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山医院是三甲医院吗:彭文应的坎坷人生

彭文应的坎坷人生

作者：邹艳  

　  他从青年时代起，就鲜明地主张中国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热情地支持中国共产党，对党的革命事业多次给予无私援助。他曾屡屡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因而被汤恩伯列入“不择任何手段，立即逮捕”的捕杀密令中。虽然只是匆匆一面之缘，但历经20度春秋之后，周恩来依然没有忘记中国共产党的这位挚友、战友、盟友。

　　然而，到了1957年，形势突然急转直下，历史被无情地颠倒，他一下子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右派”、“大毒草”，发妻、爱子先后离他而去。

　　他的名字叫彭文应。

张春桥抛出《质问彭文应》

　　彭文应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1904年 6月27日出生于江西省安福县。面对国民党政权的黑暗统治，他和共产党一直并肩战斗。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民盟中央委员、民盟上海市副主任委员、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并被推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市政协常委。

　　彭文应对新中国充满了憧憬和希望。1951年，他怀着兴奋、喜悦之情，参加了首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从朝鲜战场回来后，他心中感到无比自豪，逢人便说：“我看到了新中国的力量！”

　　尽管彭文应早已是颇有声望的民主人士，但如果没有反右派斗争，没有1957年 7月19日《解放日报》在醒目位置上刊发的《质问彭文应》一文，那么他的名气就绝对不会突然间变得那样“响亮”。该文声色俱厉、阴阳怪气：

　　“彭文应现在改变了战术。原来他同他的一伙商定了三条锦囊妙计：一不讲话，二讲一点，三大辩论。认为凭这三条，足以制敌取胜。时局的发展同他们的估计相反，三条妙计失灵。不讲话，不行；讲一点，藏头露尾，也无用；大辩论，拿不出货色，不敢出场。于是改变战术，说是个别的话讲错了，这是有的，是思想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说是只有言论，没有行动。彭文应说：可以用‘我的一切生命、人格及儿女负责担保’自己不是右派分子，不曾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

　　“这种担保是可以令人相信的吗？否，这完全是欺骗。”

　　这篇文章署名“常孰”，其实乃是张春桥的化名。他以咄咄逼人的口气，对彭文应提出了一个又一个“质问”。《质问彭文应》使“革命左派”张春桥在“反右”斗争中立了一大“新功”。在翌年出版《今朝集》时，张春桥特将《质问彭文应》收入其中。

　　在《质问彭文应》一文发表前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等也纷纷发表了一系列“批彭”文章，“大右派”彭文应几乎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短短 3个月内，除了张春桥的那篇“力作”外，仅《解放日报》一家就连篇累牍地发表了近20篇同类文章。光是从标题看，就能知道这些文章的火力之猛、出手之重，如《彭文应有严重反党言行，民盟上海市委机关盟员予以揭发》、《彭文应反党原形进一步暴露》、《反党好汉彭文应》、《彭文应借视察寻找火种》、《彭文应的“太过”与“不及”》……

　　俗话说：“祸从口出。”彭文应心直口快，话多，文章多，而且从不文过饰非，不发违心之言。翻开 1957年 8月 2日印发的《右派分子彭文应的反动言论摘要》，其“严重反党言行”被分编为八大类。其中有：“社会主义社会中，官多了，官僚主义也多了。如何制止官僚主义？只有民主！”

　　“今天党群关系上所以有‘墙’有‘沟’，原因之一就是干部政策上存在用非所学，大材小用，小材大用（这一点在党内相当多），有职无权，有德无才，有才无德等情况，产生了许多不合理现象，因而造成工作上的损失和群众不满，影响了党群关系。要解决这一矛盾的原则是：量才录用，因才利用和有职有权。做到贤者在位（政治领导），能者在职（业务领导），贤者要注意加强业务，能者要注意加强政治，以求德才兼备。”

　　“解放以来，我们的新闻宣传工作是有巨大的成绩，但还有偏差和缺点。……新闻报道的片面性。报纸上有许多新闻是片面的报道，报喜不报忧，报好不报坏。目前又满纸缺点，成绩跑光，不见了。现在大家过的是‘矛盾世界’。前些日子是‘太平世界’。”

　　“斯大林发生错误的原因之一，即报纸长期没有揭露错误。报纸应当敢于揭露错误，不要报喜不报忧，也不要只打苍蝇蚊子。”

　　“学习苏联不一定好，学习美国不一定坏。”

　　“我们的国家对创造发明、合理化建议的奖励只不过是毛巾、茶杯、汗衫、奖状。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奖励一下子就可以成为百万富翁。要很好理解‘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道理。”

