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生馆门头设计说明:张正隆：在雪野中寻找历史

张正隆：在雪野中寻找历史 

杨东晓

2011-11-24 13:21:58

看历史

　　 张正隆仿佛给自己下一个结论：“历史深处，颠覆性的东西太多了，历史里头都是新闻!我就留在历史里不回来了……历史它有那种魅力，我就像是跟它谈恋爱。”

　　22年岁那年，张正隆正和他的同龄人一样，被时代的大潮裹挟着，在乡下插队。不同于其他知青的是，他在本溪县小市公社插队时经常写关于知青生活的通讯稿。这一特长被县革委会发现了。1968年，21岁的张正隆被抽调到县革委报道组专门写报道。

　　“那时候能写啥？写抓革命促生产、文化大革命怎么好啊、写农业学大寨呗！”，但他自己最喜欢写的还是知青文学。在县革委写了半年，反映抓革命促生产的通讯就在新华社上了6篇。

　　6篇新华社通讯对于这个县城，不是一件小事；对于张正隆本人，更是得到了人生的下一个机遇。当地驻军看上了他，把他调入某军直属炮团政治处报道组。从1969年起，铁路工人的儿子张正隆，在务过农、当过通讯员之后又成为一名军人。根正苗红、专业特长突出。张正隆从战士升为排长、新闻干事、宣传干事。这些报道都是写军队中涌现出的活雷锋、战斗英雄。张正隆的第一本个人文集《爱，你就是太阳》，正是选编了他从1970年代到1980年代，以军人为题材的报告文学作品。

　　1984年，张正隆正在北京的《解放军文艺》改稿子，总政要派创作人员到中越边境正在打仗的法卡山进行报道，问他去不去。他跟沈阳军区请假时特意说“不要让家属知道”，他怕家人知道他上了前线会担心。

　　1987年，总政组织出版一套《中国革命斗争报告文学丛书》。张正隆的工作，是完成其中的“辽沈战役”这部分，就是后来著名的《雪白血红》。而正是这一本书，不但改变了他认识历史的方式，甚至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 实事求是

　　接到写作任务后，张正隆集中一年时间，采访了上百位辽沈战役的亲历者，做了一百多万字的采访笔记，但是到写的时候，他为难了。他采访得来的内容，完全不同于他此前所知道的这段摧枯拉朽所向无敌的革命战争史。“战争太残酷了啊”，《雪白血红》出版22年后的今天，提到这段历史，张正隆还是会压低声音、身子前倾，仿佛在说一个秘密。

　　不仅是残酷，使张正隆为难的还有，他的上百个采访对象多多少少地都与“四野”有工作关系，他所查阅的资料，涉及大量林彪与以毛泽东为主的中共中央之间的电文，都是当时从未披露过的。张正隆说，“我写《雪白血红》的时候，查看资料，采访，发现了许多从不知道的历史”

　　“这么写，会不会打棍子？我岳父是农民，他就告诉我，不能这么写”，张正隆说。

　　怎么写？

　　那是一个正在讲“透明度”的年代。

　　张正隆碰到问题时，就跟解放军出版社联系，解放军出版社的回复很明确：“实事求是”。

　　“这是总政下的任务，我觉得是有国家支撑的，所以就敢写。”张正隆没有回避林彪是辽沈战役中主角的事实，没有回避国民党抗日，他说国民党纪律还挺好，能打。

　　但是在那样的大气候下，有“透明度”三个字和解放军出版社“实事求是”的要求在，他还是写了。

　　1989年9月出版的《雪白血红》，一下子震动了出版界、成为畅销书，但仅仅半年后，到了1990年3月，就有人告状，说这本书美化国民党、丑化共产党。书不让卖了，对于张正隆的影响是，后来他出的书，内容审查得更严了。

　　现在，问起他当时害怕不害怕，张正隆一点都不回避，能不害怕么？“当时我才43岁，还想进步呢。”

　　然而这番周折之后，张正隆仿佛给自己下一个结论：“历史深处，颠覆性的东西太多了，历史里头都是新闻！我就留在历史里不回来了”。看到那些历史的真相，他说“也害怕呀，但历史它有那种魅力，我就像是跟它谈恋爱。”

