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体验式营销方案:中共党史十讲（中央党校教授）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9 07:37:02
中共党史十讲（中央
第一讲：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祝彦：根据毛泽东同志的说法，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巨大的事变。今天我们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讲一讲建党的有关内容。
一、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历史背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在20世纪初诞生于中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历史背景。
第一，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不成功，呼唤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近代以来，中国陷入了半殖民半封建的社会状态，在这样一种积贫积弱的民族危难情况下，许多的仁人志士进行了奋勇的斗争。流血的革命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比如太平天国起义，还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另外还有改良运动的推动，比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君主立宪。但是无论是流血的革命还是不流血的改良运动最后终归于失败，其中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是因为没有一个先进的用科学理论武装的政党的领导。
第二，近代以来中国工人阶级不断的发展壮大，到1919年前夕，中国的工人阶级队伍已经达到200万左右，这就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雄厚的阶级基础。
第三，新文化运动的掀起传播了马克思主义，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新文化运动于
第四，20世纪的国际环境为我们党的创立提供了外部条件。在20世纪初的世界史上有两件事情值得注意：第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充分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矛盾和各种腐朽的现象，使得原来许多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向往的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失望，从而开始思考，接受走别的道路的问题。最后选择了中国应该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应该仿照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二是20世纪初，在世界历史上还有另一件重大的事情，也就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俄国的国情和中国十分相似，俄国的工人、农民能够挣脱国内反动统治的压迫，取得革命的胜利，这就为中国人民树立了一个榜样，也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成为当时很多追求进步的中国人的一个目标、一个方向。
以上四个方面，为党的创立提供了四个条件，或者是中国共产党创立的四个大历史背景。
二、我们讲一讲五四运动与党的建立。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那么五四运动与党的创立有什么关系呢？我认为：
第一，五四运动为党的创立直接准备了大批的干部队伍。可以说，投身于“五四”运动的骨干分子后来都成为我们党创建之初的领导干部和主要成员。比如大家非常熟悉的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李达、邓中夏等等这些人，都是在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后来成为我们党创建的主要成员。
第二，五四运动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在五四运动中，无论是陈独秀还是李大钊，都在杂志上、媒体上撰写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社会主义学说。大家熟悉的比较有名的李大钊同志署名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这两篇文章就是在当时发表的，影响很大。同时，在马克思主义宣传过程中，通过与中国是否适合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是否应该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以及同无政府主义等问题的论战，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普及，从而他的影响在知识界、理论界、思想界，尤其是广大青年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
第三，五四运动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工农的相结合，因为在五四运动中，很多先进的知识分子到工人夜校去讲课，到农村去、到工农群众中去，通过向工农群众补习文化、宣讲知识的方式，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工农群众中得到宣传，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工农运动的相结合，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问题，五四运动同党的创立的关系。
三、讲一讲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
1920年初，李大钊专门将从监狱里面释放出来，但仍然受到北洋军阀政府监视的陈独秀护送到天津，然后转往上海。在护送的路上，李大钊和陈独秀商定要建立中国共产党。所以我们大家熟悉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就来自这样的历史背景。陈独秀到了上海之后，便于1920年5月间就组织了一个秘密的具有共产主义色彩的团体——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那么在考虑成立组织的名称问题上，陈独秀特意跟李大钊写信商量，李大钊明确表示，我们党的组织就叫共产党。于是，经过酝酿和准备，在陈独秀的直接领导下，上海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于1920年8月间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的杂志编辑部成立了，当时党的组织名字就直接叫做中国共产党。这是中国诞生的第一个共产党的组织，当时发起人一共有8个。其中有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杨明斋和李达，大家推举陈独秀为书记，上海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之后，实际上就开始了全国党的各地组织的成立指导工作。他们通过写信的方式或者派人去直接指导等等方式来推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产生。因此，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实际上起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的这样一个作用。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织及担任书记的陈独秀在指导全国共产党组织建立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也正因为这样，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一次会议上特别讲到，陈独秀创造了党，有功劳。那么，在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指导下，各地开始建立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北京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是在李大钊的直接指导下成立的。早在1920年3月份，在北京大学就成立了马克思学术研究会，以这个研究会为基础，1920年10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同志的办公室成立了北京的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名称为共产党小组。到1920年底，北京的党组织召开会议，名称正式确定为共产党北京支部，由李大钊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罗章龙负责宣传工作。武汉党的早期组织是1920年8月份成立的，由刘伯垂组织召开会议，名字是共产党武汉支部，当时参加的成员有董必武、张国恩、陈潭秋、包惠僧等人，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于1920年初冬在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中秘密产生，由于当时湖南军阀的残暴统治，长沙党的组织活动十分隐蔽，直到1921年7月，党在长沙的成员也只有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少数几个同志。广州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于1921年春开始成立的，命名为广州共产党。先是由陈独秀，后是由谭平山任书记，陈公博负责组织工作，谭植棠负责宣传工作。济南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1年春成立，成员有王尽美、邓恩铭同志在内，这样包括上海在内，全国共有六个城市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并且开展工作，成员也逐渐地增加起来。根据1921年的一份档案文献记载，当时党的组织全部加起来的党员分子有53个成员，张国焘回忆是59个人，称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约350人，其中上海党员9人，北京党员15人，武汉党员8人，湖南党员约10人，广东党员约7人，山东党员8人，旅日党员8人。我们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党的早期组织没有统一的名称，比如有的地方叫共产党支部，比如北京就叫北京共产党支部。也有叫共产党小组的，还有直接就称共产党的，这是第三个内容。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情况。
第四、党的“一大”的召开。
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之后，这为成立全国性的党组织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组织基础。同时，不断高涨的革命运动迫切的要求需要成立一个统一的党组织来领导。于是，在这样一种客观条件具备、主观要求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就应运而来。1921年6月份，共产国际派了代表马林，还有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的代表尼科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在了解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建立情况后，他们主张应该尽快的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成立正式的统一的中国共产党。于是，当时在上海组织工作的李汉俊、李达就和在广州的陈独秀以及在北京的李大钊联系商量，在得到他们两位同意后，取得了大家的一致共识后，就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是，由上海的发起组织向全国其他城市的共产党组织写信，联络通知他们派人来、派代表到上海来开会，每个地方派两名。那么，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当时白色恐怖的统治，再加上交通条件的不方便，以及各地党组织在初创时期没有严格的规章制度和组织手续等等情况，各地党组织推出代表的方式不一样。另外，到达上海来开会的时间也前前后后不一致，有的早来，有的晚到。但是，在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各地代表陆续到达后，于
这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基本情况，也就是党的一大。
五、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特点。
中国共产党与别的国家，比如俄罗斯共产党，包括日本共产党等其他国家共产党的诞生创立，有什么自己的特点呢？我们归纳一下，有这样几点：第一，中国共产党创建的进程比较快。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1年7月份，中国共产党就完成了酝酿、筹备到正式建立的过程，应该说时间比较短。第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以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为榜样，也就是按照列宁的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第三，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后，实行的是民主集中制的党内纪律和组织原则。第四，我们党从一开始成立就力求保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以上四个特点或者说我们党创立方面的优点表现。
另外，我们也总结一下，我们党的创立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弱点，大概有这么几点：
第一，时间短，没有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
第二，理论准备得不足。很多同志是先入党，再接受理论的教育；先投入实际的革命斗争活动，再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修养。
第三，中国共产党从创立开始，很大程度上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这个影响有好的一面，同时也有不足的一面。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特点。
