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尿路感染的症状:chuanzhao : 孙传钊:戈尔巴乔夫怎样掩盖卡廷事件真相：开明是有限度的

孙传钊:戈尔巴乔夫怎样掩盖卡廷事件真相：开明是有限度的 / chuanzhao

2011-10-08 15:49 | 阅读(107) | 标签: 读书看电影 | 字号：大 中 小 打印文章

被屏蔽的卡廷事件的真相

 

维克多·扎斯拉夫斯基的《阶级清洗：卡廷屠杀》（Victor Zaslavsky, Pulizia di classee：Il massacre di Katyn）在2006年在意大利出版时，欧美出版的关于卡廷惨案的书已经不下千余种。然而，扎斯拉夫斯基的这部著作还是引起欧美学术界、读书界的瞩目，因为在卡廷惨案大致轮廓已经清楚的当今，扎斯拉夫斯基在书中并不是用力更加深入、细致地考证关于当年几十万波兰被俘军人的下落众多的疑案有[关众多尚未搞清楚的微观疑案的历史学研究，如果今年5月俄国总统梅德韦杰夫（V.Medvedev）对波兰代总统科莫罗夫斯基（B.Komorowski）做出的开放所有有关卡廷真相的国家档案之承诺得到兑现的话，估计欧美会有更多的关于卡廷事件的历史著作问世]，而是着力论证卡廷惨案自1943年进入人们视野之后，其真相在以后半个多世纪中，特别是苏联瓦解前三年间，事件真相怎样被当政的戈尔巴乔夫(M.S.Gorbaciov)不断掩盖起来的那段历史及教训。2007年柏林出版了该书的德文版；2008年在纽约又出版了英文版(Class Cleansing: The Massacre at Katyn)；今年日文版也问世了。其德文版获得海因利希·贝尔财团颁发的2008年度“汉娜·阿伦特政治思想奖”[2007年度该奖授予托尼·朱特《欧洲战后史》（Jony Judt, Post War 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 2005）]。由德、法、意、波等国政治学学者组成的评委的授奖理由是：“扎斯拉夫斯基公开批判戈尔巴乔夫政权采用的一边承认苏共和苏联国家权力核心所犯的罪行，一边采用极力掩盖卡廷惨案真相的策略，其对卡廷事件教训有冲击力的分析，为欧洲史研究做出了贡献。”（日文版《カチンの森》根岸隆夫译，みすず書房，页147。以下出处同。）

笔者读了该书后的感到，中国也是二战受害大国，也是一个国民为真实的历史记忆感到困惑和苦恼的国家，很有必要把这部扎斯拉夫斯基一生最后的著作（去年扎氏在罗马去世）介绍给对卡廷事件了解不多的中国读者。中国读者能读到原著的话，一定会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

 

一

1988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问波兰之前，在讨论如何回答波兰方面追究的两个重要文件下落——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附件和斯大林与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V.Molotov）、贝利亚（L.Briya）、卡岗诺维夫（L.M.Kaganovic）、伏罗希洛夫（K.E.Vorosilov）、加里宁（M.I.Kalinin）、米高杨（A.I.Mikojan）]1940年3月5日签署的决定在卡廷屠杀两万五千余名波兰战俘命令这两份文件下落的会议上，苏共中央总务局长、档案馆负责人鲍尔廷（V.Boldin）对戈尔巴乔夫说自己曾亲眼目睹过这两个文件，并描述了文件的模样，戈尔巴乔夫听了鲍尔廷的叙述后“并不对存在这些文件表示意外”，而且，当负责国际事务书记瓦迪姆·梅德韦杰夫（V.Medvedev）表示：“再沉默下去违背我们承诺信息公开的原则，不是妥当解决方法”和葛罗米柯（A.Gromyko）也提醒说“莫洛托夫和赫鲁晓夫（N.Krusciov）都知道条约原件”之后，戈尔巴乔夫(他和莫洛托夫、鲍尔廷三人知道这两份文件在何处)还是听从了KGB头目契尔年科夫（V.Cebrikov）的坚决反对公开承认有这两个文件的主张，在访问波兰期间敷衍对方说：没有找到原件，只有复印件情况下，就正式承认原件的存在是不负责任的。（页103-104）1989年春天，因波罗的海三国代表责问，政治局委员、苏维埃主席雅柯维莱夫（A.Jokovlev）在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再度提起这两个文件时，戈尔巴乔夫一边禁止公开文件，还是反复说谎：“原件还没有找到”。直到那年西德总理科尔（H.Kohl）把德苏互不侵犯友好条约的秘密附件德文版的复印件公开之后，1989年12月苏维埃代表大会戈氏才正式公开承认这个“违背苏联人民意愿的”、“侵犯波兰、波罗的海三国、芬兰主权和独立”的秘密附件的存在。（页106-107）

