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陪产假需要的证件: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李济

陈寅恪

---“五星聚奎”、“哈佛三杰”、“三百年来仅此一人”的“教授的教授”、清华五大导师之一

陈寅恪（“寅”字念“yín”；“恪”字念“què”，一如“贾平凹”的“凹”字念“wā”。此为方言使然，尊重本人意愿。）（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长沙，1969年10月7日卒于广州）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著名诗人陈三立之子，湖南巡抚陈宝箴（支持变法的开明督抚）之孙。夫人唐篔，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也是一位教师，在清华园相识，两人志同道合，１９２８年在上海结婚，时年37岁。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四书五经，广泛阅读历史、哲学典籍。

生平简介

　　光绪二十八年（１９０２），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１９０５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吴淞复旦公学。１９１０年考取官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１９１４年回国。１９１８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渡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１９２１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语文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１９２５年，陈寅恪回国。这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国学研究院，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人为导师，人称清华四大国学大师。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梁启超也很尊重他，虚心地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他们都曾极力向校方举荐他。1926年6月，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他在1929年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在清华大学开设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证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宫洞》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１９３０年，清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陈寅恪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我国的历史考据学。

　　陈寅恪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均有重要发现。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四、五十篇很有分量的论文，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

　　１９３７年７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治丧完毕，寅恪随校南迁，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１９３８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

　　１９４２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拒命，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竟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以示讽刺。这一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著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再次应聘去牛津大学任教，并顺便到伦敦治疗眼睛，经英医诊治开刀，不仅无效，目疾反而加剧，最后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寅恪怀着失望的心情，辞去聘约，于１９４９年返回祖国，任教于清华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解放前夕，他到广州，拒绝了国民党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要他去台湾、香港的邀聘，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合并于中山大学。遂移教于中山大学。

　　解放后，他受到党和政府的器重和无微不至的关怀，先后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史馆副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据《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仅有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函请陈寅恪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第二所长记载，并注明辞谢未就，荐陈垣代己。上述职务据《修水县志稿》），继续任中山大学教授。自１９５６年，陈毅、陶铸、周扬、胡乔木等中央领导人，都先后去看望过他。陶铸尊重他的学识和人品，１９５７年亲自关心他的助手配备和眼疾治疗。１９６２年，他的右腿跌骨折，又给他派护士轮班照顾，在广东知识界传为美谈。１９６２年，胡乔木前往看望，关心他的文集出版。他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乔木笑答：“出版有期，盖棺尚早。”在助手的帮助下，他把《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外的旧文，编为《塞柳堂集》、《金明馆丛稿》，并写有专著《柳如是传》，最后撰《寒柳堂记梦》。他的助手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别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十年动乱期间，陈寅恪遭到残酷折磨。使他最伤心的是，他珍藏多年的大量书籍、诗文稿，多被洗劫。１９６９年１０月７日在广州含恨离开人世。

　　陈寅恪长期致力于教学和史学研究工作。他热爱祖国，治学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在史学研究中写出了高水平的史学著作，为人们开拓了历史的视野，对我国史学研究做出了贡献。一直受到人们的崇敬。寅恪不仅为大史学家，旧体诗亦卓然大家。他佩服陶（渊明）杜（甫），虽爱好李白及李义山诗、但不认为是上品。他特别喜好平民化的诗，故最推崇白居易，在他《论再生缘》中所以有“论诗我亦弹词体”之句。有《诗存》问世。其平生著作，经过他的学生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蒋天枢的整理、校勘，一套二卷、二百万字的《陈寅恪文集》已于１９７９年编纂成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治学理念

　　陈寅恪在1920年代倡导，为人治学当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1953年已决定其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在他1953年12月1日的《对科学院的答复》里，提出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公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遂不能就任。仍任教于中山大学。此事于20世纪80年代方公之于世。

　　陈寅恪的“四不讲”

　　著名史家陈寅恪先生先后留学于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美国等，通晓梵文、突厥文、满文等多种东西方语言文字。归国后先后任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岭南大学等数所大学。陈寅恪一生中为人们留下了大量著作，内容涉及历史、文学、宗教等多个领域，为后来人开辟了新的学术领域，更提供了新的治学方法，民国以来即广为学界所尊崇。

　　陈寅恪治学面广，宗教、历史、语言、人类学、校勘学等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他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因此，陈寅恪的课上学生云集，甚至许多名教授如朱自清、冯友兰、吴宓、北大的德国汉学家钢和泰等都风雨无阻地听他的课。

　　此外，陈寅恪讲学还注意自然启发，着重新的发现。对学生只指导研究，从不点名，从无小考；就是大考，也只是依照学校的规章举行，没有不及格的。他常说: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生学问的最好办法，因此每次他都要求学生写短篇论文代替大考。但陈寅恪又强调:做论文要有新的资料或者新的见解，如果资料和见解都没有什么可取，则做论文也没有什么益处。

　　陈寅恪在讲授历史研究的心得时，常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据史籍或其他资料以证明史实，认识史实，对该史实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这就是史学与史识的表现。”他的学生曾经回忆道:“陈师在讲历史研究时，常说: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留传下来的记载或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就可以证明它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心从事。因为如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籍而不见其'有’，那是还不能说定了，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的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陈寅恪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由此可见一斑。难怪傅斯年对他进行这样的评价:“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名字读音

　　按照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恪”应读作“克”(拼音：Kè)。 但有资料表明，由于陈寅恪是客家人，而“恪”在客家话中有“quó”的，因普通话（时称“国语”）中无此音，于是到中国北方后，便被当然地称为“yínquè”了。因袭相承，并成为习惯。所以，有学者认为，“陈寅恪”应读作Chén Yínquè。

　　不过，在使用汉语的人中间，知道这一点的人显然为少数，包括陈寅恪本人也并不追究。因而，在使用普通话时，仍不妨将陈寅恪的“恪”读作“克”(Kè)。况且，陈寅恪本人在1940年5月致英国牛津大学的英文亲笔信的署名是“Tschen Yin Koh”。

著作书目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非亲笔所著，是学生后来根据笔记整理的）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元白诗笺证稿》

　　《柳如是别传》

　　《金明馆丛稿初编》

　　《金明馆丛稿二编》

　　《寒柳堂集》

　　《陈寅恪学术文化随笔》

　　《陈寅恪文集》

相关传记

　　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

　　张杰、杨燕丽，《追忆陈寅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张杰、杨燕丽，《解析陈寅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联经出版，1997年。

　　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北京大学出版

　　李敖，《谁要来台湾？》，收在《笑傲五十年》

　　俞大维等，《谈陈寅恪》，传记文学

　　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台湾东大图书出版，1998年。

　　高阳，《清末四公子》，皇冠出版社，1983年11月01日。  　张求会，《陈寅恪的家族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

　　陈小从，《图说义宁陈氏》，山东画报出版社

　　刘克敌，《陈寅恪和他的同时代人》，时英出版社，2007年，ISBN 9789867762832。

　　罗香林，《回忆陈寅恪师》

　　项念东：《钱穆论陈寅恪：一场并未公开的学术论争》，《博览群书》2008年第3期

　　陈寅恪：《与妹书》，1923年8月《学衡》第20期，收入《陈寅恪书信集》

他人评价

　　完全没有俗世的声名，不像梁、胡、冯等成为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人物。论语大半能背诵，且每字必求正解，却不作经学与三代两汉之学问。

　　《吴宓文集》说：“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

　　傅斯年对陈哲三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胡适在1937年2月22日的日记中称：“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

　　《石泉访谈录》：他的家世是晚清变法思潮中的中坚产物，他本人却被胡适称为“遗少”。在时代思想中他是一个“落伍者”，用他的话来说，西学学历极深，学养极厚，却极热爱中国文化，坚持中国文化本位论。

　　《编年事辑》

　　间接传播文化，有利亦有害：利者，如植物移植，因易环境之故，转可以发挥其我而为本土所不能者，如基督教移植欧洲，与希腊哲学接触，而成为欧洲中世纪之神学、哲学及文艺是也。其害，则展转间接，致失原来精意，如吾国自日本、美国贩运文化中之不良部分，皆其近例。然其所以致此不良之果者，皆在于不能直接研究其文化本原。

　　寅老敢说“文化本原”，极自信。“贩卖”云云，似指胡适之等留学学人。

　　既不跨海入台，亦不过岭南一步。

　　《哀金源》、《青鸟》等诗可见其对蒋政权的失望与愤恨。

　　青鸟传书海外来，玉笺千版费编裁。可怜汉主求仙意，只博胡僧话劫灰。

　　无酱台城应有愧，未秋团扇已先哀。兴亡自古寻常事，如此兴亡得几回？

　　《寄杨树达》诗，又可见出其对共产党的不合作态度。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他即感觉到空气十分的压抑与不自由：

　　昔年跋春在翁有感诗云：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

　　留命任教加白眼。

　　剩有文章供笑骂。

　　闭户高眠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

　　双目失明之后，仍能锲而不舍，穷十年岁月，写出《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这样的巨著。其毅力与精神，极富传奇色彩。而《别传》的写作缘起，又起因于抗战时在昆明得常熟白茆钱宅红豆一粒，晚年重萌相思，又极富浪漫色彩。

　　《突厥通考序》：

　　考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迨至后来，遂若尺雷破柱，怒涛震海之不可御遏。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论唐代之衰亡，归结到唐末东南诸道财富之区的破坏与汴路运输之中断。其结论是：“藉东南经济力量及科举文化权维持之李唐皇室，遂不得不倾覆矣。”

　　其书四次遭劫：清华园的窃贼；抗战的流离颠沛途中；内战时卖书以购煤取暖；文革时的红卫兵抄家。

　　（二）绝世孤衷的畸人

　　《编年事辑》157：

　　桑下三宿，佛徒所戒，此固人人知之，而宓读襄楷传乃知楷之言天象实指人事，盖当时滥刑多杀，士气郁湮，故致天变，襄楷等非方士，乃直谏之忠臣耳。要须久久诵读方可尽寅恪诗中之意。

　　《别传》：

　　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馀，往往窥见其阪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

　　《编年事辑》引《吴宓日记》：

　　寅恪细述其对柳如是研究之大纲。柳之爱陈子龙及其嫁牧翁，始终不离其民族气节之立场、光复故物之活动。不仅其才高学博，足以压倒时辈也。总之，寅恪之研究“红妆”之身世与著作，盖藉以察出当时政治（夷夏）道德（气节）之真实情况，盖有深意存焉。绝非消闲风趣之行动也。

　　与友人论陈寅恪

　　胡晓明来函言及近年有多篇文章论及陈寅恪先生的生平志业与思想学术，一时颇成风气，青年学子遂以不知陈寅恪为耻。这当中涵有复杂的时代思想发展线索，后来治思想史的人，不可不细加疏理。我以为此一现象的背后，可以反映出当代中国学术界思想界，甚而中国知识人走向成熟的某种征兆。或是学统的索求与重理，或是价值的细审与重估，或是人格的提澌与感召，凡此种种，与前期相较，自有其意义。有人认为谈陈氏，只有讲其学术，才算是真知解，我以为不然。陈先生的学术文章，或有时而可商（前面有的且不论，近著如田余庆《东晋门阀制度》，就有批评陈先生论曹、马之争的观点“牵强”与“不尽符合历史事实”；如周勋初《当代学术思辨》亦记有当代学者对陈氏学术的批评，可参），然陈先生之精神世界，则旷世罕有其俦。我以为陈氏门墙广大，意涵极丰，只言其学术，或只言其思想，皆仅得其一端而已。

　　《陈寅恪传》已经出版，作者搜访材料，用力颇勤，但读后感觉甚平浅，未能表出此老人格生命的复杂深邃与学术文章之精深广大。陈氏为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极富传奇色彩的学人，他的人格因素，竟是由一系列悖论构成，仅此而言，亦大有深意。请列举如下数端：

　　“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老同涑水迂叟之迂”（《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他的家世是晚清变法思潮中的中坚人物（他的学生中竟有人说他是所谓“晚清封疆大吏等高官家庭的子弟”，这是很可怪的），他本人却被胡适称为“遗少”。在时代思想中他是一个“落伍者”，用他的话来说，越来越成为一个“寂寞销魂人”。

　　西学学历极深，学养极厚，却极热爱中国文化，坚持中国文化本位论。

　　蒋天枢教授《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p83引寅恪语云：

　　间接传播文化，有利亦有害：利者，如植物移植，因易环境之故，转可以发挥其我而为本土所不能者，如基督教移植欧洲，与希腊哲学接触，而成为欧洲中世纪之神学、哲学及文艺是也。其害，则展转间接，致失原来精意，如吾国自日本美国贩运文化中之不良部分，皆其近例。然其所以致此不良之果者，皆在于不能直接研究其文化本原。

　　寅老敢说“文化本原”，极自信。“贩卖”云云，似指胡适之等留学学人。

　　王国维与陈端生，一为殉中国文化“三纲六纪”背后最高之理境而死；一为欲摧破近代中国奉为金科玉律之君父夫三纲，然在陈先生看来，同为表现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与人格。此中深微处，惜乎汪《传》未能窥其蕴奥。

　　既不跨海入台，亦不过岭南一步。

　　“党家专政二十年，大厦一旦梁栋摧，乱源早多主因一，民怨所致非兵灾”，寅恪对蒋家王朝已经完全看透，完全失望。然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他即感觉到空气十分的压抑与不自由。昔年跋春在翁有感诗云：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诗中常常流露出此川真实心情，如：“留命任教加白眼”；“剩有文章供笑骂”；“闭户高眠辞贺客，任他嗤笑任他嗔”；以及“领略新凉惊骨透，流传故事总销魂”，等等。他的诗，是一部现代知识人的可信可传的“心史”。

　　失明、膑足之际，仍能坚苦卓绝，锲而不舍，穷十年岁月，写出《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如此巨著。其毅力与精神，极富传奇色彩。助手黄萱曾感慨：“寅师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而《别传》的写作缘起，又起因于抗战时在昆明得常熟白茆钱宅红豆一粒，晚年重萌相思，既“珍重君家兰桂室”，“裁红晕碧泪漫漫”（柳如是诗句），且讳深心苦，诚韩退之所谓“刳肝以为纸，沥血以书词”者也。

　　其历史观既注重经济动机，又注重精神动源。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论唐代之衰亡，归结到唐末东南诸道财富之区的破坏与汴路运输之中断。其结论云：“藉东南经济力量及科举文化权维持之李唐皇室，遂不得不倾覆矣。”

　　《突厥通考序》：“考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迨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涛震海之不可御遏。”

　　后者不易学，唯其如此，陈先生由学者进而哲人的境界。

　　其藏书有四次劫运：清华园的窃贼；抗战的流离颠沛途中；内战时卖书以购煤取暖；文革时的红卫兵抄家。陈先生的书劫，即陈先生的痛史。

　　陈先生真可谓“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先生如入《儒林传》，古今大儒失色；先生如入《文苑传》，天下文人黯然；先生如入《道学传》，大师让出一头；先生如入《隐逸传》，隐者奔走骇汗。先生究竟应归入哪一类人物，且置不论。以上种种，又当以“少喜临川”而“老同迂叟”、少游欧美而老著痛史、学贯中外而属命河汾（参拙文《寒柳诗之境界》），为此老一生大事因缘，方可得其荦荦大端。陈先生《王观堂先生挽词序》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这是了解陈氏内心世界的关键性的话。我辈阅人多矣。古今学人，牢骚、偃蹇、困苦、数奇，似未有如先生者。因而，作此传记之人，应依寅老《柳如是别传》文体，作知识人痛史写，不然，徒有其资料之排比，行状之考证，著述之提要，而精神与精神不能相贯通，意念与意念不能相融洽，复何言哉？复何言哉？汪《传》似不如蒋天枢《编年事略》，此意当细参。

　　来函论及寅老兼史家与诗人于一身。此正是他不可及处。希腊哲人亚里斯多德曾谓，史“叙述已然之事”，诗“则叙述或然之事”；“诗言普遍而历史则记特殊”。我国史学精神，则直追“天人之际”，力通“古今之变”，已由“特殊”而进于“普遍”。史亦可言“或然之事”，其大义即涵具于太史公所谓“述往事、思来者”六字之中。钱锺书先生讲“史蕴诗心”，畅论史家可以“悬拟设想”、可以“想当然耳”，使后人如闻其声、如得其情，生动细贴，“堪入小说、院本”（《谈艺录》，诚哉斯言，然惜乎钱氏只从文学之想象与虚构着眼，所见者小，似与太史公之“思来者”中所含蕴的“诗心”，尚隔一间。陈氏之史学，则于此大有会心与妙解。试举《柳如是别传》文例三证：：

　　明南都倾覆，延平一系能继续朱氏之残馀，几达四十年之久，绝非偶然。自飞黄大木父子之后，闽海东南之地，至今三百馀年，虽累经人事之迁易，然实以一隅系全国之轻重。治史之君子，溯源追始，究世变之所由，不可不于此点注意及之也。

　　案：明言“至今”，即“述往思来”义。余英时说“由于这一隅之地已成为国际经济系统中的一环”，故不可谓不系“全国之轻重”于一隅。陈先生写出来的只有十之二、三，余下的须我们细加省思。这里且以当今文化经济战略格局更广而论之，正如法国著名汉学家、远东研究院院长汪德迈先生（Leon Vandermeersch）新著《新汉文化圈》所指出：“同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同胞结合起来，海外华人就组成为一个5000万高质量的人类群体。这一群体不仅是连接中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纽带，而且是恢复汉文化圈凝聚力的中介。他们属于这一文化圈，并将影响本区域的现代化进程。”此番话正可作一注脚，由此我们不得不叹服寅老神会智度之妙。

　　《别传》又云：

　　噫！三百五十年间，明清国祚俱斩，辽海之事变愈奇，长安之棋局未终，樵者之斧柯早烂矣。

　　案：“辽海”云云指韩战后的新局面。长安之棋未终，大有深意存焉。1945年诗云：“花门久已留胡马”，“收枰一着奈君何”；1948年诗云：“消得收枰败局棋”，寄寓有关苏俄觊觎东北的隐忧。但是，自韩战后，冷战局面终于形成（韩战的背景是美苏争夺亚洲霸权；朝鲜半岛的政治分裂局面是汉文化圈整体最严重的创伤），中国之命运，与世界之局势相绾合（即寅老之著名文化史观点“外族盛衰连环”说），成为一“未终”之棋局。“烂柯”即表明世事变化极大极快。此四句话，正是诗心史笔浑然一体。寅老的感慨极深，他对于中国未来的关切心事与卓越见识，真是并世无二。

　　《别传》又云：

　　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馀，往往窥见其阪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何况出于婉娈倚门之少女，绸缪鼓瑟之小妇而又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哉！