六、中国共产党创立的意义。
毛泽东同志指出过，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一个大的事变。自从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后，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具体来讲，第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得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过去一切旧的革命的失败，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因此，党的创立就使得进行斗争的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第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得中国革命有了自己科学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武装成立的。中国革命最后的胜利，正是因为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走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而取得了胜利。第三，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使得中国革命有了新的革命的方案。经过艰苦探索，经过曲折失败，中国革命终于在党的领导下，探索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并且在这条道路上最后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以上三点，可以说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使得中国革命的面貌真正的焕然一新。
第二讲：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开辟
刘宝东：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取得胜利的原因很多，但最基本一条是成功地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关于这条革命道路，小平同志在1984年接见日本外宾时曾作过非常经典的概括。他说“中国人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且坚持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才使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他又说“中国共产党人……走自己的路，也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把中国革命搞成功了。”怎么理解小平同志的这两个概括？他讲的是一条道路，还是两条道路呢？其实，小平同志这两个概括讲的都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不过一个讲的是广义的革命道路，即新民主主义的革命道路，它包括革命的总战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以及实现总战略的方法(三大法宝)和途径(农村包围城市)；第二个讲的是狭义的革命道路，即专指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道路。今天我与大家探讨的是后者，专门谈谈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条中国特色革命道路是如何开辟出来的。我今天讲三个问题：一是党探索革命新道路的历史背景；二是党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曲折历程；三是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的内容及意义。
一、党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历史背景中国共产党探索革命新道路的历史背景，从大的方面讲就是大革命的失败。下面我就简要地梳理一下大革命时期党探索革命规律的情况。1962年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时对党探索革命规律的情况作了总结，他说：“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个阶段才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由此可见，党在成立之初，对革命形势判断的并不十分精准、对革命规律的认识也并不十分清晰，而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经验来看，巴黎公社，十月革命，都是在城市中进行的，所以在革命初期党也自然地将工作重心放在了城市，并且很快掀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但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失败为标志，第一次工运高潮很快又跌入谷底，在共产国际的促动下，党的三大决定与国民党合作。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党际合作实现后，党主要干什么呢？事实上，党将主要的精力投向了开展民众运动。在城市中领导了广州沙面工人罢工、五卅运动等一系列规模浩大的工人运动，将大革命推向了高潮。关于农民问题，第一次国共合作初期，国民党也是比较重视，但是有个问题，国民党虽在政策上比较重视，但却是只有政策而无行动，因为没有人愿意深入基层。毛泽东在国民党一大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随后他积极参与了国民党中央的领导工作，他看到了国民党浮于上层、少于深入基层的现实，1924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讨论了十项提案，其中四项是毛泽东提出的，他在议案中提出了加强党员作用、重视基层群众工作等建议，如他说：“地方党务方在开始，中央及执行部事务必不甚多”，“宜以全力发展下级党部，不宜将党里人才尽聚在最高党部”，可惜毛泽东的建议不是“留案备核”，就是束之高阁。其实对于国民党不能深入基层的原因，孙中山本人看的很清楚，也解释的很清楚，如他说：“迄今为止我和国民党还没有与农民进行接触。在国民运动中出现这一大的疏忽主要是由我的拥护者们的社会身份造成的。”“我本人是资产阶级出身，我的大部分拥护者属于大学生阶层、城市知识分子，有相当一部分属于商界。由此，我们没有合适的人去深入农村，在那里扎根。”也即国民党缺乏吃苦耐劳、深入基层、扎实工作的农运人才。毛泽东曾说：“孙中山这个人有个好处，到了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找我们。”就来找我们共产党，而国民党的弱项正是我们共产党的强项，如早期农民运动重要领袖阮啸仙所说：“不要和国民党争无谓的风头和用不着的权力，吃苦的工作我们自己争来做，占小便宜的事情让给他们。”这导致了什么后果呢？据中共广东区委1926年6月的统计：“国民党中央党部农民部的特派员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九是我们同志。”这样大革命时期党虽然把工作重心放在了城市，但是毛泽东、彭湃等人不畏艰险、深入乡村、开展农运，为日后将工作重心转向农村积累了经验。1925至1927年间，毛泽东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就是这一时期开展农民运动的经验总结。他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开篇就提出“农民问题乃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他还号召要立刻下决心，把农民问题开始研究起来，到乡村中去。这些认识为他日后创造性地开辟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奠定了最初的思想基础。不过客观的讲，当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农民运动的了解还是“异常肤浅的”。
二、党探索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艰难历程
毛泽东在后来谈起开辟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背景的时候，屡次都说那可是“逼上梁山”。如果说用逼迫的“逼”字来形容党探索革命新道路的背景的话，那么就可以用摸索的“摸”字来概括党探索革命新道路的艰难历程。大革命悲惨失败之后，党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是：还要不要革命？怎么革命？在这个关键时刻，党做出了正确抉择，结束了陈独秀右倾中央的工作，发动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开始了从进攻城市向农村进军的艰难转变。
（一）从进攻城市到向农村进军的艰难转变为了总结失败教训，确定新时期的路线和政策，
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即“党的现实最主要的任务是有系统地、有计划地、尽可能地在广大区域内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在此精神指导下，党先后组织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百余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从起义目标来看，几乎都是剑指大城市，秋收起义的目标是长沙，广州起义的目的就更明确，占领广州、建立苏维埃。二是从结果来看，这些起义基本上都失败了，即便夺取了城市也占不住，广州起义占领了广州，但仅坚持了3天，其他各地起义夺取城市的目标也几乎都没有实现。各地武装起义实践证明，攻打大城市的路走不通，一些起义部队开始转入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和土地革命，开始从攻打城市到向农村进军的伟大转折。毛泽东在七大口头政治报告中说：“马克思主义者走路，走到那个地方走不通就要转弯，因为那个地方走不过去”。而党的工作重心从城市转到乡村这个弯，毛泽东转的最快，也转的最好。秋收起义受挫后，毛泽东认为攻占长沙已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果断决定退兵文家市，当时队伍驻扎在里仁学堂，经过激烈的讨论，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得到认可，放弃“取浏阳直攻长沙”的原定计划，“议决退往湘南”，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文家退兵，议决退往湘南，其实并没有明确目标。文家会议后，起义军沿湘赣边界南下，经莲花县时，被派去联络江西省委的联络员宋任穷回到军中，他带回来江西省委的信中谈到“宁冈县有我们的武装，有几十只枪。”毛泽东又经过一番实地调查，了解到井冈山地区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落脚点。但是，要想上井冈山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山上真有“山大王”，袁文才和王佐。袁王二人都是穷苦出身，大革命高潮时也参加过革命，袁文才还是中共党员。袁文才有点文化，王佐会些武功，一个驻在山下的茅坪，一个驻在山上的茨坪，成犄角之势，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很有群众基础。经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慢慢做通了袁王二人的工作，毛泽东才将带领队伍上了井冈山。各地起义军撤到农村后，面临的当务之急是在农村怎么生存，怎么发展。各地情况虽不尽相同，但都面临三个共性问题：一是怎样战胜敌人的围剿；二是如何争取农民的支持；三是怎样建设巩固的根据地。这三个问题是互相联系的，下面我就以井冈山根据地为例，谈谈工农武装割据是如何开展的。起义军上山后，面临的首要问题是部队给养问题，即吃饭问题。1919年7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说：“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开始1000多人还好办，等到1928年4月朱毛会师后，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近万人队伍需要人吃马喂，而井冈山东西南北方圆“共计五百五十里”，“人口不满两千，产谷不满万担”，“吃饭太难”是边界割据的致命伤。那用什么办法解决呢？最初的办法很简单，就是打土豪，因为打土豪既可以扫除革命的障碍，又可以鼓动农民起来革命。但土豪的存粮和资财也是有一个积累的周期，不能今天打完，隔两三天再来一遍。毛泽东很快认识到打土豪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解决问题的关键还是要争取广大农民的支持，而要取得农民的支持就要用事实证明共产党是他们利益的代表。那么又如何代表呢？当然是解决农民最关心问题，而农民最关心什么呢？是土地问题。毛泽东就抓住了这个核心问题，领导了边界各县轰轰烈烈的分田高潮。分地也是个很复杂的事，丈量土地、统计人口、协调分配，都需要有人牵头，都需要组织来领导，这样在广大农民热烈拥护下，宁冈等县的基层党组织逐步恢复了起来，并且相应建立了工农苏维埃政权。分了地后农民最怕再次失去土地，这就需要红军的武装保护，由此支前拥军成为了农民的自觉行动，红军的基本生存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在领导红军反围剿的过程中，毛泽东等人又总结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这样就形成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三位一体的良性互动循环，工农武装割据在井冈山地区就蓬勃开展起来。经过一年多实践，毛泽东对如何革命有了初步正确认识，他及时作了理论总结，1928年10、11月先后写成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重要著述，他从国情出发揭示了红色政权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完整阐述工农武装割据的内容，提出了红军和红色政权发展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这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开辟奠定了重要基础。可以说，毛泽东这时已经看到工农武装割据是取得革命胜利的一个有效途径，如他在《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写到：“不但小块红色区域的长期存在没有疑义，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但客观地讲，这时毛泽东的认识仍然仅是战术层面的个案思考，还没有上升到战略层面的统筹考虑，革命新路仍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探索。（二）革命新路在教条主义束缚中破茧而出党探索革命新路遇到了许多困难，一是难在没有经验，二是难在共产国际城市中心论的束缚。可以说，教条主义是前进道路上的主要障碍。八七会议后实现了斗争形式的转变，但是党内的“左”倾情绪却潜滋暗长，仍然坚持通过城乡武装总暴动以造成一省或几省的革命胜利的局面，对于毛泽东引兵井岗、保存实力的做法很不满，1927年11月，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开除了毛泽东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8年3月，湘南特委代表周鲁到了井冈山，他批评井冈山“行动太右，烧杀太少”，说毛泽东是“右倾逃跑主义”、“枪杆子主义”，更为严重的是他还将开除毛泽东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议错传为“开除党籍”，当然，这个性质非常严重的错传很快就纠正过来了。随着各地工农武装割据蓬勃发展，中央对割据农村和夺取城市的关系的认识也有了进展，提出在省一级的局部地区由割据农村，进而包围夺取城市。
