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假包括周末吗: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徐志摩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06:13:48

梁思成

----建筑教育家、新中国首都城市规划工作的推动者、梁启超之子

梁思成(1901.4---1972.1),建筑学家和建筑教育家。毕生从事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和建筑教育事业。系统地调查、整理、研究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历史和理论,是这一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培养了大批建筑人才,以严谨、勤奋的学风著称。曾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等设计,努力探索中国建筑的创作道路,还提出文物建筑保护的理论和方法,在建筑学方面贡献突出。新中国首都城市规划工作的推动者,建国以来几项重大设计方案的主持者。广东省新会人,1972年1月9日病逝于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1949年7月10日,新政协筹委会在《人民日报》等大报上刊登了公开征集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词谱的启事。当时梁思成是国旗、国徽评选委员会的顾问,另外,他夫人林徽因都是清华大学国徽设计组的负责人。

个人简历

  1901年4月20日出生于日本东京,原籍为广东省新会县(今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

  1915—1923年北京清华学校学习。

  1924—1927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院先后获学士、硕士学位。

  1927—1928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肄业。

  1928—1931年沈阳东北大学建筑系主任、教授。

  1931—1946年中国营造学社法式组主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通讯研究员及兼任研究员。

  1944—1945年任教育部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副主任。

  1946—1947年美国耶鲁大学聘问教授,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建筑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赠授文学博士。

  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6—1972年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

  1972年1月9日逝世于北京。

职业生涯

  梁思成, 1901年4月20日出生于日本东京,是他父亲梁启超因“戊戌政变”失败后亡命日本的第三年,原籍广东省新会县。童年时代的梁思成在日本的华侨学校上学,在父亲的影响和督促下,梁思成自幼就攻读《左传》、《史记》等古籍,使他对中国古文化有良好的基础和浓厚的兴趣。当时是甲午之战和庚子赔款以后,中国屡受外国欺凌,这种环境培养了梁思成浓厚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意识。他11岁由日本回到北京,14岁进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这是一所留学美国的预备学校。梁思成在学习期间,不但学业优秀,而且兴趣广泛。他爱好美术和音乐,经常为校刊画插图,被聘为美术编辑,他参加学校的合唱队、军乐队,担任过乐队队长和第一小号手;他还爱好体育,喜欢踢足球。梁思成也很关心政治,五四运动时,他是清华学校“义勇军”等爱国组织的中坚分子。1923年5月,他去天安门广场参加二十一条国耻日的纪念活动,在途中被军阀金永贵的汽车撞伤,左腿骨折,使他留学美国不得不推迟一年。1924年,梁思成赴美国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他刻苦好学,尤其对西方文化和建筑历史有特殊爱好。他自己说是用“笨功夫”到图书馆博览群书,研究古代历史,参观古代文物,把著名古建筑一个个默画下来,1927年,以优异成绩获得建筑硕士学位。接着他到美国哈佛大学入研究生院,准备进行“中国宫室史”的博士论文,但是他感到研究工作不能光在书本中寻找资料而必须到实践中去考察研究,于是决定离开哈佛到欧洲考察建筑。1928年,梁思成回国后应东北大学之邀去沈阳创办了建筑系,任系主任和教授。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梁思成举家迁到北平,他参加了中国营造学社,这是专门从事对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学术机构,他担任法式部主任,从此投入了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梁思成收到日方主办的“东亚共荣协会”的请柬,邀他出席会议,他坚决不与侵略者同流合污,立即带领全家长途跋涉于1938年1月到达昆明,1939年,又搬到四川省南溪县的李庄乡下,这时,营造学社的经费来源断绝,有时连工资也发不出。梁思成的妻子林徽因患了严重肺病,长年卧床不起,他自己也得了脊椎软组织硬化症,行动极为不便,全家陷入了贫病交加的境地。当时美国有好几处学校和机构邀请梁思成全家去美国工作和治病,但他表示:“国难当头,绝不离开祖国”。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他率领营造学社的少数同仁坚持在抗日战争后方继续古建筑的调查研究工作,直至抗日战争的胜利。

  1946年,梁思成赴美国讲学,因他在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上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1946年,梁思成回到母校清华大学创办了建筑系。1947年,被中国政府派往美国担任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团的中国顾问。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梁思成除了仍在清华大学教授和建筑系主任外,一直以高度热情参加了各项建设工作,先后担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文联中国委员会委员,中华中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委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委员,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理论与历史研究室主任,北京市城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他是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梁思成还积极参加了国家的政治领导活动,曾任: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委员,政协北京市委员会副主席,第一、二、三届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三届人代会常务委员。1959年,梁思成加入中国共产党,1972年,病逝于北京。

建筑研究

  1928年, 梁思成在回国之前,曾到欧洲参观了希腊、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地的著名古建筑.他亲眼看到国外的古建筑受到妥善保护,许多学者在对它们进行专门的研究,而对比自己的国家,一个有着几千年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祖先给留下了如此丰富的古建筑遗产,如今却是满目苍凉。珍贵的龙门石窟、敦煌壁画任意被盗卖,被抢劫,千年文物流落异邦,大批古建筑危立在风雨飘摇之中。只有少数外国学者对它们进行过一些考察,而国内学者反而无力从事研究,甚至中国人学习自己祖先的文化遗产都要依靠国外编著的书刊,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状况。梁思成深深感到这是一种民族的耻辱,他下定决心:中国人一定要研究自己的建筑,中国人一定要写出自己的建筑史。从1931年起,他将毕生精力投入到这项事业中去。一开始梁思成就把近代的科学方法应用到研究中国古建筑上,他明确提出:“近代学者治学之道,首重证据,以实物为理论之后盾,俗谚所谓'百闻不如一见’,适合科学方法。”所以,他坚持研究古建筑首先必须进行实地的调查测绘。选择北京故宫作目标,因为这是目前留存最大量的明、清两代古建筑的代表。他手执清代朝廷公布的《工部工程作法则例》为课本,对着实物,从整体到局部,一一逐个辨识、测量、记录。他求教老工匠,在他们帮助下逐渐弄清了清代建筑的结构与形制,这如同跨入了门槛,为扩大调研范围创造了条件。从1932年4月开始,梁思成对蓟县独乐寺辽代建筑进行了调查,写出了详细的报告,在不长的时间里,又连续写出了《正定古建筑调查纪略》、《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赵县大石桥》、《晋汾占建筑预查纪略》、《曲阜孔庙之建筑及修葺计划》等10余篇论文和报告,将一座座从汉唐、宋辽到明清各代的古建筑珍宝展现在人们面前。

  对古建筑的调查研究,梁思成坚持测量力求细致,分析要有根据,绘图要严密,所出成果要与世界水平比高低。30年代的华北,人民生活极端困苦,梁思成每次外出调查都要经受不少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条件十分艰苦,但他对测绘工作始终一丝不苟,并且身体力行。他和助手们一起,对建筑物从整体到局部进行详细地绘图测量;对各种构件与装饰,从里到外,从正面到侧面都细致地加以摄影记录;对所有碑文、史料都一一抄录无误。正是凭着这一种民族自尊心和志气,使当时营造学社的许多研究成果,测绘的许多图纸都达到了国际水平。

  经过对古建筑的系统调查研究,1934年,他编著了《清式营造则例》一书,这部著作第一次将繁杂的中国古建筑构造和形制作了科学的整理和分析,对清代建筑的各部分作法和制度作了较详细的介绍和论述,第一次用近代的建筑投影图绘制出清式建筑构架、门窗、装饰和彩画的详图,使人们在多彩的占建筑遗迹面前不再停留在般的感叹上,而获得了科学的认识和了解。几十年来.这部《清式营造则例》成了初学中国古建筑的入门必读教材,研究中国古建筑的不可少的资料,也是如今古建修整工作人员常用的工具书

  1937年,梁思成和林徽因、莫宗江等人去山西五台山调查佛光寺。正当他们为第一次发现一座唐代建筑而欢喜若狂时,北京芦沟桥畔已燃起了抗的烽火梁思成和刘敦桢带领着仅有的几位研究人员,在云南、四川等地仍坚持着古建筑的研究,他们调查了40余个县,为当时的中央博物馆绘制了大量古建筑模型图,在印刷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出版营造学社的汇刊。1944年,梁思成开始撰写《中国建筑史》。这时,多病的身体折磨着他,脊椎软骨硬化病使他不得不经常戴着铁马甲工作;学社经费来源的断绝又使他不得不多次去重庆政府募化微薄的津贴;十分短缺的物质条件使得只能靠大量的线描图来弥补照片的不足。在林微因、莫宗江、卢绳等人的协助下,一部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中国古代建筑史,终于在抗日时期西南的一个小山庄里完成了。在这部著作中,梁思成根据大量的实物和文献资料,第一次按中国历史的发展,将各时期的建筑,从城市规划、宫殿、陵墓到寺庙、园林、民居都作了详细的叙述,并对各时期的建筑特征作了分析和比较。这些论述和分析都远远超过了过去外国人对中国建筑的研究水平,达到了前人所没有达到的高度。1946年10月,美国耶鲁大学聘请梁思成去讲学,他带着《中国建筑史》和同时完成的《中国雕塑史》的书稿、图片,以丰富的内容和精湛的分析博得了国外学术界的极大钦佩和赞扬。这些成就离不开集体的劳动,中国营造学社的成员们在十几年的时间里,走访了15个省,近200个县,测量、摄影、分析、研究了2000余项建筑与文物,积累了大量资料。梁思成正是根据这些丰富资料,去粗存精,分析比较,和同事们一起使中国古建筑这一瑰宝,终得拂去尘埃,重放异彩于世界文化之林。

教育事业

  在梁思成的一生中, 除了研究中国古建筑以外,他为祖国的教育事业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培养了大批建设人才。1928年,他刚一回国就到东北大学担任建筑系主任,一心要为中国培养新型的建设者。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梁思成又想着战后和平建设需要人才,于是回清华大学筹办了建筑系,从此,他把自己的后半生投入了中国的教育上。

  在长期的教育工作中,梁思成总是站在教学第一线,即使在他担负着十分繁重的行政工作的情况下,他坚持亲自教课。他十分重视对学生专业基础知识的培养,所以他除了讲授中、外建筑史外,还经常给刚进大学的学生讲“建筑概论”,担任低年级的“建筑设计”课程。他不但具有渊博的知识,而且善于深入浅出地、用生动的语言和比喻向学生讲明什么是建筑,建筑师的任务和建筑师应该怎样工作等。他善于从课内到课外,经常教育和引导学生时刻注意周围的环境,观察所见到的建筑,研究与建筑师有关系的一切事物,启发学生对建筑事业的责任感,培养学生对自己专业的兴趣和感情。

  梁思成在古建筑研究中坚持的严谨学风也贯穿在他的教育工作中。他审阅青年教师和研究生的论文都是逐句修改,从内容到错别字,连一个标点符号也不放过。他不仅自己做到,而且也要求教师和学生熟悉古今中外的著名建筑,能随手勾画出这些建筑的形象和记住它们的建造时期。他不但培养学生的高超技艺,同时也十分注意培养学生的良好作风,反对少数艺术家的所谓不修边幅的那种散漫习气。他强调一个建筑师要对一个工程负责,必须要有严格和科学的工作作风。他要求每一张设计图纸都要制图清楚,尺寸准确、连写字大小都要按不同等级的规定,文字与图分布均匀,干净利索,一目了然。

  梁思成在学风上要求严谨,在学术上平等待人。当他听到教师和助手们在学术上的不同意见,包括反对他的看法的意见,总是很高兴地与大家一起讨论,从不把自己的看法强加于人。梁思成为培养人才,在学术上是大公无私的,他恨不得把全部知识都传授给年轻一代。无论他过去积累或新近获得的资料,他从不保密,尽其所有地为大家所有。在梁思成去世后,遵照他生前的嘱咐,将他收藏的丰富的图书资料捐赠给了清华大学建筑系,让它们发挥更大的作用。

家庭生活

  1928年3月21日,梁思成与林徽因在加拿大渥太华梁思成姐夫任总领事的中国总领事馆举行婚礼。之后按照其父梁启超的安排,赴欧洲参观古建筑,于8月18日回京。1929年8月,林徽因从东北回到北平,在协和医院生下其女儿,取名再冰,意为纪念已故父亲梁启超“饮冰室”书房雅号。

  婚后夫妻二人致力于建筑事业,他们在山西对古建筑所做的调查和实测工作,不仅对科学研究贡献巨大,也使山西众多埋没在荒野的国宝级的古代建筑开始走向世界,为世人所知。

  学者金岳霖,是中国一流的哲学家。金岳霖191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留学美国、英国,又游学欧洲诸国。回国后主要执教于清华和北大。他从青年时代起就饱受欧风美雨的沐浴,生活相当西化,身高一米八,极富绅士气度。金岳霖在晚年回忆说,他还是通过徐志摩认识林徽因的。林徽因一家在北京东城北总布胡同居住的时候,金岳霖与林家比邻。梁氏夫妇的客厅有一扇小门,穿过“老金的小院子”到他的屋子,而他常常穿过这扇门,参加梁氏夫妇的聚会。到星期六下午,老金在家里和老朋友们聚会的时候,梁氏夫妇就穿过他的小院子来参加老金家的聚会。

  据说金岳霖的生活很讲究,他家的厨师做面包做得好,每天早上就给林徽因家送过去,没事了就到梁家一起喝茶聊天。这样交往久了,两个人就互相有了爱慕之心。大概是1932年夏天,梁思成从河北宝坻考察古建筑回来,林徽因告诉他自己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道该怎样办才好。

  当晚梁思成想了一夜,第二天他跟林徽因说:你是自由的,如果你选择了老金,我祝你们永远幸福。梁思成后来对他的第二个妻子林沫说,当时他和林徽因都哭了。后来林徽因把梁思成的话告诉了金岳霖。金岳霖说,思成能说这个话,可见他是真正爱着你,不愿你受一点点委屈,我不能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退出吧。

  从那以后,他们三人毫无芥蒂,金岳霖仍旧跟他们毗邻而居,相互间更加信任,甚至梁思成林徽因吵架,也是找理性冷静的金岳霖仲裁。金岳霖此后终生未娶,一直到八十多岁去世。

  在林徽因去世后,梁思成曾跟林沫说过,作为徽因的丈夫,确实有点累。梁思成说到这个话题,是因为林沫问他关于金岳霖为了林徽因终生不娶的故事。据林沫说,梁思成笑了笑说:“林徽因是个很特别的人,她的才华是多方面的。梁思成这样评价过林徽因之后,诙谐地说:“所以做她的丈夫很不容易。中国有句俗话,'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可是对我来说,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我不否认和林徽因在一起有时很累,因为她的思想太活跃,和她在一起必须和她同样地反应敏捷才行,不然就跟不上她。”

  费正清在《梁思成与林徽因》一文里回忆说:“我经常骑自行车或坐人力车在天黑时到梁家去。红漆双扇大门深锁,佣人把庭院入口的门闩打开,我就径自穿过内花园去找徽因。在客厅舒适的角落里坐下,泡上两杯热茶,我们迫不及待地把那些为对方保留的故事和想法讲出来。我们有时分析比较中国和美国的不同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但接着就转向彼此在文学、艺术和冒险方面的许多共同兴趣,谈谈对方不认识的朋友。”

  据《林徽因传》的作者张清平介绍,当年梁思成是因为林徽因喜欢建筑学而学建筑的。建筑学在他们之间,是共同的事业,也是情感沟通的基础。

关肇邺《忆先生对我的教诲》回忆说:“在先生那朴素而高雅的书房里,经常可以听到他们对学术上不同观点的争论。有时争得面红耳赤,但都有很充足精深的论据。我在旁静听,极受教益。也常有某一雕饰在敦煌某窟或云岗某窟、某一诗句出于何人之作等的争论而评比记忆力,等到查出正确结论,都一笑而罢。这些都使我感到多么像李清照和赵明诚家庭生活中的文化情趣。”   

建筑理论

  在梁思成的一生中,虽然以主要精力投入中国古建筑的研究和建筑教育事业,但始终不忘他从事这些工作的根本目的是要在中国创造出新的建筑。

  梁思成早在青年时期就到过欧美许多国家,参观过各国古代和近代的城市和建筑。他清楚地看到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它自己的传统文化,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建筑也多具有自己的传统风格。人类进入20世纪,物质文明大大提高,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趋频繁,在这样的时代,中国新的建筑应该是什么样子?将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这个问题长久地在他脑海中思考着。

  早在30年代,他总结了近代国外建筑的发展和近百年中国建筑的状况,他提出既反对全盘西化,将洋式建筑照搬进来,也反对那种完全仿古的做法,认为这决不是中国新建筑的方向。他向往着一种既能用新技术、新材料,又具有民族传统的新建筑形式的出现。40年代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各国都在准备着战后的和平建设,讨论着新城市的理想规划,探索着新住宅的多种形式。梁思成也向往着自己祖国在胜利后的建设,他在四川乡下读着国外新出版的书刊,研究城市规划,住宅建筑新的理论;他著书写文,探讨中国新时期的建筑设想;但是,在旧中国,他的这种向往和主张是不可能实现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梁思成向往已久的新建设终于在中国大地上开始了。人民政府给予梁思成以极大的信任,委任他担任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的副主任,他开始为新中国首都的建设日夜操劳。他四处写信,邀集国内建筑专家来北京筹建国家建筑设计机构,以担负起新中国的建设任务;他参加制定国家基本建设的计划,提出不要只着眼于个别工程的兴建而必须着手制定一个省,尤其是每一座城市的整体规划。1950年初,他与都市计划委员会的陈占祥先生一起向政府提出了新北京城的规划方案。他们根据北京作为中国政治中心的性质,预见到北京的长远发展,提出将新的政府行政中心区放在旧北京城的西郊。他们从新行政区占地面积、交通联系、长远发展等几方面加以分析比较,论证如将这个新区放在旧城之内则将带来一系列不可克服的困难。他们认为北京旧城是一座规划严整,保留有众多文化古迹而且至今仍保存得十分完整的古城,他们主张把这座世界上少有的历史名城保留下来,在改建中保持它的传统风格。1950年,梁思成带领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教师设计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1951年,他又组织教师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并担任纪念碑设计委员会的领导,在他主持下确定了碑形的式样。梁思成就是这样,怀着满腔热情,以一个技术专家的极大责任心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之中,他自己说:“差不多每天都在兴奋激动的心情中度过高兴愉快的一天。”

  在繁忙的工作中, 梁思成始终没有忘掉为新中国创造新建筑的理想,始终没有停止对建筑创作理论的探索。他学习了毛泽东同志的《新民主主义论》,尤其是其中关于新中国文化的论述,受到很大的教益,他认为新中国建筑也和新中国的文化一样,应该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他写文章,作报告,连续发表了《中国建筑的特征》、《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中国建筑与中国建筑师》等,热情地介绍中国建筑传统,论述建筑创作的主张。他十分注意新建筑的实践,对于北京民族宫、美术馆这样较多的应用了大屋顶和古代建筑装饰的建筑,梁思成并不认为他们就是最好的和唯一的民族形式;他发现有些地区、有些农村的住宅采用了中国建筑的横向开间比例,用普通砖砌出少许具有中国风格的装饰,他十分高兴地认为这可能是创造民族形式的广阔途径。可以说,在建筑创作这样复杂的学术问题上,几十年来,梁思成始终在进行着思考和探索。

  1963年,他为促进中日两国的友好,特地设计了扬州“鉴真和尚纪念堂”。在这项设计中,梁思成根据1200年前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传播中国文化,在日本兴造了奈良招提寺的史实,特地采用了中国唐代建筑的式样和风格,以象征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在扬州市建设局的具体领导和组织下,这一组精美的纪念性建筑于1973年建成,1984年,荣获中国优秀建筑设计一等奖。

  1962年,梁思成带着助手又开始了对宋《营造法式》的研究工作。《营造法式》是中国宋朝朝廷颁行的一部关于建筑制度的法规的书,是中国历史上留存至今最完整的建筑经验总结。但是由于留存到今天的宋代建筑很少,名称与后代又多不相同,所以今人很难读懂。梁思成在青年时代就有志于研究此书,从30年代开始就决心将难于理解的论述和名称加以注释,用现代科学制图方法画出宋代建筑的图样,这样做对深入研究中国建筑的传统技艺有很重要的意义。但是,此项研究由于难度大始终没有完成,1965年,梁思成终于完成了上卷的工作。这时,他虽然已经60多岁了,身体又多病,们他仍满怀信心地表示:“要为社会主义干他一二十年”。然而,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这位学者被迫终止了一切工作。

  梁思成先后著书5种,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共150多万字,现已整理成《梁思成文集》(1—4)全部出版。他和他领导的科学研究集体因为在“中国古代建筑理论和文物建筑保护”这个领域取得突出成就,1987年,被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授予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梁思成的学术成就也受到国外学术界的重视,美国有专门研究梁思成生平的学者并出版了他的英文专著《图像中国建筑史》。专事研究中国科学史的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说:梁思成是研究“中国建筑历史的宗师”。

  以德报怨 一言救下日本古建筑

  1944年夏天,一排竹筏又把梁思成从李庄送到重庆朝天门码头。这次他不是躲难,更不是逃生,而是受盟军司令部邀请而来。当时,盟军准备轰炸敌占区,盟军司令部请梁思成建议,轰炸的时候要保护哪些古建筑。梁思成当即向司令部交了一张圈了红圈有明确保护标记的图纸。

  随后,梁思成又说,还有两个城市我也希望能够保护,但这两个城市不在中国。美国人当时感到奇怪,即问他是哪两个城市,梁思成说:日本的京都和奈良。

  对梁思成的这一建议,盟军司令部没有当即作出反应。

  1945年夏季,美、英等国在太平洋上集结了两百万军队。对日本进行持续而强有力的轰炸。因为梁思成的嘱托,日本京都、奈良没有被轰炸,日本最重要的两个有着众多古建筑的古城得以保存。日本人对这件事情非常感激,说梁思成是古都的恩人。

  梁从诫一次在日本讲台上说:“我父亲做出这个建议是不容易的,我们家有两个人直接死在抗日前线。”台下的日本听众听了梁从诫的陈述,鸦雀无声。

主要论著

  1梁思成.《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营造学社汇刊三卷一期,1932.3.

  2梁思成.《蓟县独乐寺山门考》.营造学社汇刊三卷二期,1932.6.

  3梁思成.《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营造学社汇刊三卷二期,1932.6.

  4梁思成.《正定古建筑调查纪略》.营造学社汇刊四卷,1933.4.

  5梁思成.《云岗石窟中所表现的北魏建筑》.营造学社汇刊四卷,1933.12.

  6梁思成.《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与刘敦桢合写).营造学社汇刊四卷,1933.12.

  7梁思成.《赵县大石桥》.营造学社汇刊五卷一期,1934.3.

  8梁思成.《修理故宫景山万寿亭计划》(与刘敦桢合写).营造学社汇刊四卷,1934.

  9梁思成.《汉代建筑式样与装饰》(与刘敦桢、鲍鼎合写).营造学社四卷,1934.

  10梁思成.《清式营造则例》(单行本).1934.

  11梁思成.《杭州六和塔复原状计划》.营造学社汇刊五卷三期,1935.3.

  12梁思成.《治故宫文渊阁实测图说》(与刘敦桢合写).营造学社汇刊四卷,1935.

  13梁思成.《故宫文渊阁楼面修理计划》(与蔡方荫、刘敦桢合写).营造学社汇刊四卷,1935.

  14梁思成.《曲阜孔庙之建筑及修茸计划》.营造学社汇刊六卷一期,1935.9.

  15梁思成.《建筑设计参考图叙述》.营造学社汇刊六卷二期,1935.12.

  16梁思成.《建筑设参考图集简说及(一)台基,(一)台栏杆.(三)店面.(四)斗棋(汉一宋).(五)斗拱(元明清)》.营造学社特刊.1935.12.

  17梁思成.《中国建筑史》(单行本).1945.

  18梁思成.《中国建筑和艺术》(英文稿).为美国百科全书作.1946.

  19梁思成.《城市计划大纲序》(单行本).1951.

  20梁思成.《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文物二卷五期,1952.21

  21梁思成.《中国建筑与中国建筑师》.文物,1953.(10).

  22梁思成.《中国建筑的特征》.建筑学报,1954.(1).

  23梁思成.《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与林徽因、莫宗汇合写).建筑学报.1954.(2).

  24梁思成.《东亚城市建设与改造》.在国际建筑协会会议上的报告,1958.

  25梁思成.《建筑创造的几个重要问题》.建筑学报,1961.(7).

