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袋鼠精价格:评叶永烈之《遵义曙光对于遵义会议二十位出席者的考证》

        ＜评叶永烈之(遵义曙光对于遵义会议二十位出席者的考证)＞，

 康秀峰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中央秘书或中央秘书长向来居于权力中心内，此和中央组织部部长一样，忝为要职。 

国内外不管作家还是史学家，凡涉及历史问题，无不十分慎重，查明真相才上书。然而叶先生名曰考证，实为不敢面对历史真相，先入为主，把那个人的为政治目的自说的几句话牵强附会加上，不敢否定，还曰为考证。这是考证吗？ 

考证，一是查原史料，二是查历史轨迹。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实为毛泽东的历史。从1921年到1927年9.9日后，党政军史料应是完整性。1927年9.9日之前的史料（文件），由于失败会丢失。尤其顾顺章和向忠发的叛变，中央的史料应被国民党抄去。和共产国际来往的电文应只苏联保存，撤往江西毛泽东根据地的中央领导绝无带这些材料的可能。除非不要命，不要命也不符合组织纪律。然1927年9.9日之后毛泽东的史料和中央到苏区后的一切史料文件，一直到解放，这历史时期的史料可以肯定均完美无缺。理由很简单，因革命成功了。我们在80年前所看的电影和80后所看的电影和电视上，随中央领导人行动的总有多人挑着和马背上驮着箱子吗，这些就是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箱子。到陕北后就更多了，管理和守护的人也更多了，不然怎么能有解放后那么多作家写那么多书呢？进京后成立的中央档案局，后又部分放到历史馆去，那已是80年代后了。 

叶先生说遵义曙光逐步查清历史的“黑角”，遵义会议的出席者名单，历史学家排了好多遍，一直未能弄清楚。那么请问，遵义会议纪念馆是1980年后建馆的吗？不！1955年就正式对外开放了！遵义会议纪念馆１９５５年１０月开放。该馆馆藏文物１５５１件。其中原物７２６件，复制品６６７件，仿制品１５８件。遵义会议纪念馆以复原陈列为主，先后复原展出了会议室，军委总司令部一局（作战）办公室，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刘少奇、等同志的住室。会议室墙上掛有毛泽东、张闻天（洛甫）、周恩来、陈云、朱德、秦邦宪（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凯丰（何克全）、邓发；还有扩大参加列席会议者红军总部和各军团主要领导人林彪、李富春、刘伯承、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共产国际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及其翻译伍修权的像。文化大革命红卫兵大串联时去参观的人何止十万！那时没有邓小平的像。  

请问叶先生，遵义会议的出席者名单是黑角吗？主席去世前和建馆时出席者名单是黑角吗？如那时是黑角，为何不查清？那时的史学家丶政府和党史家都没今天的精英们聪明？连建馆时参加会议与列席会议的人都不搞清？这符合基本常识吗？ 

建馆时参加会议与列席会议的人在解放后均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是1949年成立而非1979年。如有不清均可问清嘛！下面是参加会议的真名单： 

毛泽东，政治局委员，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主席。周恩来，政治局委员，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中革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长征开始时为中央“三人团”成员之一， 

 张闻天（洛甫，政治局委员，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 

秦邦宪（博古），政治局委员，中共临时总负责人，中央三人团成员之一 

朱德，政治局委员，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中革军事委员会主席， 

陈云，政治局委员，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长征开始时为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治委员 

王稼祥、政治局候补委员，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中革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刘少奇，政治局候补委员，苏维埃共和国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长，五军团中央代表（长征开始时为红八军团中央代表，黎平会议后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 

凯丰（何克全）政治局候补委员，共青团中央书记，长征开始时为红九军团中央代表。 

邓发，政治局候补委员，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长。 

红1方面军正军职 

刘伯承(1892年—1986年)红军总参谋长、军委纵队司令员。 

李富春(1900—1975年)中央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
林彪(1907年—1971年)红一军团军团长
聂荣臻(1899年—1992年)红一军团政治委员
彭德怀(1898年—1974年)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军团长
杨尚昆(1907年—1998年)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政治委员
李卓然(1899年—1989年)红五军团政治委员 