关于斯大林为首的政治局签署处死卡廷俘虏的文件[贝利亚给斯大林的报告，报告提议处

死俘虏，斯大林等人在这报告上签字批准这一提议）的最后发现更加迂回曲折。1987年苏波两国学者组成一个共同调查研究委员会中的苏联历史学家偶然在一个并不属于KGB档案机构的“历史档案管理中心”发现一个“特别档案库”，这个“特别档案库”，有九千页涉及波兰战俘的当年HKVD（前内务部人民委员会）总部的档案，这一发现并没有让戈尔巴乔夫感到不得不向雅鲁泽尔斯基（W.Jaruzelski）公开那份他知道在哪里的那份斯大林为首政治局签署的屠杀命令，他接受了法林（V.Falin）的建议，给雅鲁泽尔斯基的信中称：历史学家们发现的这些档案，是在国家档案馆之外地方找到的，卡廷惨案是HKVD领导一手造成的。同年4月《真理报》上报道了发现这些档案的消息，声称完全是贝利亚、梅尔科洛夫（V.Merkulov）的责任，是他们个人决定的，似乎与他现在领导的党和政权毫无关系。那年10月，戈尔巴乔夫才代表政府公开向波兰道歉，并把这些档案转交给波兰政府。照扎斯拉夫斯基说法，“这些档案没有什么大价值，只证明当时一些具体情况”，决定性的证据——斯大林他们签署那份文件依然在迷糊之中。直到1991年戈尔巴乔夫向叶利钦（B.Elitsin）移交权力的时候，叶利钦才拿到这份被称为“炸弹”的“第一号特别机密文件”。叶利钦在1992年决定设立俄罗斯总统档案馆，成立专门委员会处理密封的前苏联的档案。也是那一年，叶利钦把这份文件交给了当时波兰总统瓦文萨（L.Walensa）。（页124-125）

