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色彩心理学的论文:毛泽东时代压根就没有闭关锁国这档子事

      新中国建立之前，毛泽东对外交就有了一个初步的设想：“我们这个国家，如果形象地把它比作一个家庭来讲，它的屋内太脏了……中共建政后，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等屋内打扫清洁、干净，有了秩序，陈设好了，再请客人进来。我们的真正的朋友可以早点进屋子来，也可以帮助我们做点清理工作，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暂时还不能让他们进门。”（1949年2月，毛泽东同米高扬谈话）这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对于这种外交思路，莫里斯.迈斯纳在其著作《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中给出的解释是：驱逐外国人是中国将来在平等的条件下与西方国家打交道的一种必要的心理前提，自1842年以来，中国的政治家和政府以及传统的和现代的民族主义者都曾发誓要甩掉外国的枷锁，但是，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现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显示自己有这种能力的政府。莫里斯的评价是公允的，只有采取这样一种外交策略，新生的中国才能清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各种特权，实现外交的独立和自主。

      在“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思想基础上，五十年代初期，毛泽东又提出了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和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思想。周恩来总理于1953年底进一步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此后不久，毛泽东又明确提出：“应把五项原则扩展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从此，五项基本原则成为中国外交始终坚持的基石。1955年4月，中国积极参加了万隆亚非会议，推动会议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达成了著名的万隆十项原则，加强和密切了亚非各国的团结合作，新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世界外交舞台上，周恩来总理参加亚非会议期间还发表声明，表达了同美国进行和平谈判的诚意：“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美国迫于压力，也不得不表示同中国进行双边谈判的可能性，这为日后中美建交开辟了道路。 1956年，毛泽东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对中国与外国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就是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正是在毛泽东的外交方针和外交思想的指导下，新中国很快迎来了第一次外交高潮，至1956年，中国与25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从50年代末开始，世界格局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中苏交恶，美苏争霸，中美较劲，毛泽东审时度势，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战略思想，他指出：“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这种情况看起来比较明显。”。在这一外交思想的指导下，中国采取了依靠第一中间地带、争取第二中间地带、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的外交策略，全力支持亚非拉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积极与这些国家加强互助合作。同时，中国积极发展同西欧、日本的关系，争取更大的外交空间。1960年，毛泽东会见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时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蒙:革命前，你们曾遭受过我们的侵略。
　　毛:过去有过，现在那种仇恨没有了，只留了一点尾巴了。你们的政府只要改善一点态度，我们就可以同你们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互派大使。
　　蒙:我希望如此。
　　毛:如果英、法、苏、中四国能够比较接近，事情就会好些。
　　蒙:我希望看到这种情况。
　　毛:你们为什么不稍稍改善一点你们的态度呢?基本问题已经解决了，你们同台湾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同意北京政府代表中国，基本事情你们已经做了。只剩下个别问题，这就是:
　　一、在联合国讨论蒋介石代表权问题的时候，同美国站在一起；
　　二、在台湾你们还有领事；
　　三、你们的政府比较亲台湾而对中国疏远，有很多蒋介石的人从台湾到伦敦，受到你们外交部的接待。
　　此外，在西藏问题上，你们也同美国站在一起。西藏的一名叛乱分子到伦敦，受到你们外交部的负责人接见。

       从这段谈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中国的外交工作是充满期待的，既使象英国这样的反华国家，他也满怀信心，没有关闭外交的大门。

　　毛泽东关于“两个中间地带”的战略方针把中国外交带入了又一个高潮，中国不但摆脱了美苏的威胁，而且一举成为独立于美苏之外的强大力量。至1969年，中国已与五十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进入70年代，中国的外交达到了历史的高潮，毛泽东的外交思想收获了丰硕的果实。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发表《中美联合公报》；同年，中英、中日建交……这个时期，最令人兴奋和举世瞩目的是1971年10月25日联大第26届会议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恢复我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的提案。11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第一次在联合国大会就座。可以想象，那一定是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和场面，有57个国家代表在会上发表了欢迎中国代表团的讲话，许多讲话热情洋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极尽赞许。第一个是代表亚洲发言的科威特常驻联合国代表比沙拉，他的发言有这样一段：“经过二十二年非法和无理的阻挠之后，十月二十五日（星期一），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的票数恢复了中国人民的合法权利。十月二十五日的夜晚发生了在联合国和国际大家庭的史册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联合国大会终于决定纠正了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错误。这一点的取得，是由于北京政府过去二十年来表现了耐心、慎重和明智……”从科威特代表的发言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此之前，不是中国不想加入世界这个大家庭，而是一些国家阻挠中国成为世界大家庭中的一员。毛泽东的外交战略和路线是智慧、实际、远见、有效的，毛泽东时代的外交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毛泽东曾诙谐地说：“是非洲朋友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毛泽东为我们广交了天下朋友，为新中国的外交趟出了一条阳光大道。1974年，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　

      英雄的毛泽东为我们建立了一个开放的中国，一个有尊严的开放的中国，我不知道那些散布毛泽东时代闭关锁国谎言的人心目中的开放是怎样的开放，如果认为毛泽东时代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都不算开放的话，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开放了，或者有一种开放，一种没有尊严的开放，一种委曲求全的开放，一种苍蝇蚊子满天飞的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