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痿独取阳明:蒲辅周先生论医妙语——1968年访谈蒲辅周先生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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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辅周先生论医妙语

不要执死方治活人——1968年访谈蒲辅周先生录

 

何绍奇

 

  1968年,我有幸在北京拜访了同乡前辈蒲辅周先生。那是一个春光明媚的上午,蒲老谈兴颇浓,他一边吸着叶子烟,一边与我论医。其间,有沈仲圭先生、陈鼎棋大夫来过,寒喧几句之外,我们老少两代的谈话没有停止过,并且都忘了窗外如火如荼的世事。蒲老这次的谈话,影响了我一生。香江教余,心境颇静,回想往事,恍然如昨。兹就记忆所及,追写出当年谈话的内容,浑金朴玉,以公同好,是为记。

  一、病证论治

  伤寒本寒而标热,故治用辛温,汗出热去;温病本热而标寒,故清热必兼透达。

  外感病重在辨表里寒热,内伤病重在辨虚实阴阳。

  张菊人先生改银翘散为银翘汤,说北方室外天寒地冻,室内却炉火不熄,如此,则寒郁于外,热固于中,银翘散中辛温的荆芥,升提的桔梗皆非其宜,当去之,加黄芩、栝楼。蒲老说:此固一说也,但不可视为定例,蒲老用银翘散,治风温初起,无汗畏风者,怕它透达之力不足,还要加葱白呢。葱白辛润,汗而不伤,和麻桂羌防不同,表解热透。蒲老一般不用苦寒药,用白虎汤亦嫌早,常用鲜芦根、鲜竹叶,衄者再加白茅根,此名“三鲜汤”。

  沈钧儒先生的公子,感冒发热,午后为甚,倦怠,纳少,口淡,尿少,自服银翘散,药后热不退,反增便溏。外感当分六淫,当辨何邪而区别治之。区区感冒,也不是只分风寒、风热那么简单。此乃阳气不足之体,感受寒湿,湿为阴邪,治当芳香淡溜,间可用刚,凉药伤中阳,湿就更难化了。蒲老用平陈汤合三仁汤,二剂,即汗出,尿畅,热退。

  湿温或温邪夹湿,最容易见到湿热郁遏,阳气不能通达。徒清热而热不去,湿留之故也。叶天士说通阳不在温,而在利小便,常用芦根、通草、薏米、茯苓皮、滑石、竹叶。通阳不在温,是因为湿热混在一起,热在湿中,故与杂病不同,不能用温药如桂枝、肉桂、大茴香通阳,小便利,则湿去热孤。利小便的药味淡,所以蒲老把它概括为“淡以通阳”四个字。

  表未解未可攻里。即使表已解,热邪入里,当清,苦寒药也不要过量,在阳气不足之体,宁可再剂,不用重剂。否则,热中未已,寒中又起,粗工之用药也。不能看“炎”字两个“火”,就攻其一点,不计其余。

  辨证论治的真谛是什么?是“一人一方”,病同,其证也同,也未必用同样的方药,还要看体质、时令、地域、强弱、男女而仔细斟酌,不要执死方治活人。

  麻黄汤不是发汗峻剂,大青龙才是发汗峻剂。大青龙汤的麻黄是麻黄汤的一倍,石膏用量也不宜过重。药罐子有多大?那么多量怎么煎?有人动辄就用今制“半斤、一斤”。再说,是药总有利弊,不能只看到石膏清热之力,而不怕它伤阳损胃。

  热邪与燥屎相合,不得已而有承气之设,仲景先生于此谆谆告诫:一服利,止后服,得下余勿服。一次会诊,一小儿食滞,发热,已经用过许多抗生素无效,不食,腹胀,但鼻准光亮,一医主张用大承气。蒲老说脾虚之质,鼻准光,必自利,不必用下,不妨消导。但他坚持,正在讨论时,护士来报,拉稀便了。

  王清任一生苦苦探索医学真谛,其精神可敬。他的活血化瘀方,如血府逐瘀汤,果是气滞血瘀,用之多效。但强调气血,将七情六淫一概抹煞,就未必得当。其方,有效者,也有不效者,未如所言之神。如说通窍活血汤可治十年、廿年紫脸印,多少服可见效,实际用之无效。

  曾见有人久病恶寒,人着单,彼着夹,人着棉,彼衣裘,冬天生着火炉,犹自呼冷,此真阳虚也。可考虑用玉屏风散,加附子、姜、枣,剂量不必太重,阳气复振,营卫和谐,或可见效。

  有人三天两头感冒,前人称为数数伤风,可用玉屏风散,营卫不调者合桂枝汤。辛温峻汗,表阳愈伤,病愈不解。苦寒则伤中阳,脾胃一倒,病变蜂起。肾盂肾炎,临床颇常见。因其尿频尿急,蒲老常用五苓散合二妙汤,加大茴香一个,琥珀五分,以解膀胱之困,肉桂只用三、五分而不宜多。

  二、调养摄生

  有很多病,只宜调而不宜治。与其药石杂投,损伤胃气,不如不服药。蒲老自己就有痰饮宿恙,多年来,蒲老一直不服药,中西药一概不服。惟注意调饮食,适寒温而已,虽然衰弱,但又多延了一些岁月。

  20世纪60年代初,蒲老在广东从化温泉疗养,有人来访,他有多种慢性病,终年西药、中药不离口,每次吃—大把药,而日见消瘦,饮食不思,餐后还有腹胀。蒲老说,药石杂投,本已见弱的脾胃如何负担得起?脾胃一倒,就不好办了,蒲老建议他不妨减少用药,他顾虑重重。蒲老让他先减—点试试,果不其然,减一点,各方面的感觉反而好一点。最后他终于甩掉了终年吃药的包袱。

