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孕医院是莆田吗:古代以散文形式出现的哀祭文

古代以散文形式出现的哀祭文
古代以散文形式出现的哀祭文，最早见于《尚书》中的《周书·金縢》: 
惟尔元孙某，遗厉虐疾。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干天，以旦代某之身。 
写周武王病笃，周公旦祷于三王，请以身代，史官纳其祝册于金縢之匮中。虽仍属于祭天祈祷之词，但毕竟悬念生死，情切骨肉，可视为哀祭散文的萌芽之作。其后，周代统治者为了巩固其宗法礼教制度，特别重视厚葬，王公贵族卿大夫死后，都要在祖庙前举行祭奠仪式，由史官宣读诔辞，以表彰死者功绩，并确定其谥号。儒家又把此种仪礼伦理化、规范化，使之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礼教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周礼》郑玄注称：“诔者，累也，累列生时行迹，读之以作谥。”诔也就成为古代哀祭文的早期形式。同时《礼记·曾子问》中还规定“贱不诔贵，幼不诔长”，又给它打上了明显的封建等级烙印。最早的诔，据《檀弓》所载为鲁庄公诔县贲父、卜国，认为“士之有诔，自此始也”。但只有记事，而无诔辞。现存最早的诔辞，为《左传·哀公十六年》所载鲁哀公的《孔子诔》： 
旻天不吊，不慭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 
全文虽只短短数语，但词哀情切，体现了“祭奠之楷，宜恭且哀”（明徐师曾《文体明辨》）的抒情特征。因诔辞必经宣读，其中“呜呼哀哉”的呼号语，就被以后哀祭文所广泛套用。 
两汉之间，扬雄的《元后诔》、杜笃的《大司马吴公诔》、傅毅的《明帝诔》、张衡的《司空陈公诔》、蔡邕的《济北相崔君夫人诔》、卢植的《郦文胜诔》等诔辞先后出现，盛极一时。其体例大致为：“选言录行，传体而颂文，荣始而哀终。论其人也，暖乎若可觌；道其哀也，凄焉如可伤。”（梁刘勰《文心雕龙·诔碑》）也就是前列小传，记叙死者生平，表示颂扬之意；后写四言诔辞，称誉死者荣耀，寄托哀悼之思。前者为散体，后者为韵体，从而开两千多年来哀祭文韵散结合之先例。与此同时，由辞赋派生出来的哀辞、吊文，由颂神式祝辞衍生出来的散体哀祭文也相继出现。哀、吊两体从文辞上说，要求“情主于伤痛，而辞穷乎爱惜”。（刘勰《文心雕龙·哀吊》）。一般都前有序言，后有韵语，与诔辞近似。所不同的是早期哀辞“率以施于童弱夭折、不以寿终者”（晋挚虞《文章流别论》）。如曹植的《金瓠哀辞》，悼念他十九岁天折的女儿： 
在襁褓而抚育，向孩笑而未言，不终年而夭绝，何见罚于皇天，信吾罪之所招，悲弱子之无愆。去父母之怀抱，灭微骸于粪土。 
哀痛伤悼之情，溢于言表。吊文则内容广泛，为古代群众性的哀悼文体。如贾谊的《吊屈原文》： 
恭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沉汩罗。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极兮，乃殒厥身。呜呼哀哉兮，逢时不祥。鸾风伏窜兮，鸱鸮翱翔。阘葺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 
以屈原自喻，借悲悼屈原面抒发自己受贬冷落的愤懑之情。此外，还有班婕妤的《自悼赋》，吊影自怜，哀顽凄艳，为后来自祭文的滥觞；杜笃的《吊比干文》，仅 “敬申吊于比干，寄长怀于尺牍”两个偶句，可算是古代挽联的最初形式了。至于哀悼性的散体祭文，首推汉光武帝的《临吊侯霸诏》： 
惟霸积善清洁，视事九年，汉家旧制，丞相拜日，封为列侯。朕以军师暴露，功臣未封，缘忠臣之义，不欲相逾，未及爵命，奄然而终。呜呼哀哉！ 
此为政府文牍。见于私人文翰的，则有曹操的《祭桥公文》： 
故太尉桥公，诞敷明德，泛爱博容。国念明训，士思令谟。灵幽体翳，邈哉晞矣。吾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顽鄙之姿，为大君子所纳。增荣益观，皆由奖助，犹仲尼称不如颜渊，李生之厚叹贾复。士死知己，怀此无忘。又承从容约誓之言：“殂逝之后，路有经由，不以斗酒只鸡过相沃酹，车过三步，腹痛勿怪。”虽临时戏笑之言，非至亲之笃好，胡肯为此辞乎？匪谓灵忿，能贻己疾，旧怀惟顾，念之凄怆。奉命东征，屯次乡里，北望贵土，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尚飨！ 