　　此一段文字，极具唱叹生情之妙，亦为研究陈先生的学者们常常引用，以说明《别传》的宗旨所在，但大都语焉未详，或不得要领。《别传》宗旨，可分说可合说。合说即陈先生“明清痛史新兼旧”一句便了。分说即“史”与“诗”两个层面。“史”的兴趣即寅恪一贯的知识兴趣，即求真，即为柳如是洗冤。作者往往在《传》中解决一段悬案，洗出一段清白之后，每每流露出莫大愉快：“数百年之后，大九州之间，真能通解其旨意者，更复几人哉？更复几人哉？”“……真理实事，终不能靡灭，岂不幸哉？”等等。进而言之，陈先生下如许大功夫于辨诬、求真、沅冤，其深层心理，殊可深玩。倘若我们把陈先生心目中“阿云格调更无俦”的河东君视作中国文化命运的象征，倘若我们联想到古代文化、古典文学在当代中国遭“深诋”、受“厚诬”的命运，则我们亦可问道：“大九州之间”，真能通解陈先生的“绝世孤衷”者，“更复有几人哉？”自“诗”的层面说，即于求真，更进而求善求美。因而陈先生此段中“引申”一词，大可深扣。其实，在现实生活中“改男造女态全新”、“欲改衰翁成姹女”的时代，陈先生偏偏在他的文化世界中“著书唯剩颂红妆”。其述往思来的苦心即贬斥势利、尊崇气节。明清易代之际有一种流行的说法：“二十万人皆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花蕊夫人）；“座中若个是男儿”、“今日衣冠愧女儿”。在中国文化的语义系统中，“女儿”之贞节乃士人之气节之一种象征，因而此气节问题正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的支柱，一旦抽掉此一支柱，士将不士。在1950年刊行，1955、1959年修订重印的《元白诗笺证稿》中，陈先生说，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士大夫阶层之人，有贤不肖巧拙之分，其贤者拙者，常感痛苦，因其不善适应标准与习俗之变易之故也。这正是他一贯的思想。陈先生易此稿初名《钱柳因缘诗释证》为《柳如是别传》，又在第一章“缘起”中说：“今撰此书，专考河东君之本末，而取牧斋事迹之有关者附之，以免喧宾夺主之嫌”，正是著书大义。而陈先生的预感不能不说是深刻的。后来文革中知识分子的某些表现，正是知识人被摘除了灵魂之后的恶果。

　　陈寅恪天性涵具诗人气质。有两条材料，可以说明。一是汪《传》引李潢语：“其对国家民族爱护之深与本于理性，而明辨是非善恶之切，酒酣耳热，顿露激昂，我亲见之，不似象牙塔中人”（p33）。二是钱穆《师友杂忆》记，钱氏于云南宜良北山岩泉下寺幽居作《国史大纲》时，一日寅恪偕锡予（汤用彤）来此地一宿，曾在寺院中石桥上临池而坐，寅恪对钱穆言：“如此寂静之境，诚所难遇，兄在此写作真是大佳事，然使我一人住此，非得神经病不可。”这条材料极可宝贵。陈先生的气质，由此可以想象。他常云：“读史旧知今日事”，“世变早知原尔尔”。仔细想来他不仅天性涵具诗人的一份敏感，而且此一份敏感似超乎常人。譬如说他在童年时即预感到清廷的覆灭与天下的大乱。“清光绪之季年，寅恪家居白下，一日偶检架上，……当读是集也，朝野尚称苟安，寅恪独怀辛有索靖之忧，果未及十稔，神州沸腾，环宇纷扰”（《赠蒋秉南序》）。查《编年事辑》：1901年陈家定居南京，1902年寅恪即赴日留学，他有此一预感时，年仅十一、二岁。如此颖悟善感，不可不谓出于天性。因有此一种天性，陈先生认为人事可以“前知”。三十年代初，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颇传于世。因呓语与当时世局若为符契，世人颇惊以为奇。陈先生不以为奇，撰《俞曲园先生病中呓语跋》一文，借摩尼教之语，说人事有初中后三际，其演嬗先后之间，即不为确定之因果，亦必生相互之关系，故天下人事之变，遂无一不为当然而非偶然；而曲园先生“为一代儒林宗硕，湛思而通识之人，值其气机触会，探演微隐以示来者，宜所言多中，复何奇之有焉？”陈先生亦属“湛思而通识之人”，故能说出巳身之所遭遇，“在此诗（《呓语》）第二第六首之间”，至于第七首，则“但知来日尚有此一境”，此亦可视为陈先生的一大预言。（参看钱仲联《清诗纪事》第十五册道光朝俞曲园诗有关注释）又，1966年《丙午元旦作》有句云：“一自黄州争说鬼，更宜赤县遍崇神”，五个月之后，预言竟成现实！再往前讲，《赠蒋秉南序》作于“文革”前夕的1965年，今日回思其“气机触会”之际，此文句句可堪深玩。

　　近参加编选《中国文化百家文萃》，选近现代论文，一家一篇；于陈寅恪文，选其《论韩愈》。兹简述其理由如下：

　　１，文化史眼光

　　《论韩愈》云：

　　今所欲论者，即唐代古文运动一事，实由安史之乱及藩镇割据之局所引起。（明案：这是大判断，下得深切、准确。）安史为西胡杂种，藩镇又是胡族或胡化之汉人，故当时特出之文士自觉或不自觉，其意识中无不具有远则周之四夷交侵，近则晋之五胡乱华之印象，尊王攘夷所以为古文运动中心之思想也。

　　案：一般论者只能着眼于以古文反对骈文的文体之争，仅仅着眼于文学史、批评史上的范围来讲古文运动的发生，更可笑者以骈文代表大地主阶级利益，而以古文代表新兴中小地主阶级利益，非常别扭做作。

　　一般论者只从非常有限的意义上去肯定“文以载道”说，只有寅老才看出了古文运动的中心思想，即所载之“道”，乃是政治上的“尊王攘夷”，以及文化上的“尊儒排佛”。政治与文化之所以有现实的关联，是因为自安史乱后，唐代之藩镇多胡族或胡化之汉人。这样，“文以载道”之作为古文运动的中心思想，其文化大义遂得以真实呈露。

　　我读了《论韩愈》之后，有一种想法，搞批评史、文学史的人，眼光不能太短浅了。

　　此文的文化史眼光又体现在作者将韩愈在中国文化史上准确定位，即中国文化前后两期转旧为新的关捩点之人物：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此一论断，下得大气磅礴。

　　２，辨证思想

　　我曾经见过不少选本，都选了韩愈的代表作《原道》。新选家们似乎都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一方面肯定其“排佛”的积极意义，另一方面则无一例外地指责韩愈宣扬“唯心”，宣扬封建统治者正统的伦理思想，强调君主对人民统治的合理性。我们见惯了这种政治分析，就更觉得陈先生的史识的深刻。更糟糕的是，这种政治分析法还往往冠以“辩证”思维的名称。多少年来，人们一直在自诩、传授这种虚假的“辩证法”而不觉其非。而《论韩愈》则让我们见识了什么才算是真正的辩证思维。陈先生在此文中显示的一种辩证思维的精义，即看透事物之间“相反而适相成”的关系的一种智慧。

　　汪荣祖说：“从来儒者以韩愈排佛而钻研佛理，或讥之，或讳之，俱未悉伐异必须细究敌说之理。韩实以敌说为己用，以助阐道统，何妨其仍以儒学归心立命。”（汪《传》，此说语焉不详。实际上，在陈先生看来，不仅助阐道统，而且奖掖后学、匡救政俗、宣传学说、改进文体，皆与佛学有关，皆“以敌说助成己说”。这篇论文以韩愈排佛立论，彰显文化大义，然又以韩愈思想从佛学转出，发千年未发之覆。其妙处正在于相反相成，以圆而神之枢，运转、吐纳方以智之义，极富于真正的辨证思维意味。有此一法，学问全般皆活。这不是斤斤于材料之排比、真伪之考订的的学者所能措意的。

　　３，现实关切与终极关怀

　　案：彼说可以助成己用，寅老自有其深切的现实关切存焉。参见同年（1951）写作诗句：“同酌曹溪我独羞，江东旧义雪盈头。”坚持“江东旧义”即“不负如来西来义”，即坚持中国文化本位。“桃观已非前度树，藁街犹是最高楼。名园北监空多士，老父东城剩独忧。”即表明对于异质文化主宰中国思想界的深忧。“八股文章试帖诗，宗朱颂圣有成规。白头宫女哈哈笑，眉样如今又入时。”以及“刀风解体旧参禅，一榻昏昏任化迁。病起更惊春意尽，缘阴成幕听鸣蝉。”“蝉鸣”即极单调的声音，即对于学术文化定于一尊的讥剌。可见他的关心，乃是文化精神的方向。这不仅是写作《论韩愈》一文的心境，而且是陈先生一贯的文化观，即“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即道家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陈先生的终极关怀与他的现实关切，始终是不可分割的。

　　《别传》结束语：

　　刺刺不休，沾沾自喜，忽庄忽谐，亦文亦史。述事言情，悯生悲死。……痛哭古人，留赠来者。……

　　《广州赠蒋秉南》诗云：

　　孙盛《阳秋》海外传，所南《心史》井中全，文章存佚关兴废，怀古伤今涕泗涟。

　　《别传》的动机：

　　余英时说：“借钱柳关系说去留问题”。其根据是：１，《霜红　集望海诗云“一灯续日月不寐照烦恼不生不死间如何为怀抱”感题其后》诗云：“不生不死最堪伤，犹说扶馀海上王。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王”、“兴亡”兼古典与今典；“同入”，即感同身受，不是一般的读后感。２，《别传》第116883页，引张煌言《上延平王书》，明确说出“海外扶馀“不足以“王”，其古典即台湾的郑延平不足以王，其今典即今日流亡之政权不足以王。３，《别传》中寅老对于郑延平的一段分析，余英时认为是讲他自己的事：

　　寅恪案：郑氏之取台湾，乃失当日复明运动诸遗明之心，而壮清迁及汉奸之气者，不独苍水如此，……牧斋以为延平既以台湾为根据地则更无恢复中原之希望，所以辛丑逼除，遂自白茆港移居城内旧宅也。然河东君留居芙蓉庄，直至牧斋将死前始入城者，殆以明室复兴尚有希望，海上交通犹有可能，较之牧斋之心灰意冷，大有区别。钱柳二人之性格不同，此即一端，足以窥见矣。

　　其实，陈氏并无更多的寓意，只是讲明“钱柳二人性格之不同”。再联系到钱穆《师友杂忆》中记陈夫人赴港事失实，更可见余氏过于神经敏感。

　　（三）中国文化的托命人

　　1951年听说北京“琉璃厂书肆之业旧书者悉改新书”，有诗云：

　　迂叟当年感慨深，贞元醉汉托微吟。而今举国皆沉醉，何处千秋翰墨林。

　　迂叟（张之洞）《咏海王村》尝有“曾闻醉汉称禅瑞，何况千秋翰墨林”之句，海王村琉璃厂正是中国文化的一个象征，陈先生可以说是由一叶落而知秋。

　　《赠蒋秉南序》：

　　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

　　从道德观点对宋学作了最高的礼赞。

　　《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

　　中国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中国将来之发展，必定是“宋学之复兴，或新宋学之建立。”

　　从文化理想对宋学作了最深刻的预言。

　　托命河汾。“疏属汾南何等事，衰残无命敢追攀”

　　《赠蒋秉南序》（1964)

　　至若追踪昔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暇想而已。

　　陈寅恪的传记，比较有名的有汪荣祖著的《史家陈寅恪传》和陆键东所著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凄惨离世

　　身居北方的弟子汪篯自杀，好友向达死了，“论交三世”的俞大襟魂归西天，世侄傅乐焕钻入了湖底。躺在南国病床上，在“文化革命”狂潮的洗礼与巨大冲击中奄奄一息的陈寅恪自是在劫难逃。

　　1966年7月，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声浪中，中山大学的“革命者”闻风而动，开始造起反来。霎时，整个校园内鸡飞狗跳，人喊马嘶，大字报铺天盖地。陈寅恪由原来的大字号“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也水涨船高地被加封为“牛鬼蛇神”、“封建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同时被指斥为大肆挥霍国家财产，享受高级护理待遇，非美帝国主义的药物不吃，有意污辱为其理疗的年轻女护士等的“罪魁祸首”。而随着原中南第一书记陶铸被江青等“文革”新贵打倒在地，一直颇受陶氏关怀的陈寅恪更是雪上加霜。助手黄萱被赶走，当年受陶铸直接关怀而委派到陈家的三名护士被撤除，陈寅恪工资停发，存款冻结，陈家居住的校园内东南区一号楼被大字报覆盖，远远望去如同一口巨大的白色棺材，兀立于树木丛生的校园一隅，望之令人恐怖惊悚。接下来，大字报由楼外糊到了室内，门脸、衣柜、床头，甚至陈寅恪的衣服上皆由大字报贴盖。面对此情，唐筼曾发出了“人还没死，已先开吊了”的哀怨。

　　造反派们见陈家虽已“开吊”，但人还继续活着，为做到名符其实，索性进行抄家与劫掠财物的大规模行动。陈寅恪后半生积攒的书籍全部查封，手稿被掠。唐筼先祖遗留的一点纪念性首饰及陈寅恪历尽千难万险，历尽十几年战火侥幸保存下来的二十余封祖父往来手札亦被劫走。经过几次“战斗洗礼”，陈家财物尽失。为达到终极目的，致陈氏于死地，“革命者”心生奇计，先是把几只大字号高音喇叭吊至陈宅窗前屋后，让其听取革命群众对其发出的怒吼之音。双目失明，不辨牛马且患严重失眠症与心脏病的陈寅恪，突闻几个“怪物”整日在耳边嗷叫不止，惊悚不安，惶惶不可终日。“革命者”见效果初成，乃加大攻伐力度与强度，将高音喇叭干脆搬进室内，绑到了陈氏的床头之上。每当“革命者”呼声响起，整个陈宅如狂飙突至，风雷激荡。陈氏夫妇未闻几声，即感天旋地转，双双心脏病复发，口吐白沫，倒地不起。

　　1969年春节后，陈寅恪一家被扫地出门，迁至中大校园西南区五十号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居住。此时陈寅恪病体衰弱得已不能吃饭，只能进一点汤水之类的“流食”，偶有亲友偷偷登门拜望，他躺在病榻上已说不出话，只是眼角不断有泪流出，望者无不凄然。身处困厄绝望的陈寅恪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但面对几次被登门的 “革命者”乱拳打倒，心脏病日趋严重几乎瘫痪的唐筼，陈认为爱妻可能将先于自己命赴黄泉，悲凉无助中，夫妻相对而泣。奄奄一息的陈寅恪怜夫人之悲苦，叹命运之不公，心怀无尽的怨愤与痛楚，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曲挽歌《挽晓莹》:

　　涕泣对牛衣，卌载都成肠断史。

　　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1969年5月5日下午，躺在床上气脉已竭的陈寅恪，再次被迫向当权者作口头交代。陈寅恪有“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中”之语，终至泪尽泣血，口不能言方休。延至10月7日晨5时30分，心力衰竭的陈寅恪于凄风苦雨中溘然长逝。

　　一个月后的11月21日，唐筼撒手人寰，追随陈寅恪而去。

　　关于陈寅恪在生命旅程中最后一段时光的生活以及因何致命创伤而死去，当时住在中山大学的梁宗岱夫人甘少苏在回忆录《宗岱和我》中说:“那时候，挨整的人及其家属都特别害怕高音喇叭，一听到高音喇叭声，就战战兢兢，因为红卫兵经常用高音喇叭通知开会，点人出来批斗游行；而出去一次也就是小死一场。历史系一级教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里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就这样，终于给吓死了。”

　　泰山其颓，梁木其坏，哲人其萎。三百年乃得一见的史学大师就此远去。

此前的1964年，陈寅恪在《赠蒋秉南序》中云:“凡历数十年，遭逢世界大战者二，内战更不胜计。其后失明膑足，栖身岭表，已奄奄垂死，将就木矣。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踪前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呜呼！此岂寅恪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又说:“虽然，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纯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此篇泣血滴泪之序文，是陈寅恪生命中的一曲悲歌，是一个文化殉道者的独白，同时也是一位虽九死而不悔的学术老人留给这个世界的一个隐语。

     陈寅恪到底懂多少种文字？

没有博士帽子而以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的身份从容登上讲坛的陈寅恪放洋16年的陈寅恪为何没有博士帽子，他到底懂多少种文字。

陈寅恪登上清华大学讲坛后，立即引起了学界的广泛瞩目，坊间多有羡慕、赞颂追捧者。陈寅恪的侄子陈封雄，也曾好奇又不解地问过陈寅恪：“您在国外留学十几年，为什么没有得个博士学位？”陈答：“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后来，陈封雄半信半疑地向自己的姑夫俞大维提起此事，俞说：“他（寅恪）的想法是对的，所以是大学问家。我在哈佛得了博士学位，但我的学问不如他。” 从俞大维的话中可以看出，陈寅恪放洋的目的真的是为知识而不为世俗名利，为学术而不为学位。或许，这就是鲁迅描写的滕野先生那“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大而言之，是为学术”的精神具体实践吧。那么陈寅恪到底懂多少种文字呢？

由于陈寅恪学问如渊似海，可使沧海涌动，群山移位，外人根本无法得知内在详情。加之陈氏一生对自己的品学极为谦虚慎重，从未炫耀于他人，他到底懂多少种语言文字，直到去世后都未有定论，世间没有一个人能说得清楚，即是他的师友、家属与弟子也莫不如此。

据陈寅恪晚年弟子、中山大学教授胡守为回忆，陈氏在任教中山大学期间，“在他填写的履历表上，'懂何种外语’一栏，只写着'德语’二字。”显然，这是他的自谦之辞。陈寅恪的受业弟子、后在北京大学任教的王永兴言其“具备了阅读藏、蒙、满、日、梵、巴利、波斯、阿拉伯、英、法、德、拉丁、希腊等十三种文字的阅读能力。”据陈寅恪另一个侄子陈封雄回忆说：“1919年他在哈佛大学时开始学习梵文，他的表弟俞大维同时也选修这门课，但是学了半年便畏难而退了（这是俞大维亲口对我说的），先叔却一直继续学了二十多年，当他在清华大学任教时，仍经常到东交民巷向精通梵文的德国教授钢和泰求教。我幼时见过他在书房内朗诵梵文经典拓片。使我亲聆了'梵音’，并问他在念什么咒语，引起他大笑。” 有一次，陈寅恪随便翻了一下侄子封雄中学所用的世界史教科书，此书是根据当时美国出版的教科书编译的，图文并茂，而图片尤为精致。其中一张图片的注释是“刻有巴比伦文的出土碑碣”。陈寅恪见到后立即来了精神，待仔细一看摇头道：“这不是巴比伦文，是突厥文，写书的人用错了图片。”对于此次指出的错误，陈封雄多少年后还能清晰地忆起这位六叔当时那苦笑不得的表情。陈封雄曾对问过他的研究者说：“寅恪叔到底学了多少种文字，我也不清楚。一般说来，他能读懂14种文字，能说4、5国语言，能听懂7、8种语言，是大致不差的。这些成绩基本上是他在36岁以前取得的。”

根据陈寅恪一生治史之“无证不立”的严慎态度，仅凭家属、亲友、弟子的回忆是靠不住的，必须有切实的证据才能令人信服。尽管此类证据难寻，但也决非一点线索未有。一个直接的证据是，“文革”中被红卫兵抄走的陈寅恪当年在国外学习时期的一批珍贵资料，在陈氏去世后陆续归还，其中就有当年的学习笔记若干册。透过那早已发黄的粗劣纸张和纸张上密密麻麻的记载，可以窥知笔记主人在学术征途上历尽的艰难困苦与丰硕收获。曾留学德国十年，后任教于北京大学的季羡林在广州一次会上说：“陈寅恪先生20年代留学德国时写了许多学习笔记，现存六十四本之多，门类繁多，计有藏文、蒙古文、突厥回鹘文、吐火罗文、西夏文、满文、朝鲜文、梵文、巴利文、印地文、俄文等二十二类。从中可以看出先生治学钻研之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各门学科的文献目录，衡之以20年代全世界研究水平，这些目录是十分齐备的。” 季羡林同时讲道，东方古代语言的掌握，主要以比较语言学方法，即用一种文字之佛教经本与其译本相比照，进而探究不同语言之规律与变化。陈寅恪之语言学习与文献阅读是相关联的。例如学梵文，寅恪就专听过梵文金刚经研究课程。

——正是有了如此渊博的学识，他才敢于在大师如林的清华园开讲“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与“梵文—金刚经之研究”两门其他人难以企及的大课，并震动了学术界。后来许多教授都前往听陈寅恪讲课，其中包括清华中文系主任/曾写出过散文名篇《荷塘月色》的朱自清，一代哲学大师/文学院长冯友兰等名流大腕。一时间，陈寅恪声光四射，被称为“教授的教授”与“三百年来仅此一人”（傅斯年语），无人与之匹敌的史学大师。

