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线按摩器能减肥吗:坚持运用唯物史观评价共和国的历史人物——兼以邓小平评价毛泽东为例

　　人类社会的发展究竟是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还是纯粹无序的进程，究竟是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还是纯粹偶然性的因素在起作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经济因素并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1]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状况，上层建筑适合经济基础状况，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然而，人们在客观规律面前并不是无能为力的，承认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并不否认历史人物的作用。“‘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2]列宁指出：“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全部历史正是由那些无疑是活动家的个人的行动构成的。”[3]

　　评价历史人物，要把对象放到历史发展的总过程中去，看他对社会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及其大小，看他是顺应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符合历史发展方向，对社会进步起推动作用，还是违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与历史发展方向背道而驰，对社会前进起阻碍作用。前一种是进步的、正面的历史人物，后一种是反动的、反面的历史人物。对于共和国历史上的人物，看他是否遵循党的建设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发展规律的统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奠基、开创和发展的整个过程或某一方面、某一领域做出了贡献及贡献的大小。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毛泽东说：“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4]邓小平也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作为判断改革和各项工作是非得失的重要标准。因此，对待历史人物，也应该根据生产力标准衡量其历史作用。

　　特定时代的社会历史条件，特别是社会经济条件，制约着人们的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一般过程。因此，任何历史人物的活动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在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5]任何历史人物归根到底是时代的产儿。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应该把对象放到一定历史背景下，不能以今天的观点套用历史。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6]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应该分析什么样的历史条件造成了怎样的客观环境，使历史人物如何驾驭历史潮流，从而对历史进程起到加速或延缓、促进或阻碍作用。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里说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7]杰出人物则把握历史发展的客观条件，顺应历史发展的进程和方向，为完成一定历史阶段的任务，在行动上成为冲锋陷阵的战士，在思想上成为引领时代潮流的先锋。马克思曾借用爱尔维修的话说：“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8]一个伟大的人物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比别人在一般和特殊条件影响下更能体现社会需要，比别人更有远见卓识，比别人更能把握社会发展的进程和比别任更能担负起满足社会需要的责任。列宁也说：“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9]虽然说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不是绝对不可替代的，但也绝非容易被人替代的。恩格斯评价马克思时说：“我们之所以有今天的一切，都应当归功于他；现代运动当前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理论的和实践的活动；没有他，我们至今还会在黑暗中徘徊。”[10]邓小平评价毛泽东时说：“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出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11]历史人物或促进或阻碍历史的进程，但不会根本改变历史发展的总趋势。邓小平指出：“个人的作用归根到底是以一定的社会条件为转移的。”[12]夸大个人的作用是不对的，而缩小个人的作用也是不妥的，不能强求历史人物超越历史条件的限制解决所有社会问题，也不能强求历史人物超越历史阶段解决现实任务。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13]

　　究竟是劳动群众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还是剥削阶级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究竟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还是英雄人物创造历史？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上、运用不同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马克思主义向来认为，归根结底地说来，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同资产阶级的政党相反，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14]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前进的决定力量，并不是抹杀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历史人物在一定阶级地位中生活，处于一定的阶级关系之中，是一定阶级的代表。不同的历史人物代表着不同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利益和意志。评价共和国的历史人物，要看他是否坚持正确的阶级立场，是否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担当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历史任务，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志。他从党、阶级和群众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出发；他大公无私，没有任何私利可图，体现无产阶级的本性；他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相信群众、尊重群众，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人物根据社会发展的规律和人民群众的需要，引领人们不断前进，从而推动社会发展。承认历史人物的重大作用，也不是否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杰出人物之所以成为时代的先锋，归根到底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愿望。恩格斯说：“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15]一定不代表人民群众利益和意志而被群众所唾弃的的人物，必然受到历史的审判。