　　张正隆说自己个儿不高，上阳台晒个衣服还得踮踮脚，但他是个有血性的东北男人，寻找历史的真相，就是他的目标。

■ 寻找抗联老兵

　　1988年写《雪白血红》时，张正隆接触到了东北抗战史，已经开始了写一本东北抗联14年抗战史的构思，并从那时开始寻找抗联老战士。

　　由于《雪白血红》带来的强烈反响，一时间有不少企业和出版社要出资赞助他写《雪冷血热》，但是一听他的采访计划，要跑完50个县，得采访5、6年时间，写完要7、8年。所有争相赞助的人都不再提此事了。5年的时间，谁愿意拿本届的钱给后任打这个基础呢？没了赞助，又不是国家项目的课题，张正隆靠自己的力量采访了整整14年。

　　从1988年开始，他一个县一个县地在东北的大地上寻访抗联老战士。抗联战士本来人数就不多，在“自然法则”下又走了一些，所以他们每一个人对于张正隆所拯救的历史，都是金子般的珍贵，尤其是还能谈得多的人，更是一座富矿。

　　寻找富矿的人，往往走在一片贫瘠的荒野上。

　　张正隆倾个人之力，想找到散落在五十多个县里的抗联老战士。往往好不容易找到一位老人，却已经只能歪在坑上坐不起来了。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曾参与到怎样的历史中，他们只能回忆自己亲眼看到的那些人和那些事，不知道自己身经过的战役有何意义、象征什么，因此，谈话没有什么“视野”，也没有反思，然而这种原生态的历史、原生态的生活的意义是不可替代的。对张正隆来说，是非常珍贵的。

　　有的老人只能记起片段的东西来，要连缀起来，就要跟其他讲述者的故事相映证。这样的采访要反复进行，有位老人被张正隆先后采访了三十多次。有时白天没聊完，晚上接着聊，聊到后半夜走不了了，就睡在老人家的热炕头上。张正隆几十年没睡过热炕头了，睡一夜烤得上了火，起来后满嘴都是泡。

　　为了用自己有限的钱走到更多的地方，找到更多的采访对像，张正隆尽量节省开支。全家人都理解和支持他自费采访，但是现实很冷酷，他夫人是公务员，上世纪90年代时，工资一拖就拖几个月发不下来。张正隆在县里采访，就住5块钱一晚的旅店，坐蹦蹦车。

　　1990年代，他到本溪县桓仁寻访抗联一军一师的老战士赵明山，一军一师被打散后，赵明山回家乡当了农民。当时的本溪县已经有了桑塔纳和夏利出租车，可他花不起这么多钱，叫上一辆电动三轮车，一路“蹦蹦蹦”地到了村里。那时的电动车还没有铁壳，只是在车身外扯个塑料棚，在风中唏哩哗啦地响着。东北的寒冬腊月里，开车的和坐车的一个模样，全冻得“鼻涕啦渣的”。

　　找到赵明山的家，这位1980年落实老红军待遇开始发放补助的老人，已经有几个月没领到补助了，本溪是个工业城市，和全国其他工业城市一样，1990年代末，也在下岗的大潮中挣扎，整个县财政都困难，很多人发不下工资。

　　赵明山的房子漏了没钱修，他告诉张正隆，头痛病犯起来，想买三毛钱的止疼片都买不起。采访结束，临走时，张正隆给赵明山老人留下一百元钱，老人说什么也不收，他说他是享受政府补助的人，只收政府给的钱，个人的钱一个也不要。推搡半天，陪同张正隆一同采访的县武装部的一位科长说：他的官呀比县长都大，钱比县长还多，他就代表政府了。这才在推推搡搡中把钱硬塞给老人。

■ 复原“九·一八”之夜

　　与没有资金相比，找人更加困难。

　　张正隆几乎到了逢人便问的程度。这种“每事问”的态度，有时能带给他天大的惊喜。2000年5月，东宁县请张正隆去采写一篇日本人在东营筑要塞的作品。他就向对方明确提出来，你们得帮我找抗联老战士。东宁县武装部真的帮他打听到一位，93岁的陈广忠，当年北大营7旅通讯连战士，原籍河南，年轻时从张学良招兵来东北，说着一口东北话，耳朵已经失聪。待张正隆到绥阳镇见到陈广忠，大喜过望，他是1931年9月18日北大营事件的亲历者，当晚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左腮，满口牙顿时没剩几颗。那个晚上，最关键的两个小时，日本人如何如入无人之境地闯进北大营的，陈广忠记忆犹新。