  梁思成对保护古建筑作出的贡献

  1944年,为了取得对日本作战的最后胜利,美国空军开始对日本本土进行空前规模的大轰炸,到1945年,日本已有199座城市遭到轰炸,城市建筑被毁平均在40%以上,最高达90%。

  但是惟有日本古都奈良是个例外,好几次,飞机飞到奈良上空,没扔炸弹就飞走了……

  30多年后,奈良因其完好地保持有众多的古代建筑以及占有全日本十分之一的“国宝”级文物,而被宣布为世界历史文化名城。

  日本老百姓说,这是托了天皇陛下的神明,但是,只有专家才知道,这个是京都奈良免遭轰炸的,一定是位对东方古建筑有特殊感情的人,是的,他就是梁思成。

  当年,是梁思成劝阻了美国空军对奈良的轰炸。他面对布朗森上校的不接,恳切地说:“上校先生,要是从我个人的感情出发,想到四万万中国人蒙受的深重灾难,我是恨不得马上炸沉日本四岛的。然而,一种职业与历史的责任感,让我马上冷静了下来。上校先生,您大概知道,“建筑”这一词在英语里叫“Architecture”,原是“巨大工艺”的意思。所谓“巨大”并非指它面积与体积,而是指它是人类社会科学、工程技术和艺术发展的综合体。因而,建筑又是“社会的缩影”,“民族的象征”。但它绝不仅仅是某一个民族的,而是全人类文明结晶具体象形的保留。我图上所标上的地方,保留着东方最古老的建筑。像奈良的唐招提寺,法隆寺,那是全世界最早的木结构建筑,一旦炸毁,那是永远无法补救的。就像希腊的巴他侬神庙,现在只剩下一些短柱了,它辉煌壮伟的原样,现代人谁也无法见到了。外行人往往误以为完全可以重修再建。然而,在巴他侬神庙的残址上,再竖起几根石柱,补上精美雕塑,那就像给维纳斯补上断臂,那还能是巴他侬?还能是维纳斯吗?

  以一个东方古代建筑著名专家,以一个遭受日本侵略的中国学者呼吁保留建立在日本的人类文明的古代建筑,这本来就使人感动而可信。布朗森上校是个懂得艺术的人,他被说动了。不过他告诉梁思成,计划还要最后上级将军批准,“他是位西点出身的“三星将军””。

  听了这话,梁思成抽出一只红笔,在两处打了三个星的地方,又各加了一颗星,说:在两处,京都和奈良,可是东方古代建筑艺术上的“四星将军”啊!——当年,也正是梁思成根据考证确认,唐代鉴真大师去日本后主导设计的唐招提寺,完全是根据中国五台山佛光寺建造的,一模一样。

  当梁思成的报告和地图送到将军处时,将军长时间沉默了。他说,有人也向他提过类似的建议,但统统都没有梁思成的报告那样使他震撼,令人叹服。

  正是因为梁思成的努力,才使得宏伟的奈良地区的建筑得以保留。

  梁思成力保奈良

  梁思成是我国著名建筑学家,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为日本名城奈良免遭轰炸作出过巨大努力,对于一般人来说,这是难以想象的举动。当时,中华民族正遭受日本侵略战争带来的痛苦,梁思成的一位亲人就牺牲在这场战争中。

  然而梁思成想得更深,更远,他对日本建筑并不陌生,尤其是奈良,唐昭提寺是鉴真大师亲自指导建造的建筑。是完好的唐代建筑,他不能让文化文城毁于炮火。

  梁思成的建议,受到盟军司令部的高度重视,终于让奈良免于战火,使它成为文化名城。

林徽因-----一代才女

林徽因(1904.06.10~1955.04.01)

  女,民族:汉,福建闽侯人,建筑师、教授、诗人、作家。林徽因是中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和作家,为中国第一位女性建筑学家,同时也被胡适誉为中国一代才女。三十年代初,与夫婿梁思成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建筑,成为这个学术领域的开拓者,后来在这方面获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从三十年代初至抗日战争爆发,几年间他们走遍了全中国15个省、200多个县,实地勘察了2000馀处中国古代建筑遗构。他们的工作为中国古代建筑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科学基础,并写下有关建筑方面的论文、序跋等二十几篇,另有部分篇什为其与梁思成等合著的建筑论文。在文学方面,她一生著述甚多,其中包括散文、诗歌、小说、剧本、译文和书信等作品,均属佳作,其中代表作为《你是人间四月天》,小说《九十九度中》等。此外,1949年以後,林徽因在美术方面曾做过三件大事:第一是参与国徽设计。第二是改造传统景泰蓝。第三是参加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为民族及国家作出莫大的贡献。只可惜她壮志未酬,在1955年4月1日清晨,经过长达15年与疾病的顽强斗争之後,与世长辞,年仅51岁。

人物生平

  林徽因,原名徽音,曾以“徽音”为笔名,英文名phyllis。闽县(今福州市)人,出身于官宦世家。祖父林孝恂进士出身,历官浙江金华、孝丰等地。父林长民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擅诗文,工书法,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等职。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六月,徽因生于浙江杭州,随祖父母居住。5岁,由大姑母林泽民授课发蒙。8岁,移居上海,入虹口爱国小学学习。1916年,因父在北洋政府任职,举家迁往北京。她就读于英国教会办的北京培华女中。1920年4月,随父游历欧洲,在伦敦受到房东女建筑师影响,立下了攻读建筑学的志向。在此期间,她还结识了诗人徐志摩,对新诗产生浓厚兴趣。翌年,随父回国,仍到培华女中续学。1923年,徐志摩、胡适等人在北京成立新月社,徽因常常参加新月社举办的文艺活动,曾登台演出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剧《齐德拉》,饰演主角齐德拉公主,台词全用英语。她流利的英语和俊秀的扮相,在文艺界留下深刻印象。

  1924年6月,林徽因和梁启超长子梁思成同时赴美攻读建筑学。由于当时美国宾州大学建筑系不收女生,她改入该校美术学院,而主要仍选修建筑系的课程,实现了自己的志愿。1927年夏,从美术学院毕业后,又入耶鲁大学戏剧学院学习舞台美术设计半年。1928年春,她同梁思成结婚。

8月,夫妻偕同回国,一起受聘于东北大学建筑系。林徽因在到职前先回福州探亲,曾应福州师范学校和英华中学之请,作《建筑与文学》和《园林建筑艺术》的演讲。又为其叔林天民设计福州东街文艺剧场。翌年,到东北大学讲授《雕饰史》和专业英语。

  从1930年到1945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二人共同走了中国的15个省,200多个县,考察测绘了200多处古建筑物,很多古建筑就是通过他们的考察得到了世界、全国的认识,从此加以保护。比如像河北赵州石桥、山西的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等。也正是由于在山西的数次古建筑考察,使梁思成破解了中国古建筑结构的奥秘,完成了对《营造法式》这部"天书"的解读。

  1931年,她受聘于北平中国营造学社。次年,为北平大学设计地质馆和灰楼学生宿舍。在此後数年中,她多次深入晋、冀、鲁、豫、浙各省,实地调查勘测了数十处古代建筑,单独或与梁思成合作发表了《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平郊建筑杂录》、《晋汾古建筑调查纪略》等有关建筑的论文和调查报告,还为署名梁思成的《清式营造则例》一书写了绪论。这是一本研究我国古代建筑必读的重要工具书。

  林徽因在从事建筑科学研究之馀,也开始从事文学创作。1931年4月,她的第一首诗《谁爱这不息的变幻》以"徽音"为笔名,发表于《诗刊》第二期。以後几年中,又在《诗刊》、《新月》、《北斗》、天津《大公报》、《文学杂志》等,先後发表了几十篇作品。大部分是诗歌,也有散文、小说、戏剧和文学评论。她的诗多数是以个人情绪的起伏和波澜为主题,探索生活和爱的哲理。诗句委婉柔丽,韵律自然,受到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的赞赏,奠定了她作为诗人的地位。当时,她曾应聘为北平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讲授《英国文学》课程,负责编辑《大公报·文艺丛刊·小说选》,还担任《文学杂志》的编委。她经常参加北平文学界读诗会等活动。1936年,平津各大学及文化界发表《平津文化界对时局宣言》,向国民政府提出抗日救亡的八项要求,徽因是文艺界的发起人之一。

  在林徽因的著作中,建筑学家的科学精神和作家的文学气质揉合得浑然一体。她的学术论文和调查报告,不仅有严谨的科学内容,而且用诗一般的语言描绘和赞美祖国古建筑在技术和艺术方面的精湛成就,使文章充满诗情画意。而在文学作品中也常用古建筑的形象作比喻。如《深笑》一诗中,就以古塔檐边无数风铃转动的声音,比喻笑声的清脆悦耳,直上云天,既贴切,又新颖,别具一格。由于她兼通文理,在建筑学和文学创作上都显露出惊人的才华,所以在30年代就享有"一代才女"的美誉,被列入当时出版的《当代中国四千名人录》,与冰心、庐隐同为著名的闽籍女作家。

  1937年夏,她在山西五台山地区发现我国最古老的一座木结构建筑--建于唐代的佛光寺大殿。正当她要进行深入研究时,"七七"事变爆发,她被迫中断野外调查工作。不久,北平沦陷,全家辗转逃难到昆明。次年,她为云南大学设计了具有民族风格的女生宿舍。1940年,她随梁思成的工作单位中央研究院迁到四川宜宾附近的李庄,住在低矮破旧的农舍里。

  颠沛流离的生活和艰苦的物质条件,使她肺病复发。在病榻上,她通读了廿四史中有关建筑的部分,为写《中国建筑史》搜集资料,经常工作到深夜。几年中,她协助梁思成完成了《中国建筑史》初稿和用英文撰写的《中国建筑史图录》稿,初步实现了他们在学生时代就怀有的心愿。这个时期,她的文学作品不多,在她若干诗稿中,迷惘、惆怅、苍凉、沉郁已代替了战前那恬静、飘逸、清丽、婉约的格调。诗中时时流露出关怀祖国前途、命运的情愫。

  抗战胜利後,林徽因全家于1946年8月回到北平。不久,她为清华大学设计教师住宅,并接受校外的设计任务。1948年5月,她在《文学杂志》发表了《病中杂诗》9首。同年底,清华大学所在的北平郊区解放了。解放军包围古都北平。林徽因夫妇想到城内无数巍峨壮观、雕梁画栋的古建筑也许将毁于战火,忧心如焚,寝食不安。1949年初,突然两位解放军同志来到她家,摊开北平军用地图,要求他们用红笔圈出一切重要文物古迹的位置,以便万一大军被迫攻城时尽可能予以保护,这使他们十分感动,消除了对共产党的疑虑。他们立即应解放军的请求,编写《全国文物古建筑目录》。此书後来演变成为《全国文物保护目录》。20世纪50年代,梁思成因提倡心建筑运作大屋顶等传统形式和保护北京古城而多次遭到批判,在明清古城强拆毁时,梁思成和林徽因抚砖痛哭。1953年文化部组织的欧美同学聚餐会上,林徽因冲动的指着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吴晗说『你们真把古董给拆了,将来要后悔的!即使再把它恢复起来,充其量也只是假古董!』在这样的一种心境下,林徽因的病情急遽恶化,最后拒绝吃药救治,于1955年离世。

  在文学方面,她一生著述甚多,其中包括散文、诗歌、小说、剧本、译文和书信等作品,均属佳作,其中代表作为《你是人间四月天》,小说《九十九度中》等。

   北平解放後,林徽因受聘为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担任《中国建筑史》课程并为研究生开《住宅概论》等专题课。从1949年9月到1950年6月,她与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几位教师一起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的设计任务。

  1950年,她被任命为北京计画委员会委员,对首都城建总体规划提出了有远见的意见。她以极大的科学勇气和对人民、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反对拆毁城墙、城楼和某些重要古建筑物的错误主张,力主保存北京古城面貌,并提出修建"城墙公园"这个既能保存古文物又可供人民憩息的新设想。

  1951年,她担任人民英雄纪念碑建筑委员会委员,承担为碑座设计纹饰和花圈浮雕图案的任务。她关心传统手工业的复兴,为濒临停业的景泰蓝、烧瓷等传统工艺品设计了一批具有民族风格的新式图案,亲自参加试制,并为工艺美术学院培养研究生。

  1952年,她参加中南海怀仁堂的内部装修设计,还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翌年,她当选为中国建筑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担任《建筑学报》编委、中国建筑研究委员会委员。1954年6月,她当选为北京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後,林徽因迸发出前所未有的旺盛精力,不但出色地完成了所担负的工作和教学任务,而且还与梁思成合作写了《城市规划大纲》、《中国建筑发展的历史阶段》等学术论文。为《新观察》等刊物撰写了10几篇介绍我国古建筑的通俗读物。但到了1954年,她的身体已极度衰弱,所承担的《中国建筑史》课程,几乎一大半是躺在床上讲授的。1955年4月1日,病魔终于夺走了她的生命,享年51岁。她的遗体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墓碑下方有一块刻著秀丽花圈的汉白玉。这原来是为天安门前人民英雄纪念碑碑座雕饰试刻的一个样品,人民把它作为一篇独特的无字墓志铭,奉献给它的创作者林徽因。

  人类进入文明史後,女性一直被淹没在历史的黑洞里在妇女解放这条路上,20世纪中国妇女先觉者中相当多的人以与新文学共体的方式,张扬著自我的独立品格,从而让我们见识到有别于传统"象牙美人"、激荡著青春气息与时代风云的美丽人生。林徽因应该是这一群体中很特别的一个。面对这样的女子,倘若还要纠缠她的情感,那麼那个据说为她终身不娶的哲学家金岳霖的真诚最能够说明她情感的品质。倘若还要记起她的才华,那麼她的诗文以及她与梁思成共同完成的论著还不足以表现她才华的全部,因为那些充满知性与灵性的连珠的妙语已经绝响。倘若还要记起她的坚忍与真诚,那麼她一生的病痛以及伴随梁思成考察的那些不可计数的荒郊野地里的民宅古寺足以证明,她确实是一位不可多得的真正的女人。

  关于林徽因的传记有《美丽与哀愁:一个真实的林徽因》,《林徽因寻真》等。

个人生活

  在林徽因的感情世界里有三个男人,一个是建筑大师梁思成,一个是诗人徐志摩,一个是学界泰斗,为她终身不娶的金岳霖。

  16岁的林徽因游历欧洲,在英伦期间,结识了当时正在英国游学的徐志摩。当时徐志摩已是一个两岁孩子的父亲。徐志摩被林徽因出众的才华与美丽所吸引,苦苦地追求林徽因,并不惜与发妻张幼仪离婚。但林徽因经过理智的思索,和父亲一起提前回国了,而且是与志摩不辞而别……徐志摩写给林徽因的那首有名的《偶然》诗是这样写的:"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更无须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芒。"这是徐志摩对林徽因感情的最好自白,一见倾心而又理智地各走各的方向,这就是世俗所难理解的一种纯情。

  之後林徽因同意了父亲为她定的一桩婚事,嫁给著名学者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林徽因和梁思成在梁启超的安排下,游学欧美主攻建筑设计。1928年,林徽因与梁思成在渥太华梁思成姐夫任总领事的中国总领事馆举行婚礼。婚後梁对林呵护倍至,夫妻二人致力于他们所热爱的建筑事业,林徽因不仅具有诗人的美感与想像力,也具有科学家的细致和踏实精神,他们在山西对古建筑所做的调查和实测工作,不仅对科学研究贡献巨大,也使山西众多埋没在荒野的国宝级的古代建筑开始走向世界,为世人所知。   

    金岳霖,哲学家,逻辑学家。1914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後留学美国、英国,又游学欧洲诸国,回国後主要执教于清华和北大。他终生未娶。一直恋著林徽因。林徽因、梁思成夫妇家里几乎每周都有沙龙聚会,金岳霖始终是梁家沙龙座上常客。他们文化背景相同,志趣相投,交情也深,长期以来,一直是毗邻而居。金岳霖对林徽因人品才华赞羡至极,十分呵护;林徽因对他亦十分钦佩敬爱,他们之间的心灵沟通可谓非同一般。甚至梁思成林徽因吵架,也是找理性冷静的金岳霖仲裁。金岳霖自始至终都以最高的理智驾驭自己的感情,爱了林徽因一生。

众说纷纭

  作为女性的林徽因 我又何苦为难女人?

  林徽因向来是一个群体的中心,不管是远远向往著的群众,还是登堂入室加入她的沙龙的客人,我们得到的画像,总是一群男人如壁脚灯一样地抬头仰望她,用柔和的光线烘托她,愈发显得她眼波灵转,顾盼生姿。

  这个中心在让人神往的同时,也让人神伤。梁思成说到林徽因因为爱上了金岳霖而痛苦地找他商量的时候,云淡风清地说了一句"我们都哭了"。哭过痛过,伤痕应该还在,只是出于矜持和自尊而不愿意提及。

  在林徽因的一生中,穿插著许多矜持的缄默。徐志摩是嗓门最大最不知顾忌的,但是碰到林徽因也颇为委婉,并且在一个关键的时刻坠机身亡,永远沉寂。陆小曼于是也缄默了,素服终身。梁思成也是沉默的,我们只从他第二任妻子林洙那里,知道一些只字片语。林洙也是缄默的,提及林徽因的时候,她永远会想到少女时期去拜见她的情景。金岳霖面对采访者更是如此明言:"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同她自己说,我不能(与别人)说,我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

  但是如今这个时代,或许不允许有什麼缄默,爱情事件中的神秘隐讳,更像是在白猿肚子里的《九阳真经》,大家恨不得扒了出来复印之後人手一册地传看。1994年费慰梅所著《中国建筑之魂》一书出版,1996年张幼仪的侄孙女张邦梅出版了她口述的自传,也揭秘了一把。

  李健吾曾说:"林徽因的聪明和高傲隔绝了她和一般人的距离……绝顶聪明,又是一副赤热的心肠,口快,性子直,好强,几乎妇女全把她当做仇敌。"或许是因为她身边都是男性朋友的缘故,她的一生才没有被一堆回忆录的口水所淹没。当林徽因这个名字越来越流行,对于她的崇拜和对于她的伟大的消解同时进行,或许女性观众/读者比男性更关注林徽因,更容易崇拜她或者蔑视她,就像她们关注格雷丝。凯利,前者是一个有爱情有婚姻有事业的名媛,後者是有事业有婚姻的明星。说到底还是林徽因更高一筹,融合了亦舒式女性理想和琼瑶小说的满天诗句。

  但是,在这一场场的文化关注中,到底有多少男性参与其中呢?这是让我好奇的一个问题。费慰梅的丈夫费正清绝对不会去写老友的传记,张邦梅若是个男子,也不会把自己姑婆的故事拿来做毕业论文。说到底,这麼关注他人故事的,总是女人。

  既然关注他人是女人的通病,林徽因是否是一个例外?张幼仪的自传中说到,林徽因在1947年见了她一面:"一个朋友来对我说,林徽因在医院里,刚熬过肺结核大手术,大概活不久了。连她丈夫梁思成也从他正教书的耶鲁大学被叫了回来。做啥林徽因要见我?我要带著阿欢和孙辈去。她虚弱得不能说话,只看著我们,头摆来摆去,好像打量我,我不晓得她想看什麼。大概是我不好看,也绷著脸……我想,她此刻要见我一面,是因为她爱徐志摩,也想看一眼他的孩子。她即使嫁给了梁思成,也一直爱徐志摩。"

  林徽因的举动的确有些让人费解,不由得人家不浮想联翩。她要看什麼?张幼仪又有什麼好看的?这位高傲的女神还做过另一件颇近常理的事情。徐志摩死後,淩叔华处存有他的日记和手稿,林徽因并不掩饰她对此的好奇和渴望,"我只是要读读那日记,给我是种满足,好奇心满足,回味这古怪的世事,纪念老朋友而已。"(1932年农历正月初一给胡适的信)如她所愿,她拿到了徐志摩的《康桥日记》,但是少了几页,为此她还和淩叔华怄了好一阵子的气。

  我一边带著後天培养的男性良知,希望死者安息,一边又出于女性氾滥的柔情,希望看到更多的有味有料的关于这个女人的回忆录的出现。这是我所能做到的极限,在此与各位女性读者共勉。

  作为建筑学家的林徽因 建筑是她心灵的诗歌

  萧乾先生在绝笔《才女林徽因》中记道:"听说徽因得了很严重的肺病,还经常得卧床休息。可她哪像个病人,穿了一身骑马装……她说起话来,别人几乎插不上嘴。徽因的健谈决不是结了婚的妇人的那种闲言碎语,而常是有学识,有见地,犀利敏捷的批评……她从不拐弯抹角,模棱两可。这种纯学术的批评,也从来没有人记仇。我常常折服于徽因过人的艺术悟性。"

  这是1933年11月初一个星期六的下午,萧乾做客林徽因家中吃茶时发表的感慨,同时,这也是林徽因一生做人处世的真实写照。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林徽因女士的作品集搭乘世纪末班车在中国大地适度地流行了一阵子。我们当然无法用文学家张爱玲女士的文字感染力来衡量建筑学者、美术设计师出身的林徽因,这种相提并论的做法本身就是愚蠢的。但是令人悲哀的是---当下大部分读者因为无聊文人的杜撰炒作将女士当作一条美丽的金鱼供养在床头案边,对于真正的文字工作者而言,这种荒唐的炒作已近似于耻辱。

  上世纪20年代末期,时任东北大学建筑系副教授的林徽因参加了由张学良出资发起的征集东北大学校徽图案大奖赛,林徽因设计的"白山黑水"图案一举夺魁,拿下本次比赛的最高奖金。

  1945年二战行将结束时,时任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的林徽因受美军邀请,在即将执行的奈良轰炸图上为其标出了著名的文化古迹位置,以免被炸。和日军在中国八年的种种残虐暴行相对比,我们看到了人类的进步。

  但很多人可能不知道,林徽因一家在1937年11月与1939年1月两次险些于日军的轰炸中丧命,三弟林恒也于1941年在对日战争中阵亡。

  纵是佛经中九天十地诸神菩萨,胸襟也不过如此吧。

  1953年5月,北京市开始酝酿拆除牌楼,对古建筑的大规模拆除开始在这个城市蔓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担起了解释拆除工作的任务,为了挽救四朝古都仅存的完整牌楼街不因政治因素而毁于一旦,林徽因的丈夫,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与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由于吴晗的言论,梁思成被气得当场失声痛哭。其後不久,在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邀请文物界知名人士在欧美同学会聚餐会上,林徽因与吴晗也发生了一次面对面的冲突。

  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回忆道:"她(指林徽因)指著吴晗的鼻子,大声谴责。虽然那时她肺病已重,喉音失嗓,然而在她的神情与气氛中,真是句句是深情。"牌楼今日早已随著文化浩劫一同烟消云散,但林徽因当日的金刚怒吼,必将永远环绕在每一名具有良知血性的中国学者心头。

  沧海桑田,世间变化无常。如今无论生死,徐志摩与金岳霖在各自的领域都已是一代宗师。中国自古有文人相轻的"优良传统",我没有兴趣攻击徐、金的隐私;但我仍要说:相对于徐志摩的作风糜烂,金岳霖的思想颓废,张爱玲、钱钟书的粉饰太平,同时代的林徽因女士在人格上要高尚得多。

  他人眼中的林徽因 真实比想像更风华

  三十年代金岳霖曾题“梁上君子、林下美人”的对联赠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

  冰心提起林徽因,开口就说:“她很美丽,很有才气。”比较林徽因和陆小曼时,更以为林徽因“俏”、陆小曼不俏。与林徽因一起长大的堂姐堂妹,几乎都能细致入微地描绘她当年的衣著打扮、举止言谈是如何地令她们倾倒。----(陈钟英:《人们记忆中的林徽因---采访札记》)

  在众多的赞誉中,颇值得回味的是张幼仪对林徽因的评价,当她知道徐志摩所爱何人时,曾说“徐志摩的女朋友是另一位思想更复杂、长相更漂亮、双脚完全自由的女士”。----(张邦梅:《小脚与西服》)

  与美丽相辅相成的,自然是她过人的才气。文洁若为林徽因的美而惊叹之馀,毫不掩饰对她才华的钦佩,“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曾出现过像达。芬奇那样的多面手。他既是大画家,又是大数学家、力学家和工程师。林徽因则是在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脱颖而出的一位多才多艺的人。她在建筑学方面的成绩,无疑是主要的,然而在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方面,也都有所建树”。----(文洁若:《才貌是可以双全的---林徽因侧影》)

  卞之琳慨言:“她天生是诗人气质、酷爱戏剧,也专学过舞台设计,却是她的丈夫建筑学和中国建筑史名家梁思成的同行,表面上不过主要是後者的得力协作者,实际却是他灵感的源泉”。----(卞之琳:《窗子内外---忆林徽因》)

  沈从文眼里的林徽因是“绝顶聪明的小姐”,晚一代的萧离则称林徽因是“聪慧绝伦的艺术家”。费慰梅认为,林徽因“能够以其精致的洞察力为任何一门艺术留下自己的印痕”。

林徽因“喜欢热闹,喜欢被人称羡”,这一点也可以从林徽因在文学沙龙上的高谈阔论得到印证。费正清晚年回忆林徽因就曾说,“她是具有创造才华的作家、诗人,是一个具有丰富的审美能力和广博智力活动兴趣的妇女,而且她交际起来又洋溢著迷人的魅力。在这个家,或者她所在的任何场合,所有在场的人总是全都围绕著她转”。----(费正清《费正清对华回忆录》)   

然而,也恰恰就是这样的林徽因,既耐得住学术的清冷和寂寞,又受得了生活的艰辛和贫困。沙龙上作为中心人物被爱慕者如众星捧月般包围的是她,穷乡僻壤、荒寺古庙中不顾重病、不惮艰辛与梁思成考察古建筑的也是她;早年以名门出身经历繁华,被众人称羡的是她,战争期间繁华落尽困居李庄,亲自提了瓶子上街头打油买醋的还是她;青年时旅英留美、深得东西方艺术真谛,英文好得令费慰梅赞叹的是她,中年时一贫如洗、疾病缠身仍执意要留在祖国的又是她。这样的林徽因,在朋友间引起的,又是另外一种评说,李健吾抗战期间闻听林徽因虽罹患重病而不离开祖国时,激动地说:“她是林长民的女公子,梁启超的儿媳。其後,美国聘请他们夫妇去讲学,他们拒绝了,理由是应该留在祖国吃苦。”----(李健吾:《林徽因》)

  这样的林徽因,也许才是最可纪念并且最应该为後世所记住的。

  林徽因诗选: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作者:林徽因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笑音点亮了四面风;

  轻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著变。

  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

  黄昏吹着风的软,

  星子在无意中闪,细雨点洒在花前。

  那轻,那娉婷,你是;

  鲜妍百花的冠冕你戴著;你是

  天真,庄严;你是夜夜的月圆。

  雪化後那片鹅黄,你像;

  新鲜初放芽的绿,你是;

  柔嫩 喜悦水光浮动着你梦中期待的白莲。

  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

  你是爱,是暖,是希望;

  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那一夜》

  作者:林徽因

  那一晚我的船推出了河心,

  澄蓝的天上托着密密的星。

  那一晚你的手牵着我的手,

  迷惘的星夜封锁起重愁。

  那一晚你和我分定了方向,

  两人各认取个生活的模样。

  到如今我的船仍然在海面飘,

  细弱的桅杆常在风涛里摇。

  到如今太阳只在我背后徘徊,

  层层的阴影留守在我周围。

  到如今我还记着那一晚的天,

  星光、眼泪、白茫茫的江边!