　　彭文应说话总是直来直去，不会拐弯抹角。

周恩来叮嘱陈毅“要记住这个朋友”

　　张春桥在《质问彭文应》中振振有词地说：“谁是左派，谁是右派，这是有言论有行动可查的。”而查遍彭文应此前的所言所行和人生经历后，就会使张春桥的话不攻自破。

　　1917年，仅有13岁的彭文应考取了清华学校，在江西近2000名考生中位列第一。因他举止温文尔雅，讲话细声细气，故而在同学们中得了个“younglady（少妇）”的绰号。但他的性格却毫不绵软脆弱，思想也颇为激进。他十分擅长写政论，曾担任《清华周刊》总编辑、学生评议部部长。

　　1925年，彭文应与高士其同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深造。高士其研习化学，彭文应则专攻政治学，在该校获得学士学位后，又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学硕士学位。1932年学成回国，出任上海法学院及光华大学教授。

　　彭文应虽然年纪轻，但才华横溢，思想先进，政治主张明确。刚回国，他就在王造时主编的《主张与批评》第四期上发表了《社会主义之路比较可通》一文。

　　对于当时尚处于艰难困苦阶段的中国共产党，彭文应同样爱憎分明。针对国民党反动派对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围剿”，他撰写了《剿民乎？剿匪乎？》一文，登在1933年《自由言论》杂志一卷六期上：

　　“先剿匪，后抗日，这是两年来政府坚决不变的政策。国可亡，地可失，日本可以放过，帝国主义可以携手，但是共产党必须铲除，政敌必须消灭。这又是两年来政府始终如一的态度。”

　　“当然，政府所号召的是剿匪，匪是人类的公敌。匪难道可以不剿？剿匪又谁能反对？不过我恐怕政府诸公认错了题目，因此作错了文。打家劫舍，绑票掳人，鼠窃狗偷，这是普通的盗匪。如果三五成群，国家自可用军队或警察去捉捕剿灭。”

　　“然而如今政府所剿的，所要亟亟消灭的，并不是南京巷中的小窃，租界掳人的绑匪，贪赃枉法的贪官，卖国失地的国贼。如今政府所剿的，所要亟亟消灭的，乃是信仰马克思、服膺列宁的青年，赞成土地公有、产业国营、打倒帝国主义的一部分人民，和无数穷苦无告、无路可走、被逼而要求生活的工农、失业同胞。”

　　彭文应赞同走社会主义道路、同情和支持中国共产党，不仅有“言论”可查，更有“行动”可查。

　　他的老同学潘大逵先生在《我们不能忘记彭文应》一文中回忆道：“30年代初文应在上海，一天去看一位朋友，正相畅叙，忽又有一位仪表堂堂身着西装的不速之客来访。因见客房里有陌生人，便不肯进入，只在过道中和文应之友交头接耳私语几句，文应之友便立即匆忙跑进寝室寻找什么。客房的门开着，文应和站在过道中的西装客人彼此曾一再交换眼神，但因未经介绍，西装客人面容又极为严肃，相互都未招呼，当然更说不上交谈了。约过一二分钟，文应之友复急步回到客房，对文应说道：这位来客现有燃眉之急，自己身边的钱和钥匙，不巧都被太太带着上街了，问文应身上有没有钱。文应立即罄其所有以付其友，其友未清点就马上拿出去交给候在过道上的西装客人。这位客人未再说话，也未问钱数，接过手后一面把钱放入上衣里面的口袋，一面向解囊者注目点头，便匆匆走了。文应之友送客转来，才对文应说出内情。原来这个西装客人就是当局正悬重赏缉拿的周恩来，因当天拂晓有个地下同志被捕，如通过关系进行贿赂即可免送警备司令部，周一时手中拮据，所以前来告急求援。文应同志回忆，钱并不多，约相当于今天人民币百元左右，事过之后早经淡忘。谁料事隔多年，周总理不仅未曾忘却此事，而且还记得文应同志的相貌。上海解放不久，周总理到上海视察，上海军管会陈毅同志特为召开一次座谈会，文应应邀出席。会上总理讲了话，文应觉得总理似乎特别注意他；又以为也许是主观幻觉，因自己从未与总理有过联系接触。及至散会，总理竟快步赶到文应面前，口称‘彭先生’，热情地与之握手。文应正感惊愕，总理已向他回溯了30年代初的这件往事。这时陈老总走近总理身旁，总理特郑重给陈介绍说，这位彭先生曾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帮过我们的忙，并嘱陈老总要记住这个朋友。”

