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深圳陪护假规定2016:林语堂、罗家伦、叶企孙、顾颉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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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幽默大师”
一 概述
林语堂(1895．10．10-1976．3．26)于清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十日生于福建龙溪（现福建省漳州市平和县坂仔镇）人。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笔名毛驴、宰予、岂青等，中国当代著名学者、文学家、语言学家。早年留学国外，回国后在北京大学等著名大学任教，1966年定居台湾,一生著述颇丰。
二 生平
1895年出生于福建一个基督教家庭，父亲为教会牧师。
1912年林语堂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秋赴美哈佛大学文学系。1922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入莱比锡大学，专攻语言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后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后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1926年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写杂文，并研究语言。1927年任外交部秘书。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刊。1934年创办《人间世》，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凋”的小品文，成为论语派主要人物。1935年后，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风声鹤唳》，在法国写《京华烟云》等文化著作和长篇小说。
1944年曾一度回国到重庆讲学。1945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任校长。1947年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主任。1952年在美国与人创办《天风》杂志。1966年定居台湾。1967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
三 作品
作品年表：
1928：翦拂集上海北新书局
1930：Letters of a Chinese Amazon and Wartime Essays（林语堂时事述译汇刊） 上海开明书店
1930：开明英文读本（三册）上海开明书店
1930：英文文学读本（二册）上海开明书店
1930：开明英文文法（二册）上海开明书店
1931：Reading in Modern Journalistic Prose（现代新闻散文选） 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3：语言学论丛上海开明书店
1934：大荒集上海生活书店
1934：我的话上册（行素集）上海时代图书公司
1935：开明英文讲义（三册）林语堂、林幽合编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5：The Little Critic: Essays, Satires and Sketches on China, First Series: 1930-1932（英文小品甲集）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5：The Little Critic: Essays, Satires and Sketches on China, Second Series: 1933-1935（英文小品乙集）上海商务印书馆
1935：Confucius Saw Nancy and Essays about Nothing（子见子南及英文小品文集） 上海商务印书馆初版
1935：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吾国与吾民） New York: Reynal & Hitchcock, Inc., (A
1936：我的话下册（披荆集）上海时代图书公司
1936：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China（中国新闻舆论史） 上海别发洋行
1936：The
1937 ：The Importance of Living（生活的艺术） Reynal & Hitchcoca, Inc., (A
1938：The Wisdom of Confucius（孔子的智慧） Random House, The Modern Library
1939：Moment in Peking（京华烟云） A John Day Book Company
1940：With Love & Irony（讽颂集） A John Day Book Company
1940：Leaf in the Storm（风声鹤唳） A John Day Book Company
1941：语堂文存（第一册）上海林氏出版社初版
1942：The Wisdom of China and India（中国印度之智慧） Random House
1943：Between Tears & Laughter（啼笑皆非） A John Day Book Company
1944：The Vigil of Nation（枕戈待旦） A John Day Book Company
1947：The Gay Genius: The Life and Times of Su Tungpo（苏东坡传）A John Day Book Company
1948：Chinatown Family（唐人街） A John Day Book Company
1948：The Wisdom of Laotse（老子的智慧） Random House
1950：on the Wisdom of America（美国的智慧） A John Day Book Company
1951：Widow, Nun and Courtesan: Three Novelettes From the Chinese Translated and Adapted by Lin Yutang（寡妇，尼姑与歌妓：英译重编传奇小说） A John Day Book Company
1952：Famous Chinese Short Stories, Retold by Lin Yutang（英译重编传奇小说） A John Day Book Company
1953：The Vermilion Gate（朱门） A John Day Book Company
1955：Looking Beyond（远景） Prentice Hall
1957：Lady Wu（武则天传）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58：The Secret Name（匿名） Farrar, Straus and Cudahy
1959：The Chinese Way of Life（中国的生活）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59：From Pagan to Christianity（信仰之旅）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60：Imperial Peking: Seven Centuries of China（帝国京华：中国在七个世纪里的景观） Crown Publishers
1961：The Red Peony（红牡丹）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62：The Pleasure of a Nonconformist（不羁）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63：Juniper Loa（赖柏英）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64：The Flight of Innocents（逃向自由城） G. P. Putnam\'s Sons
1965：无所不谈一集台北文星
1966：平心论高鹗台北文星
1967：无所不谈二集台北文星
1973：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Modern Usage（当代汉英辞典） 香港中文大学
1974：无所不谈合集台北文星
1976：红楼梦人名索引台北华冈
1978：《语堂文集》开明
1986：《林语堂经典名著》(1— 35卷) 台湾金兰文化出版社
1986：《文人剪影》(散文集)与人合集 重庆人民出版社
1988：《中国人》(杂文集) 浙江人民
1988：《赖柏英》(长篇小说) 湖南文艺
1988：《人生的盛宴》(散文集) 湖南文艺
2002：《圣哲的智慧》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四 婚姻
烧掉结婚证书
林语堂出生于福建漳州城内，婚前曾有两位恋人。林语堂的妻子廖翠凤是他的第三位恋人。廖翠凤是鼓浪屿的首富廖
经济困难时，廖翠凤只得变卖首饰以维持生活。终其一生，林语堂在操守上也是绝对纯洁的。美色当前，欣赏一番，幽他一默，亦不讳其所好，惟不及乱耳。
与妻相处之道
如果廖翠凤在生气，林语堂连话也不说一句，保持沉默。倘若真的吵架了，也是吵过就算了，他的绝招是“少说一句，比多说一句好；有一个人不说，那就更好了。”他认为夫妻吵嘴，无非是意见不同，在气头上多说一句都是废话，徒然增添摩擦，毫无益处。他说：“怎样做个好丈夫？就是太太在喜欢的时候，你跟着她喜欢，可是太太生气的时候，你不要跟她生气。”
林语堂曾经说过：“只有苦中作乐的回忆，才是最甜蜜的回忆。”他们即使穷得没有钱去看一场电影，也可以去图书馆借回一叠书，俩人守住一盏灯相对夜读，其乐不改。所以大师亦说，穷并不等于“苦”，他从来没有“苦”的感觉；世俗所谓的“贫穷夫妻百事哀”的逻辑，完全被他推翻了。
“金玉良缘”秘诀
有人问他们半个世纪“金玉缘”的秘诀。老夫妇抢着说，只有两个字，“给”与“受”。在过去的一万八千多天里，他们相互之间，尽量多地给予对方，而不计较接受对方的多少。林语堂说：“婚姻犹如一艘雕刻的船，看你怎样去欣赏它，又怎样去驾驭它。”
五 语录
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
本身是最底阶层, 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 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 《一夕话》
两脚踏东西文化
一心评宇宙文章──《我的话》
彻悟与痛苦
一个人彻悟的程度，恰等于他所受痛苦的深度。──《吾国吾民》
稀罕
人类之足引以自傲者总是极为稀少，而这个世界上所能予人生以满足者亦属罕有。──《吾国吾民》
倘无幽默
没有幽默滋润的国民，其文化必日趋虚伪，生活必日趋欺诈，思想必日趋迂腐，文学必日趋干枯，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一夕话》
倘无女子