黄甦，红8军团政治委员，1927年参加广州起义，1928年任中共香港市委组织部长、中共广东省委候补常委。1929年3月任中共广东省委常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第一、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补选为中央委员。 

李德(1901年—1974年)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军事顾问，长征开始时为中央“三人团”成员。
伍修权(1908年—1997年)翻译（为李德作翻译）当时参加长征。 

从上述参会者与列席者可看出，职别是很高的。最少也是独挡一面的主军事大员，要主军事大员列席政治局会议，因为会议专讨论军事指挥问题。依然肯定政治路线的正确性，否则将发生大分裂，这就是毛泽东只进常委而由张闻天接掌中央负总责的真正原因。 

中央秘书长问题 

现不管叶先生的＂考证＂还是网上，均因为80年代邓副总理军委主席说了他也参加了遵义会议而大加引用。叶先生的＂考证＂还是不能跳出此界去求证。那么他当时是不是中央秘书长呢？下面我们看任过中央秘书长的人是那些。 

中共三大的中央秘书或中央秘书长是毛泽东，同时毛泽东为中央局五成员之一。毛泽东是一大代表。 

郑超麟当年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四大召开时，由大会秘书长彭述之指定其担任记录，每次会议都参加。四大上彭述之任中国共产党第四中央局委员、中央秘书长兼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地位仅次于陈独秀。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 

中共五大周恩来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他还没有到达武汉前，秘书长一职由蔡和森代理。周恩来到武汉后，5月25日，列席第十次中共中央常委会议。这次会议决定：中央秘书长一职改由李维汉担任。 

李维汉,中央秘书长.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任军委二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总政地方工作部部长。1925年1月出席中共四大，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后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还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同年7月中共中央改组，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他是五名常委之一。在中共八七会议上，担任会议主席，和瞿秋白、苏兆征等被选举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 

中共六大周恩来为中共中央秘书长， 后为李立三。 

罗章龙中共四大、五大、六大上，他连续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并担任中共六大的副秘书长。 

李立三1925年1月，当选为中共“四大”代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取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后任中共中央工人部长兼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干事会书记。1925 年 1 月， 出席了中共四大。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宣传部长。1927 年 4 月，在中共五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后，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8 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临时中央政治局 候补委员，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和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7月12日，中共中央成立临时政治局，李为5名常委之一。中共“八七会议”改选李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28~1930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和宣传部长。 

李维汉；1896年出生于湖南长沙。1925年1月，他在中共四大上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共五大当选为中央委员，五大后任命为中央秘书长。1927年5月，在中共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同年7月，中共中央改组，成立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李维汉为五名常委之一。在大革命遭受失败的严峻形势下，他参与决策发动了南昌起义。随后，他和瞿秋白同志主持召开了著名的八七会议。作为会议主持人之一的李维汉同志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此后一段时间，他与任弼时同志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对毛泽东、朱德同志领导的井冈山革命斗争给予了有力的支持。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时被撤销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他先后历任中央巡视员，中央代秘书长。后赴莫斯科学习。1933年回国到江西苏区，任中央组织部干事，后任部长。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候补委员。长征中任军委第二野战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 

柯庆施，1924年春到上海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1926年春回国。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上海闸北区委书记。1929年秋参加组织大冶兵暴后任红五军五纵队政治部秘书长，1930年6月任红8军政治部主任。1931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到1933年。 

 李富春１９２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中共旅欧总支部领导人之一。１９２５年回国参加北伐战争，任北伐军第二军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中共江西省委委员、代理省委书记。１９２７年后，历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代理省委书记、上海法南区委书记，广东省委宣传部长、代理省委书记。１９３１年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长征开始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三军团政治委员，后代理红军总政治部主任。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1936年7月任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抗日战争爆发后，历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共中央秘书长、财政经济部部长、中央办公厅主任等职。 