  希冀吃药来健康长寿,无异于痴人说梦。治病用药无非是借药性之偏,来纠正机体的阴阳之偏。从古至今,未见有吃药长寿的。

  三、辨证之要

《金匮要略》论恶阻,说若有医治逆者,到了第三个月还呕吐不止的,则绝之。楼英说其意是摒绝医药,和之养之,以待胃气来复。古人说“有病不治,常得中医”,就是说,这样仍不失为一个中等水平的医生。要是把医生分作三等,蒲老说自己只能算中等之中。学拳三年,敢打天下;再学三年,寸步难行。孙真人也说过:学医三年,便谓天下无可治之病。行医三年,始信世间无可用之方。罗天益说,医之病,病在不思。医生所思的,就是辨证论治,而非其他,蒲老坚信唯物论辩证法,不向机械唯物论投降,蒲老也这么教他的学生。学生们总怕蒲老保守,不给他们秘方、验方,蒲老说:“我没有什么秘方、验方,我用的都是古人的方,要秘方、验方,去查书嘛,我教你们的是辨证论治”。他们又说:“辨证论治,难哪!”蒲老说:“孙悟空七十二变,是他掌握了变的方法。不要偷懒,学嘛,没有快捷方式可走的”。

有位广东来的进修生,在门诊跟蒲老抄方。有一天,病人少,她说:“蒲老,可不可以让我给你把个脉?”蒲老说:“好”。诊毕,她皱着眉头,说:“有结代脉。”蒲老说:“是结脉?是代脉?”她想了一下,说:“是代脉”。蒲老说:“你不错呀,能看出来。”她说:“三四动止应六七,蒲老你不会出事吧?”蒲老说:“那你就过六七天再看。”过了六七天,她再诊蒲老的脉,还是那样。蒲老说:“你看,我不是活得好好的吗?痰浊瘀血阻滞心脉也会出现脉结代,未必就‘三四动止应六七’。”

眩晕,有虚有实。蒲老会诊过一位梅尼埃病患者,先后采用过滋水平肝、熄风潜阳、泻肝和胃未愈,脉滑,苔腻,蒲老认为其本属阴虚,标为痰热的辨证不错,用药则须斟酌。既挟痰热,便当清化热痰为主,早用滋腻,会助痰热,清泻肝火,亦非其治。蒲老建议改用温胆汤加味而愈。

子宫脱垂,古称阴挺,多由劳倦气虚不能固摄所致,蒲老常用补中益气汤。补中,健全脾胃;益气,增强功能。每用加鳖头一个,炙酥入煎。

中医药学特别注重保持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关系,同时也认为气候、昼夜的变化对人体的健康和疾病发生发展都有影响。因此,中医药诊治疾病采用了在整体观思想指导下的辨证施治,这是中医药的一个十分鲜明的学术特色。在中医学中有关这方面的一个代表性理论就是“五运六气学说”,但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真正能够运用这套学说于临床实践的人已越来越少,在现在的中医药大学的教学中已经有很长时间也不涉及此内容,而且还一度被批判为封建迷信。

中医药界很多人在回忆20世纪50年代蒲辅周用中医药方法治乙脑的事迹时,多认为这是一个辨证施治的案例。其实,准确地说,这应该是中医药运用“整体观”思想进行“辨证施治”的一个现代经典案例。

19568月,北京地区乙型脑炎流行。医院按照之前石家庄用清热解毒、养阴法的治疗经验,用中药白虎汤和输氧、注射青霉素等西法治疗,效果不显。蒲辅周作为专家组成员,肯定了石家庄的经验,用温病治疗原则治乙脑是正确的,但应遵循“必先岁气,毋犯天和”的原则,根据五运六气学说来研究北京的气候环境因素。他分析说,北京今年雨水较多,天气湿热,患者偏湿,属湿温。倘不加辨别,而沿用清凉苦寒药物,就会出现湿遏热伏,不仅高热不退,反会加重病情。正确的办法,是采用宣解湿热和芳香透窍的药物,湿去热自退。改投通阳利湿法,用杏仁滑石汤、三仁汤等加减化裁,效果立竿见影,不少危重病人转危为安,一场可怕病疫得以迅速遏止。这一事迹在全国中医药行业内外产生了积极的“轰动性”效应,大大增强了大家从事中医药工作的信心。195694,《健康报》在头版中报道了这场中医药大战乙脑的成果:“运用中医治疗温病原则治乙型脑炎,北京市不少危重脑炎病人转危为安”。

  四、用药之巧

  有人说,古方中用人参的,就一定要用人参,蒲老却说不一定。他举了一例,仲景生于汉代,那时辽东尚未开发,故白虎加人参汤、理中汤所用人参,皆是党参。四川的泡参,也很好,其色白中带黄,其味甘淡,入脾肺经补气,加之其体疏松,补而不壅,补气而不留邪。若嫌力薄,可以多用点嘛。蒲老在成都治一血崩妇女,以补气摄血为大法,泡参用至四两而效。泡参其价甚廉。梓潼凤凰山的桔梗,长卿山的柴胡,也都是很好的药。这种柴胡,叫竹叶柴胡,色绿,用茎,北柴胡用根。三物备急丸是仲景方。其功在攻下冷积而止腹痛。伤于生冷瓜果,积久不化,非一般消导药可效。有人病此,求治于某老,其用药,无非楂曲平胃之类,服二十剂无效。此病非攻不能去其积,非温不能已其寒,蒲老用三物备急丸的大黄、干姜,不用巴豆,改用刚阿魏而效。巴豆猛峻,不可轻用,即使用,也要注意炮制方法——去油用渣,并严格掌握用量。蒲老有个学生,素来用药谨慎,一次处方开巴豆五分,患者服后即暴吐剧泻不止,所谓“一匕误投,覆水难收。”后来蒲老调治了许久才好。

