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联合诊所怎么样:温商风光背后有尴尬

  这只老鼠欲念过重，演变为贪念，进而衍生出冒险投机行为。有时想想，在中国若干历史阶段都存在具有这种“老鼠”形象的商人。

  1910年发生在辛亥革命前的那次金融危机，便是因为钱庄商人实际担当了这种商人形象所致。1921年的上海信交风暴，与此大同小异。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不仅钱庄业，就连实业界大佬都卷了进去，比如荣宗敬。

  改革开放以来，怀有贪念的个体商人层出不穷，但在同一个区域同一个时间段内，有近百人的商人集体因为贪念无限接近犯事的地步，实不多见。

  褪色的温商精神

  据经济观察报报道，温商最为人称道的精神是敢为天下先，改革开放后中国最早的私营企业就诞生在这里，一代温州商人以其先行者的形象，让被战争与内耗所打断的中国商业史，从此接上了地气，但在此次温商跑路事件中，温商的这种形象大打折扣。其在率先面临产业升级或转型的情况下，没有沉下心去专注品牌建设，或者通过转型布局未来，却走火入魔般地误入歧途投机楼市、矿山，让这种精神褪色殆尽。

  站在温商的角度，他们也有无奈之处。为应对金融危机，政府超发货币，导致流动性泛滥，通货膨胀抬头，企业用工及原材料成本上涨，同时伴随全球产业转移、人民币升值所压缩的外贸企业利润，让全身心专注于实业成为一种煎熬，所以除了2家房地产公司和6家建筑公司外，上榜“2010温州市百强企业”的40多家制造企业，无一不涉足房地产开发。

  在投资楼市、矿山等行业可以获得更大利益的现实下，高利贷横行，更鉴于广大的老百姓腰包缩水的现状，最终让政府出手收紧银根，进而通过倒逼投机资金撤出楼市、国企收编民营矿山的办法，导致温州企业资金链大幅断裂。

  如果操作适宜的话，温商可以赚一把收手，转而专注传统产业升级或转型，但这只是理想状态，温州也存在这样的商人，但为数不少的温商在诱惑下，将风险置于一边，而幻想将这种业已产生泡沫的局面演绎下去。

  如果说这也是温商敢为天下先的表现，那么只能说一部分温商将这种精神用错了地方。

  丢失常识的投资

  当整个社会都弥漫着产业结构调整、产业转型之虞，温州也不例外，但温商对原有产业惯性的依赖远比想象中的大。不过，也有些温商迈出了这一步。跑路的胡福林就是在2008年底，大举挺进了光伏新能源产业。

  事后看胡福林的这一举动，风险系数很大。其旗下的信泰集团是温州最大眼镜制造商和标杆企业之一，年产1700多万副各类光学眼镜架及太阳镜，销售额约3亿元人民币。

  胡福林一直具有在眼镜行业之外开拓一个国家扶持的产业愿望，2008年，他开始出手光伏新能源产业。但他并没有充分考虑新产业的市场前景、长短贷与投资回报周期的匹配度、自身实力与能支撑多长时间等因素，让这次转型从一开始就带有盲目的色彩。

  在较为宽松的资金支持之下，胡福林旗下很快新增了浙江中硅新能源、浙江赛力科技、温州中硅科技等公司，主要生产太阳能单晶硅、太阳能多晶硅、太阳能电池等光伏产品。这些产业预期并不明朗的产业源源不断地吞食着他在通货紧缩下用高息贷来的资金，风险接踵而至。

  其实，传统产业并非必须通过转型才能维持生计，专注中高端，赋予产品以品牌价值，也是一条可以趟着过的路。如果公司的合作对象里能有大型公司的影子或者国家重点工程项目，更可以增加升级的胜算。依托原有的产业基础升级产业，温州兴乐集团的做法最为明智。其主业电线电缆，但掌门人并没有跟风进入全新产业，在别人上马太阳能时，他找到了自身主业与这一产业的交叉点：光伏电缆。当别人做风能时，他就做风能配套电缆。

  曾参与过三个中国500强企业资本运作的前新飞集团总经理徐晓东表示，产业投资决策的研究、分析很复杂，但决策要点很简单，可以用四句话来概括，即赚不赚钱？怎么赚钱？能赚多少钱？什么时候开始赚钱？其中，搞明白“怎么赚钱”需要分析透市场及竞争对手。“什么时候开始赚钱”，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整合资源的情况和管理团队的执行力。所以，分析透、解决好这两点最难。

  一句话，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量力而行。量力而行的阀门在哪里？绝对不在老板气吞山河的抱负里，而在回归常识的决策思维和高素质的团队中。从这点来说，温商所犯的错误仍是基础性的，这些错误在危机来前被掩盖进而被忽略。

  遗失的公司治理

  胡福林的错误可以避免吗？为什么他会犯这种迷糊？

  其实，这折射出事情的另一面，即为数不少的温商仍沉溺于家族治理的企业生态。如果温商具有完善的企业管理制度、决策程序，盲目背离主业而乐此不疲的投机这种短视的行为，是否可以得到规避、约束乃至减少呢？