没有女子的世界，必定没有礼俗、宗教、传统及社会阶级。世上没的天性守礼的男子，也没的天性不守礼的女子。假定没有女人，我们必不会居住千篇一律的弄堂，而必住在三角门窗八角澡盆的房屋，而且也不知饭厅与卧室之区别，有何意义。男子喜欢在卧室吃饭，在饭厅安眠的。──《金圣叹之生理学》
人之渺小
人生在宇宙中之渺小，表现得正像中国的山水画。在山水画里，山水的细微处不易看出，因为已消失在水天的空白中，这时两个微小的人物，坐在月光下闪亮的江流上的小舟里。由那一刹那起，读者就失落在那种气氛中了。
──《苏东坡传》
悠闲的情绪
享受悠闲生活当然比享受奢侈生活便宜得多。要享受悠闲的生活只要一种艺术家的性情，在一种全然悠闲的情绪中，去消遣一个闲暇无事的下午。──《生活的艺术》
快乐哲学
只有快乐的哲学，才是真正深湛的哲学；西方那些严肃的哲学理论，我想还不曾开始了解人生的真义哩。在我看来，哲学的唯一效用是叫我们对人生抱一种比一般人较轻松较快乐的态度。──《生活的艺术》
笔和锥
作家的笔正如鞋匠的锥，越用越锐利，到后来竟可以尖如缝衣之针。但他的观念的范围则必日渐广博，犹如一个人的登山观景，爬得越高，所望见者越远。──《生活的艺术》
与古人面谈
一本古书使读者在心灵上和长眠已久的古人如相面对，当他读下去时，他便会想象到这位古作家是怎样的形态和怎样的一种人，孟子和大史家司马迁都表示这个意见。──《生活的艺术》
警醒迟钝
艺术应该是一种讽刺文学，对我们麻木了的情感、死气沉沉的思想，和不自然的生活下的一种警告。它教我们在矫饰的世界里保持着朴实真挚。──《生活的艺术》
可怜的世界
……如果我们在世界里有了知识而不能了解，有了批评而不能欣赏，有了美而没有爱，有了真理而缺少热情，有了公义而缺乏慈悲，有了礼貌而一无温暖的心，这种世界将成为一个多么可怜的世界啊！──《生活的艺术》
最美的时候
一个女子最美丽的时候是在她立在摇篮的面前的时候；最恳切最庄严的时候是在她怀抱婴儿或搀着四五岁小孩行走的时候；最快乐的时候则如我所看见的一幅西洋画像中一般，是在拥抱一个婴儿睡在枕上逗弄的时候。──《生活的艺术》
乘船的旅客
人生真是一场梦，人类活像一个旅客，乘在船上，沿着永恒的时间之河驶去。在某一地方上船，在另一个地方上岸，好让其他河边等候上船的旅客。──《生活的艺术》
热情加智勇
人生是残酷的，一个有着热烈的、慷慨的、天性多情的人，也许容易受他的比较聪明的同伴之愚。那些天性慷慨的人，常常因慷慨而错了主意，常常因对付仇敌过于宽大，或对于朋友过于信任，而走了失着。……人生是严酷的，热烈的心性不足以应付环境，热情必须和智勇连结起来，方能避免环境的摧残。──《生活的艺术》
死了三次
凡是谈到真理的人，都反而损害了它；凡是企图证明它的人，都反而伤残歪曲了它；凡是替它加上一个标识和定出一个思想派别的人，都反而杀害了它：而凡是自称为信仰它的人，都埋葬了它。所以一个真理，等到被竖立成为一个系统时，它已死了三次，并被埋葬了三次了。──《生活的艺术》
旷达的幽默家
那些有能力的人、聪明的人、有野心的人、傲慢的人，同时，也就是最懦弱而糊涂的人，缺乏幽默家的勇气、深刻和机巧。他们永远在处理琐碎的事情。他们并不知那些心思较旷达的幽默家更能应付伟大的事情。──《生活的艺术》
刻板
一般人不能领略这个尘世生活的乐趣，那是因为他们不深爱人生，把生活弄得平凡、刻板，而无聊。──《生活的艺术》
想做另一个人
一位现代中
老年之美
古教堂、旧式家具、版子很老的字典以及古版的书籍，我们是喜欢的，但大多数的人忘却了老年人的美。这种美是值得我们欣赏，在生活是十分需要。我以为古老的东西，圆满的东西，饱经世变的东西才是最美的东西。──《生活的艺术》
不近人情
我所以反对独裁者，就因为他们不近人情。因为不近人情者总是不好的。不近人情的宗教不能算是宗教；不近人情的政治是愚笨的政治，不近人情的艺术是恶劣的艺术；而不近人情的生活也就是畜类式的生活。──《生活的艺术》
旅行家
一个真正的旅行家必是一个流浪者，经历着流浪者的快乐、诱惑，和探险意念。旅行必须流浪式，否则便不成其为旅行。旅行的要点在于无责任、无定时、无来往信札、无嚅嚅好问的邻人、无来客和无目的地。一个好的旅行家决不知道他往那里去，更好的甚至不知道从何处而来。他甚至忘却了自己的姓名。──《生活的艺术》
蚕
一个学者是像一只吐出所吃的食物以饲小鸟的老鹰；一个思想家则像一条蚕，他所吐的不是桑叶而是丝。──《生活的艺术》
和土壤相亲
让我和草木为友，和土壤相亲，我便已觉得心满意足。我的灵魂很舒服地在泥土里蠕动，觉得很快乐。当一个人优闲陶醉于土地上时，他的心灵似乎那么轻松，好像是在天堂一般。事实上，他那六尺之躯，何尝离开土壤一寸一分呢？──《生活的艺术》
温饱黑甜
我曾经说过，中国人对于快乐概念是“温暖、饱满、黑暗、甜蜜”──即指吃完一顿丰盛的晚餐上床去睡觉的情景。一个中国诗人也曾说：“肠满诚好事；余者皆奢侈。”──《生活的艺术》
过客
我们对于人生可以抱着比较轻快随便的态度：我们不是这个尘世的永久房客，而是过路的旅客。──《生活的艺术》
美人鱼
如果我自己可以自选做世界上作家之一的话，我颇愿做个安徒生。能够写美人鱼（The Mermaid）的故事，想着那女人鱼的思想，渴望着到了长大的时候到水面上来，那真是人类所感到的最深沉最美妙的快乐了。──《生活的艺术》
所有科学的进步,都在乎这好奇心.好奇心,就是趣.科学发明,就是靠这个趣字而已。
2007年3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林语堂的《人生不过如此》，在下可找到到电子书http://www.gy16.com/gy/ebook/1782.htm
论解嘲
人生有时颇感寂寞，或遇到危难之境，人之心灵，却能发出妙用，一笑置之，于是又轻松下来。这是好的，也可以看出人之度量。古代名人，常有这样的度量，所以成其伟大。古希腊大哲人苏格拉底，娶了珊蒂柏，她是有名的悍妇，常作河东狮吼。传说苏氏未娶之前，已经闻悍妇之名，然而苏氏还是娶她。他有解嘲方法，说娶老婆有如御马，御马没有什么科学，娶个悍妇，于修身养性的工夫大有帮助。有一天家里吵闹不休，苏氏忍无可忍，只好出门。正到门口，他太太由屋顶倒一盆水下来，正正淋在他的头上。苏氏说，“我早晓得，雷霆之后必有甘霖。”真亏得这位哲学家雍容自若的态度。
林肯的老婆也是有名的，很泼辣，喜欢破口骂人。有一天一个送报的小孩子，十二三岁，不识道送报太迟，或有什么过失，遭到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林肯以后成为总统，据他小城的律师同事写的传记，说是归功
关于这类的故事很多，尤其关于几个名人临终时的雅谑。这种修炼工夫，常人是学不来的。苏格拉底之死，由柏拉图写来是最动人的故事。是政府说他巧辩惑众，贻误青年子弟，赐他服毒自尽。那夜他慷慨服毒，门人忍痛陪着，苏氏却从容阐发真理。最后他的名言是：“想起来，我欠某人一只雄鸡未还。”叫他门人送去，不可忘记。这是他断气以前最后的一句话。金圣叹判死型，狱中发出的信，也是这一派。“花生米与豆腐干同嚼，大有火腿滋味”。历史上从容就义的人很多，不必列举。
西班牙有一传说：一个守礼甚谨的伯爵将死，一位朋友去看他。伯爵已经气喘不过来，但是那位访客还是喋喋不休长谈下去。伯爵只好忍着静听，到了最后关头，伯爵不耐烦对来客说：“对不起，求先生原谅，让我此刻断气。”他翻身朝壁，就此善终。
我尝读耶苏最后一夜对他门徒的长谈，觉得这段动人的议论，尤胜过苏氏临终之言，而耶苏在十字架上临死之言：“上帝啊，宽恕他们，因为他们所为，出于不知。”这是耶苏的伟大，出于人情所不能及。这与他一贯的作风相同：“施之者比受之者有福。”可惜我们常人能知不能行，常做不到。
六 林语堂与幽默
大多数人认为幽默该词为国学大
王国维在1906年出版了《屈子文学之精神》一书，书中普议及“humor”一词，并将其音译成“欧穆亚”，认为“欧穆亚”是一种达观的人生态度，但并未展开论述，以后也未再议。1924年，林语堂在《晨报》副刊上连续撰文，定“幽默”为“humor”的汉译名。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humor”一词的中文翻译第一人应该是王国维，“humor”进入中国已整整100年。
据了解，“幽默”一词在我国最早出现于屈原的《九章·怀沙》：“煦兮杳杳，孔静幽默。”此处的“幽默”意为“幽默无声”。然而，“幽默”一词作为音译的外来词，与古汉语词语“幽默”并无关系。只是随着“幽默”一词新义的淬，“幽默”作为古汉语词语的本义逐渐被新义所取代。林语堂解释道：“凡善于幽默的人，其谐趣必愈幽隐；而善于鉴赏幽默的人，其欣赏尤在于内心静默的理会，大有不可与外人道之滋味。与粗鄙的笑话不同，幽默愈幽愈默而愈妙。”
林语堂把“humor” 译为“幽默”，当时许多文化名人也持有异议。鲁迅曾认为它容易被误解为“静默”或“幽静”，而觉该译法不妥。翻译家李青崖主张译为“语妙”、但“语妙天下 ”是句成语，有“光说不做”含义。语言学家陈望道拟将其译成“油滑”，又觉不够确切，且有轻浮之嫌。后来，语言学家唐栩侯又将其译作“谐穆”，认为一“谐 ”一“穆”构成“humor”整体。最终，林语堂的翻译方法被世人所认可，一直沿用至今。
自20世纪20年代起，林语堂和中国新文学运动旗手鲁迅一起，运用幽默手法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斗争，在初中中探索幽默理论，并创造了基调高亢、语言诙谐、讽喻犀利的“语丝体”散文，而林语堂本人也被称为“幽默大师”。
七 林语堂与闽南语
一种语言可以一直深入到骨髓和血液之中。无论走得多远，容颜可以改变，但只要最初接受了某种语言，也就会如影相随，所以有了“乡音无改鬓毛衰”的感慨。如果乡愁是游子的行囊，那么乡音就是游子的标签，时刻提示家处何方。闽南话于林语堂来说就是这样的一种语言。林语堂对闽南话爱到极致。尽管他普通话很好，英语更是水平高超，成为为数不多的大部分作品用英语写作的中国作家，但林语堂时刻忘不了的是乡音，是闽南话。当年他在平和坂仔出生、生长，以致后来到厦门的就读，闽南话作为最初的母语深入他生命深处，和血液一起流淌。于是听到乡音是他的一大快事，为此，他在《来台后二十四快事》中，不仅把听乡音的快乐列在其中，而且还摆在第二和第三位。“初回祖国，赁居山上，听见隔壁妇人以不干不净的闽南语骂小孩，北方人不懂，我却懂，不亦快哉！”“到电影院坐下，听见隔座女郎说起乡音，如回故乡。不亦快哉！”以林语堂的闲适生活，应该是很烦这样的隔壁熟睡之后妇人骂小孩的粗鄙行为和被吵醒后的不快，更别说看电影之时居然有人在耳边喋喋不休，之所以能够容忍，并且“不亦快哉”，只是因为她们的乡音，乡音抚平了所有的不快，产生了美感。
所以他会在《说乡情》动情地说"我来台湾，不期然而然听见乡音，自是快活。电影戏院，女招待不期然而说出闽南话。坐既定，隔座观客，又不期然说吾闽土音。既出院，两三位女子，打扮的是西装白衣红裙，在街上走路，又不期然而然，听她们用闽南话互相揶揄，这又是何世修来的福分。"把听乡音上升成为修来的福分，颇有感激涕零的感恩心理。
林语堂对闽南话的痴迷没有随着岁月的远去而冲淡，甚至更上层楼。有回在台湾，林语堂到一家小饭馆吃猪脚，老板用闽南话说“户
晚年的林语堂离开美国，虽然没有没有回到故乡，总算也回到与漳州一衣带水的祖国宝岛台湾。台湾人的祖先大部是闽南的移民，不仅血缘相同、风俗相似，而且语言相通。也许这也就是林语堂选择台湾最主要的原因吧。其实在选择台湾之前，林语堂的许多文章中都融入了闽南话、闽南文化的元素，其中体现最为集中的是他1963年写的自传体小说《赖柏英》，不仅仅这是他对初恋女友的回忆，还是闽南文化的传播，在书中闽南话、闽南风俗集中得到了体现。从1966年定居台湾开始，林语堂更是把听乡音当成了他最大的欣慰和人生享受。到了晚年他竟按闽南话语音写了一首五言诗，甜美地回忆和描述家乡的民风民情："乡情宰（怎）样好，让我说给你。民风还淳厚，原来是按尼（如此）。汉唐语如此，有的尚迷离。莫问东西晋，桃源人不知。父老皆伯叔，村妪尽姑姨。地上香瓜熟，枝上红荔枝。新笋园中剥，早起（上）食谙糜（粥）。胪脍莼羹好，呒值（不比）水（田）鸡低（甜）。查母（女人）真正水（美），郎郎（人人）都秀媚。今天戴草笠，明日装入时。脱去白花袍，后天又把锄。 (黄)昏倒的困（睡），击壤可吟诗。”
闽南话一直没有退出林语堂的生活，无论距离多远，乡音总是如胎记一般，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时刻伴随林语堂的岁月。如今斯人已逝，但不经间，恍然可以看到闲适、平和的林语堂挂着人们熟悉的笑脸，托着烟斗，正和某人说着闽南话。乡情就在乡音中被拉扯得悠远绵长。