  对某些慢性疾病,蒲老推崇煮散,即把药碾成粗末、混匀,每用五、六钱,水一盏,煮七、八分钟,去渣,适寒温饮之。一日一、二次,不伤胃气,药效出易于发挥,犹如轻舟速行也。便秘勿轻言泻下,如肝失疏泄,用四逆散,气机升降复常,大便自通。脾虚运化不好,蒲老用甘麦大枣汤而效。或有人以为这样的治法神奇,其实不过“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而已”,何神奇之有!用药要丝丝入扣,不多一味无谓的药,不少一味对证的药。

中药丝丝入扣,不是多而杂,用药杂乱,是初涉临床者的通病。原因一是病机不明,用药不能击中要害。二是急于见功,这样就势必见一症用一药,甚至用几种药,这就成了唐书说的“广络原野”。三是瞻前顾后,用—味热药,怕太热,加一味凉药;用一味泻药,怕有伤,加几味补药。曾有学生治一个气喘病人不效,来找蒲老,还说是不是没有按老师的经验加葱白,蒲老看他的处方,一味热药,一味凉药,下面又是一味热药,一味凉药。蒲老就问他,这是寒喘,还是热喘?他不能回答,这就是病机不明,所以用药杂乱。要是寒证,用凉药岂非雪上加霜?用药杂乱,就像打架一样,你这里一拳头打出去,他那里拉着你的手,那哪儿能打得中?蒲老年轻时用药也杂,后来蒲老读叶天士医案,才发现叶天士的用药真巧。古人说“博涉知病,多诊识脉,屡用达药。”说到达药,当然还是要向仲景先生学习,他是深知药物利弊的。不识药,对它的利弊拿不准,用一味不行,那就多用几味,这样能不杂乱吗?

 

蒲辅周谈治病求本

凡治病必先找出发病的根本,即《内经》所谓: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这一点,是临床治疗的绳墨。历代先哲的著述,无处不体现这种观点。

观仲景《伤寒论》,同属太阳病,由于病人体质这个“本”不同,于是就有麻黄汤证与桂枝汤证的不同表现和治疗方法。

以《金匮》而言,同属虚痨病,有的因中阳不足,有的因干血内停,由于这个“本”的不同,所以在治疗上也各不相同,一用黄芪建中汤、一用大黄蛰虫丸。

后世各家,对这方面的总结,论述如汗牛充栋,不胜枚举,颇能启发人使之巧。

三十多年前,我在蜀中曾治两例失眠患者。一例自述不思食、不思睡、夜愈欲睡愈兴奋,昼却头昏然寐亦不能,其他无任何不适。查其舌、脉亦无特殊变化。观其所服方药皆系养阴、清热、重镇安神之类。反复考虑不外如此治疗,何以毫无效验?详细询问,才知道患者在两月之内,几乎天天饮酒食肉。我猛然醒悟,此乃高粱厚味郁积蕴热,热郁阴分,内扰神明,神不安宅。故而精神亢奋。

此病虽未见脾胃积滞之实象,但不思食即可以从积滞论治,因高粱厚味郁积发热不能与燥热内结等同,山查最善消肉积,故用山查八钱、神曲五钱、麦牙五钱、茯苓三钱,令其煎服。一剂后小便较正常略多,且自觉发烫,极臭;当天即感睡意朦胧,两剂后即能正常入睡。之所以能够通过消积滞以达到安神的目的,就是失眠之“本”,乃是高粱厚味所发之郁热内扰阴分所致。

另一例失眠患者,自述因冒雨行走,自后渐次身重、脘闷、失眠,前后达两月之久。病人极言失眠之苦,迫切希望医生药到寐安。观其所服三十余剂方药,多系养心,和胃,安神之类。我反复推敲,病在淋雨后发生,属湿邪作祟,再仔细询问,果然除上述症外,尚有头胀、呕逆、口苦、舌苔根部微黄腻,脉象沉缓。症与湿邪为病相符合,失眠显系湿邪阻滞气机所致,祛湿即可安神,以藿朴夏苓汤主方,进退加减三剂即告痊愈。

两例患者虽同系失眠,但一因膏粱厚味郁积发热所致,一因湿邪内扰所致。致病的根本一经了然,治疗方案便容易解决了。

对待标与本亦不可执一,二者是随时可以转化的。如我治漆某某之脑炎。前医治以清热解毒为主,其方中石膏用至四至一八两。迨我诊治时,病者已见神昏、呕逆、烦躁、汗出,舌苔白滑厚腻,呈现一派中寒亡阳现象,急以四逆汤大剂与之而取效。这时的“本”已由热中转为寒中,由热盛转为亡阳,故应以温中回阳救逆为主。

又如张某某,患痹症十余年,其间祛风、除湿、舒筋、活血诸药,所进不知凡几,却不能制止病情的发展,到后来周身筋经挛缩如虾。以病者正在青年期,气血正旺,本不应坏至如此地步。皆因治者始终把风、寒、湿合而为一看作一成不变,反复使用温燥药如羌活、独活、防风、川乌、草乌、松节,舒筋活血如乳香,没药、牛膝、姜黄诸品。从而导致营阴大损,以致液愈枯,筋愈急,终成废人。此病初期,风、寒、湿已不为病之本,燥热伤阴反倒为本了。治疗就应该以养液、柔筋为主,《金匮》桂枝芍药知母汤中用芍药、知母,《千金》独活寄生汤之用于地黄,张洁古之天麻丸用羚羊角又为寒湿化火而设。思不及此,每易偾事,不可不知。

人是一个活体,因此前贤非常强调病人因病源的不同,禀赋的差异,治疗方法应各不相同。另外,随着周围环境的改变,人体自身亦随之变化,所以,病情随时都在转化。在一定的条件下,原来的本可以转化为标的地位,而标又可以转化为本,所以临床应以变的眼光去看待标本之间的关系。我认为,不管是新病还是旧病,导致机体 产生病变的主要因素就是本,在几种邪气合犯人体的情况下,对机体危害最大的就是本,也就是应该解决的主要问题。其他可以举一反三,切勿胶柱鼓瑟,刻舟求剑,以误病家也。

