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女孩子的性格句子:转贴王家斌的《无奈的愉悦—我所见的晚年孙犁》

转贴王家斌的《无奈的愉悦—我所见的晚年孙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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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读金梅新著《寂寞中的愉悦》，心情颇不平静。所以如此，一是他近年眼和肾的状况虽然不佳，却还能完成如此厚重翔实的孙犁评传，再就是他笔下的孙犁不仅是我所见的真正之孙犁，还有我所不知的多层面。关于孙犁的其人其文与其事，虽已多有文人雅士作评述，但有些是信口开河、真伪难辨，其中不乏曾视孙犁为僵化老朽者，虽开始也标榜曾师从孙犁，后却因随波逐流而违心贬损者。恰如孙犁所说：有人写他是关心，有人则为抬高自己的身价。而金梅，却不仅从不曾借过孙犁的光，还以长达40年的时间密切关注着孙犁的生活与创作，为撰写此书，又将孙犁所有的著作反复研读达五遍之多。另外，从孙犁的嗜书如命和以书为乐的角度，展现和剖析孙犁的一生，这也是前所未有的。但若商榷，似又觉得“寂寞中的愉悦”，不如“无奈中的愉悦”。因为，尤其是孙犁的晚年，也绝不仅是鲁迅诗曰的“无聊才读书”。何况孙犁所独创的“书衣文学”，又是在迫于无奈的状况中产生的。

　　当然，更使我心灵共鸣的，则是书中所载孙犁对晚辈后进的大爱与栽培，以及我曾亲历目睹的他晚年对文坛的忧心忡忡和对文风日衰的慨叹与无奈。说到对文学新人的关心，又不能不联想起他曾经对我的帮助。

　　回想起来，我与孙犁的接触始于1982年初。当时，我刚结束由全国作协安排的随远洋船体验生活并调入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正为能否当专业作家而被人议论得难以立足。一天，作协秘书长突然找我谈话，说在确定我专业之前，希望我能为虽是作协主席然而编制却在《天津日报》的孙犁，处理寄到作协的信件和行政的某些事务。对此，我不仅表示拒绝，还写了份退会声明以示抗议。但最终，胳膊还是拧不过大腿，何况，当时为能调进作协，曾麻烦了不少对我寄予厚望的前辈与领导。

　　我永远也忘不了第一次去给孙犁送信。当时，他还住在多伦道的大院内。我记得，当时的情景就像大使递国书。即：孙犁站在门前那不高的台阶上，默默接过我呈上的信。完事，我默不作声地转身往外走。

　　但是，一经接触，又觉得孙犁的点名要我似醉翁之意不在酒。因为，跟着我就发现，此前不仅他的信件已有报社的老编辑邹明在处理，余者如理发、购物这样的杂事，也为众多的同事、友人所包揽。更何况，那寄到作协的信件也很有限。尽管如此，我仍每天去送信。直到有一封读者来信的出现，我与孙犁间的关系才颇为戏剧性地融冾了。

　　一天，作协接到河北某地一读者写给孙犁的信。那信中说，他是个很有抱负的农民企业家，为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与才智，正筹办着一家颇有前景的运输公司，但鉴于资金的紧张而难以开业。困境中，自然就想到他最崇敬的作家孙犁。问能否施以援手，赞助其一部4吨的“大解放”或“130”小货车。

　　真可谓奇文共赏析。我记得，在作协拆信时就笑翻了一屋子人，而当孙犁看信后则更幽默：“他以为我多阔？若要头小毛驴儿嘛，还凑合。”那么，此信又该如何回复呢？还没等他回答，邹明又来了。邹明说，一个农村的业余作者，背着行李到报社要见孙犁。于是，笑容也从孙犁的脸上消失了，他说：“先安排他的住宿和吃饭。钱，你先替我垫上。”说到这里，我不禁要对《寂寞中的愉悦》中引李克明的话说，孙犁对来访者从不留饭而他和贾平凹则例外的论述略作修正。因为，据我所见，孙犁待客从不看人下菜碟。就这样，邹明忙着去招待那位业余作者。孙犁则又将话题转向我最近又有什么新作品。当他得知我除了《人民文学》的几篇小说和《羊城晚报》正连载的《大海落叶》，还在写长篇《大破船》（即后来的《百年海狼》）。孙犁微微一笑：“去吧，家去弄你的自留地吧。”