八 备注
2008年9月以后网络广为流传这么一句号称是林语堂的话：“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 本身是最底阶层, 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 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这段话因其对中国封建思想遗毒犀利而精准的批评迅速流行，有一说是出自林语堂的《吾国吾民》，而搜遍网络，林语堂的《吾国吾民》中并未出现这句话。继续再搜索有林语堂和这句话的页面，全部都是2008年9月后大量出现，但细查出处，大量翻看这些页面，并无证据说明是出自林语堂。
那句原话非出自林语堂。
中国就是有这么一群人，为了几个卢布，不惜出卖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在报纸上疯狂叫卖自己的汉奸言论，武装保卫苏联，支持外蒙人民自己当家做主，在动物世界里找这样的动物几乎不可能。（林语堂1937年，发表于申报）
林语堂也闹腾过一阵子，搞什么运动，不过这句话这顶帽子已经扣上很多年了，也算是杜撰得其所。弱智看上去是弱了些，扮个猪啥的，愚钝一点，开心一点，求个安稳罢了。一人一龙三人一虫的现代版，绝非林语堂所言。
试谈林语堂的闲谈散文
林语堂在《无所不谈》中的《闲话说东坡》、《记纽约钓鱼》、《记游台南》和《论西洋理学》等,最体现开放的丰富和舒展的美丽,也更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与上相关,林语堂的散文并不讲究整体构思,也不理睬章法或写作规则的权威。他认为:“八股有法,文章无法,文章有法,便成八股。”⑦正为此,林语堂欣赏金圣叹的《水浒传序》。该序开篇兜头一句:“人生三十未娶,不应更娶;四十未仕,不应更仕;五十不应为家,六十不应出游。”突兀而来,完全是感兴之言。而全文慨叹时光易逝,人生苦短,大谈朋友聚谈之乐,与《水浒传》并不搭界,借题发挥而已。有人肯定要指摘金圣叹文不对题了。可文不对题又有什么要紧呢?重要的是作者淋漓尽致地发抒了自己心头涌动着急欲出口一吐为快的人生感悟。也正因为憎恨“规矩”,林语堂觉得奇怪,像金圣叹这样的通达之人和不羁之才有时也会犯糊涂,不知不觉地困倒于章法句法之下不能自拔。他写道,金圣叹批书专门替作者算一抑之抑,一结二结,并满口“妙哉,妙哉”,真是矮子摸大象,摸不着头脑。⑧林语堂同时指出,文章的起承转合等等,循文思自然的波浪涌现而成,其千变万化,犹如危崖幽谷,深潭浅涧,毫无匠心的经营,而因缘际会,自成其曲折崭岩之美,不是明堂大庙营造法尺所可以绳范的东西。 故林语堂的散文一篇有一篇的格式,一篇有一篇的写法,千姿百态。结构大多很随便,也找不出起伏、勾色、呼应等的痕迹,只流动着自然的韵律,散发出粗朴的气息。这是属于林语堂自己的气息。它以真情和独见,构成了林语堂的“个人笔调”。林语堂的自由写作态度与梁实秋恰好相反。作文应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得不止,这是苏东坡的话,林语堂衷心认同。梁实秋则以为此是“才人高致,非常人所能企及”。又说,徐志摩为文,尝自谓跑野马,属于“下笔不能自休”一类,虽然才华横溢,究非文章正格。⑨林语堂要作文如谈话,梁实秋要谈话如作文。梁实秋甚至认为谈话也要严谨,有主题,有腹稿,有层次,有头尾。他批评道:“写文章肯用心的人就不太多,谈话而知剪裁的人就更少了。” 谈话也要剪裁,在林语堂听来简直不可思议。所以林语堂是主张打破桎梏而无遗的表现主义者克罗齐(BenedettoCroce)的信徒,梁实秋是新人文主义者白璧德(IrvingBabbit)的信徒。白璧德讲“文章纪律”。难怪梁实秋的散文篇篇笔法老到,结构精严。这自然也是现代散文可有之一格。但梁实秋又将作文的规矩强调得太过了。郁达夫引述过梁实秋发表于《新月》上的一篇文章的一段话:“近来写散文的人,不知是过分的要求自然,抑过分的忽略艺术,常常的沦于粗陋之途。无论写的是什么样的题目,类皆出以嬉笑怒骂,引车卖浆之流的口气和泼妇骂街的口气都成为散文的正则。像这样恣肆的文字里面,有的是感情,但文调,没有。”郁达夫反问道:“难道写散文的时候,一定要穿上大礼服,戴上高帽子,套着白手套,去翻出文选锦字上的字面来写作不成?”
林语堂在语言运用上也是很“恣肆”的,敢骂“他妈的”,常称“狗领带”。他曾说,“泼妇骂街,常近圣人之言。”(《烟屑四》,《宇宙风》第六期)正是语言运用上的不忌俗,不避俗,使林语堂的散文更接近了闲谈的口吻。林语堂十分看重俗语、方言中那些有生命力的因素,他多次谈到《红楼梦》在俗语运用上的巨大成功,笑有些现代文人连袭人紫鹃都不如。他的文章中,“这会儿”、“转念头”、“下死劲”一类的词语俯拾即是。另外,林语堂的文章或庄谐并出,或假痴假呆,嘻笑调侃,幽默百端,这也是非“正格”的证据和闲谈式的标志。
林语堂的闲谈散文虽无章法的讲究,在艺术表现上却常常有动人之笔。那也出于自然天成,如蚁蛀木偶尔成文罢了。又如超凡入圣的庖丁解牛,处处无所用心,又处处神出鬼没。我读林语堂的《又来宪法》(《披荆集》),越咀嚼越觉得标题中那“又”字用得很扎实,只此一字,就将国民党的惯于搞专制独裁又惯于玩政治花招的本来面目,以及作者的不满和轻蔑,统统传达出来了。以往已经炮制过宪法,现在再来,所以叫“又”。不断地起草和通过宪法或其他也叫“法”的玩意儿,又总是使这些纸上的玩意儿仅仅成为玩意儿,婊子当了,牌坊也立了,于是,所谓“中华民国”终于还是“中华官国”。林语堂发表于《人间世》第十三期的《怎样洗炼白话入文》谈到《红楼梦》的用字,一处举“你又在跟前弄鬼”为例,点到“又字亦系传神字”。一字千钧的例子在林语堂的散文中比比皆是。发表于《论语》第三期的《断烂朝报》开头:“冬,十月,考试院长戴传贤嗾开仁王护国法会于都,斋主一百七十三,中央委员十人与焉。”这段颇具“春秋”意味的话中,那“嗾”字最见精神。“嗾”者,使狗也。于是将戴的险恶和跟着起哄者的愚顽一股脑儿都扫进去了。清魏源《圣武记》也用了这个字:“马阮嗾国安执监国以献,监国脱走航海。”梁实秋《国庆日感言》:“辛亥革命时,我十岁。……翌年
《关睢正义》(《无所不谈》)的结尾最妙,那是一个完整有趣的生活细节。林语堂作文好比喻,且总是那样新奇而入骨。他说有一类文人一肚子骚气,所做的文章读来如窑姐苦笑。又说文学如土木两作,必有本行术语,到了相当时期,这些术语仿佛有自身的存在,匠人不复能经营土木修桥造路,只对这些术语作剧烈的争辩;又由术语分出派别,甚有据某种术语以巧立门户者。 我们的许多“文艺理论家”,真就是那种只懂得术语也只会玩“术语”空手道并玩得津津有味的匠人!林语堂的散文惯于罗列,且往往将一些似乎不搭界的东西扯到一起,带出其特有的幽默。林语堂的对比总是意味深长:“德国民众能够宣誓效忠上帝和希特勒,但是如果一个英国的纳粹党宣誓效忠上帝和罗素,罗素一定要惭愧得无地自容。”
“美国有的是恶劣的音乐,可是又有很好的收取音乐的东西。”林语堂有时话讲得很俏皮而格外耐寻思:“在艺术上,有一种现象便是:许多日本人的东西是可爱的,而很少是美丽的” ,“中国有宪法保障人权,却无人权保障宪法。”林语堂还能在恰当的地方用上个典故,使文字顿然生色。
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引用了古人的一句话:“圣者语而不论,智者论而不辩。不能语者作论,不能论者作辩。语是论之精华,辩是论之糟粕。”中国古代典籍中,《老子》和《论语》为“语”的典范。那一条条的语录,字字珠玑,如夜明宝珠,单独一个,足以炫耀万世;又如半夜流星,忽隐忽显,不知来源,不测去向。林语堂认为后人失了“语”的天赋,才好论辩,将文章写得越来越长。语和论的区别,在于前者直陈观点,直下判断,不依靠演绎、归纳,不依靠逻辑。辩为论之一种。不过一般的论只关心自身的逻辑圆满,辩则还要发现和攻击对方的逻辑缺陷。林语堂重语而不重论,对辩则极端轻蔑,深信道家辩之无益的告诫。可以说,语而不论也是他30年代以后的有意识的努力,到了《无所不谈》,这种努力的成效亦更明显。《无所不谈》多的是这类文章题目:《说高本汉》、《谈伏尔泰》、《闲话说东坡》、《说乡情》。《
文章观点层出不穷,从不需要什么理论根据,不需要什么“主义”到场,且多为一点即明的常识和常理。表现上绝不引经据典和搬弄概念术语,而借重大量鲜活的材料来浮现自己的见解,那是故事、诗词、史实、掌故和生活经验、生活细节等。前文提到的《思孔子》夹叙夹议地引出孔子入哭旧馆人之丧后又自愧“涕之无从”、鼓瑟戏弄孺悲、闻人称其丧家之狗欣然自喜等奇行以及孔子那些形态毕现的骂人语、自嘲语、晏居闲谈语、应付小人语,将一个个性鲜活的孔子托了出来。语而不论源于林语堂对理论、逻辑的可靠性的一贯的深刻怀疑。这智慧使林语堂重视观察现实人生,写出来的文章远离大道理和潮流思维,接近实际而有奇气。文章最难得者,一是骨气,一是奇气。前者为独立人格之产物,后者为独特思想之产物,但两者又无法分开。
林语堂的散文呼唤常识、简朴和真正的中道精神的回归,推崇原儒独特的人文主义,揭示中国文化的阴柔品格,指出中国道家的节制、无为等观念是现代西方文明疯狂的对症药,等等;他在30年代就坚决批评我们现在事实上还在奉行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还有反复强调法治的意义。这在现代作家中,并不多见。在林语堂的闲谈散文里,我们随时可以读到一种言简意永的句子,那是奇气的结晶体:“文无新旧之分,惟有真伪之别。”“赶热闹者只是末世并非盛世的点缀。”“行动而没有思想也许是愚蠢的,可是行动而没有常识却常常会结果悲剧。”它们来自作者对世界和人生的体悟、妙悟。读书人最不容易做到的事,林语堂做到了,所以他又那样近情,拒绝极端、道学和教条,为一般背书本认死理者所难及。他知道何为生存真实,何为学者无谓的奇谈,出言平正通达。
林语堂的闲谈散文不仅思想独异,发论近情,且涉及广泛,知识丰富,大到文学、哲学、宗教、艺术,小到抽烟、喝茶、买东西,真是无所不包,笔触贯通中外,纵横古今。具体到一篇文章,则放开手脚,上下勾连,集中起一个高密度的材料群,知识群。林语堂读书多,博闻强记,先有学者的学问功底,所以能谈,耐谈,而一谈辄灵光焕发,左右逢源。他那些谈文化的散文,知识量更大。林语堂的闲谈散文充实腴厚而能以平易出之。语言上朴实无华,不堆砌,不追新,除了30年代那些为实验而作的语录体、文言体,都干净质朴,口语化程度很高。如前所说,表达上也只用传统平常的手法,不玩“现代”花招。文章充实容易,平易难。
林语堂说:“凡是学者文章艰深难识,大半在搬弄名词,引经据典,深入而未能浅出,只掉书袋而已。此乃学问有余而识不足之故。见道明,事理达,得天地之纯,自然可以说出浅显易明的道理来。”同时又说,到了道理熟时,常常不必走大路,可以操小路,过田陌,攀篱笆,突然到家,令同行的人不胜诧异。其实,闲谈体就整个是一条曲径通幽的小路。亲切有“我”、漫不经心、语而不论和厚实平易再加上与之相联系的很高的知识文化含量、超越的观念、过人的智慧以及较为恬淡的心境、闲情逸致和浓浓的生活趣味,融成了林语堂闲谈散文的整体风貌。它反映了一般闲谈散文应有的共同要求以及文学陶情、消遣、启人心智等另类功用。它以闲适为主调。“闲适”是对“娓谈笔调”、“个人笔调”等等的总括,也是一切闲谈散文的基本美学特征。此特征使闲谈散文区别于战斗的那一类,也区别于感伤颓唐或偏于热烈抒情、幻想的那一类。林语堂曾认为,“无论题目是多么严重,牵涉到祖国的惨变和动乱,或文明在疯狂政治思想的洪流中的毁灭,使人类失掉了自由、尊严,和甚至于幸福的目标,或甚至于牵涉到真理和正义的重要问题,这种观念依然是可以用一种不经意的、悠闲的、亲切的态度表现出来。” 这话可疑。面对巨大的灾难或极端的丑恶,有良知的作家不可能保持闲适的心境,运用漫谈的笔调去写作,而只会代之以激愤、狂怒和义正词严的声讨。这也就是闲谈散文和闲适笔调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有些不合时宜和不得不自处边缘的道理。
