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血栓的症状:一大代表包惠僧的离奇经历

 

 

 

　　离奇经历
　　
　　1921年7月，十三个衣着各异、口音不同的年轻人在上海秘密集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当时谁也没有想到，他们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了。以后，他们分别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有的为革命事业奋斗终生，有的为人民解放英勇献身，有的另寻它路、甚至中途退党，也有的萎靡蜕化、背叛革命。其中，包惠僧的经历特别离奇。
　　包惠僧早年结识陈独秀，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并担任了武汉党组织的负责人。在中共“一大”上，他和毛泽东等代表一样，壮志雄心，豪气冲天。27岁的包惠僧发言踊跃，28岁的毛泽东则沉默寡言。“一大”结束后，包惠僧回到武汉，担任湖北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则回到了长沙，主持湖南共产党的工作，两人常有书信往来。1922年秋，毛泽东曾投奔包惠僧，他们朝夕相处，关系十分融洽。工作之余，包惠僧还经常带着毛泽东逛街、下馆子，给当时的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三十年后，毛泽东还对武昌鱼及豆皮念念不忘，颇有赞词。1924年，国共建立联合战线，包惠僧奉命来到广州，加入了国民党，并受到重用，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和国民党二大代表。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包惠僧看不到党的光明前途，消极脱党，后来参加了国民党政府，但也干得不如意，因而申请到了澳门。1949年，包惠僧打电报给周恩来，并经中共中央批准，才得以回到北京，后来担任国务院参事，从事一些研究和回忆录的写作工作，直到1979年7月2日在北京逝世。
　　人生的起伏往往反映了时代的变化。凭包惠僧的资格和才能，他的前途本来是很光明的，可就是一念之差，造就了另一种人生。这似乎是命运的捉弄，但也并非偶然。人生十字路口的选择往往是至关重要的，它决定着以后的命运。透过包惠僧的经历，我们会发现，他的人生转折始于脱党。
　　
　　苦找差事
　　
　　1924年，国共建立联合战线以后，两党共同担负起国民大革命的重任。一时间，东征，北伐，革命掀起了高潮。共产党人抱着满腔的热情投入到火热的大革命中，包惠僧便是其中的一员。国共合作前夕，包惠僧任黄埔军校教导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并于1926年1月被选为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由于国共两党的基本立场和观点不同，这个联合战线的分裂不可避免。孙中山逝世以后，国民党右派屡屡制造反共磨擦。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明目张胆地分裂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然而，当时的中共中央却一再退让，不愿同蒋介石决裂。作为让步，共产党员退出了第一军及黄埔军校的工作。包惠僧因此失去了工作，郁郁寡欢的他辗转来到上海，准备赴莫斯科学习。当时，国共关系虽然紧张，但蒋介石的实力还有限，为了取得北伐的胜利，他也不敢在反共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因此，国共之间虽然潜伏着很大的危机，但合作的关系还在维持。包惠僧来到上海的半个月里，正是国民革命军集中长沙准备大举北进的时候，急需用人。果然没多久，包惠僧接到了中央的通知，要他回广州继续工作。原来，周恩来给中央写了信，说是第二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李富春要随军北伐，而第二军在后方招募新兵又要成立政治部，组织上就决定派包惠僧回广州担任这个后方政治部的主任。这样，中央也就取消了他到莫斯科学习的计划。
　　到广州以后，包惠僧立即去找陈延年和周恩来商谈接洽工作事宜，这才知道情况有变。原来，第二军在后方招募新兵的计划没有得到蒋介石的批准，自然也就不需要成立什么后方政治部了。包惠僧的工作又一次落空，极端的失望和愤怒涌上心头。为了缓和他的情绪，陈延年让他自己找当时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兼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谈谈，兴许能找到合适的工作。但是，包惠僧认为,工作虽然是为了革命，而为了自己的工作去找关系，总是有点不好意思，这个事情就这样放下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包惠僧遇到了钱大钧。早在北伐前，钱大钧和王柏龄就奉蒋介石之命给包惠僧一笔钱，劝他退出共产党，仍回二十师任党代表，包惠僧当时没有答应。这次钱大钧老调重弹，仍然要他回二十师。钱大钧说：“二十师不久也要加入前线作战，我们共事很合手，都是为革命而工作，校长很器重你，我希望你再考虑这个问题……”听到这里，包惠僧马上就想到了北伐前夕邵力子登报脱离共产党的事情，他说：“这个问题不好再提，我同邵力子不同，谢谢你的好意，倒是我要去看看谭主席，我需要一个心安理得的工作。”看到对方如此坚决，钱大钧也就亮出了底牌：“老实告诉你吧，张主席（当时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席）要我留你，他还说要同你谈谈。”话已至此，包惠僧很明白，这又是蒋介石对共产党人进行拉拢与排挤的手段。他沉默好久没有说话，临出门时，钱大钧答应同谭延闿约定时间与他见面，这时包惠僧的心情才稍微放松一些。
　　第三天一早，包惠僧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太平沙高第街老湘军司令部见谭延闿。寒暄几句后，谈到工作问题，谭延闿对包惠僧说：“我想由政府给你一个名义，请你陪西北军代表到前方去，走陆路太辛苦，你们可以先到上海，武汉、南昌不久可下，你们到上海用电报同总司令部联系，再决定前进。这样安排可以吗？你如果同意，我就打电报给介公（蒋介石，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听到工作有了眉目，包惠僧自然表示同意。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包惠僧就收到了委任他为国民政府特派员的简任状，同时还有一封谭延闿给蒋介石的亲笔信。包惠僧马上向周恩来、陈延年汇报，周恩来让他到了武汉以后先与邓演达接洽，并写了一封信带给邓演达。这样，包惠僧来到上海，准备到前线武汉参加北伐战争的工作。终于有了一份正式的工作，包惠僧心里那块悬着的石头总算落了地。
　　
　　与邓演达合作
　　
　　1926年，北伐军由广州出发北上，一路势如破竹，很快便推进到了武汉。大军云集的武昌、汉口各租界仍是热闹非凡，包惠僧很顺利地便同邓演达联系上了。当时的邓演达官运亨通，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武汉行营主任兼湖北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两人见面以后，包惠僧谈了一些在广州、上海的见闻，并把周恩来的信和谭延给蒋介石的信交给了邓演达。邓演达对包惠僧印象还好，加上有周恩来和谭延闿的推荐，便对他委以重任，包惠僧因此当上了武汉新闻检查委员会的主席。
　　这个委员会是由省市两党部和省市政府同武汉行营和总政治部联合组织的。当时武汉党政军之间都有矛盾，军队将领强调战争时期一切都要服从军事；而省市党部和各报社受民主思潮的影响，也过分强调民主自由。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的郭沫若因为站在军人一边，与各报社及省市党部对立，双方闹得很紧张。邓演达考虑到包惠僧是共产党员，又是湖北人，在武汉的人事和社会关系比较熟悉，便要他来担当这个职务。受到重用的包惠僧对新工作充满了热情，又是拟定新闻检查办法，又是召开记者招待会。但由于双方分歧太大，各种努力都无法凑效，招待会上郭沫若甚至同《武汉商报》的总编邹碧痕拍桌对骂起来。包惠僧工作没有协调好，也就没有继续做下去。10月10日，北伐军攻克武昌，新闻检查委员会随着政治局势的变化被裁撤了，包惠僧又接受了新的工作任务。