此为正式以“祭文”命名的开始，内容专以悼念死者为主，且追述“临时戏笑之言”，收尾又使用“尚飨”一词。这种写法，打破了以往常规，逐渐为社会各阶层所使用，而成为后代祭文的基本形式。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思想解放，文学观念加强，哀祭文除为王公贵族歌功颂德之外，也出现了一些悼念骨肉、悲痛身世的至情文字，大大增强了这一文体的抒情气息。这一时期的名篇，诔辞有曹植的《王仲宣诔》、阮籍的《孔子诔》、潘岳的《马督诔》、颜延之的《陶征士诔》等；哀辞有上述曹植的《金瓠哀辞》以及陆机的《吴大司马陆公少女哀辞》等；吊文有祢衡的《吊张衡文》、王粲的《吊夷齐文》、李充的《吊嵇中散文》、陆机的《吊魏武帝文》；祭文有王珣的《祭徐聘士文》、陶潜的《自祭文》、王僧达的《祭颜光禄文》、孔稚圭的《祭外兄张长史文》、刘令娴的《祭夫徐悱文》等；还有用辞赋体写的哀悼文，如曹植的《慰子赋》、潘岳的《悼亡赋》、江淹的《伤爱子赋》、庾信的《哀江南赋》等。在这些各体具备的作品中，与前代相比，亦有所不同。其表现在内容上的，因本期战争迭起，叛篡频见，统治者在夺得权位后，多思正名以自固，故出现了以政府文告形式书写的哀策文。如曹丕的《武帝哀策文》、王珣的《孝武帝哀策文》等，实为古 “诔”与哀辞的混合体。而一般知识分子，则感时伤世，或托古喻今，对人生表现出更多的消极情绪。如陆机的《吊魏武帝文》： 
悲夫！爱有大而必失，恶有甚而必得，知慧不能去其恶，威力不能全其爱，故前识所不用心，而圣人罕言焉。若乃柔情累于外物，留曲念于闺房，亦贤俊之所宜废乎！ 
祭吊像曹操这样不可一世的人物，本可慷慨陈词，而本文却低回想象，怅然系之，涂上一层迷惘旁徨的伤感色彩。而表现在形式上的，由于本期骈体垄断文坛，一切文牍书翰，风行骈四俪六。如梁萧纲的《祭战亡者文》： 
降夫既旋，功臣又赏。班荷元勋，苏逢漏网。校尉沾荣，属国蒙奖。独念断魂，长毕灰壤。膏原染刃，委骨埋泉。徒闻自没，讵辨名传。 
可见当时连祭文也骈偶化了。同时祭文的格式也进一步趋于完备。如东晋殷允的《祭徐孺子文》开始为：“惟太元六年龙集荒落冬十月哉生魄，试守豫章太守殷君谨遣左右某甲奉清芗合，一簋单羞，再拜奠汉故聘士豫章徐先生。”具体点明时间、职务、主祭人、祭品以及死者，从此就成为祭典开场白的定格。 
唐宋时期，古文运动兴起，骈体形式渐微，散体文字时新。只是由于赋体、骈体接近于诗歌，尚有利于表达感情，所以哀祭文除散体之外，仍有采取赋体、骈体的。但不管采用何种形式，其内容与体例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一是本期谥法简化，谥议废除，正如徐师曾在《文体明辨》中说的：“古之诔本为定谥，而今之诔惟以寓哀，则不必问其谥之有无，而皆可知之。至于贵贱长幼之节，亦不复论矣。”同时也不再局限于四言，而逐步向骚体、长短句过渡。如韩愈悼念欧阳詹、柳宗元悼念吕温的文章，既称“诔辞”又称“哀辞”，可见二者基本上已经合流。到了北宋，“南丰（曾巩）、东坡（苏轼）诸老所作，则总谓之哀辞焉”（明吴讷《文章辨体》），哀辞终于取代了诔辞的地位。虽然以后在清代小说《红楼梦》里还出现《芙蓉女儿诔》，那不过是作者袭用旧称的游戏之作，已非古诔的原貌了。其二是吊文范围也逐步扩大，它不仅可以凭吊死者，而且可以凭吊可悲的事物，如唐李华的《吊古战场文》。其三是祭文名称进一步为社会各阶层所广泛运用。此外还出现告、哭、悼、葬、奠、酹、悲等别称。如李商隐的《奠小侄女寄寄文》、柳识的《许先生颍阳祠庭献酹文》、富弼的《哭尹舍人文》、陈亮的《告祖考文》等。至于韩愈的《祭鳄鱼文》、白居易的《祭庐山文》、苏轼的《祭城隍神文》，是古代祭神遗风的流传，不应属于哀祭文之列。 
唐宋八大家及其他名家的哀祭佳什，篇帙纷陈，美不胜收。其中以散体称誉于世的，有陈子昂的《祭韦府君文》、韩愈的《祭十二郎文》、白居易的《祭浮梁大兄文》、李商隐的《重祭外舅司徒公文》、苏轼的《祭欧阳文忠公文》等，而又首推《祭十二郎文》，此文在内容和写作上均不依旧法。不写十二郎个人事迹，只写早年的困苦家境，成年后的暌违远隔，末尾写噩耗传来时的悲痛哀绝： 