事实上,林语堂自己的闲谈散文就有其取材范围,谈文化和人生哲学的多,讨论社会一般问题的多,并不涉及大奸大恶。当然,这类散文仍有其价值,它不可能不存在,亦不可能成为唯一存在。“五四”以来的现代散文,一开始就受到英国随笔(Essay)或者如郁达夫说的“英国各散文大家所惯用的那一种不拘形式家常闲谈似的体裁”的影响,又与中国传统的笔记、小品,尤其是主张独抒性灵、信手信腕的晚明小品保留着较多的联系,故而自然显出那样的旧又那样的新(周作人评论)的面目,且在体裁、笔调十分多样的前提下,一种写得更加自由、更加接近聊天的散文在“五四”和“五四”以后出现并成熟起来就势在必然,鲁迅、周作人、陈西莹、梁实秋、张爱玲、梁遇春等人的散文都带相当浓厚的闲谈味。但鲁迅虽嬉笑怒骂任意而谈却又尖锐凌厉,陈西莹思想不够洒脱且趣味有限;张爱玲和梁遇春学问尚未大成,无论所谓“清谈”还是“快谈”,多以隽健而非“自在”动人;梁实秋已如前说,其作品雅致有余而灵动飘逸不足。故他们的文章若作为闲谈散文来看,或不够典型,或达不到林语堂的境界,也无林语堂的写作自觉,这种自觉包含了林语堂对散文的全方位思考。林语堂与周作人较接近,他们的闲谈散文才真正道地、圆熟而具备了大家气象。“林语堂和周作人都是现代散文闲话风一派的宗师。”
林语堂和闽南话
一种语言可以一直深入到骨髓和血液之中。无论走得多远，容颜可以改变，但只要最初接受了某种语言，也就会如影相随，所以有了“乡音无改鬓毛衰”的感慨。如果乡愁是游子的行囊，那么乡音就是游子的标签，时刻提示家处何方。闽南话于林语堂来说就是这样的一种语言。林语堂对闽南话爱到极致。尽管他普通话很好，英语更是水平高超，成为为数不多的大部分作品用英语写作的中国作家，但林语堂时刻忘不了的是乡音，是闽南话。当年他在平和坂仔出生、生长，以致后来到厦门的就读，闽南话作为最初的母语深入他生命深处，和血液一起流淌。于是听到乡音是他的一大快事，为此，他在《来台后二十四快事》中，不仅把听乡音的快乐列在其中，而且还摆在第二和第三位。“初回祖国，赁居山上，听见隔壁妇人以不干不净的闽南语骂小孩，北方人不懂，我却懂，不亦快哉！”“到电影院坐下，听见隔座女郎说起乡音，如回故乡。不亦快哉！”以林语堂的闲适生活，应该是很烦这样的隔壁熟睡之后妇人骂小孩的粗鄙行为和被吵醒后的不快，更别说看电影之时居然有人在耳边喋喋不休，之所以能够容忍，并且“不亦快哉”，只是因为她们的乡音，乡音抚平了所有的不快，产生了美感。
所以他会在《说乡情》动情地说"我来台湾，不期然而然听见乡音，自是快活。电影戏院，女招待不期然而说出闽南话。坐既定，隔座观客，又不期然说吾闽土音。既出院，两三位女子，打扮的是西装白衣红裙，在街上走路，又不期然而然，听她们用闽南话互相揶揄，这又是何世修来的福分。"把听乡音上升成为修来的福分，颇有感激涕零的感恩心理。
林语堂对闽南话的痴迷没有随着岁月的远去而冲淡，甚至更上层楼。有回在台湾，林语堂到一家小饭馆吃猪脚，老板用闽南话说“户
晚年的林语堂离开美国，虽然没有没有回到故乡，总算也回到与漳州一衣带水的祖国宝岛台湾。台湾人的祖先大部是闽南的移民，不仅血缘相同、风俗相似，而且语言相通。也许这也就是林语堂选择台湾最主要的原因吧。其实在选择台湾之前，林语堂的许多文章中都融入了闽南话、闽南文化的元素，其中体现最为集中的是他1963年写的自传体小说《赖柏英》，不仅仅这是他对初恋女友的回忆，还是闽南文化的传播，在书中闽南话、闽南风俗集中得到了体现。从1966年定居台湾开始，林语堂更是把听乡音当成了他最大的欣慰和人生享受。到了晚年他竟按闽南话语音写了一首五言诗，甜美地回忆和描述家乡的民风民情："乡情宰（怎）样好，让我说给你。民风还淳厚，原来是按尼（如此）。汉唐语如此，有的尚迷离。莫问东西晋，桃源人不知。父老皆伯叔，村妪尽姑姨。地上香瓜熟，枝上红荔枝。新笋园中剥，早起（上）食谙糜（粥）。胪脍莼羹好，呒值（不比）水（田）鸡低（甜）。查母（女人）真正水（美），郎郎（人人）都秀媚。今天戴草笠，明日装入时。脱去白花袍，后天又把锄。 (黄)昏倒的困（睡），击壤可吟诗。”
闽南话一直没有退出林语堂的生活，无论距离多远，乡音总是如胎记一般，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时刻伴随林语堂的岁月。如今斯人已逝，但不经间，恍然可以看到闲适、平和的林语堂挂着人们熟悉的笑脸，托着烟斗，正和某人说着闽南话。乡情就在乡音中被拉扯得悠远绵长。
幽默是林语堂的标志。林语堂曾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兼英文课，一次，开学第一天，上课钟打了好一会儿他还没有来，学生引颈翘首。
他将花生分送给学生享用，但学生们并不敢真的吃，只是望着他，不知他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林语堂，一位大师级语言大师。性格幽默、风趣，听其谈话，如沐春风，获益多多。
罗家伦---文学天才、数学白痴
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笔名毅，绍兴柯桥镇江头人。父传珍，曾任江西进贤等县知县，思想比较进步，家伦幼年就受其父影响。1914年入上海复旦公学，1917年肄业后进入北京大学文科，成为蔡元培的学生。1919年，在陈独秀、胡适支持下，与傅斯年、徐彦之成立新潮社，出版《新潮》月刊。同年，当选为北京学生界代表，到上海参加全国学联成立大会，支持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亲笔起草了印刷传单中的白话宣言（其中文言篇由许德珩起草）-《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并在
五四运动后，接任《新潮》主编。在胡适影响下，刊物改良主色彩日浓，并写了不少文章，否定新文化运动，悔恨参与其事。1920年秋，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后又去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学习。1926年归国后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议、编辑委员会委员长等职。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很多文章中支持蒋介石的政策。1928年，任以蒋介石为首的总司令部政务委员会教育处处长。同年8月，任清华大学校长，使清华大学由教会学校转为国立大学。1930年后，任武汉大学
主要著作有《新民族观》、《新人生观》、《文化教育与青年》、《科学与玄学》、《逝者如斯集》、《中
【往事略集】
罗家伦两岁时，罗母就开始教他识字、背诵短诗，稍大后，父亲也常传授古今诗，每天还亲自选录二、三则有趣且富教育意义的典故，晚上先记在小册上，隔天早上叫罗家伦跪在榻凳上聆听，讲解完毕再将小册交给他复习，如此持续了好几年。这份早年经验，对日后罗家伦认为“教育本来是要把以住人类宝贵的经验，提取优越的部分，镕铸过交给后代，指示他们去发扬光大”具有深远的影响。
罗家伦从四岁入私塾，直到十五岁进美教士高福绥所办的英文夜校学习外文。日后回忆这段家塾教育的体验是：像我五岁的时候念那“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样形而上学的经文，不但是读死书，更是读天书呢！十三岁读《周礼》、《仪礼》、《尔雅》，只可以说残酷地摧残脑筋!我小的时候没有得精神病。只可以说是洪福齐天。私塾教育的体验，造成罗家伦日后主张文学革命，要创造国语文学，打破古典文字的枷锁，以现代人的话，来传达现代人的思想、表现现代人的感情。罗家伦在文、史方面的功力、造诣，不仅得力于父亲的指导，母亲的识字教学和背诵短诗的启蒙也功不可没。对他而言，童年时期的家庭教育远比私塾教育产生更深远、更直接的影响力，罗家伦认为他儿时的生活是幸福、美满的。但是九岁那年母亲的去世，却教他初尝人间的巨恸。从此在三十六岁所写《孩子的哭声》和四十七岁所写的《孤儿泪》中，字里行间所流露的孝思至情，可发现他的童年不只由父母那儿得到文学和史学的熏陶，还有浓得化不开的亲情，二者汇注成向往革命之情的思潮，发展为日后以民族为本位的教育主张。
罗家伦十五岁入南昌的英文夜校读外文，此时他经常注意上海的招生广告，不但自己想投考，也鼓励同辈的少年朋友一起去以壮声势。1914年进入上海复旦公学就读。由于复旦公学的创办人中有革命党人（马相伯、于右任、叶仲裕等人），所以复旦公学和国民党间有密切的关系。（1913年复旦公学校董改组时，
1917年夏，罗家伦二十一岁，北京大学在上海招生，罗家伦应试录取，进北大文科主修外国文学。自1917年到1920年（21--24岁），罗家伦在北大讲究学术自由的风气中，接受良师益友的启发熏陶，不断地切磋琢磨学问；不停地活动、求发展；与同学办《新潮》，提倡文学革命；参加爱国游行，起草五四宣言。儿时所埋伏的革命种子，经中学时期的孕育，在此时已彰显为高昂的民族意识与革命的行动。1917年就职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富有革命性的特立言行，在当时罗家伦的心目中，很自然的发出共鸣。他曾以《伟大与崇高》、《文化的导师》、《人格的典型》等篇章来表达他对蔡元培的推崇，而蔡校长也相当欣赏他，并极力提拔。罗家伦虽是鼓吹革命的新潮派人物。但只要是有见解的教师传授课程，无论那个科别，即使是守旧派大师，他也会去听课。当时老复辟派的辜鸿铭在北大讲授英国诗，他把诗分为“外国大雅”、“外国小雅”、“外国国风”、“洋离骚”，罗家伦屡屡“在教室里想笑而不敢笑”，但是他对于辜鸿铭仍是非常地欣赏，并未以片面之言而废人。胡适是罗家伦经常讨教甚而争辩的对象，所谈大半是文学革命之事；李守常是“新潮社”的热心赞助者，罗家伦和他谈话的范围很广；此外写《西潮》的蒋梦麟也是他尊敬的人物。
1918年，罗家伦和傅斯年、顾颉刚、康白期等人为提倡文学革命而办《新潮》月刊。他们主张要以近代人的言语（白话文），来表达近代人的思想、情感；打开传统束缚，解放学术思想，反对违反人性的文学；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重新评估传统的家族制度和社会习惯；反侵略、反封建，主张民主、民族的独立和自决。这种以民族为本位的思想，更进一步的表现就是参加五四运动。
1919年，中国代表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传来美国威尔逊总统答应日本提出的“山东二十一条款”，由日本全面接收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利。
1920年（二十四岁），罗家伦北京大学毕业。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商请上海纺织业巨子穆藕初提供五位留美奖学金名额，罗家伦是获奖人之一。同年，罗家伦赴美，就读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攻读历史和哲学，1921年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因为傅斯年等人正在英国求学，所以1922年转赴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又与傅斯年朝夕相处，互相辩难。
1923年，到德入柏林大学研究院。1925年再转赴法国巴黎大学研究院，仍以历史与哲学为主修。总计罗家伦国、内外十年的大学教育，走过中、美、英、德、法五个国家，读过六个学府，虽在国外未获学位，但是，他在史学、文学、哲学、教育、民族地理学、人类诸学的涵养，大有助益于日后回国主持高等教育及史政机构的恢宏气概和高瞻远瞩。譬如他主持中央政治学校时，把普法战争后的法国政治学校的水准当作目标；主持清华大学时，以力追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水准为目标；主持中央大学时，目标设定在普法战争前的德国柏林大学水准。罗家伦留学回国后，担任过各种公职，但他的志趣仍在教育和学术，贡献最大的也是在教育方面。
1926年罗家伦任教于东南大学，及北伐军兴，受命任国民革命军司令部参议，编辑委员会委员长。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正值清党时期，急需培养青年干部人才，遂筹设中央党务学校（政治大学的前身），蒋介石亲任校长。罗家伦先后受聘为教务主任、代教育长，学校的实际职务多由他处理。