　　武汉三镇被攻克以后，武汉的地位逐渐凸显，成为中国革命的另一个中心。随着战争的快速推进，军事人才非常欠缺，为此，国民党中央决定在武汉开办黄埔军校的分校，称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分校。筹建这个学校的重任，自然落到了武汉行营的主任邓演达身上。而邓演达当时既要主持武汉行营的工作，又要主持湖北的政务委员会，无暇顾及，必须寻找一个得力的助手。这时，因新闻检查委员会裁撤而停职的包惠僧便成了邓演达眼里的合适人选，包惠僧因此被任命为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筹备主任。从选校址到购置教学设备，甚至购买炊事家具，包惠僧忙得不亦乐乎。这期间，包惠僧与邓演达的关系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包惠僧经常为邓演达做一些机动性的工作，帮他看电报、处理公文，有时还替他会见客人。军校建设工程进展顺利，仅一个多月就竣工了。校舍刚刚建成，黄埔军校第五期的一个总队就开到了这里，经过一系列紧张的准备工作，招收了一部分新学员。新生入伍不久，邓演达就到广州参加国民党中央讨论国民政府迁都的会议，临行前把校务交给了包惠僧代理。而就在邓演达离开武汉不久，军校发生了一件事情，最终又让包惠僧选择了离开。

 