  到如今我还想念你岸上的耕种:

  红花儿黄花儿朵朵的生动。

  那一天我希望要走到了顶层,

  蜜一般酿出那记忆的滋润。

  那一天我要跨上带羽翼的箭,

  望着你花园里射一个满弦。

  那一天你要听到鸟般的歌唱,

  那便是我静候着你的赞赏。

  那一天你要看到零乱的花影,

  那便是我私闯入当年的边境!

  《偶然》

  作者:徐志摩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然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讶异,

  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女人是宗教》

  ——献给林徽因

  作者:肖振海

  轻柔间 您化身四月

  绝世的白莲 一千年才有一见

  诗如其人 其人如春天

  衣裙淡漫 落了些笑音在梦沿

  那回声 像隔山的灯火

  又像一弯明月 悬挂桥边

  头带百花的冠冕的仙 您是

  晨风刻画的经典 灵妍的筑建

  丢不掉 来路的真切

  为难您了 这不能平分的爱恋

  云烟似的愁叹 飘向幽谷

  正是她 锤炼了情操和容颜

  一辈子或永远 您都有您的信徒

  女人是宗教的传说 从此兑现

  致林徽因

  作者: 李陆

  清雅的不仅是你姣好的容颜

  还有你那蓝莲花一样芳馨四溢的诗魂

  高贵的不仅是你温婉的气质

  还有你那孔雀翎一样锦绣奔放的才思

  有人说你是建筑师,这不错

  还有人说你是诗人,这也不错

  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你是美丽的花神

  花神,多么美好鲜妍的名字

  花神,多么崇高无上的身份

  为了构筑红尘秀靓别致的四月天

  你把芳菲绽放在如金似玉的花样年华

  为了刻画人世那迷离变幻的秋天

  你把芳心化作智慧闪烁的不朽诗篇

  你是情雅才高的非凡女子

  舞动一袭婀娜曼妙的娉婷莲影

  你是围珠绕翠的人间贵人

  四射无限金紫银鳞的瑶彩珠辉

  你是魅力不可阻挡的无上花神

  独领风骚的丽质依然艳冠群芳

林徽因纪念碑落户杭州

  2007年8月23日,一代才女林徽因纪念碑落户杭州花港观鱼公园。在这块新颖别致的纪念碑上,人物像和记述文字全部镂空。纪念碑由杭州市政府和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共同建造。林徽因是中国著名建筑学家、学者和诗人。

  赏析 《你是人间四月天》

  梦期待中的白莲

  文:奚耀华

  出处:文学报 2006年8月

  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有几位才女是经常被人们提及的,比如张爱玲,比如萧红,比如林徽因……前两位是不折不扣的作家,成就斐然,而林徽因的墓碑上写的,却是“建筑师林徽因之墓”。

  的确,将林徽因列入作家行列尚不多见,然而林徽因与中国现代文学的不解之缘,却是人所共知的。除了那一段与诗人徐志摩理不清的情感传奇,她自身温婉清丽的文学天赋,也把她与中国现代文坛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因此,我们不妨从一个作家的角度,去重新理解、认识林徽因。

  把林徽因定为作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基于她的创作,虽然文学对于林徽因来说,并非主业,著述数量不多,却不为小格局所困,其造诣并不亚于现代文坛的诸多名手,而她作为建筑师的特殊素养和身份,以及颇受追捧的秀外慧中的才女气质,也奠定了其在现代文坛的独特地位和价值。

  林徽因的文学创作,多集中于上个世纪的30年代,这时的她正是开始成熟但依然多梦的时期。《你是人间四月天》将林徽因创作的诗歌、散文、小说择精汇编成集,形成纯粹的文学读本,集中体现了林徽因的创作成就和文学才华。

  诗歌是林徽因创作最多也是成就最高的体裁,书中收录了25首诗作,其温润柔美的风格,充分反映了女性细腻、深情的特征,在色彩缤纷的现代诗坛,如一朵“梦期待中的白莲”,典雅端庄、不同凡响。她善于在人与自然的交流中挖掘诗性,以寄托情怀,立意便是高格,而意象运用之娴熟,意境创造之幽长,已是现代诗风中较为出色的了,其中新月诗歌的影响,可见一斑。

  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四月天!

  情感用排比的手法一波波袭来,伴以音乐般的明快节奏,使作品不仅美而且易于吟咏,朗朗动人。如果在文人分类中再给林徽因定位,则她首先应该是一位诗人。

  散文的创作更能明晰地窥视林徽因的内心世界和思想感情,所收四篇作品中有两篇是怀念徐志摩的,可见这一题材在林徽因创作及读者心目中的重要。虽然这些文字在表面已是煎熬过后的沉静、理智,但字里行间的感伤及凄婉之情昭然若揭,令人感动。也许徐志摩对她来讲只是一个“朋友”——一个能倾注如此赞誉的特殊“朋友”,但众人却为他们之间勾勒出一幕楚楚动人的情感悲剧,这一空间实在具有太大、太永久的诱惑力,而且确有动人的故事蕴藏其间,引得读者不懈地进行更为生动的、理想化的补充和演绎。这是文坛一段暧昧不清的情感纠葛,为她与徐志摩之间灵魂深处的契合,留下了不解之谜。其中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心灵缠绵,只有他们自己才能解答,惟其如此,这一段情缘才具有了朦胧而不确定的意境之美,才让人对林徽因的一段段动人文字咀嚼再三、品味再三。而作品之中关于文学问题的见解,则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林徽因的确是一位文学家,她身上有着文人专有的素质和眼光,而非是牵强附会,附庸之举。

  小说之于林徽因,与其说体现的是一种创作,不如说更多的是展示了她的一种文学素养。她掌握了小说的真谛和理论,比如她在《文艺丛刊小说选题记》一文中说道:

  ……一个作者,在运用文字的技术学问外,必须是能立在任何生活上面,能在主观与客观之间,感觉和了解之间,理智上进退有余,情感上横溢奔放,记忆与幻想交错相辅,到了真即是假,假即是真的程度,他的笔下才现着活力真诚。

  这是一种专业性很强的创作论述,她对文学的理解是具有理论基础的。然而,她却未能讲出更加精彩动人的故事,她似乎更加注重表现一种细腻的生活情状,因而显得沉着和平淡,但文笔间流露出的语言功底、对民间百态的深谙和作品中不经意的诗意营造,使她的小说,具备了一定水准和价值,也仅此而已,这并不妨碍林徽因成为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出色的作家,本书所展示的作品,已经可以说明这一点。

  《你是人间四月天》的价值还在于图片的配排和链接,将林徽因家人,友人及所处时代的背景影像,提供给读者,给人一种新颖立体的阅读视角和审美参照,其中她与印度文学泰斗泰戈尔、中国近代巨擘梁启超及现代诗坛才俊徐志摩等的合影照片十分珍贵,而链接文字又使图书的信息量加大,丰富拓展了书的内涵。

金岳霖---为林徽因一生未娶

金岳霖(1895—1984)

  男,中国现代哲学家、逻辑学家。字龙荪。浙江诸暨人士,生于湖南长沙。金岳霖是中国20世纪著名的哲学家和逻辑学家,杰出的教育家,为中国第一批院士。

  1911年入北京清华学堂,1914~1921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治学,获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之后在英、德、法等国留学和从事研究工作。1925年回国,1926年在北京清华大学教授,创办清华大学哲学系。以后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和系主任、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和副所长。1954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79年被选为中国逻辑学会会长。1953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曾任中央委员、中央常委。

  从事哲学和逻辑学的教学、研究和组织领导工作,是最早把现代逻辑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的逻辑学家之一。把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相结合,建立了独特的哲学体系。培养了一大批有较高素养的哲学和逻辑学专门人才。现设立有金岳霖学术基金会。

  张申府先生曾经提出:“在中国哲学界,以金岳霖先生为第一人”。王浩、冯契、沈有鼎、殷海光等著名学者皆出于金岳霖门下。

  著有:《逻辑》、《论道》和《知识论》。其中《论道》,其原创性思想之丰富,在中国现代哲学中罕见其匹,被贺麟称为“一本最有独创性的玄学著作”。

  而《知识论》更在中国哲学史上首次构建了完整的知识论体系。

  关于《知识论》,金岳霖曾经说过:这本《知识论》是一本多灾多难的书。抗战期间,我在昆明时已经把它写完了。有一次空袭警报,我把稿子包好,跑到昆明北边的蛇山躲着,自己就席地坐在稿子上。警报解除后,我站起来就走。等到我记起时,返回去稿子已经没有了。这是几十万字的书,重写并不容易。可是,得重写。《知识论》是我花精力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本书!

思想简介:

  金岳霖先生是第一个运用西方哲学的方法,融会中国哲学的精神,建立自己哲学体系的中国哲学家。他创建的哲学体系,其中包括本体论和知识论。《论道》一书是他的本体论;《知识论》一书是他的知识论,即通常所说的认识论。他的知识论是以他的本体论为基础的。这个哲学体系,不仅是近代的,而且也是民族的。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金岳霖先生走过的哲学之路及其创建的哲学体系,为我们研究中国哲学,推进和发展中国哲学,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金岳霖先生最早把现代逻辑系统地介绍到中国;他深入研究了逻辑哲学,并把逻辑分析方法应用于哲学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先生认为,“各种学问都有它自己的系统”,“既为系统,就不能离开逻辑”。就是说,各门学问要系统化,都必须运用逻辑工具。哲学这个学问也不例外,如果要精确化和系统化,也必须完善和发展逻辑工具。金岳霖先生本人的哲学就以细密的逻辑分析见长,他的著作具有精深分析和严密论证的特色,形成一种独特的严谨学风。

  在哲学本体论方面,他提出了“道”、“式”、“能”三个基本哲学范畴,认为个别事物都具有许多殊相,而殊相表现共相。个别事物还具有一种不是殊相和共相的因素,这就是能。那些可以有能但不必有能的“样式”就是可能。由所有可能构成的析取就是式。他认为,能出入于式中的可能是事物的变动生灭乃至整个现实世界的过程和规律,也就是道。

 

   《论道》是金岳霖教授在抗日战争期间完成的一部重要著作,是中国现代哲学中系统最完备,最富有创造性的本体论专著。书中以道,式,能为基本范畴,采用逻辑学书写形式,每一条都是一个逻辑命题,通过纯逻辑的推演建构出独特的本体论。这本书的问世使中国学术史产生了方法论上的革命,在重感悟而轻逻辑的中国文化圈中有划时代的意义。本书充分体现了金岳霖中西合璧的著述风格,他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最高概念“道”将“式”、“能”统括起来,成为他的哲学的“最上的概念”,“最高的境界”。书中大量采用无极、太极、理、势、体、用、几、数等中国传统哲学术语,并有意使用很多中国传统哲学命题,但赋予新解。

  在认识论方面,金岳霖肯定有独立于认识主体的本然世界。在其中,一方面有个别事物的变动生灭,另一方面有普遍共相的关联。认识主体通过他的认识活动就可获得许多关于本然世界的意念、概念、意思和命题。认识主体同时又[1]应用他已获得的意念、概念、意思与命题去规范和指导他对本然世界的认识。金岳霖认为,认识有一发展过程,但本然世界是可以认识的。

  金岳霖曾经说过:知识论是甚么似乎是一非常之容易回答的问题,它是以知识为对象而作理论的陈述底学问。它是学问,它有对象,有某某套的问题,对于每一套的问题,历来研究这门学问的人也有某某套的答案,而这些答案底综合成一理论的系统。它与别的学问底分别下节即提出讨论。知识论既以知识为对象,最重要的问题当然是知识究竟是甚么。可是对于这一问题我们现在无从答复,知识论之所以仍称“论”者也许是因为对于这一问题底答案即整部的知识论。

金岳霖年表:

  1895年,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

  1911年,考入清华学堂;

  1920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

  1921年,到英国学习,在伦敦大学经济学院听课;

  1926-1929年,清华聘请金岳霖讲授逻辑学。秋,创办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兼系主任;

  1936年,《逻辑》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列入“大学丛书”出版;

  1938年,西南联大成立,金岳霖任联大文学院心理学系教授兼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

  1940年,《论道》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获最佳学术著作评选二等奖;

  194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

  1950年,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全国6所大学哲学系合并为北京大学哲学系,金岳霖任系主任;

  1955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成立,金岳霖任学部委员。9月底,任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兼逻辑研究组组长;

  1965年,《罗素哲学批判》一书完稿;

  1977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所长兼研究室主任;

  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举行“金岳霖同志从事哲学、逻辑学教学和研究工作五十六周年庆祝会”;

  1983年,《知识论》一书时隔40余年,终于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

  1984年10月19日,金岳霖在北京寓所逝世,享年90岁。

学人回忆:金岳霖先生

  作者:汪曾祺

  西南联大有许多很有趣的教授,金岳霖先生是其中的一位。先生是我的老师沈从文先生的好朋友。先生当面和背后都称他为“老金”。大概时常来往的熟朋友都这样称呼他。

  关于金先生的事,有一些是先生告诉我的。我在《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一文中提到过先生。有些事情在那篇文章里没有写进,觉得还应该写一写。

  先生的样子有点怪。他常年戴着一顶呢帽,进教室也不脱下。每一学年开始,给新的一班学生上课,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他的眼睛有什么病,我不知道,只知道怕阳光。

  因此他的呢帽的前檐压得比较低,脑袋总是微微地仰着。他后来配了一副眼镜,这副眼镜一只的镜片是白的,一只是黑的。这就更怪了。后来在美国讲学期间把眼睛治好了,—— 好一些,眼镜也换了,但那微微仰着脑袋的姿态一直还没有改变。他身材相当高大,经常穿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天冷了就在里面围一条很长的驼色的羊绒围巾。联大的教授穿衣服是各色各样的。闻一多先生有一阵穿一件式样过时的灰色旧夹袍,是一个亲戚送给他的,领子很高,袖口极窄。联大有一次在龙云的长子、蒋介石的干儿子龙绳武家里开校友会,——龙云的长媳是清华校友,先生在会上大骂“蒋介石,王八蛋!混蛋!”那天穿的就是这件高领窄袖的旧夹袍。

  朱自清先生有一阵披着一件云南赶马人穿的蓝色毡子的一口钟。除了体育教员,教授里穿夹克的,好像只有先生一个人。他的眼神即使是到美国治了后也还是不大好,走起路来有点深一脚浅一脚。他就这样穿着黄夹克,微仰着脑袋,深一脚浅一脚地在联大新校舍的一条土路上走着。

  先生教逻辑。逻辑是西南联大规定文学院一年级学生的必修课,班上学生很多,上课在大教室,坐得满满的。在中学里没有听说有逻辑这门学问,大一的学生对这课很有兴趣。先生上课有时要提问,那么多的学生,他不能都叫得上名字来,——联大是没有点名册的,他有时一上课就宣布:

  “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于是所有穿红衣的女同学就都有点紧张,又有点兴奋。那时联大女生在蓝阴丹士林旗袍外面套一件红毛衣成了一种风气。——穿蓝毛衣、黄毛衣的极少。问题回答得流利清楚,也是件出风头的事。先生很注意地听着,完了,说:“Yes!请坐!”

  学生也可以提出问题,请先生解答。学生提的问题深浅不一,先生有问必答,很耐心。有一个华侨同学叫林国达,操广东普通话,最爱提问题,问题大都奇奇怪怪。他大概觉得逻辑这门学问是挺“玄”的,应该提点怪问题。有一次他又站起来提了一个怪问题,先生想了一想,说:“林国达同学,我问你一个问题:'Mr.林国达is perpenticular to the blackboard(林国达君垂直于黑板),这什么意思?”

  林国达傻了。林国达当然无法垂直于黑板,但这句话在逻辑上没有错误。

  林国达游泳淹死了。先生上课,说:“林国达死了,很不幸。”这一堂课,先生一直没有笑容。

  有一个同学,大概是陈蕴珍,即萧珊,曾问过先生:

  “您为什么要搞逻辑?”逻辑课的前一半讲三段论,大前提、小前提、结论、周延、不周延、归纳、演绎……还比较有意思。

  后半部全是符号,简直像高等数学。她的意思是:这种学问多么枯燥!先生的回答是:“我觉得它很好玩。”

  除了文学院大一学生必修逻辑,先生还开了一门“符号逻辑”,是选修课。这门学问对我来说简直是天书。选这门课的人很少,教室里只有几个人。学生里最突出的是王浩。先生讲着讲着,有时会停下来,问:“王浩,你以为如何?”这堂课就成了他们师生二人的对话。王浩现在在美国。前些年写了一篇关于金先生的较长的文章,大概是论先生之学的,我没有见到。

  王浩和我是相当熟的。他有个要好的朋友王景鹤,和我同在昆明黄土坡一个中学教学,王浩常来玩。来了,常打篮球。大都是吃了午饭就打。王浩管吃了饭就打球叫“练盲肠”。王浩的相貌颇“土”,脑袋很大,剪了一个光头,——

  联大同学剪光头的很少,说话带山东口音。他现在成了洋人——美籍华人,国际知名的学者,我实在想象不出他现在是什么样子。前年他回国讲学,托一个同学要我给他画一张画。

  我给他画了几个青头菌、牛肝菌,一根大葱,两头蒜,还有一块很大的宣威火腿。——火腿是很少入画的。我在画上题了几句话,有一句是“以慰王浩异国乡情”。王浩的学问,原来是师承金先生的。一个人一生哪怕只教出一个好学生,也值得了。当然,先生的好学生不止一个人。

  先生是研究哲学的,但是他看了很多小说。从普鲁斯特到福尔摩斯,都看。听说他很爱看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有几个联大同学住在金鸡巷,陈蕴珍、王树藏、刘北汜、施载宣(萧荻)。楼上有一间小客厅。先生有时拉一个熟人去给少数爱好文学、写写东西的同学讲一点什么。先生有一次也被拉了去。他讲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题目是先生给他出的。大家以为先生一定会讲出一番道理。不料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先生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

  先生是个单身汉(联大教授里不少光棍,杨振声先生曾写过一篇游戏文章《释鳏》,在教授间传阅),无儿无女,但是过得自得其乐。他养了一只很大的斗鸡(云南出斗鸡)。这只斗鸡能把脖子伸上来,和金先生一个桌子吃饭。他到处搜罗大梨、大石榴,拿去和别的教授的孩子比赛。比输了,就把梨或石榴送给他的小朋友,他再去买。

  先生朋友很多,除了哲学家的教授外,时常来往的,据我所知,有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沈从文,张奚若……君子之交淡如水,坐定之后,清茶一杯,闲话片刻而因担先生对林徽因的谈吐才华,十分欣赏。现在的年轻人多不知道林徽因。她是学建筑的,但是对文学的趣味极高,精于鉴赏,所写的诗和小说如《窗子以外》、《九十九度中》风格清新,一时无二。林徽因死后,有一年,先生在北京饭店请了一次客,老朋友收到通知,都纳闷:老金为什么请客?到了之后,先生才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

  先生晚年深居简出。毛主席曾经对他说:“你要接触接触社会。”先生已经八十岁了,怎么接触社会呢?他就和一个蹬平板三轮车的约好,每天蹬着他到王府井一带转一大圈。

  我想象先生坐在平板三轮上东张西望,那情景一定非常有趣。王府井人挤人,熙熙攘攘,谁也不会知道这位东张西望的老人是一位一肚子学问,为人天真、热爱生活的大哲学家。

  先生治学精深,而著作不多。除了一本大学丛书里的《逻辑》,我所知道的,还有一本《论道》。其余还有什么,我不清楚,须问王浩。

  我对先生所知甚少。希望熟知先生的人把先生好好写一写。

  联大的许多教授都应该有人好好地写一写。

  1987年2月23日

  (选自《蒲桥集》,作家出版社1994年版)

金岳霖:发展的逻辑

  徐志摩这样描述他那个研究逻辑的朋友金岳霖:“先生的嗜好是捡起一根名词的头发,耐心地拿在手里给分。他可以暂时不吃饭,但这头发丝粗得怪讨厌的,非给它劈开了不得舒服……”

  金岳霖主讲逻辑学,有学生感到这门学问十分枯燥,便好奇地问他:你为什么要搞逻辑?教授答:“我觉得它很好玩。”

  西南联大时,金岳霖曾开设一门选修课“符号逻辑”。对很多人来说,听这门课如听天书。因而每次上课,教室中只有零星几个人。其中一个叫王浩却是例外,颇能懂得个中奥妙。金岳霖经常会在讲授过程中停下来,问道:“王浩,你以为如何?”于是,接下来的这堂课便成了他们师生二人的对话。

  王浩后来赴美留学,成为国际一流的逻辑学家。作为金岳霖最得意的学生,他感叹,先生的绝大部分文章和3本专著都完成于1948年年底以前。

  王浩写过一篇《金岳霖先生的道路》,他认为:“先生于1949年以前及以后追求了两个很不相同的理想。这两种理想在今天都值得推荐,值得追求。但我不以为一个人可以同时追求这样一对难于兼得的理想。

  “1949年以后的理想,可以说是以哲学作为一项思想上的武器,为当前国家的需要直接服务。1949年以前的理想则是以哲学作为一项专门的学问来研究,逐渐扩展后来者的眼界,改进他们的精神生活。

  “为接近这两个理想所需要的能力和准备都很不一样,所以一个人如果多年来专心追求一个理想而中途忽然转向另一个理想,恐怕不易得到像持续一个理想所能得到的成绩。”

  1958年,金岳霖参加一个文化代表团访英。王浩当时正任教于牛津大学,便安排老师在牛津哲学教师会作了一个不长的报告。金岳霖谈到,因为马克思主义救了中国,所以他放弃了以前所研究的学院哲学,转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据王浩回忆,当时听讲的大部分教师觉得像这样的论证太简单了一些,“可是因为先生的英式英语特别高雅漂亮,牛津的教师大多数对他很尊敬”。

  1922年,还在留学的金岳霖在国内发表长文《优秀分子与今日的社会》。文中,他第一希望知识分子能成为“独立进款”的人,“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第二希望知识分子不做官,也就是“不做政客,不把官当做职业……独镰独立过自己的生活”。

  1955年,金岳霖离开北大,调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另一位副所长告诉他应该坐在办公室办公。他在办公室待了一上午,也没弄明白如何“办公”。他说:“他们说我应该坐办公室办公。我不知'公’是如何办的,可是办公室我总可以坐。我恭而敬之地坐在办公室,坐了整个上午,而'公’不来,根本没有人找我。我只是浪费了一个早晨而已。如果我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话,我这个知识分子确实不能办事。”

  1926年,金岳霖留学回国后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哲学论文。他在文中说:“世界上似乎有很多的哲学动物,我自己也是一个,就是把他们放在监牢里做苦工,他们脑子里仍然是满脑子的哲学问题。”

  后来,这个“哲学动物”于1953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自己说:“解放后,我们花大功夫,长时间,学习政治,端正政治态度。我这样的人有条件争取入盟入党,难道我可以不争取吗?不错,我是一个搞抽象思维的人,但是,我终究是一个活的、具体的人。”

  研究者称,金岳霖的转变,乃是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普遍选择。

  王浩不曾面临这样的选择。在他的记忆中,1939年到1946年在昆明(西南联大),他享受到生活贫苦而精神食粮丰盛的乐趣,因为与先生有着“共同的兴趣”和“暗合的视为当然的价值标准”,他觉得心情愉快。

  当年的经历,使王浩衷心希望:愈来愈多的中国青年可以有机会享受这样一种清淡的幸福!