据与彭文应相熟的梅蒸棣回忆：
　　“大约在1948年，孙大雨先生主动提议，说他有一个朋友，很有钱，同情学生运动，准备捐助一些款子。于是孙先生带我到宝安路去，会见彭文应先生。当时彭先生捐助给我一笔钱，具体数目现记不清楚了。彭讲明是支持学生反蒋运动的。这件事，对于我们党领导下的复旦大学学生运动是一个支持。我那时是复旦学生，是复旦中共地下党总支委员。”

　　此外，彭文应还参加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营救“七君子”的活动，担任上海各界救国会常务理事，成为中共的亲密盟友和战友。

　　1949年 5月初，陈毅率人民解放军进逼上海，上海警备区司令汤恩伯下达密令：“不择任何手段，立即逮捕史良、彭文应。”

　　当时，彭文应正躲避在江西老乡刘之纲开设的申江医院里。 5月 9日黎明，一群便衣特务闯进医院，当即逮捕院长刘之纲，后来险些将他活埋。当特务们正要上楼搜查病房之际，假病号彭文应已经机敏地蹿出窗口，爬上屋顶，才免遭逮捕。

　　如果彭文应被捕，其命运就会与黄炎培的儿子黄竞武一样被特务暗杀。可是，尽管他本人虎口逃生，但亲人却受到牵连。他的妻子邓世刚刚生完孩子，身体极度虚弱，虽没有被捕、坐牢，但在月子里受了惊吓并由此埋下了病根。三姨邓世琳和司机则被特务抓去。邓世琳在狱中吃尽苦头，受到了非人的凌辱和折磨。

　　5月27日上海解放，一直东躲西藏的彭文应才重见天日。他在街头举着小红旗，跟大家一起欢呼着：“解放军万岁！”、“共产党万岁！”

发妻、爱子成为“反右斗争的牺牲品”

　　彭文应被点名批判后，在北京上大学的长子和长女，背着沉重的思想压力；年仅13岁的二女儿因精神大受刺激，得了失眠症；性格内向的次子则将忧思郁积心头，终日落落寡欢；就连8岁的小女儿到小人书摊上去租连环画时，也被摊主轻蔑地称为“大右派的女儿”，从此再也不敢光顾那个书摊……

　　彭文应的妻子邓世琳自从解放前夕在月子里受了国民党特务的惊吓，就患了严重的高血压和肾脏病，身体一直很虚弱。如今丈夫终日受批挨斗，顾不上家，更使她的身心备受煎熬，住进了医院。就在张春桥抛出《质问彭文应》一文的当天，忧心忡忡的邓世琳突然病危，气息奄奄。守在旁边的老母亲心如刀绞，年幼的女儿更是焦急万分，她一次又一次跑去打电话，想叫父亲马上回来。但每次电话那边的回答都是这样一句话：“现在正在批斗右派分子彭文应，不能找！”

　　邓世琳于当天下午去世，年仅 44岁。彭文应最终没能见到妻子最后一面。

　　面对家庭的种种不幸，面对巨大的政治压力，彭文应在领教了十余次大大小小的批斗会后，仍然不低头、不弯腰。就在妻子含冤离世的第二天，他在民盟上海市委座谈会上为自己申辩说：“从五次‘围剿’时我就开始拥护共产党了。……几十年来没有做过一件反党的事情；相反，我是为党为人民做事。”他再次申明：“可以用我的生命、人格及儿女担保，我不是右派分子，不曾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

　　数日后，在上海人民代表大会预备会议上，他又打了一个比方说：“譬如反革命分子，他处处找大厦的岔子，目的是推翻大厦；我也来谈这里有缺点，那里的窗子破了，我是来为大厦补缺的，为的却是使大厦更好。”

　　在被打成右派后，彭文应一直拒绝“低头认罪”，反而据理力争。有位朋友劝他说：你不承认错误就算了，不要再去辩论去上书了。”

　　他却正色说道：“那不行，这是重要的原则问题，一定要讲清楚。绝不能把帮助救火的人，说成是趁火打劫，这是完全错误的，我一定要讲清楚。”

　　1958年 4月，彭文应被撤销民盟上海市支部副主任委员、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市政协常委等一切职务，原有的工资津贴随之一笔勾销，他成了没有分文收入的闲人。这对于妻子已经去世、子女尚未成人，还要赡养长辈的彭文应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他再也住不起那所每月租金83元的花园洋房了，一家老小赶紧搬进了重庆南路一间只有15平米的房子里。