中共六大是党的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党代会。为什么跑到莫斯科开，一是因为白色恐怖的严重，很难在国内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将各地的代表集中起来开个会；二是也有到莫斯科直接接受共产国际指导的因素；而苏联和共产国际也确实想要直接指导一下中国的革命。在六大上，共产国际批评了乡村包围城市的提法。毛泽东建立巩固根据地的思想，与共产国际“走州过府”式的“流动游击”思想是相违背的，这引起了红四军内部分人对他的质疑。由于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全是农民成分的党，重军事轻政治、反对党管一切、主张流动游击等错误思想很严重，尤其是
失去了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政策上发现许多错误，党及红军组织皆松散”，要求恢复毛泽东领导的呼声很高。
这个时候，毛泽东开始思考更大的问题，那就是中国革命的出路到底路在何方？他这时看到不仅是他领导的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取得了成功，闽浙赣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湘鄂西根据地、左右江根据地和东江根据地等大小十几块革命根据地也在蓬蓬勃勃地发展，这使他感觉到以根据地为依托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已经不再是一个战术的权益之计了，而是一个带有战略性的全局问题，即道路问题。这时，他收到了时任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带有悲观情绪的元旦贺信。古田会议后五天，即
（三）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形成后遇到的曲折毛泽东历经艰难探索出来了革命新道路，但是在一段时间里并未被党中央认可和重视，反而遭到严厉批评。当时由于周恩来到苏联汇报工作，六大选出的总书记向忠发又能力不强，所以中央工作实际上由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李立三主持。他是坚定的城市中心论者，他认为“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他的头脑和心腹，单只斩断了他的四肢，而没有斩断他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还不能致他的死命。”这种说法乍听起来也是有一定道理，就像我们个体一样，最怕脑子和心脏出问题，因为那是致命的，其他器官出问题还比较好修。但将这种观念移植到如何看待中国革命的问题上，可就不那么适合了。
李立三有坚定的城市中心观念，加上他对当时革命形势估计过于乐观，我们知道这个时期爆发了席卷全球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国内又爆发了规模浩大的中原大战，所以他认为革命高潮到来。
王明上台之后，仍然顽固地坚持共产国际所主张的城市中心论，他在表面上虽然猛批李立三太“左”，实际上他更“左”。如他在统一战线问题上主张关门主义，如他所说：“国民党军阀政客这一群狗窝里，绝对找不出一条‘少通人性’的好狗。”关于革命形势的判断上，他在为中央起草的一个文件中公开宣称：“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斗争”，他还把所有反对这种冒险行动的主张一概斥为保守退却，甚至说成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并且他还利用组织手段把他们那一套强行推行到红军和革命根据地。
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参与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被捕叛变。在危急形势下，王明提出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而周恩来则要到中央苏区，这样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已不到半数。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负总责任。
博古仍然听命于共产国际，继续推行“左”倾教条，如他自己后来回忆说：“其实我和一些同志当年都还只是学生，只学了一些理论，拿了一套公式和教条就回国了，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实际工作经验，因此过去党的许多决议，不过是照抄照搬国际的指示而已，完全没有结合中国的实际。”这种完全没有结合中国实际的结果，就是经过一番折腾，1933年初临时中央在上海难以立足，不得不转移到中央苏区，直接领导中央苏区工作，“左”倾教条的影响就更恶劣了。如毛泽东后来的说法就是，先是“钦差大臣满天飞”，而后就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那些喝了一肚子俄国墨水的中央领导人，根本不把靠钻山沟、打游击的毛泽东放在眼里，他们对毛泽东探索出来的革命新路置若罔闻。从1931年11月赣南会议开始，一直到1934年10月开始长征，在整整三年的时间里，毛泽东被排除在了中央苏区红军领导之外，此时尽管他仍然担任着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但是遭受到了接连不断的批判和不公正对待，当时他的处境是相当艰难的。据伍修权回忆，长征前研究转移的时候，博古、李德等人甚至于还曾经想不带毛泽东走：“最初他们连毛泽东同志也不打算带走，后来因为他是中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在军队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许一起长征。如果他当时也被留下，结果就难以预料了，我们党的历史也可能成了另一个样子。”
在“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下，在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瞎参谋、乱指挥之下，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土地革命战争失败了，党和中国革命再次陷入绝境。实践证明照抄马列本本、共产国际决议，照搬俄国革命经验行不通，而毛泽东等人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才是夺取革命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
三、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的内容及意义经过大革命和土地革命的胜利和失败，经历了革命的大风大浪，经历了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规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他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吸取了抗日战争的新鲜经验，先后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一系列著作，形成了完整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内容，中共中央文件从来没有作过完整的概括和表述，其基本内容我在讲稿中作了归纳，现在简单的梳理一下。毛泽东从中国特殊的国情出发，阐明了为什么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
一是阐明了中国革命走以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必要性。毛泽东指出中国的特点：“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这种国情就决定了中国革命不能像资本主义的国家那样，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后再进行起义和战争，而是以武装的革命对武装的反革命为主要斗争形式。由于中国革命的敌人异常强大，而且长期占据城市，所以农村是孕育革命的温床，而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则是反帝反封建的主力军、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
二是论证了农村革命根据地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一方面是由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决定的。对于这个特点，毛泽东有过生动的描述，他说：“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半封建经济同时存在，近代式的若干工商业都市和停滞着的广大农村同时存在，几百万产业工人和几万万旧制度统治下的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同时存在，管理中央政府的大军阀和管理各省的小军阀同时存在，反动军队中有隶属蒋介石的所谓中央军和隶属各省军阀的所谓杂牌军这样两部分军队同时存在，若干的铁路航路汽车路和普通的独轮车路、只能用脚走的路和用脚还不好走的路同时存在。”这六个“同时存在”将旧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多样性和不平衡性淋漓尽致地刻画了出来。再从地理特征来看，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革命势力有着充分的回旋余地，正所谓“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正是这种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有在农村区域首先胜利的可能，同时也决定了革命的长期性和艰苦性。
三是进一步阐明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详细地论述了抗日战争中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胜利前景。全面抗战爆发后，共产国际和苏联认为中国应该以国民党为中心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求共产党尽量迁就、服从、支持他们，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中国拖住日本，减轻苏联在远东方面的军事压力。1937年11月王明回国后，由以前的“左”，又变成了右，他不折不扣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意图，主张运动战，反对游击战，甚至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实质上就是一切听命于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有错，但放弃领导权那就会重蹈大规模失败的覆辙。王明不仅自己宣讲右的一套，而且还利用控制的《新华日报》大肆传播他的论调，而对于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王明则予以弱化，如他以篇幅过长为由拒绝在《新华日报》上登载《论持久战》。王明的右倾言论在党内产生了一定影响，使得党内一些同志对于在国共合作抗日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要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必要性产生了动摇。针对于此，毛泽东在一系列论述中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提出要坚持抗日战争的领导权，仍然必须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仍然要坚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并指出这是夺取抗战全面胜利乃至中国革命最终胜利的必由之路。这样，中国特色革命道路在理论形态上逐步臻于成熟和完善了。
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开辟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学说，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革命斗争提供了重要经验；三、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重要标志；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启迪作用。
第三讲:抗日战争中流砥柱
这一讲讲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1937年至1945年的抗日战争及其最后胜利，是近代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它一举洗雪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所遭受的百年民族耻辱，是中国由衰败走向振兴的伟大转折。在抗日战争时期，尽管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是由于当时已经有了已经觉醒或者正在觉醒的广大人民群众，有了经历过两次革命胜利和失败的考验、在政治上达到了成熟的中国共产党，有了政治上进步的军队即人民的军队，有了局部的人民政权即解放区人民政权。总之，当时的中国按照毛泽东的判断，是处于历史上的进步时代，这是足以战胜日本的主要依据。虽然不能说抗日战争是单独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但是中国共产党作为处于历史上进步时代的主要代表，却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这一讲将围绕中国共产党如何成为抗战中流砥柱这一主题，分三个方面来讲。第一个方面，中国共产党提出并制定了正确的抗战指导方针。第二个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逐渐上升为抗战的主战场。第三个方面，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成为全国人民的新希望。下面先讲第一个方面，中国共产党提出并制定了正确的抗战指导方针。
