两”，让杨建武一手举着抄好的信，一手举着麝香，在车家河、厅城、石嘴子游街三日，第四日即判杨建武死刑。
在“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封建社会后期，侯鸣珂却出污泥而不染，百姓大加赞颂，离任时送“仁德如春”大匾，近万人含泪相送。
陆绩“廉石”千古流芳
陆绩，字公纪，三国吴县（今苏州）人，官至郁林（今广西）太守。三国时，郁林辖境广阔。当时的郁林太守，离任时都宝物充斥，满载而归。但陆绩为官清廉，不义之财，一毫不取。任期届满，动身归乡之时，行李萧然，全部家当装到船上，也占不了多少空间。艄公一看货物太轻，便说：“就这样开船，出了乱子怎么办？”陆绩问：“怕出什么乱子？”艄公说：“船装的太轻，遇到狂风大浪，就容易翻船。你一家四口，所带的东西还不如一介寒士。船太轻，得想办法增加重量才行。”
陆绩与艄公和家人商量，买了两大瓮咸菜和一担笋干搬上船。但船还是吃水很浅，不敢开行。再买货物吧，陆绩身上的银子已经所剩无几。怎么办？情急之中，忽然看到岸上有一块大石头，足有七八百斤重。陆绩打听到这是一块没有主人的石头，便请人把它搬上船压船。用巨石压船还乡的事成为美谈。几个士人把陆绩运回的那块大石头收藏起来，取名“廉石”，今留苏州文庙碑刻博物馆，永为世人怀念、瞻仰。
1. 西门豹，春秋战国时期魏国人。当时邺地是魏都的重要门户，且是战略要地，但天灾人祸不断，民不聊生。魏王特派西门豹担任邺县令，治理邺地。西门豹到邺地后，微服私访，询查百姓疾苦，利用“河伯娶媳妇”事件，智惩三老、廷椽和巫婆，用事实教育百姓，破除迷信。同时，修建漳河十二渠，治理漳河水患，发展农业生产，使邺地百姓逐步富庶起来。西门豹为官一生，清正廉明，造福百姓，死后，邺地百姓专门为他在漳水边建造了祠堂，四季供奉。
2. 赵广汉，字子都，西汉时期涿郡蠡吾县人。曾任守京兆尹、颍川郡太守、京兆尹。在颍川郡任太守期间，是赵广汉前期治理的最佳阶段，他不畏强权，精明强干，刚到任的几个月时间，就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打击豪门大族的势力，缓和社会矛盾；二是加强地方管理，转变当地的不良风气。其威名由此流传，《汉书》本传中就把擅长处理政务说成是他的天性。赵广汉在担任京兆尹时，表现出高度的责任心，处理各项公务，往往通宵达旦。并且善于思考，讲究办事效率。在其治理期间，京兆地区政治清明，官属和百姓无不交口称赞。但京兆尹的职责在于管理京城，因在天子脚下，日常处理政务容易得罪皇亲国戚和当朝显贵，所以，虽然赵广汉算得上是一位京城行政官中的佼佼者，也仍然落得被腰斩的下场。赵广汉任京兆尹期间，为官廉洁清明，威制豪强，深得百姓赞颂。
3. 黄霸（？-公元前51），字次公，西汉时期淮阳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史学家班固评论说：“自从汉朝建立以来，要讲治理百姓的官吏还是数黄霸第一。”黄霸还在年少时，就立下了做一名好官吏的志向。由于汉时并无科举制度，汉武帝为缓解财政困难，发布诏令，凡是向国家贡献财产的给官做。黄霸便用粮食换了一个卒史。从政后，奉公守法，以廉为本；体察民情，以劝课农桑为重。特别是黄霸断案，崇尚仁政，反对酷刑；对疑案坚持从轻处理；主张对犯罪实行外宽内明，教化为先，把重点放在防患于未然上，所以，黄霸为官，百姓拥护，朝廷满意，属下悦服。黄霸也因此从一年俸二百石的小史，一直升到了朝廷的丞相。其中，以在当时的大郡--颍川郡任太守的政绩最为突出。此前，颍川郡是一个豪强地主称霸一方，百姓流离失所的地方，他到任后，大刀阔斧，布施恩德，安置流民，重视农桑，施行教化，经过几年的精心治理，颍川出现了太平安定，吏治清明，生产发展，“田者让畔、道不拾遗”的太平景象，皇帝因此下诏称颂黄霸是良吏中的最优秀者。
4. 徐有功（？-702），本名徐弘敏，唐朝长安人，是唐代最著名的专司审案的官吏。在古代，大多数官职都是行政司法混一的，只有在朝廷才有专门的审案官，但在官僚体系中地位极低，也难有作为。徐有功虽长期担任专职审案官，却因敢于严格守法，犯颜直谏，执正、平反成百上千冤案，救活人命多达万人以上而名留青史。徐有功先后任过蒲州司法参军、司刑寺（即大理寺）司刑丞、秋官（即刑部）员外郎、郎中侍御史司刑少卿等职。徐有功为官之时，正值武周时期，上有武后作乱，下有酷吏网罗，执法守正彼为不易。由于徐有功前后执正大案六七百件，救活人命数以万计，因而难免得罪酷吏、奸臣，频遭弹劾、推审，但最终皆因找不出他贪赃或徇私枉法的证据，使他三次被控死罪，三次被赦，两次被罢官又两次复出，尽管如此，他仍持志不渝，不阿谀奉承，一心执法守正。也正因如此，使徐有功能成为历史上罕见的一位名留青史的专职"法官"，被当时人誉为"自古无有"的好官。