　　正是这一人证，使张正隆在查阅了无数资料也无法复原的北大营现场复活了：

　　9点，熄灯。

　　10点多，西南方传来爆炸声，接着是密集的枪声。

　　陈广忠所在的7旅是个对外开放的窗口式军旅，常有外军参观。是夜，长官告诉他们，那是日本人搞演习。结果炮弹就落进大营了，有人伤亡了。长官还是喊“原地待命”。动作快的去拿枪，床上床下那些手无寸铁的人，衣服没穿上就被冲进大营的日军打死了。服从命令的军官还在原地“挺着死”，结果死的死，俘的俘，还有被部下架出去的。

　　仓库里轻重机枪、步枪、火炮、坦克，都整齐地摆放着，没一支一门射击过。

　　陈广忠说：“东北军算是把脸丢裤裆里了。”

　　在找到陈广忠之前，所有资料、电文只能告诉张正隆，那一夜，张学良正在北平前门外中和戏院，带着于凤至和赵四小姐，听梅兰芳表演的《宇宙锋》。他到北平还带着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兼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

　　另一位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兼吉林省主席张作相，正在锦州老家服丧。奉天坐镇的东北边防军参谋长、代司令长官荣臻，前一天为父做寿，“九·一八”当晚在家应酬。

　　当晚在职位上的辽宁省主席臧式毅、东北特区（哈尔滨）行政长官张景惠，事变之后即当了汉奸。

　　活着的陈广忠，把故纸堆旧电文中的“九·一八”之夜，变成了战场。

■ 抗联十四年

　　东北从1931年“九·一八”之夜开始，就进入了抗战，东北抗战的时间，比全国的八年抗战早六年。在东北抗日联军组建之前，东北各地已有东北抗日义勇军、东北反日游击队和东北人民革命军。

　　张正隆在讲到抗联坚持斗争的残烈时，提到了长征。长征最艰难的是爬雪山过草地，抗联则是十几年如一日在酷寒的环境中与日军抗争。他们在被逼到绝处时，唯一的活路就是往更深的山里钻，钻到人类无法生存的地方去喘口气，再跑出来打游击。他们也往草甸和泥淖里逃，穿过泥淖去找额伦春和达斡尔人要点吃的，让他们指条路出山。因为要豁出命去，所以这些地方，日军是走不到的。抗联战士只能在“要命”的地方，和日军周旋、打游击。

　　没有食物，饿死的人比战死的人多，人吃人的事也发生过。张正隆找到一位风烛残年的老战士，他什么都不愿意说，而知道他的一些老兄弟，全向张正隆指证：他吃过人，就是他吃过人。张正隆说，不吃，他当时就过不去(生死关)；吃了，他一辈子都过不去了(良心谴责)。

　　中国战争年代，各种激进的错误，在东北抗联也同样存在过。

　　1933年6月，苏维埃政权发展到东满，完全效仿苏联而不顾中国东北的节气，当地人还以为苏维埃是个人，也不明白集体农庄是什么，但是满洲省委已发出农庄8小时工作制、妇女和青年6小时工作制的指示。职业革命者也越来越多，对集体农庄大加赞美和提倡，认为形势大好。原来肯干的年轻人不再劳动，而是骑着大户家里拉来的马到处闲逛。一些本来支持革命的大户，被共产党批斗后，吓跑了，而农民变成了游手好闲的二流子。乌托邦式的农庄破产了。

　　这样的事件，张正隆如实地记录下来，不做论述，不展开写。他认为：能看懂的自然就看懂了。

　　东北抗联14年的历史，张正隆靠自己的力量也采访了14年，他给这本书取名《雪冷血热》。14年中，他采访过的八十多位抗联老战士，而到他的书出版时，只剩两位还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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