　　原来，在黄埔军校成立不久，学生分成两派，一派是“青年军人联合会”，属中共方面领导；一派是“孙文主义学会”，属国民党右派领导。两派之间的斗争，实质是国共两党斗争在校内的体现。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也存在这个问题，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分子金亦吾、左铎、陈希平等人早就对共产党不满，尤其看到包惠僧是一个共产党员，竟然代理了校务，便找机会寻衅滋事。包惠僧认识到这是国共合作的矛盾问题，一定要慎重处理，便马上发电报告知邓演达。邓演达采取了公正的处理办法，对滋事军官大骂了一顿，还给他们记了大过。这件事看似过去了，但那些孙文主义学会分子并不甘心就此了结，他们给蒋介石写了一份添油加醋的报告，说共产党员压迫国民党员，包惠僧任用私人、把持校务，邓演达包庇共产党，包庇包惠僧等。蒋介石早就对共产党存有歹心，学生的报告更给了他压制共产党的口实。不久，蒋介石找机会把黄埔同学会武汉分会的报告交给邓演达，说：“用这个人（指包惠僧）要慎重，他是不容易驾驭的。学生们的意见固然不一定都对，但总是自己人，总应该好好地安置他们。这个报告交给你去处理吧。”这个报告以及蒋介石的信传到包惠僧那里，他非常生气，对蒋介石和邓演达都失去了信任，便思量着怎么离开行营这个是非之地。
　　
　　消极脱党
　　
　　正当包惠僧想要离开行营的时候，李汉俊受夏斗寅之托来请他到鄂军第一师去主持政治工作。包惠僧很快便接受了邀请，跟邓演达告别之后，他给陈独秀写了一封信报告自己的行期，并想约定一个时间、地点两人谈谈。陈独秀复信要他同张国焘接洽，而包惠僧和张国焘早就有过节，他不愿见张国焘，也就没有去。 
　　1927年1月底，包惠僧来到夏斗寅的部队，安顿之后，他就开始工作，并完全按照党军时代的办法训练部队。经过两个月的整训，部队士气为之一振，面貌大为改观，第一师也被改为独立第十四师。枪打出头鸟，独立十四师出类拔萃的表现，使他们一下子成为众矢之的。夏斗寅和包惠僧为获得主动，给邓演达和蒋介石发电报，请求将部队调往前线作战。不料这个电报却落到了他的上级唐生智手里，唐生智大为不满，一面向中共湖北区委委员彭泽湘告状，一面以前敌指挥名义命令夏斗寅回武汉。包惠僧回到汉口中共中央办事处，因对张国焘和彭泽湘的批评不接受，又大吵了一顿，想着这回肯定被撤职，党内也要受处分，因而主动向总政治部提出辞呈。这样，包惠僧又一次失去了工作。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而这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表面上还是亲共的，发布命令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免去其所兼各职，将其捉拿严办。武汉的反蒋高潮一浪高过一浪，而中原前线北伐的战事却越来越吃紧。蒋介石叛变后，邓演达成了北伐军的最高统帅。一天，包惠僧突然接到邓演达的来信，要他到邓家商量一件事情。原来夏斗寅在蒋介石叛变以后，也露出变节的迹象，未经请示就擅自将部队移防沙市。邓演达让包惠僧去说服夏斗寅继续效忠武汉国民党中央，包惠僧知道难以推却，只得领命前去。见到夏斗寅后，包惠僧按照邓演达的意思与其进行了谈判，夏斗寅表示没有叛心，双方表面上达成了一致。回来以后包惠僧才知道，这是夏斗寅的缓兵之计，他其实早已决定投降蒋介石了。就在包惠僧去找他的路上，他就准备枪毙包惠僧，只因几个过去跟包惠僧关系不错的团长坚决反对才改变了主意。而中央认为，夏斗寅叛变是因为包惠僧没有把工作做好，违反了党的政治纪律，所以给他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
　　受到处分的包惠僧，心情十分郁闷，虽然也还参加党的小组活动，但失落的情绪让他感到异常的苦闷，他开始对共产党失去信心。就在这个时候，汪精卫也逐渐暴露出叛变革命的真实面目，中共党内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不满也越来越强烈。面对严峻的形势，中共中央开始进行应变准备。7月上旬，中央开会作出了退出国民党、国民政府的决定，并发布宣言强烈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近日已在公开的准备政变”。就在宣言发布的第二天，汪精卫就召开了秘密分共会议，公然叛变了革命，国共合作到此彻底结束。7月下旬，包惠僧奉周恩来的命令到南昌准备办报纸。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部队随即南下，向广东方向挺进。事有凑巧，包惠僧就在这个时候病了，加上对党的前途缺乏信心，他便请求暂留南昌。周恩来同意了他的请求，并给他写了一封信，要他病愈之后去武昌找党组织。此后，包惠僧先后逃难到老家黄冈、武昌、高邮，最后到了上海，见到了早已脱党的李达、施存统等人，才知道南昌起义的部队后来在广东失败了，他也因此悲观失望，最后走上了消极脱党的道路。○         1930年参加发起成立第三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后脱离第三党恢复国民党党籍。后在国民党湖北省主席兼国民政府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幕下任参议。1931年起任蒋介石的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议、军事委员会秘书兼中央军校政治教官。1935年任国民党政府防空委员会编审室主任兼第四处副处长。1936年至1948年，任国民党内政部参事、户政司司长、人口局局长等职。1948年后举家迁往澳门。        1949年11月从澳门回到北京。1950年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同年12月毕业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研究员、参事。1957年4月起任国务院参事。  　　1979年7月2日病逝于北京。  　    生前撰写了许多回忆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和早期工人运动的史料。1983年5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包惠僧回忆录》。 中共第一任总书记陈独秀和包惠僧私交甚笃，20年间书信来往不断，其间两人虽有摩擦，并一度失去联系，但患难之处见真情，陈独秀被中共开除党籍之后，晚年隐居在四川江律县，门庭冷落，贫病交加，包惠僧是临终前唯一去探望他的老朋友，其情其景令人感动。