　　彭文应连一纸检讨都不写，当时一位负责统战工作的干部屡次劝说他：“只要你承认下来，写几十个字，什么都解决了，帽子就摘掉了。”彭文应却坚持说：“我是你们的朋友，你们把我当敌人，我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我没有错！”结果，尽管这位干部几乎踏破了彭家的门槛，也毫无成效。

　　王造时是彭文应的多年老友，他也曾好心地劝过彭文应。在他遗存的一份“思想汇报”中，有如下记述“和彭文应谈话比较久，我们谈了两个钟头。他还是老一套，首先说他不懂为什么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其次从历史上说明他是拥护党、跟着党走的……”

　　彭文应不愿以屈求伸。即便在极度的孤苦中，也从来不违心地道一言，写一字。他强忍悲痛，咬紧牙关硬挺着。可是，他能挺得住，他的幼小的孩子以及亲人却很难挺得住。

　　1961年 3月18日，彭文应的次子彭志平在极度苦闷和压抑下，在家中吞下了安眠药、碎玻璃、针，幸亏被彭文应及时发现送去医院抢救，才免于一死。但是，家庭蒙受的不幸给他造成的精神痛苦太深、太大了，当年12月20日，彭志平在他就读的上海师范学院宿舍内，再次服安眠药自杀。这一次，他永久地离开了人世。当时只有19岁。

　　彭志平是彭文应最喜欢的一个孩子，他酷爱文学，擅长写作，与父亲也最谈得来。彭志平的死，是彭文应在妻子离世后所受到的最大打击。他泪眼婆娑，在儿子的遗照背面愤笔写下了这样几句诗：“一个天才的文学家 /一朵夭折的鲜花 /反右斗争的牺牲品。”

临终前的肺腑之言

　　彭文应虽然是政治学硕士，但因深受当时“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他对自然科学也很感兴趣。在被批斗的日子里，他的心思更加转向了研究科学，从事发明创造。

　　他曾研究过糙米问题，呼吁人们吃糙米以增加维生素 B 1。为此，他还专门请上门给他做思想工作的老友王造时，替他在复旦大学图书馆借阅有关的参考书。

　　1958年下半年，当上海许多“右派分子”被集中到郊区劳动时，彭文应也奉命去了。但他声明在先：“我是来参加劳动锻炼的，不是作为右派来进行劳动改造的！”到了农村，他居然研究起如何改良农具。

　　1960年的一天，彭文应专程赶赴上海市航道局，说是要提“合理化建议”。他拿出一张图纸，图上画着长长的“列车船”。他解释说：“采用‘列车船’运输，可以节省燃料，提高运输效率。”航道局工作人员觉得他的建议颇有可取之处，尤其认为他关心国家建设的热情可嘉，于是问他的姓名和工作单位。但彭文应不愿告诉他们，留下那张“列车图”便默默地走了。

　　实际上，彭文应此时早已没有工作单位了，只是一位在家闲居的人。不过，他总是闲不住。除了以上创造发明外，他曾设计过“保温饭盒”，以使建筑工人、地质队员、农民在野外工作时能吃上热饭；也设计过钩搭砖”，砖上有钩，以节省灰浆，增强牢度；还设计过“两面裤”，可供两面穿，既节省布料，使用寿命也比原来长 1倍……

　　彭文应想以他的创造发明来造福人民，造福国家。

　　在次子彭志平自杀身死后，彭文应明显地衰老了。1962年 11月，彭文应的心脏病加重。王造时闻讯赶来，亲自送他到广慈医院，并请该院副院长张义明多多关照。好友刘海粟、孙大雨等人闻讯后也纷纷前往医院问候。

　　此时，彭文应已是油尽灯枯。经救治，他的生命仅仅延续了30多天，12月 15日，彭文应因心包炎败血症去世，终年58岁。

　　　当彭文应隐隐感到时日无多之际，曾经连续熬夜，在 1962年写就一份致毛主席、党中央的万言书。他用满腔热血发出了最后的肺腑之言：“建议在全国范围内结束反右斗争，摘去全部右派分子帽子。团结起来，建设社会主义！”

　　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但彭文应竟然在九泉之下也难得安宁。当“文革”狂澜突起后，彭文应及其妻子、爱子的墓，一起被扫荡得无影无踪。

　　1989年12月16日，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礼堂举行“彭文应同志诞辰 85周年纪念座谈会”。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领导在发言中表示：“彭文应同志离开我们已经27年了，纵观他的一生，虽也有过一些曲折，但总的来说是爱国的、进步的，是值得缅怀和纪念的。”民盟中央副主席叶笃义专程赴沪出席会议，并和民盟上海市委主委谈家桢等人发表了讲话，这次纪念座谈会，实际上是为彭文应恢复了政治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