第一点，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并努力促成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卢沟桥事件第二天，中共中央就向全国发出通电，大声疾呼：“平津危机！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危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事实上，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就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长期不懈的努力。1935年8月，中共中央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其中明确提出共产党和红军愿意同包括国民党在内的一切抗日党派和团体，共同抗日救国。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这次会议初步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和方针。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以后，中共中央采取了和平解决的方式，迫使国民党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条件。
在随后举行的国共两党关于和平谈判的过程当中，国民党方面的表现不是很积极，全面抗战爆发以后，蒋介石急于调动红军到华北抗战前线，所以在谈判中表现出了较大的主动性。
经过思想教育工作，广大指战员思想认识上的疙瘩逐渐解开，普遍认识到大敌当前建立抗日战争统一战线的极端重要性和必要性。中国有句古话，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这一民族传统在民族危机现实之下的再次复活，如果中国共产党不能提出这样一个具体目标，是谈不上政治领导的。
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自始至终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存在和发展。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先后掀起了两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其中以“皖南事变”为标志的第二次反共高潮，使新四军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当时新四军军部以及所属皖南部队一共9000多人，遭到国民党预先埋伏的部队的围剿、袭击，除2000多人突围以外，其余大部分牺牲、被俘或者失散，新四军军长叶挺被无理扣押，副军长项英遇害。“皖南事变”的爆发，使很多人认为，国共合作将破裂，内战有扩大的危险。但是中国共产党面对这种严峻的事态，还是以抗日大局为重、以民族大义为重，采取了既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联合、求团结的政策。在军事上严防自卫，在政治上坚决反击，在重庆，周恩来对国民党当局提出了严重抗议，他亲自打电话给国民党总参谋长何应钦，说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皖南事变”的爆发，得到全国人民、中间阶级、国民党内正义人士以及国际社会舆论的普遍同情。当时宋庆龄、何香凝就致函蒋介石，反对国民党围剿新四军。冯玉祥也说，新四军抗战有功，妇孺皆知，此次被剿灭，“政府”方面实难挽回对人们的信赖，在国际社会上，苏、美、英等国也反对国民党这种做法。这样形势的发展就完全出乎国民党顽固派的意料之外，反而使更多的人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是坚持抗日作战的，这样国民党在全国人民面前就输了理，而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却在全国的地位大为提高，后来更加证明共产党是坚持团结抗战的柱石。
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日战争中的存在及其发展，使得日本帝国主义突然发现他面对的中国不再是一个四分五裂、一盘散沙的中国，而是一个团结起来的中国，这就注定了他灭亡中国的美梦最终必将破灭。
第二点，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全面的抗战路线即人民战争的路线。抗战爆发以后，在如何坚持抗战问题上，国共两党从一开始就采取了截然不同的路线，形成了两条对日截然不同的作战指导路线和方针。国民党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力图使抗战的进行不致损害他们的统治，而且想在抗战结束以后继续维持他们的统治。因而采取了片面的抗战路线，也就是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和独裁，依靠政府和军队来进行抗战。不注意给人民以抗日民主自由各方面的权力，不注意改善人民的生活。1938年3月至4月，国民党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其表现的抗日态度是积极的。但是，对于发展民众运动增加了很多限制。
中国共产党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提出了一条全面的抗战路线。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指出其包含了极大的危险性，存在着严重失败的可能。毛泽东明确指出，应该使我们共产党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必须与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作斗争。会议向全国人民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十大纲领》中包括进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改良政治机构、改良人民生活、维护抗日民族团结等十个方面。这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的具体化。
毛泽东明确提出，目前急需把共产党与国民党区别清楚，《十大纲领》的提出就是共产党与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的区别。1937年10月，毛泽东在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就明确指出，我们的基本口号就是全面的、全民族的对日抗战路线。在整个抗日战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这样的路线。1939年7月，是抗战两周年，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对时局的宣言，其中再次重申我们的路线就是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在抗战胜利前夕，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提出一条政治路线，也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对于这条政治路线，毛泽东是这样解释的。他说，“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指的是人民队伍；“在我党的领导下”，指的是指挥官、司令官；“打败日本侵略者”，指的是敌人，“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指的是目标。他说这是一条“总路线”。他还说“我们党历来就是这样的路线”。这样的路线，实际上也就是全面抗战的路线。
可以说，两条路线、两个前途。坚持和采取全面抗战路线，必将得到一个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独立自由的前途。采取片面抗战路线，就不会取得抗战胜利，而且很可能得到日本占领中国的前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路线，符合并代表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唯一正确路线。
第三点，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抗战爆发以后，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进行了比较坚决的抵抗，并组织了像淞沪、忻口、南京等会战，但是由于国民党坚持片面的抗战路线，最后在日军的强大攻势下节节败退。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屠杀我国军民30多万人，制造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事件。国民党首府南京被攻克以后，国民党的首府就迁到武汉，最后又迁至重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这样作战状况，就使得全国人民充满了忧虑：战争将如何进行下去？中国能否取得抗战的胜利？怎样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在抗战爆发以前，国民党阵营里一直就有人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全面抗争爆发以后，“再战必亡”的论调又甚嚣尘上，当时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就是其中的代表。当然，速胜论也有相当的市场，国民党中一部分人妄想通过或者依靠国际援助来迅速地取得对日作战的胜利，特别是1938年3月至4月，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军队，在山东峄县附近的台儿庄取得了歼敌二万多人的大捷，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传来，速胜论的观点又抬头。但是不久，日军南北对进夹击，军事重镇徐州陷落，这样人们盲目乐观的情绪又再次受挫。
这时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整整十个月，饱受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无不渴望和平的早日到来。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觉得有必要对这10个月的经验做一个总结性的解释，给全国人民一个关于抗战前途的说法和答案。1938年5月至6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了《论持久战》的长篇演讲，这一论著是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最重要的军事著作。它清晰地回答了有关抗日战争的种种问题，解答了人们的思想疑惑，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首先明确提出中日战争的历史方位问题，他说中日之间的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同帝国主义的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所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在这一历史方位上，中日双方存在着互相矛盾的几个基本特点：第一，日本是帝国主义强国，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第二，日本的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中国的反侵略战争是正义的、进步的。第三，日本战争力量虽强，但它是一个小国，它的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第四，日本的侵略战争在国际上是“失道寡助”的，中国的反侵略的正义战争是“得道多助”的。其中第一个特点，决定了日本可以在中国横行一时，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要经过艰难的历程，后三个特点决定中国不会亡国，经过长期抗战，胜利最后属于中国。
《论持久战》还科学的预见了抗日战争的进程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时期；第二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进攻，敌之战略退却时期。第二阶段，也就是战略相持阶段，是整个战争转换的枢纽，中国将在此阶段获得由弱转强的力量，最后胜利属于中国。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还明确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威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只要动员起来全国的老百姓，就会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弥补武器弹药的不足，最后取得抗战的胜利。毛泽东的这些论断，清晰地回答了人们最关心而一时又看不清楚的问题，使得人们对于抗战的历程和前途有了一个清晰的答案，大大增强了全国人民坚持抗战到底的信心和决心。
历史证明，在中国人民陷入对抗战前途渺茫、苦闷、彷徨的情绪之中时，当政的国民党并没有给全国人民一个关于抗战前途的答案和说法。但是，国民党没有做到的事情，中国共产党做到了。毛泽东对于抗战前途的预测是那样准确，使人深为佩服。对这一点，1945年4月，在我们党的七大上，朱德就指出，在八年过程当中，抗日战局经过了复杂的变化，但是不管战局如何变化，如何复杂，其发展进程都没有超出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关于三个阶段的科学预见，也就是敌人的进攻阶段、敌我相持阶段、我方反攻阶段。综上所论，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中国的国情，提出并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了全面抗战的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为抗战胜利指明了方向，这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抗战中流砥柱的第一个方面的表现。
第二个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逐渐上升为抗战的主战场。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存在着两个相互依存而又相互独立的战场：一个是国民党担负的正面战场，一个是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担负的敌后战场。在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上抗击着侵华日军的大部分兵力，在淞沪、忻口、南京、徐州、武汉等会战中，共歼灭日军25万人，国民党也遭受了重大伤亡，最后节节败退。1938年10月，武汉沦陷，中国的华北、华中等大片国土和华南的一些战略要地落入敌手，日本占领了大半个中国。