金岳霖的名言

  这一两年,说金岳霖的文章很多,先生的专业一般人都不了解,大家感兴趣的是先生的人生。先生是老牌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他后来的转变,许多人觉得很难理解,因为以先生的过去推断他后来的转变,这中间缺乏合理的逻辑过程。胡适当年就说过“……政权已很成功的做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就是将这一位最倔强的个人主义的中国哲学家的脑给洗干净了?还是我们应该向上帝祷告请准许我们的教授经过了这样屈辱的坦白以后可以不必再参加'学习会’了?”(《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6册,2293页)也就是说,先生的转变是在压力下做出的。对先生的变化,他的学生王浩有一个说法,大意是说,一个人一生中如果只追求一个目标,比追求两个目标要有收获,而先生却追求了两个目标。王浩的话比较委婉,他实际是想说先生后半生的学术贡献不大,因为先生早年的学术风格消失了。先生是一个很风趣和有幽默感的人,他一生中说过许多有趣的话,在西南联大时,有一次学生请他讲小说和哲学的关系,他讲完之后的结论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50年代北京大学请艾思奇讲演,批判形式逻辑,艾思奇讲完后,先生就说,刚才先生的讲话完全符合形式逻辑。这些话在许多回忆先生的文章中都提到过,但这些还不是我想说的先生的名言,我想说的先生的名言是他28岁的时候说过的一段话,当时他在《晨报·副镌》上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优秀分子与今日社会》,是参加当时由蔡元培、胡适发起的关于“好人政府”的讨论的。先生在这篇文章中说了这样一段话:“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当时金先生有一个看法,说是希望知识分子能成为“独立进款”的人,所谓“独立进款”,简单说就是要靠自己的本事吃饭,这话听起来很简单,但却不是谁都能做到的。特别是在今天,对于从事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来说,做到“独立进款”的条件大体已具备了,因为他们要真有本事,就能做自己想做的事,而对于从事人文科学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学会的那点办报办刊办出版社的本事,就不能像自然科学研究那样,想干就干,他们还得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工作,他们还很难成为“独立进款”的人,这实际才是当代文人的尴尬处境。现在有些文人能靠写文章养家糊口,是比过去强了,但这和真正的“独立进款”还不是一回事,这一点文人不能糊涂,大家也不能糊涂。“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这是一种人生境界,不说更远大的理想了,在今日,能实践先生这个早年的愿望就很不容易。

  1995年8月中国科学院举行金岳霖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

《金岳霖学术思想评传》简介

  一般人往往把哲学家视之为“好高骛远”、“不近人情”或者“奇怪的”人,因而难免对他们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对金岳霖来说,他的确“好高骛远”。他神驰“云端”,漫游在无限的“真际”之中,不着有限的“边界”。但他却不是“不近人情”的人,他脚踏“实地”,生活在“有形”的世界中。他对生活有着特别的感受力,过着一种比常人甚至还要“具体”的生活。云南的“斗鸡”与他共餐,北京的大“蛐蛐”伴他入梦;他与童稚无邪的小孩在一起玩得乐不可支,“各路好汉”都是他家“星六聚会”的座上客。他的幽默,令四座击掌称妙;其“忘我”境界,更使人传为旷达。

  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概括金岳霖的一切,也许可以说是:地上生活浪漫情,云端分析理性魂。

  目录:

  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概论(代序言)

  导言

  第一章 学思历程及其渊源

  一 少年时代

  二 求学域外

  三 大学讲坛与哲学创建

  四 学术思想转向

  第二章 形而上学体系

  一 哲学与形而上学

  二 存在本根

  三 大化流行

  四 理则秩序

  五 终极理想

  第三章 知识论体系

  一 知识论相关问题

  二 知识论出发点的预设

  三 知识材料的获得

  四 认知与命题和真

  五 归纳原则论

  六 事实理论

  第四章 逻辑思想

  一 逻辑范畴思想

  二 逻辑哲学思想

  第五章 罗素哲学分析批判

  一 罗素形式逻辑思想判析

  二 罗素感觉材料论的判析

  结束语 研究与评价

  一 历史回顾

  二 历史位置

  附录

  金岳霖年谱简编

  金岳霖学术思想研究主要论著目录

后记

  金岳霖,哲学家,逻辑学家。1914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后留学美国、英国,又游学欧洲诸国,回国后主要执教于清华和北大。他终生未娶。一直恋着林徽因。林徽因、梁思成夫妇家里几乎每周都有沙龙聚会,金岳霖始终是梁家沙龙座上常客。他们文化背景相同,志趣相投,交情也深,长期以来,一直是毗邻而居。金岳霖对林徽因人品才华赞羡至极,十分呵护;林徽因对他亦十分钦佩敬爱,他们之间的心灵沟通可谓非同一般。甚至梁思成林徽因吵架,也是找理性冷静的金岳霖仲裁。金岳霖自始至终都以最高的理智驾驭自己的感情,爱了林徽因一生。金岳霖一九一四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后留学美国、英国,又游学欧洲诸国,回国后主要执教于清华和北大。他从青年时代起就饱受欧风美雨的沐浴,生活相当西化。西装革履,加上一米八的高个头,仪表堂堂,极富绅士气度。然而他又常常不像绅士。他酷爱养大斗鸡,屋角还摆着许多蛐蛐缸。吃饭时,大斗鸡堂而皇之地伸脖啄食桌上菜肴,他竟安之若泰,与鸡平等共餐。听说他眼疾怕光,长年戴着像网球运动员的一圈大檐儿帽子,连上课也不例外。他的眼镜,据传两边不一样,一边竟是黑的。而在所有关于金岳霖的传闻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事,是他终生未娶。阐释的版本相当一致:他一直恋着建筑学家、诗人林徽因。

  一九八三年,我跟我的老师陈钟英先生开始着手林徽因诗文首次编纂结 集工作。林徽因已于五十年代去世,其文学作品几乎湮没于世。为收集作品,了解作者生平,这年夏天我们到北京访问金岳霖。这时他已八十八高龄,跟他同辈的几位老人说,他有冠心病,几年来,因肺炎住院已是几进几出了。他身体衰弱,行动不便,记性也不佳,一次交谈只能十来分钟,谈长点就睡着了。几年前,在老友们的怂恿催促下,他开始写些回忆文字,但每天只能写百多字。这一年由于体力精力不济,已停笔了。听了这些话,我的心凉了半截。不过,一位熟知他的老太太的话却给了我们一丝希望与鼓舞:“那个老金呀,早年的事情是近代史,现在的事情是古代史。”

  我们找到北京东城区干面胡同金岳霖寓所。进了他的房间,见他深坐在一张低矮宽扶手大沙发里。头上依旧戴着一圈宽檐遮光帽,头顶上露出绺绺白发,架着黑框眼镜。瘦长的双手摊在扶手上,手背上暴起一根根青筋。两脚套着短袜,伸直搁在一张矮凳上。他的听力不佳,对我们进来似乎没有什么反应。我们坐近他身边,对着他耳朵,一字一句地说明来意。我趁陈钟英先生跟他慢慢解释的当儿,打量着屋里的摆设。屋里右边,一张老式横案桌上摆着一些书,桌边挂着一根手杖,还斜靠着一根拳头粗、一人多高、顶端雕有兽头的漆金权杖,大概是学生们送的。作为哲学界和逻辑学界的权威与泰斗,这根金色的权杖,于他是颇具象征性的礼品。屋子右边,则摆着一个有靠背的坐式马桶。他要靠人扶着就此如厕。这金色的权杖与暗淡的马桶所形成的巨大反差,顿令我感到人生易老,时光无情。 我们对着他耳边问谁了解林徽因的作品时,他显得黯然,用浓重沙哑的喉音缓缓地说:“可惜有些人已经过去了!”我们把一本用毛笔大楷抄录的林徽因诗集给他看,希望从他的回忆里,得到一点诠释的启迪。他 轻轻地翻着,回忆道:“林徽因啊,这个人很特别,我常常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好多次她在急,好像做诗她没做出来。有句诗叫什么,哦,好像叫'黄水塘的白鸭’,大概后来诗没做成……”慢慢地,他翻到了另一页,忽然高喊起来:“哎呀,八月的忧愁!”我吃了一惊,怀疑那高八度的惊叹声,竟是从那衰弱的躯体里发出的。只听他接着念下去:“ 哎呀,'黄水塘里游着白鸭,高粱梗油青的刚过了头……’”他居然一句一句把诗读下去。末了,他扬起头,欣慰地说:“她终于写成了,她终于写成了!”林徽因这首《八月的忧愁》是优美的田园诗,发表于一九三六年,构思当是更早。事隔已半个世纪,金岳霖怎么对第一句记得这么牢?定是他时时关注着林徽因的创作,林徽因酝酿中反复吟咏这第一句,被他熟记心间。我看他慢慢兴奋了起来,兴奋催发了他的记忆与联想,他又断断续续地记起一些诗句,谈起林徽因的写作情况。翻完那本抄录的诗,他连连说:“好事情啊,你们做了一件好事情!你们是从哪儿来的?”我们刚刚告诉过他,是从林徽因家乡福州来的,显然他倏忽间就忘了。已经谈了十来分钟,他并没瞌睡,我庆幸地看着小录音机一直在转动着。我们取出一张泛黄的32开大的林徽因照片,问他拍照的时间背景。他接过手,大概以前从未见过,凝视着,嘴角渐渐往下弯,像是要哭的样子。他的喉头微微动着,像有千言万语梗在那里。他一语不发,紧紧捏着照片,生怕影中人飞走似的。许久,他才抬起头,像小孩求情似地对我们说:“给我吧!”我真担心老人犯起犟劲,赶忙反复解释说,这是从上海林徽因堂妹处借用的,以后翻拍了,一定送他一张。待他听明白后,生怕我们食言或忘了,作拱手状,郑重地说:“那好,那好,那我先向你们道个谢!”继而,他的眼皮慢慢耷拉下来,累了,我们便退了出来。很久以来,关于金岳霖对林徽因感情上的依恋我听了不少。林徽因、梁思成夫妇都曾留学美国,加之家学渊源,他们中西文化造诣都很深,在知识界交游也广,家里几乎每周都有沙龙聚会。而金岳霖孑然一身,无牵无挂,始终是梁家沙龙座上常客。他们文化背景相同,志趣相投,交情也深,长期以来,一直是毗邻而居,常常是各踞一幢房子的前后进。偶而不在一地,例如抗战时在昆明、重庆,金岳霖每有休假,总是跑到梁家居住。金岳霖对林徽因人品才华赞羡至极,十分呵护;林徽因对他亦十分钦佩敬爱,他们之间的心灵沟通可谓非同一般,这是我早有所闻的。不过,后来看了梁思成的续弦林洙先生的文章,更增添了具体了解。据她说,一次林徽因哭丧着脸对梁思成说,她苦恼极了,因为自己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如何是好。林徽因对梁思成毫不隐讳,坦诚得如同小妹求兄长指点迷津一般。梁思成自然矛盾痛苦至极,苦思一夜,比较了金岳霖优于自己的地方,他终于告诉妻子: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金岳霖,祝他们永远幸福。林徽因又原原本本把一切告诉了金岳霖。金岳霖的回答更是率直坦诚得令凡人惊异:“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 从那以后,他们三人毫无芥蒂,金岳霖仍旧跟他们毗邻而居,相互间更加信任,甚至梁思成林徽因吵架,也是找理性冷静的金岳霖仲裁。几天后,我跟陈钟英先生再次访问了金岳霖。进了屋,刚刚跟护理阿姨 寒暄几句,想不到金岳霖闻声竟以相当纯正的福州方言喊我们:“福州人!”我们不胜惊讶。这肯定是当年受林徽因“耳濡目染”的结果。我们的话题自然从林徽因谈起。他讲着他们毗邻而居生活的种种琐事,讲梁家沙龙谈诗论艺的情况,讲当年出入梁家的新朋旧友。我发现他称赞人时喜欢竖起大拇指。他夸奖道:“林徽因这个人了不起啊,她写了篇叫《窗子以外》还是《窗子以内》的文章,还有《在九十九度中》,那完全是反映劳动人民境况的,她的感觉比我们快多了。她有多方面的才能,在建筑设计上也很有才干,参加过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不要抹杀了她其它方面的创作啊……”讲着,讲着,他声音渐小,渐慢,断断续续。我们赶紧劝他歇一歇。他闭目养了一会儿神。我们取出另一张林徽因照片问他。他看了一会儿回忆道:“那是在伦敦照的,那时徐志摩也在伦敦。——哦,忘了告诉你们,我认识林徽因还是通过徐志摩的。”于是,话题转到了徐志摩。徐志摩在伦敦邂逅了才貌双全的林徽因,不禁为之倾倒,竟然下决心跟发妻离婚,后来追林徽因不成,失意之下又掉头追求陆小曼。金岳霖谈了自己的感触:“徐志摩是我的老朋友,但我总感到他滑油,油油油,滑滑滑——”我不免有点愕然,他竟说得有点像顺口溜。我拉长耳朵听他讲下去,“当然不是说他滑头。” 经他解释,我们才领会,他是指徐志摩感情放纵,没遮没拦。他接着说:“林徽因被他父亲带回国后,徐志摩又追到北京。临离伦敦时他说了两句话,前面那句忘了,后面是'销魂今日进燕京’。看,他满脑子林徽因,我觉得他不自量啊。林徽因梁思成早就认识,他们是两小无猜,两小无猜啊。两家又是世交,连政治上也算世交。两人父亲都是研究系的。徐志摩总是跟着要钻进去,钻也没用!徐志摩不知趣,我很可惜徐志摩这个朋友。”他说:“比较起来,林徽因思想活跃,主意多,但构思画 图,梁思成是高手,他画线,不看尺度,一分一毫不差,林徽因没那本事。他们俩的结合,结合得好,这也是不容易的啊!”徐志摩、金岳霖、林徽因、梁思成之间都有过感情纠葛,但行止却大相径庭。徐志摩完全为诗人气质所驱遣,致使狂烈的感情之火烧熔了理智。而金岳霖自始至终都以最高的理智驾驭自己的感情,显出一种超脱凡俗的襟怀与品格,这使我想起了柏拉图的那句话:“理性是灵魂中最高贵的因素。” 后来,我们的话题渐渐转到了林徽因的病和死。他眯缝着眼,坠入沉思, 慢慢地说:“林徽因死在同仁医院,就在过去哈德门的附近。对她的死,我的心情难以描述。对她的评价,可用一句话概括:'极赞欲何词’啊” 林徽因一九五五年去世,时年五十一岁。那年,建筑界正在批判“以梁 思成为代表的唯美主义的复古主义建筑思想”,林徽因自然脱不了干系。虽然林徽因头上还顶着北京市人大代表等几个头衔,但追悼会的规模和气氛都是有节制的,甚至带上几分冷清。亲朋送的挽联中,金岳霖的别有一种炽热颂赞与激情飞泻的不凡气势。上联是:“一身诗意千寻瀑”,下联是:“万古人间四月天”。此处的“四月天”,取自林徽因一首诗的题目《你是人间四月天》。这“四月天”在西方通常指艳日、丰硕与富饶。金岳霖“极赞”之意,溢于言表。金岳霖回忆到追悼会时说:“ 追悼会是在贤良寺开的,我很悲哀,我的眼泪没有停过……”他沉默了下来,好像已把一本书翻到了最后一页。金岳霖对林徽因的至情深藏于一生。林徽因死后多年,一天金岳霖郑重其事地邀请一些至交好友到北京饭店赴宴,众人大惑不解。开席前他宣布说:“今天是林徽因的生日!” 顿使举座感叹唏嘘。 林徽因死后金岳霖仍旧独身,我很想了解这一行为背后意识观念层面上 的原因。但这纯属隐私,除非他主动说,我不能失礼去问。不过,后来了解到了一件事,却不无收获。有个金岳霖钟爱的学生,突受婚恋挫折打击,萌生了自杀念头。金岳霖多次亲去安慰,苦口婆心地开导,让那学生认识到:恋爱是一个过程,恋爱的结局,结婚或不结婚,只是恋爱过程中一个阶段,因此,恋爱的幸福与否,应从恋爱的全过程来看,而不应仅仅从恋爱的结局来衡量。最后,这个学生从痛不欲生精神危机中解脱了出来。由是我联想到了金岳霖,对他的终生未娶,幡然产生了新的感悟。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我们编纂好林徽因诗文样本,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 社送书稿,又再次去拜望金岳霖先生。 天已转冷,金岳霖仍旧倚坐在那张大沙发里,腿上加盖了毛毯,显得更清瘦衰弱。我们坐近他身旁,见他每挪动一下身姿都皱一下眉,现出痛楚的样子,看了令人难过。待老人安定一会儿后,我们送他几颗福建水仙花头,还有一张复制的林徽因大照片。他捧着照片,凝视着,脸上的皱纹顿时舒展开了,喃喃自语:“啊,这个太好了!这个太好了!”他似乎又一次跟逝去三十年的林徽因“神会”了;神经又兴奋了起来。坐在这位垂垂老者的身边,你会感到,他虽已衰残病弱,但精神一直有所寄托。他现在跟林徽因的儿子梁从诫一家住在一起。我们不时听到他提高嗓门喊保姆:“从诫几时回来啊?”隔一会儿又亲昵地问:“从诫回来没有?”他的心境和情绪,没有独身老人的孤独常态。他对我们说: “过去我和梁思成林徽因住在北总布胡同,现在我和梁从诫住在一起。” 我听从诫夫人叫他时都是称“金爸”。梁家后人以尊父之礼相待,难怪他不时显出一种欣慰的神情。看着瘦骨嶙峋、已经衰老的金岳霖,我们想,见到他实不容易,趁他记忆尚清楚时交谈更不容易。于是取出编好的林徽因诗文样本请他过目。 金岳霖摩挲着,爱不释手。陈钟英先生趁机凑近他耳边问,可否请他为文集写篇东西附于书中。然而,金岳霖金口迟迟不开。等待着,等待着,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了,我担心地看着录音磁带一圈又一圈地空转过去。我无法讲清当时他的表情,只能感觉到,半个世纪的情感风云在他脸上急剧蒸腾翻滚。终于,他一字一顿、毫不含糊地告诉我们: “我所有的话,都应该同她自己说,我不能说,”他停了一下,显得更加神圣与庄重,“我没有机会同她自己说的话,我不愿意说,也不愿意有这种话。”他说完,闭上眼,垂下了头,沉默了。林徽因早已作古,对一切都不会感知了。但金岳霖仍要深藏心曲,要跟林徽因直接倾诉。大概,那是寄望大去之日后在另一个世界里两个灵魂的对语吧。啊,此情只应天上有,今闻竟在人世间。我想,林徽因若在天有灵,定当感念涕零,泪洒江天!第二年的一天,偶然听到广播,好像说金岳霖去世,顿感怅然。找来报纸核对,几行黑字攫住了我的心。 也许是天意吧。林徽因一九五五年去世,因其参加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有贡献,建坟立碑,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二墓区。梁思成文革中含冤去世,文革后平反,因其生前是全国人大常委,骨灰安放于党和国家领导人专用骨灰堂,跟林徽因墓只一箭之遥。最后去世的金岳霖,骨灰也安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他们三个,在另一个世界里,又毗邻而居了。金岳霖从人间带去的话,终有机会跟林徽因说了。

徐志摩-----新月派代表诗人

徐志摩(1897.1.15~1931.11.19),现代诗人、散文家。浙江海宁市硖石镇人。名章垿,字志摩,小字幼申。曾经用过的笔名:南湖、诗哲、海谷、谷、大兵、云中鹤、仙鹤、删我、心手、黄狗、谔谔等。

  徐志摩是新月派代表诗人,新月诗社成员。1915年毕业于杭州一中,先后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和北京大学。 1918年赴美国学习银行学。1921年赴英国留学,入剑桥大学当特别生,研究政治经济学。在剑桥两年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及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

  1921年开始创作新诗。

  1922年返国后在报刊上发表大量诗文。

  1923年,参与发起成立新月社,加入文学研究会。

  1924年与胡适、陈西滢等创办《现代诗评》周刊,任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华时任翻译。

  1925年赴欧洲,游历苏、德、意、法等国。

  1926年在北京主编《晨报》副刊《诗镌》,与闻一多、朱湘等人开展新诗格律化运动,影响到新诗艺术的发展。同年移居上海,任光华大学、大夏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教授。

  1927年参加创办新月书店。次年《新月》月刊创刊后任主编。并出国游历英、美、日、印等国。

  1930年任中华文化基金委员会委员,被选为英国诗社社员。同年冬到北京大学与北京女子大学任教。

  1931年初,与陈梦家、方玮德创办《诗刊》季刊,被推选为笔会中国分会理事。同年11月19日,由南京乘飞机到北平,因遇大雾在济南附近触山,故飞机失事,因而遇难。更为巧合的是,失事飞机叫“济南号”。蔡元培为其写挽联:

  谈话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迳都是诗,诗的意味渗透了,随遇自有乐土;乘船可死,驱车可死,斗室生卧也可死,死于飞机偶然者,不必视为畏途。

作品成就

  诗集著有:《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云游》;

  散文集有:《再别康桥》、《落叶》、《巴黎的鳞爪》、《自剖》、《秋》、《轮盘》;

  小说:《春痕》

  戏剧:《卞昆冈》、(与陆小曼合写)

  日记:《爱眉小札》、《志摩日记》;

  译著《曼殊斐尔小说集》等。

  他的作品已编为《徐志摩文集》出版。

  徐诗字句清新,韵律谐和,比喻新奇,想象丰富,意境优美,神思飘逸,富于变化,并追求艺术形式的整饬、华美,具有鲜明的艺术个性,为新月派的代表诗人。他的散文也自成一格,取得了不亚于诗歌的成就,其中《自剖》、《想飞》、《我所知道的康桥》、《翡冷翠山居闲话》等都是传世的名篇。

家世身世

  明正德年间,徐松亭在硖石经商,家居于硖石,为硖石徐氏分支之始祖。徐志摩即其族人。

  1897 年1月15日,徐志摩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按族谱排列,取名徐章垿,字槱森,因其父属猴,名申如,得子亦是属猴,故又取小字幼申。笔名有南湖、诗哲、海谷、谷、大兵、云中鹤、仙鹤、删我、心手、黄狗、谔谔等。志摩是在1918年去美国留学时他父亲给另取的名字。说是小时候,有一个名叫志恢的和尚,替他摩过头,并预言“此人将来必成大器”,其父望子成龙心切,即替他更此名。

  徐志摩是徐门的长孙独子,自小过着舒适优裕的公子哥儿的生活。

求学历程

  小时在家塾读书,十一岁时,进硖石开智学堂,从师张树森,打下了古文根柢,成绩总是全班第一。

  1910 年,徐志摩满十四岁,离开家乡,来到[3]杭州,经表叔沈钧儒介绍,考入杭州府中学堂(1913年改称浙江一中,现为浙江省杭州高级中学),与郁达夫同班。他爱好文学,并在校刊《友声》第一期上发表论文《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认为小说裨益于社会,“宜竭力提倡之”,这是他一生的第一篇作品。同时,他对科学也有兴味。并发表了《镭锭与地球之历史》等文。

  1915年夏,徐志摩毕业于浙江一中,接着考入上海浸信会学院暨神学院(沪江大学前身,现为上海理工大学),同年十月,由家庭包办,与上海宝山县罗店巨富张润之之女张幼仪结婚。