　　从孙犁的家中出来，我默默地流泪了。因为，直到这时我才恍然：原来那所谓的要我帮他，实际上是他帮我。

　　就这样，我与孙犁的关系越来越近了，虽然后来我已是专业作家，却不仅仍未中断他的信件的处理，还帮他处理过如1983年丁玲来访等重要的文学活动。这期间的孙犁，恰如金梅在《寂寞中的愉悦》中所说，正是他晚年创作的又一黄金期。或说得更具体些，除杂文和随笔，还写了大量序跋、评论和书法，其中一些序、评和书法作品，又多为作者来信恳求的，后来却成为某些人说是孙犁主动要写的。虽给人抬轿子，由于不善于顺情说好话，费力不讨好又得罪了不少人，为此，孙犁发誓不再为人写序。说到得罪人，我又想起一个有趣的小插曲：一天，我刚进门，孙犁就对我说：“家斌，瞧我又得罪人了。”“得罪了谁？”“梁斌。”“梁斌？”“对，梁斌。”他说，梁斌刚来过。由于个子矮，被同来的温超藩遮住就没打招呼。梁斌也不说话，只坐了一小会儿就走了。说着，孙犁又忍不住哈哈大笑。

　　当然，真正为他招来不尽麻烦并陷入困境的，则是那些对文坛以无情抨击的杂文和评论。我记得，有一阵子，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都能在报刊上读到孙犁的杂文和随笔，那锋芒毕露的文字，不可免地要触及到某些人的阴暗处。为此，我在交谈中向孙犁表示过担心与忧虑。他却不仅不以为然，还颇为不快地说：“难道你也不了解我？我从来是对事不对人。”但话虽如此，那因此而招来的议论还是让他烦恼了，他尤其不爱听的是“孙犁坐在家里想骂谁就骂谁”、“孙犁的骂人是落荒者的哀鸣”。孙犁也是人。虽性格内向且喜怒不形于色，但沉默之时，那内心的悲怆还是不难触到的。每当此刻，我也只能与其默然相对。至于传说他“每天对着天花板枯坐”，即便不是凭空想象，也是措词不当。孙犁给人的印象不仅从不仰面朝上，就连眼皮也不抬。那所谓的枯坐，则更如达摩之坐禅。当然，即便如孙犁这样的执著坚定，恰如《寂寞中的愉悦》所言，到最后他也只能无奈地慨叹：“漫说改造国民性，连你个大杂院的居民性也改造不了分毫！”

　　似乎是1993年3月16日。那天，我刚完成一部长篇纪实文学从海边赶回来。也就在这时，突然听说孙犁刚动过大手术，便马不停蹄地去看他。进他家门，就听帮孙犁做饭的大嫂说：“想谁谁来。刚才，大叔还念叨你可有日子没来了。”话音没落，孙犁就从里边出来并默默地注视我。我的心则骤然一沉，因为他大病初愈，那瘦骨嶙峋的状态确实惨不忍睹。尽管如此，孙犁则还是孙犁。那似雾霭般的双眼仍不失其独有的穿透力。然后，他不仅仍一如往常地问我又在写什么和又读了什么书？还在得知我刚完成一部长篇并为那难产的《百年海狼》而拼搏时，颇为高兴地说：“好，作家靠什么？就是要靠作品。”但是，当话题转到他的近况时，笑容却顿时消失了：“家斌呀，我这次可真滑坡了。”当然这不仅是说病，因为对那病的过程并没谈多少，说得最多的是怕再也不能写东西了。说到写作，孙犁一脸的无奈：“唉，写了又怎样？说，也不听；写，也不管用。”

　　记不清那天谈了有多久。记得他再三嘱咐我要甘于寂寞，尤其不要为名利争一日之短长。历史上，作家和灾祸又常常联系在一起。而文学亦更无情，即有作品才有你。他又意味深长地说，而且，你是争不过人家的。

　　遗憾的是，人在文坛身不由己，此后不久，我就因《百年海狼》的问世，而陷入患得患失的不尽烦恼之中……

　　俱往矣。我终究不是评论家，若想对《寂寞中的愉悦》作准确的论断，肯定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最后，还应顺便再说一件事，为什么孙犁去世时，有报刊要我写有关孙犁的文章我没写。因为，当我动笔时才发现，我对孙犁了解得并不深。而写孙犁，若未能充分掌握他全部的著作，则根本就很难驾驭。现在，毕竟由金梅完成了。我想，若孙犁在天有灵，也会感到欣慰的。

　　　　　载自２００８年２月２８日天津日报．文艺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