扎斯拉夫斯基叙述了戈尔巴乔夫在三年间始终不愿意公开这两份文件之后，转入正题，提出以下的疑问：戈尔巴乔夫为何一边提倡信息公开、政务透明，一边要继续隐瞒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附件和斯大林与政治局委员签署的在卡廷屠杀波兰战俘的文件？而且是那么顽固地阻止公开这些秘密文件？扎斯拉夫斯基结论是：戈尔巴乔夫毕竟是一个苏共党员，还不能够与这个党的领导人的特别规则、行为方式、精神构造绝缘。他想继续遵守党的原则同时，赋予苏共一些民主主义精神，殊不知苏共的意识形态、政治传统、组织结构形态都与民主主义规则是强烈敌对的。（页137）“虽然他知道坚持以前那样强调卡廷是德国人干的说法的话，自己的所谓信息公开、政务透明政策许诺就会失去信用，但是他又担心来自党组织、KGB、军队那些陈腐管理机构强大的抵抗，所以想找到一种‘最低代价解决方法’。因为他完全知道这些文件公开，对自己的党、苏波关系来说，都有很大破坏力。”他还要维持这个党和政府，就要拒绝公开这些文件。（页137）扎斯拉夫斯基认为，戈尔巴乔夫为何在考虑到隐瞒下去会影响到对自己的评价、政府的稳定情况下，还是这么顽固地阻止公开这些秘密文件里另一个重要原因：没有法庭审判、连起诉书也不念，审讯记录也没有、正式起诉手续也没有就决定枪杀波兰战俘这一历史事实给戈尔巴乔夫的冲击是：这种可怕的犯罪最后的责任将不是归咎于当时镇压机关成员，而要归咎于今天他所领导的国家、党的领袖们。因为决定卡廷实施战俘屠杀的机密文件，完全违背了所有的法的概念、特别违背了国际法的原则，否定了个人的责任、甚至个人犯罪的这个概念。（页138）扎斯拉夫斯基之所以在书中要把戈尔巴乔夫极力隐瞒公开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附件、斯大林为首的政治局签署的屠杀命令这一段历史详细地复原出来，是因为像戈尔巴乔夫这样体制内的、开明的改革领袖，也难以摆脱的传统意识形态，在苏联解体10多年的今天，依然在很多苏联国民、在苏联社会中发挥影响力。 2004年俄罗斯军事检察院以“没有证据证明曾有过对波兰民族大屠杀”为理由停止了1989年开始的对1940年代屠杀波兰市民的调查。这五年中，没有起诉过一个参与屠杀的罪犯。（页2）扎斯拉夫斯基在该书中举了一个例子，即2006年初，一位向俄罗斯军事检察院提出为自己丈夫（卡廷被害军官）恢复名誉要求的寡妇，等候多年后才得到俄罗斯军事检察院的回复——她的丈夫作为波兰战俘不适用恢复名誉法律条文，不属于恢复名誉的对象，恢复名誉只适用受政治迫害的对象——因为目前无法判定他们是根据1926年刑法哪一条被处刑的，当年的预审档案都被销毁了。然而根据现已公开的部分档案得知，这些预审档案的销毁，是1959年谢列平（A.Slepin）为了在历史上永远埋葬卡廷事件真相，请示了赫鲁晓夫之后销毁的。（页86-87）扎斯拉夫斯基对俄罗斯军事检察院这一无耻行径表达自己的愤怒：“这是权力的傲慢和法律的游戏。俄国最高法院不是为1918年被杀害的皇帝尼古拉二世及其家族恢复了名誉吗？也没有说明当年是根据哪一条刑法处死的。（页143）俄罗斯军事检察院依然采用苏联时代的手法，调查过程中涉及的183种档案，内有36种属于国家级机密，80种属于机密不能公开。苏、俄政府前后向历史研究者公开的档案总共只有67份。这也是今年4月波兰总统莱赫·卡钦斯基(L.A.Kaczyski)在斯摩棱斯克飞机失事遇难后，5月梅德韦杰夫总统向波兰代总统科莫洛夫斯基承诺开放所有关于卡廷事件档案、军事检察院重新开始调查有关案件的原委。

二

扎斯拉夫斯基指出，二战期间和战后，如何揭示卡廷事件真相问题上，英、美两国反应也很下卑鄙。英、美只考虑本国私利，从政治功利主义出发，在得知真情情况下，无视卡廷事件也是助长、协助前苏联政权能长期隐瞒真相的一个原因。1943年德军在卡廷森林发现波兰俘虏军官尸体之后宣传是苏军杀害的。邱吉尔认为这事件没有世纪的重要性“，轻描淡写对波兰流亡政府希克尔斯基（W.Sikorski）说：“他们已经死了，你再追究，也无法使他们复活”；“我们不能忘记这事件，但是不能对外说”。几天后邱吉尔就此事安慰苏联驻英国大使说：“我们必须协力击溃希特勒，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页67）无视波兰流亡政府提供的证据，英国政府宣传机构强调：“那只是德国人延迟战败、想使得历史停止下来的徒劳的宣传”。受到波兰流亡政府的备忘录后，邱吉尔对转达给罗斯福（D.Roosevelt）的信中说“这是可怕的备忘录”，“请再也不要传阅”。（页74）罗斯福接到友人、驻巴尔干特使乔治·阿尔（G.Earle）关于卡廷事件的报告后，表示这只是德国人的宣传，不许阿尔把这事件公诸于众，（页75），根据瓜分战后世界的雅塔尔协议，1945年以后罗斯福和邱吉尔干脆把整个波兰交给了苏联，是对波兰最大的背叛。英、美两国战后没有改变在卡廷事件上这一立场，美国政府至少到1951年还是禁止谈起卡廷事件。（页76）尽管，战后英美两国协助苏联截断了获取真相的途径，但是，就是在这样是史料贫乏、极其困难的岁月里，有良知的研究者对卡廷事件还是做出色的历史考证学术成就。1962年波裔美国学者扎沃德尼的《森林死亡》（Zawodny, J.K.,Death in the Forest: The Story of the Katyn Forest Massacre）在不少新史料发现的今天，依然不失其卡廷事件研究史上名著的地位。