 

蒲辅周:要求合,不必求

实践已经证明,中西医结合大有成效,二者结合解决了不少单靠中医或西医所不能解决的许多疑难问题。可是二者的理论体系究竟有别,所以,牵强附会地硬搬现代医学的名词和概念,放弃中医的辨证论治,往往会弄巧成拙。

众所周知的“乙脑”姑且不谈病随体质差异等因素的变化,仅就病邪而言,中医就有偏暑偏湿之别。故尔在治疗上一侧重清热,一侧重利湿。对于现代医学所谓之高血压病,就有即等于中医肝阳上亢的说法,遏之则铁落、赭石、胆草、白芍、丹皮之类,一派清润潜降,结果有有效者,有不效者,甚有偾事者,究其原因,不外对证与不对证。就以邓某某和艾某某而言,同属高血压(参见《蒲辅周医案》第24页),一为肝肾阴亏,真阳浮越,故以益阴潜阳论治;一属肝郁血热,故从平肝着手,终用肝脾两调而收功。另有陈某某,1964年因脾机能亢进,主治者以脾大属血虚血热,乃以攻逐为主,最后选用了地鳖虫以搜剔,结果大便所下7呈不可名状之物,病人全身状况较前大为衰退,不得已作了脾切除手术,中药治疗也改弦易辙,方才基本稳定。八年后全身浮肿,以午后下肢为甚,大便日行三次而不成形,脉大鼓指而空,舌光无苔而不思饮,血压在160-150/130-120mmHg之间波动,饭后口中有苹果味。整个情况属脾肾两衰,阳气浮越,故治疗用甘酸敛阴,甘温养阳,而敛阴忌其腻,养阳戒乎燥,服至五、六剂,血压下降至130/90mmHg肿减大半。十余剂后大便成条,一日一行,竟稳定两年左右,此病若因血压高而以肝阳上亢论治,不啻落井下石。喻嘉言曾说过“如此死者,医杀之耳”,这句话每个医生都要时时引以为戒。

麻疹,现代医学认为系传染病,中医则认为“虽为胎毒,多为时行”,既强调传染,亦注意内因,因麻疹亦透发为顺,一般治疗以辛凉宣透为主。可是1945年成都遭洪灾,家家户户水深盈尺,秋后小孩出麻疹,色不甚红艳,隐于皮下,用辛凉宣透几乎无效,后考虑到湿遏,采用苦温化湿法,往往一剂即见透发,告诸同道,试用皆称满意,1965年,有龚姓小儿出麻疹,先用中药银翘、白虎,同时注射西药青、链霉素,而低烧不退,小儿反见神疲,改用小剂当归四逆汤,桂枝仅用八分,一服后麻疹透发如云,以后即按一般常规调理而愈。

再以肺炎而论,有人认为即是中医所谓肺火,所以要消肺之火“炎”,就需用银翘、芩、连、知、栀之类。还有人认为只有温病才涉及肺炎,这些论点,实属偏见。症之临床,肺炎初期属风寒者,可选用十神汤、三拗汤;夹里热者,可选用麻杏石甘汤、越婢汤之类;确系风温,可选用银翘散、桑菊饮或加减葳蕤汤。若有兼证,尚应灵活加减。我亦曾用桂枝加厚朴杏子汤而治疗肺炎,此方乃《伤寒论》方,由此可见不必拘于病名,总要对证为要。

急性黄疸性肝炎,多解释为湿热,而医药几乎皆为茵陈蒿汤、栀子柏皮汤。这未免太简单化了。确为湿热也要分阴黄、阳黄。临床上常可见到黄为退而脾肾阳气大损者,皆系苦寒太过,湿热未去,阳气已衰,实在可叹。无黄疸性肝炎,有伤于情志,有伤于过劳,有伤于失治,因此更不可动辄茵陈、栀子。伤于情志者,决非单靠药物能奏效;伤于过劳者,必先节劳而后药方能奏效。同时还要从整体着眼,不要把病位死扣在肝胆上、如一例肝炎患者,多方治疗转氨酶不降,我直接调整其脾胃,而转氨酶亦降。因为中药对各脏器的概念与西医的概念不是完全相同的,西医的病位,可提供参考,但不能对号入座。近年来,人们习用活血祛瘀治疗冠心病此法非不能用,但不可滥用。如谢某某,胆固醇、脂蛋白偏高,用了草决明、山楂、郁金、菊花、丹参、虎杖之类的药物后,病人反而头晕加剧,心跳加快,更出现气短、疲倦、大便溏等症,而胆固醇、脂蛋白并未见明显降低。治者嘱患者少吃糖,而患者却谓:“一年中很难吃几次糖食”。改用补益中气法治疗后,上述诸症明显减轻,这样反复几次后,病人说:“我不懂医学,但不知自身感觉是否是治疗正确的标志?吃了那些降胆固醇的药反而加剧,一吃补益中气的药,症状立即减轻。原来以为是偶然的,但几次反复后证明决非偶然,这其中一定还有别的道理,希望大夫们研究研究。”象这样的病人,可以说是医生的一面镜子,应当时时自照为要。更有把冠心病与淤血等同起来,似乎舍活血祛淤别无二法,这是更背离辨证论治的原则了。如聂某某,年已七旬,老年之人阳气与阴血皆衰,可是却连续使用红花且达五钱之多,愈破愈伤正气,阳气衰,气行不足,所以两足感到寒甚,这样的治疗实在让人感到担心。试看不少有识之士对此病的治疗阴亏者滋阴,阳衰者扶阳,痰阻者豁痰,有瘀者逐瘀,或分用或合用,以证为准,法度井然。此病大多本虚标实,故拟双解散,扶正驱邪并行,但此方也不可死执,还是应与证合参。《金匮要略.胸痹心痛短气病脉证并治》有胸痹心中痞气,气结在胸,胸满,胁下逆抢心,枳实蕤白桂枝汤主之,人参汤亦主之“的明训,这是典型的辨证论治。有些处方不依法度,用药庞杂,大队齐出,有许多药是根据现代药理研究及试验能扩张血管云云,如按此开方,发现一种扩血管药则增加一位,推而广之,不知要多大一张处方才能容纳得下。