5. 狄仁杰（公元607-700），字怀英，唐朝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人，应试明经科（唐代科举制度中科目之一），从而步入仕途。从政后，经历了唐高宗与武则天两个时代。初任并州都督府法曹，转大理丞，改任侍御史，历任宁州、豫州刺史、地官侍郎等职。狄仁杰为官，如老子所言"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为了拯救无辜，敢于拂逆君主之意，始终保持体恤百姓、不畏权势的本色，始终是居届堂之上，以民为忧，后人称之为"唐室砥柱"。他任掌管刑法的大理丞，到任一年，便处理了前任遗留下来的17000多件案子，其中没有一人再上诉伸冤，其处事公正可见一斑，后人据此编出了许多精彩的传奇故事，连荷兰也有人以此为题材，编了一本《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
6. 陈希亮，字公弼，北宋时期眉州青神（今属四川）人，原籍京兆（今陕西西安市）。他从进士及第开始，为官30余年，先后任过知县、知州、知府、转运史等地方官，也曾到首都开封府及朝廷任职，不论是在地方还是京城为官，陈希亮嫉恶如仇，不考虑个人的祸福进退，为平民百姓称颂，使王公贵人害怕。后因辛劳过度而逝世，享年64岁。著名文学家苏轼，自称平生不为人作行状墓碑，但他十分敬佩陈希亮的为人，担心陈希亮的事迹失传于后世，而破例写下了《陈公弼传》。
7. 包拯（公元999-1062），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清官。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开始立志要为国家出力，“竭忠死义”。包拯仕途的起点是知县，后历任知府、转运使等地方行政长官；担任过监察御史等监察大臣、户部副史等掌理国家财政的高级官员、都部署等军事要职；当过外交使节出使辽邦；最有名的是做过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所以后人称他为包待制、包龙图、包学士。他在开封任知府虽仅一年多的时间，但死后，开封百姓却在开封府署旁边建了一座包公祠，以纪念和供奉他。包拯一生清廉简朴，从不讲究排场，即使做了大官，穿着仍与布衣时一样；对贪污深恶痛绝，在给仁宗的奏疏《乞不用赃吏》中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 他一生严于律己，身体力行，他在端州任知州，整顿吏治，打击贪污，深受百姓欢迎，离任时当地精制一好砚相送，他都婉言谢绝，“不持一砚归”；他一生铁面无私，不避权贵，执法如山。对皇亲国戚、宦官权贵的不法行为，一律极力主张绳之以法。大力平反冤狱，是包拯生前与死后深为百姓所赞扬和称颂的主要内容。
包拯在当时和后世都享有盛名，特别在死后，作为清官的典型形象，被不同体裁的文艺作品大肆渲染，使之带有神奇色彩。随着国际上文化交流的进展，包拯这个历史人物和艺术形象还赢得了世界的声誉。虽然史料中的包拯与艺术作品中的形象相差悬殊，但包拯的一生，既能得到封建最高统治者的赏识，也受到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下层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作为清官确实是非常典型的。
8. 况钟（公元1383-1442），字伯律，号如愚，明朝江西靖安县龙冈州人。况钟一生出色政绩在苏州知府任上，他直接减轻官粮，实行折征的办法减轻百姓负担，稳定和发展经济。同时，整肃吏治、端正风气，注意清理冤狱，为民伸冤。他排了一个日程表，每天勘问一个县的案，周而复始，从不间断。在刚到任的八个月中，就清理了1500多件案子。经他审理过的案子，无论大小，都能基本做到百姓不叫冤枉，土豪不敢再为非作歹。现在，只要一提起况钟，人们立即就会想到《十五贯》故事里那位甘冒风险、敢于伸张正义、为民伸冤的清官。除此之外，他还做了兴修水利、举办学校、推荐贤才等造福一方的好事。况钟任职十三年间，三次离任三次留任，替苏州百姓办了不少实事，最后积劳成疾，病逝于苏州任上。当地百姓为纪念况钟，在他死后，苏州和七个县都建立了祠堂。