我看到了陈寅恪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大、清华、南开等大学及其他学术机构开始南迁。12月，已迁往长沙的北大、清华、南开大学撤往昆明，另行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学校当局得令后，分成三路赶赴昆明。在长沙临时大学师生迁往昆明的三条路线中，陈寅恪一家选择了水路。在南下之前，陈寅恪将清华园抢运出的一批私人书籍另行打包邮寄长沙，但直到要离开此地时，邮寄的书籍因交通阻隔尚未收到。眼看师生已走大半，陈氏已顾不得许多，只好携家眷起程。据陈寅恪之女陈流求回忆：“我们离长沙时已经霜冻，经衡阳搭乘长途汽车，途中抛锚，走走停停，夜宿零陵县，入夜米糖开水的叫卖声，提醒我们逃难的路程已由辽阔的华北平原到达祖国富饶的南方了。”接着乘汽车到广西桂林市。广西是唐筼的故乡，其父母早已去世，有些亲属还在桂林工作和居住。这是一座看上去较北方安静的古城，买卖货物使用的是“桂币”，物价尚平稳。陈家住进靠近湖畔的一家旅馆，一面做继续上路的准备，一面在城中拜访唐氏的本家或亲戚。

就在这短暂停留的时刻，胡适的爱徒、时为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助理员、后为著名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的罗尔纲与陈寅恪意外相遇了。许多年后，罗尔纲回忆：当时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与史语所、北大、清华等高校相继南迁，群集于湖南长沙圣经学院。在“圣经学院辽阔的广场上，每天都是人山人海站在路旁无聊地观望。”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代史学大师陈寅恪瘦削的身影在广场上出现了。罗尔纲说：

    一天，在我旁边忽然有人急促地叫道：“这是陈寅恪！这是陈寅恪！”我还没有见过陈先生的风采，正打算追去看，忽然想到这是没有礼貌的，停止了。

    过了两个月，社会科学研究所派我回广西接洽迁桂林，住在环湖酒店。这是个寒冬之夜，约在7时半，听有人叩房门。开了门，原来是陈寅恪先生！对陈寅恪先生光临我这个小小的助理研究员的住所，真是天外飞来的喜讯！

    我恭迎陈先生进来坐定。他说夜到旅馆访友，见住客牌知我住在这里，就来看望，不访朋友了。

    陈先生一坐下来，就说看过我许多考证，接着一篇篇加以评论。他一直坐到11时，旅馆要关门，服务员来通知，我送他出旅馆门口，他才依依不舍告别。这件事，距今57年，如在眼前。我深感荣幸，也极感惊奇。陈先生是研究教导隋唐史和撰著文学考证的。我研究的太平天国和他距离那么远，我又不是他的学生，他为什么这样关心我的著作呢？

    我今天回想起来，使我豁然感到陈寅恪先生胸怀旷达，润物无边。

可以想象的是，在这个异地他乡寒冷的冬夜，一代国学大师陈寅恪与青年才俊罗尔纲的一席交谈，对后者的影响是重大的。罗尔纲后来之所以在学术上能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除了胡适耳提面命、不辞辛苦的栽培扶植，与陈寅恪等前辈大师这种礼贤下士的指导与鼓励自有关联。罗尔纲又说：“我一生最着力的著作是80年代以后10年对《水浒传》原本和著者的研究。罗贯中《水浒传原本》出版，我曾得到新华社的报道，中央电视台的广播，我想如果陈先生得见到，那是多好啊！”可惜的是，陈寅恪没有等到这一天就在“文革”中被折磨而死了。

    周恩来与陈寅恪的一段往事

1922年至1924年，在柏林的中国学子可谓人材荟萃，济济一盛。毕业于北大文科的五四运动学生领袖傅斯年，先入英国伦敦大学就读，后仰慕陈寅恪的声名与德国的学术环境和氛围，由英转德，入柏林大学就读。这个时候云集柏林大学的中国留学生，除陈寅恪和他的表弟俞大维等较有名气者外，傅斯年北大的同学罗家伦、毛子水、何思源等也先后从欧美各地转到柏林求学，同时还有金岳霖、姚从吾、段锡朋、周炳琳、宗白华、曾慕韩等青年学子，另外还有一位为了爱情与自由婚姻，在欧美大洋中来回游移，兴风作浪的徐志摩也赶到柏林就读，形成了一股颇为壮观的中国留学生部落。后来这个群体回国后成为中国近代学术史上耀眼的人物，所释放的能量，对中国近现代学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这一期间，陈寅恪常与几个朋友下午相约去某同学寓所或到康德大道的咖啡馆把酒清谈，酒酣耳热时分，群露激昂之状。俞大维因其醉心德国歌剧，会每用竹筷频作指挥音乐状；陈寅恪则能讲到国家将来政治问题，以及教育、民生等大纲细节一一及到。如民主如何使其适合中国国情现状，教育须从普遍征兵制来训练乡愚大众，民生须尽量开发边地与建设新工业等等。诸生闻听，大感分析透彻，鞭辟入里，对陈氏也更刮目相看。

当此之时，无论是留学西洋还是东洋的中国留学生，各自的想法与求学的兴趣、路数、门径虽有不同，但理想还是大体一致，心中确实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雄心壮志。因了这些雄心壮志的透惑，在德国及欧洲求学的中国学生，除了官费与自费，还有所谓勤工俭学等等五花八门的方式。因而留学人员可谓是鱼龙混杂，各自不安份地在自由的欧洲大陆显着神通。抗战时期，就教于成都燕京大学的陈寅恪对他的研究生石泉说过一则留学时代的趣事：有一天晚上，陈寅恪走进柏林一家华侨开的饭馆，无意中和周恩来与曹谷冰等几人相遇，打过招呼，同在一桌吃饭。由于政见不同，彼此争论起来。周恩来颇为雄辩，曹氏等人都说不过他，于恼羞成怒中放下面包，抡拳便打，顺便把陈寅恪也抡了几拳。周恩来自感力不能敌，与陈寅恪撒腿便跑，情急之中竟误入了老板娘的住房。多亏老板娘此时正在外面张罗客人饭菜，未闹出更大的乱子。周与陈二人急忙把门关上，并用肩膀拼命抵住，任凭外面如何叫阵捶打，就是置之不理，直到曹氏等人自感无趣退走后方才出来。为此，陈寅恪曾笑着对石泉说道：“没想到他们竟把我也当作了共产党，其实我那天什么也没有讲，只听他们辩论。”   

    此段轶闻，陈寅恪也只是当作一个笑话偶尔说起，未有炫耀之意。当国共两党在内战炮火中彻底翻盘，共产党坐了江山，周恩来官至一国总理时，任教于广州中山大学的陈寅恪再也没有提起这件陈年旧事。其理与他当年留日时与鲁迅同在宏文学院就读并有过密切交往，而后来不再提及一样，怕被别人误认自己“谬托知己”（鲁迅《致韦素园君》，但当“文革”爆发，陈寅恪落难岭南之际，周恩来总理曾经对广州中山大学串联进京的造反派们说过“陈寅恪教授还是善于古为今用的”等话，意在对陈氏给予保护。此点除了周“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外，“小而言之”，不能不说与在德国期间与陈寅恪的交往有些关系——尽管在饭桌上陈寅恪什么也没有说。

王国维

-----“五星聚奎”、清华五大导师之一

王国维（1877年—1927年），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汉族，浙江海宁盐官镇人。清末秀才。我国近现代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考古学等各方面成就卓著的学术巨子，国学大师。

生平简述

　　王国维与徐志摩、穆旦、金庸等人是同乡。

　　王国维世代清寒，幼年为中秀才苦读。早年屡应乡试不中，遂于戊戌风气变化之际弃绝科举。二十二岁起，他至上海《时务报》馆充书记校对。利用公余，他到罗振玉办的“东文学社”研习外交与西方近代科学，结识主持人罗振玉，并在罗振玉资助下于1901年赴日本留学。

　　1902年王国维因病从日本归国。后又在罗振玉推荐下执教于南通、江苏师范学校，讲授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复埋头文学研究，开始其“独学”阶段。1906年随罗振玉入京，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韵等。其间，著有《人间词话》等名著。

　　1911年辛亥革命后，王国维携生平著述3种。眷随儿女亲家罗振玉逃居日本京都，从此以前清遗民处世。其时，在学术上穷究于甲骨文、金文、汉简等研究。1916年，应上海著名犹太富商哈同之聘，返沪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并继续从事甲骨文、考古学研究。1922年受聘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翌年，由蒙古贵族、大学士升允举荐，与罗振玉、杨宗羲、袁励准等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食五品禄。1924，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王国维引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因阻于家人而未果。

　　1925年，王国维受聘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教授古史新证、尚书、说文等，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李济被称为“五星聚奎”的清华五大导师，桃李门生、私淑弟子遍充几代中国史学界。

　　1927年6月，国民革命军北上时，王国维留下“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的遗书，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在其50岁人生学术鼎盛之际，为国学史留下了最具悲剧色彩的“谜案”。但也因此被后来的共产党激进派所唾弃，在主流文化之外。

　　1927年的初夏，阴历五月初三，想不开的王国维，转了两圈，看看周遭无人，一头栽进颐和园昆明湖。

　　那时，颐和园门票巨贵，要大洋一元，因而游人甚少，待救起，已断气。毛泽东有诗云，“莫笑昆明池水浅”，那里的水并不深，王跳进去，便一头扎到底。事实上并非溺毙，而是被湖底的淤泥朽草，塞满七窍，窒息而死。

　　呜呼，一代学人，草草一生，就这样于污泥浊水中逝去，时年五十一岁。从他身上，翻出一纸遗书，上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等字样。有人说，他这个“辱”，为死殉清廷，效忠逊帝；也有人说，他这个“辱”，与他亲家罗振玉有些什么纠葛。但不管什么缘由，当时及后来，咸认为不值得。

主要成就、历史地位

　　作为中国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从事文史哲学数十载，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又是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确立了较系统的近代标准和方法。这位集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考古学家、词学家、金石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于一身的学者，生平著述62种，批校的古籍逾200种。（收入其《遗书》的有42种，以《观堂集林》最为著名。） 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梁启超赞其“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而郭沫若先生则评价他“留给我们的是他知识的产物，那好像一座崔嵬的楼阁，在几千年的旧学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王国维生平年表

　　1877年，丁丑，光绪三年

　　12月3日（旧历十月二十九日）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州城（今海宁市盐官镇）双仁巷旧宅。初名国桢，后改国维，字静庵（安），又字伯隅，号人间、礼堂、观堂、永观、东海愚公等。海宁王氏乃当地书香世家。

　　1886年，丙戌，光绪十二年，十岁。

　　全家迁居城内西南隅周家兜新宅，此处后成为王国维故居纪念馆。少年时代即被誉为"海宁四才子"之一。

　　1892年，壬辰，光绪十八年，十六岁。

　　7月入州学，参加海宁州岁试，以第二十一名中秀才。

　　1893年，癸巳，光绪十九年，十七岁。

　　3月赴省城杭州应乡试不中，肄业于杭州崇文书院。

　　1894年，甲午，光绪二十年，十八岁。

　　中日甲午战起，清军战败，极为震动。始知世有"新学"。

　　1895年，乙未，光绪二十一年，十九岁。

　　11月与莫氏成婚。

　　1897年，丁酉，光绪二十三年，二十一岁。

　　9月赴杭州再次参加乡试，不中。从1895年至此，撰成《咏史》诗二十首。1928年始发表于《学衡》第66期，吴宓称之"分咏中国全史，议论新奇正大"。年底，与同乡张英甫等谋创海宁师范学堂，并上呈筹款缘由，未果。

　　1898年，戊戌，光绪二十四年，二十二岁。

　　2月，至上海任《时务报》书记。此举为其一生行事之始。26日罗振玉等创办的东文学社开课后，王氏入学学习，受业于藤田丰八等，渐为罗振玉所知。7月因患脚气病，回籍治疗。10月返沪，《时务报》因戊戌变法失败而遭关闭，罗振玉引之入东文学社，负责庶务，免缴学费，半工半读。是年，撰《曲品新传奇品跋》、《杂诗》三首。

　　1899年，己亥，光绪二十五年，二十三岁。

　　春，东文学社迁至江南制造局前之桂墅里，王氏学监，其与同学关系不洽，旋免职，但薪俸照拿。学社除日文外，始兼授英文及数理化各科。王氏攻读甚勤。从日本教员田冈文集中，始知汗德（即康德）、叔本华，并萌研治西洋哲学之念。是年，河南安阳小屯发现殷商甲骨文。代罗振玉为日人那珂通世所撰、东文学社影印之《支那通史》撰序、为日人桑原隲骘藏《东洋史要》撰序。

　　1900年，庚子，光绪二十六年，二十四岁。

　　夏，庚子事变发生，东文学社因之而提前让学生毕业，秋即停办。王氏毕业返里，自习英文。秋，返沪，罗振玉请其译编《农学报》，自谓译才不如沈纮而荐其任之，自己则协助译日本农事指导。秋，罗振玉应张之洞之邀，至武昌任农务局总理兼农校监督，不久，召王国维等同至，任武昌农校日籍教员翻译。年底，由罗氏资助，东渡日本东京物理学校习数理。是年撰《〈欧罗巴通史〉序》，译《势力不灭论》（The Theorg of The Conservation of Energy）、《农事会要》。

　　1901年，辛丑，光绪二十七年，二十五岁。

　　春，在日本东京物理学校留学，夏归国，协助罗振玉编《教育世界》杂志，此后，其哲学及文学方面的撰述常刊载于此。是年，撰《崇正讲舍碑记略》，译《教育学》、《算术条目及教授法》。

　　1902年，壬寅，光绪二十八年，二十六岁。

　　春，始读社会学、心理学、论理学（即逻辑学）、哲学等书，尤关注人生问题。夏，张謇在通州（今南通市）创办通州师范学堂，欲聘一心理学、哲学、伦理学教员。经罗振玉推荐，王国维应其一年之聘。是年译《教育学教科书》。

　　1903年，癸卯，光绪二十九年，二十七岁。

　　3月，应聘至通州师范学堂任教，通读叔本华、康德之书。《铁云藏龟》影印刊行。是年撰《哲学辨惑》、《论教育之宗旨》、《叔本华像赞》、《汗德像赞》。译《西洋论理学史要》。

　　1904年，甲辰，光绪三十年，二十八岁。

　　代罗振玉为《教育世界》主编，进行刊物改革。8月，罗振玉在苏州创办江苏师范学堂，自任监督，藤田丰八为总教习，王国维来校任教。仍钻研叔本华思想，并深受其影响。是年撰《孔子之美育主义》、《就伦理学上之二元论》（后易名为《论性》）、《尼采之教育观》、《叔本华之遗传说》、《教育偶感二则》、《汗德之哲学说》、《汗德像赞》、《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国朝汉学派戴阮二家之哲学说》、《红楼梦评论》、《书叔本华遗传说后》、《叔本华与尼采》、《释理》。

　　1905年，乙巳，光绪三十一年，二十九岁。

　　致力于研读康德学说。9月，汇编甲辰(1904)年以来刊于《教育世界》之文十二篇，为《静庵文集》。附古今体诗五十首，名《静庵诗稿》。11月，随罗振玉辞职，赋闲家中。是年撰《周秦诸子之名学》、《子思之学说》、《孟子之学说》、《荀子之学说》、《论近年之学术界》、《论新学语之输入》、《论哲学家及美术家之天职》、《论平凡之教育主义》、《静庵文集自序》。  　1906年，丙午，光绪三十二年，三十岁。

　　春，随罗振玉进京，暂住罗家。4月，集数年间（1904-1906）所填词61阙成《人间词甲稿》刊行。8月，其父王乃誉病故，奔丧归里，并为之守制。是年撰《教育小言十二则》、

　　《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教育家之希尔列尔（即席勒）传》、《德国哲学大家汗德传》、《墨子之学说》、《老子之学说》、《汗德之伦理学及宗教论》、《原命》、《去毒篇（鸦片烟之根本治疗法及将来教育上之注意）》、《孟子之伦理思想一斑》、《列子之学说》、《纪言》、《论普及教育之根本办法（条陈学部）》、《教育小言十则》、《文学小言十七则》、《屈子文学之精神》。

　　1907年，丁未，光绪三十三年，三十一岁。

　　4月，自海宁返京，住罗家。不久，经罗振玉引荐，得识学部尚书兼军机大臣荣禄，甚为其赏识，未几，得在学部总务司行走，任学部图书编译局编译，主编译及审定教科书等事。6月发表《三十自序二》，言其由哲学转向文学，并有志于戏曲之研究，这标志着他学术研究的一次转折。7、8月，因其夫人莫氏病亡而归省，事毕即返京。11月，汇集1906年5月至1907年10月间所填词43阙，成《人间词乙稿》。是年撰《教育小言十三则》、《人间嗜好之研究》、《三十自序一、二》、《论小学校唱歌科之材料》、《教育小言十则》、《书辜氏汤生英译〈中庸〉后》、《孔子之学说》。

　　1908年，戊申，光绪三十四年，三十二岁。

　　1、2月间，太夫人病故，奔丧返里。3月，与继室潘夫人完婚。5月，校《片玉词》。4月，携眷北上返京，赁屋于宣武门内新帘子胡同。7月，辑《唐五代二十家词辑》二十卷，对每家词数及其出处，均以按语说明。又辑《南唐二主词》。8月，撰《词录》及《词录序例》，搜集词目，自宋迄元，存佚并录，且作考订。撰《〈词林万选〉跋》。9月，辑《曲录》初稿二卷，为其研究戏曲史提供了材料。10月，译著《辨学》（即逻辑学）一书刊出。11月，在《国粹学报》刊出《人间词话》前21则，提出"境界"说。手录明抄本《录鬼薄》，并作《跋》。作《古代名家画册叙》（1909年刊行时易名为《中国名画集》）。12月，撰《曲品新传奇品跋》。

　　1909年，己酉，宣统元年，三十三岁。

　　1月，撰《罗懋登注拜月亭跋》，《国粹学报》第49期刊《人间词话》第23-39则。2月，《国粹学报》第50期刊登《人间词话》第40-64则。3月作《雍熙乐府跋》。3、4月间，前后作《〈梅苑〉跋》、辑校《聊复集》并作《跋》、《〈碧鸡漫志〉跋》、《〈蜕岩词〉跋》。4、5月间，作《〈赤城词〉跋》、《南唐二主词补遗及校勘记》、《〈宁极斋乐府〉跋》、《〈欧梦词〉跋》、《〈花溪志〉跋》。6月，辑《后村别词补遗》一卷，并作《跋》；又校《后村别词》，并作《校记》。又作《〈乐章集〉跋》。修订《曲录》成六卷，又成《戏曲考源》一卷、《跋吴起敌秦挂帅印杂居》。7月，校《寿域词》，作校记、跋。9月，校《石林词》，从《梅苑》中录得《孤雁儿》并序，补入《漱玉词》，并对原附《易安居士事辑》之讹进行辨误。10月，校补《放翁词》，28日，与罗振玉、蒋黼、董康访法人伯希和（Pelliot）。29日，学部奏设编定名词馆，严复任总纂，王国维任名词馆协修。又校《片玉集》，并作跋。11月，辑《优语录》一卷，搜集唐宋滑稽戏五十则，作《宋大曲考》、《录曲余谈》、《曲调源流表》。

　　1910年，庚戌，宣统二年，三十四岁。

　　2月，校《录鬼簿》。录《能改斋漫录》记杜安世一则，作《寿域词》补跋。3月，读《元曲选》，并以《雍熙乐府》校之，作《〈元曲选〉跋》。5月，所译《教育心理学》由学部图书编译局排印出版。6月译作《世界图书馆小史》始陆续刊出。9月，作《〈续墨客挥犀〉跋》、《盛明杂剧跋》、《录鬼簿》补跋。将已刊《人间词话》64则进行修订，并加附记（此稿由俞平伯于1925年标点，次年朴社出版。此为此书最早之单行本）。12月，草《清真先生遗事》、《古剧脚色考》。