有何某某你,女,因受寒而致每次行经即发生麻木抽搐,经后始平,察其脉证乃血虚而风寒内侵,久看不去,采用温经祛风,继之气血两补,数年之疾竟得痊愈。此病者曾经某医院检查,血中磷钙较正常人低,自服中药后,随着症状减轻、消失血中磷钙也趋正常,当时用药又何尝查药典,看哪些中药含钙多,哪些中药能促进钙的吸收。可见两种理论体系虽异,但治疗对象则一,因此在客观上相同之处,随着科学的发展,二者之间必然会有更多的共同语言。所以在临床上不必东施效颦,应始终注意辨证论治,要求“神”合,不必求“形”似。

 

蒲辅周论调神

七情伤人,在某种情况下,更甚于六淫。而精神治疗的作用在许多内伤疾病中都远甚于药物。即使是六淫所伤,病者的精神状态正常与否,对于药物的治疗作用也大有影响。

既然精神状态的正常与否直接关系到人的健康,寿夭,所以《内经》把积精全神列在卷首,这决不是偶然的。其中谈到“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是以嗜欲不能劳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又说真人、至人、圣人、贤人之所以能“把握阴阳、寿敝天地,无有终时”或“游行于天地之间;视听八达之外。”究其原因:不外“呼吸精气,独立守神”,“内无思想之患,以恬愉为务”,因而能“精神不散”所致。当然,这些论述有些地方说得有些过分,但由此可知,精神状态对于人们健康影响的重要性。

人的情志影响健康,而健康情况也影响情志。《内经》说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故喜怒伤气,暴怒伤阴,喜怒不节,寒暑过度,生乃不固。这就说明了情志是以脏腑气血的气化功能为物质基础的,反过来又影响气化功能,喜怒不节和寒暑过度一样,导致生机紊乱,影响到寿夭病已。

人们往往注意了情志对脏腑气化功能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情志失调影响气化,其来骤,其症显,而气化功能失常影响情志,其来缓,其症不显的关系。如“百合病”是心肺阴虚导致的精神状态不正常,故而出现“有如神灵者。”妇人经水适来或适断,又感外邪,热与血结于血室,形成昼日明了,暮则谵语如见“鬼”状。《三指禅》中提到的痰饮而导致如山川崩裂,或闻高捷南宫,或闻雷霆风声,或身如虫行等怪异现象。为人喜悲伤欲哭,数欠身,象如“神灵所作”,是“脏燥”所致,各家所载还很多,都是气血失常,影响精神状态。只要脏腑功能好转,而“神”病也随之好转。我常用甘麦大枣汤加味或加减十味温胆烫,辅以精神安慰治疗气短心慌,悲伤不能自持的病人,疗效较为满意。

脏腑功能失调,在梦中也可以反映出来,《内经》讲得不少。我在平时多见脾虚之人梦见腹饥进食,食不能饱。大盛之人多见斗殴,火烧房屋。心气不足,肝气不足之人往往见高岩失足,手足惊搐,当预防风瘫。正气大亏心情怫郁之人,而梦见山陵崩毁,房屋倒塌,鬼神侵扰。气血虚弱夹痰郁者多梦见鬼神怪异,或平时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之事。如局部梦见犬啮,虎咬痛不可忍,多为气血凝滞,当速为疏通,防其久后生疮。阴盛阳衰之人易梦见茫茫大泽或蛇类。当痰饮阻塞气管时,往往梦见走进小屋,欲进不能,欲退不得,憋得浑身汗出。《内经》谓:“心藏神、肝藏魂、肺藏魄、肾藏志、脾藏意”,听起来似嫌玄妙,实为元神之别称。

1970年以后,我常梦见回梓潼与故人团聚,而这些人皆已去世,又常梦见无边大漠或游于大海彼岸。《金匮?五脏风寒积聚》云:“邪哭使魂魄不安者,血气少也。血气少者属于心。心气虚者,其人则畏,和目欲眠,梦远行而精神离散,魂魄妄行。”所以我这些梦境大概是我“行将就木”的预告。细心揣摩病人的梦境,有助于查知病变的部位,病变的性质和预后,不宜轻视。

因情志伤及脏腑气化功能,一定要先解决病人的情志,然后辅以药物治疗,否则徒伤正气。以梅核气而论;此病多发于忧思过度。如果不改变病者的精神状态,徒用行气之药如柴胡舒肝散、厚朴七物汤、越鞠、四磨之类,愈行气愈结,以气弱复加思则气结之故也。将病者换一环境,常处于喜悦活跃的环境是无上的良药。又如因大怒而致昏厥,虽有潜阳镇逆之品而不设法平息其怒气,实难见功,医者必须苦口婆心,善言开导。

不过言语开导也不能千篇一律。对于病不甚重,而精神完全被疾病所压倒者,要“恩威并用”。要直指其精神的软弱状态,正言责之,而另用他人安抚,一“剿”一“抚”,颇易见动,不然一味温言安慰,反而愈劝愈不能自拔。

有些病者,被责之后,反而奋起与病相抗,这是精神治疗的反治法。还有一种粗知道理、断章取义者,精神干扰亦不能忽视。李士材曾说过,这种人硝黄尚未入口,已魂飞魄散;参术尚未下咽,心先痞塞。这种人一定要直指其弊,不然药之无功。旧社会为礼教束缚,待嫁室女幽尼、寡妇所欲不遂,往往形成经闭,男子独身则多梦遗。这类情况不可以病论,冒昧用药,反而加病,历代先哲皆有论述。徐灵胎治男子阴肿,是因“思女子而不得”。余奉仙把这类情况比为“草木荫生,终不得沾雨露,又为稍见风日,阳无阴施,阴无阳化,有不萎败者哉”。