八路军、新四军在正面战场作战不利的情况下，迅速插入敌后，展开广泛的人民战争，发动起了广大的人民群众，创建了令世人瞩目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敌后游击战争的序幕是从著名的平型关战役拉开的。
以1938年10月武汉沦陷为标志，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从此以后，日军的对华方针有了重大的变化。从这时起一直到1944年，日军在正面战场上停止了战略进攻，而逐渐以主要的兵力对付八路军和新四军，对国民党政府采取了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就担负起抗战的主要责任。
随着人民武装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1940年8月到12月，八路军总部在华北掀起了一次大规模的对日进攻作战，作战部队陆续达到100多团，参加人数有20多万人，史称“百团大战”。“百团大战”共对敌作战1824次，毙伤日军2.5万多人。“百团大战”给日军企图分割根据地军民的“囚笼政策”以沉重打击，极大提高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威望，在抗战局面比较沉闷的时候振奋了全国民心。对此，蒋介石也致电朱德、彭德怀表示嘉奖。到1940年，在三年作战中，八路军、新四军共收回县城150多座，1940年八路军、新四军抗击着侵华日军的58%和全部的伪军，人数达到70万人。到1940年底，八路军、新四军人数发展到50万人左右，同时还有大量的民兵和地方武装。在华北、华中、华南开辟了16个根据地，加上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已经发展到1亿多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逐渐成为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主要力量，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日的主战场。
“百团大战”使得日本侵略者大为惊慌，日军就认为华北“治安”的症结在于中共。所以从1941年到1942年，日本侵略者加紧了对根据地的“扫荡”和“清乡”活动，根据地进入了抗战最为困难的时期。在日军的残酷进攻中，敌后军民伤亡很大，部队减员很多，到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由50万人下降到40万人，华北平原地区的一些抗日民主政权被摧毁，根据地面积缩小，总人数由1亿多人下降到5千万人以下。面对日军这种残酷进攻，中共中央认为必须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来打击日本侵略者。各根据地在与日伪军的作战中创造了形式多样的歼敌方法，像大家熟知的麻雀战、地雷战、地道战、交通破袭战和水上运动战等一系列的战术，充实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在与敌人的顽强斗争中，敌后军民不怕牺牲，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像冀中回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对敌作战英勇顽强，日军就把马母当作人质，要马母逼迫马本斋投降，但马母坚贞不屈，最后绝食而死。还有像著名的狼牙山五壮士、抗日小英雄王二小等，都是我们熟知的抗日英雄事迹。
在敌后军民的牺牲坚持下，随着世界反法西斯的不断胜利，到1943年解放区战场形势好转，各抗日根据地进入恢复和发展阶段，1944年根据地军民还展开了局部的对日反攻作战。到1945年初，解放区军民热烈响应中共中央提出的“削弱敌寇、发展我军、缩小沦陷区、扩大解放区”的号召，向一切被敌人占领而有可能攻克的地方发动了全面的进攻作战，这时人民军队由高度分散转向集中，由分散的游击兵团上升为正规兵团。到1945年4月，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华南抗日中队已经发展到91万人，民兵200万人左右，创建了19块大的解放区，解放区的面积已经达到95万平方公里，人口9550万。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解放区地处当时全国重要的战略区，当时全国重要的城市像北平、天津、保定、太原、济南、徐州、上海、杭州、郑州、武汉、广州等均处于人民军队的包围之中，全国重要港口也大多数处于人民军队的活动范围之内。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解放区成为对日大反攻的主要力量和争取抗战胜利的强大基地。而这时国民党政府在哪里呢？美国总统杜鲁门在他回忆中是这样写的，他说抗战后期，国民党的权力、蒋介石的权力仅限于西南一隅，长江以北连国民党政府的影子也找不到。
在解放区战场节节胜利的时候，国民党的正面战场上这时却遭到了可耻的溃败。1944年4月到12月，日军发动了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也叫“一号”作战），我们称之为豫湘桂战役，在8个多月作战中，国民党丧失兵力五六十万人，并丢失了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福建省的大部和贵州省的一部，6千万人民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日军一直进攻到贵州的独山，逼近山城重庆，这震惊了山城的国民党党政军要人。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与国民党所担负的正面战场作战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八年作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抗击侵华日军的比例是这样的：1938年抗击侵华日军的比例是59%，1939年是62%，1940年58%，1941年75%，1942年63%，1943年58%，1944年64%，1945年69%。不难想象，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发动全民抗战，日本侵略者就会集中其主要的兵力用于正面一线作战，并可充分利用占领区的资源来维持这种战争的路线，实现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企图，果真那样，抗日战争的局面将是另一番情景。对此，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在抗战胜利前夕就明确指出：如果没有解放区战场，如果没有解放区战场的与敌相持的战争，如果解放区战场的这种战争不能在最困难的时期坚持下来，那么日军必然继续会长期向西南、西北进攻，而国民党的政治机构及其军队则又必然招架不住，那就不会有什么相持阶段，抗日战争的局面早已是不堪设想的了。朱德还明确指出，他说任何人如果轻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和解放区英勇战斗的9千万人民，对于中国解放事业和对日大反攻的伟大重要性，必将犯很大错误，那是一定的。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在八年作战中逐渐成为对日作战的主要力量，成为中国坚持持久战的台柱子，争取胜利的主力军，这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的第二个方面的表现。
第三个方面的表现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加强自身建设，成为全国人民的新希望。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中华民族的兴旺是一切抗日党派的责任，是全国人民的责任，但在我们共产党来看，我们的责任更大。在整个抗战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确以民族责任为己任，不断发展壮大，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真正成为毛泽东所说的英勇作战的模范，执行命令的模范，政治工作的模范，团结统一的模范，成为实行抗战任务的模范，成为统一战线中各党相互关系的模范，不断发展壮大，走向成熟，逐渐成为全国人民的新希望。可以说在抗日战争中，民心的砝码不断加在共产党一面，胜利的天平已经开始向共产党方面倾斜，抗日战争胜利之时，国共两党胜负大局已定。
第一点，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日臻成熟完善。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延安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毛泽东便集中精力进行了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探索工作。1938年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抗战时期，是马克思中国化的重要阶段，也是毛泽东思想成熟的重要阶段。毛泽东选集四选中有159篇文章，其中有112篇是这一时期完成的，像著名的《矛盾论》、《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都是这一时期的著作。毛泽东集中全党智慧，深刻分析了中国的社会状况和阶级状况，精辟总结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深刻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发展规律，制定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完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构建。这一理论创新，符合中国的实际，完整解决了有关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型体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日臻完善成熟。1945年4月到6月，在抗战胜利前夕，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这是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对中国民主革命的经验做了一个总结，特别是总结了抗战以来的经验。会议决定把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并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使我们党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就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及最后新中国的建立奠定了非常重要的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基础。这一次代表大会是一次代表着光明的中国之命运的大会。在中国共产党举行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1945年5月，中国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党六大的主题是，顽固坚持一党专政和独裁，拒绝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并且积极的准备内战，妄图独享抗战的胜利果实。可以说与中共七大相比，国民党的六大是一次代表着黑暗的中国之命运的大会。
第二点，中国共产党从各方面加强队伍建设。抗战爆发以后，大批的革命者纷纷奔赴延安，到延安后他们又纷纷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到1938年底，中共党员的人数由抗战初期的4万多人发展到50多万人。由于当时的新党员大多是充满着爱国热情的学生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富有爱国激情，抗日热情很高，但是又有组织散漫、不服从纪律的特点。为了把我们党真正建设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1939年10月，中共中央专门创办了党的建设方面的理论刊物《共产党人》，毛泽东亲自为《共产党人》题写了发刊词，在发刊词中他明确提出，要把我们党建设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组织上、政治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共产党，并且指出这是一项伟大工程。至此，“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提法一直延续至今。为了团结全党完成民族抗战的神圣使命，在抗战相持阶段，中共中央还在延安开展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延安整风运动，整风的主题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我们党认为只要我们党的作风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着我们学。通过这次整风，总结了历史经验。从思想根源上纠正了左右倾错误的根源，使我们党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就为抗战胜利奠定了一个非常坚实的思想基础。
第三点，中国共产党注重加强根据地的建设。抗日战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还非常重视根据地的建设，根据地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等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在政治建设方面，中国共产党提出并践行民主，其主要的标志是“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的提出和实践。1940年3月毛泽东提出了建立“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任务，“三三制”简单地来说，就是在抗日根据地政权的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员占三分一，非党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中间派占三分之一，如果共产党员的人数超过三分之一，多余的人就要退出。在“三三制”政权中，党外人士像非党左派进步分子、中间派是有职有权的，比如在陕甘宁边区的“三三制”民主选举中，党外人士、著名开明绅士
民主和选举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为了真正实现普遍的选举，根据农民当时文盲占多数的情况，各根据地普遍采取了形式多样的民主实现形式，像投豆法、画圈法、画杠法、烧香燃洞法这样的选举方法，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鄂皖边区访问的时候，亲眼看到当地的群众用手中的黄豆、绿豆、豌豆、蚕豆等作为选票，选出自己中意候选人的情况。他感慨，这是比近代英美还要进步的普选。在抗日战争过程中，各种力量都在争取知识分子。但是结果确是成千上万的知识分子不畏艰难万阻奔赴延安，他们来到延安，住的是窑洞，吃的是小米、高粱，不但要工作学习，还要参加生产劳动，有的甚至还要拿起武器到前线作战，他们为什么这么向往延安？ 就是因为延安有着“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的民主氛围。