　　1911年，辛亥，宣统三年，三十五岁。

　　1月，为《百川学海》本《晁氏客语》题跋。2月，为罗振玉创办之《国学丛刊》作《序》，提出"学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校《梦溪笔谈》、《容斋随笔》，3月，校《酒边集》、《宾退录》，并分别作跋。校《大唐六典》，并作跋。春，撰《隋唐兵符图录附说》，此为其治古器物学之始（1917年又订正之，成《隋虎符跋》、《伪周二虎符跋》）。7月，见唐写本《太公家教》，作跋将近几年所作校书题跋集成《庚辛之间读书记》，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12月，罗振玉、王国维各率全家避居日本，居京都田中村，侨居日本达五年之久。从此，其治学转而专攻经史小学。

　　1912年，壬子，民国元年，三十六岁。

　　罗振玉藏书运抵日本，存京都大学，王国维与其一同整理，并与日本学者相过从，专攻古史。春，草《简牍检署考》，夏，作《双溪诗余跋》。9月，撰成《古剧脚色考》，10月，《简牍检署考》撰成定稿。

　　1913年，癸丑，民国2年，三十七岁。

　　1月，撰成《宋元戏曲考》，并作序（后易名为《宋元戏曲史》）。春，撰《宋椠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跋》。5月，集1912年和1913年所作诗成《壬癸集》，着手草《明堂寝庙通考》。作《译本琵琶记序》。8、9月间，撰《释币》（原名《布帛通考》）、《唐写本兔园册府残卷跋》。9月辑《齐鲁封泥集存》，并作序。10、11月间，撰《秦郡考》、《汉郡考》（上、下），又草《两汉魏晋乡亭考》二卷（稿本）。

　　1914年，甲寅，民国3年，三十八岁。

　　2月，与罗振玉合撰《流沙坠简》，并为之作序，此为近代关于西北古地理的第一篇著作。4月又作《流沙坠简后序》，又成《补遗》一卷，附于书后。6月，代罗振玉撰《国学丛刊序》（后易名为《雪堂丛刊》）。草《宋代金文著录表》，并作序。7月，读潘祖荫《攀古楼彝器款识》，并作跋。9月，撰《国朝金文著录表》六卷，并作序。10月，为罗振玉校写《历代符牌图录》、《蒿里遗珍》、《四朝钞币图录》。岁末，为罗振玉撰《殷虚书契考释》校写，并作序和后序。是年又作《邸阁考》。

　　1915年，乙卯，民国4年，三十九岁。

　　2月，撰《殷虚书契前编》，一、二卷释文，作《洛诰解》。3月，写成《鬼方昆夷〈犭严〉狁考》（初名《古代外族考》）。中旬，携眷返国扫墓，4月13日罗振玉亦归国扫墓，二人会于上海。中旬，经罗振玉介绍与沈曾植相识于上海，多有往还，商磋古音韵之学。下旬，携长子随罗振玉往日本。撰《不期敦盖铭考释》、《三代地理小记》，其下包括《自契至于成汤八迁》、《说商》、《说毫》等数篇。8月，撰成《胡服考》。10月撰《元刊杂剧三十种序录》，又撰《古礼器略说》，其总题下分《说俎》、《说盉》等数篇。11月，作《与林浩卿博士论洛诰书》，12月，撰《生霸死霸考》。

　　1916年，丙辰，民国5年，四十岁。

　　1月，作《再与林博士论洛诰书》。决定春节后返国，《国学丛刊》停刊。王国维认为其寓居日本期间，乃"成书之多，为一生冠"。2月，携长子回国，至上海，应哈同之聘，主持《学术丛编》。3月，撰成《史籀篇疏证》及序、《流沙坠简考释补证》及序、《周书·顾命考》及序、《国学丛编序》。4月，撰《殷礼征文》、《释史》、《乐诗考略》（含《释乐次》、《周大武乐章考》、《说勺舞象舞》、《说周颂》、《说商颂》。《汉以后的传周乐考》），草《毛公鼎考释》。5月，作《大元马政记跋》，校《水经注》，《毛公鼎考释》定稿，并作序。下旬，始草《魏石经考》。8月中旬，酝酿作《汉魏博士考》。9月，《魏石经考》、《汉魏博士考》写定。10月，撰《周书·顾命后考》及序，重订《汉魏博士考》成三卷。11月，撰《汉代古文考》、《彊村校词图序》、《元秘书监志跋》、《隋志跋》。12月，草《尔雅草木虫鱼鸟兽释例》。

　　1917年，丁巳，民国6年，四十一岁。

　　1月下旬，受罗振玉招至日本，2月归国，始草《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3月成《太史公年谱》，并酝酿《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及序。4月，返海宁扫墓。5月，撰《古要竹书纪年辑校》，并作《自序》，又撰《殷文存序》、《乡饮礼席次图》。6月，撰《今本竹书纪年疏证》及序，编就《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及序，作《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考释》、《释旬》、《释昱》。7月1日，张勋复辟。撰《周代金石文韵读》、《唐韵别考》。8月作《南越黄肠木刻字跋》、《玉溪生诗年谱会笺序》。9月，草成《殷周制度论》、《商三勾兵跋》、《〈汉书艺文志举例〉后序》、《〈周代金石文韵读〉序》。入秋，检古书古器物，题跋甚多，如《楚公钟跋》、《书论语郑氏注残卷后》、《唐尺考》、《裴岑纪功刻石跋》等。10月，撰《韵学余说》、《江氏音学跋》、《五声说》。11月，汇集近年间所撰文，成《永观堂海内外杂文》。12月，撰成《古本尚书孔氏传汇校》（稿本），据《唐语林》以校《封氏闻见记》。

　　1918年，戊午，民国7年，四十二岁。

　　1月，校《尚书孔传》、《方言》等。去年底，北京大学蔡元培托马衡与王国维联系，欲聘其往北大任教。经与罗振玉商量，今拒绝之。自本年起，任"仓圣明智大?quot;经学教授，并撰《经学概论讲义》。2月，校《净土三部经音义》。3月以大徐《说文》音校《唐韵》反切，乃拟重订《唐韵校记》，4月校《一切经音义》，并作跋。6月，校陈辑本《苍颉篇》，抄毕并校定《唐写本唐韵残卷校记》，并附录《唐韵佚文》，作《匈奴相邦印跋》。7月，为罗振玉《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作序。再次辞谢北京大学邀任教授之聘。9月，作《释环玦》、《释珏释朋》、《释礼》、《重辑苍颉篇》及自序、《释由》。是月，日本京都大学教授欲延其赴校任教，为其婉辞。10月，撰《校松江本急就篇》及序。11月草《随庵吉金图序》。12月，改定前所撰《唐韵别考》、《音学余说》，合为《续声韵考》，以补戴氏《声韵考》。

　　1919年，己未，民国8年，四十三岁。

　　1月，撰《书郭注方言后》（一、二、三）、《书尔雅郭注后》。2月，撰成《书契后编》上卷释文、《齐侯二壶跋》。3月，校阅《徐俟斋先生年谱》，作《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4月，罗振玉携眷归国，与王国维会于上海。伯希和在上海与罗、王会见，商谈学术。校《一切经音义》，并作跋。7月，作《唐写本老子化胡经残卷跋》、《音学五书跋》。8月，作《九姓回鹘可汗碑跋》、《重校定和林金石录》、《九姓回鹘可汗碑图记》、《摩尼教流行中国考》、《敦煌石室碎金跋尾》（含《唐写本残职官书跋》）等十数篇跋，均为日人狩野直喜寄来其游欧时所录英国伦敦博物馆所藏敦煌残卷而作。9月，撰《西胡考》（上、下）及《续考》、《西域井渠考》、《曹夫人绘观音菩萨像跋》、《于阗公主供养地藏王菩萨画像跋》等。10月，为乌程蒋汝藻编撰其藏书志。是秋，因脚气病发作，赴天津罗振玉处养病，11月初始返沪，并接受《浙江通志》聘约，与张尔田共同负责寓贤、掌故、杂记、仙释、封爵五门的撰述，并似作《宋元浙本考》。作《高昌宁朔将军麴斌造寺碑跋》、《书虞道园高昌王世勋碑后》、《重辑仓颉篇自序》。

　　1920年，庚申，民国9年，四十四岁。

　　本年继续为蒋氏编藏书志，并校阅多种古籍，并作《天宝韵英陈廷坚韵英张戬考声切韵玄武之韵铨分部考》、《周玉刀考》、《顾刻广韵跋》、《某君像赞》、《徐母太囗人像赞》、《敦煌发现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残宋本三国志跋》、《魏曹望憘造象跋》、《影宋本孟子音义跋》、《日本宽永本〈孔子家语〉跋》。

　　1921年，辛酉，民国10年，四十五岁。

　　年初，马衡受北京大学委托，再次来书邀王国维出任北大文科教授，为其所拒。继续为蒋编藏书。春，作《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一、二）。5月，将数年间所写经史论文，删繁挹华，集成《观堂集林》二十卷，由乌程蒋氏出资刊行。9月，去年撰述之《西胡考》刊出，12月，撰《唐写本切韵残卷跋》。

　　1922年，壬戌，民国八年，四十六岁。

　　年初，王国维允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通讯导师，以"无事而食，深所不安"，未受酬金。1月，作《宋刊后汉书郡国志残叶跋》、《兮甲盘跋》、《汉南吕编磬跋》等。2月，北京大学马衡集资影印王国维于上年所辑之《唐写本切韵残卷三种》。3月，撰《两淅古刊本考》及序，并校《水经注》。5月，顾颉刚来访，后多有书信往还问业。8月，草成《五代两宋监本考》，为乌程蒋氏撰《传书堂记》。致书马衡，询以研究科章程、研究生人数、研究项目等事。为罗振玉撰《库书楼记》。12月，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拟就《研究发题》寄沈兼士。不久，又致书马衡，建议大学开设"满蒙藏文讲座"并建议遣送有史学根基者出国深造。致书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何之兼等同学，条陈所询事宜，是年校阅《蒙古秘史》、《龙龛手鉴》。

　　1923年，癸亥，民国12年，四十七岁。

　　2月，为南陵徐氏所藏古器拓本作跋数则，如《刺鼎跋》、《父乙卣跋》等，撰《肃忠亲王神道碑》。寒假，仓圣明智大学解散，王国维所任《学术丛刊》编辑及该校教授至此结束。2月下旬一度返海宁故里。作《商鞅量跋》、《高邮王怀祖先生训诂音韵书稿叙录》、《秦公敦跋》。4月16日，受命任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为乌程蒋氏编藏书志基本结束，历时近四载，编成经、史、子三部，集部至元末，明则为草稿。5月离沪取海道北上入京，6月1日，觐见溥仪。7月初，撰《殷虚书契考释序》，同时，始校《淮南鸿烈》，历时三月余。7月，作《梁伯戈跋》、《颂壶跋》、《唐贤力宓伽公主墓志跋》，校《抱朴子》。始草《魏石经续考》。夏曾至天津罗振玉处消夏。11月，受溥仪命，清理景阳宫等处藏书，作《肃霜涤汤说》、《明钞本北磵集跋》。12月初，《观堂集林》二十卷样本印成，文二百篇，诗67首。

　　1924年，甲子，民国13年，四十八岁。

　　3月，法人伯希和寄来《秦妇吟》全卷影印本，取与另本相校，作《唐写本韦庄秦妇吟又跋》，撰《论政学疏》，作《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4月，与蒋汝藻书，言及北京大学友人欲请其出任国学门研究室主任，而自己不愿就任。5月，撰成《明内阁藏书目录跋》、《散氏盘考释》及跋。6月，作《金文编序》、《吴王夫差监跋》。9月，罗振玉入直南斋，至京，住王国维家，后又与罗氏共检理内府藏书。近年，与胡适往还书信，商讨学问。11月，冯玉祥部"逼宫"，命溥仪迁出紫禁城。王国维随驾前后，并因此而?quot;艰难困辱，仅而不死"之言。

　　1925年，乙丑，民国14年，四十九岁。

　　2月，清华委任吴宓筹办研究院，并拟聘王国维为导师。王国维在请示溥仪后就任。此后治学转入西北地理及元史。4月18日，移居清华园之西院。研究院同时还聘请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为教授。世称"清华四大教授"。另，聘李济为讲师。4月23日梁启超到校，6月12日，赵元任到校，住清华园之南院。7月，清华国学研究院录取新生，正取30名，备取2名。暑期，应学生会邀请向留校学生讲演《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发现之学问》。9月8日，清华国学研究院举办第一次教务会议，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李济到会。会上公布各教授普通演讲的讲题（即所开课程）与指导研究学科的范围。王国维任经史小学导师，普通演讲讲题有：古史新证，每周1小时；《尚书》，每周2小时；《说文》练习，每周1小时，指导学生研究范围有：《尚书》本经之比较研究（含句法比较、成语比较、助词比较），《诗》中状词研究（含单字、连绵字、双字、双声字、叠韵字、其余），左礼器之研究，《说文》部首之研究，卜辞及金文中地名或制度之研究，诸史中外国传之研究，元史中蒙古色目人名之划一研究，慧琳《一切经音义》之反切与切韵反切之比较研究。9月14日，国学研究院普通演讲正式开始，王国维讲《古史新证》。10月15日，加授《尚书》课程。是月，草《鞑靼考》及年表，《元朝秘史地名索引》。11月，撰《蒙文元朝秘史跋》。

　　1926年，丙寅，民国15年，五十岁。

　　2月，撰《黑鞑事跋》，校阅《亲征录》。21日，赴天津，为溥仪祝寿。4月，撰《圣武亲征录校注序》，26日，清华批准印其丛书，即《蒙古史料四种校注》，发表《耶律文正年谱余记》、《黑鞑事略序》。5月，写定《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及序，刊出《圣武亲征录校序》。6月发表《鞑靼考》、《长春真人西游记注序》。7月26日，为燕京大学校讲演《中国历代之尺度》。9月上旬，研究院新学年开学，王国维每周讲演《仪礼》2小时，《说文》1小时；指导研究学科范围为：（1）经学（含《书》、《礼》、《诗》）；（2）小学（含训诂、古文字学、古音韵学）；（3）上古史；（4）金石学；（5）中国文学。10月，因其长子病逝，与罗振玉发生误会。撰成《桐乡徐氏印谱序》。11月下旬，为北京大学历史学会讲演《宋代之金石学》。

　　1927年，丁卯，民国16年，五十一岁。

　　1月，撰成《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2月，撰《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3月，撰《金长城考》（后易名为《金壕界考》）、《水经注笺跋》。4月，编撰《清华学校研究院讲义》。5月12日，出席清华史学会成立会，并致辞。6月1日，国学研究院第二班毕业，中午，参加研究院师生叙别会，午后访陈寅恪先生。6月2日上午，告别清华园，到颐和园内的鱼藻轩前，自沉于昆明湖。在其内衣口袋内发现遗书，（背面书"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云：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敛，即行藁葬于清华园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

　　6月3日，入殓，停灵于成府街之刚秉庙，7日，罗振玉来京为其经营丧事，16日举办悼祭。8月14日，安丧于清华园东二里许西柳村七间房之原。1928年6月3日，王国维逝世一周年忌日，清华立《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碑文由陈寅恪撰，林志钧书丹，马衡篆额，梁思成设计。碑铭云：

　　海宁王先生自沉后二年，清华研究院同人咸怀思不能自已。其弟子受先生之陶冶煦育者有年，尤思有以永其念。佥曰：宜铭之贞珉，以昭示于无竟，因以刻石之词命寅恪。数辞不获已，谨举先生之志事，以普告失下后世。其词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是年，编成《海宁王忠悫公遗书》四集，1940年由赵万里、王国华合编之《王静安先生遗书》刊行，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据此刊本影印，名为《王国维遗书》，1984年中华书局始出版《王国维全集》，但仅出《书信》一册。在台湾，1976年大通书局影行《王国维先生全集》，为目前收罗最为完备之本。