扎斯拉夫斯基之所以把追究和论述的焦点放在德苏互不侵犯友好条约的秘密附件和斯大林与政治局委员签署的在卡廷屠杀波兰战俘这两份文件，是为了强调欧美政府和历史研究者在战后都忽视了德、苏两国体制特征上亲和性、相似性，忽略了自1939年德苏条约秘密附件极端危险的历史启示。德、苏两种体制都打着革命的旗号，都制造了一个国民的敌人，依赖谎言和暴力维持恐怖政权。与纳粹的“民族清洗”不同的，斯大林打的是“阶级清洗”旗号，都是要从肉体上消灭某一个所谓“敌对群体”。有时候“阶级清洗”也只是一个表面口号，清洗乌克兰富农之后，也会转向对波兰的“民族清洗”。德苏互不侵犯友好条约的秘密附件中，莫洛托夫与里宾特洛夫约定的是要共同在地球上完全消灭波兰这个国家及其民族。二战期间，在波兰东部消失的不仅是卡廷屠杀的二万多军官和知识精英，而是十几万被俘军人和几十万波兰平民；二战后整个波兰成了苏联的卫星国。在这种意义上，卡廷只是奥斯维辛的一个缩影。最近俄国历史学家沃尔科夫（V.Volkov）通过研究指出1937年至1941年是苏、德两国蜜月时期。如果不是希特勒过低估计苏联军事力量，1939年德苏条约签订后，莫斯科也出现过加入德、意、日三国同盟、扩大为德、意、日、苏四国同盟的构想。（页132-133）战后人们过度夸大、强化了斯大林政权对德作战的功绩之后，忽视了那卑鄙、残酷的德苏条约隐藏的本质及其后果。苏联瓦解后10多年来，俄罗斯当局还是采用传统的这种强化和忽视结合的宣传来控制历史记忆的手法，使国民形成国家共识（民族共识和民族认同），依然取得了完全成功。一位俄国学者说得好：“实际上，塑造战争神话就是要压制人们对古拉格的记忆，重新命名和压制人们对非理性的不公正的苏维埃体制下的苦难受害者的记忆。战争神话的‘大熔炉’把屠杀者和受害者等同起来，把整个社会团结起来对付德国这个共同的敌人。这种英雄叙事把从前的罪恶都掩埋下来。”（引自迪纳·卡帕瓦 《被遗忘的历史：后苏联社会的哥特式的道德》，吴万伟

译，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13247）维克多·扎斯拉夫斯基的《阶级清洗：卡廷屠杀》也提醒人们要警惕这种把戏。

俄国总统梅德韦杰夫做出的开放所有关于卡廷真相的国家档案之承诺之后，俄国军事检察院立刻无视总统的许诺，表示根据现行法律，无法追究罪犯的法律责任。在纪念卡廷惨案70周年之际，有的俄国政治家还以1920年苏波战争时苏联3万战俘在波兰遭受虐待为理由拒绝为卡廷事件向波兰道歉。到达卡廷事件真相完全呈现、受害者得到昭雪、罪犯得到惩罚的路途，肯定相当漫长和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