1928年，国民政府将“清华学校”改为“清华大学”，直接受国民政府管辖，任命罗家伦为首任校长。任期两年内，他对清大的改制有很大的贡献。清大原是由部分中美庚子赔款所办起的学校，原隶属外交部。他们把钱存在美国，罗家伦透过外交部和教育部争回这笔赔款，成立清华基金。他很重视实验，并开始招收女生，淘汰次级教授。建立了一座地板是玻璃做成的大图书馆。
1931年，罗家伦接掌中央大学时，正当日军欺境，国难当头。罗家伦出任中央大学校长，可说是“受任于动乱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因为此时的中央大学仍漂荡在“易长风潮”的余波之中。同年10月，中央大学校长张乃燕由于经费等原因而辞职。是年底，中山大学校长朱家骅调任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身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曾任广东省政府常务委员会代主席，禀承当局旨意行事，压制学生抗日爱国运动，为师生所反感。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因中大学生怒打对外无能、对内傲慢的外交部长王正廷，冲击首都卫戍司令部，围攻中央党部要求出兵抗日，捣砸抵毁学生运动的《中央日报》馆，校长朱家骅引咎辞职(同月即被任命为教育部长)。
罗家伦认为当时中国的国难异常严重，中华民族已濒临死亡，作为设在首都的国立大学，当然对民族和国家应尽到特殊的责任和使命。这个使命就是“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他认为，当时中国的危机不仅是政治和社会的腐败，而最重要者却在于没有一种“足以振起整个的民族精神”的文化。罗家伦曾先后留学柏林大学、巴黎大学、伦敦大学等世界著名学府，在他心目中，这些大学都是各国民族精神的体现，代表了各自“民族的灵魂”。罗家伦志在要中大承担起“创立民族文化的使命”，“成为复兴民族大业的参谋本部”。否则，“便失掉大学存在的意义”，而要负起上述使命，他认为一是要具有复兴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二是要使各方面的努力协调在这一共同意识之中。在有了这样的意识之下，罗家伦宣布了他的6字治校方略：“欲谋中央大学之重建，必循'安定’、'充实’、'发展’三时期以进。”这就是首先要创造一个“安定”的教学环境，再进行师资、课程、设备诸方面的“充实”，以求得学校的“发展”。他预计每个时期大约需要3年。同时他又辩证地提出，“在安定的时期应当有所充实；充实时期应亟谋发展；就是到了发展时期，也还应当安定。”而欲达上述之目的，罗家伦认为就必须养成新的学风。于是，提出了“诚、朴、雄、伟”四个字的新学风。“诚”，就是对学问要有诚意，不把学问当作升官发财的途径和获取文凭的工具；对于“使命”，更要有诚意，应向着认定的目标义无反顾走去。“朴”，就是质朴和朴实的意思，不以学问当门面、作装饰，不能尚纤巧，重浮华，让青春光阴虚耗在时髦的小册子、短文章上面，而是要埋头用功，不计名利，在学问上作长期艰苦的努力，因为“唯崇实而用笨功，才能树立起朴厚的学术气象“。“雄”，是大无畏的雄，以纠中华民族自宋朝南渡以后的柔弱萎靡之风。而要挽转一切纤细文弱的颓风，就必须从善养吾浩然正气入手，以大雄无畏相尚，男子要有丈夫气，女亦须无病态。“伟”，是伟大崇高的意思，要集中精力，放开眼界，努力做出几件大的事业来，既不可偏狭小巧，存门户之见，又不能固步自封，怡然自满。本着这样的思想，罗家伦认为，大学校长的首要之举是聘人。
因此，他一上任，整顿校务的第一步就是从延聘师资入手。一方面他极为挽留原有良好教师，一方面随时添聘专门学者。当时大学的教师分专任和兼任两种，而罗家伦则主张教师队伍以专任为主，其原则是“凡可请其专任者，莫不请其专”，以求其心无二用，专心在中大授课。数年之后，中大兼任教师即由110人减至34人。而这些为数不多的兼任教员，均为某一学科的专家，为政府或其它学术机关所倚重，“本校所欲罗致而事实上又不可能者。”他就职后，同师生发表《中央大学之使命》，讲词中提出：“创造一种新的精神，养成一种新的风气，以达到一个大学对于民族的使命”。除了充实图书仪器外，他还特别注重教学人才的坚强阵容。为了网罗真正的贤才，他绝不出卖人情，为此还得罪不少人呢!由于他的用心求访人才，礼贤下士，所以能请到北洋大学出身、后来留美成绩极为优异的卢孝侯为工学院院长。
1937年应邀参加蒋介石召集庐山谈话，罗家伦返校后，立即作迁校计划，在敌人炮火炸弹中，包用民生公司轮船，陆续将在南京的一个大学，全体师生和眷属及全部设备，用船载运，溯江抵达重庆沙坪坝新校舍，继续正常上课，这在中国的教育史上真是史无前例! 1938年，中央大学学生人数激增到二千人以上，沙 坪坝校址已达饱和状态，于是选择风景清幽的柏溪作为分校。
1943年，政府积极建设西北地区，以增强抗战能力，派罗家伦为监察使，兼西北考察团长，从事陕西、甘肃、宁夏、新疆五省国防建设的考察与设计。
1947年，政府任命罗家伦为首任驻印度大使（印度脱离英国独立）。到任后，他很用心去了解印度的文化、历史、政情，并致力于中、印文化交流。当时印度总理尼赫鲁之下的政要、国会议员等经常来请教罗家伦，印度的宪法有些即是仿自我国宪法。印度国旗本想以甘地革命时期纺织土布的纺纱机做图案。罗家伦建议去掉木头架子，只剩一个圆轮，表示生生不息之义，他们欣然接受了。
1949年，共产党的赤焰在国际上逐日蔓延，
【清华岁月】
在清华校史上，有好几位校长是被赶走的，罗家伦就是其中之一。如果考虑到罗氏办事的宏大气魄和果断作风对于清华的巨大贡献，考虑到罗氏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出色表现，总是令人不由自主地为之惋惜。历史是无情的，罗家伦好像生来就注定和清华没有“缘分”，正值清华的多事之秋来校任职，大刀阔斧，卓有成效，却遇上中原大战阎锡山控制华北，所以罗家伦不得不走，历史又是那样的会嘲弄人，罗家伦为清华费尽心力，却吃力不讨好，学生对他不满进而发动驱罗运动，教授们站在一旁袖手旁观，罗家伦终于伤心地走了，以后再也不肯回来。
我在阅读清华校史的文献时发现，在罗家伦去职后的几年校内刊物上还不时能看到多多少少讥讽他的文字，而且这么多年来，清华校友似乎没有人写过谈罗家伦在清华时期的纪念性文章。记得有一次我在书店翻一本书，读到乔冠华自传里有一句话，大意是说：我们当时虽然赶罗家伦，但罗还是有点本领的。再以后我有机会读了罗家伦的不少文章，很佩服罗家伦的文章见解透辟，感情充沛，文辞秀丽婉转。这样一位有本领的人，为何在清华受到这般不相称的“冷遇”？我们还要看到，罗家伦在离开清华不久出任中央大学校长，任职十年，使中大得到惊人的发展，一时佳评如潮，为什么偏偏在清华就不能成功呢？
罗家伦的另一个很大的贡献是废除董事会，使清华改归教育部，并整顿基金。这三件事实际上是相互关联的。清华原来不归教育部而归外交部管辖，国民政府成立后，清华名义上归外交部和大学院共管，董事会由两个主管机关派人数相等的成员来组成，清华基金的保管在北洋政府时代是由外交部总长、次长和美国公使三个人组成的，国民政府成立后改为外交部总长、大学院院长、美国公使三人组成。基金保管的机构还在外交部手里，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一贯以君子待人，并不去争。罗家伦在就任清华校长之前，曾随北伐军北上，他当时的职务是战地政务委员，并代表大学院兼管该会教育处。该会可以代表中央接收机关，调阅档案。1928年夏初，他进入北平后发现了汤姆生会计事务所查清华基金账目的报告。其中陈龙烟铁矿的股票20万元，会计师估计只值大洋一元。其余的这类废纸还很多，都抵了基金的现款。清华的基金在外交部管理者的挥霍、投机、公债生意之下损失极多，其账目长期以来是一笔糊涂帐。1929年4月，罗家伦到南京开董事会时，提出自己的行政报告和下学年扩充计划，结果是件件被否决。他感到十分愤懑，决心以辞职来换取清华基金的安全与独立，和清华隶属系统的正轨化（即改属教育部）。他认清这两个问题要一道解决。
罗家伦在离开北平时和美国公使马慕瑞谈妥，清华基金不归保管委员会管，也不归清华大学校长管，而交给中美人士共同组成的有良好信誉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代管。后来在会议上，顺利地通过了这一方案。清华的基金从此得到安定和增长。
关于清华改归教育部问题，按正当手续应当在行政院会议上决定，罗家伦担心教育部和外交部两部部长不肯正面冲突，拟出一个调和的办法，他一不做二不休，把这一问题拿到两部部长都不出席的国务会议上去。事先请国务委员戴季陶和陈果夫以他们的名义向会议提案，要求将清华大学直接归教育部管辖，他又活动了蒋介石、谭延闓及孙科等人，得到他们的支持，因而在1929年5月第28次国务会议上顺利通过了。
这次辞职后，罗家伦回到杭州省亲，同时游览西湖美景。在杭州他遇见一位藏书
罗家伦对清华做了不少重大贡献，但是他与本校的教师、学生关系都不大好。他带来的清华大学组织条例，大大地削弱了教授会、评议会的权力。在罗家伦本人以及国民政府的立场上来看这算不上什么过失。但是清华以前是中国教育系统之外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师生受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很深，首先是损害了在本校教授中业已形成并运作的教授治校传统，罗家伦虽然自称在国民党内不属任何派别，但他毕竟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而且有意借重这层关系。这是历来主张学术独立于政治之外的清华人无法容忍的。他来清华之后，的确给清华吹来了一股强劲的“革命”气息，如他本人在校着戎装，在学生中推行军训等都是不得人心的。军训持续半年以后实在无法继续下去，只好作罢。罗家伦当时三十出头，年轻气盛，好展才华，给人的印象不大好。这些因素都是清华师生不欢迎他的原因。当然，直接促使罗家伦去职的重要原因是1930年中原大战蒋介石失利，阎锡山控制华北，罗家伦是国民党人，失去了靠山，不得不走。
【五四亲历】
这份宣言是“五四”那天唯一的印刷品，它言辞铮铮：“现在日本在万园和会上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的学界今天排队游行，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条信条道：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们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当天学生队伍游行到东交民巷时，被外国使馆外的警察阻拦，于是学生推举出包括罗家伦在内的四名代表，向各国使馆递送声明书。
据胡适回忆，“五四运动”这个名词是罗家伦最早提出来的（胡适《纪念“五四”》，他在
【外交经历】
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印度脱离英国，1947年罗家伦任中华民国第一任驻印大使。一次使馆晚宴，被邀的尼赫鲁（印度政府总理）和胞妹逾时很久才到，说是因国会开会刚散，罗家伦问讨论何时，他们说讨论到印度国旗问题，辩论了许久，倾向于沿用甘地对英不合作运动时代所用的旗子。它以绿、白和橘红三横条作底子，中间安放甘地土布运动的纺车（甘地认为家家妇女所心爱而且为其生命所寄托）
罗家伦听了不以为然，而且觉得非常可笑，尽管知道在那神话甘地时期，来批评他的得意之作是犯大忌的，可是对于自己认为正确见解的隐藏是对真理和朋友的不忠实。罗大使迟疑了一下说：“我是一个中国来的大使，如何可以评议你们有历史性的新国旗呢？”“我们一定要知道您所代表的经验和智慧》”在场的印度朋友异口同声。罗家伦说：“一个象印度这样疆域广而人口众多国家的国旗，最好要使散步在各区的人们，看到政府颁布的图案和说明，就能按照仿制，不致错误。甘地的纺车虽简单，但棍棒等件仍然很多，各处仿制，很难合乎比例，将来势必不能一致。国旗不易标准化，是不方便的，这是我所持的第一个理由；我知道甘地抵制英货的纺织土布运动，自有印度独立史上的意义，可是印度要建国，必须要现代化，断不能停滞在手纺脚勾的原始土车上，这土车时代任务过去了，就在当时，它也不过起到了有限的作用，何必把它延长的重建印度的影响，这是第二个理由。说到这里，听着频频点头称是了。致力研究印度文化、历史、政情的罗家伦，又说出了第三个理由：“何不主张将你们历史上和艺术上著名的阿青王轮，放在中间呢？啊青王轮虽有许多轮齿，可是都是按一定几何图案的比例，不但容易绘成，而且民间处处都有现代的印本。正位于国旗中间，实属最美丽，又深切地富于涵义，更易普及。这件有代表印度统一性的古迹，其历史性岂不比纺车更悠久吗？”在座的人都点头大笑起来称赞这是最有价值的意见。尼赫鲁先在沉思，继而也频频点头。