9. 海瑞（公元1514-1587），字汝贤，海南琼山县人。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明王朝由盛及衰的转折时期。表面一片升平，其时危机四伏。海瑞年青时，便对社会问题表现了极大的关注。在户部供职时，出于对国家财力的忧虑，为进谏迷信道教、一心求仙而纵容各地大兴土木修建庙坛道观的嘉靖帝，以六品小官身份抱着必死决心毅然上疏。这次他呈上的奏疏便是有名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后人称为《治安疏》。奏疏递上后，海瑞即被入狱，好在不久嘉靖病逝、新帝在丞相徐阶的劝说之下，才得以获赦，官复原职，并逐步升至应天十府巡抚等职。之后，他为匡正时弊，严肃法纪，主持制定了贪污满“八十贯绞”等严刑。他铁面无私，对一直有恩于他的老丞相徐阶也毫不留情，将徐家仗势多占的40万亩良田退还原主，将欺压良民的徐阶的两个儿子及20多个家人依律问罪。纵观海瑞为官，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多次冒死进谏，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但他严于执法，除暴安良，生活清廉，同情百姓，招抚流亡，注意发展生产，兴修水利，限制大地主无止境的盘剥，改革落后的风俗习惯，等，得到了百姓的广泛拥护，其行为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进步作用。
10. 汤斌（公元1627-1687），字孔伯，别号荆岘，晚又号潜庵，祖籍保南睢州（今睢县）。主要政绩在康熙朝，官至内阁学士、江宁巡抚、礼部尚书等。汤斌为官一生，除著书立说，发展理学学说外，几乎所有精力都集中在河务和漕运的治理上，并注意为百姓减轻负担、赈灾救施、兴利除害，从而始终躬身实践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民本”思想，为变“满目榛荒，人丁稀少”为“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做出了一定贡献，其为官清廉，至死仅遗俸银八两，连买棺材的钱都不够，真正可谓是一代清官。
从历史上看，清官终极上干不过贪官，清官虽然誓死与皇帝一心，可到临界点上皇帝与清官却不一条心。人的欲望永远大于实际上能把它填满的填充物，这意味着在自然状态下（即在没有有效监督机制下），清官不可能比贪官多，清流的力量不可能比浊流的力量大。中国那么多代王朝，贪官下马虽多，但是最后都是浊流毁灭了这个王朝，而不是清流拯救了这个王朝。所以清官与贪官的关系根本上讲是独虎对群狼的局面，势单力薄，处于随时可能被毁灭的情势里。清官的最大力量源泉是朝廷，可是十个贪官好歹能让一个朝廷成其为朝廷，一个清官却绝对支撑不了一个朝廷。这就意味着皇帝不可能完全违背十个贪官的意志而为一个清官撑腰。从理论上讲，皇帝也是人，他对享受的要求更高更多，贪欲更大，因而皇帝的气味与贪官更接近。这意味着，清官的矛头最 后必然刺向皇帝，也就是说，如果任由清官作为，最后必定伤及皇帝。如果皇帝完全由着清官，皇帝则损失多多，从本质上讲，清官与皇帝不是同路人，不是利益共同体；中庸点讲，清官是朝廷平衡权力的一条腿，极端的讲，清官是皇帝之敌。人有人格，国有国格。格是什么？格是取向，是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格是规范，是规矩，是为人之本，是立身之道。而我又一直以为，在诸色人等之格中，“官格”当属首重之列。
《论语》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自省也”，又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都在讲做人之道，当然，儒家学说更是历代为官之道之圭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国人为人为官的信条，成为国人讲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目标。无论是屈原、包拯、文天祥，还是范仲淹、诸葛亮，无论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还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历史上的清官、廉官、勤官、绩官、能官，都是讲求官德官格的模范，他们以自身的爱国、为民、勤政、重义、忠诚等高格美德，在历史的“凌烟阁”上镌刻下了不朽的名字，他们为当时的人民奉献了真诚和心血，他们为历史的前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