                                                      三会陈独秀

      “五四”之后，陈独秀的名声很大，号称新文化运动的“三圣”之一，湖北的学生联合会和各界的联合会邀请陈独秀到武汉讲演，包僧惠这时已经从湖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成为一名非正式的新闻记者，他以一名记者的身份去访问陈独秀，这是两人第一次见面。可是说这次见面，包是以一个学生身份抱着崇敬的心情去的，从此以后，二人开始了长达一生的关系。

      二人再见是亿包僧惠去广州找陈独秀。1921年初，包惠僧为党的工作到上海，当时上海党组织的负责人是刚从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的李汉俊，由于李没有工作经验，加之经费和人员短缺，上海的工作无法展开，组织决定让陈独秀从广州回来主持工作，因包僧惠见过陈独秀，又有书信往来，这个任务自然交给了他。两人一见面很高兴，包僧惠传达了李汉俊的意思，要么陈独秀回上海主持工作，要么把党组织搬到广州，而陈独秀不同意把组织迁到这里，他让包僧惠多住些日子，就这样，两我在广州交往了两个月。

      包惠僧在广州的事不多，经常找陈独秀聊天。多得以后，包惠僧回忆道：“他（陈独秀）比我大5岁，我很敬重他，我们都喜欢彼此的性格。我是读书人，他好比是书箱子，在学问上人受他不少影响，他俨然是我的老师，每次谈话都如同他给我上课。”

       1921年中旬，陈独秀接到上海的李汉俊来信，信上说第三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了代表到上海，要召开中国共产党发起会，要陈独秀回上海，请广州支部派两个代表出席。陈独秀当时任大学预科校长工，工作繁忙，他表示自己不能去，可以派陈公博和包僧惠两个人出席会议，并告诉包惠僧，他是湖北党组织的人，开完会就可以回到湖北参加工作了。

       尽管陈独秀没有出席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但还是被推选为党的总书记。“一大”以后，马林（共产国际代表），张国焘（中委），李达（中委）周佛海（中委）找到包僧惠开了一次会，讨论陈独秀回到上海工作的问题。会议决定派包惠僧去广州接陈独秀。

     包惠僧来到广州告诉陈独秀上海的情形，他这时正和广东的学阀闹得很不愉快，就听从劝说回了上海。

                                                      帮包惠僧开脱

       有一天，包惠僧和周海佛，杨斋到陈独秀家里，其陈独秀正在楼上睡午觉，他们就随陈独秀的妻子高君曼打牌，到下午二三点钟的时候，特务来到家里把他们逮捕了（周佛海逃脱）。第二天，在公审会堂审问时，法庭认为包僧惠他们是陈独秀的同党，陈独秀说，他们都是我的客人，客人陪我太太打牌，有事我负责，和客人无关。由于当时陈独秀家里有马林给他的信，如果被搜出来就要判七八年的刑，他是打算坐牢的。嘱咐包惠僧他们出去继续干革命，并分配他回武汉工作。

      陈独秀当时在上海是个有影响的人物，被保后闹得满城风雨，第三天他就被保释了。20天以后只是宣判陈独秀赤化，罚款五千了事。

       陈独秀打完官司辞去了在广东的工作，作为合法的公民，担负起党的总书记职责，1921年9，10月间，包惠僧按照陈独秀的意见回到武汉工作，担任中共武汉支部书记，兼任中国劳动书记部长江支部主任。