也有一种精神紧张、药后作呕病者,一定要想办法使其精神分散。我曾治一反胃病者,一闻药味立即作呕。我反复思考采用小半夏汤加入红塘。首先给他说明不是“药”,是姜糖开水,以解除病人畏药情绪,其次说药后两脚心要发烧,病就痊愈。病者喝后一心专注在脚心,服后一口也未呕,待药力发挥后呕也就此止住。

要解决精神状态不正常,平素敛气存神非常重要。《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对于精神的损益,“知之则强。不知则老”。“愚者不足,智者有余,有余则目耳聪明,身体轻强,老者复壮,壮者益治”。佛家把过耗精神称为六贼,眼、耳、鼻、舌、身、意,过用则皆能耗散气血,使精神萧索,故“心猿归正,则六贼无踪”。为了探索健康之道,对于这类东西的著述不少,不管是“八段锦”或“二十四段锦”,达到“大周天”也好,“小周天”也好,目的只有一个:“集精全神”。我几十年的体会,就是求其自然,佛称观自在菩萨。只要心神内守不乱,默默守住丹田就好,若故意憋气,往往憋出病来。若能长期意守丹田,真正入净,就能作到由弱转强,达到任何药物所不能达到的治疗作用。我在早年,身体就差,多年来敛气、存神,所以能活到上寿。正气内存,气血不乱,何病之有?心神不安,只存躯壳,神魂飞越,定不永寿。在临床治疗上,切勿轻视精神治疗,切勿忘记精神作用。

 

蒲辅周谈方之王道霸道

治外感方如大将,消灭入侵之敌;治内伤方如丞相,治理国家。这是人们对方药性能的比喻之谈。外感多为六淫犯人,其来疾,其变速,其症险,尤其是温病。这就要求在短时间内克敌制胜,故用方多猛,犹如行军打仗一般,争分夺秒。内伤多为七情所伤,饥饱劳役,日积月累,正气日渐削夺,人多不觉,或虽有感觉,但因影响不大而忽略。这样由功能而及脏器,病已形成,才被引起注意。由于其来渐,其势缓,其伤深,在治疗时要想急切见功,如奔跑太快,必致颠仆。且骤病易起,渐衰难复,因此这类方药,疗效相对地显得缓慢。人们鉴于两类方药的性能不同,常称前者为“霸道”之方,后者为“王道”之方。

长于治外感病者,崇“霸道”方而贬“王道”方,认为“王道”方如隔靴搔痒,不能治病,可有可无;长于治内伤者认为“霸道”方最伤正气,稍有过用,往往使病者愈治愈坏,甚至成为坏病。

“霸者”方长于攻逐,其力猛,往往看到某个症状明显消失,易被认为“有效”。“王道”方多用于扶正,其效缓,因气血之生长本身就缓慢,易被误认为“无效”。

其实两者各有千秋,要点在于用方之准确灵活耳。有一膨胀病患者曾自述,初胀之时如槟榔、木香、牵牛子之类一服即消,继服效果逐渐减小,更医求治,谓过用攻伐,中气不能转输,改用香砂六君子汤,初服三剂,似有效又似无效,又服三剂觉精神好转,胀也有所减轻,以后消消补补,终收全功。以治疗中病人也曾性急,嫌进展太慢,又求医改用攻逐药,两剂后几乎腹胀如故,惊骇之下,才不敢再自作聪明。

非“霸道”方不足以却邪,非“王道”方难以扶正,两者不可偏废。古人有比喻“王道”方为“君子”,所谓不求功而有功,不言德而有德,犹如“无名英雄”。其功妙在潜移默化之中。二者或分用,或合用,如十枣汤中甘遂与大枣同用,皂夹丸中之枣膏送服,保和丸之加白术为大安丸。用之得当皆有妙用。

叶天士治疗虚损久疾,强调“王道无近功,多服自有益。”我早年读此体会不深,中年对此略有体会,晚年始领会深切。久病正衰,当以“王道”方为主,多服自有益,不可操之过急,欲速则不达。惜乎有的病家只图一时之快,有的医家着眼于急功好利,对于慢性虚损之疾,而行霸道极为有害。临床上以霸道方攻伐无过,加重病情者并非罕见。上工治病,不仅要治病,更要治心,千方百计嘱病人耐心治疗,才是好的医生。此点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言之颇详,是医之道德也。

 