除政治上追求民主以外，在根据地经济建设方面，应该说我们党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抗战爆发以后，中共中央决定采取减租减息的政策，兼顾地主和农民两方面的利益，把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改善农民的生活结合起来。农民的积极性得到了提高，生产也就得到了发展。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阶段以后，为了减轻根据地群众的负担，渡过经济困难，根据地政府采取了很多措施，像我们上面提到的“精兵简政”的政策就是其中重要一个政策，还有一个重要政策就是开展以农业生产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在陕甘宁边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这些领导人都亲自参加了“大生产”运动，部队、机关、学校等纷纷垦荒开田，纺纱织布。由王震率领的359旅开赴延安以南的南泥湾，通过几年的辛勤劳动，把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变成一个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江南”，应该说“大生产”运动是有重大意义的。一方面使得根据地群众的负担大为减轻，使得根据地居民生活大为改善，一方面改变了我们党工作的作风，密切了党政军民关系。
除了政治建设、经济建设以外，根据地的文化教育建设、科学技术建设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这些工作当中，根据地的群众与我们党结成了血肉联系，群众更加信任党、信任军队。正如当时一首歌唱得好“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这样和谐的党群关系、军民关系，对在极端困难情况下坚持抗战，直至取得抗战最后胜利，应该说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940年著名的华侨领袖陈嘉庚在比较国共统治区的人民生活状况以后，就断言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历史果真被他言中。
在共产党方面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同时，我们来反观一下国民党在干什么呢？国民党在政治上一方面是继续顽固地坚持一党专政，个人独裁。另外一方面是压制民主。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使国民党方面极其尴尬，既然中国有新民主主义的前途，既然中国人民可以享有人权自由，为什么还要忍受国民党一党独裁呢？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为了与中国共产党争夺话语权，1943年蒋介石亲自出马，请人捉刀写了一部《中国之命运》的小册子，大谈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对此中国共产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唱彻全国，深入人心。在军事上，《中国之命运》一书出版不久，国民党就在军事上，在正面战场上遭到了豫湘桂战役的可耻的大溃败。对此，当时新华日报发表的社论，就贯以这样的标题《一党独裁，遍地是灾》。在经济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并没有改善人民的生活，经济恶化，物价飞涨，加剧了人民生活的负担。在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各级党政官员以“接收”为名，贪污腐化，大发国难才，搞所谓的五子登科，哪五子呢？一是票子，二是房子，三是车子，四是位子，五是女子。这样就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最后国民党是威信扫地，就连原来拥护他的中间党派也逐渐远离它，而逐渐向共产党靠拢。中国共产党逐渐就成为全国人民的新希望，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第三个方面的表现。
经过全国人民的艰苦斗争，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不断取得胜利，
我们上面讲的这三个方面，就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的一个充分表现。对于这一点，1945年4月，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这篇文章当中就指出，他说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个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中国人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
我们这讲的内容，与这一论断是切合一致的。
第四讲：延安整风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卢毅：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全党范围的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通过延安整风，中国共产党不仅初步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破除了将苏共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教条主义，而且还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从而极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回顾延安整风，从中吸取宝贵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今天加深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延安整风的历史背景
（一）延安整风的主要起因
毛泽东之所以要发动延安整风，是有着深刻历史背景的，尤其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历程有关。
第一，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危害，必须从思想路线上加以彻底解决。延安整风之前，我们党曾先后发生过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三次“左”倾错误，其中在1931年1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台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是理论形态最完备、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深、危害最大的一次。它在军事上实行冒险主义，在政治上实行关门主义。这一系列“左”倾错误直接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南方各根据地相继丧失，全国红军从30万人减少到3万人，党员从30万人减少到4万人，白区的党组织也几乎损失殆尽。
尽管在遵义会议上博古“左”倾中央的统治宣告结束，但由于环境和条件的限制，当时只是解决了最为迫切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而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问题并未做出正确的结论。此后，毛泽东在1940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曾试图解决这一问题，彻底否定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形成的“左”倾政治路线。但是由于教条主义在党内的思想基础仍然根深蒂固，他的努力没有获得完全成功。这让毛泽东逐渐认识到，必须在全党范围开展一次整风运动，才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思想路线问题。
第二，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错误一度引起党内思想混乱，必须予以肃清。1937年11月，王明从莫斯科回国。这一次，他又教条地搬用共产国际指示，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口号，主张对国民党让步。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和1938年3月政治局会议上，他还一再反对洛川会议以来党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路线、方针、政策，并不点名批评了毛泽东。当时，毛泽东虽然赞成与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但他认为我们不能过分相信国民党，必须时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从后来的事实来看，毛泽东的这种主张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却受到王明的批评。由于王明手握共产国际指示这道圣旨，而共产国际当时在中共党内有着很高的威信，因此他的这种右倾思想一度占了上风，这就给全党带来了很大的思想混乱，给党在抗战初期的工作造成了不良后果。而要纠正这种右倾错误，就必须通过开展整风，肃清教条主义的影响。
第三，皖南事变的发生，促使毛泽东思考如何尽快改变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导火线。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新四军遭到惨重损失。而在事变前，毛泽东就对国民党存有戒心，曾制定过一个先发制人的计划，打算派15万精兵打到国民党后方去，但这个计划最终被共产国际否定了。这件事深刻反映了中共与共产国际的重大意见分歧，同时也让毛泽东的警惕性进一步增强。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他决心尽快改变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从实质上摆脱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干预。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开展一次全党的整风运动，从思想根源上破除将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和教条化的氛围。
总之，在延安整风前，我们党在处理中国革命问题时还不够成熟，时常犯“左”倾或右倾错误。而无论是“左”还是右，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照搬照抄共产国际指示的结果，都是教条主义的表现。这就说明我们党还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因此，如何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成为摆在我们党面前的一项重大任务。而延安整风，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
（二）延安整风的历史条件
20世纪40年代初，抗战已经进入相持阶段，局势相对平稳，特别是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形势比较稳定，这就为我们党集中时间进行整风提供了客观条件。与此同时，党内在经历了多次失败和挫折之后，逐渐形成了一批在政治上比较成熟的领导骨干。尤其是毛泽东在探索中国革命规律的过程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并在40年代初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从而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正式形成。这一时期，毛泽东思想还经受了各种复杂斗争实践的检验，日益显现出其高瞻远瞩的正确性，逐步赢得了同志们的信任，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也因此得到了进一步的确立和巩固，并获得共产国际的承认和支持。这些都为延安整风提供了条件。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重返中央领导层，但当时他的领袖地位并不稳固。尤其是王明回国后，更是不断向他和中央发出挑战。1938年9月，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口信，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承认毛泽东是中共领袖。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取得了与王明斗争第一个回合的胜利。
时隔三年，在1941年9月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家围绕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和抗战初期的右倾错误展开了热烈讨论。毛泽东首先严厉批评了长期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主观主义思想路线。他的这一重要讲话，使与会同志受到很大启发和教育，博古与张闻天等人均对自己曾经犯的错误做了诚恳和深刻的自我批评。而王明却一再推卸责任，为自己辩解，他的这种拒绝认错的态度遭到了与会者的一致批评。至此，毛泽东获得了与王明斗争的最终胜利，为开展整风运动提供了条件。
二、延安整风的基本过程
在充分酝酿和准备的基础上，延安整风于1942年正式拉开了帷幕。延安时期的全党整风运动按毛泽东的部署，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思想动员阶段（1942年2月至4月）。1942年2月上旬，毛泽东先后在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以及中宣部和中央出版局联合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做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任务，同时阐明了整风的宗旨和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两个报告实际上是发动全党整风的动员报告。会后，各单位均传达了毛泽东的报告，并制定了学习计划和检查工作计划，普遍和充分地向党员、干部做了思想动员。
（二）整顿三风阶段（1942年4月至1943年10月）。