  生性好动的徐志摩并没有安心念完浸信会学院的课程,1916年秋,离沪北上,到天津的北洋大学的预科攻读法科。翌年,北洋大学法科并入北京大学,徐志摩也随着转入北大就读。在北方上大学的两年里,他的生活增添了新的内容,他的思想注入了新的因素。在这高等学府里,他不仅钻研法学,而且攻读日文、法文及政治学,并涉猎中外文学,这又燃起他对文学的兴趣。这一时期他广交朋友,结识名流,由君劢、张公权的介绍,拜梁启超为师,还举行了隆重的拜师大礼。梁启超对徐志摩的一生影响是大的,他在徐志摩的心目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徐梁虽系密切的师徒关系,但他们二人的思想差别还是存在的,已经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的徐志摩,他不顾一切,舍命追求他的理想的人生,他要争取婚姻恋爱自由。

  他在北方上大学时期,亲身感受了军阀混战的场景,目睹屠杀无辜的惨象。他厌恶这“抹下西山黄昏的一天紫,也涂不没这人变兽的耻”(徐志摩:《人变兽》战歌之二)的社会,他决计到国外留学,寻求改变现实中国的药方,实行他的“理想中的革命”。

  徐志摩怀着“善用其所学,以利导我国家”(1918年8月14日徐志摩《启行赴美文》)的爱国热情,离开北大,1918年8月14日从上海启程赴美国留学。留学第一年,进的是美国乌斯特的克拉克大学,他进历史系,选读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等课程,以期自己将来做一个中国的“汉密尔顿”。入学十个月即告毕业,获学士学位,得一等荣誉奖。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当年即转入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院,进经济系。徐志摩他获得了广泛的哲学思想和政治学的种种知识。是年,“五四”革命运动的浪潮也辗转波及到远隔重洋的美国的中国留学生群中,徐志摩也为爱国心所驱使,参加了当地留学生所组织的爱国活动,经常阅读《新青年》、《新潮》等杂志,同时,他的学习兴趣,逐渐由政治转向文学,因而得了文学硕士学位。

  徐志摩在美国待了两年,但他对美国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掠夺的疯狂性、贪婪性,讲求物质利欲却感到厌倦,他又受到英国哲学家罗素的吸引,终于“摆脱了哥伦比亚的博士衔的引诱,买舟横渡大西洋,不料罗素个人生活发生意外的变故,致使他不曾达到跟随罗素从学的夙愿,结果“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里混了半年”,正感着闷想换路走的时候,这时,他结识了林长民及其女儿林徽因,并由于林长民介绍,认识了英国作家高斯华绥·狄更生。由于狄更生的介绍和推荐,徐志摩以特别生的资格进了康桥大学皇家学院。

  徐志摩在英国也住了两年,在英国,尤其是在康桥的这段生活,对他的一生的思想有着重要的影响,是他思想发展的转折点。在康桥,他深深感到“大自然的优美,宁静,调谐在这星光与波光的默契中不期然的淹入了你的性灵”(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徐志摩忘情于康桥,沉迷于大自然,乃是因为他以为现实社会是丑陋的,生活是痛苦的,只有大自然是纯洁的,美好的,为要救治这个社会和人们,医治当前生活的枯窘,最好的办法是:离却堕落的文明,回向自然的单纯。只有接近自然,才能回复人类童真的天性,社会的病象就有缓和的希望。

  他在康桥接受资产阶级的贵族教育,接受了“吸烟的文化”,他是那么赞赏英国,那么留恋牛津和康桥。他喜与英国名士交往,他广泛地涉猎了世界上各种名家名作,也接触了各种思潮流派,在这个时期,孕育了他的政治观念和社会理想,胚胎了他的自我意识 ——理想主义,他自己要成为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 康桥的环境,不仅促成并形成了他的社会观和人生观,同时,也拨动了他的求知欲,触发了他创作的意念。他开始翻译文学著作,他翻译了英国作家曼殊斐儿的几个短篇,德国福沟的小说《涡堤孩》,法国中古时的一篇故事《吴嘉让与倪阿兰》,意大利作家丹农雪乌的《死城》和伏尔泰的作品《赣第德》。同时,他诗兴大发,写了许多诗,他的“心灵革命的怒潮,尽冲泻在你(指康桥)妩媚河中的两岸”《徐志摩:《康桥再会吧》)。他崇拜的偶象不再是美国的汉密尔顿,而是英国的雪莱和拜伦,他“换路走”入诗人的行列。)

文学生涯

  康桥月色

  徐志摩与诗本来是一无家族渊源,二无个人癖好,可是,在英国康桥大学留学期间,却一反往常,不写则已,一写不止,形成了他诗歌创作的暴发期。这时期他虽然写了那么多诗,但现今散见于一些报刊杂志的也仅有二、三十首,大部分都散失掉了。但从尚能见到的有限的诗篇中,还可以约略窥见徐志摩初期诗作的状况和他的思想印痕。

  这时的徐志摩为什么写诗象着了魔似的,他是怎么暴发诗情的?

  首先,与他当时所处的生活环境有关,是他生活的康桥的环境触发了他的诗兴,点燃起他的创作欲念的。他说:“我在康桥的日子,可真幸福,深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那样甜蜜的洗礼”《吸烟与文化》。因此,这时期,他创作了象《夏》、《夏日田》其次,此时,他个人生活“照着了一种奇异的月色”。

  1921年秋天,他认识了“人艳如花”“才女”林徽因,徐志摩与她交往甚密,随后谈起恋爱,并有论婚嫁之意。于是,徐志摩在1922年3月向张幼仪提出离婚,认为他们不应该继续没有爱情,没有自由的结婚生活了。自由离婚,止绝苦痛,始兆幸福,这是徐志摩的单纯的理想主义,他在追求着一种理想的人生,他感到生命似乎受到“伟大力量的震撼”,他要发抒,他要歌吟,因此,象《情死〉、《月夜听琴》、《青年杂咏》、《清风吹断春朝梦》等表现爱情和人生理想的诗歌,也就构成了他这期诗歌的重要内容。再有,他所以倾向分行的抒写,是他接触了大量的英国文学艺术,拜伦、雪莱、济慈、哈代等的作品令他入迷。他吹着了这股“奇异的风”——欧风,他踏着他们的路,于是借助诗的形式,把他的思想感情“奇异”的表现出来。

  因此,徐志摩对英国康桥这段生活分外留恋,他不无感慨,异常兴奋,他大量作诗,他这时诗情汹涌暴发的情景,在他的题为《草上的露珠儿》一首长诗中有所反映。这是迄今为止我们见到的他的最早的一首诗,这首诗不仅表达了他当时的抱负和志趣,而且形象地传达出他的诗绪汹涌的状态,他开放创造的喷泉,他放喉歌吟,因此,他要做一个诗人了。这些早期诗歌,总的是调子清新,情绪高扬,反映了“青春的呼唤,燃点着希望灿灿” (徐志摩:《春》)。同时,也开始多方探求新诗的形式,诗式比较多样,但尚未定型,有自由体,新格律体,也有西洋诗体,甚至还有无标点诗,但讲求音韵、节奏,格式的匀称和整齐,要求“声调流利好听,形式轻盈柔美”,这也正是徐志摩作诗的一贯追求。

  英国康桥的生活固然使他迷醉,但思乡怀国之情缠绕着他,于是在1922年8月离开欧上,启程回国。回国途中,曾在新加坡、香港、日本稍作停留,经历两个月的旅程,于10月15日到达上海。

  回国后,徐志摩开始了另一种生活。现实社会的纷扰,扰乱了他内心的平衡,有时还感觉精神上的烦闷和焦躁。于是他将自己的感受和体验诉之笔端,开始了文学创作的生涯。

  《志摩的诗》

  1922 年秋徐志摩回国后,他的诗情没有中断,继续诗歌创作并公开在各种杂志上发表。《志摩的诗》是徐志摩自己编选的第一个诗集,集中篇什大都是1922—— 1924年之间的作品,这个诗集的出版,使他名声大振。在这本诗集中可以约略见出徐志摩在回国初年的生活思想状况,以及他所“泛滥的感情”。大致是:抒发理想和表现爱情的;暴露社会黑暗和表达对劳苦人民的同情的;探讨生活哲理的;以及写景抒情的。

  他满怀英国康桥式的人生理想,期望在中国实现他的理想主义。《雪花的快乐》是《志摩的诗》开卷第一首,它可算作徐志摩早期诗歌的代表作之一。作者运用隽秀柔和的笔调,描绘了雪花优美的形象,生动地写出了雪花的快乐。诗的节奏轻快,调子舒展明朗,意境优美。

  其它如《为要寻一颗明星》、《这是一个懦怯的世界》、《我有一个恋爱》、《婴儿》、《多谢天!我的心又一度的跳荡》等篇,与《雪花的快乐》一样,者”表达了作者对理想的追求。它们既是抒情诗又是爱情诗,表现了对人生自由的向往和对恋爱自由的渴望。要求人生自由、恋爱自由正是他的理想主义的内容,因此,这二者往往密不可分的交织在一起。然而,他的理想主义与中国的社会现实存在着距离和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与林徽因的恋爱结果遭到破灭,他所追求的理想的人生和理想的社会终不能实现,于是,使他忧郁、苦闷。因此,这些诗篇也程度不同地蒙上了悲凉的氛围,成了“苦闷愤怒的情感的无关阑的泛滥”(茅盾:《徐志摩论》)。这种消极悲观的思想情绪在那些小诗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如《消息》、《一星弱火》、《问谁》等。

  1924年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给徐志摩的生活和创作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他与泰戈尔建立了友谊,泰戈尔给他取印度名素思玛(Susima)。5月底,泰戈尔离沪去日本,徐志摩与他同行,《志摩的诗》中的《沙扬娜拉》那首诗,就是逗留日本期间写成的。徐志摩擅长于抒情诗,同时也喜欢写泰戈尔那样的哲理诗。

  《志摩的诗》中,有一些是描写贫富悬殊穷人痛苦生活的诗篇。这类诗数量虽不多,但内容比较充实,反映了社会现实生活的某一侧面,具有一定程度的社会意义。《志摩的诗》中还有一些写景抒情诗,比如《沪杭车中》。

  这个诗集就整体看,反映生活的容量是不大的,内容的发掘是不够深刻的,思想感情也并非全是那么积极和健康。但从它的表现技巧看,“几乎全是体制的输入和试验”(陈西滢:《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十部著作》)。诗的形式变化多样,有长诗,短句,自由诗,散文诗,更多的是对西方的诗式进行试验。这一时期,是徐志摩诗式的试验期,也是他诗歌技巧的磨炼期,他是在摸索和试验中显露出他诗人的才华和诗歌的独特风格的。

  徐志摩作诗就十分注意意境,《志摩的诗》中大部诗作,形成他独辟的艺术境界,如《雪花的快乐》,作者把对理想的追求的主观感情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从而化实景为虚境,创出了一个优美的艺术境界。

  此外,他的诗歌具有形象性,可感性,这得力于他的丰富的想象力。他的想象和比喻不仅与众不同,而且,他能把看来比较抽象的事理,化为生动、可感、可见的具体形象,象《毒药》、《白旗》、《婴儿》是三首内含哲理的散文诗,他也使出了艺术想象的本领,依仗这种特别的感受力去描绘事物。

  《志摩的诗》有它的特色,有它的成功,也有它的缺陷,也有败笔。撇开内容不谈,就以表现形式来说,洋味较浓,民族化不足,有的诗句显得生涩和矫揉造作,在韵式和韵的运用上也有不规整之处,诗的技巧还不十分成熟。

  《翡冷翠的一夜》与《猛虎》《云游》

  《翡冷翠的一夜》是徐志摩的第二个诗集,是他的1925至1927年部分诗歌创作的汇集。这一时期徐志摩的思想和生活发生了一个较大的波折。1924年4月,他在北京认识了陆小曼,并着了魔似的与她热恋起来,此事招致社会的非议和家庭的反对。但他俩全不顾这一切,可一时又难以解决,徐志摩在十分痛苦和矛盾的心情下,于1925年3月11日启程出国欧游,想暂时摆脱一下生活上的苦恼和困境。他在意大利的翡冷翠(即佛罗伦斯)住了一段时间,他将他的伤悲,他的感触,托付纸笔,写了不少诗,因此,这部诗集就题名为《翡冷翠的一夜》,这个诗集,除了有哈代、罗赛蒂等英国作家的译诗外,还有象《西伯利亚》、《在哀克刹脱教堂前》那样漫游欧洲时对异乡他国生活的感受。他也写了一不少爱情诗篇。《翡冷翠的一夜》,可以看作是记叙了当时他和陆小曼之间的感情波澜,他的热烈的感情和无法摆脱的痛苦。

  1925年和1926年,中国的革命运动蓬勃兴起,五卅事件与三·一八惨案引起他的“愤慨”和“悲切”,为纪念 “三·一八”,他写了《梅雪争春》,揭露了军阀屠杀无辜,连十三岁的儿童也惨遭杀害。在《大帅》、《人变兽》的诗篇中,暴露了军阀活埋伤兵、杀死人民的血腥罪行。他的思想起了“波折”,“流入怀疑和颓废”,认为现在是受罪时期,因此,不少诗篇失去乐观调子,相反染上了一层忧郁、失望、逃避现实的颓废色彩。他诅咒生活,赞颂死亡,要辞别人间去殉恋爱。想象奇特,思想灰暗。当然,这个诗集也还有少量调子比较积极明朗的诗篇。

  这个诗集在艺术技巧上如闻一多说的“确乎是进步了”。对诗的形式技巧更加注意推敲,除了在诗式上更多样化,什么对话体,打夯歌、豆腐干式;既有叙事,也有抒情,他也醉心于诗的音节与格律。

  在《翡冷翠的一夜》之后,徐志摩还出个两本诗集,一是由他自己编选,1931年出版的《猛虎集》,一是由他人编选,1932年出版的《云游》。这两个诗集中收录的诗歌,多数是徐志摩后期的作品。1927年后,徐志摩的思想经过“波折”,他那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理想完全破灭,另一方面,他对工农革命又感到恐惧和抵触,他的思想陷入深深的矛盾和绝望。他这一时期创作的诗歌,大部与现实生活脱离,抒写他自己“微妙的灵魂的秘密”。有的诗歌无病呻吟,充满了悲观厌世的情调。而且,他的思想立场与进步的革命潮流相抗衡,他竟不顾诗歌艺术的基本要求,将赤裸裸的政治概念搬入诗中,用来攻击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他在极度幻灭和绝望的时候,又仗持尼采的哲学来鼓励自己。

  在《猛虎集》和《云游》中,出现了内容和形式很不统一的状况,大部诗歌的内容是这样空泛和贫乏,但却越来越追求形式的整饬和美观,不论在诗行的排列,音韵的铿锵,节奏的明晰,用词的推敲上都较前几个诗集有了变化和发展。对此,茅盾有过很恰当的评论:“圆熟的外形,配着谈到几乎没有的内容,而且这淡极了的内容也不外乎感伤的情绪——轻烟似的微哀,神秘的象征的依恋感唱追求:这些都是发展到最后一阶段的现代布尔乔亚诗人的特色,而志摩是中国文坛上杰出的代表者”(《徐志摩论》)。

  “跑野马”的散文

  徐志摩不仅写诗,同时也写散文,在其全部创作中,其成就和影响更为显著的,除诗歌外,恐怕就要数散文了。甚至有人认为他的“跑野马”的散文比他的诗好。

  徐志摩一共出版过《落叶》、《自剖》、《巴黎的鳞爪》三个散文集和一个单篇散文《秋》,计三十三篇(未收集中还有不少)。除《秋》篇写于1929年,其余三个集子的大部作品均完成于1925——1926年间。他的散文内容涉及的范围也较广泛,有对人生理想的漫评,有触及时政的论说;有对往事的怀想和追忆,也对艺术发表见解和评说,有一事一议的小品,也有说长道短的书评。他的散文表现了很强的个性,他的自我思想感情的剖露,哲理和诗情的融合,散文的诗化,三者合而为一,构成了他的散文的“别一世界”。

  第一个散文集《落叶》,完成于他创作的“泛滥”期,共八篇,内容各异,表情达意的方式也不尽相同。谈人生,谈社会,谈政治,谈艺术……不受任何约束。首篇《落叶》是在1924年秋天,他在北京大学教授期间,应北京师范大学的邀请,所作的讲演稿。他企图回答青年学生提出的如何解决生活的枯燥和苦闷的问题。《落叶》篇贯串其间的是“感情”二字,通篇宣扬人的感情、“真的人情”的重要和作用。要使生活不痛苦,只有“抽出人道的同情的纤微”来缀补这个破烂社会的大网。徐志摩正是基于这种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观点,执信人的感情的无限作用,在生活本体与大自然里。“他认为人若要摆脱人世的苦恼和压迫,就要争得自由发展的“真纯的个性”,最好的途径是到大自然去生活去沐浴。因此,有人说他“《落叶》诗篇是充满着浪漫蒂克的自白,充满着康桥时代的憧憬。”(穆木天:《徐志摩论》)

  继《落叶》之后,在1927年和1928年,徐志摩又相继出版了《巴黎的鳞爪》和《自剖》两个散文集。这两个集子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写他在1925年出国欧游的所见所感,以及解剖、省察自己的思想灵魂,因此,在“自我”和“感情”这两点上都比《落叶》集更为突出和显露。《巴黎的麟爪》集中的《巴黎的鳞爪》、《翡冷翠山居闲话》、《我所知道的康桥〉、《天目山中笔记》、《吸烟与文化》等篇,是属于写景抒情散文一类。醇厚的兴趣,活泼的情绪,丛集于笔端,便构成了这类散文的抒情特色了。

  郁达夫曾把徐志摩一路的散文家写作的散文的共同特征,归结为“带有自叙传的色彩”(《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徐志摩《自剖》集的第一辑《自剖》辑共六篇,大部可以归入这一类。这些自剖性的散文,作者的心胸是畅露的,文笔也是生动的,然而,调子是低沉的,认识是空幻的。

  徐志摩的一部分散文,如同他的一些哲理诗一样,具有启迪思考的哲理性,又具有浓郁的诗情,使得哲理和诗情两相融合,这构成了他的散文又一特点。作者在独自领略风光妙处的同时,总在宣扬他那“人类应该回归自然,与自然融合”的观点。他的阶级立场和政治观点是显而易见的。

  徐志摩散文艺术上另一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他的不少散文和诗很难严格的区分。他将诗和散文二者黏合在一起,难以分开,是他“自己的另创一格的诗的散文”(赵家璧:《写给飞去了的志摩》)。是一种诗化的散文,或散文的诗化。徐志摩这种散文诗化的倾向,是与他在接触社会现实过程中,思想产生振动和郁积,而又急于表达的一种“急不可待”情绪的反映。

  小说、剧作、翻译

  徐志摩在其将近十年的创作生涯中,除了主要写作诗歌和散文外,同时还写了一些小说、剧本并从事翻译工作。他先在1923年2月11日,《努力周报》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一个不很重要的回想》,此后断断续续又写了一些,共计十一篇,后以《轮盘》为题合集出版,这是他的唯一的小说集。

  他的小说不外乎写中国留学生的生活和外国的某些社会风尚,同时也有一些取材于中国社会的某些生活侧面,题材是不广的,容量是有限的。他的小说多用浪漫主义的笔法,着力于人物的内心感受的发掘和心理活动的刻画。在小说中,作者又好用诗的句型、艳丽形象的比附,抒情的笔调,因而,他的作品带有浪漫的抒情色彩,具有“独特的华丽”(沈从文:《轮盘?序》)的格调。他的小说有的情节过于简略,近于速写,不那么“完全”;有的只是“直着写,没有曲折,也少有变化。”(《轮盘?自序》)必须指出的:他的小说多数写司空见惯的男女恋爱,很少触及当时社会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尖锐问题。

  徐志摩也热心倡导过戏剧活动。1923年新月社成立时,他积极组织戏剧活动,还创办过《剧刊》,也演过戏,但是他很少写剧本。他只写过一个剧本,叫《卞昆冈》,还是与陆小曼合写的。没有发生什么大的影响。在徐志摩的文学生涯中,翻译倒是一个重要方面,他的翻译与创作几乎是同步进行的。他写诗也译诗,他创作小说、散文,也翻译小说散文。曼殊斐儿一共有两个短篇小说集《园会》与《极乐》,共二十多篇,徐志摩选译了其中八篇,自英国康桥译到中国上海,并在1927年,以《曼殊斐儿小说集》白上海北新书局出版。1925年,他在编《晨报副刊》时,又翻译了伏尔泰的小说《赣第德》并连载于副刊,后于1927年6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并列为“欧美名家小说丛刊之一”。同年八月,他和沈性仁合译的英国作家詹姆士?司芬士的小说《玛丽?玛丽》,也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此外,他还译过一些诗和散文。徐志摩的翻译也有他的偏爱,他说“除了曼殊斐儿是我溺爱,其余都可算是偶成的译作。”(《玛丽玛丽·序》)

  “新月”活动

  人们看待徐志摩及其创作总是把他与新月派连在一起的,认定他为新月派的代表作家,称他为新月派的“盟主”,这是因为新月派的形成直至消亡,都与他发生着密切的关系,他参与了新月派的整个活动,他的创作体现了新月流派鲜明特征。

  从成立新月社到逐步形成一个文学流派——新月派,历时约十年,徐志摩始终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1923年春上,徐志摩在北京办起了俱乐部,编戏演戏,逢年过节举行年会、灯会,也有吟诗作画,徐志摩出于对印度诗人泰戈尔一本诗集《新月》的兴趣,提名借用“新月”二字为社名,新月社便因此而得名。

  1925 年以前,徐志摩自己除了作诗以外,还联络新月社成员从事戏剧活动。1925年10月,徐志摩接编《晨报副刊》,并于1926年4月1日,创办了《晨报诗刊》,这时,闻一多已由美国回国并参加了《诗刊》的编撰工作。除第三、四两期由闻一多和第五期由饶孟侃负责编辑外,其全各期均由徐志摩主编。发表的《诗刊弁言》和《诗刊放假》也是徐志摩执笔。《诗刊》的撰稿人努力于中国新格律诗的创作和关于诗艺的探讨,所以,《晨报诗刊》的创办,标志着以“使诗的内容及形式双方表现出美的力量,成为一种完美的艺术”(于赓虞:《志摩的诗》)的诗歌流派——新月诗派的形成。

  1927年春,新月社一些成员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及其它种种原因,纷纷聚集到上海。此时,徐志摩也与陆小曼结婚并移居上海。徐志摩四出访友,奔走联络,与闻一多、胡适、邵洵美、梁实秋、余上沆、张禹九等在上海环龙路环龙别墅办了个新月书店,由胡适任董事长,余上沈任经理,后由张禹九接任。

  1928年3月,徐志摩一边在光华大学,东吴大学,大夏大学等校担教授工作,一边又创办了《新月》月刊。《新月》一共出刊四卷四十三期,至1933年6月终刊,不仅刊出新月派成员的著作,其中也有郁达夫、巴金、丁玲、胡也频等思想倾向进步的作家作品。不过,这已是新月派活动的后期,后期新月派,其成员虽各有差异,就其整个政治倾向而言,却是日趋反动。但是新月派从事诗歌创作,研讨新诗的这条“连索”似乎还没中断。

  1931年1月20日,徐志摩与陈梦家、邵询美等又办了一个《诗刊》季刊,出了四期,陈梦家在1931年9月,从《晨报诗刊》、《新月》月刊和《诗刊》上选了十八家诗人八十首新诗,编成一本《新月诗选》,从这些待作中,多少可以见出新月诗派的基本面貌和特色。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而去世,新月派为梁实秋、胡适等人所左右,到了1933年6月1日,《新月》出至四卷七期而停刊,随后,它也便销声匿迹了。

  综上所述,从新月社的成立及至新月派的形成和它的主要活动(尤其是文学方面的活动),徐志摩在其中都起着主角的作用,他确实是新月派的代表人物,他对新诗发展曾经起过一定的推动和影响作用。但是,他们过分地追求形式和格律,又走向歧路,尤其是徐志摩到后期思想和创作都发生危机,他发出悲叹:“一年,又一年,再过一年,新月望到圆,圆望到残。”(《爱的灵感》)

  到了1933年6月,随着《新月》月刊的停刊,新月派的整个活动也就中止了。

评价结语

  徐志摩是一位在中国文坛上曾经活跃一时并有一定影响的作家,他的世界观是没有主导思想的,或者说是个超阶级的“不含党派色彩的诗人”。他的思想、创作呈现的面貌,发展的趋势,都说明他是个布尔乔亚诗人,资产阶级作家。他的思想的发展变化,他的创作前后期的不同状况,是和当时社会历史特点关连着的。

  作为新月派的一个主要诗人,徐志摩在我国新诗发展史上曾经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为新诗的发展进行过种种试验和探索。他的诗歌有着相当鲜明的独特风格,有一定的艺术技巧。

  徐志摩——文化界的热点

  自从那个非同寻常的死之后,徐志摩一直是文化界的热点,经久不衰且历久弥新。不说别的了,光他与几个女人的情感纠葛,就是个永远说不完的话题。几个女人中,张幼仪的名分最尊贵,原配夫人,感情最平淡,七年后离异。