蒲辅周论保胃气诸法

谈到保胃气,人们往往一下就考虑到砂、蔻、姜、术;不过湿困中阳,胃气升降受阻,用砂、蔻、姜、术助阳气以强升降之机亦不是不可。但胃阴受损者用之,则反伤胃气,因此时需助津液以保气化,所以用辛温则适得其反。叶天土用甘寒益胃阴案最多。对于余热未尽,而胃阴又伤者,当宗《伤寒论》竹叶石膏汤法。记得我在成都行医时,曾治两例患麻疹后阴伤的小孩,一例患儿素体阳盛,一例系常人体质。阳盛患儿麻后干咳不止,不思饮食,解黑色溏粪,极臭,舌质红而无苔,用竹叶石膏汤加芦根、黄连小剂量进。每剂生石膏最多不超过15,黄连每剂不超过2,进退五剂,患儿能进饮食,大便转正常,又两剂后饮食基本正常,停药调理而愈。另一患儿则现低热,鼻中流浅红色血水,不食、舌红无苔,嘱用冬桑叶、白茅根煎汤代茶频饮,症状逐日减轻,七日后接近正常,两例患儿皆系麻后阴伤不思食,热重者甘寒佐苦寒为治;热轻者纯用甘寒,频饮代茶,使其水津四布而不至形成停饮,达到开胃进食的作用。这是生津以益气。在此同时,有一业余中医爱好者的两个孩子亦出麻疹。麻后低热不退,不思饮食。他用苦寒清热法无效,以为是真阳外越,决定采用引火归元法,一日之内两个小孩相继殒亡。此人大哭说:“医书误我!”其实医书何尝误他,错在不知辨证,张冠李戴而自误。麻后伤阴,苦寒本非所宜,又用桂附温阳,何异抱薪救火。还有热结阳明,用苦寒急下存阴,亦是保胃气的法则之一。《伤寒论》、《温病条辨》,《温热经纬》言之最详,这里就不再冗述了。四十多年前,梓潼黄某,胸闷脘胀半月余,砂、蔻、楂、曲等消导,参、术等温补迭进无效,连夜派人至成都接我回梓救治。到后方知郭先生已先我一日而到,并处小承气汤。富贵之家畏硝黄如虎狼,迟疑不敢服药,要我决断。我见其舌苔黄厚,脉虽沉但有力,知系平日营养过丰,膏梁厚味蕴郁化热,积于汤胃所致,理应涤荡。力主照郭先生方服用,黄某犹豫之后,勉进半茶杯,半日后腹中转矢,又进半杯,解下黑色稠粪少许,味极臭,胸脘顿觉豁然,纳谷知香。事后黄某问: “何以消导不效,非用攻下不可?”我说:“病重药轻如隔靴搔痒,只能养患耳。”《徐洄溪医案》中杨某外感停饮案,与此大致相同。这是内伤病,热积肠胃用苦寒通降,保胃气之通畅,《内经》说:“六腑者,传化物而不藏”。后世的“六腑以通为用”即是此意。不过使用此法一定要中病即止,切勿太过。

中阳不足,用温补法是人所共知,不过在使用时,应分清究竟是外邪所伤,还是内伤劳倦,还是禀赋不足。若伤于寒湿,则应以辛热温散为主,重在驱邪;若系劳倦内伤,禀赋不足,则应以甘温为主,重在温补。何以辨别呢?伤于寒湿多与季节、环境有关,发病急骤,不但厌食而且脘腹闷满胀痛,脉多沉紧有力,苔多白厚,舌质改变不大。若劳倦内伤,禀赋不足而致中阳虚者以满闷居多,不但苔白,舌质亦淡,脉多虚无力。这类病人即或舌上夹黄苔或薄白苔,也概以温中为主治疗。当然也应细辨有无虚中挟实之象。

饮食适度,是保胃气的一个重要方面。很多人片面理解食物的营养价值,认为什么食物的营养价值高,就多吃一些,身体就会好,结果饮食无度反伤胃气。同道某君的女儿,经常腹泻,胃纳欠佳,面色不华,反复检查也无结果,求治于我,我用温中健脾药治疗亦无甚进展,舌上白腻苔始终不退。于是留心观察,发现患儿饭后总要拿苹果或梨吃,据说饭后吃水果可以帮助消化,由此方知此儿乃过食生冷,中阳受损所致。劝其改饭后吃水果的习惯,七天后果见好转,一月后与常人无异,其间偶尔进药一剂立见效果。另有一处于恢复期的肝炎患儿,家长偏执高糖、高蛋白之说,每天鸡蛋三至五个,牛奶半斤至一斤,高级奶糖不断。休息治疗三月,患儿始终腹胀,精神欠佳,嗳气,偶尔腹泻呕吐,口臭,舌苔黄而厚腻,特别突出的是厌食,每餐都是在家长威逼之下勉强进食。我劝家长减食,每天给鸡蛋一个,吃鸡蛋则停牛奶,如患儿不想食,干脆听其自然,并处以加味保和丸服用。如此三日后患儿食量渐增,七、八天后呕、胀、泻俱好转,一月后完全正常。不但小孩如此,成人也是如此。1957年漆××脑炎后期消化不好,频频反胃腹泻,治不奏效。患者舌苔极其秽腻,通过询问,才知牛奶、鸡蛋等高营养物日进五餐,于是建议改四餐,患者欣然同意,并说:“我早就想减少了,吃后心中实在难受!”旋即又改为三餐,呕逆大大减少,稍用药物调整即愈。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宿食未去,新谷又增,胃气很难正常运化。《伤寒论》中有“病人脉已解,而日暮微烦,以病新差,人强与谷,脾胃气尚弱,不能消谷,故令微烦,损谷则愈”。这十分清楚地说明,在胃气不强的情况下,损谷是保胃气的最好方法,而节食则是损谷的最好办法。适当减少食量,使胃气运转游刃有余,方能“以通为用”。

除了上述各方面,注意六淫、七情亦是保胃气所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六淫之邪尚可用药物治疗,七情则药物难于见功。七情伤人必见心胸、胁胁满闷,不思饮食,即使是平日胃气很强的人,一旦经受精神刺激,马上就消化锐减,逍遥散调和肝脾也好,保和丸消导也好,都很难收效。此时宜细心体察原因,用言语开导,方为正治。如能设法遂病者之情志,让病人移情易性,病也就易治,不然纵用千般药饵,也是劳而无功。

 

论节欲之要—蒲辅周先生谈,蒲志孝整理

  作父母的谁都希望子女健康、聪明。要作到这一点,除后天的营养教育外,重要因素还在先天。所以在怀孕之前,首先应注意父母的身体健康,俗话说“母壮儿肥”,若育儿夫妇体质不好,胎儿的健康必然受到影响,要想育儿夫妇身体好,节欲是个重要方面。如果房事不节,肾中真阴、真阳俱不足,则很难受孕;即使受孕,多易流产,苔多不壮,就是想尽千方百计保住,生下的小孩往往弱不禁风,无论智力,体质,各方面都差。要想胎儿健壮,在受孕前三月至半年,夫妇最好分居,这样戒房事一段时间,双方气血皆充足,精髓饱满,最易受孕。孕后胎儿发育也好,孩子一般都健康聪明。