王国维词选

　　读史

　　挥戈大启汉山河，武帝雄才世讵多。

　　轻骑今朝绝大漠，楼川明日下洋河。

　　浣 溪 纱

　　草偃云低渐合围，雕弓声急马如飞。笑呼从骑载禽归。

　　万事不如身手好，一生须惜少年时，哪能白首下书帷。

　　天末同云暗四垂，失行孤雁逆风飞。江湖廖落尔安归？

　　陌上金丸看落羽，闺中素手试调醯。今朝欢宴胜平时。

　　路转峰回出画塘，一山枫叶背残阳。看来浑不似秋光。

　　隔座听歌人似玉。六街归骑月如霜。客中行乐只寻常。

　　霜落千林木叶丹，远山如在有无间。经秋何事亦孱颜。

　　且向田家拚泥饮，聊从卜肆憩征鞍。只应游戏在尘寰。

　　月底栖鸦当叶看，推窗跕跕坠枝间。霜高风定独凭栏。

　　觅句心肝终复在，掩书涕泪苦无端。可怜衣带为谁宽。

　　山寺微茫背夕曛，鸟飞不到半山昏。上方孤磬定行云。

　　试上高峰窥皓月，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

　　昨夜新看北固山，今朝又上广陵船。金焦在眼苦难攀。

　　猛雨自随汀雁落，湿云常与暮鸦寒。人天相对作愁颜。

　　夜永衾寒梦不成，当轩减尽半天星。带霜宫阙日初升。

　　客里欢娱和睡减，年来哀乐与词增。更缘何物遣孤灯。

　　画舫离筵乐未停，潇潇暮雨阖闾城。那堪还向曲中听。

　　只恨当时形影密，不关今日别离轻。梦回酒醒忆平生。

　　才过苕溪又云溪，短松疏竹媚朝辉。去年此际远人归。

　　烧后更无千里草，雾中不隔万家鸡。风光浑异去年时。

　　曾识卢家玳瑁梁，觅巢新燕屡回翔。不堪重问郁金堂。

　　今雨相看非旧雨，故乡罕乐况他乡。人间何地著疏狂。

　　舟逐清溪弯复弯。垂杨开处见青山。毵毵绿发覆烟鬟。

　　夹岸莺花迟日里，归船箫鼓夕阳间。一生难得是清闲。

　　七月西风动地吹，黄埃和叶满城飞。征人一日换缁衣。

　　金马岂真堪避世，海鸥应是未忘机。故人今有问归期。

　　城郭秋生一夜凉，独骑瘦马傍宫墙。参差霜阙带朝阳。

　　旋解冻痕生绿雾，倒涵高树作金光。人间夜色尚苍苍。

　　乍向西郊斗草过，药栏红日尚婆娑。一春只遣睡消磨。

　　发为沉酣从委枕，脸缘微笑暂生涡。这回好梦莫惊他。

　　似水轻纱不隔香，金波初转小回廊。离离从菊已深黄。

　　尽撤华灯招素月，更缘人面发花光。人间何处有严霜。

　　花影闲窗压几重，连环新解玉玲珑。日长无事等匆匆。

　　静听斑骓深巷里，坐看飞鸟镜屏中。乍梳云髻那时松。

　　爱棹扁舟傍岸行，红妆素蓞斗轻盈。脸边舷外晚霞明。

　　为惜花香停短棹，戏窥鬓影拨流萍。玉钗斜立小蜻蜓。

　　六郡良家最少年，戎装骏马照山川。闲抛金弹落飞鸢。

　　何处高楼无可醉，谁家红袖不相怜？人间那信有华颠。

　　掩卷平生有百端，饱更忧患转冥顽。偶听啼鴂怨春残。

　　坐觉无何消白日，更缘随例弄丹铅。闲愁无分况清欢。

　　漫作年时别泪看，西窗蜡炬尚泛澜。不堪重梦十年间。

　　斗柄又垂天直北，官书坐会岁将阑。更无人解忆长安。

　　本事新词定有无，斜行小草字模糊。灯前肠断为谁书？

　　隐几窥君新制作，背灯数妾旧欢娱。区区情事总难符。

　　已落芙蓉并叶凋，半枯萧艾过墙高。日斜孤馆易魂销。

　　坐觉清秋归荡荡，眼看白日去昭昭。人间争度渐长宵。

　　点 绛 唇

　　屏却相思，近来知道都无益。不成抛掷，梦里终相觅。

　　醒后楼台，与梦俱明灭。西窗白，纷纷凉月，一院丁香雪。

　　厚地高天，侧身颇觉平生左，小斋如舸，自许回旋可。

　　聊复浮尘，得此须臾我。乾坤大，霜林独坐，红叶纷纷堕。

　　高峡流云，人随飞鸟穿云去。数峰著雨。相对青无语。

　　岭上金光，岭下苍烟冱。人间曙。疏林平楚。历历来时路。

　　暗里追凉，扁舟径掠垂杨过。湿萤火大。一一风前堕。

　　坐觉西南，紫电排云破。严城锁。高歌无和。万舫沉沉卧。

　　波逐流云，棹歌袅袅凌波去。数声和橹。远入蒹葭浦。

　　落日中流，几点闲鸥鹭。低飞处。菰蒲无数。瑟瑟风前语。

　　采 桑 子

　　高城鼓动兰釭灺，睡也还醒。醉也还醒。忽听孤鸿三两声。

　　人生只似风前絮，欢也零星。悲也零星。都作连江点点萍。

　　减字木兰花

　　皋兰被径，月底栏干闲独凭。修竹娟娟，风里时闻响佩环。

　　蓦然深省，起踏中庭千个影。依尽人间，一梦钧天只惘然。

　　乱山四倚，人马崎岖行井底。路逐峰旋，斜日杏花明一山。

　　销沉就里，终古兴亡离别意。依旧年年，迤逦骡网度上关。

　　卜 算 子

　　水 仙

　　罗袜悄无尘，金屋浑难贮。月底溪边一晌看，便恐凌波去。

　　独自惜幽芳，不敢矜迟暮。却笑孤山万树梅，狼藉花如许。

　　好 事 近

　　夜起倚危楼，楼角玉绳低亚。唯有月明霜冷，浸万家鸳瓦。

人间何苦又悲秋，正是伤春罢。却向春风亭畔，数梧桐叶下。　

愁展翠罗衾，半是余温半泪。不辨坠欢新恨，是人间滋味。   　

几年相守郁金堂，草草浑闲事。独向西风林下，望红尘一骑。　　

南 歌 子

　　又是乌西匿，初看雁北翔。好与报檀郎：春来宵渐短，莫思量。

　　谒 金 门

　　孤檠侧，诉尽十年踪迹。残夜银釭无气力，绿窗寒恻恻。

　　落叶瑶阶狼藉，高树露华凝碧。露点声疏人语密，旧欢远处觅。

　　菩 萨 蛮

　　高楼直挽银河住，当时曾笑牵牛处。今夕渡河津，牵牛应笑人。

　　桐梢垂露脚，梢上惊鸟掠。灯焰不成青，绿窗纱半明。

　　红楼遥隔廉纤雨，沉沉暝色笼高树。树影到侬窗，君家灯火光。

　　风枝和影弄，似妾西窗梦。梦醒即天涯，打窗闻落花。

　　玉盘寸断葱芽嫩，鸾刀细割羊肩进。不敢厌腥臊，缘君亲手调。

　　红炉頳素面，醉把貂裘缓。归路有余狂，天街宵踏霜。

　　西风水上摇征梦，舟轻不碍孤帆重。江阔树冥冥，荒鸡叫雾醒。

　　舟穿妆阁底，楼上佳人起。蓦入欲通辞，数声柔舻枝。

　　回廊小立秋将半，婆娑树影当阶乱。高树是东家，月华笼露华。

　　碧阑干十二，都作回肠字。独有倚阑人，断肠君不知。

　　阮 郎 归

　　女贞花白草迷离，江南梅雨时。阴阴帘幙万家垂。穿帘双燕飞。

　　朱阁外，碧窗西。行人一舸归。清溪转处柳阴低。当窗人画眉。

　　美人消息隔重关，川途弯复弯。沉沉空翠厌征鞍，马前山复山。

　　浓泼黛，缓拖鬟，当年看复看。只余眉样在人间，相逢艰复艰。

　　清 平 乐

　　垂杨深院，院落双飞燕。翠幕银灯春不浅，记得那时初见。

　　眼波靥晕微流，尊前却按凉州。拚取一生肠断，消他几度回眸。

　　斜行淡墨，袖得伊书迹。满纸相思容易说，只爱年年离别。

　　罗衾独拥黄昏，春来几点啼痕。厚薄不关妾命，浅深只问君恩。

　　况夔笙太守索题香南雅集图

　　蕙兰同畹，著意风光转。劫后芳华仍畹转，得似凤城初见。

　　旧人惟有何戡，玉宸宫调曾谙。肠断杜陵诗句，落花时节江南。

　　人 月 圆

　　梅

　　天公应自嫌寥落，随意著幽花。月中霜里，数枝临水，水底横斜。

　　萧然四顾，疏林远渚，寂寞天涯。一声鹤唳，殷勤唤起，大地清华。

　　喜 迁 莺

　　秋雨霁，晚烟拖，宫阙与云摩。片云流月入明河。鳷鹊散金波。

　　宜春院，披香殿，雾里梧桐一片。华灯簇处动笙歌，复道属车过。

　　荷 叶 杯

　　戏效花间体

　　手把金尊酒满，相劝。情极不能羞。乍调筝处又回眸。留摩留。留摩留。

　　矮纸数行草草，书到。总道苦相思。朱颜今日未应非。归摩归。归摩归。

　　无赖灯花又结，照别。休作一生拚。明朝此际客舟寒。欢摩欢。欢摩欢。

　　谁道闲愁如海，零碎。雨过一池沤。时时飞絮上帘钩。愁摩愁。愁摩愁。

　　昨夜绣衾孤拥，幽梦。一霎钿车尘。道旁依约见天人。真摩真。真摩真。

　　隐隐轻雷何处，将曙。隔牖见疏星。一庭芳树乱啼莺。醒摩醒。醒摩醒。

　　应 天 长

　　紫骝却照春波绿，波上荡舟人似玉。似相知，羞相逐。一晌低头犹送目。

　　鬓云欹，眉黛蹙。应恨这番匆促。恼一时心曲，手中双桨速。

　　少 年 游

　　垂杨门外，疏灯影里，上马帽檐斜。紫陌霜浓，青松月冷，炬火散林鸦。

　　酒醒起看西窗上，翠竹影交加。跌宕歌词，纵横书卷，不与遣年华。

　　鹧 鸪 天

　　列炬归来酒未醒，六街人静马蹄轻。月中薄雾漫漫白，桥外渔灯点点青。

　　从醉里，忆平生。可怜心事太峥嵘。更堪此夜西楼梦，摘得星辰满袖行。

　　阁道风飘五丈旗，层楼突兀与云齐。空余明月连钱列，不照红葩倒井披。

　　频摸索，且攀跻。千门万户是耶非。人间总是堪疑处，惟有兹疑不可疑。

　　楼外秋千索尚悬，霜高素月慢流天。倾残玉碗难成醉，滴尽铜壶不解眠。

　　人寂寂，夜厌厌。北窗情味似枯禅。不缘此夜金闺梦，那信人间尚少年。

　　庚申除夕和吴伯宛舍人

　　绛蜡红梅竞作花，客中惊又度年华。离离长柄垂天斗，隐隐轻雷隔巷车。

　　斟醁醑，和尖叉。新词飞寄舍人家。可将平日丝纶手，系取今宵赴壑蛇。

　　玉 楼 春

　　今年花事垂垂过，明岁花开应更亸。看花终古少年多，只恐少年非属我。

　　劝君莫厌尊罍大，醉倒且拚花底卧。君看今日树头花，不是去年枝上朵。

　　西园花落深堪扫，过眼韶华真草草。开时寂寂尚无人，今日偏嗔摇落早。

　　昨朝却走西山道，花事山中浑未了。数峰和雨对斜阳，十里杜鹃红似烧。

　　虞 美 人

　　碧苔深锁长门路，总为蛾眉误。自来积毁骨能销，何况真红、一点臂砂娇。

　　妾身但使分明在，肯把朱颜悔？从今不复梦承恩，且自簪花，坐赏镜中人。

　　犀比六博消长昼，五白惊呼骤。不须辛苦问亏成。一霎尊前了了见浮生。

　　笙歌散后人微倦，归路风吹面。西客落月荡花枝。又是人间酒醒梦回时。

　　金鞭珠弹嬉春日，门户初相识。未能羞涩但娇痴，却立风前散发衬凝脂。

　　近来瞥见都无语，但觉双眉聚。不知何日始工愁，记取那回花下一低头。

　　杜鹃千里啼春晚，故国春心折。海门空阔月皑皑，依旧素车白马夜潮来。

　　山川城郭都非故，恩怨须臾误。人间孤愤最难平，消得几回潮落又潮生。

　　临 江 仙

　　过眼韶华何处也？萧萧又是秋声。极天衰草暮云平。斜阳漏处，一塔枕孤城。

　　独立荒寒谁语？蓦回头宫阙峥嵘。红墙隔雾未分明。依依残照，独拥最高层。

　　闻说金微郎戍处，昨宵梦向金微。不知今又过辽西。千屯沙上暗，万骑月中嘶。

　　郎似梅花侬似叶，朅来手抚空枝。可怜开谢不同时。漫言花落早，只是叶生迟。

　　踏 莎 行

　　绝顶无云，昨宵有雨，我来此地闻天语。疏钟暝直乱峰回，孤僧晓度寒溪去。

　　是处青山，前生俦侣，招邀尽入闲庭户。朝朝含笑复含颦，人间相媚争如许。

　　元 夕

　　绰约衣裳，凄迷香麝，华灯素面光交射。天公倍放月婵娟，人间解与春游冶。

　　乌鹊无声，鱼龙不夜，九衢忙杀闲车马。归来落月挂西窗，邻鸡四起兰釭灺。

　　鹊 桥 仙

　　沉沉戍鼓，萧萧厩马，起视霜华满地。猛然记得别伊时，正今日、邮亭天气。

　　北征车辙，南征归梦，知是调停无计。人间事事不堪凭，但除却、无凭两字。

　　绣衾初展，银釭旋剔，不尽灯前欢语。人间岁岁似今宵，便胜却、貂蝉无数。

　　霎时送远，经年怨别，镜里朱颜难驻。封侯觅得也寻常，何况是、封侯无据。

　　蝶 恋 花

　　百尺朱楼临大道，楼外轻雷，不间昏和晓。独倚阑干人窈窕，闲中数尽行人老。

　　一霎车尘生树杪，陌上楼头，都向尘中老。薄晚西风吹雨到，明朝又是伤流潦。

　　窗外绿阴添几许？剩有朱樱，尚系残春住。老尽莺雏无一语，飞来衔得樱桃去。

　　坐看面梁双燕乳。燕语呢喃，似惜人迟暮。自是思量渠不与，人间总被思量误。

　　窈窕燕姬年十五，惯曳长裾，不作纤纤步。众里嫣然通一顾，人间颜色如尘土。

　　一树亭亭花乍吐，除却天然，欲赠浑无语。当面吴娘夸善舞，可怜总被腰肢误。

　　袅袅鞭丝冲落絮，归去临春，试问春何许？小阁重帘天易暮，隔帘阵阵飞红雨。

　　刻意伤春谁与诉，闷拥罗衾，动作经旬度。已恨年华留不住，争知恨里年华去！

　　谁道江南秋已尽，衰柳毵毵，尚弄鹅黄影。落日疏林光炯炯，不辞立尽西楼暝。

　　万点栖鸦浑未定，潋滟金波，又幂青松顶。何处江南无此景，只愁没个闲人领。

　　阅尽天涯离别苦，不道归来，零落花如许。花底相看无一语，绿窗春与天俱暮。

　　待把相思灯下诉，一缕新欢，旧恨千千缕。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急景流年真一箭，残雪声中，省识东风面。风里垂杨千万线，昨宵染就鹅黄浅。

　　又是廉纤春雨暗，倚遍危楼，高处人难见。已恨平芜随雁远，暝烟更界平芜断。

　　窣地重帘围画省，帘外红墙，高与银河并。开尽隔墙桃与杏，人间望眼何由骋。

　　举首忽惊明月冷，月里依稀，认得山河影。问取常娥浑未肯，相携素手层楼顶。

　　独向沧浪亭外路，六曲栏干，曲曲垂杨树。展尽鹅黄千万缕，月中并作蒙蒙雾。

　　一片流云无觅处，云里疏星，不共云流去。闭置小窗真自误，人间夜色还如许。

　　辛苦钱唐江上水，日日西流，日日东海趋。两岸越山澒洞里，可能消得英雄气。

　　说与江潮应不至，潮落潮生，几换人间世。千载荒台麋鹿死，灵胥抱愤终何是。

　　谁道江南春事了，废苑朱藤，开尽无人到。高柳数行临古道，一藤红遍千枝杪。

　　冉冉赤云将绿绕，回首林间，无限斜阳好。若是春归归合早，余春只搅人怀抱。

　　莫斗婵娟弓样月，只坐蛾眉，消得千谣诼。臂上宫砂那不灭，古来积毁能销骨。

　　手把齐纨相诀绝，懒祝西风，再使人间热。镜里朱颜犹未歇，不辞自媚朝和夕。

　　连岭去天知几尺，岭上秦关，关上元时阕。谁信京华尘里容，独来绝塞看明月。

　　如此高寒真欲绝，眼底千山，一半溶溶白。小立西风吹素帧，人间几度生华发。

　　手剔银灯惊炷短，拥髻无言，脉脉生清怨。此恨今宵争得浅，思量旧日恩情遍。

　　月影移帘风过院，待到归来，传尽中宫箭。故拥绣衾遮素面，赚他醉里频频唤。

　　落日千山啼杜宇，送得归人，不遣居人住。自是精魂先魄去，凄凉病榻无多语。

　　往事悠悠容细数，见说他生，又恐他生误。纵使兹盟终不负，那时能记今生否。

　　忆挂孤帆东海畔，咫尺神山，海上年年见。几度天风吹棹转，望中楼阁阴晴变。

　　金阙荒凉瑶草短，到得蓬莱，又值蓬莱浅。只恐飞尘沧海满，人间精卫知何限。

　　翠幙轻寒无著处，好梦初回，枕上惺忪语。残夜小楼浑欲曙，四山积雪明如许。

　　莫遣良辰闲过去，起瀹龙团，对雪烹肥羜。此景人间殊不负，檐前冻雀还知否。

　　春到临春花正妩，迟日阑干，蜂蝶飞无数。谁遣一春抛却去，马蹄日日章台路。

　　几度寻春春不遇，不见春来，那识春归处。斜日晚风杨柳渚，马头何处无飞絮。

　　落落盘根真得地，涧畔双松，相背呈奇态。势欲拚飞终复坠，苍龙下饮东溪水。

　　溪上平岗千叠翠，万树亭亭，争作拏云势。总为自家生意遂，人间爱道为渠媚。

　　满地霜华浓似雪，人语西风，瘦马嘶残月。一曲阳关浑未彻，车声渐共歌声咽。

　　换尽天涯芳草色，陌上深深，依旧年时辙。自是浮生无可说，人间第一耽离别。

　　斗觉宵来情绪恶，新月生时，黯黯伤离索。此夜清光浑似昨，不辞自下深深幕。

　　何物尊前哀与乐，已坠前欢，无据他年约。几度烛花开又落，人间须信思量错。

　　黯淡灯花开又落，此夜云踨，知向谁边著。频弄玉钗思旧约，知君未忍浑抛却。

　　妾意苦专君苦博，君似朝阳，妾似倾阳藿。但与百花相斗作，君恩妾命原非薄。

　　月到东南秋正半，双阙中间，浩荡流银汉。谁起水精帘下看，风前隐隐闻箫管。

　　凉露湿衣风拂面，坐爱清光，分照恩和怨。苑柳宫槐浑一片，长门西去昭阳殿。

　　苏 幕 遮

　　倦凭阑，低拥髻，丰颊秀眉，犹是年时意。昨夜西窗残梦里，一霎幽欢，不似人间世。

　　恨来迟，防醒易，梦里惊疑，何况醒时际。凉月满窗人不寐，香印成灰，总作回肠字。

　　青 玉 案

　　姑苏台上乌啼曙，剩霸业，今如许。醉后不堪仍吊古。月中杨柳，水边楼阁，犹自教歌舞。

　　野花开遍真娘墓，绝代红颜委朝露。算是人生赢得处。千秋诗料，一抔黄土，十里寒螿语。

　　江南秋色垂垂暮，算幽事，浑无数。日日沧浪亭畔路。西风林下，夕阳水际，独自寻诗去。

　　可怜愁与闲俱赴。待把尘劳截愁住。灯影幢幢天欲曙。闲中心事，忙中情味，并入西楼雨。

　　如 梦 令

　　点滴空阶，疏雨迢递，严城更鼓。睡浅梦初成，又被东风吹去。无据，无据，斜汉垂垂欲曙。

　　西 河

　　垂杨里。兰舟当日曾系。千帆过尽，只伊人不随书至。怪渠道著我侬心，一般思妇游子。

　　昨宵梦，分明记，几回飞渡烟水。西风吹断，伴灯花、摇摇欲坠。宵深待到凤凰山，声声啼催起。

　　锦书宛在怀袖底。人迢迢、紫塞千里。算是不曾相忆。倘有情早合归来，休寄一纸，无聊相思字。

　　祝英台近

　　月初残，门小掩，看上大堤去。徒御喧阗，行子黯无语。为谁收拾离颜，一腔红泪，待留向、孤衾偷注。

　　马蹄驻，但觉怨慕悲凉，条风过平楚。树上啼鹃，又诉岁华暮。思量只有，人间年年征路。纵有恨，都无蹄处。

　　百 字 令

　　题孙隘庵南窗寄傲图

　　楚灵均后数柴桑，第一伤心人物。招屈亭前千古水，流向浔阳百折。夷叔西陵，山阳下国，此恨那堪说。寂寥千载，有人同此伊郁。

　　堪叹招隐图成，赤明龙汉，小劫须臾阅。试与披图寻甲子，尚记义熙年月。归鸟心期，孤云身世，容易成华发。乔松无恙，素心还问霜杰。

　　满 庭 芳

　　水抱孤城，雪开远戍，垂柳点点栖鸦。晚潮初落，残日漾平沙。白鸟悠悠自去，汀州外，无限蒹葭。西风起，飞花如雪，冉冉去帆斜。

　　天涯。还忆旧，香尘随马，明月窥车。渐秋风镜里，暗换年华。纵使长条无恙，重来处、攀折堪嗟。人何许，朱楼一角，寂寞倚残霞。

　　八声甘州

　　直青山缺处是孤城，倒悬浸明湖。森千帆影里，参差宫阙，风展旌旟。向晚棹声渐急，萧瑟杂菰蒲。列炬严城去，灯火千衢。

　　不道繁华如许，又万家爆竹，隔院笙竽。叹沉沉人海，不与慰羁孤。剩终朝襟裾相对，纵委蛇，人已厌狂疏。呼灯且觅朱家去，痛饮屠苏。

　　扫 花 游

　　疏林挂日，正雾淡烟收，苍然平楚。绕林细路，听沉沉落叶，玉骢踏去。背日丹枫，到眼秋光如许。正延伫。便一片飞来，说与迟暮。

　　欢事难再溯。是载酒携柑，旧曾游处。清歌未住。又黄鹂趁拍，飞花入俎。今日重来，除是斜晖如故。隐高树。有寒鸦、相呼俦侣。

　　水 龙 吟

　　杨花用章质夫苏子瞻唱和韵

　　开时不与人看，如何一霎蒙蒙坠。日长无绪，回廊小立，迷离情思。细雨池塘，斜阳院落，重门深闭。正参参欲住，轻衫掠处，又特地，因风起。

　　花事阑珊到汝，更休寻满枝琼坠。算人只合，人间哀乐，者般零碎。一样飘零，宁为尘土，勿随流水。怕盈盈，一片春江，都贮得，离人泪。

　　齐 天 乐

　　蟋蟀用姜白石原韵

　　天涯已自愁秋极，和须更闻虫语。乍响瑶阶，旋穿绣闼。更入画屏深处。喁喁似诉。有几许哀丝，佐伊机杼。一夜东堂，暗抽离恨万千绪。

　　空庭相和秋雨。又南城罢柝，西院停杵。试问王孙，苍茫岁晚，那有闲愁无数。宵深谩与。怕梦稳春酣，万家儿女。不识孤吟，劳人床下苦。

　　霜 花 腴

　　用梦窗韵补寿强邨侍郎

　　海漘倦客，是赤明延康，旧日衣冠。坡老黎邨，冬郎闽峤，中年陶写应难。醉乡尽宽。更茱萸，黄菊尊前。剩沧江、梦绕觚棱，斗边槎外恨高寒。

　　回首凤城花事，便玉河烟柳，总带栖蝉。写艳霜边，疏芳篱下，消磨十样蛮笺。载将画船。荡素波、凉月娟娟。倩郦泉、与驻秋容，重来扶醉看。

　　摸 鱼 儿

　　秋 柳

　　问断肠、江南江北，年时如许春色。碧栏干外无边柳，舞落迟迟红日。沙岸直，又道是、连朝寒雨送行客。烟笼数驿，剩今日天涯，衰条折尽，月落晓风急。

　　金城路，多少人间行役。当年风度曾识。北征司马今头白，唯有攀条沾臆。君莫折，君不见、舞衣寸寸填沟洫。细腰谁惜？算只有多情，昏鸦点点，攒向断枝立。

　　贺 新 郎

　　月落飞乌鹊。更声声、暗催残岁，城头寒柝。曾记年时游冶处，偏反一栏红药。和士女、盈盈欢谑。眼底春光何处也？只极度天野，烧明山郭，侧身望，天地窄。遣愁何计频商略。恨今宵、书城空拥，愁城难落。陋室风多青灯灺，中有千秋魂魄。似诉尽、人间纷浊。七尺微躯百年里，那能消、今古闲哀乐。与蝴蝶，遽然觉。