王首道1928年起任中共湘鄂赣边特委书记。1930年5月起任中共湖南省委常委，负责组织工作。1931年10月被派到湘赣苏区工作。在中共湘赣省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连续当选为省委书记。1933年11月被调往中央苏区。1934年春任中共中央组织局秘书长。参加了长征。任军委第一野战纵队政治部主任。后随红九军团北上，途中任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部长。到达陕北后，任西北保卫局局长、红军保卫局局长。1937年6月起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40年起任中共中央直属机关生产节约运动委员会主任。 

任弼时国共合作破裂后，1927年8月7日出席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积极主张土地革命，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928年在中共六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1931年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40年3月回国后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1941年9月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协助毛泽东领导整风和大生产运动，并受中央委托主持《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1943年3月与毛泽东、刘少奇组成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书记处1945年在中共七届任大会秘书长，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继续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直到解放后去世。与毛、刘、周、朱并列为中央五大书记。1947年春，他拖着病体与毛泽东、周恩来转战陕北并担任中央支队司令员。 

从上述资料说明，任中央秘书长的人均地位显赫，最少省委书记级并起点很高。八七会议的中央秘书长是李维汉。因这年1927年5月，李维汉在中共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同年7月，中共中央改组，成立中央临时常务委员会，李维汉同志为五名常委之一。从五月到八月八七会议间未开中央会议，而且均是政治局委员兼任中央秘书长。这符合党规和合情合理。尤其在大革命时期，叛变投敌的人不少，怎能让一个连中央代表也不是，既不是地方或军队主要大员，更不是中央候补委员的人去当中央秘书长，还会让他参加严重危机下的绝密政治局会议，这不岂玩游戏？！ 

邓那时是何职务呢？邓最显耀的是什么＂领导＂百色起义，而实际上据近揭露的原始资料证明，邓小平根本就没有参加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1929年12月11日，百色起义爆发，同志们在与敌人浴血奋战时，邓小平1929年11月中旬已离开广西去上海，邓小平自己的记忆（1968年，我的自述离开的时间是1929年10月中旬），邓小平此时正在上海的家里携妻抱子。百色起义两个月后，1930年2月7号，邓小平回到广西时（红军第七军报告，1930年5月；袁任远：从百色到湘赣），不但百色起义早已经举行了，红七军也早已经成立了，就是龙州起义和红八军的成立仪式也在一个星期之前都举行过了。说邓小平是在1930年2月被任命为红八军政委。但只有政治部主任，由起义主要领导人之一的陈豪人担任，何来什么“邓政委”。1930年11月，红八军残部并入红七军后奉中央指示，离开广西河池，拟北上江西进入中央苏区。遭敌人重兵堵截，损失相当惨重，进入广东境内后，红七军由两个师缩编为两个团。在韶关、乐昌之间渡河时，被赶来的敌人截击，红七军被敌截为两段，已经过河的红七军主力在邓小平、李明瑞的率领下，进入江西的崇义地区。战斗极其激烈。在这个时候，邓小平突然声称接到中央的指示，要他回上海去汇报工作，在没有告诉红七军总指挥李明瑞的情况下，只是和两个人说了一声，然后换上便服匆匆地溜走。在敌人的重兵包围中，邓小平自己口头说回上海汇报工作的中央指示，中央的指示如何能传达到邓小平本人，而且谁也没见过那份要邓小平回上海汇报工作的中央指示。邓小平一去之后再也没有任何音信。邓小平第二次离开红军，给红七军的军心造成了极大的震动。此时红七军的处境极为险恶，影响可想而知。 