  我曾见一男子患遗精病,无论白天黑夜,心中稍有所动,精就遗泻了。前后治疗半年多,补养、收涩、重镇等药如六味、八味、十全大补、斑龙、金锁固精之类,迭进百余剂无效,病者在医生目前发脾气,认为医生对他不尽力,有绝招不用。经过仔细询问,才知道他在新婚蜜月,性生活无分昼夜,到第二十五天性交时突然感到天旋地转,周身骨架如散。经过多方治疗,半年后才能作近距离行走,稍劳动则气短、心慌、疲劳异常。爱人因他形同废人,也离婚而去。我告诉他:“夫妻房室,切勿纵欲贪欢,即使年轻力壮,也应节制,以一月一度为好。古人所以提倡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婚,就是以免早婚损伤元气。你昼夜无度,元气大伤,肾不能藏五脏六腑之精,短期安能恢复。如能清心寡欲,注意营养,再助以药饵,慢慢或可收效。若徒靠药物,实难收功。”这类纵欲伤身者,临床并不少见。纵欲者岂但不易种子,即种子亦易夭折。《内经》说:“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就是对纵欲伤身的高度概括。有的人把希望寄托在药物上,希望依靠药物来填精补髓,这也不是不可能但总不如自养。李恒超曾批“种玉丹”说:“与其精既竭而籍药饵以补填之,何如节之使之不竭之为得乎。即或禀受怯弱,本质虚羸,然惟能节欲而后药力之滋补乃有效耳。”可谓要言不繁。何况药物总有偏弊,哪及自身保养。

  我在旧社会行医数十年,有很多富贵之家,不知节欲,求诸药饵,奏效者寥寥无几。记得在成都行医时,有一富家娶妻三房仅得一子。某年冬春之交,其子烦躁啼哭不已,三天内更医近十人,孩子仍然啼哭不思乳食,最后求我诊治。我见已开药方不少,有健脾的,如参苓白术;有消导的,如神曲、山楂;有散寒的;有疏风的,等等我仔细查看小孩的指纹、大便‘舌苔均无特殊之处,仅脸色略红,思考半天,处不出什么方子。于是询问家长,始知此富翁生子前乏嗣,常服参茸后才生此子。因而此子先天就阳盛阴亏,故而烦躁不乳。这就说明寄希望于药饵,总是不那么理想的。

  孕后不能同房,这是保胎的要诀,孕后同房最易导致流产。即使不流产,欲火煎熬,出生后的小孩也容易生病。曾有某君因爱人多次流产,十分苦恼,向我问询保胎良方,我察其无病,问及夫妇生活,得知孕期同房过多。嘱其孕期一定不要同房,结果顺产一婴。

  除注意节欲外,还应注意清心宁神。这一条对孩子的性格和智力关系很大,同时也将影响孩子的体质。《内经》非常强调精神和健康的关系,比如:“心者,五脏六腑之主也,·····故悲哀忧愁则心动,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大怒则形气绝”,“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等等。后世医家在此基础上更予以补充、发挥。如严纯玺在“教养宜忌论”中就反复谈到妇人妊娠三月,形象始化,未有定仪,因感而变,口谈正言,身行正事,生活端正庄严。还说:“勿信师巫,勿听淫词野传,口不可出恶言,勿见鬼神怪戏。”妇人在孕期精神愉快,情绪安定,对胎儿的发育是有益的。

  情绪不好,除了影响孕期胎儿,甚至可以使妇女不孕,如传青主就专门把嫉妒列为不孕的原因之一。因此,孕妇应比平时更加注意性情修养。

  节劳,也是孕期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因为孕期气血消耗大于平时,过劳,气血消耗量增大,势必导致胎儿供养不足,从而影响到胎儿发育甚至流产。很多孕妇出现气短,心慌的现象,就是气血不足是明证。在这种情况下,如不节劳,生下的孩子也不会很健壮。我所说的孕期节劳,不是说什么都不干。还要说明的是,人们往往注意了“形劳”而忽略了“神劳”。作脑力劳动的妇女,孕期更应注意不能用脑过度。“曲运神机则伤心。”脑力太过所伤,在某种程度上说,更甚于体力劳动,所以有“形苦志乐寿,形乐志苦夭”的说法。有些劳心过度的妇女,生是孩子也显得苍老。她们曾经问我:“我们的孩子营养也不差,为什么总是干瘦?”殊不知这就是孕期未节“心劳”所致。我所说的“心劳”就是指为私利而终日营营,势必影响胎元。

  孕期的营养卫生也应该注意,除了不吃刺激性的东西外,饮食的营养一定要合理。孕期是两个生命在消耗营养物质,尤其是胎儿的发育,需要多种营养,所以营养的消耗量也相应的增大。不然胎儿发育不好,形成先天不足,造成终生憾事。但是,也不可无选择地把各种营养品一起上,这样就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孕妇体形肥胖,平素白带较多者,宜少吃水果,以免孩子将来胃凉,稍微饮食不慎,不吐就泻。有的婴儿常年流口水,就是过食水果,生冷,两湿相合,伤及中阳的表现。这类孕妇饮食应偏于温热。孕妇平素热重者,饮食应偏于清凉,可以经常吃适量新鲜水果、不惟不伤胎,还能有助胎元。为防止将来小孩生疮,孕妇平素适量吃点苦瓜最好。因为苦瓜虽苦,非大苦大寒之品,苦中有甘,不伤胃气。历代各家所列饮食宜忌,多可作为参考,但不可全信,孕妇饮食总宜清淡,因淡味为五味之本,禀冲和之气。

这里主要讲节欲、宁神、注意饮食与胎元的关系,不独妇女应注意,就是男子也应注意。人们往往只注意了饮食、药饵,忽略了上述几个方面,殊不知是忽略了最重要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