主要著作、后人研究论著

　　《静安文集》

　　《王国维遗书》

　　《王观堂先生全集》

　　《宋元戏曲考》

　　《曲录》

　　《人间词话》

　　《殷周制度论》

　　《王国维诗词全编》

　　《<红楼梦>评论》

　　《流沙坠简》

　　《罗振玉王国维往来书信》

　　王国维的学术著作，以史学为最多，文学为最深，文字学为最基本，并涉及其他许多方面。换言之，其殷周制度史、宋元戏曲史、古文字学等方面的成就，都是空前而超过了同时代学者的。

　　但也有人认为，他不过是乾嘉学派在清末的叹息而已。无助于时代的进步，历史的前进，一味埋首于故纸堆中，自杀是必然的下场。

　　后人研究论著：

　　叶嘉莹 《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

　　佛雏 《王国维哲学译稿研究》

　　《王国维诗学研究》

　　王国维治学三境界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谈到了治学经验，他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

　　在《文学小言》一文中，王国维又把这三境界说成“三种之阶级”。并说：“未有不阅第一第二阶级而能遽跻第三阶级者，文学亦然，此有文学上之天才者，所以又需莫大之修养也。”王国维所引词句第一为晏殊《蝶恋花》，第二为柳永《凤栖梧》，第三为辛弃疾《青玉案·元夕》。

王国维的治学方法

　　陈寅恪对王国维史学研究的治学领域和治学方法有明确、清晰的说明。第一，王国维的甲骨文研究。甲骨文晚清始发现，最早是王懿荣，后来刘鹗刊印《铁云藏龟》，继之，孙治让和罗振玉对甲骨文字进行研究。而将甲骨学由文字学演进到史学的第一人，则推王国维。他撰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周制度论》、《殷虚卜辞中所见地名考》、《殷礼徵文》以及《古史新证》等，他将地下的材料甲骨文同纸上的材料中国历史古籍对比来研究，用卜辞补正了书本记载的错误，而且进一步对殷周的政治制度作了探讨，得出崭新的结论，他的考证方法极为缜密，因而，论断堪称精审。他自己称这种考证方法为“二重证据法”，即以地下的材料与纸上的材料相比较以考证古史的真象。这种考证方法既继承了乾嘉学派的考据传统，又运用了西方实证主义的科学考证方法，使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古史研究上开辟了新的领域，创造了新的方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郭沫若曾赞颂说：“王国维……遗留给我们的是他的知识的产品，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楼阁，在几千年来的旧学的城垒上，灿然放出了一段异样的光辉。”

王国维故居

　　王国维故居位于海宁市盐官镇西门周家篼。

　　王国维，字静安，号观堂，海宁人。近代著名学者，早年研究哲学、文学，1907年至北京任学部图书馆编辑，从事中国戏曲史和词曲研究，辛亥革命后东渡日本，专习经学、小学、金石、甲骨。

　　1924年北京清华研究院聘为导师，主要著作有《宋元戏曲史》、《观堂古金文考释五种》、《古礼器略说》等。王国维在海宁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期，故居坐北朝南，2进，总面积约290平方米，前为平屋，三开间，后进楼房，两进之间有天井及厢房，整组建筑自成独立院落。

赵元任

------“五星聚奎”、清华五大导师之一

赵元任(1892—1982 2.25) 汉族，字宣仲，又字宜重，江苏武进(今常州)人，生于天津。1910年为游美学务处第2批留学生，入美国康奈尔大学，主修数学，1914年获理学士学位。1918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19年任康奈尔大学物理讲师。1920年回国任清华学校心理学及物理教授。1921年再入哈佛大学研习语音学，继而任哈佛大学哲学系讲师、中文系教授。1925年6月应聘到清华国学院任导师，指导范围为“现代方言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等。1929年6月底国学研究院结束后，被中央研究院聘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语言组主任，同时兼任清华中国文学系讲师，授“音韵学”等课程。1938年起在美国任教。

【生平介绍】

　　1892年11月3日生于天津。父亲衡年中过举人，善吹笛。母亲冯莱荪善诗词及昆曲。1900年赵元任回到老家常州青果巷，在家塾二中读书。早年所受民族文化熏陶，对他一生事业有着深刻的影响。赵元任从小就显露出语言天才，各种方言一学就会。十四岁进常州溪山小学。19O7年入南京江南高等学堂预科，成绩优异，英语、德语都学得很好，深得美籍英语教师嘉化（D。J．Carve）的喜爱。嘉化常邀赵元任去他家中作客。嘉化夫人善于弹钢琴和唱歌，赵元任跟嘉化夫人学唱过《可爱的家庭》（Home， Sweet Home）和《离别歌》（AuldLang Syne,亦译《天长地久》）等歌曲，是为他接受西方音乐之始。

　　1909年赵元任考取了留学美国的官费生，在康乃尔大学主修数学，选修物理、音乐。向姜斯东（E。Johnstone） 学习作曲，向夸尔斯（J．T。Quarles）学习钢琴与和声，向席佛曼（S．P．Siwerman）学习钢琴，还上过多年的声乐课。1914年获数学学士学位。在该校哲学院研究一年后，1915年人哈佛大学主 修哲学并继续选修音乐，在哈佛期间的音乐教授有希尔（E，B．Hill）和斯帕尔丁（W。R。Spaulding）。19l8年在哈佛获哲学博士学位。又在芝加哥和加州大学作过一年研究生。1919年回康乃尔大学物理系任教一年。

　　1920年赵元任回国担任清华学校的物理、数学和心理学课程，同年冬曾为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B。Russell）来华讲学担任翻译。在清华期间，赵元任与杨步伟结婚。

　　1921年赵元任夫妇到了美国，赵元任在哈佛大学任哲学和中文讲师并研究语言学。

　　1925年赵元任回清华大学教授数学、物理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中国现代方言、中国乐谱乐调和西洋音乐欣赏等课程。他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一起被称为清华“四大导师”。1928年作为研究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进行了大量的语言田野调查和民间音乐采风工作。

　　1938至1939年教学于夏威夷大学，在那里开设过中国音乐课程。1938至1941年，教学于耶鲁大学。之后五年，又回哈佛任教并参加哈佛、燕京字典的编辑工作。其间加入了美国国籍。1946年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拍电报请赵元任出任南京中央大学校长。赵元任回电：“干不了。谢谢！”

　　从1947年到1962年退休为止，赵元任在伯克莱加州大学教授中国语文和语言学，退休后仍担任加州大学离职教授。1945年赵元任当选为美国语言学学会主席。1952年荣任阿加细(Aggasiz)基金会东方语和语文学教授。1959年曾到台湾大学讲学。1960年又被选为美国东方学会主席。

　　1973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刚起步，赵元任夫妇就偕外孙女昭波和女婿迈克回国探亲。5月13日晚至14日凌晨，受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周总理还跟赵元任谈到文字改革和赵元任致力研究的《通字方案》。在座的还有郭沫若、刘西尧、吴有训、竺可桢、黎锦熙等诸友。

　　1981年，丧妻不久的赵元任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之邀，偕长女赵如兰、女婿卞学磺、四女赵小中再次回国探亲，受到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的热情接见，并接受了北京大学授予的名誉教授称号。

　　1982年2月24日赵元任逝世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加州大学为他设立了赵元任基金会，4月4日隆重举行了赵元任逝世纪念会。

　　主要著作有《国语新诗韵》、《现代吴语的研究》、《广西瑶歌记音》、《粤语入门》（英文版）、《中国社会与语言各方面》（英文版）、《中国话的文法》、《中国话的读物》、《语言问题》、《通字方案》，出版有《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等。

　　赵元任出版的歌集有《新诗歌集》、（1928）、《儿童节歌曲集》（1934）、《晓庄歌曲》（1936）、《民众教育歌曲集》（1939）、《行知歌曲集》和《赵元任歌曲集》（1981）。1987年在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提议并推动下，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了五线谱版的《赵元任音乐作品全集》（由其长女、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赵如兰编辑），收有歌曲八十三首、编配合唱歌曲二十四首、编配民歌十九首、器乐小品六首，总计一直三十二首作品。    【语言】

　　赵元任一生中最大的快乐，是到了世界任何地方，当地人都认他做“老乡”。

　　二战后，他到法国参加会议。在巴黎车站，他对行李员讲巴黎土语，对方听了，以为他是土生土长的巴黎人，于是感叹：“你回来了啊，现在可不如从前了，巴黎穷了。”

　　后来，他到德国柏林，用带柏林口音的德语和当地人聊天。邻居一位老人对他说：“上帝保佑，你躲过了这场灾难，平平安安地回来了。”

　　1920年，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巡回讲演，赵元任当翻译。每到一个地方，他都用当地的方言来翻译。他在途中向湖南人学长沙话，等到了长沙，已经能用当地话翻译了。讲演结束后，竟有人跑来和他攀老乡。

　　赵元任曾表演过口技“全国旅行”：从北京沿京汉路南下，经河北到山西、陕西，出潼关，由河南入两湖、四川、云贵，再从两广绕江西、福建到江苏、浙江、安徽，由山东过渤海湾入东三省，最后入山海关返京。这趟“旅行”，他一口气说了近一个小时，“走”遍大半个中国，每“到”一地，便用当地方言土话，介绍名胜古迹和土货特产。

　　这位被称为“中国语言学之父”的奇才，会说33种汉语方言，并精通多国语言。研究者称，赵先生掌握语言的能力非常惊人，因为他能迅速地穿透一种语言的声韵调系统，总结出一种方言乃至一种外语的规律。他还被称为罕见的通才、一个“文艺复兴式的智者”。作为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并称于世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语言学是他着力最深的领域，然而他同时还兼授物理、逻辑等课程。他雅好音乐，曾专攻和声学与作曲法，会摆弄多种乐器，毕生都与钢琴为伴。他一生创作过一百多件音乐作品，包括声乐和器乐。他跟他的女儿们，凡有机会聚在一起，就组成一个家庭合唱团，分声部地练习演唱他的新作或旧作。难怪人们说，音乐是他生命的组成部分。

　　赵元任告诉女儿，自己研究语言学是为了“好玩儿”。在今人看来，淡淡一句“好玩儿”背后藏着颇多深意。世界上很多大学者研究某种现象或理论时，他们自己常常是为了好玩。“好玩者，不是功利主义，不是沽名钓誉，更不是哗众取宠，不是一本万利。”

　　赵元任曾编了一个极“好玩儿”的单音故事，以说明语音和文字的相对独立性。故事名为《施氏食狮史》，通篇只有“shi”一个音，写出来，人人可看懂，但如果只用口说，那就任何人也听不懂了：“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氏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十狮尸。食时，始识十狮尸，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

　　语言学家陈原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赵元任，赵元任，在我青少年时代，到处都是赵元任的影子。”少年时，他着迷于赵元任翻译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这本是赵兴之所至偶一为之，却成就了一部儿童文学经典译作）。长大了，想学“国语”，就用赵元任的《国语留声片课本》当老师。后来迷上了音乐，迷上了赵元任的音乐朋友萧友梅介绍的贝多芬《欢乐颂》，也迷上了赵元任谱曲并亲自演唱的《教我如何不想她》^[2]。

【音乐】

　　上世纪20年代，赵元任为商务印书馆灌制留声片，以推广“国语”（即普通话）。有一则轶闻，难断真假，但颇可见赵氏当年的风光。赵元任夫妇到香港，上街购物时偏用国语。港人惯用英语和广东话，通晓国语的不多。他们碰上的一个店员，国语就很糟糕，无论赵元任怎么说他都弄不明白。赵无奈。谁知临出门，这位老兄却奉送他一句：“我建议先生买一套国语留声片听听，你的国语实在太差劲了。”

　　赵元任问：“那你说，谁的国语留声片最好？”

　　“自然是赵元任的最好了。”

　　赵夫人指着先生笑曰：“他就是赵元任。”

　　店员愤愤：“别开玩笑了！他的国语讲得这么差，怎么可能是赵元任？”

　　赵元任在国内发表的音乐论文有：《新诗歌集·序》《“中国派”和声的几个小试验》、《歌词中的国音》《介绍乐艺的乐》、《黄自的音乐》等。这些文章阐述了他的创作经验和对建立中国民族新音乐的看法，其中不乏独到见解，不仅对当时音乐界有重要影响，至今仍有参考价值。此外，他在国内还亲自演唱录制过唱片《教我如何不想他》与《扬子江上撑船歌》等。

　　语言大师赵元任的九十一字短文：

　　《施氏食狮史》

　　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施氏时时适市视狮。

　　十时，适十狮适市。

　　是时，适施氏适市。

　　氏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

　　氏拾是十狮尸， 适石室。

　　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

　　石室拭，氏始试食是十狮。

　　食时，始识是十狮，实十石狮尸 。

　　试释是事。

　　注意：

　　只用一个发音来叙述一件事，除了中文，怕是再无其他语言能做到了。

　　注音：

　　原文拼音化后如下（汉语拼音正词法建议数字以阿拉伯数字代表，故「十 shí」作「10」）：

　　<< Shī Shì shí shī shǐ >>

　　Shíshì shīshì Shī Shì, shì shī, shì shí 10 shī.

　　Shì shíshí shì shì shì shī.

　　10 shí, shì 10 shī shì shì.

　　Shì shí, shì Shī Shì shì shì.

　　Shì shì shì 10 shī, shì shì shì, shī shì 10 shī shìshì.

　　Shì shí shì 10 shī shī, shì shíshì.

　　Shíshì shī, Shì shǐ shì shì shíshì.

　　Shíshì shì, Shì shí shì shí shì 10 shī.

　　Shí shí, shǐ shì shì 10 shī, shí 10 shī shī.

　　Shì shì shì shì.

　　-------------------------------------------------

　　以下两首传为赵元任先生所作

　　《西溪犀》

　　西溪犀,喜嬉戏.席熙夕夕携犀徙,席熙细细习洗犀.犀吸溪,戏袭熙.席熙嘻嘻希息戏.惜犀嘶嘶喜袭熙.

　　《唧唧鸡》

　　唧唧鸡，鸡唧唧，几鸡挤挤集机脊。机极疾，鸡饥极，鸡冀己技击及鲫。机既济蓟畿，鸡计疾机激几鲫。机疾极，鲫极悸，急急挤集矶级际。继即鲫迹极寂寂，继即几鸡既饥即唧唧。

　　还有一篇：

　　《羿裔熠邑彝》

　　羿裔熠①，邑②彝，义医，艺诣。

　　熠姨遗一裔伊③，伊仪迤，衣旖，异奕矣。

　　熠意④伊矣，易衣以贻伊，伊遗衣，衣异衣以意异熠，熠抑矣。

　　伊驿邑，弋一翳⑤，弈毅⑥。毅仪奕，诣弈，衣异，意逸。毅诣伊，益伊，伊怡，已臆⑦毅矣，毅亦怡伊。

　　翌，伊亦弈毅。毅以蜴贻伊，伊亦贻衣以毅。

　　伊疫，呓毅，癔异矣，倚椅咿咿，毅亦咿咿。

　　毅诣熠，意以熠，议熠医伊，熠懿⑧毅，意役毅逸。毅以熠宜伊，翼逸。

　　熠驿邑以医伊，疑伊胰痍⑨，以蚁医伊，伊遗异，溢，伊咦。熠移伊，刈薏⑩以医，伊益矣。

　　伊忆毅，亦呓毅矣，熠意伊毅已逸，熠意役伊。伊异，噫，缢。

　　熠癔，亦缢。

　　注解：

　　①熠：医生，据说为后羿的后裔。

　　②邑：以彝为邑，指居住在一个彝族聚居的地方。

　　③伊：绝世佳丽，仪态万方，神采奕奕。

　　④意：对伊有意思，指熠爱上了伊。

　　⑤翳：有遮蔽的地方，指伊游弋到了一个阴凉的地方。

　　⑥毅：逍遥不羁的浪人，善于下棋，神情坚毅，目光飘逸。

　　⑦臆：主观的感觉，通“意”，指对毅有好感。

　　⑧懿：原意为“懿旨”，此处引申为要挟，命令。

　　⑨胰痍：胰脏出现了疮痍。

　　⑩刈：割下草或者谷物一类。薏：薏米，白色，可供食用，也可入药。

　　赵元任学识渊博，艺术造诣很深。他从小受到民族音乐的薰陶，少年时学习钢琴，在美国留学时曾选修作曲和声乐，并广泛涉猎西欧古典音乐和现代音乐。他在从事语言学研究过程中，曾到中国各地调查方言，接融了不少民歌、民谣等民间音乐，对中国社会下层生活也有所了解。他在美国留学阶段，即开始从事音乐创作，1915年即发表了钢琴曲《和平进行曲》。“五四”运动以后。他陆续谱写了约100多首作品。其中曾发表过的歌曲40多首、大型合唱曲1首、钢琴小品若干首，分别刊载于《新诗歌集》（1928）、《儿童节歌曲集》（1934）、《晓庄歌曲集》（1936）、《民众教育歌曲》（1939）、《行知歌曲集》和《赵元任歌曲集》（1981），有的散见于报刊。他的不少作品具有鲜明的爱国思想与民主倾向，在艺术上勇于创新。如歌曲《卖布谣》《劳动歌》《教我如何不想他》《上山》《听雨》《呜呼三月一十八》《也是微云》《西洋镜歌》《老天爷》以及合唱曲《海韵》等，流传至今，成为音乐院校的教材及音乐会上经常演唱的曲目。