　　准确的详细的材料是得出科学结论的基本依据。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讲到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探求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时说：“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16]评价历史人物时，也应该遵循这一原则，具体地、准确地、深入地、细致地收集资料信息，实事求是地梳理历史人物的活动及其思想轨迹，从纵向上理清哪个时期正确或比较正确以及正确的程度，从横向上分清正确与错误的成分以及它们之间的对比。当我们说历史人物在某个时期做得正确或比较正确，并不是意味着一切皆好，没有什么教训需要总结了；而当我们说一个人犯了错误甚至全局性的错误的时候，也并不能不加分析说他一无是处。不能采取好人一切皆好，坏人一切皆坏的方法，也不能因为在一个时期、在一个事件上正确就表示在所有时期、所有事件上都正确，或因为在一个时期、在一个事件上犯了错误就意味着在所有时期、在所有事件上都错了。应该历史的综合的全面的分析历史人物，究竟是错误占主要地位，还是正确占主要地位，错误与正确的程度和影响如何；既要坚持两点论，也要坚持重点论。一段时期以来，出现一股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他们在评价党和国家领导人时，往往虚构某些历史事件中的某个环节；或者断章取义地歪曲人物的思想；或者以偏概全，随意评论某个方面错误的性质和程度。他们使用的材料，有真有假，有虚有实，有清楚有模糊，容易以假乱真、虚实难辨，混淆人们的视听，造成思想混乱。有的甚至以理论权威或亲历者的面目出现，他们的论述就更具有复杂性和迷惑性。错误的材料必然导致错误甚至有害的结论。这种思潮在干部群众中已经造成恶劣的影响。评价共和国的历史人物，应该尊重客观历史事实，用真实的历史击破扭曲的历史，用历史的真实粉碎历史的谎言。对于一些确实存在的错误，不掩饰、不回避，实事求是地做出批评；对于确实正确的方面，不拔高、不美誉，实事求是地做出评价。如果因为某个环节的错误就认为所有的事件都错误了，或者因为某个方面思想的错误就认为某个人物的思想都不对；就会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列宁曾经精辟地指出：“在社会现象领域，没有哪种方法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了。挑选任何例子是毫不费劲的，但这没有任何意义，或者有纯粹消极的意义，因为问题完全在于，每一个别情况都有其具体的历史环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17]

　　邓小平曾说：“评价人物和历史，都要提倡全面的科学的观点，防止片面性和感情用事，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才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18]既要分析人物的历史功绩，也要看到人物的历史错误；既要查找成功与失败的主观原因，又要研究成功与失败的客观原因；既要总结成功的经验，又要汲取失败的教训。

　　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原则评价毛泽东功过是非，为我们树立了典范。

　　第一，旗帜鲜明和毫不动摇地指出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邓小平说：“没有中国共产党，不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不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今天我们的国家还会是旧中国的样子。我们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都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立下的伟大功绩是永远不可磨灭的。”[19]“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这样就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涵义，捍卫了党和国家的历史。

　　第二，毫不含糊和实事求是地讲毛泽东后期的错误。[20]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同志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21]要分析毛泽东所犯错误的性质，是什么性质的错误就是讲什么错误。是全局性的错误，还是局部性的错误；是带有根本性的错误，还是枝枝节节的错误；是长期性的错误，还是暂时性的错误；是故意犯的错误，还是从良好的意愿出发犯的错误，等等，都要做出恰如其分的分析。邓小平指出：“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要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22]毛泽东所犯的错误，是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的错误，而不是与历史发展方向背道而驰的根本错误；不是为了自身利益对国家和人民所犯的错误，而是为人民大众谋利益的过程中所犯的错误。“毛泽东同志犯了错误，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23]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是“企图一下子把经济搞上去”，但“主观愿望违背客观规律，肯定要受损失。”毛泽东要对大跃进负主要责任。但毛泽东也是较早察觉大跃进错误的人，提出改正这些错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把中国的实际情况做了错误的估计。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决不能归结为个人品质问题。如果不是这样看问题，那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24]他还说：“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好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们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25]如果“否定毛主席，就是否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否定了整个这一段历史。”[26]1956年11月，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曾经指出：“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27]这个原则也适用于评价毛泽东本人。正如1977年8月邓小平在转述毛泽东的话时所说：“毛泽东同志说过，要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态度。”[28]

　　第三，要理直气壮和客观公正地分析功与过哪一个占主流。毛泽东曾经说过，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为原来的观点不完全正确，不那么完备、准确嘛。毛泽东同志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邓小平非常赞成毛泽东的观点，他在引述毛泽东这段话后说：“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应该像毛泽东同志说的那样对待这个问题。”[29]邓小平指出：“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30]“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与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31]

　　第四，具体地、历史地、科学地分析毛泽东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所犯的错误。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同任何别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在他的伟大的一生中的这些错误，怎么能够同他对人民的不朽贡献相比拟呢？在分析他的缺点和错误的时候，我们当然要承认个人的责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历史的复杂的背景。只有这样，我们才是公正地、科学地、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地对待历史，对待历史人物。”[32]“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在这些方面，要运用马列主义结合我们的实际进行分析，有所贡献，有所发展。”[33]邓小平认为，毛泽东所犯的错误，很大程度都是中央集体所犯的错误。毛泽东生前没有把良好的作风，如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等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这不仅是毛泽东同志本人的缺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责任的。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国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了，家长制或家长作风发展起来了，颂扬个人的东西多了，整个政治生活不那么健康，以至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34]他语重心长地说：“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成是毛主席一个人的。”[35]邓小平强调，“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很恰当。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36]“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37]“制度是决定因素，那个时候的制度就是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