呜呼！汝病吾不知时，汝殁吾不知日，生不能相养以共居，殁不得抚汝以尽哀，敛不凭其棺，窆不临其穴，吾行负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与汝相养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与吾形相依，死而魂不与吾梦相接，吾实为之，其又何尤！彼苍者天，易其有极！ 
真乃字字血泪，哀哀感人，曾被誉为“祭文中千年绝调”。以韵文称誉于世的，有王绩的《祭杜康文》、张说的《祭元十郎文》、李翱的《祭韩侍郎文》、欧阳修的《祭石曼卿文》、苏辙的《祭亡兄端明文》等。而又首推《祭石曼卿文》为代表作，此文首先慨叹死者声名之不朽，继悲死者墓道之凄凉，然后追忆过去交往之真挚；从应该忘情达观立论，却以终不能忘情作结，文笔突兀，音节抑扬，写出了作者的无限哀思，亦被誉为千古绝唱。特别是“生而为英，死而为灵”两语，常被后代祭文所引用。南宋末期，民族矛盾尖锐。王炎午于文天祥被元兵所俘时写的散体《生祭文》，与文殉国后写的韵体《望祭文》，感情壮烈，语言精湛，亦属祭文中的杰作。 
当然，从写作风格来对比，唐宋祭文还是各具特色的。唐文以情胜，宋文则以理胜。因唐代碑碣墓志，大量涌现，有关死者升降起居之迹，歌功颂德之词，已被此等谀文所囊括，祭文所写，多属哀挽之语，更显得情真意切。如前述的《祭十二郎文》，固然洋洋千言，一往情深，就是韩的另一短章《祭房君文》，亦复如是： 
维年月日，愈谨遣吏皇甫悦以酒肉之馈，展祭于五官蜀客之柩前：呜呼！君乃至于此，吾复何言？若有鬼神，吾未死，无以妻子为念！呜呼！君其能闻此言否？尚飨！ 
全文仅六十余字，写来却一字一泪，令人不忍卒读。宋代的祭文，则由于受到宋诗议论化的影响，也蒙上了一层议论的轻纱。如王安石的《祭欧阳文忠公文》的起笔：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犹不可期；况复天理之溟漠，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闻于当时，死有传于后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 
该文本系长篇韵体祭文，却不作缠绵往复语，而从议论入题，称道欧阳修的生平为人，气势豪健，在当时诸文家所作祭文中，也被评居首位。至于李易安的《祭赵湖州文》：“白日正中，叹庞翁之机捷；坚城自堕，怜杞妇之悲深。”则深刻地概述了对其夫赵明诚的悼念，名为祭文，却偶句双起，对仗工稳，则与宋代已经定型的挽联处于边缘状态了。 
元明清三代，为我国哀祭文写作的持续阶段。虽创新之作不多，但在继承上却成绩斐著。其中以散体著称的，有王守仁的《瘗旅文》、归有光的《祭外姑文》、钟惺的《告亡儿肆夏文》、刘大櫆的《祭舅氏文》、袁枚的《祭妹文》、吴汝纶的《祭李文忠公文》，以及鸦片战争时期《浙江府厅县生祭黄冕文》等。如《祭外姑文》： 
癸巳之岁，秋冬之交，忽遘危疾，气息掇掇。犹日念母，扶而归宁。疾既大作，又扶以东。沿流二十四里，如不能至。十月庚子，将绝之夕，问侍者日：“二鼓矣。”闻户外风淅淅，曰：“天寒风且作，吾母其不能来乎？吾其不能待乎？”呜呼！颠危困顿、临死垂绝之时，母子之情何如也！ 
通过已故妻子临死思母细节的描述，以悼念今日岳母故世、子女已先期早殇的惨痛，高度表现了哀祭文的文学特征。又如《祭妹文》： 
呜呼！身前既不可想，身后又不可知；哭汝既不闻汝言，奠汝又不见汝食。纸灰飞扬，朔风野大，阿兄归矣，犹屡屡回头望汝也。呜呼哀哉！呜呼哀哉！ 
文中絮絮忆往，簌簌泪下，骨肉情深，肝肠寸断，曾被语文课本多次选读。其中以韵体（或骈体）著称的，有徐渭的《祭少保胡公文》、黄宗羲的《张待轩先生哀辞》、严绳孙的《祭纳兰性德文》、曹寅的《祭郭汝霖先生文》、汪中的《哀盐船文》、梅曾亮的《祭陈石士先生文》等。如《哀盐船文》： 
呜呼哀哉！且夫众生乘化，是云天常。妻孥环之，气绝寝床。以死卫上，用登明堂。离而不惩，祀为国殇。兹也无名，又非其命。天乎何辜，罹此冤横？游魂不归，居人心绝。麦饭壶浆，临江呜咽。 
此中写盐船失火，众多客商死于非命的惨状，哀啭凄厉，寄寓了作者无限的同情与伤感，因而也素称名篇。 
总之，古代的哀祭文从诔辞开始，经过哀辞、吊文和祭文的沿革，一直发展到现代白话文的悼词、悼念文章、唁电等，清楚地显示了我国哀祭文体伴随着社会演变而向前延续和发展的轨迹。看来现有的悼词将与挽诗、挽联鼎足而三，驰骋风行于哀祭文坛，长期葆有其旺盛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