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0.1 制度是信任的基石

《人民日报》2011年11月9日 上官酒瑞

（原文摘编）良善的公共生活需要政治信任的润滑和滋润。传统社会中，政治信任的要核是人格信任，即公众对政府的相信和期待主要指向政治角色的政治人格；现代社会中，政治信任的根本是制度信任，由定期选举制度、公职任期制度、问责制度、审计制度、监察制度、信息公开制度、行政诉讼制度等共同构筑了塑造公众政治信任的制度体系。在公众与政府的互动过程中，凭借这些制度的功能释放，可以保障公众的尊严、权利和利益，增强公众的信心和期待，能够实现政府组织的透明性、义务的强制性、程序的公正性、秩序的稳定性、预期的确定性。

我国社会目前正处于矛盾凸显期。近年来，群体事件和公共恐慌或多或少地与政府公信力的降低和政治信任的缺损有关。有人甚至认为，政府失去公众信任后，说真话、做好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这种情形如任其发展下去，必定会破坏社会和谐稳定。

如何修复公众的政治不信任，提高政治信任水平？根据现代政治信任的基本原理，在公众主体意识觉醒和权利意识高涨的情境中，依靠大剂量的意识形态“说教”和机械的“道德独白”而唤醒的政治信任可能是比较脆弱的；在利益结构失衡、公平正义短缺的条件下，依靠单纯的经济增长而赢得的政治信任可能是短命的。

构造长期稳固的政治信任基础，必须依靠政治和法律制度建设，即通过制度规范公共权力，增强政府行为的可信性。首先需要激发现有制度如选举制度的活力，发挥其促生政治信任的功能。其次要增强制度执行力。最后，要提高制度供给力。这需要在坚持根本制度的前提下，通过吸收人类政治文明发展进程中所形成的价值、程序和机制，如官员财产申报和公示制度，构建内容协调、程序严密、配套完备、有效管用的制度体系。

【推荐理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政治秩序或合法性有三种：“传统型”，建立在历史沿袭的传统风俗和习惯的基础上，如不丹的君主制；“超凡魅力型”（Charisma），见于社会过渡期，政治领袖作为“英雄”和“圣人”一呼百应；“法理型”，是建立在清晰的规则与制度的基础上的，即宪政秩序。所以，“人格信任”严格说不是传统社会的现象，而是过渡社会的风景；而“制度信任”就是“法理型”。不过，这篇文章最受追捧之处是说了“依靠大剂量的意识形态‘说教’和机械的‘道德独白’而唤醒的政治信任可能是比较脆弱的”，媒体转载时纷纷截取了这段话的意思作为标题可证。

N0.2 禁止师生恋妨碍恋爱自由了吗？

网易《另一面》 第479期

（原文摘编）2011年11月6日，台湾“教育部”宣布将“禁止师生恋”纳入教师聘用条款，违反者将被解聘。无独有偶，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禁止师生恋早已成为学校中的常识。为何在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中，“两厢情愿”都无法得到社会的宽容？

在美国，师生恋禁令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如此严格。1986年，爱荷华大学颁布了规则，教授不允许与上自己课的和自己指导的学生有浪漫关系。但如果学生不上该教授的课，也不是该教授指导的学生，学校就不闻不问。由此，“爱荷华模式”成为美国大学上个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对待师生恋问题的主要模式。2001年，佛吉尼亚威廉和玛丽学院的某个教师发表了自己与一个已婚学生的恋情故事。这个故事所造成的舆论影响令该校决定禁止师生恋。目前，这一模式已被美国大部分大学采纳。

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南非作家库切在著名的《耻》中写道：“作为教师，我们是握有权力的人。也许该禁止将权力关系和性关系混在一起。在处理二者的关系时，应当表现出格外的谨慎。”女权主义理论者强调，在师生恋中，可以决定学生考试成绩甚至前途的教师一方，在权力关系中天然地占有优势。如果允许师生恋，有权力的一方可能会滥用权力，对没有权势的一方进行性威胁或性压迫。因此，禁止师生恋的本质是防止权力被滥用。

美国大学中的禁止师生恋并不是妨碍了一般意义上的恋爱自由，只是在一个特定环境之下，对两种特定职业间恋爱的限制。正如同两个公司的高管不能交流对方公司的机密不是妨碍言论自由一样。

【推荐理由】在某些粗鄙的自由爱好者眼里，只有他和他的小圈子的自由是“绝对的”，他可以挑战牛顿、爱因斯坦的理论或任何被人类社会珍视的原则与价值，但一旦有人质疑他的所谓“理论”或对他的极端看法提出尖锐批评，就是打压“学术自由”或“言论自由”了。这些人分别被称为“民间科学家”和“民间政治家”。前者只会让自己的生活潦倒和失去章法；后者的危害更大，想要通过混淆视听、变乱社会来牟利。所以，把一个个具体问题从学理上厘清，是很重要的，这样，真理的市场才会越来越大。

N0.3 清代的禁戏与限戏

《南方都市报》》2011年11月13日 吴钩

（原文摘编）在电影、电视等现代娱乐方式被发明出来之前的清代，受众最大的娱乐节目大概要算戏曲，就连乾隆皇帝也是出了名的戏迷，他曾指令大臣编写“节戏”与“宫廷大戏”。但他又非常热衷于禁戏、限戏。乾隆一朝，禁了大约三百出戏。

有意思的是，几部著名的爱情戏目，如《长生殿》、《桃花扇》、《西厢记》、《牡丹亭》，都在禁戏之列。因为在官府看来，“《西厢记》、《玉簪记》、《红楼梦》等戏，近人每以为才子佳人风流韵事，与淫戏有别，不知调情博趣，是何意态，迹其眉来眼去之状，已足使少年人荡魂失魄，暗动春心，是诲淫之最甚者。”也就是说，当时的官府是以老百姓的“精神保姆”为己任的，他们禁戏其实有着良苦用心：防止老百姓被不健康的娱乐节目毒害。

除了将那些“不健康”的戏目禁毁之外，清政府还加强对剧本的修改。当过内阁中书的徐时栋还提出了一整套非常有建设性、针对性的戏曲创作指导意见——戏班所表演的戏目，要“以忠孝节义为主”；如果剧情涉及“山海之荒唐，鬼怪之变幻”，则“要以显应果报为之本”；戏文中凡是有“忠臣义士之遇害捐躯者，须结之以受赐恤、成神仙”，凡是有“乱臣贼子之犯上无道者，须结之以被冥诛、正国法”。总之要增加道德教化、正面引导的内容。

清代的戏曲界出现了“梨园公会”这样的“自治组织”，但“自治”必须打引号，因为清政府不会允许民间戏班子摆脱权力的控制。京城梨园的会首（伶人组织的头目），为“内务府堂所派”；内务府还任命旗人当“堂郎中”，作为京城梨园的“主管单位”，会首遇有重大事宜，要叩请堂郎中定夺；梨园子弟“每组新班”，“须先将班名拟妥，送内务府堂郎中处审核，俟准后始能出演”。而堂郎中对组建戏班的申请“经年累月，不易揭晓”，所以又需要会首跑内务府送礼请托。

【推荐理由】作者以专业的视角与对读者友好的笔调，把一段离现在尚不远、还有一定温度的历史钩沉出来，颇见功力。现在有一些以学术为业的人，写出了一篇篇关于晚清民国某某著名人物的“政治思想研究”、“法律思想研究”、“经济思想研究”及“教育思想研究”的论文。问题是，没听说过这些人在对这些方面的人类知识做出了什么独特的贡献。这“死人饭”吃得好，也没有洋人来抢、来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