  徐志摩经历过的女人有:张幼仪、林徽因、凌叔华、陆小曼、韩湘眉,不少了吧,这只是中国的。

  和张幼仪的感情,除了半篇《离婚通告》(另半篇未查出)和徐志摩的那封大话连篇的信之外,没有任何确实的证据。通常人们总是说,婚姻后不怎么融洽,离了婚反倒互相体贴。这些话都是徐志摩的朋友说的,怕靠不住,就是靠得住也是表象。实情是,无论离婚前还是离婚后,甚至徐志摩死后五十多年,张幼仪从不吐一点儿口风。

  这正是张幼仪的贤慧,论者又会这么说:太离谱了,怎么就不想想,让她说什么好呢。说徐志摩好吧,人家跟你离了,说不好吧,弃妇之外还得加个妒妇。吃不到嘴的葡萄是酸的,自己吃了一半儿,叫别人夺去的葡萄就更酸了。

  几十年过去了,这苦命人终于在去世前说了实话。她活了88岁,1988年在纽约去世。她的侄孙女张邦梅小姐,1996年9月在美国出版了英文著作《小脚与西服---张幼仪与徐志摩的家变》,由道布里几出版社出版。两人关系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

  张邦梅是张幼仪的八弟张禹九的孙女。她的父亲是耶鲁大学的教授,她已是第三代移民,毕业于哈佛大学东亚研究系,主修中国文学,之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获法律学位,曾在纽约任律师。从1983年到1988年张幼仪去世前, 她和姑婆谈了五年, 先写成毕业论文,再充实成传记著作。“姑婆看过我的论文”,内容的真实性是可以信赖的。会不会肆意诋毁呢?也不用担心,作者反复强调,张家始终以徐志摩为荣,张禹九临终叮嘱孙女,写书时“对徐志摩要忠厚些”。就是这位爷爷,遗嘱中要家人在他的葬礼上朗诵几首徐志摩的诗。

  起初她是怀着敬仰的心情来探索徐志摩与姑婆的婚姻的,而事实却一次次地引起她的质疑与愤懑,为姑婆所受的屈辱,为徐志摩的冷酷无情。

  她万万没有想到,从婚前到婚后,徐志摩是那样鄙弃张幼仪。第一次见到张的照片时,便嘴角往下一撇,用嫌弃的口吻说:“乡下土包子!”婚后从没有正看张幼仪一眼。“除了履行最基本的婚姻义务之外,对我不理不睬。就连履行婚姻义务这种事,他也只是遵从父母抱孙子的愿望罢了。”

  1920年冬,张幼仪出国与丈夫团聚,过去都认为是徐志摩思念妻子,写了那封乞求父亲的信。现在知道了,这封信多半也是应张君劢之请而写的。分居数年又有了子嗣,当时的情势,没有理由不让张幼仪出国。不是徐志摩要送她去的,而是婆家送她去的。而公婆所以送她去的理由,也只是提醒徐志摩对家里的责任。再没有比张幼仪本人的这个解释更为合理的了。

  若是思妻心切,他不会那样去迎接她。

  三个星期后,轮船终于驶进马赛港的船码头。“我斜倚着尾甲板,不耐烦地等着上岸,然后看到徐志摩站在东张西望的人群里。就在这时候,我的心凉了一大截。他穿着一件瘦长的黑色毛大衣,脖子上围着条白丝巾。虽然我从没看过他穿西装的样子,可是我晓得那是他。他的态度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不会搞错,因为他是那堆接船的人中惟一露出不想到那儿的表情的人。”

  在由巴黎飞往伦敦的飞机上,张幼仪因晕机呕吐,徐志摩把头撇过去说:“你真是乡下土包子!”话才说完没多久,他也吐了,张幼仪也不甘示弱,轻声脱口说:“我看你也是个乡下土包子。”

  在伦敦、波士顿,以及后来在柏林那一段生活,过去总说徐志摩如何的仁义,如何的善良,现在也知道了。徐志摩对待张幼仪是很不友好的,简直可以说是惨无人道的。

  两人在波士顿住下,不久张幼仪怀孕,此时徐志摩正在疯追林徽因,无暇顾及,一听便说:“把孩子打掉。”

  那年月打胎是危险的,张说:“我听说有人因为打胎死掉的。”   徐冷冰冰地说:“还有人因为坐火车死掉的呢,难道你看到人家不坐火车了吗?”

  过后不久,徐志摩带一位中国女留学生来家中吃饭,书中叫她小姐。张幼仪发现,这位穿着毛料海军裙装的小姐,竟是裹过脚的。送走客人,徐问张,对这位小姐有什么看法,张说:“她看起来很好,可是小脚与西服不搭调。”走来走去的徐志摩把脚跟一转,好像张幼仪的评语把他的烦躁和挫折一股脑儿宣泄出来似的,突然尖叫说:“我就知道,所以我才想离婚。”

  书名即由此而来。张幼仪是天足,徐志摩后来也很少穿西服,这只是一种象征,象征两种文化的冲突,中国和西方,传统和现代。

  徐要马上离婚,见张不答应,竟一走了之,将张一人撇在波士顿。产期临近,无奈之际,张给二哥君劢写信求救,她来到巴黎,后来又去了柏林,生下孩子。徐明知张的去向,却不予理睬。只在要办理离婚手续时,才找到柏林。产后,张幼仪很快从悲痛中振作起来,入裴斯塔洛齐学院,专攻幼儿教育。回国后办云裳公司,主政上海女子储蓄银行,均大获成功,终于从小脚的阴影里走出,成为一个“穿西服”的、引人瞩目的新女性。更难能可贵的是,她回国后仍照样服侍徐志摩的双亲(认作寄女),精心抚育她和徐志摩的儿子。台湾版的《徐志摩全集》也是在她的策划下编纂的,为的是让后人知道徐志摩的著作。

  徐志摩对张幼仪是这样的,张幼仪对徐志摩的感情又如何?这是个非常微妙的问题。还是听听张幼仪的自述吧:

  “你总是问我,我爱不爱徐志摩。你晓得,我没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我对这问题很迷惑,因为每个人总是告诉我,我为徐志摩做了这么多事,我一定是爱他的。可是,我没办法说什么叫爱,我这辈子从没跟什么人说过“我爱你”。如果照顾徐志摩和他家人叫做爱的话,那我大概是爱他吧。在他一生当中遇到的几个女人里面,说不定我最爱他。”

  不是说不定,可以肯定地说,张幼仪是最爱徐志摩的,因为她对徐志摩的爱是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甚至不管徐志摩爱不爱她。

  这本书的写法,可谓新颖别致。外国学者在写法上的殚思竭虑,实在让我钦佩,是严格的传记,甚至是口述实录,其勾人阅读的兴味,一点不亚于侦探小说。由一只桃心木箱里的一件黑绸纱写起,引出对家族史的兴趣,结尾仍旧到那件黑绸纱,那只桃心木箱。正文分两条线索,互相交叉又互为表里,一条是主线索,由张幼仪的叙述构成;一条是副线索,写自己在婚姻上的思考与追求。“小脚与西服”这一命题,在这里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

证婚词录

  梁启超在为徐志摩及陆小曼证婚时所说的证婚词

  梁启超: 我来是为了讲几句不中听的话,好让社会上知道这样的恶例不足取法, 更不值得鼓励.---徐志摩, 你这个人性情浮躁, 以至於学无所成, 做学问不成, 做人更是失败,你离婚再娶就是用情不专的证明!陆小曼, 你和徐志摩都是过来人,我希望从今以后你能恪遵妇道,检讨自己的个性和行为,离婚再婚都是你们性格的过失所造成的, 希望你们不要一错再错自误误人,不要以自私自利作为行事的准则, 不要以荒唐和享乐作为人生追求的目的,不要再把婚姻当作是儿戏, 以为高兴可以结, 不高兴可以离,让父母汗颜, 让朋友不齿, 让社会看笑话, 让(被打断)

  徐志摩: 恩师, 请为学生和高堂留点面子!!

  (梁启超想到背后还有双方的父母,才收住火气)

  梁启超: 总之, 我希望这是你们两个人这一辈子最后一次结婚! 我就是我对你们的祝贺!--我说完了!!

  版本二:

  徐志摩!陆小曼!你们的生命,从前很经过些波澜,当中你们自己感受不少的痛苦!社会上对你们还惹下不少的误解。这些痛苦和误解,当然有多半是别人给你们的;也许有小搬由你们自招的吧?别人给你们的,当然你们管不照;事过境迁之后,也可以无容再管。但是倘使有一部分是由你们自招吗?那,你们从今以后,真要由谨严深切的反省和勇猛精神的悔悟,——如何把痛苦根芽,划除净尽,免得过去的创痕,遇着机会,便为变态的再发,如何使社会上对你们误解的人。得着反证,知道从前的误解,真是误解。我想这一番工作,在今后你们得全生命中,很是必要。这种工作,全靠你们自己,任何相爱的人,都不能相助。这种工作,固然并不难,但并不十分容易,你们努力罢!

  你们基于爱情,结为伴侣,这是再好不过的了。爱情神圣,我很承认;但是须知天下神圣之事,不止一端,爱情以外,还多着哩。一个人来这世界上一趟,住几十年,最少要对于全世界人类和文化,再万仞岸头添上一撮土。这便是人之所以为人之最神圣的意义和价值。徐志摩!你是有相当天才的人,父兄师友,对于你有无穷的期许,我要问你,两性爱情以外,换友你应该作的事情没有?从前因为你生命不得安定,父兄师友对于你,虽一面很忧虑;却一面常常推情原谅,苦心调护,我要问你,你现在,算得安定没有?我们从今日起,都要张开眼睛,看你从新罢坚强意志树立起,堂堂的作个人哩!你知道吗?陆小曼?你既已和志摩作伴侣,如何的积极的鼓舞他,作他应作的事业,我们对于你,有重大的期待和责备,你知道吗?就专以爱他而论,爱情的本体是神圣,谁也不能否认;但是如何才能令神圣的本体实现,这确实在乎其人了。徐志摩!陆小曼!你们懂得爱情吗?你们真懂得爱情,我要等这你们继续不断的,把它体现出来。你们今日在此地,还请着许多亲友来,这番举动,到底有什么意义呢?这是我告诉你们对于爱情,负有极严重的责任,你们至少对于我证婚人梁启超,负有极严重的责任,对于满堂观礼的亲友们,负有更严重的责任。你们请永远的郑重的记着吧!徐志摩!陆小曼!你们听明白我这一番话没有?你们愿意领受我这一番话吗?你们能够时时刻刻记得起我这一番话吗?那么,很好!我替你们祝福!我盼望你们今生今世勿忘今日,我盼望你们从今以后的快乐和幸福常如今日。 

  1931年11月上旬,陆小曼由于难以维持在上海的排场,连续打电报催促徐志摩南返。11月11日,徐志摩搭乘张学良的专机飞抵南京,于13日回到上海家中。不料,夫妇俩一见面就吵架。其中缘由较为复杂,据郁达夫回忆:“当时陆小曼听不进劝,大发脾气,随手把烟枪往徐志摩脸上掷去,志摩连忙躲开,幸未击中,金丝眼镜掉在地上,玻璃碎了。”徐志摩一怒之下,负气出走。18日,徐志摩乘早车到南京,住在何竞武家。徐志摩本来打算乘张学良的福特式飞机回北京,临行前,张学良通知他因事改期。徐志摩为了赶上林徽因那天晚上在北京协和小礼堂向外宾作的关于中国古代建筑的讲演,才于第二天,即1931年11月19日,迫不及待地搭乘了一架邮政机飞北京。登机之前,他给陆小曼发了一封短信,信上说:“徐州有大雾,头痛不想走了,准备返沪。”但最终他还是走了。因大雾影响,飞机于中午12时半在济南党家庄附近触山爆炸,机上连徐志摩共三人,都刚届36岁,无一生还。时年陆小曼29岁。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七日,徐志摩从北京回到上海,晚上和几个朋友在家中聊天。陆小曼依然是很晚才回家,而且喝得醉眼朦胧。朋友们先后走了,徐志摩窝了一肚子的火。第二天,徐志摩耐心开导劝说陆小曼,陆小曼根本就听不进去,两人于是大吵一场。陆小曼正在烟榻上过鸦片烟瘾,突然发起小姐脾气,抓起烟灯就往徐志摩身上砸。虽然没有砸中徐志摩的脑袋,却贴着额角飞过,打掉了徐志摩的眼镜。徐志摩彻底地绝望,悄然离家到了南京,十九日搭乘中国航空公司京平线的济南号飞机,飞往北平。飞到济南附近的党家庄,遇到漫天大雾,飞机误触开山山头,机毁人亡,徐志摩手脚烧成焦炭,死状极惨。

  徐志摩碑

  追怀徐志摩先生再别康桥80年国王学院为徐志摩树碑

  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立碑公告

  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后园立了一块白色大理石的石碑,上面刻录了中国最著名的诗歌。它就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存有争议)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很多中国人都对这首诗怀有深厚的情感。

  徐志摩是在国王学院的后园创作这首诗的,而且诗中“河畔的金柳”被认为抒写的正是国王学院康桥边上的柳树。石碑就立在不远处。几乎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都知晓此诗,并被它深深感动。这块诗碑将成为中国和剑桥大学,尤其是和国王学院之间联系的纽带。

  徐志摩在1931年一次飞机事故中不幸英年早逝,时年36岁。1921到1922年间,通过他的朋友狄更生,徐志摩在国王学院旁听了一年的政治和经济课程。正是在剑桥受到诗人济慈和雪莱的影响,志摩才真正开始写诗。

  剑桥的一位中国朋友,江·西蒙将《再别康桥》的首行和末行刻在了石碑上,并将它带到剑桥。石碑用的是北京的白色大理石(这与构筑北京紫禁城的大理石质地完全一样),立在此地以作为连接中国与国王学院间纽带的标志。

  有关电视剧有:黄磊、周迅、刘若英、伊能静主演的《人间四月天》。

诗歌精选

  再别康桥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

  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荇,

  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在康河的柔波里,

  我甘做一条水草!

  那榆阴下的一潭,

  不是清泉,是天上虹;

  揉碎在浮藻间,

  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寻梦?撑一支长篙,

  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满载一船星辉,

  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夏虫也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

  沙扬娜拉--赠日本女郎十八首之一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道一声珍重 道一声珍重,

  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

  沙扬娜拉!

  注:写于1924年5月陪泰戈尔访日期间。这是长诗《沙扬娜拉十八首》中的最后一

  首。沙扬娜拉,日语“再见”的音译略作修改。

=================================================

  雪花的快乐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

  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

  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

  飞飏,飞飏,飞飏,——

  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

  不去那冷寞的幽谷,

  不去那凄清的山麓,

  也不上荒街去惆怅——

  飞飏,飞飏,飞飏,——

  你看,我有我的方向!

  在半空里娟娟的飞舞,

  认明了那清幽的住处,

  等着她来花园里探望——

  飞飏,飞飏,飞飏,——

  啊,她身上有朱砂梅的清香!

  那时我凭借我的身轻,

  盈盈的,沾住了她的衣襟,

  贴近她柔波似的心胸——

  消溶,消溶,消溶——

  溶入了她柔波似的心胸!

=================================================

  偶然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讶异,

  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在梦的轻波里依洄。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她的温存,我的迷醉。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甜美是梦里的光辉。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她的负心,我的伤悲。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在梦的悲哀里心碎!

  我不知道风

  是在哪一个方向吹——

  我是在梦中,

  黯淡是梦里的光辉。

=================================================

  翡冷翠的一夜

  你真的走了,明天?那我,那我,……

  你也不用管,迟早有那一天;

  你愿意记着我,就记着我,

  要不然趁早忘了这世界上

  有我,省得想起时空着恼,

  只当是一个梦,一个幻想;

  只当是前天我们见的残红,

  怯怜怜的在风前抖擞,一瓣,

  两瓣,落地,叫人踩,变泥……

  唉,叫人踩,变泥——变了泥倒干净,

  这半死不活的才叫是受罪,

  看着寒伧,累赘,叫人白眼——

  天呀!你何苦来,你何苦来……

  我可忘不了你,那一天你来,

  就比如黑暗的前途见了光彩,

  你是我的先生,我爱,我的恩人,

  你教给我什么是生命,什么是爱,

  你惊醒我的昏迷,偿还我的天真。

  没有你我哪知道天是高,草是青?

  你摸摸我的心,它这下跳得多快;

  再摸我的脸,烧得多焦,亏这夜黑

  看不见;爱,我气都喘不过来了,

  别亲我了;我受不住这烈火似的活,

  这阵子我的灵魂就象是火砖上的

  熟铁,在爱的槌子下,砸,砸,火花

  四散的飞洒……我晕了,抱着我,

  爱,就让我在这儿清静的园内,

  闭着眼,死在你的胸前,多美!

  头顶白树上的风声,沙沙的,

  算是我的丧歌,这一阵清风,

  橄榄林里吹来的,带着石榴花香,

  就带了我的灵魂走,还有那萤火,

  多情的殷勤的萤火,有他们照路,

  我到了那三环洞的桥上再停步,

  听你在这儿抱着我半暖的身体,

  悲声的叫我,亲我,摇我,咂我,……

  我就微笑的再跟着清风走,

  随他领着我,天堂,地狱,哪儿都成,

  反正丢了这可厌的人生,实现这死

  在爱里,这爱中心的死,不强如

  五百次的投生?……自私,我知道,

  可我也管不着……你伴着我死?

  什么,不成双就不是完全的“爱死”,

  要飞升也得两对翅膀儿打伙,

  进了天堂还不一样的要照顾,

  我少不了你,你也不能没有我;

  要是地狱,我单身去你更不放心,

  你说地狱不定比这世界文明

  (虽则我不信,)象我这娇嫩的花朵,

  难保不再遭风暴,不叫雨打,

  那时候我喊你,你也听不分明,——

  那不是求解脱反投进了泥坑,

  倒叫冷眼的鬼串通了冷心的人,

  笑我的命运,笑你懦怯的粗心?

  这话也有理,那叫我怎么办呢?

  活着难,太难就死也不得自由,

  我又不愿你为我牺牲你的前程……

  唉!你说还是活着等,等那一天!

  有那一天吗?——你在,就是我的信心;

  可是天亮你就得走,你真的忍心

  丢了我走?我又不能留你,这是命;

  但这花,没阳光晒,没甘露浸,

  不死也不免瓣尖儿焦萎,多可怜!

  你不能忘我,爱,除了在你的心里,

  我再没有命;是,我听你的话,我等,

  等铁树儿开花我也得耐心等;

  爱,你永远是我头顶的一颗明星:

  要是不幸死了,我就变一个萤火,

  在这园里,挨着草根,暗沉沉的飞,

  黄昏飞到半夜,半夜飞到天明,

  只愿天空不生云,我望得见天

  天上那颗不变的大星,那是你,

  但愿你为我多放光明,隔着夜,

  隔着天,通着恋爱的灵犀一点……

新月派

  新月派:现代新诗史上一个重要的诗歌流派,受泰戈尔《新月集》影响.该诗派大体上以1927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自1926年春始,以北京的《晨报副刊?诗镌》为阵地,主要成员有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饶孟侃、孙大雨、刘梦苇等。他们不满于"五四"以后"自由诗人"忽视诗艺的作风,提倡新格律诗,主张"理性节制情感",反对滥情主义和诗的散文化倾向,从理论到实践上对新诗的格律化进行了认真的探索。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中提出了著名的"三美"主张,即"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因此新月派又被称为"新格律诗派"。新月派纠正了早期新诗创作过于散文化弱点,也使新诗进入了自觉创造的时期。1927年春,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人创办新月书店,次年又创办《新月》月刊,"新月派"的主要活动转移到上海,这是后期新月派。它以《新月》月刊和1930年创刊的《诗刊》季刊为主要阵地,新加入成员有陈梦家、方玮德、卞之琳等。后期新月派提出了"健康"、"尊严"的原则,坚持的仍是超功利的、自我表现的、贵族化的"纯诗"的立场,讲求"本质的醇正、技巧的周密和格律的谨严",但诗的艺术表现、抒情方式与现代派趋近。

  “三美”中的音乐美是指新月派诗歌每节韵脚都不一样,好像音乐一样。建筑美是指诗歌的格式好像建筑一样。绘画美指的是新月派诗歌的每节都是一个可画出的画面。

  诗刊派和新月派,本属一派,甚难分别。《诗刊》见民国十五年在《北京晨报》上刊的,《新月》则民国十七年在上海办的。在《新月》投稿多的,就叫他为新月派,该派重要诗人是孙大雨、饶孟侃、陈梦家、林徽因、卞之琳、臧克家、刘梦苇、蹇先艾、沈从文、孙毓棠等。

徐志摩的妻子

  七夕节是中国的情人节,就在牛郎织女相会的那天,1926年北京北海公园进行了一场人们议论了很久的婚事。

  徐志摩与林徽因。徐志摩的初恋是林徽因,林徽因和徐同在剑桥读书,不幸的是林16岁的林徽因游历欧洲,在英伦期间,结识了当时正在英国游学的徐志摩。当时徐志摩已是一个两岁孩子的父亲。徐志摩被林徽因出众的才华与美丽所吸引,苦苦地追求林徽因,并不惜与发妻张幼仪离婚。但林徽因经过理智的思索,和父亲一起提前回国了,而且是与志摩不辞而别……徐志摩写给林徽因的那首有名的《偶然》诗是这样写的:"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更无须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芒。"这是徐志摩对林徽因感情的最好自白,一见倾心而又理智地各走各的方向,这就是世俗所难理解的一种纯情。

徐志摩-婚姻感情

  与张幼仪

  1915年,由政界风云人物君励为自己的妹妹张幼仪提亲,徐志摩把从未谋面的新娘娶进了门。张幼仪端庄善良,具有中国传统的妇女美德,尊重丈夫,孝敬公婆,贤淑稳重,善操持家务。婚后生了一个儿子,能相夫教子。

  与林徽因

  徐志摩在伦敦时,听说著名的书法家兼诗人林长民来了,即上门求教,不意竟因此邂逅林徽因,当即坠入爱河。与林徽因相见之时,徐志摩已是一个两岁孩子的父亲。当时,他的妻子张幼仪与孩子都来了伦敦。浪漫的徐志摩即回家告诉张幼仪,准备离婚。张幼仪随即带着孩子往德国留学去了。

  与陆小曼

  徐志摩留学后回到北京,常与朋友王赓相聚。王赓的妻子陆小曼,对徐志摩影响甚大。徐志摩和陆小曼在北京交际场相识相爱。

附:陆小曼

  别名:陆眉,别名小眉、小龙

  生日:1903年9月19日

  民族:汉

  祭日:1965年4月3日

  籍贯:常州

  地区:上海

  陆小曼(1903年-1965年),近代女画家,江苏武进人。1915年就读法国圣心学堂,她18岁就精通英文和法文。她是个画家,师从刘海栗、陈半丁、贺天健等名家,父亲陆定原是财政部的赋税司司长,1920年和王庚结婚,1925年离婚.1926年与徐志摩结婚,同年参加了中国女子书画会,1941年在上海开个人画展,晚年被吸收为上海中国画院专业画师,上海美术家协会会员,曾参加新中国第一次和第二次全国画展。她擅长戏剧,曾与徐志摩合作创作《卞昆冈》五幕话剧。她谙昆曲,也能演皮黄,曾出演《春香闹学》、《思凡》、《玉堂春》等剧,在北京和上海名动一时。她写得一手好文章,有深厚的古文功底和扎实的文字修饰能力,建国后担任上海文史馆馆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1965年小曼在上海病逝。

  陆小曼年谱

  ◇1903年(1岁)

  ◇农历九月十九生于上海南市孔家弄,籍贯常州。父亲陆定,母亲吴曼华。

  ◇1908年(6岁)

  ◇在上海上幼稚园。

  ◇1909年(7岁)

  ◇随母亲赴北京依父度日。

  ◇1910年(8岁)

  ◇就读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1912年(10岁)

  ◇就读于北京女中。

  ◇1918年(16岁)

  ◇入北京圣心学堂读书。

  ◇1920年(18岁)

  ◇精通英文和法文,被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聘用兼职担任外交翻译。

  ◇1921年(19岁)

  ◇开始名闻北京社交界。

  ◇1922年(20岁)

  ◇离开圣心学堂,与王赓结婚。

  ◇1924年(22岁)

  ◇出演《春香闹学》,结识徐志摩,并与之恋爱。

  ◇年底翻译意大利戏剧《海市蜃楼》。

  ◇1925年(23岁)

  ◇年初与徐志摩进入热恋。

  ◇8月拜刘海粟为师学画。

  ◇年底与王赓离婚。

  ◇1926年(24岁)