                                                         发生冲突

     包惠僧回到武汉以后，党团都有相当的发展，各种工作都组织起来了。他因为常攻击张国焘小组织，同时张摩擦很厉害。

     张国焘回到中央坚决要开除包惠僧的党籍，争论了许久，陈独秀说：“包惠僧就是有错误也没有到开除党籍的程度，因此包惠僧才得以保住党籍的，只是被调离武汉和京江铁路，不另作处罚。关键时刻，陈独秀又拉了包惠僧一把，此事件以后，包惠增又被调到北京交通部工作，后来担任北京区委的秘书。在北工作期间，包惠僧等人与张国焘小组织发生了不少冲突。陈独秀对此也给包惠僧不少警告，但总的来说一直都是包容有加的。”

      “二七惨案”以后，京江铁路工会受到很大的破坏，中央为整理武汉的党务工作工会工作，决定调包惠僧到武汉工作，由于包惠僧在北京的工作刚刚起步，加之包的爱人也在唐山工作，两人可以有个照应，包惠僧即写信给陈独秀表示不愿意回到武汉，不久，陈独秀复信不准，并让他到上海商量一下，然后再回武汉。包惠僧来到上海以后，陈独秀同他谈了几次武汉的工作问题，要求把党和工会整理一下，也没有什么其它的交代。就这样，包惠僧又回到了武汉。

      在武汉，包惠僧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党和工会的工作都上了轨道，1924年春，中央召集扩大会议，要包惠僧到上海开会，到上海以后，包惠僧向陈独秀汇报了武汉工作，陈独秀对此不满意，并把此和前同张国焘小组织斗争的事情联系起来，指责包惠僧排斥异己，包惠僧说陈独秀袒护小组织。这样，两人激烈的吵了起来，陈独秀本来脾气极大，加之包惠僧又是下级，就对包惠僧大骂。包惠僧碍于师友同志的面子，一向尊重他，不能像他那样骂他，满腹委屈无处发泄，就哭了起来。第二天在扩大会议上，陈独秀郑重声明，党内没有“小组织”的事情，即使有也是过去的事情，以后不要任何人谈这个事情，包惠僧虽然十分委屈，因为尊重陈独秀，只好忍着不作声，这次会议只开了一天，开完会以后，在回武汉的路上，包惠僧得到了武汉支部被破坏的消息他回到江口接了爱人立即坐船回到上海。由于广州需要人参加改组后的国民党工作，陈独秀考虑到包惠僧的情况，要求他到广州工作，包惠僧从此到了广州，再也没有参加共产党的组织工作劳动工作，与陈独秀也断绝了来往。

                                                    患难见真情

      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被捕一时舆论高涨，各界采取各种方式营救。“救陈运动”声势浩大，各方面压力使蒋介石被迫把军事特别法庭审判改为公开审判。陈独秀最终被最高法庭判处有期徒刑八年。1937年日军大规模侵华，国民党在形势逼迫下减刑释放了陈独秀。

      陈独秀被捕判刑保释出获后，住在傅斯年家里。陈独秀曾派罗汉去延安。当时毛泽东与周恩来考虑让陈独秀回延安。后来王明来了，说共产国际让陈写悔过书，陈付之一笑，认为自己没有错，表示拒绝。后来蒋介石拉他进参政会，也被他严词拒绝，他对包惠僧讲：“我和蒋介石不共戴天，蒋介石杀了无数民众，杀了我的两个儿子，坚决不同蒋介石合作”陈独秀从南京到汉口时，张国焘在武汉也想拉拢陈独秀，叫陈出来另组织一个共产党，更遭到陈独秀的拒绝。

     陈独秀的晚年孤独，贫困，疾病是其基调。他生活在四川江津县鹤山坪，距县城还有几十里路。终年于之相伴的只有，第三位妻子潘兰珍。三儿子陈松年在县城一所中学总务处做事，也无暇陪他。至于好友，也只有包惠僧等人，得空时来看看他，也尽量接济一下。1942年5月，包惠僧由重庆特意来看望他，陈独秀自然十分高兴，叫潘兰珍割了两斤肉，他还带包惠僧到菜地里，摘他亲手种的四季豆，中午便以四季豆炒肉招待这位珍贵的客人。由于陈独秀平日里难得吃上肉，也就多吃了一些，到夜间就不舒服 了，食物卡喉，夜不成眠，天亮前吐了一地，这一天是1942年5月13日，此后后几天，陈独秀就卧床不起了，最终于5月27日病逝。包惠僧是给他送终的唯一好友，患难之处见真情，包惠僧与陈独秀20多年的关系就这样悲剧般的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