这是一个有趣的场合。以一个中国大使来建议驻在国国旗形态，而且印度也是有悠久文化的国家，恐怕是史无前例的。
【代表著作】
《新人生观》
《逝者如斯集》
《新民族观》
《文化教育与青年》
《科学与立学》
《疾风》
《耕云集》
《心影邀游踪集》
《中华民国开国50年文献》
《革命文献》
《国事百年诞辰纪念丛书》
【趣闻逸事】
(一)文学天才、数学白痴
北大招生，曾有一年破格录取一名学生──罗家伦。当胡适批阅罗家伦的作文试卷时，激赏的给了满分，但是翻阅这位学生的成绩单，却发现数学成绩得个大鸭蛋，其他科也表现平平。但是招生委员会和主持会议的蔡元培校长，都对于破例录取无异议，这批教授真是慧眼识英雄。不过还是劝喻大家学数学时：千万莫作罗家伦！
（二）闹「双胞」的
罗家伦于民国
叶企孙---中国物理学界一代宗师
叶企孙(1898.7.16~1977.1.13)
上海人．原名鸿眷,号企孙。1918年毕业于清华学校，旋即赴美深造，1920年获芝加哥大学理学士学位，1923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4年回国后，历任东南大学副教授、清
叶企孙在物理学上重要研究成果有两个．一是用X射线精确地测定普朗克常数h，得出当时用X射线测定h值的最高的精确度；二是开创性地研究了流体静压力对铁磁性金属的磁导率的影响，这是本世纪20年代在物质铁磁性方面的一项重要研究工作，受到了世界各地科学界的重视．
回国后，叶企孙开展了建筑声学的研究，是我国在这个方面研究工作的先驱．他的重大贡献还在于在科学教育和科学的组织管理方面．他建立了清华大学物理系和理学院，建设了北京大学物理系磁学研究室，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他对本世纪上半叶中国物理学教育和科学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在30年代创建了颇负盛名的清华物理学系和理学院，聘请名教授来校，实行"理论与实验并重，重质而不重量"的办学方针，培养出一批高质量的人才，对我国科学事业发展和清华大学在短期内跻身于名大学之林作出重要贡献。
晚年，叶企孙还作了许多科学史的研究．他的一些科学史研究论文迄今还是研究科学史的楷模．
叶企孙于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因病在天津滞留了一年．在此期间，他积极地组织他的学生在天津制造炸药，装配无线电收发报机，炸毁了日军火车，并动员学生到抗日前线．后因此事不幸受到政治的复杂牵连，于1966~1976年的十年间，受尽凌辱，以至被捕入狱，并身患重病；
其中他一手培养并送到根据地的阎裕昌在1942年的战斗中被日军俘获，这位不屈的清华人被日军用铁丝穿过锁骨拖着游街，依然破口大骂，恼羞成怒的日军将他用乱刀劈死。
不过，
叶企孙（
中国卓越的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物理学界的一代宗师。从1925年到 1952年，长期在清华大学任教，担任负责人、理学院院长。1952年院系 调整时调往北京大学。叶企孙参加过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叶企孙1967年6月被北大红卫兵揪斗、关押，1968年4月到1969年11月，被中央军委办事组逮捕、关押，释放后又被隔离审查到1975年 。据胡升华等人的调查，叶晚年被打入另册，系受他心爱的学生熊大缜冤案的牵连。1938年初，熊大缜往八路军领导的冀中抗日根据地研制高效火药、购置无线电收发报设备和军火，叶曾利用自己的影响帮助筹款和居间联络。但1939年４月，熊大缜被冀中军区以“国民党派遣特务”的罪名逮捕，并于4个月后被处死。1986年10月，中共河北省委对“熊大缜特务案”平反，并说“叶企孙……对冀中抗战做出过贡献”。
23位功勋科学家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二十三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并授予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追授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叶企孙其人
叶企孙于1898年出生于上海的一个书香门第，1918年毕业于清华学 校后去美国留学，先后就读于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物理系，并于1923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4年回国，应东南大学之聘任物理学副教授。 1925年清华学校创立大学部，他接受清华之聘就任物理学副教授，次年升教授，并创建清华物理系出任系主任。1929年，清华大学理学院成立，叶企孙出任院长，并被推选为决定学校大政的7位评议员（教授会议的最高议事机构）之一。此后，叶企孙一直是清华大学的领导核心人物之一，并几度以校务委员会主席和代校长名义主持校务。抗日战争爆发后，清华、北大、南开三校辗转至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叶在联大任教。1941年9月至1943年8 月，他赴重庆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是当时中国科学界实际上的领导（名义上，国民党的朱家骅是院长）。叶企孙还是中国物理学会的创始人之一，并几度出任理事长、副理事长。1945年，叶企孙出任西南联大理学院院长，还曾主持西南联大的校务。
1948年春，北平解放，5月他出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9月，参 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1955年，中国科学院成立时，叶企孙当选为学部委员（即今天的院士），并为中科院数理化学部常委。
1952年月10月，在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叶企孙随清华物理系一起调到北京大学，从此，他“淡出”中国科技、教育界的核心圈子，“文革”中更因他的得意门生熊大缜的冤案而身陷囹圄，于1977年１月悲惨死去。
１９９３年，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在《纪念
“两弹一星”功臣中的１３位与叶企孙的师承谱系
在２３位功勋科学家中，有９位是叶企孙的弟子。第一位就是王淦昌。他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第一届（１９２９年）毕业生，因而是叶企孙的大弟子。１９３０年被叶企孙推荐到德国留学，在柏林大学师从迈特涅教授。这位女教授曾参与发现铀原子核裂变反应的实验，后来又对此作出了正确的解释。原子弹就是在此基础上得以研制成功的。王淦昌的科学生涯从一开始就与原子核物理有缘，他后来就成了世界著名的核物理学家，长期担任中国核物理学会理事长。由于他对我国的核能事业的重大贡献，欧美报刊曾称誉他为“中国的奥本海默”（奥本海默是美国的原子弹之父）。
第二位是赵九章。他是清华物理系第五届（１９３３年）毕业生。叶企孙在送他出国留学时，考虑到国家的需要叫他改学气象学。１９３５年，赵九章赴德国留学攻读气象，１９３８年他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他成了我国大气物理、地球物理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１９５７年，前苏联成功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他敏锐地觉察到一个人类探测太空的新时代即将到来，于１９６４年写信给周总理，正式建议开展我国的人造卫星研制和空间物理探索，并领导筹建了中科院卫星设计院，为我国的卫星研制立下大功。因此，８０年代中国科学院向国家申报卫星研制的科技特等奖时，按成就大小的排名为赵九章、钱骥、钱学森、王大珩、陈芳允等，赵九章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卫星第一功臣”。
这五人中，赵九章、王大珩、陈芳允三人均毕业于清华物理系。钱骥于１９４３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后在南京的中央气象所工作，跟随赵九章。新中国成立后，１９５０年中科院地球物理所成立，赵九章任所长，钱骥为某研究室副室主任。１９６６年卫星设计院成立时，赵九章任院长，钱骥为业务负责人之一。可以这样说，钱骥一直做赵九章最亲近的助手。由于赵九章是叶企孙的入门弟子，钱骥也可以说是跟叶企孙有了间接的师承关系了。
钱学森于１９３４年毕业于交通大学铁道工程系，他怎么会与火箭卫星打上交道的呢？这也与叶企孙有点关系。清华改为大学后，于１９３３年恢复公费留学生，并向全国公开招考，主持这项留学生（不仅是留美，还包括留欧）考试的就是叶企孙。钱学森一毕业就参加了１９３４年的留学生考试，参加这一届考试的有清华物理系毕业的赵九章、王竹溪，历史系毕业的夏鼐，土木系毕业的徐芝纶，南开大学生物系毕业的殷宏章，交通大学土木系毕业的张光斗等共２０人。这些人出国留学学些什么，到哪所大学，都由叶企孙会同各方面专家并结合留学生本人要求仔细考虑，所以他们出去后都学业有成，成为享有世界声誉的一流专家。考虑到钱学森在国内学的是铁路工程，出国留学却是航空工程，两者差异太大，所以就叫他在清华大学补修航空专业一年。从这五位卫星功臣的经历，可见叶企孙对中国“两弹一星”事业的贡献之大。 第三位是１９３５年毕业的彭桓武，１９３８年他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师从国际知名的理论物理学大师玻恩。彭桓武在名师指导下打下了深厚的理论物理基础，获得了两个博士学位，成为扬名海内外的科学奇才。１９４７年他回国后即成为国内数一数二的理论权威。
第四、五位是１９３６年毕业的钱三强和王大珩。钱三强于１９３７年来到法国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师
王大珩于１９３８年赴英国留学，攻读应用光学专业。在谈到他自己为什么从物理学改学光学时，他曾这样回忆道：“在设置留学生的专业和名额上，叶先生有深谋远虑。在抗战前中国的光学工业是零，而国防需要光学机械，为此他设 置了应用光学这个名额。”王大珩学成回国后，成为我国现代国防光学技术及光学工程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还与两位清华校友王淦昌、陈芳允及毕业于交通大学的杨嘉墀一起，倡议开展了我国发展高科技的“８６３计划”。其爱国奉 献的精神与恩师叶企孙一脉相承。
第六位陈芳允于１９３８年毕业于清华物理系，曾在清华大学的无线电研究所任助教，该所是清华特种研究所下属的五个研究所之一（另外四个研究所是理科研究所、农业研究所、航空研究所、金属研究所），而特种研究所委员会的主席就是叶企孙。陈芳允于１９４５年被派往英国一无线电厂研究室工作，于解放前夕回国。他后来成为中国卫星测控技术的奠基人。