  ◇8月14日与徐志摩订婚。

  ◇10月3日与徐志摩结婚。

  ◇10月与徐志摩南下上海。

  ◇11月与徐志摩在硖石小住。

  ◇1927年(25岁)

  ◇1月因江浙战争起,与徐志摩转上海定居,并与翁瑞午相识。

  ◇3月与徐志摩回硖石扫墓,并与徐志摩、翁瑞午游西湖。

  ◇12月6日出演《玉堂春——三堂会审》,任苏三一角。同时受《福尔摩斯小报》污蔑困扰。

  ◇1928年(26岁)

  ◇7月与徐志摩合著的〈卞昆冈〉发行。

  ◇夏与徐志摩、叶恭绰共游西湖。

  ◇1929年(27岁)

  ◇参与中国女子书画会的成立筹备工作。

  ◇5月接待泰戈尔。

  ◇6月与翁瑞午等人游“西湖博览会”。

  ◇1931年(29岁)

  ◇从贺天健和陈半丁学画,从汪星伯学诗。

  ◇丈夫徐志摩因飞机失事去世。

  ◇1933年(31岁)

  ◇整理徐志摩的《眉轩琐语》,在《时代画报》第三卷第六期上发表。

  ◇清明独自一人到硖石给徐志摩扫墓。

  ◇1936年(34岁)

  ◇加入中国女子书画会。

  ◇1938年(36岁)

  ◇开始与翁瑞午同居。 同居在当时不是错.允许的/

  ◇1941年(39岁)

  ◇在上海大新公司开个人画展。

  ◇1956年(54岁)

  ◇4月受到陈毅市长的关怀,被安排为上海文史馆馆员。

  ◇入农工民主党,担任上海徐汇区支部委员。

  ◇1958年(56岁)

  ◇成为上海中国画院专业画师,并参加上海美术家协会。

  ◇1959年(57岁)

  ◇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

  ◇被全国美协评为“三八红旗手”。

  ◇1965年(63岁)

  ◇4月3日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

陆小曼与徐志摩

  出生与世系

  陆小曼于1903年农历9月19日出生于上海市孔家弄。名眉,别名小眉、小龙,笔名冷香人、蛮姑。江苏常州人。常州是历史文化名城,素有“三吴重镇”、“八邑名都”之美誉。陆小曼的祖先原在常州樟村。清咸丰、同治年间,陆小曼祖父陆荣昌因避“长毛”(即太平天国)之乱迁居上海。陆小曼父亲陆子福(1873-1930),字厚生,因他少时聪慧,每考必中,长辈因此替他改名为陆定。陆定,又字静安,号建三,晚清举人,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是日本名相伊藤博文的得意弟子。在日本留学期间,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民国初年袁世凯任大总统时,曾下令逮捕了陆定和其他很多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陆定经同乡翰林汪洵之推荐入度支部(后为财政部)供职,历任司长、参事、赋税司长等二十余年,是国民党员,也是中华储蓄银行的主要创办人。母亲吴曼华,小名梅寿,是常州白马三司徒中丞第吴耔禾之长女,上祖吴光悦,做过清代江西巡抚。她多才多艺,对古文有较深功底。清末,陆定一度担任贝子贝勒学校的教师,这些王子王孙写的文章作业,陆定带回家中,由吴曼华帮助批改,可见她具有相当的文字基础。她更擅长一手工笔画,陆小曼嗜画,受其母亲影响至深。“小曼”两字也来源于母亲。

  校园“皇后”

  陆小曼幼时是在上海幼稚园度过的。6岁随母赴京依父度日,7岁进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附属小学读书。9岁到14岁在北京女子中学读书。15岁那年,陆小曼转入北京圣心学堂,同年,陆定还专门为她请了一位英国女教教授英文。陆小曼生性聪慧,又肯勤奋学习,十六七岁已通英、法两国语言,还能弹钢琴,长于绘油画。学生时代的陆小曼,不仅才能出众,美丽也含苞欲放,初露魅力。她有上海姑娘的聪明活泼,又有北京姑娘的秀丽端庄。在学校里,大家都称她为“皇后”。她每次到剧院观戏或到中央公园游园时,外国和中国大学生往往前后数十人,或给她拎包,或为她持外衣,而她则高傲至极,对那些人不屑一顾。

  三年外交翻译生涯 逐渐闻名北京社交界

  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要圣心学堂推荐一名精通英语和法语、年轻美貌的姑娘去外交部参加接待外国使节的工作,陆小曼成为当然之选。陆定夫妇认为这是锻炼女儿才华的好机会,便答应了。于是,陆小曼经常被外交部邀请去接待外宾,参加外交部举办的舞会等,在其中担任中外人员的口语翻译。18岁时,陆小曼逐渐名闻北京社交界。她能诗善画,能写一手蝇头小楷,能唱歌能演戏,而且热情、大方、彬彬有礼,更能引人好感的是她那明艳的笑容、轻盈的体态和柔美的声音。陆小曼在三年的外交翻译生涯中,屡屡显出她机警、爱国的一面。因为当时翻译不仅仅把对方的话译出来就算了事,还须随机应变,以对付那些蔑视华人的外国人。她爱自己的祖国,看到外国人有蔑视华人的语言行为,就以牙还牙,巧妙地对付。

与王赓结婚

  1922年,陆小曼19岁了,面目长得清秀可人,身材也越显婀娜娉婷,出落得更加漂亮了。就在这一年,她离开学校,奉父母之命与王赓结婚。但在这桩婚事中,陆小曼就像大海中的一叶小舟,被风浪颠来颠去,完全是被动的。当蜜月的激动渐趋平静后,她渐渐发觉自己并不快乐,她觉得自己和王赓之间在性情和爱好方面有很大的差异。结婚第三年,王赓被任命哈尔滨警察局局长,王赓要小曼随同前往,陆小曼就到哈尔滨住了一段时间。据说由于陆小曼当时是名满京城的社交界人士,因此她到哈尔滨后,哈尔滨的大街小巷到处贴满了她的海报。但是陆小曼在哈尔滨住不习惯,不多时,就回北京娘家居住,与王赓两地分居,因此与丈夫在感情上更加淡漠了。由于性情不投,结婚半年后,两人失和成为无可否认的事实。但陆小曼心高气傲,绝不肯让人知道她是一个失意者,是一个不快乐的人。于是她过着隐瞒性情、忍泪假笑的生活。就在这种心态下,徐志摩似天外来客,闯进了陆小曼心扉。

  结识徐志摩

  徐志摩奉父母之命与张幼仪结婚后,深深感到和妻子之间缺乏感情。张幼仪确是个贤惠、能干、持家的女人,但不适合徐志摩这样的浪漫诗人。1922年3月,徐志摩在柏林与张幼仪离婚。

  1920年至1921年间,徐志摩在伦敦认识了林徽因,这才是他想像中的理想女人———美丽、纯洁、天真、活泼。他们两人在英国度过了一段快乐时光。回国后,他仍忘不了这个清新脱俗的“林家女孩”。但林徽因回国后经过权衡,已与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订有婚约。泰戈尔来华期间,徐志摩得以和林徽因再次接触,重燃旧情。但林徽因此时心意已决,不久便和“准丈夫”梁思成共赴美国求学。徐志摩因此灰心到了极点。就是在这样一个时候,徐志摩遇到了同样忍泪度日的陆小曼。他们的相遇,使他们的忍泪和灰心渐渐化成了愉悦和希望,这段万众瞩目的惊天爱情就此拉开了序幕。

与徐志摩相恋

  至于陆小曼和徐志摩相识的场合,大致的提法是在舞会上。他们两个,一个是窈窕淑女,情意绵绵;一个是江南才子,风度翩翩;一个是朵含露玫瑰,一个是抒情的新诗,干柴碰上烈火,怎么会不迸发出爱情的火花?从此,徐志摩成了王家的常客。由于王赓专注于工作和前途,小曼想去玩时,他就说:“我没空,叫志摩陪你玩吧。”当徐志摩来邀请他们夫妇出去的时候,他就说:“我今天很忙,叫小曼去陪你玩吧。”王赓根本就不会想到这样处理会产生婚姻危机。就这样,徐志摩与陆小曼在王赓首肯的大好形势下一起玩耍。他们游长城,逛天桥,到来今雨轩喝茶,去西山上看红叶,忙得不亦乐乎!小曼喜欢打牌,志摩就陪她打牌;小曼喜欢听戏,志摩就陪她听戏;小曼喜欢画画,志摩就给她介绍北京画画的名家。这样你陪我,我陪你,郎才女貌,心理断层,难免产生情感。那么,陆小曼与徐志摩相恋又是在什么时候呢?徐志摩这样描述当初他为陆小曼而受到心灵震动的事:“今晚在真光我问你记否去年第一次在剧院觉得你发鬈擦着我的脸(我在海拉尔寄回一首诗来纪念那初度尖锐的官感,在我是不可忘的)。”徐志摩是个大诗人,在与陆小曼恋爱的过程中他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爱情诗句。如《花的快乐处》《春的投生》《一块晦色的路碑》《翡冷翠的一夜》等等。这个时候,陆小曼几乎成了徐志摩的诗源。徐志摩说:“我的诗魂的滋养全得靠你,你得抱着我的诗魂像母亲抱孩子似的,他冷了你得给他穿,他饿了你得喂他食———有你的爱他就不愁饿不怕冻,有你的爱他就有命!”小曼爱好文艺,对志摩这样一位才情横溢的诗人自然十分敬仰,因此常向他请教一些文艺上的事。两人意趣相投,共同语言渐多,谈话内容也丰富起来,渐渐产生情愫。王赓调任哈尔滨警察局长后,志摩与小曼接触机会更多了,使他们感情越陷越深。陆小曼原来沉静的心中掀起了波澜,丈夫虽然也受过高等教育,但总体来说还是一个武夫,不懂女人心理,不会讨其所好。亲切的志摩为她打开了一扇美丽的窗———一个能写浪漫爱情诗篇的诗人,一个风度翩翩的风流才子,更不容易的是他能读懂小曼内心痛苦而深沉的世界。小曼震惊了,她想:“这才是我心目中的理想伴侣。可是,我们相识在不该相识的时候。”她陷入无限的伤感。

  争执

  不久,陆小曼和王赓又发生了一次大的争执。那一天,唐瑛(上海的名门闺秀。当年有“南唐北陆”之说,即指南方上海有唐瑛,北方北京有陆小曼,皆在两地以美艳出名。)请他们夫妇吃饭。王赓有事,吩咐小曼不要单独随他们外出跳舞。小曼听了这话,就有点情绪了。当同伴们约她外出跳舞时,她没有马上答应。有人开玩笑说:“我们总以为受庆(王赓的号)怕小曼,谁知小曼这样怕他,不敢单独跟我们走。”边边拉她往外走。刚要上车的时候,正巧王赓的车驶到家门口,看到小曼不听他的话,气得面孔绯红,大声责骂她:“你是不是人,说定了的话不算数。”周围宾客看到这个局面纷纷溜走,她则被王赓拉入家中去了。陆小曼在众人面前,受到王赓的辱骂,不禁又气又恨,第二天就找到母亲,吵着非回京不可,声称今后再不回王家,准备侍奉两老归天。在这种情况下,母女俩回到北京。陆小曼将在上海受王赓当众辱骂的事告知父亲,陆定听后非常气愤,表示支持女儿的行动。可是母亲坚决不同意女儿和王赓离婚,为这件事家庭中经常不和。

  徐志摩回北京后找到了刘海粟。刘海粟深感此事棘手,那是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啊,而且三角中人都是风云人物,该如何处理?徐志摩看他犹豫,就说:“海粟,这样下去小曼是要愁坏的,她太苦了,身体也会垮的。”这句话打动了刘海粟,他也是在家里不满封建婚姻而逃出来的;再说刘海粟一向视反封建为己任,在中国画坛素以“叛逆”著称,年方廿九,血气方刚,而且,陆小曼也算是他的学生。他看到两人如此痛苦,便答应做做工作。

  刘海粟去见刚回到北京的陆小曼母亲。他说:“老伯母休怪我轻狂雌黄,我学的虽是艺术,但我也很讲实际。目前这样,把小曼活活逼到上海,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她和王先生就能白首偕老吗?小曼心里也是苦,整日里跟你们两老闹的话,你们也得不到安宁啊!”陆母叹息道:“我们何尝不知道,可是因为我们夫妇都喜欢王赓,才把亲事定下来的。我们对志摩印象也不坏,只是人言可畏啊!”刘海粟讲了许多因婚姻不自愿而酿出的悲剧,但是吴曼华始终下不了决心。她说:“老实说,王赓对我们两老还算孝顺,对小曼也还算厚道,怎么开得了口要他和女儿离婚?”刘海粟就对陆母说:“如果晓之以理,让王赓自己有离婚的念头,这样便不难为二老了,你看怎样?”陆母说:“恐怕没那么容易吧?”

  刘海粟见陆母心神不定,就要陆母听他安排。最后他们商定,由刘海粟陪陆小曼母女去上海,再寻机找王赓商谈。

  临行那天,除了胡适、徐志摩外,还有不少北京的学者教授以及闺阁名媛都来相送小曼母女。刘海粟看到有这么多的名流来送小曼,又看到小曼光彩照人的模样,就悄悄地对志摩说:“你能得到这样一位情人,实在是福分不浅啊!”

  第二天,徐志摩追到上海。第三天,刘海粟便在上海有名的素菜馆“功德林”宴客,所请的客人中除徐志摩、王赓、陆小曼母女外,还有张歆海、唐瑛、唐瑛的哥哥腴庐和杨铨(杏佛)、李祖德等人。

  王赓看到桌面上的这些人,就隐约感觉到今天的这场宴会有名堂,但他表面上显得很平和,知道该来的总是要来。他彬彬有礼地与大家打招呼,也没忘了跟徐志摩握手。倒是志摩总是有些心虚的样子,不敢正面接触王赓的目光。徐志摩虽是这次宴会的最初策划者,但在今天的场合上是不能太露脸的,他只是作为一般客人端正地坐在席上,等着刘海粟来唱主角。

  陆小曼知道今天宴会的用意,但美慧聪颖的她非常沉得住气,显得落落大方。她不刻意地去看志摩,她不能让志摩太得意忘形;她对王赓虽然一直缺乏绵绵的情意,但在这种场合,她绝对不会让自己的丈夫有难堪的感觉。她只是优雅而略带腼腆地和大家打招呼,坐下后就跟母亲讲些悄悄话,仪态万方。一会儿上菜了,刘海粟只是招呼大家吃,倒是张歆海忍不住了,冲着刘海粟就问:“海粟,你这个'艺术叛徒’到底请我们来干吗?你那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

  刘海粟正愁不知怎样开口,张歆海的一句话正好引出了话题。他端起酒杯说:“今天我做东,把大家请来,是纪念我的一件私事。当年我拒绝封建包办婚姻,从家里逃了出来,后来终于得到了幸福婚姻。来,先请大家干了这一杯。”

  大家举杯共饮。陆老夫人紧张了,偷偷看了女婿王赓一眼,却见王赓不露声色。刘海粟继续说:“大家都干了这杯酒,表示大家对我的举动很支持。大家知道,我们正处于一个社会变革的时期,新旧思想和观念正处于转换阶段,封建余孽正在逐渐地被驱除。但是,”刘海粟加重语气说,“封建思想在某些人的脑子里还存在,还冲不出来。我们都是年轻人,谁不追求幸福?谁不渴望幸福?谁愿意被封建观念束住手脚呢?”

  他继续说:“所以我的婚姻观是:夫妻双方应该建立在人格平等、感情融洽、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妻子绝不是丈夫的点缀品,妻子应该是丈夫的知音,'三从四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刘海粟越说越来劲儿,他又举起了杯子:“来,我们祝愿天下夫妻都拥有幸福美满的婚姻!干杯!”

  大家为刘海粟充满激情的讲话所感染,纷纷站起来干杯。王赓迟疑了一下,似乎在思索着什么。看到大家都起来了,他才站起来,和大家一一干杯后,他给自己倒了一杯,对刘海粟说:“海粟,你讲的话很有道理,我很受启发。来,我敬你一杯。”和刘海粟干杯后,王赓又给自己倒了一杯,这次他举杯向众人祝愿,说:“愿我们都为自己创造幸福,并且为别人幸福干杯。”饮干之后,他不失风度地说:“我今天还有些事情,要先走一步了,请各位海涵。”转而对小曼说:“小曼,你陪大家坐坐,待会随老太太一起回去吧!”

  王赓推托有事而走,说明他承受不了宴会的压力,心情也非常不好。徐志摩很开心,十分感激刘海粟为他所做的一切;陆小曼表面上一脸的沉静,但内心也很复杂,她当然希望能和志摩结合,但刚才看到丈夫一瞬间尴尬的表情,又有些慌乱;陆小曼的母亲吴曼华的心里却有些内疚,觉得今天的事情对不起王赓

  “功德林”宴会后,志摩、小曼都在焦急地等消息。特别是小曼,每次见到丈夫都不敢看他。奇怪的是王赓也不跟她多讲话,至于宴会上的话题,在他们夫妻间也没有再展开讨论过。陆小曼看着丈夫毫无动静,又有些讨厌起他来,她感到似乎是太乐观了,世上绝没有这么省力的事,一时猜不透他在想着什么东西呢?

离婚前夕怀了孕

  小曼在家里得不到丈夫给她所期望的结果,在外面又和志摩失去了联系。徐志摩在外等消息也等得心灰意冷,看着一时不会有什么希望,就带着深深的失落跑回北京去了。

  就这样过了极其沉闷的两个月,这段时间里王赓看上去很忙,心情也很烦躁不安。有一次,他无缘无故地对小曼发起火来,小曼觉得十分的委屈。

  就在陆小曼感到绝望的时候,有一个晚上,王赓终于打破了闷葫芦。他把正要去睡觉的妻子叫住,对她说:“小曼,我想了很久很久,既然你跟我一起生活感到没有乐趣,既然我不能给你所希冀的那种生活,那么,我们只有分开。宴会后的这两个月里,我一直在考虑,我感觉到我还是爱你的,同时我也在给你一段时间考虑,你觉得你和志摩是否真的相配?”隔了一会儿,他看陆小曼闭口不言,就说:“看来,你意已定,那么,我也不再阻拦。”

  小曼哭了,她霎时想到了丈夫的种种好处,虽然他以往有时对她态度不好,但心底里还是爱她的。

  王赓最后说:“你别哭,我是爱你的,但是我平时对你不够关心,这是我的性格所决定的。你和志摩都是艺术型的人物,一定能意气相投,我祝福你和志摩以后能得到幸福。”末了,他又补充说:“手续我会在几天后办好的。”陆小曼惟有哭,不知道是由于悲伤还是由于突如其来的幸福。但是幸福降临没有几天,陆小曼又陷入了重重的矛盾之中。事情是这样的。就在王赓答应和她离婚不久,她突然发现自己有了王赓的骨肉。这一发现使她痛苦万分:如果生下来,那她将很难和王赓离婚,也就无法和徐志摩结合,一年多的努力也将付之东流;如果打掉,又觉得对不起小孩,对不起王赓。当时,她母亲坚决要她把孩子生下来,但陆小曼心想,生下来就意味着离不了婚。王赓好不容易答应了,虽然还没在纸上签字,但事情已经有了希望,这是她和志摩盼望已久的。考虑再三,为了爱情和自由,陆小曼选择了流产。而且她决定既不告诉徐志摩,也不让王赓知道,苦果只由自己一个人品尝。她偷偷地带了个贴身丫头,找到一个德国医生做手术,对外则谎称身体不好去休养一段时间。没料到手术非常失败,从此身体一蹶不振,不仅不能生育,而且一过夫妻生活就会昏厥。婚后,徐志摩想生个孩子,陆小曼尽管心里痛苦万分,但她无法诉说隐情,只是回答:“你不是有阿欢了吗?”也正是因为陆小曼一直不能生育,所以她后来特别喜欢认干女儿。

  1925年底,陆小曼与王赓解除维持了4年的婚姻,离婚时陆小曼年仅23岁。

来自徐志摩家庭的压力

  虽然陆小曼和王赓离婚了,但她和徐志摩的婚事还是好事多磨,她的再婚遭受到两方面的强大压力。一是陆小曼母亲的反对。陆母一直不同意女儿和徐志摩来往,与王赓签离婚协议也是陆小曼的父亲背着她办的。事后吴曼华十分生气。老夫妻因此大吵了一场,经亲友劝解后才平息。

  徐志摩在陆小曼和王赓离婚后,经常去陆家走动,陆母还是有意排挤他,而徐志摩对陆母却始终十分恭敬。由于陆小曼有病,陆母也不能坚决不准徐志摩来探望自己的女儿,很明显,女儿的病情好坏和徐志摩的来访有很大的关系,也可以说,女儿是心病,而徐志摩是惟一的良方。吴曼华终究是疼女儿的,她也心软了。当徐志摩委托胡适向她提出与其女结婚的请求时,她向胡适提出两个要求:

  一、要请梁启超证婚,因为梁启超在全国负有名望,又是徐志摩的老师;

  二、要在北京北海公园图书馆的礼堂里举行婚礼。

  当时要办成这两件事都有相当的难度,但胡适最终都办妥了。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是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的一个富绅,他认为儿子离婚已是大逆不道,再娶一个有夫之妇更是有辱门风。再则他不喜欢陆小曼,认为这样的女子肯定品行轻薄,不会给徐志摩带来安定的生活。从后来的情况看,胡适的这一次说服工作成效并不明显。过后不久,徐志摩只得亲自南下,跟父亲商量自己的第二次婚姻大事。从徐志摩致陆小曼的信中可以看出,他的说服工作异常艰难。

  徐申如(徐志摩的父亲)说,徐志摩要再婚,必须征得张幼仪的同意。原来,徐申如一直认为儿子和张幼仪在德国的离婚没有征得双方父母的同意,是不作数的,他是不承认的,他一定要亲自听到张幼仪的意见才行。于是,儿子要再婚,首先得听听张幼仪的意见。她要真同意与儿子离婚了,那么,就算过了“儿媳”这一关。1926年初,张幼仪取道西伯利亚回国。由于战争的原因,直到当年夏天才回到上海。到的第二天,张幼仪就到张园徐家拜望原来的公公徐申如。她看到徐志摩坐在一个沙发上,对着她微微点头。张幼仪还注意到徐志摩的手上戴着一个十分显眼的翡翠戒指。向徐申如行礼后,张幼仪被示意落座。"

  徐申如随即和缓地问她:“幼仪,你和志摩离婚是真的吗?”

  张幼仪是个聪明人,早已从哥哥张歆海处知道了志摩的恋爱进程。她不愿意拖志摩的后腿,看到志摩在旁边焦急地望着她,等她的表态。张幼仪说:“是真的。”徐申如显然有些失望,他继续问:“那你反对他和陆小曼结婚吗?”张幼仪迟疑了一会儿,她在思考,徐志摩和陆小曼是否真的合适。转而一想,唉,只要他们觉得合适,关我什么事啊,就说:“我不反对。”

  徐申如对这个“儿媳妇”第一次感到失望,他不觉轻轻叹了口气。

  这时,徐志摩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站起来向着他的前妻说:“谢谢你。”说完跑到窗口,伸出手臂,好像要拥抱整个世界似的。没想到他手上的戒指一下从开着的窗口飞了出去,志摩的表情霎时变得惊恐万分,因为那是陆小曼送给他的订婚戒指。徐志摩马上下楼去找,张幼仪从窗口看下去,只见志摩找来找去,就是找不到戒指。张幼仪觉得在这个时候把戒指给丢了,似乎预示着志摩和小曼之间将来会发生些什么。

  过了第一关,徐申如还是不肯痛快地答应。7月,徐志摩在硖石的西山上和父亲作了恳切的交谈,并不顺利。后来,经胡适、刘海粟等人出面周旋,徐申如最后勉强答应,但他也有三个条件:

  一、结婚费用自理,家庭概不负担;

  二、婚礼必须由胡适作介绍人,梁启超证婚,否则不予承认;

  三、结婚后必须南归,安分守己过日子。

  这三条徐志摩都予以答应。

  梁启超的证婚词明着是对徐志摩,但他更看不惯的其实是陆小曼。在他第二天给儿子梁思成和媳妇林徽因的信中更可以看出来:徐志摩这个人其实很聪明,我爱他,不过这次看着他陷于灭顶,还想救他出来,我也有一番苦心,老朋友们对于他这番举动无不深恶痛绝,我想他若从此见摈于社会,固然自作自受,无可怨恨,但觉得这个人太可惜了,或者竟弄到自杀,我又看着他找得这样一个人做伴侣,怕他将来痛苦更无限,所以对于那个人当头一棍,盼望他能有觉悟(但恐很难),免得将来把志摩弄死,但恐不过是我极痴的婆心便了。信中所谓的“那个人”,当然是指他看不惯的陆小曼。

  1926年10月(农历九月九日),新婚后的陆小曼依公公之命随徐志摩离开北京南下。

短暂的神仙般的生活

  1926年11月,陆小曼随徐志摩回到家乡海宁硖石。在徐志摩给张慰慈的信中,我们对这一段生活可以窥见一斑:上海一住就住了一月有余,直到前一星期,咱们俩才正式回家,热闹得很哪。小曼简直是重做新娘,比在北京做的花样多得多,单说磕头就不下百次,新房里那闹更不用提。乡下人看新娘子那还了得,呆呆的几十双眼,十个八个钟头都会看过去,看得小曼那窘相,你们见了一定好笑死。闹是闹,闹过了可是静,真静,这两天屋子里连掉一个针的声音都听出来了。我父在上海,家里就只妈,每天九点前后起身,整天就管吃,晚上八点就往床上钻,曼直嚷冷,做老爷的有什么法子,除了乖乖地偎着她,直偎到她身上一团火,老爷身上倒结了冰,你说这是乐呀还是苦?咱们的屋倒还过得去,现在就等炉子生上了火就完全了。

  不久,徐申如终于做出了令陆小曼难以接受的决定。因为看不惯陆小曼的作派,他先期到了上海,不几天就要妻子到上海与他会合,然后启程赴北京去找徐志摩的前妻张幼仪了———彼时徐志摩的父母已认张幼仪为义女。这是陆小曼与徐志摩婚后在徐家受到的第一个打击。

  徐志摩的前妻张幼仪很奇怪两位老人会来北京,就问他们缘由,老太太非常生气地说:“陆小曼刚来时,她就要坐红轿子。按我们乡间的规矩,不管有钱没钱,这种轿子只有头婚的女人才能坐。”“还有啊。”老太太继续说,“吃晚饭的时候,她才吃半碗饭,就可怜兮兮地说:'志摩,帮我把这碗饭吃完吧。’那饭还是凉的,志摩吃了说不定会生病呢!”