　　赵元任的歌曲作品，音乐形象鲜明，风格新颖，曲调优美流畅，富于抒情性，既善于借鉴欧洲近代多声音乐创作的技法，又不断探索和保持中国传统文化和音乐的特色。他十分注意歌词声调和音韵的特点，讲究歌词字音语调与旋律音调相一致，使曲调既富于韵味，又十分口语化，具有独特的风格。此外，他在创作中还注意吸收民间音乐语言，如《听雨》是将常州地方吟诵古诗的音调加以扩展，《卖布谣》是在无锡方言音调基础上创作的以五声音阶为主的曲调；《教我如何不想他》吸收了京剧西皮原板过门的音调；《西洋镜歌》采用了民间拉洋片小调作素材；《老天爷》则具有北方民间说唱音乐的风格。他在创作中对和声的民族化，作了有益的探索和试验，常采用平行四、五度进行，大调主三和弦上附加六度音程，以及小七和弦与调式和声的手法等。他也十分注意钢琴伴奏在歌曲整体中共同塑造形象和刻画意境的作用。

　　赵元任是中国音乐界中较早重视收集、改编民歌的音乐家。他曾为数十首中国民歌配上钢琴伴奏并进行演唱，其中以《尽力中华》（根据民间焰口调作词配和声）和《扬子江上撑船歌》（根据江南船工号子改编）影响较大。萧友梅曾认为他的艺术歌曲“替我国音乐界开一个新纪元”（《介绍赵元任先生的新诗歌集》）。

　　赵元任在国内发表的音乐论文有：《新诗歌集·序》《“中国派”和声的几个小试验》、《歌词中的国音》《介绍乐艺的乐》、《黄自的音乐》等。这些文章阐述了他的创作经验和对建立中国民族新音乐的看法，其中不乏独到见解，不仅对当时音乐界有重要影响，至今仍有参考价值。此外，他在国内还亲自演唱录制过唱片《教我如何不想他》与《扬子江上撑船歌》等。

　　在历史上往往有些显赫一时的人物，经岁月的淘洗，渐渐使人淡忘。探寻原因，或因其大名显而不“赫”，或因某些复杂的人文因素而日益销声匿迹。而名似销，迹未匿者也不乏其人，赵元任就是其一。

　　最近，我在家中清理往日底稿资料和老照片时，发现一张已故美籍华人赵元任夫妇的合影。这张照片把我带回18年前(1981年)对他当时访问的片断回忆，虽时隔18年之久，但昔日留下的见闻却依然历历在目。

　　1981年5月中旬，赵先生应中国社科院邀请二次访问中国。6月30日上午，他在社科院外事局局长王光美陪同下来到北京大学访问。北大校长张龙翔代表北京大学授予他“北京大学名誉教授证书”和一枚北京大学的金色校徽。年已88岁高龄的赵元任教授对此表示感谢，即兴朗诵了他所译的《阿丽丝漫游奇境记》中的一段诗，并用无锡方言唱了《卖布谣》歌曲，表达了他的愉快心情。授奖仪式结束后，在北大临湖轩内，这位华发满头、精神矍铄、谈笑风生的老教授与他当年的学生和再传弟子们进行愉快而热烈的交谈。

【罕见的语言天才】

　　赵元任先生是中国现代语言和现代音乐学先驱。他博学多才，既是数学家，又是物理学家，对哲学也有一定造诣。然而他主要以著名的语言学家蜚声于世。他从1920年执教清华至1972年在美国加州大学退休，前后从事教育事业52年。中国著名语言学家王力、朱德熙、吕叔湘等都是他的学生，可谓桃李满天下。“赵先生永远不会错”，这是美国语言学界对他充满信赖的一句崇高评语。

　　赵元任原籍江苏常州，1892年生于天津一个书香、官宦之家，著名诗句“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作者赵翼(乾隆进士)，就是他的六世祖。清末，他的祖父在北方做官。年幼的赵元任随其家人在北京、保定等地居住期间，从保姆那里学会了北京话和保定话。5岁时回到家乡常州，家里为他请了一位当地的家庭老师，他又学会了用常州方言背诵四书五经。后来，又从大姨妈那儿学会了常熟话，从伯母那儿学会了福州话。

　　当他15岁考入南京江南高等学堂时，全校270名学生中，只有3名是地道的南京人，他又向这三位南京同学学会了地道的南京话。有一次，他同客人同桌就餐，这些客人恰好来自四面八方，赵元任居然能用8种方言与同桌人交谈。听他的家人说，他从小就喜欢学别人说话，并善于辨别出各地方言和语音特点。

　　这段家史说明，赵元任幼年就经过多种方言的训练，开始掌握了学习语言的本领。1910年，他17岁时，由江苏南京高等学校预科考入清华留美研究生班，在录取的72名官费生中，他总分名列第二(胡适名列55)。先在康奈尔大学读数学、物理，后入哈佛攻哲学，继而又研究语言学。1920年回到祖国，在清华大学任教。当时适逢美国教育家杜威和英国哲学家罗素来中国讲学，清华大学派他给罗素当翻译。他在陪同罗素去湖南长沙途中又学会了讲湖南话。由于他口齿清晰，知识渊博，又能用方言翻译，因而使当时罗素的讲学比杜威获得更好的效果。从此，赵元任的语言天才得到了公认，他自己也决定将语言学作为终身的主要职业。  　1925年，清华大学增设“国学研究院”，他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被聘为导师，他教授《方音学》、《普通语言学》、《中国音韵学》、《中国现代方言》等课程。1929年，他又受聘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兼语言组主任。到1938年，他再度去美国哈佛大学攻读语言学，经过6年潜心研究，成为名闻世界的语言学家。1945年他被任命为美国语言学会会长，1960年任美国东方学会会长。他先后获得美国三个大学的名誉博士称号。

【“汉语言学之父”】

　　赵老是中国第一位用科学方法作方言和方音调查的学者。他的耳朵能辨别各种细微的语音差别。在二三十年代期间曾亲自考察和研究过吴语等近60种方言。

　　赵元任对方言的研究非他人所能及，他会33种方言。他的治学严谨和刻苦，令人叹为观止。

　　1927年春天，赵老在清华大学研究所担任指导老师时，曾到江、浙两省专门调查吴语。经常是一天跑两、三个地方，边调查边记录，找不到旅馆就住在农民家里。一次，他和助手夜间由无锡赶火车去苏州，只买到硬板椅的四等车票。由于身体太疲乏，上车后躺在长板座上就呼呼地睡着了。等醒来时，满车漆黑，往外一看，才知道前面几节车厢已开走，把这节四等车厢甩下了。助手问他怎么办?他说：“现在反正也找不到旅馆，就在车上睡到天亮吧!”助手见他身体虚弱，劝他每天少搞点调查，他诙谐地说：“搞调查就是要辛苦些，抓紧些，否则咱们不能早点回家呀!将来不是要更费时间，也更辛苦吗?”

　　在那次调查吴语的行动中，他不辞劳苦，经镇江、丹阳、无锡，每站下车，再乘小火轮到宜兴、溧阳，又转回到无锡等地，冒着严寒，辗转往复，深入群众，多访广纳，记录了大量的当地方言。3个月后，回到北京，他把调查的材料写成一本《现代吴语研究》。在出版此书时，语音符号采用国际音标，印刷厂没有字模，他和助手就自己用手写，画成表格影印，每天工作在10小时以上。这本书出版后，为研究吴语和方言作出极为珍贵的贡献，赵元任也成为我国方言调查的鼻祖。

【他为中国语言学研究开辟了新路】

　　赵元任教授对音位学理论、中国音韵学、汉语方言以及汉语语法都有精湛的研究，撰写和发表过大量有影响的论文和专著，在国内外学者中享有很高声誉。他在美国除了在大学任教外，又用英文和中文写下了大量语言学著作：《中国语言词典》、《中国语入门》、《中国语文法之研究》、《现代吴语研究》、《钟禅方言记》及《湖北方言报告》等。

　　1972年，赵老退休后，仍不断致力著述，写出《语言学跟符号的系统》、《白话读物》等书。在他病逝前不久，还构想以同音替代的办法，把《康熙字典》上1万多个字合成一本2000字的《通字》，以用于日常行文，可惜未能如愿。

　　赵元任早年曾和语言专家黎锦熙先生致力于推广普遍话工作，为此他创造了国语罗马字(注音字母第二式)，并灌录了国语留声唱片。赵老经历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他一贯提倡彻底的白话文。1981年笔者访问赵老时，他对目前国内人们的口语有这样的感慨：“现在教育水平高了，人们的说话受广播、报刊、电视等媒体的影响，出口书面语多，不大爱讲白话了。如现在北京人爱说“开始”，不说“起头儿”；把长外衣不叫“大氅”，而叫“大衣”。连小孩说话也是文绉绉的，人们的日常生活语言显得缺少生活气息。”

　　在他这次回国访问和探亲期间，曾用各种方言和友人、学生进行交谈。著名相声艺术大师侯宝林见到赵老时，两人兴致勃勃地用方言对话，逗得大家捧腹大笑。

　　我国著名语言学家、社会科学院语言所所长吕叔湘称赞赵老对中国语言学的贡献，一是他以现代的语言作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给中国语言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二是他给中国语言学的研究事业培养了一支庞大的队伍。

【现代音乐的先驱】

　　赵元任出身于书香世家。母亲擅昆曲，父亲擅奏笛，可谓夫唱妇随。他自幼便受到良好的音乐熏陶，在音乐上也有天赋，在南京上中学时开始学钢琴，到了大学时代，无论主修那一门功课，他总要进修“和声学”、“对位学”、“作曲”、“声学”等课程。他还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歌咏团，并担当过歌咏队指挥。从1922年至1948年，他曾先后创作了歌曲、钢琴曲100余首。

　　在“五四”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思潮影响下，赵元任热情洋溢地创作了一些富有时代精神的音乐作品。如《呜呼三月一十八》、《我们不买日本货》等具有强烈民主和爱国思想的歌曲。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的《赵元任歌曲集》中，歌词是由许多现代知名作家或诗人刘大白、刘半农、徐志摩、施谊以及赵元任自己创作的。在《卖布谣》、《劳动歌》两首歌里，他对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和善良质朴的小生产者的悲惨境地寄予无限同情。即使他所作的抒情歌曲，如《秋种》、《听语》、《海韵》，也揭示了人民追求个性解放和对美好未来的向往。1936年，他在“百代”公司灌录了一首《教我如何不想他》的唱片，近半个世纪以来一直脍炙人口。

　　1981年当他最后访问北京期间，多次被邀请唱这首歌。一次在音乐学院唱完这首歌后，人们向他提问：这是不是一首爱情歌曲?其中的“他”究竟是谁?赵老回答说：“'他’字可以是男的，也可以是女的，也可以是指男女之外的其它事物。这个词代表一切心爱的他、她、它。”他说这首歌词是当年刘半农先生在英国伦敦写的，“蕴含着他思念祖国和怀旧之情。”

　　赵老当时还向大家讲了一段有关这首歌曲的趣闻。他说，当时这首歌在社会上很流行，有个年轻朋友很想一睹歌词作者的风采，问刘半农到底是个啥模样?一天刚好刘到赵家小坐喝茶，而这位青年亦在座。赵元任夫妇即向年轻人介绍说：“这位就是《教我如何不想他》的词作者。”年轻人大出意外，脱口而出说：“原来他是个老头啊!”大家大笑不止，刘半农回家后，曾写了一首打油诗：“教我如何不想他，请进门来喝杯茶，原来如此一老叟，教我如何再想他!”

　　赵元任创作的家庭音乐作品，有些是为女儿写的，也教她们唱。连上邮局寄信的当儿，也不放过，让女儿坐在长凳上学唱。他很会利用时间，把许多歌曲写在小五线谱本子上，随身携带，一有灵感就写。他的大女儿赵如兰说：“他的许多音乐作品，都是在刮胡子的时候创作的。”

　　赵元任从20年代到30年初所作歌曲的歌词，大部分系刘半农所作。当1933年刘半农因病逝世时，赵老曾深情地写一挽联：“十载奏双簧，无词难成曲；数人弱一个，教我如何不想他!”

【别开生面的婚礼】

　　1920年，赵元任从美国哈佛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到清华大学任教，经友人介绍认识了出身皖南名门望族的杨步伟女士。杨步伟在考入南京旅宁学堂时，入学考试作文题为《女子读书之益》，她竟大胆地写道：“女子者，国民之母也。”步伟这个名字，就是她的同学、好友看她抱负不凡为她而取的。杨自幼反对封建礼教，不肯缠足，并大胆拒绝了父母为她包办的婚姻，孤身跑到上海读书。1919年，全国掀起反帝和反封建的革命浪潮，杨步伟也参加了这场运动。当时安徽督军兼一、四两方面军军长的柏文蔚，要为500人的女子北伐队办所崇实学校，特聘杨步伟担纲校长之职。她毅然出任，领导学员学纺织、打绒绳、学刺绣，学救护……搞得轰轰烈烈。后来留学日本，在东京帝大获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她在北京绒线胡同和友人合开了一所“森仁妇产科医院”，开创妇女创业风气之先。赵元任在众多的追求者中慧眼识金，一眼认定了大他3岁的杨步伟。他非常敬佩这位女医生的才能和魄力。1921年有情人终成眷属。

　　说到他们的婚礼，那也是杨步伟女士蓄意向世俗的一场挑战。当时凭他俩家庭关系、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婚礼本应办得挺排场和体面。但他们想打破旧的婚姻制度，俩人别出心裁，先到中山公园当年定情的地方照张相，再向有关亲友发了一份通知书，声明概不收礼。当天下午，他把好友胡适和杨步伟在医院工作时的同事朱征请到家中，由杨步伟掌勺，做了四碟四碗家常菜宴请了这两位证婚人。然后赵元任从抽屉里取出结婚证书，新郎新娘先签了名，接着两位证婚人也签了名，为了合法化，还贴了四角钱印花税，就这样完成了简单而浪漫的婚礼。当这消息传出后，第二天报纸上以《新人物的新式结婚》为大标题，宣扬了一番。连英国哲学家罗素当时也认为这个婚礼“够简单了，不能再简单了。”

【好客之家】

　　婚后，杨步伟舍弃专业，全心支持丈夫事业。跟随赵元任先后到剑桥、清华、耶鲁、哈佛。杨步伟是闲不住的人，终身热心从事公益事业。赵家人好客，誉满清华。赵老在清华园任教的4年间，每逢节假日，不仅校内来客不断，从市里来访的人也很多。为了能使客人品尝更多地方风味的菜肴和点心，赵太太就和清华几个教授夫人商量，在清华园大门外的小桥边整修了三间小房，合办了一个饭馆，并从东城五芳斋请了一个厨师。饭馆门上贴了一副对联：“小桥流水三间屋，食社春风满座人”。开张那天，几位教授夫人都去帮忙。哪知头一天就来了二百人，不到两个小时，就把事先备好的菜吃得精光。开张两个月，400多元的本钱多为请客垫光了。赵元任为此给夫人笑赠了两句打油诗：“生意茂盛，本钱赔净!”

　　从1938年起，赵老一家定居美国后，数十年来，他们的家一直是清华留美学生的“接待站”。我国著名科学家周培源、钱学森等许多早期赴美留学的学者，都是赵府的座上客。人们一到了赵家总有一种宾至如归的亲切感。赵太太不仅好客，而且烧得一手淮扬名菜。她曾把自己几十年来创作的名菜经验编成了一本《中国烹调》，在美国畅销不衰。

【一对神仙伴侣】

20多年前，有位记者在美国到赵家访问，称赞赵老夫妇是一对神仙伴侣。杨步伟对他说：“我们争争吵吵60多年，但也和和睦睦共度了大半个世纪”。据了解他们的朋友说，他俩情投意合，但个性却不尽相同。赵元任性格淳厚，重道德，富涵养，不多言，对人和蔼可亲，说话风趣、幽默、凡事三思而行。杨步伟的个性豪爽果断，心直口快，热心助人，想干的事决不终止。可是他们60多年生活在一起，总是相亲相爱，相敬如宾，数十年如一日。  　

1961年，在他俩结婚40周年纪念会上，有人将赵元任做学问的求实精神比之《西游记》的唐僧玄奘，说玄奘之所以能成功，应归功于观世音菩萨的保护，杨步伟就是赵元任的观世音菩萨。赵元任一生的成就和贡献，的确也是与杨步伟的帮助和鼓励分不开的。1973年6月，他们伉俪作了一次阔别故土后的首次大陆游。周总理、郭沫若、竺可桢等接见了他们。在受到周恩来长达3小时的亲切接见时，杨步伟竟充当了主要角色。赵元任对周总理诙谐地说：“她既是我的内务部长，又是我的外交部长。”充分证明了赵元任对夫人的挚爱。

　　有不少人说赵元任“惧内”。赵元任从不介意于此，也不否认“惧内”，往往以幽默的语言来回答世俗。一次胡适与杨步伟谈及在家中谁说了算时，她谦虚地说：“我在小家庭里有权，可是大事情还得丈夫决定，不过大事情很少就是了。我与他辩论起来，若是两人理由不相上下，那总是我赢。”赵元任也从不与太太争高低。

　　1971年6月1日，是他们金婚之日，门生故旧在旧金山“四海酒家”为他们举觞庆祝。杨步伟曾当场赋诗一首：“吵吵闹闹五十年，人人都说好姻缘。元任今生欠我业，颠倒阴阳再团圆。”赵元任也即兴和诗一首：“阴阳颠倒又团圆，犹似当年蜜蜜甜。男女平权新世纪，同偕造福为人间。”

1981年3月1日，杨步伟在美国病逝，赵元任老来丧伴，心情非常悲痛。他给友人写信说：“韵卿去世，一时精神混乱，借住小女汝兰处，暂不愿回柏克莱，今后再也不能说回'家’了。” 　　

这年的5月21日，赵元任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之邀，请他回国录制国际音标。录制时，他发了四百多种元音、辅音和声调，连非常细微的差别都十分确切，发音辨音能力与他在三十年代时一样，使在座者惊讶不已，钦佩之至。返美前，他对送行的朋友频频说：“我还要回来的，我还要回来的。”

　　本来，他的确是打算要回来，而且把归期订在第二年的秋天。可惜事与愿违。时隔7个月，1982年1月底，赵元任先生在麻省剑桥因病离开了人世。他逝世后未举行葬礼，按照他们生前的愿望，子女把他俩的骨灰撒到太平洋，让那深情的海水把他们的思念送回祖国，送回故乡……

【著作】

　　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商务出版社，2002 (1979)，ISBN 7100022568。

　　《国语新诗韵》

　　《现代吴语的研究》

　　《广西瑶歌记音》

【校歌】

　 厦门大学校歌

　　作词：郑贞文　作曲：赵元任

　　自强！自强！学海何洋洋！谁欤操钥必其藏？

　　鹭江深且长，致吾知于无央。

　　吁嗟乎！南方之强！吁嗟乎！南方之强！

　　自强！自强！人生何茫茫！谁欤普渡驾慈航？

　　鹭江深且长，充吾爱于无疆。

　　吁嗟乎！南方之强！吁嗟乎！南方之强！

李 济

------ “五星聚奎”、清华五大导师之一

李济（1896.6.2-1979.8.1）人类学家、 中国现代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之父。字受之，后改济之。湖北钟祥郢中人。1911年考入留美预科学校清华学堂，1918年官费留美，入麻州克拉克大学攻读心理学，并于次年改读人口学专业，1920年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后，转入美国哈佛大学，读人类学专业，获哲学博士学位。1922年，李济哈佛大学毕业，返回祖国，受聘于南开大学，任人类学和社会学教授。1924年开始田野考古。1925年,29岁的李济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人类学讲师,与著名的四大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同执教鞭。1926年，李济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此为中国学者最早独立进行的考古发掘。1929年初，应聘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领导并参加了安阳殷墟、章丘城子崖等田野考古发掘，使得发掘工作走上科学轨道，造就出中国第一批水平较高的考古学者。1936年曾赴欧洲讲学，1938年被推选为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名誉会员，1948年随考古组去台湾，被推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至1950年兼任台湾大学教授，并主办考古人类学系。1955～1972年，在台湾省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1946年还参加中国政府驻日代表团工作，索回日本侵华期间掠去的中国文物。与吴金鼎一起调查过城子崖遗址(吴金鼎先期发现，已作多次调查)并做了第一次小面积的发掘。是山东地区考古工作的开拓者之一，《城子崖》一书的总编辑。他主要致力于殷墟陶器、青铜器的研究。著有《西阴村史前遗存》、《殷墟器物甲编·陶器》上辑、《李济考古学论文集》等。又与他人合著有《古器物研究专刊》。