后从上海到江西。到江西后只当县委书记。后又被撤职。 

那么叶书中说【他是一九三四年底开始任第二次中共中央秘书长。见《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第五百三十八页“邓小平”条：“一九三四年十月参加长征，年底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是真吗？柯庆施1930年中共中央秘书到1933年。王首道1934年春任中共中央组织局秘书长。参加了长征。 

叶说邓自已说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是在黎平会议或黎平会议后，在猴场会议之前。那么看看这些会议是什么样会议。 

通道会议，这是经过惨烈的湘江之战后，红军广大指战员所思索的问题。 中央领导层也在思索这个问题，并发生了激烈争论。1934年12月12日就在那里召开，当时因情况紧急，此次会议的召开又是在行军路上进行，人称“飞行会议”，是鲜为人知的一次重要会议。主要是讨论红军“奔何处”的问题。通道会议以后，经过毛泽东的努力说服，许多领导者转变了观点，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1934年12月15日，中央红军占领黎平。 18日，党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王稼祥、博古、李德（列席）。会上争论十分激烈，争论的中心议题是关于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问题，李德仍坚持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这样就势必陷入敌人布下的口袋。毛泽东则主张往黔北走，放弃与红二、六军团的会合，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最后做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定》。12月19日，中央军根据黎平会议做出了行动部署，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将第八军团编入第五军团，取消了第八军团番号。 

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1日又在猴场(草塘)召开会议。猴场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提出了红军渡过乌江后新行动方针。 

红军在减员五万多人只剰三万余人的情况下，在前有敌军堵，后有敌军追，天上有敌飞机炸，这时会去讨论提个秘书长吗？且不说还是莫斯科回来的握实权，提个秘书长也要免去前一个呀。这个中央秘书长这么重要吗？莫斯科回来的对邓好吗？况且文件均由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署名发布的。咋没头脑思考问题！ 

叶先生文中说：＂邓小平出席遵义会议时的身份，最初定为“《红星》报主编”。《红星》报是红军军事委员会机关报，由总政治部出版。邓小平作为“邓、毛、谢、古”之一在挨批判后，被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调去编《红星》报。在中央苏区，《红星》报石印，每期印一万七千多份。长征途中改为油印，每期印七八百份。伍修权在一九八二年第一期《星火燎原》上的《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一文中写及：邓小平同志先以《红星》报主编身份列席会议，会议中被选为党中央秘书长，正式参加会议。《文献和研究》一九八四年第五期发表，又在《党史通讯》一九八四年第九期刊载。条目经邓小平本人审定，是会议前已担任此职。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分析，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是在黎平会议或黎平会议后，在猴场会议之前。他的前任邓颖超和继任者刘英都证明他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这里就是无头无绪凭两片皮乱说。 

那么我们先看看；刘英（1905—2002）女，原名郑杰，张闻天夫人。湖南长沙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长沙师范学校党支部书记、中共湖南省委妇女部部长，1932年回国。后任共青团福建省委书记，少共中央局宣传部、组织部部长。1934年参加长征，任第三梯队政治部主任、中央队秘书长。到陕北后，任共青团中央局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秘书处处长。 

邓颖超，１９２５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并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部长。后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部长。１９２７年后，在上海任中共中央妇委书记。１９２８年５月，在莫斯科列席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回国后，任中共中央直属支部书记，在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１９３２年５月，赴江西中央苏区，中央政治局秘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机关直属总支书记。１９３４年带病参加长征在休养连。到陕北后，任中共中央白区工作部秘书，中央机要科科长、中华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内政司法部秘书。另外补充，周总理也绝不会允许邓颖超在党內任要职。刘英丶邓颖超都不是中央秘书长。 

刘伯坚１９２６年回国，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应邀到冯玉祥部任国民军第二集团军（即原西北军）总政治部副部长，推动冯玉祥部并举行著名的“五原誓师”，配合南方国民革命军进行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的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刘伯坚被迫离开冯部后，先后从武汉到上海，做党的秘密工作，曾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１９２８年，再次被党派往苏联，同年，出席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１９３０年下半年回国后从上海转道江西，先后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中革军委秘书长、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他的职级也明显高邓很多。 