  “你听听陆小曼下面说什么?”徐申如也说话了,“吃完饭,我们正准备上楼休息的时候,陆小曼转过身子又可怜兮兮地说:'志摩,抱我上楼。’”

  “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事情。”老太太对着张幼仪说,“这是个成年女子啊,她竟然要我儿子抱她上楼,她的脚连缠都没有缠过啊!”

  张幼仪犯难了,但她不得不接受他们。

  公公、婆婆的离开,对陆小曼无疑是个沉重打击,不久,她得了肺病。一段时间后,陆小曼的身体才慢慢恢复,也慢慢从那段不愉快的情绪中解脱出来。没有了二老的严格监督,陆小曼在生活上感觉反倒轻松,她不用再受这样那样的拘束。她和徐志摩在硖石这座别具一格的住宅中种草弄花,过着一种“草香人远,一流清涧”的超然生活。可惜,好景不长。1926年5月,北伐战争开始。1926年10月16日,浙江省长夏超宣告独立。1927年2月,北伐军东路军发起江浙战争。3月19日占领杭州,然后沿沪杭线北上追击孙传芳的军队。随着战事的临近,徐志摩和陆小曼不得不中断了这一段新婚燕尔如世外桃源的生活。

  1927年1月(农历一九二六年十二月),陆小曼和徐志摩被迫移居上海。其实,就在前一年——陆小曼与王赓离婚不久,陆小曼曾有过一次去美国的机会。当时,美国好莱坞电影公司风闻名满京城的陆小曼大名,给她汇了一笔巨款,大约5000美元左右,邀请她去美国拍电影。但是她认为一个中国女子去当外国的电影明星,是不光彩的事。这种观点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迂腐,但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陆小曼的这种观点却表达了她的爱国之情。同时,父母只有她一个亲人,她和徐志摩又正处于柳暗花明之时,因此更不愿意去美国,便将那笔巨款寄了回去。陆小曼此后一直住在上海,直到过世。

  上海是陆小曼生活时间最长的城市,她在上海的生活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但在每一个阶段陆小曼的心情都是不同的。从出生到7岁赴京前是她在上海的最初生涯,那时的她童稚未脱,可爱天真,是父母的掌上明珠。1926年与徐志摩婚后去海宁硖石之前在上海小住,是她与上海的第二次握手,那次尽管时间短暂,但陆小曼的心是涂了蜜的,因为身边有一个苦苦等候和追求的伴侣。这一次因战乱从海宁移居上海一直到陆小曼过世,时间长达38年之久,是陆小曼颓废、伤心、奋起的重要时期。其中,1927年到1931年徐志摩失事前为一个阶段,那时她的生活是奢侈而放任的;1931年徐志摩失事后到1949年为第二阶段,她受到剧烈震动,人变得消极而沉寂;解放后为第三阶段,她重新振作起来,获得新生。陆小曼到上海后渐渐沉迷于夜生活,因为当时的上海是殖民统治下的十里洋场,在外国租界里,漂亮的居室、新潮的商品、豪华的舞厅剧场、高雅的交际界……这一切对能歌善舞、善于交际并压抑已久的陆小曼来说,是一个崭新的天地,她如鱼得水。她结交名人、名伶,频繁地出入社交场所。由于她原是北京社交界的名人,如今成了著名诗人的太太,又有惊人的美貌,很快便成为上海社交界的中心人物。

  排场大了,费用自然增多。养尊处优的陆小曼,过去在北京便是出了名的会花钱的小姐。婚后,她在物质上的欲望有增无减。

  夫妻渐生分歧

  由于陆小曼的病,由于徐申如的拒绝接纳,由于鸦片的侵蚀等诸多原因,陆小曼变得越发娇慵、懒惰、贪玩,浑没了当初恋爱时的激情,似乎不再是一个有灵性的女人。她每天过午才起床,在洗澡间里摸弄一个小时,然后吃饭。下午作画、写信、会客。晚上大半是跳舞、打牌听戏。徐志摩为了使妻子心喜,就一味迁就她。虽然在口头上常常婉转地告诫陆小曼,但效果不大。后来,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出于对陆小曼极度不满,在经济上与他们夫妇一刀两断。徐志摩要从父亲处拿钱是不现实的,因此,他不得不同时在光华大学、东吴大学、大夏大学三所学校讲课,课余还赶写诗文,以赚取稿费,即便如此仍不够陆小曼的挥霍。陆小曼那几年的大部分时间确实是荒废了。在人群中,在舞场上,在宴会上,在烟榻上,在男人和女人的恭维声中,把时光轻轻送走了。

翁瑞午其人

  翁瑞午,江苏常熟人,清光绪皇帝老师翁同龢之孙。翁瑞午在事业上的成就、各界的声望等方面,当然不能和徐志摩相比,但他有自己性格上的优势。徐志摩夫妇从北京回到上海不久,就与翁瑞午相识,并经常串门,相约一起登山游湖。他的北方话说得不错,很会花言巧语,人活络又很风趣。他喜欢唱戏、画画,又教陆小曼学会了吸鸦片,与陆小曼可以说意味相投。而徐志摩则不喜欢唱戏,也反对陆小曼吸鸦片。陆小曼天性爱美,又喜作画,翁瑞午便投其所好,时时袖赠名画,以博其欢心;而徐志摩虽然对陆小曼有天大的爱心,但他只会送诗,而不会投陆所好,送几张好的画给她。慢慢的,翁瑞午就在陆小曼的朋友中占了比较特殊的地位。徐志摩并未吸取王赓的教训,当初正是由于王赓工作忙,经常请徐志摩陪陆小曼玩,才惹出徐志摩和陆小曼的情事来。现在,徐志摩又拉翁瑞午参与他们夫妇间的旅游,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失策。翁瑞午与陆小曼的进一步接近是由于陆小曼的病。

  据陈定山《春申旧闻》载:“陆小曼体弱,连唱两天戏便旧病复发,得了昏厥症。翁瑞午有一手推拿绝技,是丁凤山的嫡传,他为陆小曼推拿,真是手到病除。于是,翁和陆之间常有罗襦半解、妙手抚摩的机会。”陆小曼在翁瑞午给她推拿治病的时候曾问他:“瑞午,你给我按摩确实有效,但你总不能时时刻刻在我身边啊,你不在的时候万一我发病的话,有什么办法呢?”翁瑞午想了一下,对陆小曼说:“有是有办法的,但这个办法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不到万不得已是不好采用的。”陆小曼连问是什么办法,翁瑞午就说:“吸鸦片。”陆小曼一听是这个馊主意,就大骂瑞午害人。但是,后来看到翁瑞午一直在吸,而且很有味道,自己又老是犯病,一时控制不住,慢慢地吸上了。她自己也知道这是一个坏习惯,可一旦上瘾,就无法控制自己了。她和翁瑞午两人,常常一起在客厅里的烟榻上隔灯并枕,吞云吐雾。

志摩北上

  1929年,徐志摩辞了东吴大学、大夏大学的教职,继续在光华大学执教,1930年秋起又在南京中央大学教书,并兼任中华书局编辑、中英文化基金会委员。上海南京两地来回跑,以挣家用。

  1930年秋,即陆小曼29岁那年,徐志摩索性辞去了上海和南京的职务,应胡适之邀,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徐志摩自己北上的同时,极力要求小曼也随他北上,幻想着两人到北京去开辟一个新天地。可陆小曼却执意不肯离开上海。这其中的原因可能很多,如习惯了上海的生活;经常生病,需要翁瑞午治疗;北方还有个情敌林徽因等等。

  徐母去世,徐父不让陆小曼进门

  陆小曼不放心徐志摩坐飞机,徐志摩只得说:“你也知道我们的经济条件,你不让我坐免费飞机,坐火车可是要钱的啊,我一个穷教授,又要管家,哪来那么多钱去坐火车呢?”这下触到了实质性的问题,陆小曼听得哑口无言,只得说:“心疼钱,那你还是尽量少回来吧!”可事实是不可能的。徐志摩虽然在北京工作,但他还是顾念家的,家里一副摊子还要他来收拾。仅1931年的上半年,徐志摩就在上海、北京两地来回奔波了8次。

  1931年4月,徐志摩母亲病重,徐志摩赶回去探望。由于徐志摩的父亲和陆小曼的关系日益恶化,徐申如便不让陆小曼来,说如果陆小曼来他就走。徐志摩很生气,碍于母病又不便发作。几天后,徐申如又打来电话说徐母病重,让志摩赶快回去。徐志摩就问:“小曼怎么办?”徐父说:“且缓,你先安慰她几句吧!”实际上还是不想让陆回去。不久,徐母过世,陆小曼急急地赶到海宁硖石,这是她第三次到海宁。但徐志摩的父亲不让陆小曼进家门,她只得呆在硖石的一家旅馆里,当天就回到上海。而张幼仪却以干女儿的名义参加了葬礼。这件事情对陆小曼的打击相当大,她认为自己在徐家没有一点地位,反不及已离婚的张幼仪,这其实是对她的羞辱。徐志摩当即给陆小曼写信,表达自己的愤怒和无奈:“我家欺你,即是欺我。这是事实,我不能护我的爱妻,且不能保护自己。我也懊懑得无话可说,再加不公道的来源,即是自己的父亲,我那晚顶撞了几句,他便到灵前去放声大哭。”虽然如此,但这件事情也多多少少影响了陆小曼和徐志摩的关系,使他们本已紧张的关系更蒙上了一层始终抹不去的阴影。

诗人殒命

  1931年11月上旬,陆小曼由于难以维持在上海的排场,连续打电报催促徐志摩南返。11月11日,徐志摩搭乘张学良的专机飞抵南京,于13日回到上海家中。不料,夫妇俩一见面就吵架。其中缘由较为复杂,据郁达夫回忆:“当时陆小曼听不进劝,大发脾气,随手把烟枪往徐志摩脸上掷去,志摩连忙躲开,幸未击中,金丝眼镜掉在地上,玻璃碎了。”徐志摩一怒之下,负气出走。18日,徐志摩乘早车到南京,住在何竞武家。徐志摩本来打算乘张学良的福特式飞机回北京,临行前,张学良通知他因事改期。徐志摩为了赶上林徽因那天晚上在北京协和小礼堂向外宾作的关于中国古代建筑的讲演,才于第二天,即1931年11月19日,迫不及待地搭乘了一架邮政机飞北京。登机之前,他给陆小曼发了一封短信,信上说:“徐州有大雾,头痛不想走了,准备返沪。”但最终他还是走了。因大雾影响,飞机于中午12时半在济南党家庄附近触山爆炸,机上连徐志摩共三人,都刚届36岁,无一生还。时年陆小曼29岁。

  据陆小曼的表妹吴锦回忆,陆小曼多次跟她讲起当时一件奇怪的事:徐志摩坠机的那天中午,悬挂在家中客堂的一只镶有徐志摩照片的镜框突然掉了下来,相架跌坏,玻璃碎片散落在徐志摩的照片上。陆小曼预感这是不祥之兆,嘴上不说,心却跳得厉害。谁知第二天一早,南京航空公司的保君健跑到徐家,真的给陆小曼带来了噩耗。她一下昏厥了。醒过来后,她号啕大哭,直到眼泪哭干。王映霞这样描述她当时的模样:下午,我换上素色的旗袍,与达夫一起去看望小曼,小曼穿一身黑色的丧服,头上包了一方黑纱,十分疲劳,万分悲伤地半躺在长沙发上。见到我们,挥挥右手,就算是招呼了,我们也没有什么话好说,在这场合,说什么安慰的话都是徒劳的。沉默,一阵长时间的沉默。小曼蓬头散发,大概连脸都没有洗,似乎一下老了好几个年头。

  陆小曼此时究竟悲伤到什么程度,连郁达夫都觉得难以描写,他说:悲哀的最大表示,是自然的目瞪口呆,僵若木鸡的那一种样子,这我在小曼夫人当初接到志摩凶耗的时候曾经亲眼见到过。其次是抚棺一哭,这我在万国殡仪馆中,当日来吊的许多志摩的亲友之间曾经看到过。陆小曼清醒后,便坚持要去山东党家庄接志摩的遗体,被朋友们和家里人死命劝住了。最后决定派徐志摩的儿子徐积锴(张幼仪所生)去山东接回。

  志摩的遗体从济南运回上海后,陆小曼见到了现场惟一的一件遗物———一幅山水画长卷。这幅画是陆小曼于1931年春创作的,堪称陆小曼早期的代表作,风格清丽,秀润天成。更为珍贵的是它的题跋,计有邓以蛰、胡适、杨铨、贺天键、梁鼎铭、陈蝶野诸人手笔。徐志摩把这张手卷随带在身,是准备到北京再请人加题,只因手卷放在铁箧中,故物未殉人。小曼看着这张画卷,想到徐志摩的种种好处,泪水涟涟,百感交集。自此,她一直珍藏着这幅画,如同保护自己的生命。徐志摩失事后,陆小曼受的打击最大,遭受的批评也大,徐志摩的一些朋友不愿再跟她来往。徐志摩的朋友们认为是陆小曼不肯北上才导致悲剧上演。

怀念志摩

  徐志摩死后,陆小曼不再出去交际。陆小曼对徐志摩的思念之情,我们还可以从她在徐志摩死后的几篇文章中看到。在徐志摩死后一个多月,陆小曼写了《哭摩》,这篇文章写得情真意切,悲伤痛苦跃然纸上:我深信世界上怕没有可以描写得出我现在心中如何悲痛的一枝笔。不要说我自己这枝轻易也不能动的一枝。可是除此我更无可以泄我满怀伤怨的心的机会了,我希望摩的灵魂也来帮我一帮,苍天给我这一霹雳直打得我满身麻木得连哭都哭不出来,混(浑)身只是一阵阵的麻木。几日的昏沉直到今天才醒过来,知道你是真的与我永别了。摩!慢说是你,就怕是苍天也不能知道我现在心中是如何的疼痛,如何的悲伤!从前听人说起“心痛”我老笑他们虚伪,我想人的心怎么觉得痛,这不过说说好玩而已,谁知道我今天才真的尝着这一阵阵心中绞痛似的味儿了。你知道么?曾记得当初我只要稍有不适即有你声声的在旁慰问,咳,如今我即使是痛死也再没有你来低声下气的慰问了。摩,你是不是真的忍心永远的抛弃我了么?你从前不是说你我最后的呼吸也须要连在一起才不负你我相爱之情么?你为什么不早些告诉我是要飞去呢?直到如今我还是不信你真的是飞了,我还是在这儿天天盼着你回来陪我呢,你快点将未了的事情办一下,来同我一同去到云外优游去吧,你不要一个人在外逍遥,忘记了闺中还有我等着呢!

  陆小曼在徐志摩在世时是不大写东西的,但天天和志摩在一起,无形之间便受了他的文学上的熏陶,她的这篇《哭摩》浓丽哀婉,文风直逼志摩,可以说对志摩是个最好的怀念。

  1932年,在海宁硖石召开了徐志摩的追悼会,陆小曼因为公公徐申如的阻止,没有能到海宁硖石参加追悼会,她作为亡妻送了一幅挽联:

  多少前尘成噩梦,五载哀欢,匆匆永诀,天道复奚论,欲死未能因母老;

  万千别恨向谁言,一身愁病,渺渺离魂,人间应不久,遗文编就答君心。在给徐志摩的悼词中,陆小曼明确表示活下去的原因是“因母老”,而活下去要做的则是“遗文编就答君心”。

  1933年清明,陆小曼独自一人来到硖石,给徐志摩上坟,这是陆小曼第五次到海宁硖石,也是最后一次。陆小曼没有再到她与志摩婚后小住的“香巢”中去,那是徐家的房产,她无福消受,她也不愿再去那一块让她甜蜜而又令她伤心的地方。她站在东山万石窝前,远远地望着那一幢中西合璧的红色砖瓦房子,眼泪忍不住夺眶而出。

  从硖石归来后,陆小曼作诗一首:

  肠断人琴感未消,此心久已寄云峤:

  年来更识荒寒味,写到湖山总寂寥。

难舍瑞午

  尽管陆小曼对徐志摩的感情是深厚的,但她仍旧离不开翁瑞午,离不开阿芙蓉。徐志摩死后,她为了麻醉自己,更难以摆脱鸦片的习好,为此,她还坐过一夜班房。

  陆小曼在徐志摩死后,与翁瑞午同居是事实。在上海中国画院保存着陆小曼刚进院时写的一份“履历”,里面有这样的词句:我廿九岁时志摩飞机遇害,我就一直生病。到1938年卅五岁时与翁瑞午同居。翁瑞午在1955年犯了错误,生严重的肺病,一直到现在还是要吐血,医药费是很高的,还多了一个小孩子的开支。我又时常多病,所以我们的经济一直困难。翁瑞午虽有女儿给他一点钱,也不是经常的。我在1956年之前一直没有出去做过事情,在家看书,也不出门,直到进了文史馆。这样一来,时间和事实都已很明确,陆小曼因此受到外界的强烈指责。翁瑞午对她仍是一往情深,只要小曼开心,他什么都能替她办。

  尽管陆小曼说她对翁瑞午“只有感情,没有爱情”,但她对待感情,也是认真而坚强的,决不三心二意。当时许多朋友不赞成她和翁瑞午的这种关系,要她与翁断交。胡适便是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她向陆小曼提出,只要她与翁瑞午断交,以后一切由他负全责。陆小曼委婉地拒绝了他的要求,她当时对人说:“瑞午虽贫困已极,但始终照顾得无微不至,廿多年了,吾何能把他逐走呢?”陆小曼与翁瑞午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有一些感情,但也有烦恼。因为翁瑞午没有抛弃发妻,就得两头照顾。

领导关怀

  陆小曼对军阀、政客尤其厌恶,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她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更是反感。抗战期间,陆小曼没有离开过上海,也没有与“敌伪”来往。她坚持了一个正直、爱国的中国人立场。新中国成立后,对于陆小曼来说,可谓获得了重生。她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她认为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才能有光明的前途。那时,她已年近半百,但是她决心抖擞精神,离开病榻,走出卧室,为国家、为人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陆小曼也得到了党和政府领导人的关怀。说来也巧,1956年,在上海美协举办的一次画展中,有陆小曼的一幅作品参加展出。有一次,陈毅去参观,看到画上署名“陆小曼”,就问身边的人:“这画很好嘛!她的丈夫是不是徐志摩?徐志摩是我的老师。”得到肯定的回答后,陈毅诧异沉寂多年的陆小曼居然还在,并且画如此出色的画,又问知陆小曼就住在上海,生活无着。陈毅就说:“徐志摩是有名的诗人,陆小曼也是个才女,这样的文化老人应该予以照顾。”不久,陆小曼被安排为上海文史馆馆员,虽然是个虚职,但每月至少有几十块钱可拿,使她有了最低生活保障,也给了她鼓舞和信心。

  《上海文史馆馆员录》上是这样记载的:

  171———56027,陆小曼(1903-1965),别名小眉,女,江苏常州人,1956年4月入馆,擅长国画。专业绘画和翻译。当年,她加入了农工民主党,成为徐汇区文艺支部委员。后来,上海画院又吸收她当了画师。1959年,她当上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

  1964年秋10月,陆小曼住进了医院,主要是肺气肿和哮喘。中秋节那天,赵清阁买了几个月饼给她,她的鼻孔内插着氧气管,憔悴不堪。她气喘吁吁地对赵清阁说:“难为你想到我,今年我还能吃上月饼,恐怕明年就……”过一会儿,她又低声说:“我的日子不会多了!我是一个无牵无挂、家徒四壁的孤老,是解放救了我,否则我早死了,我感激共产党。”果不出小曼所料,入冬她的病沉重了。勉强挨到1965年的暮春,她终日咳嗽不止,人益发消瘦了,有一天,赵清阁又去看她,应野平也在座。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不会好了,人家说63是一个关口……最近我常常梦见志摩,我们快……快重逢了!”应野平安慰她说:“别迷信!你太爱胡思乱想了。”过了一会儿,赵清阁询问道:“有什么事要我替你做吗?”她断断续续地说:“我……我希望在死后能和志摩合葬,你……能不能办到?”赵清阁为了安慰小曼,不假思索地说:“我尽力想办法,你现在养病要紧。”陆小曼笑着连连道谢,赵清阁的承诺使她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合葬遗愿成憾事

  陆小曼住院时,隔壁病房正好住着朋友兼老师刘海粟。两人在病房里碰到,真是感慨万千。他们聊起了已经遥远的往事,聊起了在地下已经三十余年的志摩,聊起了当年的那些朋友。

  临终前几天,陆小曼嘱咐堂侄女陆宗麟把梁启超为徐志摩写的一副长联以及她自己的那幅山水画长卷交给徐志摩的表妹夫陈从周先生,《徐志摩全集》纸样则给了徐志摩的堂嫂保管。1965年4月3日,一代才女、旷世美人陆小曼在上海华东医院过世,享年63岁。在陆小曼灵堂上,只有一副挽联,跟徐志摩死时几十副挽联并列的壮观情形不可同日而语。因为陆小曼过世的时候,已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文人尤其敏感,觉出气氛不对,不知未来会是什么结局,谁也不想落下额外的文字冤孽,多添麻烦。灵堂上惟一的一副挽联是由王亦令撰、乐写的:

  推心唯赤诚,人世常留遗惠在;

  出笔多高致,一生半累烟云中!

  起初,她的骨灰一直未安葬,暂寄在某处。当时只有陆小曼的表妹吴锦约人一起去骨灰盒寄存处凭吊过。不久就“文化大革命”了,被林彪、“四人帮”操纵的造反派和红卫兵能把一切都颠倒过来,活人被“踹上一脚,永世不得翻身”,而死人枯骨倒反而一个个从泥土里获得了“翻身”。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更没人会把陆小曼的骨灰入土了,何况她又无子媳。至于陆小曼想葬到硖石徐志摩墓旁的遗愿,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赵清阁在回忆陆小曼的文章中提到此时还耿耿于怀:

  1965年的4月2日(注:应为3日),陆小曼默默地带着幽怨长眠了。她没有留下什么遗嘱,她最后一个心愿就是希望与志摩合葬,而这一心愿我也未能办到。我和她生前的老友张奚若、刘海粟商量,张奚若还向志摩的故乡浙江硖石文化局提出申请,据说徐志摩的家属——他与前妻张幼仪生的儿子徐积锴—不同意。换言之,亦即中国半封建的社会意识不允许!

  1988年,由陆小曼的堂侄——台湾的陆宗出资,和陆小曼的另一个堂侄陆宗麒以及和陆小曼晚年密切来往的堂侄女陆宗麟一起,在苏州东山华侨公墓建造了纪念墓,墓碑上书“先姑母陆小曼纪念墓”,墓上还有一张陆小曼年轻时的相片,脸上露着灿烂的笑容,旁边青松环绕。同时建的还有陆小曼父亲陆建三、母亲吴曼华的纪念墓。至此,这位坎坷一生、众说纷纭的不幸女子最后总算画上了一个差强人意的句号,她在九泉下也可以瞑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