  温商凭着当年敢拼敢干的精神，打拼出了一片天地，但很多企业仍停留在家族式的管理层面，公司没有建立一个吸引人才的平台，没有建立起一套基于事业、文化认同与归属的机制，所以在危机到来时就印证了那句话：决策是企业最大的成本。

  浙江省境内上市公司有200多家，数量位居全国第二，但温州仅占不到10家。温州商人并没有在国内率先摘掉小商人的帽子。在各区域商人群起逐鹿之时，温州商人的形象日渐模糊。到此时跑路事件发生时，他们已经被贴上负面标签。

  温州资本风光的背后也同时折射出其内敛与封闭的尴尬，温州市政府曾经调查出一个数据，改革开放20多年来，温州人实际利用外资仅有11亿美元。不愿以开放心态直面已然变化的世界，温商群体在自我认同度很高的情况下，热衷于熟人经济及区域商人之间的资金往来而丧失了可能更大的机会。温商以亲缘和血缘为依托的公司治理结构，愈来愈显示出其巨大的局限性。

  2006年一篇有关温商的报道就直击了这一问题，这篇报道指出，一般温商只在技术等方面大规模引进人才，在人事、财务方面依然由自己家族的人来执掌。集团聘请的副总经理无权签报销单，而老板的司机却可以——因为这个司机是老板的亲戚！

  报道提及，在温州柳市的4家大型家族企业中，经理人和股东之间的冲突不断。而且，在过去十年，这种冲突的痕迹依然没有被大多数温商所有效而智慧地抹去。

  学习晋商好榜样

  在徽商与广州十三行商人群体里，比较知名的商人家族传承百年以上的家族并不多见，晋商群体却熠熠生辉。

  中国票号鼻祖“日升昌”票号的创办者平遥李氏家族，原是从事颜料行业，仅从其主业转为票号算起，家业就承沿了110多年。从乾隆时期从事贸易发家算起，介休常氏家族事业，到清末民初延传200多年。电视剧《乔家大院》的原型乔氏家族，从乾隆初年外出谋生从事贸易，到1952年结束全部产业，持续了200多年，而旅蒙第一大商号大盛魁更是传承300年不倒。

  尽管同是家族企业，晋商在三四百年前已经在公司治理结构、职业经理人制、薪酬体系等建设方面，达到了迄今很多企业仍难以企及的高度。当徽商在盐业等领域将家族直接治理的管理模式演绎得如火如荼之时，晋商已然超越了亲情而将治理结构上升到了乡情的层面。

  在知名晋商票号中，鲜见家族成员直接管理票号事务的例子，山西商人基本上都找同乡作掌柜或伙计，并且入伙时都要有殷实的亲友或商铺作保。倘若被推荐的人越规，保人必须负完全责任，这些都降低了中途押运过程中的机会成本。

  晋商票号实行的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管理模式，票号东家本着疑人不用、用人不疑的原则，赋权大掌柜全权掌握票号事宜，只是以三四年为账期行使对大掌柜更迭与否的权利。在这套规则体制中，创业老东家的儿子们及亲戚均不得插手票号事务。不仅如此，以大掌柜为核心的骨干团队成员，还被有层次地赋予顶身股，共享成长的滋味。

  山西商人任用同乡、亲朋为掌柜，这种模式突破了传统血缘的局限。在家族关系盛行的明清乡土社会，这种规定是不同寻常的。尽管徽商经常被与晋商以并驾齐驱的眼光而视，但徽商的历史厚重及影响力其实远不如晋商深远。仅从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顶身股等制度建设上来说，就是徽商也远难望其项背的。

  十年教训的回归？

  将资金投机进入楼市、股市或者矿山，还是专注于产业升级乃至转型，是温商在成长壮大之路上必然面临的选择，也是其维持在国内江湖地位必然遇到的问题。

  2000年以来，为数不少的温商在并不健全的公司治理结构中，用个人决策诠释了他们选择前者。他们在产业与投机资金不断对换与游离中，寻找着下手投机的机会，但当投机伴随泡沫被刺破而回归原点时，我们蓦然发现，温商仍需直面当初所要面对的情形，只是白白耽误了珍贵的十年光阴。

  当年宁波商人在上海也面临着这一选择。晚清到民国，在上海滩存在九大钱庄家族集团。但后来宁波真正在上海滩站稳脚跟的，都是那些在投资钱庄之外，在近代工商业中颇有斩获的商人家族。他们在投资钱业的同时，还在船业、医药、电影等行业占据一席之地。

  就有关温商跑路事件受访时，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洪祝有一番话讲得很中肯：放弃主业去搞副业，放弃实体去搞虚拟经济，放弃制造业走向房地产，甚至搞转贷业务，这实际上等于自己在吃砒霜。他说，企业不怕小，怕低，怕散，还是要走向转型升级发展之路。

  如果再加上一句话的话，那就是没有产业垫底的资本投机或转运，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末，未来总是要还的。

  （作者为蓝狮子签约财经作者，著有《中国商帮600年》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