再看《红星》报主编问题 

中央宣传部长是张闻天，中央党报编辑委员会主任张闻天兼，这说明由张闻天负责。苏区出版有1931年3月9日，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中共中央机关报《战斗》，王稼祥任主编。1931年7月1日，中共苏区中央创办《青年实话》在永丰龙冈出版，后迁于都。1933年1月5日改为周刊，印数达28000份，总编辑部和印刷厂均迁往瑞金。发行113期，影响甚大。1931年12月11日，《红色中华》在瑞金叶坪创刊出版。第50期改为三日刊，第148期起改为周三刊。1932年2月由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机关报改为中共苏区中央局、中央政府、中华全国总工会、少共苏区中央联合机关报。设社论、要闻、专电、时评、区域建设、中央革命根据地消息、党的生活、赤色战士通讯、工农通讯、工农民主法庭等栏目。1935年2月5日经中共中央书记处电示停刊。1935年11月25日在陕北瓦窑堡复刊。1937年1月29日《红色中华》改名为《新中华报》。沙可夫、杨尚昆等曾先后任主笔、社长。1932年6月21日，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机关刊物《红的江西》创刊发行。1932年8月1日，苏区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队机关报《少年先锋》在瑞金创刊发行。1932年8月1日，中央苏区反帝总同盟机关报《反帝战线》创刊出版。1932年8月1日，《革命与战争》在瑞金首刊，先后由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政治部和中央革命军委编印。1932年8月23日，湘赣省苏维埃机关报《红报》创刊，三日一刊。1932年8月23日，湘赣省苏维埃机关报《红报》创刊，三日一刊。1932年9月，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编《世界革命简史》，由工农红军学校印行。1932年12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机关报《红星报》创刊号在宁都小布出版。陆定一任主编。1933年夏，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执行局主办《战斗》在瑞金刊行。1933年10月5日，苏区中央儿童局机关刊物《时刻准备着》在瑞金创刊。 

在血战湘江后，先不论邓是否任主编，所有这些报纸的印刷机器在血战湘江后全毁了，未牺牲者人员也充实到战斗部队去了，怎能再出报纸？退一万步讲，即使是《红星报》主编也无资格参加遵义会议。 

作者文章说；【杨尚昆同志说：“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到遵义，遵义的同志问都是哪些人参加了遵义会议，我一一作了回答】。但【他们又问小平同志是否参加了?我说好像不记得他参加了】这句是胡编！叶先生文中【有关邓小平出席遵义会议的资料。最早见诸报刊的，是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三日的《贵州日报》，第三版以头条地位刊载了萧明的通讯《邓小平同志在遵义》，一开头就写道：本月三日(即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三日——引者注)，遵义会议纪念馆里非比寻常。遵义会议纪念馆里的工作人员，很久以来就盼望着能接待一次参加过遵义会议的客人。今天这个愿望实现了，邓小平、李井泉、杨尚昆等同志来参观纪念馆。遵义会议的参加者邓小平和杨尚昆同志，------】真会编！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参加遵义会议的人均在，既有文件，又有当事人在，纪念馆的人会提出另外的人吗？当时均健在时为何不去问小平同志呢？为何不去问其他当事人证实呢？那有当事人均健在时为不去问清的道理！况邓扬去遵义是八十年代的事，当时上了年令的人家有电视的人均看了此报道，我也是在中午吃饭时看到此新闻的。 