1942年4月至8月初，重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这是延安整风的中心内容。毛泽东着重指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42年8月至12月中旬，重点是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毛泽东认为，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它妨碍了党内的统一和团结，必须加以反对。1942年12月中旬到1943年3月中旬，重点是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毛泽东指出，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和表现形式，因此必须反对党八股，才能使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无藏身之地，实事求是的、生动活泼的创造精神才能发扬，马克思主义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1943年3月中旬至10月，是总结学习阶段，各单位就自己的工作和整风学习进行总结。
（三）总结历史经验阶段（1943年10月至1945年4月）。1943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高级干部进一步研究和讨论党的历史问题，延安整风由此转入第三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在整顿三风的基础上，对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党史上几次大的路线错误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并做出结论。当时，广大干部主要围绕《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等党史文件汇编，展开了热烈的学习和讨论，同时还先后召开了多次座谈会，毛泽东也做了《学习和时局》的报告，针对同志们存在的一些疑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通过这些学习和讨论，大家普遍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端正了思想方法和政治路线，更好地认识党史上的重大路线是非问题，从而使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达到了空前团结和统一，为夺取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充分讨论和反复修改的基础上，
三、延安整风的深远影响
延安整风历时三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对后来的历史发展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一）破除了对共产国际指示的迷信，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延安整风前，教条主义在党内有着深厚的思想基础，许多人把苏共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奉为金科玉律予以照搬照抄，甚至不惜牺牲我们自己的民族利益。通过整风学习，全党来了一次思想大解放，出现了建党以来最大规模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高潮，并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重新认识中国革命的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这样，就使广大党员和干部逐渐从教条主义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从根本上端正了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进一步明确了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历史已经证明，经过延安整风运动，我们党初步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克服了长期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和绝对化的错误倾向，扫清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障碍，极大地推动了它的历史进程。
（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在延安整风前，尽管毛泽东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已经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但是由于教条主义的干扰，其理论家地位并没有被人们普遍认可，毛泽东思想也没有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而正是经过延安整风，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才在七大上得到正式确立。
（三）开创了以整风进行党的思想建设的方法，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我们党在历史上曾经开展过多次反对“左”、右倾错误思想的斗争，但由于方法不妥当，“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看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有鉴于此，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通过开展整风来解决党内思想问题的办法，这是对党的建设学说的创新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实践证明，延安整风的这一方针是完全正确和行之有效的，不仅在当时使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而且至今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第五讲：建立新中国的构想及实践
张旭东：今天我给大家讲一讲建立新中国的构想及实践这个专题。首先我们要明确为什么要讲这个专题，以及大家为什么要学这个专题，我想无疑有两个背景。首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这之前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我们作为共产党的继承者，作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创立新中国的继承者，对于国家怎么建立的，怎么从历史中抉择的，历史的由来、历史的脉络要弄清楚，这是第一个背景。第二个背景，有一些现实的原因，我们知道近几年在国际上和国内有一股思潮，叫什么思潮呢？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潮。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潮是否定现行中国制度的一种思潮。比如说它主张中国走多党制、三权分立制、议会制。我们为了驳斥这种思潮，我们应该有一些理论准备，在2009年建国60周年之际，中宣部理论局出版了一个小册子叫《六个为什么》。《六个为什么》实际上就是为驳斥民主社会主义思潮以及为了建国60周年而编写的。今天我们主要从历史的角度来讲一讲新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怎么形成和确立的？一个核心的点就是这个国家是怎么形成和确立的。主要讲四个问题，第一是国体，人民民主专政是怎样形成和确立的。第二是政体，人民代表大会制是怎样形成和确立的。第三个问题是政党制度。我们现在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国为什么没有选择多党制？没有选择一党制？而选择了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这个我要讲一讲。第四个问题是国家结构问题。我们都知道国家结构有单一制和联邦制，中国是单一制，大陆主体是单一制。为什么没有选择联邦制，而以选择民主区域自治为补充形式的单一制，这四个问题。另外，讲一讲导言。
首先第一个问题，导言，建立新中国的背景。我们知道革命的直接问题是什么？革命的直接问题就是夺取政权，任何一个政党都不例外。共产党从1921年7月成立就开始探索夺取政权的道路。在不同的时期，我们有不同的建国口号。我简单捋一捋，比如1922年提出了真正民主共和国的建国口号，并且在这个口号下实现了国共第一次合作，但是后来由于我们党的领导人的右倾错误以及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民主共和国没有建成。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提出了苏埃工农共和国，苏埃工农共和国在1927年就提出来了，这个从名称上来看，它就是学习苏联的，苏维埃。实际上现在从后来来分析，它实际上有一种关门主义的倾向，把民主资产阶级排除在外面的，就是工农苏维埃，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政权。工农苏维埃共和国在日本侵略中国的背景下，它越来越不适应当时的形势，我们在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九一八事变为标志，在这种背景下，共产党要提出一个什么样的建国口号呢？如果还是以工农苏维埃共和国,那么民主资产阶级，甚至一些具有爱国热情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他也不会接纳你这个建国口号，所以共产党认识是很聪明的，我们需要从策略上、口号上实现转变，在1935年我们提出来苏维埃人民共和国。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应该比工农苏维埃共和国要进步，因为提了人民的范畴，人民比工农的范畴要广，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以及一切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阶级和阶层。但是这个口号从字面上来看，它有它的局限性，因为它还是苏维埃。所以很快共产党就发觉它的缺陷。到了1936年提出来人民共和国。人民共和国比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有进步，但也有缺陷，紧接着我们提出民主共和国，民主是个好东西，我们从1840年以来，中国缺少的就是民主，一直到现在，我们讲政治体制改革，一个重要的核心还是民主，所以民主共和国受到各阶级、各阶层的拥护和欢迎，这是1936年12月份提出来的。民主共和国应该说在当时背景下提出来有它的积极性，但是民主共和国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时候也遇到了一些问题，首先是蒋介石不承认。蒋介石也提民主，孙中山也提民主，这个民主到底是什么样的民主，和蒋介石的民主有什么区别。另外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的时候，蒋介石发动了一系列反共溶共限共的事件，在这种背景下，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建国口号来真实的表达共产党的建国意愿，所以在1940年1月份，以《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为标志，我们提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应该说比民主共和国有进步，我们切忌不要从字面上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比民主共和国就多一个字“新”，其实内涵上有很大的区别，是一种新质的表现，包括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政治，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一种文化，民族科学大众的文化。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提出来以后，应该说受到国内各阶级、阶层的热烈欢迎。毛泽东当时也比较欢欣雀跃，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论述到：“新民主主义的桅顶已经冒出地皮线，新中国是我们的，我们拍掌欢迎它吧！”毛泽东很少写出这一类抒情的文章，但是在新民主主义论和对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期待，他是富有热情的，饱有热情期待着。所以，到了1945年前后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即将要战败和投降的时候，在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指导下，我们提出了一个具体的政权目标，就是建立联合政府。联合政府最早是由林伯渠代表中共在重庆国民党三届三次参政会上提出来的，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当时我们应该说对民主联合政府的设想，在当时背景下，我们是以蒋介石为核心的领导的一个民主共和国，所以毛泽东也预料，哪怕蒋介石给我们几个官位去做，我们也去做。我们加入民主联合政府，不是去给蒋介石砍头，而是去给蒋介石洗脸。同志们想一想，我们当时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目标呢？实际上更多是从力量上对比。我们的力量比蒋介石的力量要薄弱。另外，考虑当时国内背景，因为饱受战争影响的中国国内各阶层、阶级迫切希望民主和和平，所以我们提出民主联合政府。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为了实现民主联合政府这样一个建国的目标，冒着自己生命的危险，
第一个问题，国体，人民民主专政。
另外，我们知道蒋介石当时控制了70%多的土地，70%多的人口，79、71，我们剩下21、29的土地和人口，(删)力量悬殊是非常大。但是没有想到，蒋介石这么不经打，原来计划长期打，后来不到三年，三大战役即将胜利。毛泽东在这一时期非常的春风得意。我们为什么能打倒蒋介石，实际上毛泽东在西柏坡的时候写了几句话，实际上表达了我们为什么能战胜他。具体来讲，内容是很复杂的，毛泽东说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是在西柏坡即将进入北京之前，毛泽东题词的。军队向前进，加强生产，生产长一寸，就是我们既要注重生产，又要加强纪律，这是蒋介石恰恰缺陷的，所以他经济不行。另外统一战线做得不好。农民们没有跟他走，民主资产阶级也没有跟他走。另外，它的军事战略有问题，我们是运动战、游击战，所以我们敢于放弃延安，毛泽东做了一个比喻，假如农夫背了一袋金银，在路上遇到一个强盗，如果农夫舍不得这袋金银，农夫金银得不到，因为命也保不住，因为金银很重呀，跟强盗打，肯定打不过。假如你舍得金银，金银给强盗背了，你轻装上阵，跟强盗打，说不定你把强盗杀了，那怎么办？金银也得到了，这就是运动战，所以我们敢于放弃延安，放弃延安是为了打到南京去。运动战比蒋介石那种指挥，片面夺取城市，片面拉长战线的战术有它的机动性。另外，我们知道蒋介石手下的人心也不顺，投降的很多，投诚的很多。最近我们知道反映间谍战的电视剧很多，潜伏，实际上也反映出我们的情报做得很好，蒋介石很多的命令，到不了军一级，毛泽东就知道了，毛泽东当时在延安失守以后，毛泽东率了一个连的部队转战陕北，转战了一年，有时跟蒋介石的部队就隔了几里路，但是蒋介石的部队就是不知道。我们说毛主席真是神了吗？不是，是靠情报。我们当时知道著名的熊向晖就在当时的胡宗南手下做纪要秘书，很多情报到不了师一级就到了我们共产党手中。
