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普通党员、普通干部的建议，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亲笔批示，一年多后，《邓小平文选》出版发行。
2001年，为了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单位联合摄制大型电视文献纪录专题片《使命》，受剧组之托，撰稿人王均伟、编导关晖等到同志前往山东采访已是《大众日报》理论部主任编辑的王允恭，提起此事，王允恭谦和地笑笑：“时间太长了，我没留底稿。你们这么一提，我想起来了，是有这么一回事。”这时，来人展示出王允恭向中央寄发过的16开4页1000余字的“关于尽快出版《邓小平文选》的建议信”的复印件。
与此同时，他们还带来了另外两份复印件：其一、198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部长王任重的批示：
耀邦同志：
我认为王允恭同志的提议，出《小平同志选集》的意见，有道理。采取什么形式可以考虑，如先出内部发行的文选，也是一种办法，如你同意，望提交常委研究决定。
其二、1981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批示：
请力群同志指定人开始编辑和加工，等到有了一个眉目，再请示小平同志作决定。
看着中央领导的亲笔批示，王允恭百感交集，泪水情不自禁地在眼眶里打转……
1
那是1981年9月4日，王允恭由山东东平县委宣传部被组织上调到了平阴铝厂宣传科工作。尽管领导上一口一个“这是对你的重用”，王允恭的心里比谁都明白，因为自己敢于向不正之风叫板，写了一些领导上对号入座的理论批评文章。其时，“文革”的遗风在一些地方尚存，特别是浮夸的毒瘤还很严重地侵蚀着党的组织毒害着老百姓。尽管邓小平同志第三次复出不久，但他提倡要实事求是，全党要与形式主义、表面文章、弄虚作假的恶劣作风作斗争，顺民心得民意。王允恭觉得应该给中央写一封信，反映一个基层共产党员的心声。
信是王允恭在妻子和三个孩子入睡后，他一个人悄悄地爬起来，一气呵成的。那时，他真的不知道写这样一封信是福是祸，因为政治的气候仍然在风云变幻着，他不想惊吓着老婆和孩子。这些年，他们跟着自己受尽了罪，一次一次地受打击，一次一次地挨批判，没有过一天舒心的日子。
信的大体内容是：
建议中央尽快编辑出版《邓小平文选》各卷，供全党同志学习。出版发行邓小平同志的著作，对于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党的历史，对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理论修养，对于改变党的领导的涣散软弱状态，根治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对于进一步肃清左倾路线的流毒和影响，对于推进当前的现代化建设，必将发生深刻的影响。具有很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伟人健在，尚有修订和推敲其著作的余地……
第二天上班后，王允恭跑到邮局将信寄给了北京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并请呈报给总书记。没想到这样一封普通的信件，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提出出版《邓小平文选》的源头。时隔一年多，《邓小平文选》出版发行。当新华社发布了这个激动人心的喜讯后，王允恭专门与济南市新华书店取得联系，自费买了四本，分发给三个孩子一人一册，自己的那本，曾经读过三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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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允恭在理论和写作上具有独特的见解并非偶然。这位农民的儿子，早在1958年7月，就作为山东省东平县惟一的一名飞行员，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航空学校录取。那时候，王允恭除了学习飞行之外，业余时间就是爱好写作。他曾经根据飞行生活创作了一部独幕话剧，在沈阳军区空军获得了创作、演出奖。60年代中期，王允恭在一次空战训练中不慎受伤，腰部动了手术，在北京空军总医院治疗的一年时间里，是他人生的转折岁月，他几乎是每天抓紧时间研读毛主席著作和各种书籍。后来因身体原因，王允恭改作飞行调度工作，这期间他开始新闻写作，每年都有不少稿件被军内外报刊、电台采用，有的上了省报头版头条，有的评论文章在省报发表后又被《人民日报》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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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初，王允恭带着对军营生活的爱恋，离开了养育他十多年的部队，回到了自己的故乡。