周光召、邓稼先、朱光亚三位与叶企孙是隔代的关系。周光召于１９５１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随即考取彭桓武的研究生。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时随叶企孙一起调到北大，１９５４年毕业于北大研究生院。１９５７年赴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工作，１９６１年请战回国参加了原子弹研制的理论工作。１９９２年出任中国科学院院长。
邓稼先、朱光亚都于１９４５年毕业于西南联大物理系，当时，叶企孙是西南联大理学院的院长。１９４８年，邓稼先赴美国普渡大学物理系留学，１９５０年获物理学博士后即回国。他后来是研制核武器的第九研究院院长，被誉为 “ 两弹元勋”，１９８６年因患癌症不幸去世。
朱光亚大学毕业后留校任助教，１９４６年西南联大物理系获两个留美名额，叶企孙与吴大猷商量决定派朱光亚和李政道去。朱光亚赴美国密执安大学留学，获物理学博士后于１９５０年回国。１９５７年，在他的领导下跨出了我国自行设计建造核反应堆的第一步，后来他又成为我国核武器研制工作中科学技术方面的领导人。 于敏和程开甲两位功臣不是清华毕业的，但他们却是叶企孙学生的学生。于敏毕业于北大物理系，１９４９年攻读研究生，师从张宗燧和胡宁，这两位分别是清华物理系１９３４年和１９３８年的毕业生，是享誉国内外的理论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程开甲１９４１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他的毕业论文导师为王淦昌，毕业留校后当了王淦昌的助教。
屠守锷则是清华大学航空系１９４０年的毕业生，１９４１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留学，获硕士后于１９４５年回国在清
１３位“两弹一星”功臣与叶企孙的直接、间接的师生关系，只不过是叶企孙为中国培养科技兴国的栋梁之才的一个集中表现。其他方面的突出事例还有以下几件。第一，１９５５年中国科学院成立时，第一批数理化学部学部委员（院士）中半数以上都来自叶企孙领导下的清华大学理学院的毕业生和教师，其中就有鼎鼎大名的数字家华罗庚。众所周知的华罗庚，出身贫寒，只有初中学历，但他刻苦钻研数论，自学成才。１９２９年被清华数学系
第二件事是，１９５７年中国人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名单上：杨振宁，李政道（当时他们持的是中国护照，所以应该算作中国人）。这两位能到美国留学，也与叶企孙有关。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是清华大学数学系的教授。１９４２年杨振宁从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后，随即又考取了
第三件事是，在美国科学院和工程科学院中有二三十位华裔院士。最早当选的两位院士都是清华物理系的毕业生：毕业于１９３３年的林家翘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也是毕业于１９３３年的戴振铎当选为美国工程科学院院士。另有一件事也值得一提：１９４８年，美国编撰百年来科学大事记，入选的中国科学家仅两位：彭桓武，王淦昌。又是清华毕业生，又是叶企孙的弟子！真神了。叶企孙的过人魅力 叶企孙为什么能在短短二三十年的时间内取得如此骄人的业绩？概括地说，一是他的人格高尚，二是他的方针正确。这两者又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限于篇幅，我们只能简要地介绍一下。
叶企孙的人格高尚是有口皆碑的。王大珩说：“
正是这种无私的品格，保证了叶企孙能按正确的做法办好清华物理系。已故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有句名言：“ 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 也是叶企孙的信条。他无论在当物理系系主任时，还是在做理学院院长时，始终把聘任第一流学者到清华任教列为头等大事。从１９２６年到１９３７年，他先后聘来了熊庆来、吴有训、萨本栋、张子高、黄子卿、周培源、赵忠尧、任之恭等一批年轻有为的科学家到清华理学院任教。有了这批“名师”，“高徒”就不 断从清华理学院涌现，以致１９５５年中国科学院成立时，数理化学部半数以上的院士均来自清华。
叶企孙能聘请这么多名师到清华来，主要是他没有门户之见，不搞近亲繁殖，所以名师就凝聚在他周围。清华物理系第二届毕业生、原华南理工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冯秉铨，在毕业四十多年后还写信给叶企孙，深情地说道：“四十多年来，我可能犯过不少错误，但有一点可以告慰于您，那就是我从来不搞文人相轻，从来不嫉妒比我强的人。”冯秉铨为什么这样说？因为１９３０年他毕业时，叶企孙对他们几位毕业生说：“我教书不好，对不住你们。可是有一点对得住你们的就是，我请来教你们的先生个个都比我强。”这是多么伟大的胸怀！
叶企孙不仅尊重教师，而且热爱学生，“尊师爱生”构成了他教育工作的主旋律。王淦昌回忆道：“我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为了向自己敬爱的老师叶企孙学习，他的老学生和老同事１８５人于１９９２年５月捐赠了几万元，成立“叶企孙奖”基金，以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在首届授奖仪式上，基金会名誉主任、清华物理系第七届毕业生钱伟长深情地说：“
唐朝大诗人韩愈说过：“事业功德，老而愈明，死而益光。”
学生（清华大学物理系、理学院；括号内为括号前者的学生）
王淦昌 １９２９届(周光召、程开甲)
赵九章 １９３３届(钱骥)
张宗邃 １９３４届
胡宁１９３８届(于敏)
彭桓武 １９３５届
钱三强、王大珩 １９３６届
陈芳允 １９３８届
屠守锷 １９４０届清华航空系
邓稼先、朱光亚 １９４５届
顾颉刚
----现代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
顾颉刚（1893—1980），江苏苏州人。原名诵坤，字铭坚，是现代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是中国近代学术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影响的一位学者，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解放前，日本学者，特别是名牌大学如东京、京都、帝大教授，都看不起中国学者，惟对
顾颉刚于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20年北京大学本科哲学门毕业。以后留任教于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云南大学、齐鲁大学、中央大学、复旦大学、社会教育学院、兰州大学等，并任北平研究院历史组主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主编《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燕京学报》、《禹贡半月刊》、《边疆周刊》、《齐大国学季刊》、《文史杂志》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第二、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
顾颉刚受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倡导的“整理国故”思想的影响，从20世纪20年代起即从事中国历史和古代文献典籍的研究和辨伪工作。主张用历史演进的观念和大胆疑古的精神，吸收近代西方社会学、考古学等方法，研究中国古代的历史和典籍。与钱玄同等发起并主持了古史辨伪的大讨论，又广集当时的研究成果编成《古史辨》八册，形成了“古史辨”派。顾颉刚在其研究中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认为时代越后传说的古史期越长，周代时最古的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朝有三皇，汉代以后有盘古，古史系统的形成，主要出于战国到西汉的儒家之手。他以疑古辨伪的态度考察了孔子与六经的关系，指出孔子的“正乐”与社会上没有关系，批评梁启超把孔子说得太完美；断定六经决非孔子“托古”的著作，六经没有太大的信史价值，也无哲理和政论的价值；否定了儒家利用六经（尤其是利用《尚书》）编成的整个古史系统。又提出，必须打破中国古代民族只有一个、地域向来一统的观念，以及古史人化、古代是黄金时代等观念。这些观点今天看来虽不尽正确，但在当时却具有反封建、反对经学偶像的意义。
顾颉刚一生著述颇丰，除所编《古史辨》之外，重要的尚有《汉代学术史略》、《秦汉的方士与儒生》、《尚书通检》、《中国疆域沿革史》、《史林杂识》等等。
注：①黄现璠撰《回忆中国历史学会及越裳、象郡位置的讨论》，载《
顾颉刚生平
顾颉刚（1893一1980），汉族，我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笔名有余毅、铭坚等。
1908年转苏州第一中学堂，1912年秋，入上海神州大学，醉心于文学。
1913年，入北京大学预科，沉迷于戏剧，发现一个故事会因时、因地、因人而流迁变化。
1915年顾颉刚因病回家，完成《清代著述考》二十册，对清代学术有较深领会。
1916年转北大本科，读哲学。1918年北大教授刘半农等人发起征集歌谣运动，征集各地民歌，并按日在《北大日刊》上发表一二首。此事引起顾颉刚的兴趣，
1919年5月，顾颉刚续弦，他写了一篇《一个“全金六礼”的总礼单》的民俗文章。至此他开始考虑民俗学、民间文艺的一些问题，发现歌谣也和小说戏剧的故事一样，会随时随地变化。
1920年，顾颉刚在北大毕业，留校任助教，计划长期编纂一部《中国书籍目录》，约二三百卷。冬，开始点校《古今俗书考》，同时，将自己收集的歌谣，对方言加注后陆续发表在《北京晨报》上，颇获学界好评。
1921年，顾颉刚改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助教，任《国学季刊》编委，编点《辨伪丛刊》。同时常与胡适、钱玄同等人书信来往，讨论古史、伪书、伪事等问题，着手撰写“古史辨”论文。这时顾颉刚也致力于《诗经》研究，认为《诗经》中部分诗是徒歌的民谣，先后撰成《汉儒的诗学和诗经的真相》、《歌谣的转变》、《诗经的厄运与幸运》、《从诗经中整理出歌谣的意见》等文章，研究《诗经》的过程中，在《通志·乐略》里读到郑樵论《琴操》的那段“杞梁之妻”的话，引起注意，后又看到有关这个故事的材料，便下决心对这个故事作一番深入的研究。
1922年，顾颉刚为商务部书馆编纂中学历史教科书，拟将《诗》、《书》等古籍中的上古史传说整理出来，初孕“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学说，认为古代的史实记载多由神话转化而成。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点：第一，“时代愈后，传说中的古史期愈长”；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大”；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至少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
1923年底，顾颉刚离开商务印书馆、回北大研究所，担任《歌谣》周刊编辑，专心从事民俗学、民间文艺研究，成为《歌谣》周刊的主要撰稿人。曾先后发表《郑樵对于诗词与故事的见解》、《东岳庙的七十二句》、《两个出殡的导子帐》、《各种方言标音实例（苏州音）》等文章。