　　李济的故宅所在地：湖北省钟祥市郢中镇码头街新堤村。如今这里已是钟祥城区的闹市，李家旧宅了无痕迹，旧址上的建筑为“郢中镇新堤小学”。

年轻李济的梦想

　　他有一个梦想这个年轻的中国学生在“自撰简历”的最后写道：“要是有机会，还想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波斯去刨坟掘墓、断碑寻古迹，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来寻绎中国人的原始出来。”　那一年，他22岁，即将去哈佛攻读人类学。后来，他果真去“刨坟掘墓寻古迹”了，只不过并没有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或是波斯，而是在中原的河南、山西和山东。

　　1926年主持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发掘，他成为第一位挖掘考古遗址的中国学者。1930年主持济南龙山镇城子崖遗址发掘，他让龙山文化呈现于世人面前。如今，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已成为中国远古历史的标志性术语，许多对考古学一窍不通的人竟也耳熟能详。只不过，大多数人对他却是闻所未闻。

　　1928年至1937年，他主持了震惊世界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使殷商文化由传说变为信史，并由此将中国的历史向前推移了数百年。直至今日，它依旧被视为人类文明史上最重大的发掘之一。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名字———李济。

　　我们关于商代的知识很大程度上是由李济给我们划定的。他领导的安阳发掘，对20世纪整个下半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包括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夏鼐、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所长高去寻在内的中国考古学界领袖人物，都是在安阳接受的考古学训练。

　　已故的考古人类学大家张光直以台湾中研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教授的权威身份，曾对自己的导师李济做过评价：近60年的岁月里，一开始作为中国考古学之父，随后又作为中国考古学掌门人，他的学术思想一直在中国这门学问的发展中占据支配地位。如果不将张光直所说的“中国学界”缩小为台湾学界，那么他的判断显然过于乐观了。李济在1948年年底随史语所迁台，这一选择很难以优劣论，但其所造成的尴尬局面却是显而易见的。

　　1959年，以《考古》杂志为代表的大陆考古学界对李济发起了猛烈的“围剿”。李济的儿子李光谟甚至还收藏了当年的一期《考古》，整整一期都在批判李济。此后，和许多政治上选择错误的著名学者一样，这个名字逐渐消逝在我们的阅读视野中。

　　不知道李济对于此种“围剿”的反应如何，但他曾对1949年后大陆的考古发掘报告提出过严厉的批评，认为其中缺乏实际材料，充满了政治术语，对出土地、器物、尺寸等内容居然都号称“保密”。　“我想，按照他一贯的标准，这些根本都够不上考古学。”李光谟感叹道。

　　直到后来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报告出来以后，李济对大陆考古学的印象才有所改变，他自己的文章中也开始引用大陆学界的资料。

　　李济去世后，人们回忆：“他是一个被上级、同僚、晚辈、学生害怕的人，但他对待真心为学的人则给予最大的帮助。”其实岂止“害怕”，在一些人眼中，此人简直就是可恶。台湾名人李敖就曾写过文章，称李济为“最后一个迷人的学阀”。李济因固执而获罪为“学阀”，但饶是刻薄如李敖，也从不否认他身上“迷人” 的一面。　李济人生最辉煌的一页是在殷墟，此后，考古学家和他发掘的遗址天各一方，路途迢迢。身不能回大陆的李济，晚年心中是否牵挂殷墟？隔海相望殷墟，心中是怎样一番滋味？这些问题，由于长期的两岸阻隔，甚至连李光谟也无法回答，但他说：“1977年，李济生前最后一本著作是《安阳》，可见殷墟在他心中的位置。”

著作专书

　　1. 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清华研究院丛书， 1928 。

　　2. 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8.

　　3. 城子崖，与傅斯年、董作宾、梁思永、吴金鼎、郭宝钧、刘屿霞合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报告集之1，1934 。

　　4. 小屯第三本?殷虚器物甲编：陶器上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报告集之2，1956 。

　　5. The Beginning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ree Lectures Illustrated with Finds at Anyang . Seattle :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 1957.

　　6. 殷虚出土青铜觚形器之研究，与万家保合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报告集之4?古器物研究专刊第一本， 1964 。

　　7. 殷虚出土青铜爵形器之研究，与万家保合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报告集之4?古器物研究专刊第二本， 1966 。

　　8. 殷虚出土青铜斝形器之研究，与万家保合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报告集之4?古器物研究专刊第三本， 1968 。

　　9. 殷虚出土青铜鼎形器之研究，与万家保合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报告集之4?古器物研究专刊第四本， 1970 。

　　10. 殷虚出土五十三件青铜器之研究，与万家保合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报告集之4?古器物研究专刊第五本， 1972 。

论文

　　1. 幽兰，《清华学报》 2.2 ， 1925 。

　　2. The Bones of Sincheng ，《中国科学社论文专刊》 31 ， 1926 。

　　3. 安阳发掘报告发刊语，《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专刊之 1 ， 1929 ，页 1-2 。

　　4. 小屯地面下情形分析初步，《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专刊之 1 ， 1929 ，页 37-48 。

　　5. 殷商陶器初论，《安阳发掘报告》第一期，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专刊之 1 ， 1929 页 49-58 。

　　6. 民国十八年秋季发掘殷虚之经过及其重要发现，《安阳发掘报告》第二期，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专刊之 1 ， 1930 ，页 219-252 。

　　7. 小屯与仰韶，《安阳发掘报告》第二期，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专刊之 1 ， 1930 ，页 337-348 。

　　8. 现代考古学与殷虚发掘，附载于《安阳发掘报告》第二期，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专刊之 1 ， 1930 ，页 405-410 。

　　9. 俯身葬，《安阳发掘报告》第三期，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专刊之 1 ， 1931 ，页 447-480 。

　　10. 发掘龙山城子崖的理由及成绩，《山东省立图书馆季刊》 1.1 ， 1931 。

　　11. “Archaeology,” In: Symposium On Chinese Culture , ed., by Sophia H. Chen Zen, Shanghai : China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31, pp. 515-526.

　　12. 安阳最近发掘报告及六次工作之总估计，《安阳发掘报告》第四期，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专刊之 1 ， 1933 ，页 559-578 。

　　13. 安阳发掘报告编后语，《安阳发掘报告》第四期，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专刊之 1 ， 1944 ，页 729-733 。

　　14. 殷虚铜器五种及其相关之问题，《庆祝蔡元培 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一种， 1933 ，页 73-104 。

　　15. 城子崖报告序，《城子崖》，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报告集之 1 ， 1934 ，页 11-17 。

　　16. “Summary of Recent Archaeological Work in China ,” In: Proceedings of the Fifth Pacific Science Congress , Vol. IV, Canada , 1934, pp. 2815-2824.

　　17. 中国考古之学过去与将来，《东方杂志》 31.7 ， 1934 。

　　18. 田野考古报告编辑大旨，《中国考古学报》第一册，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专刊之 13 ， 1936 ，页 1-2 。

　　19. 民族学发展之前途与比较法应用之限制，《云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 ， 1941 。

　　20. 古物，《中央日报》全国美展特约论文， 1943 。

　　21. 远古石器浅说，《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第一次专题展览会》， 1943 。

　　22. 小屯地面下的先殷文化层，中央研究院《学术?刊》 1.2 （ 1944 ）： 1-14 。

　　23. 研究中国古玉问题的新资料，《六同别录》中册，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 1945 ，页 1-3 ；又见《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13 （ 1948 ）： 179-182 。

　　24. 中国考古学报前言，《中国考古学报》第二册，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专刊之 13 ， 1947 ，页 1-2 。

　　25. 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中国考古学报》第三册，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专刊之 13 ， 1948 ，页 1-100 。

　　26. 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中篇－锋刃器，《中国考古学报》第四册，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专刊之 13 ， 1948 ，页 1-70 （稿存上海）；又刊于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 4 ， 1952 。

　　27. 跋彦堂自序，《小屯第二本?殷虚文字甲编》，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报报集之 2 ， 1948 ，页 14-16 。

　　28. 豫北出土青铜句兵分类图解，《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22 （ 1950 ）： 1-17 。

　　29. 瑞岩民族学调查初步报告 ── 体质，《台湾省文献委员会文献专刊》 2 ， 1950 。

　　30. 中国古器物学的新基础，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 1 ， 1950 。

　　31. 中国民族之始，《大陆杂志》 1.1 （ 1950 ）： 2-5 。

　　32. 博物馆与科学教育（中央广播电台讲演辞 1944 ），索子明着故宫文物浅说代序， 1950 。

　　33. 值得青年效法的傅孟真 先生，《自由中国》 4.1 ， 1951 。

　　34. 中国史前文化，《大陆杂志》 2.11 （ 1951 ）： 1-5 。

　　35. 从人类学看文化（联合国中国同志会第三十五次座谈会讲辞），《大陆杂志》 3.11 （ 1951 ）： 356-363 。

　　36. 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几个基本观念及几件重要工作的回顾），《傅所长纪念特刊》，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 1951 ，页 11-19 。

　　37. 殷虚有刃石器图说，《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23 下（ 1952 ）： 523-619 。

　　38. 小屯陶器质料之化学分析，《台湾大学傅故校长斯年先生纪念论文集》， 1952 。

　　39. 关于台大考古人类学系之创设，《台大文摘》 1.4 ， 1952 。

　　40. 北京人的发现与研究之经过，《大陆杂志》 5.7 （ 1952 ）： 219-225 。

　　41. 北京人的体质与生活，《大陆杂志》 5.10 （ 1952 ）： 321-329 。

　　42. 跪坐蹲居与箕踞，《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24 （ 1953 ）： 283-301 。

　　43. 考古人类学刊发刊词，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 1 ， 1953 。

　　44. 关于在中国如何推进科学思想的几个问题，《自由中国》 9.9 ；又《三民主义半月刊》 19 ， 1953 。

　　45. 太平洋科学会议的性质与成就，《中国一周》 191 ， 1953 。

　　46. 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民主评论》 5.4 ， 1954 。

　　47. 太平洋科学会议（联合国中国同志会第八十八次座谈会讲辞），《大陆杂志》 8.4 （ 1954 ）： 3 04-306 。

　　48. 从中国远古史的几个问题谈起，《中央日报地图周刊》八周年 400 期纪念， 1954.4.23 。

　　49. 台湾大学现行招生办法之商榷，《自由中国》 10.9 ， 1954 。

　　50. 如何办科学馆，《中国一周》 211 ， 1954 。

　　51. “Notes on Some Metrical Characters of Calvaria of the Shang Dynasty Excavated from Houchiachung, Anyang,” 《中央研究院院刊 》 1 （ 1954 ）： 549-558 。

　　52. “Importance of the Anyang Discoveries in Prefacing Known Chinese History with a New Chapter,” 《 中央研究院院刊》 2 上（ 1955 ）： 91-102 。

　　53. “Studies of Hsiao-t'un Pottery ： Yin and Pre-Yin,” 《 中央研究院院刊 》 2 上（ 1955 ）： 103-117 。

　　54. “Diverse Backgrounds of the Decorative Arts of the Yin Dynasty,” 《 中央研究院院刊 》 2 上（ 1955 ）： 119-129 。

　　55. 对于丁文江所提倡的科学研究几段回忆，《中央研究院院刊》 3（ 1956 ）：155-160。

　　56. 论追求真理应该从认识自己身体作起，《中央日报》， 1956.8.5 。

　　57. 试论中国文化的原始，《中央日报学人》 1 ， 1956.10.2 。

　　58. 殷虚陶器研究报告序，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 8 ， 1956 。

　　59. 人之初，《中央日报学人》 12 ， 1956.12.18 。

　　60. 论道森氏晓人案件及原始数据之鉴定与处理，《现代学术季刊》 1.2 ， 1957 。

　　61. “Pattery and Bronze of the Yin-Shang Period,” 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 9/10 ， 1957 。

　　62. “Hunting Records Faunistic Remains and Decorative Patterns from the Archaeologial Site of Anyang,” 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 9/10 ， 1957 。

　　63. 殷虚白陶发展之程序，《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28 下（ 1957 ）： 853-882 。

　　64. 由?形演变所看见的小屯遗址与侯家庄墓葬之时代关系，《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29 下（ 1958 ）： 809-816 。

　　65. ?形八类及其文饰之演变，《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30 上（ 1959 ）： 1-69 。

　　66. 殷虚建筑遗存序，《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乙编：殷墟建筑遗存》，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报告集之 2 ， 1959 ，页 1-4 。

　　67. “Examples of Pattern Dissolution from the Archaeological Specimens of Anyang ,” Artibus Asiae 22.1/2(1959): 138-142. Institute of Fine Arts New York .

　　68. 文化沙漠，《自由中国》 21.10 ， 1959 。

　　69. 东亚学术研究计划委员会国际会议开会辞，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15/16 ，1960。

　　70. 我与中国考古工作（口述，由李青来笔记），《新时代》创刊号， 1961 。

　　71.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Collier's Encyclopedia , New York , 1961.

　　72. 故院长胡适 先生纪念论文集序，《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34 上（ 1962 ）： 1-3 。

　　73. “Some Anthropological Prodlems of China : Reconsidered,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istorians of Asia ,” Second Biennial Conference Proceedings, 1962.

　　74. 我在美国的大学生活，《传记文学》 1.5/6 ， 1962 。

　　75. Chinese People ，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 19/20 ， 1962 。

　　76. 我的记忆中的梅月涵 先生，《清华校友通讯》 2 ， 1962 。

　　77. 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33 （ 1962 ）： 351-370 。

　　78. 侯家庄 1001 号大墓序，《侯家庄第二本? 1001 号大墓》，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报告集之 3 ， 1962 ，页 1-3 。

　　79. 殷商时代装饰艺术研究之一（比较觚形器的花纹所引起的几个问题），《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34 下（ 1963 ）： 699-739 。

　　80. “Foreword in Kuang-Chih Chang's 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3.

　　81. 黑陶文化在中国上古史中所占的地位，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 21/22 ， 1963 。

　　82. 古器物研究专刊发刊辞，《殷虚出土青铜觚形器之研究》，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报告集之 4 ?古器物研究专刊第一本， 1964 ，页 3 。

　　83. 古器物研究专刊序，《殷虚出土青铜觚形器之研究》，中央研究院历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报告集之 4 ? 古器物研究专刊第一本， 1964 ，页 5-10 。

　　84. 殷商时代青铜技术的第四种风格，《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5（ 1964 ）：343-351 。

　　85. 南阳董作宾 先生与近代考古学，《传记文学》 4.3 ， 1964 。

　　86. 想象的历史与真实的历史之比较（历史博物馆专题讲辞），历史博物馆《历史文化丛刊》 2.3 ， 1965 。

　　87. 「北京人」的发现与研究及其所引起之问题，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 14 ， 1965 。

　　88. 回忆中的蒋廷黻 先生，《传记文学》 8.1 ， 1966 。

　　89. 如何研究青铜器，《故宫季刊》 1.1 ， 1966 。

　　90. 关于中美人文社会科学合作的一般问题和建议，灵辉译，《新时代》 6.7 ， 1966 。

　　91. 二十五年来之中央研究院，《星岛日报创刊号廿五周年论文集》， 1966 。

　　92. 大龟四版的故事，《董作宾 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集》，台北， 1966 。

　　93. 红色土时代的周口店文化，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 16 ， 1967 。

　　94. 我的初学时代，《传记文学》 11.3 ， 1967 。

　　95. 自由的初意，《自由谈》 19.4 ， 1968 。

　　96. 考古琐谈（一）──古物保存法颂布后所引起的第一个问题（一），《自由谈》 19.5 ， 1968 。

　　97. 考古琐谈（二）──敦煌学的今昔，《自由谈》 19.6 ， 1968 。

　　98. 考古琐谈（三）──古生物得到了中国法律的庇护，《自由谈》 19.8 ， 1968 。

　　99. 考古琐谈（四）──牙的故事二则──中西学术界治学态度的一幅对照，《自由谈》 19.10 ， 1968 。

　　100. 华北新石器时代文化的类别、分布与编年，《大陆杂志》 36.4 ， 1968 。

　　101. 斝的形制及其原始，《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39 上（ 1968 ）： 335-350 。

　　102. 安阳发掘与中国古史问题，附载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40 下（ 1968 ）： 913-944 。

译述

　　1. 甘肃史前人种说略（ Davidson Black: Notes on the Physical Characters of the Prehistoric Kansu Race, Memoirs of the 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 , Series A, No. 5 ）， 1925 。

　　2. 奉天沙锅屯及河南仰韶村之古代人骨与近代华北人骨之比较（ Davidson Black: The Human Skeletal Remaines from the Sha Kuo T'un Cave Deposit in Comparison with those from Yang Shao Ts'un and with Recent North China Skeletal Remains, Palaeontologia Sinica , Series D. Vol. 1 ）， 1925.

　　3. 周口店储积中一荷谟形的下臼齿（ Davidson Black: The Lower Molar Hominid Tooth from the Chou Kou Tien Deposit, Palaeontologia Sinica , Series D. Vol. VII. ）， 1927.

　　4. Manchuria in History: A Summary （节译傅斯年：东北史纲），历史语言研究所， 1932 。

　　5. 人类学（ A. L. Kroeber: Anthropology, Scientific American 183.3(1950) ），中央文物供应社五十年来科学的进展， 1951 。

书评与介绍

　　1. 历史圈外（介绍一本有关先史学的小人书）（ Beyond the Bounds of History , by Henry Breuil, English Translation by Mary E. Boyle; P. R. Gawthorn Ltd., London , 1949 ），《大陆杂志》 1.8 （ 1950 ）： 4-6 。

　　2. 猎熊（介绍一本有关先史学的小人书）（ Beyond the Bounds of History , by Henry Breuil, English Translation by Mary E. Boyle; P. R. Gawthern Ltd., London , 1949 ），《大陆杂志》 1.11 ， 1953 。

　　3. “Asia and North America Transpacific Contacts,” Assembled by Martin W. Smith, American Antiquity , Vol. XVIII. No. 3, Part 2, Jan. 1953, The Society for American Archaeology, 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 1 ， 1953 。

　　4. 中国思想史之研究， Studies in Chinese Thought , ed., by Arthur F. Wright Comparative Studies of Cultures and Civilizations, No. 1. The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Vol. 55, No. 5, Part 2, Memoir No. 75, Dec. 1953, pp. XIV+317 ，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 3 ， 1954 。

　　5. 中国科学技术史，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 , by Joseph Needham F. R. S. With Research Assistance of Wang Ling, Vol. 1. Introductory Orientations, pp. XXXVIII+318.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1954 ，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 6 ， 1955 。

　　6. 中国铜器时代古兵：北京故宫博物院杨宁史旧藏三代青铜兵器图录， Chinese Bronze Age Weapons: The Werner Jonnings' Collection in the Chines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 by Max Loehr, Ann Arbor :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56, pp. I-XIII; 1-233. 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 7 ， 19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