起初，他被安置在县委宣传部摇笔杆子写新闻报道。当时，正值“农业学大寨”热潮在全国铺天盖地的当口，转业军人出身的王允恭因看不惯个别领导欺上压下，搞形式主义，而向《人民日报》内参写了一篇情况反应，结果他被“流放”到供销社下辖的废品回收站，意思是让他收购破烂。后来，供销社的领导发现他写得一手好文章，大着胆子将他安放在供销社的人秘股做秘书工作。按理说，王允恭该识时务了，可他偏不信这个邪，照写照发。他写的《这笔“存款”啥时归还？》在《大众日报》发表后，引起了中央首长的重视，轰动了全县；他写的《毁路不得人心，修复才合民意》在《大众日报》的《内部参考》以《╳╳县委不应随便废弃国防公路》为题发表，上级有关部门重新修复了这条当时的国防公路。有一天深夜，正下放在供销社工作的王允恭，突然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王允恭知道是有人来喊冤了，一骨碌就爬起来。来者“扑通”跪在了他的面前：“爷爷啊，全县都知道你是不怕邪不怕压的正直人，这回你可给您孙子主持正义讨回公道啊！”王允恭扶起他：“有话慢慢说！”此君是某招待所所长，有位领导派他到云南购进磷肥，这位私心严重的领导叫他将其中几车皮货发到自己的老家。所长觉得不妥没办，回来后就被诬成有问题进了没有人身自由的“学习班”。王允恭很是气愤，连夜替所长写了一篇反映情况的信，并在《大众日报》的《内部参考》上刊载，不久，所长也高高兴兴地从“学习班”回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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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劝王允恭，总是跟领导过不去的人，实际上是跟自己过不去。自从王允恭从军队转业到地方后，前前后后被调动了许多单位，由于他敢于坚持原则，对不正之风进行尖锐的揭露批评，他确实遭受了许多坎坷与磨难，但他至今无悔。
当然，在漫长坎坷的岁月中，他也得到了许多群众和领导的鼓励与支持。80年代初期，王允恭花了四十多天工夫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论文《论共产主义理想与实惠论思想》，寄给了《红旗》杂志总编辑熊复。熊总很快回信说：“你这种精神是令人感动的，我觉得你是一个在读书和写作上都舍得下功夫的同志，希望你在写作事业上取得更大的成就。”此文经熊复多次提意见，先后修改五遍。后来熊复还专门出题让王允恭写作，并推荐他当了《红旗》杂志的评刊员。在熊复等人的推荐下，王允恭1985年调往山东省委机关报的《大众日报》当编辑，从此，开始了他的专业理论研究写作生涯。2000年11月17日在成都召开的《新世纪发展理论学术研讨暨优秀论文颁奖大会》上，王允恭撰写的评论《威信与面子——谈“三讲”教育中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被评为优秀社科论文一等奖。他还与人合作主编了山东省第一部杂文评论集《说长论短》。
出于好奇，记者问王允恭：“你给中央写建议信近20多年了，你一直没有得到过回音吗？”王允恭摇着头：“是的，没有直接对我个人的回复。在这之前，我还曾向中央建议重新出版党的八大重要文献，刊登在新华社群众来信摘编上，也得到了中央的重视。后来，八大重要文献重新出版发行的消息，新华社又发了通稿，这说明已经得到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并采纳了我的建议。至于我本人是否得到回音并不重要。”记者问：“你如何看待你做出的这一贡献呢？”王允恭沉思了一会儿，说：“这首先归功于党和人民对我的长期教育与培养，我只是担当了广大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呼声的忠实代言人，尽了一个党员应尽的义务。更何况，邓小平理论是全党的宝贵财富，就是没有我的建议信，《邓小平文选》也是必然要编辑出版的。当然，在“文革”结束还不太久那种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是要有一点无私无畏、敢想敢干、敢于超前、敢于坚持真理的精神。20多年过去了，我已经把这些事淡忘了，党却没有忘记我。我们的党是不会忘记为她做过有益的事情的同志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是无情的，历史又是公正的！正像少奇同志所说的，好在历史最终是由人民来书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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