1924年，《吴歌甲集》在《歌谣》周刊连载，反响很大。同年底发表的《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一文，惊动了中外学术界，一时应者蜂起，提供资料、书信讨论纷至沓来。顾颉刚决定就孟姜女故事作一系列专题论述，他主编的九期“孟姜女”专号，将征集到的孟姜女故事资料和自己的研究文章陆续登出，成为《歌谣》周刊所出专号中成绩最突出的一种。
1925年4月，顾颉刚等人到北京西效妙峰山进行社会民俗调查，后发表《妙峰山的香气》等文章。“五卅”惨案后，顾颉刚为《京极》主编《救国特刊》。9月，撰《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第二次开头》。
1926年初，《吴歌甲集》由北京大学歌谣研究室出版。4月《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受到各界瞩目，使顾颉刚成为史学界的核心人物。在所撰长序中，顾颉刚备述自己治学因缘，治学甘苦及治学方向。5月发表《孟姜女故事之历史系统》，6月撰成《苏州的歌谣》。秋天，赴厦门大学任国学院研究教授。年底，游泉州考察风俗，撰成《泉州的土地神》。
1927年初，发表《孟姜女故事研究》，比之以前，对孟姜女故事的见解更加成熟，体系更加完整，使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在学术界的地位更加巩固了。4月，赴广州中山大学，后担任学校
1928年3月，顾颉刚赴岭南大学演讲《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阐述民俗研究的意义和目标。同时，顾颉刚任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丛书》的总编辑，负责历史学和民俗学两类丛书的编纂。在中大期间，顾颉刚还先后为刘万章《广州儿歌甲集》，周振鹤《苏州风俗》、钱南扬《谜史》、谢云声《闽歌甲集》、陈元柱《台山歌谣集》、魏应麟《福州歌谣集》、吴藻汀《泉州民间传说》、姚逸之《湖南唱本提要》等书作序，发表《天后》及《东莞城隍庙图》等文章。
1929年5月，顾颉刚到北京，任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兼
1934年初与谭其骧等人筹备组织禹贡学会，创办《禹贡》半月刊，制定“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为挽救民族危亡致力于边疆和民族历史与现状的研究。《禹贡》刊物成为当时中国历史地理、边疆和民族史研究的总汇，培养了一代历史地理学人才，并创立了中国的历史地理这门学科。同年，顾颉刚将自己研究《尚书》的成果分辑为《尧典评论》、《尧典问题集》和《禹贡讨论集》等出版，相继发表《五藏山经试探》、《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汉代学术史略》、《王肃的五帝说及其对于郑玄的感生说与六天说的扫除工作》、《三统说的演变》、《汉代以前中国人的世界观念与域外交通的故事》、《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夏史三论》、《九州之戎与戎禹》、《鲧禹的传说》等篇（其中少部分与童书业合作）。
1935年初，顾颉刚曾担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历史组主任，主编《史学集刊》；7月，调查河北省古迹，编纂《北平志》。
1936年5月，当选为禹贡学会理事，秋，任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主编《大众知识》。
从1929年顾颉刚到燕京大学至抗战前夕，他曾做过民间文艺研究，1931年与吴立模合作写成《苏州唱本叙录》。
1933年参加燕京大学教职员学生抗日会，成立“三户书社”（后改为通信读物编刊社），出版通俗读物，宣传抗日。接着，发表《鸣凤记中的吴歌》、《明俗曲琵琶调》、《王恩任拟歌谣》、《北平说书分类》、《滦州影戏》、《孟姜女故事材料目录》等文章，又点校冯梦龙《山歌》等。
七七事变后，顾颉刚赴西北工作。9月，任甘肃“老百姓社”社长。编印《老百姓》旬刊。
1938年春曾先后赴临洮、渭源、康乐、岷县等地考察。
1938年10月，顾颉刚到昆明，任云南大学
1939秋，顾颉刚到成都，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先后到郫县、双流、新津等地考察。
1940年3月，创办《责善》半月刊，陆续发表《虞幕》、《乘龙》、《丽江禹迹》等《浪口村随笔》中的一些篇章。4月，被聘为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委员。
1941年春，赴重庆主编《文史杂志》。5月，任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8月，任中央中文系和
1944年秋，受聘齐鲁大学重任国学研究所主任，同时考察大足、合川等地，该年，与娄子匡主编《风物志集刊》。
1945年任交通书局总编辑，1946年主编《文讯》，完成《晋文公》等著作。是年秋，赴西北，任兰州大学教席。
1947年担任大中国图书局总编辑，创办《民众周刊》，完成《当代中国史学》等重要著作。
1948年7月，任兰州大学
1949年，上海合众图书馆油印出版了他的《西北考察日记》、《上游集》、《浪口村随笔》等著作。秋，任诚明文学院中国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顾颉刚任上海市文管会委员、上海图书馆筹备委员、中国史学会上海分会常务理事。
1951年任上海学院中
1952年任复旦大学教授。
1954年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研究员，担任《资治通鉴》总校。
1955年，开始标点《史记》。
1956年，加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
1957年，发表《息壤考》。
1958年，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常务理事。
1959年，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发表《禹贡注释》。
1962年发表《尚书大浩今译》。
1963年出版《史林杂识初编》，内含《蚩尤》、《颛顼》等篇。
1965年冬，因病到北京香山疗养院疗养。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顾颉刚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戴高帽，受批判，每天到历史所劳动，一直持续到70年代初才得以解脱。
1971年开始，担任“廿四史”和《清史稿》的总校工作，1977年完成，先后由中华书局出版。
1979年，发表《柳毅传说与遗迹》、《嫦娥故事的演变》、《〈庄子〉和〈楚辞〉中昆仑和蓬莱两个神话系统的融合》、《“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尚书·甘誓〉校释译论》等论文。该年，担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学术委员、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中国民研会副主席等职。
学术方面
顾颉刚作为一个史学家，享誉中外学术界,影响深远。他将史学上的创见运用到民间文学、民俗学领域来,为之贯注新血液，探讨新方法，同样取得了极大成就。他在孟姜女故事和歌谣学、民俗学诸方面的研究，赢得了很高的荣誉。
1924年，顾颉刚在《歌谣》周刊上连载《吴歌甲集》，历时三月，获得学术界好评。《吴歌甲集》于1926年由北大歌谣研究会出版单行本，这是一部科研价值很高的歌谣集子，不但出版的时间较早，而且有比较详尽的注释等，还附有研究文章《写歌杂记》多篇。刘半农写信给他说：“中国民俗学的第一把交椅，给你抢去坐稳了。”
在民俗方面，顾颉刚作过很多考察研究。对妙峰山的考察，对土地神的探究以及对苏州婚丧礼节的论述,都不断有文章发表。在风气未开的当时，影响颇大。其中《妙峰山的香气》对群众朝拜碧霞
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在我国是首次对传说故事进行精细和系统的考证。他对记载于各种古籍和流传于当时口头的有关材料进行分析，对这个故事的产生、传播及变异状况进行系统的考证，意在对孟姜女故事起源的时间、地点和情节变化以及与历史的关系，作出尽可能科学的阐释。其《孟姜女的故事转变》和《孟姜女故事研究》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从纵横两方面提出了故事的历史系统和地理系统。特别是后文，更加全面而系统地体现了顾颉刚的见解，他最重视“演变法则”，试图由此来认识故事的源头、发展及变形。显然，他是将其古史学说“层累地造成的古史”的观点运用到这个故事的研究中来的，这使其在这个研究领域里的成就卓然不群。顾颉刚对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结论，一直很有影响，特别是其中对故事历史系统的研究成果，多年来一直成为定论。后来的许多民间文艺研究者，多在上面作些补充与发挥，他的“演变法则”，也成为我们至今还在沿用的研究方法。
当然，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主要目的是“为研究古史方法举一旁证的例”，是将传说作为研究历史的资料。研究结果表明，从孟姜女故事已看不清杞梁妻的真正历史面目了。既然如此，传说中记载的其他古史现象也便不可信了。这才是顾颉刚研究孟姜女故事的真正目的，文章中贯穿了新疑古派的思想与方法。在古史研究中，顾颉刚还涉及到许多古神话传说故事，对尧、舜、禹等神话传说均有研究。
顾颉刚为中国民间文艺理论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他那种对民间文艺作出了很大贡献。他那种对民间文艺作动态考察的眼光（“演变法则”）和对古籍资料搜求鉴别的真知灼见，曾给我国民间文艺研究以巨大影响，他研究中被及到一些神话传说人物、事件等，成为后来一些人的研究课题。除此，单就他在主编杂志、主持学会、宣传民间文艺、提醒带动同人进行民间文艺研究方面作的辛勤努力和所起的倡导性作用而言，其功劳也是异常卓著的。
顾颉刚研究书目
纪念顾颉刚学术论文集 巴蜀书社 1990年4月。
顾颉刚年谱 顾潮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年3月。
顾颉刚评传 顾潮、顾洪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5年11月。
顾颉刚学术思想评传 刘俐娜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9年9月。
古史辨学说评论讨论集 陈其泰、张京华京华出版社 2001年2月。
港台研究书目：
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民族主义与取代中国传统方案的探索
（美）施耐德著（1971年）梅寅生译台北华世出版社 1984年1月。
《古史辨》——中国一次科学论战的结果（德）吴素乐
顾颉刚最后三十年 （德）吴素乐
顾颉刚与中国古代历史的考证 （德）吴素乐
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王泛森 台北允晨文化实业公司 1987年。
疑古思想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 彭明辉台湾商务印书馆 1991年9月。
据刘俐娜《顾颉刚学术思想评传》增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