陈云手稿的问题 

作者说；【一次重大的进展，发生在一九八二年——距遵义会议四十七年之后。那是位于北京远郊的中央档案馆，有一批五十年代从苏联运回的档案，内中有一份重要手稿。手稿开头的一行字，引人注目：“(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这表明，这是关于遵义会议的一份原始文献。虽然早在五十年代，中央档案馆已经注意到这份手稿，但由于手稿无署名未敢公布这一手稿。】请问叶永烈先生，如果你在50年代任馆长，你不敢公布这一手稿吗？在毫无疑问的情况下有必要公布这一手稿吗？毛主席丶周总理丶刘少奇丶林彪丶张闻天丶彭德怀丶李富春等会忘记？有疑惑也可去问主席嘛！况且，这些原始资料如80后未销毀，岂能不在中央档案局而只个人手记保存！张闻天记录的也会交存档，如按你聪明绝顶的思维，建国后的史料均要重新从1979年起去考证解＂黑角＂了。 

作者对陈云对此作出解释，“遵义会议是党中央政治局的扩大会议，董振堂同志虽然是五军团的军团长，但在党内没有担负负责的职务”，陈云肯定了邓出席遵义会议了吗？那么邓又担负负责的职务了吗？中央秘书长？邓在长征前苏维埃两次大会上均无名，在县委书记任上撤职的人能当中央秘书长？你不看看那几个当中央秘书长的人是什么职务，那均是中央委员以上甚至政治局委员！十分显赫！依此也可作出绝非中央秘书长的结论，还用考证？今天你一个地委书记省委书记能当中央秘书长？省委地市委秘书长也均是省委地市委常委，你－个被撤职的县委书记能一步登天？再则你为何不以陈云解释和陈云手稿下结论？你为何不以杨尚昆先前称：“解县委书记职后他被送到基层去了，但不知道具体做什么＂。索尔兹伯里的说法：“最准确的一种说法是，他被派到离瑞金很远的乐安县南村区当‘巡视员’了下结论？ 

你提的会议出席者们有哪几个？不就是个老乡嘛！
遵义会议原本没有“黑角”。 

遵义会议“黑角”是人造出来的。谎言除了能欺骗无头脑者外，在智者面前只是一个笑话。我也无意贬低老红军邓小平，他解放后当了中央秘书长丶中央书记处总书记丶国务院付总理丶军委主席。但在七大前不是中央候补委员，长征前行政官职只是县委书记，非军团军事主官无军内大官职。他为中国革命奋斗了一生，我＋分敬重他。但历史终归史实。 

其实关于秘书长的之事出于八十年代，争论于九十年代中后期后。八十年代后冒出个邓小平出席（列席）遵义会议了。以什么身份列席呢？一种说法是根据邓小平自己的请求，担任红军机关报《红星报》的编辑出席会议。李一氓予以否认说：长征期间，不可能发行《红星报》。况《红星报》主编是陆定一，红军长征路上的标语均出自他手。否定后又说是中央秘书长出席会议和在会议上选为中央秘书长，又被人否定。反另又说是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一职，对此刘英说邓小平所担任的是“中央直属队”的秘书长。另邓颖超说，她的秘书长职务是由于长期患病才由邓小平接任的，邓颖超的中央机关直属总支书记后改过为中央机关秘书长。长征时到干部休养连了。 

所以叶永烈先生现在的考证手段并不高明。因为他没头脑思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远到1931年称马背上的共和国，近则从1949年起而不是从1979年起。 

还是他自己女儿的书中对女儿的提问作了真实的回答：长征的时候跟着他们走。 

邓小平至少三次说过，他在1927年底就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在1980年参观八七会议旧址时，他曾指出：八七会议时，“李维汉是秘书长，……我是中央秘书，……1927年底在上海我才当秘书长。”在1984年3月会见外宾时，他又说：“我1927年从苏联回国，年底就当中共中央秘书长。”同年10月，他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再次指出：“一九二七年底我第一次当中央秘书长时二十三岁。” 

如此说可谓史上不记下中央秘书长是不甘罢休了，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就考出来了证出来了，是不能否定了。再过一二十年呢又如何？为何其他人的任职历史清清楚楚？ 

康秀峰  

2009.1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