另外，军事指挥也不当，比如我们攻打济南战役的时候，当时王耀武后来的回忆，我们国民党当时很强大的，但是他们人心不顺，不协同作战，等着王耀武死。徐州会战的时候，徐州是南京的北大门，徐州一失守，南京就保不住，当时蒋介石就放了他的亲信，刘峙在那里守卫，刘峙不懂军事，一夜之间五万士兵全投降了，所以后来有人回忆说国民党的将领回忆说(删去)，五万将领，假如放五万头猪放在那里，共产党一天也抓不完。你看看国民党的五万将领，一夜之间就投降了。徐州这么重要的地方，不派一头虎，最起码要派一只狗在那里守卫，但却派了一只猪在那里守卫，后来讽刺徐州的剿匪总司令刘峙的，这反映了蒋介石当时的指挥系统，他的人心、战略有一些问题。恰恰共产党指挥得力，运动战搞得好。另外在信念上，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刚才毛泽东在重庆和蒋介石谈判，说到一系列的话都反映了我们当时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的一个策略。所以，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是毛泽东1946年8月在延安会见美国著名女记者斯特朗的时候提出来的。当时蒋介石正在准备攻打延安，毛泽东说了，别看蒋介石是气势汹汹，但是他是纸做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所以，这主要是给将士鼓气，不要怕，但是战术上要重视它。所以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毛泽东在建国以后说得很多，抗美援朝前期也说了，当时谁也不想跟美国打，美国刚刚在长崎广岛掉了两颗原子弹，威力吓人。当时我们新中国刚刚建国，百废待兴，敢跟美国打，毛泽东说一切反动派是纸老虎，原子弹是纸做的，无非是死人，中国有的是人。所以，后来敢于出兵朝鲜。毛泽东在70年代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的时候，尼克松就问，听说主席在学习英语，毛主席说了两个词：paper tiger（纸老虎）这是话里有话，纸老虎，言外之意是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正是因为共产党做了这些准备，统一战线做得好，武装斗争搞得好，党的指挥有力，另外加上信念上、信心上做得好，所以最终打败了国民党，打败了蒋介石。
在1949年建党28周年之际，毛泽东系统论述了人民民主专政，这些表明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形成体系。有的同志就问了，人民民主专政是不是空穴来风，其他国家不叫人民民主专政。前苏联叫无产阶级专政，东欧也叫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叫人民民主专政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因为人民和民主是我们惯用的政治思维，另外从当时考虑，因为民主资产阶级，有小资产阶级在里面，所以当时叫人民民主专政。后来我们知道转变了，从现在来看叫人民民主专政实际上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这是从本质内涵来讲的，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这是内涵本质上是一致的。人民民主专政确立以后，我们需要有国名来表现，现在我们知道是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在这之前，对国名的抉择也是煞费苦心的。从
第二个问题，政体。我们知道政体叫人民代表大会制。对于人民代表大会制的形成和确立，应该说共产党确立得比较早，只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实践。我们跟苏联学的，苏联叫苏埃代表会议，苏埃代表会议就是人民代表会议，我们叫人民代表大会制。我们在七大之前都已经确立了叫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来产生政府，这是我们的设想。只不过跟蒋介石合作期间，我们没有实践，我们用的是参议会制，因为这个跟蒋介石是统一的。我们当时在陕甘宁边区，蒋介石在重庆，搞的是参议会，通过三三制的政权，选举产生政府。所以邓小平改革开放后回忆，当时就是一国两制，我们跟蒋介石搞的不同，也有区别。现在提出打倒蒋介石了，肯定要把蒋介石的参议会制，蒋介石的国会制要废除掉，重新把人民代表大会制提上议事日程。但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在当时也面临着一些困难，首先是党内对它还产生一些疑虑，因为人民代表大会要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当时战时背景下还很难付诸实践。另外，民主党派对人民代表大会制是不抱有希望的，因为民主党派号称中国革命史上第三种势力，他的政治主张就是政治上学习美国，经济上学习苏联，调和国共，兼亲苏美，政治上学习美国的，所以有两个困难。我们怎么解决的呢？首先是民主党派，民主党派在47年10月蒋介石宣布取缔，民主党派纷纷转入地下，有的转到香港去活动。蒋介石宣布取缔，民主党派彻底对蒋介石丧失了信心。同时也宣告了第三条道路在中国破产，后来被迫跟着共产党走了。我们
第三个问题，政党制度。我们现在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既不是多党制，也不是一党制，是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这个政党制度是怎么抉择过来的？为什么没有选择一党制，前苏联、东欧搞的是一党制，为什么从中国国情出发呢？我们要分析，也是我们现在驳斥当下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有利工具，理论问题从历史中，以历史的依据来分析和驳斥最有说服力的，理论问题，往往从理论来驳斥理论，往往显得有些空洞，没有说服力。下面来简单分析一下。
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就面临着和其他党派的关系问题，但是我们知道，如果共产党孤军奋战，关门主义，肯定会是失败的。所以“党的建设”是一大法宝。这个我们有经验和教训可以借鉴，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在1945年七大的时候这样说的，中国要成立各党联合政府，是一个历史法则，任何人都是不能违背的。说得很清楚。共产党人绝对不会搞一党制，搞一党制是违背历史法则，这从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在
在建国之初，我们确实实实在在的履行多党合作制的诺言，我们看一看建国之初当时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当时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是毛泽东，副主席是六个人，中共人士我们都知道，有朱德、刘少奇、高岗，非中国人士有宋庆龄、李济深、张澜，1：1，政务院总理是周恩来，副总理有四个人，中共人士是两个，一个是董必武，一个是陈云。非中共人士也有两个，一个黄炎培，一个郭沫若。当时28个部委、正部长，民主党派占了当时15个左右，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也是沈钧儒，民主党派。当初我们建国初的中央民主政府委员会实际上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府，所以建国之初，我们的经济为什么恢复得那么快，到1952年就恢复了1936年最高水平，和七大民主党派积极加入政府建言献策有一定的关系，很多民主党派在国民党时代丧失信心了，丧失做官的信心了。黄炎培已经70多岁了，国民党时代做官都做怕了，建国之初，周恩来去他家去了三次，黄炎培说我年事已高，不堪胜任。说这是为人民做官，为人民做事，是自家的事，你不得不做。黄炎培感动的就出来了。林垦部部长陈希，周恩来一去他家，他说年事已高，不堪胜任。周恩来就说，为人民服务，当仁不让。后来感动了，他也说了感慨，为人民服务，万死不辞。这样一批人出来做官，纷纷建言献策，也同时消除了各阶级、阶层的疑虑，体现了政治反作用于经济的力量。当然，我们这之后发生了一些曲折。特别是文革期间。
在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应该有一些举措，但是我们和建国之初比较，我们还看出了一些悬殊，民主党派担任正部长，副委员长、副主席不算了，正部级的就两个，一个是科技部部长万钢，一个是卫生部部长陈竺，但是我相信这种局面是越走越宽的，因为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同时以史为鉴，从建国初期的实践可以作为借鉴。当时很多共产党人想不清楚，说民主党派是一根头发丝的功劳，在革命年代老跟我们作对，为什么对他们这么好呢？让他们有职有权呢？让财政养着他呢？当初我们计划，共产党的经费由党产来解决，后来毛泽东说了，不用党产来解决，全部吃财政。因为共产党的经费用党产来解决，民主党派没有党产，人家就有话了，所以一碗水要端平，手心手背都是肉，不能莲花出水有高低。所以禁止党政机关，经营性事业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建国前夕毛主席说了，共产党取消党产，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经费开支都从财政开支，这是我们讲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放下一党制。
第四个问题，国家结构问题。国家结构，我们都知道现行的国家结构，联邦制、单一制，中国是怎样的国家结构呢？同志们肯定这样回答，中国是单一制，对，又不尽对。因为我们从小学课文一直这样学的，但是我告诉大家，如果你再具体的分析，如果把台湾、香港、澳门包括进去，能说中国是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吗？香港、澳门、台湾能够单独参加奥运会，台湾甚至可以保留自己的军队，你说美国的州有这样的权力吗？中国的国家结构是中国特色的国家结构。如果从大陆主体来看它是单一制。今天我们主要是讲大陆主体的问题，是怎么抉择的，主要讲民族区域自治是怎么来的。我们是以民族区域自治为补充形式的单一制。这个问题现实性很强。我们都知道现在不光是中国，世界上最棘手的问题就是民族问题，中国也有这个问题。最近中东北非也更多的掺杂了民族的问题，民族纠纷。
中国也面临这个问题，疆独、藏独，2008年3.14打砸抢，2009年7.15驱汉事件，疆独、藏独，就是以第十四氏达赖，达赖1935年，今年76岁，还有疆独的代表热比亚两人沆瀣一气。达赖我们都知道，年年都派代表跟中央政府的代表谈判，都是无果而终。因为达赖这几年有一个主张，他要搞一个大藏区制度。大藏区制度，包括西藏、青海的90%、宁夏的一部分、四川的一部分、贵州的一部分、云南的一部分，9千万人口，占了中国领土的四分之一，搞一个像香港、澳门这种制度的大藏区、特区，当然我们是截然否定的。因为西藏和香港、澳门的情况是不一样的。我们要毫不动摇的坚持民族区域自治，达赖在海外影响很大，所以美国一个调查机构，说达赖在美国青少年心中的地位是偶像，比德国总理默克尔、法国总统萨科齐还高。我（张旭东）是去年2010年6、7月份到意大利学习，我在罗马市中心，穿越罗马市中心一条河台伯河，我晚上没事去散步，当时很多集市，其中有一个印度商人，卖银器的，房里面挂了一个达赖的唐卡，我问他多少钱，说这个不卖，这个是他心目中的偶像，这也反映了达赖在海外的影响。达赖提出大藏区制度我们怎样否定呢？我们从历史中否定，怎样选择民主区域自治的。共产党成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提出要搞联邦制，这个我们也承认。恰恰有很多人不知道，达赖知道。我们要承认，确实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想在少数民主地区搞联邦制。比如1922年，二大就提出了联邦制，联邦制主要的是向前苏联学习，前苏联搞的是联邦制，苏联是我们的老大哥，我们要学习他。但是我们到了30年代的时候，日本侵略中国的背景下，我们搞联邦制适合不适合？因为搞联邦制势必对日本分裂中国、分裂东北带来了一些口实，在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上，我们提出要搞民族区域自治的统一国家。但是提出民族区域自治统一国家之后，联邦是否也放弃了呢？也没有放弃，我们是两条路走路，更多期待是搞联邦制，民族区域自治更多是到联邦的一个过渡，是到彼岸的一个桥梁，这个说法我是有根据的。包括在党的七大上，包括在
另外一个，为了防止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分裂，这是我们的现实原因，新中国建立前后，帝国主义，包括印度都在窥视我们边疆地区，包括新疆、西藏，包括台湾，要分裂。在1949年7月份的时候，我们发生了藏族同胞驱汉事件，达赖把驱汉事件和2008年3.14驱汉事件进行比较，当时也发生了驱汉事件，幕后的操纵就是英国、印度，搞西藏独立。针对这些分裂的图谋，我们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指出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包括台湾，美国也在染指，在这种背景下如果搞联邦制，势必给这些地区分裂带来了一些口实，所以我们提出单一的国家，也是当时防止帝国主义分裂的一个现实原因。
另外还有一个背景，就是当时内蒙古自治区的成功实践，为我们提供选择，以民族区域自治为补充形式的单一制的国家机构提出了成功的样板。所以在政协会议召开前夕，很多人到内蒙古去考察，包括陈嘉赓这些委员去考察，回来之后都说好，这样加速了中共对民族区域自治的选择而逐渐放弃了对联邦制的期待。事实证明，抉择是英明的，是正确的。要不然西藏问题、新疆问题，到现在要严重得多。
至此，通过以上国家是怎样建立的，主要讲了四大基本政治制度的历史由来，核心问题，新中国是怎样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怎样建立起来的。我想弄清楚这些问题，这些制度的选择，都是中共领导人，第一代领导集体，是从历史中，从中国国情出发的，没有学习苏联。我们好多东西和苏联不一样，而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的，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所以，著名的美国学者头号中国通——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约翰?金?费尔班克）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就说到了。中国人寻找适合中国的政治制度，寻找了两三代，但终究没有寻找到。直到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选择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制度。实践证明他是正确的，是有生命力的，它必将具有长远的生命力，这是费正清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里面说到的。外国人都这样评价，我们怎样评价呢？今天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我想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能够更好的坚信我们政治制度历史选择的必然性，也是我们驳斥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有力工具。所以，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就说到了，我们要永远铭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新中国。主要功绩是什么？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的建立，新中国基本政治制度的确立，为当代中国的发展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基础，这是十七大胡锦涛对毛泽东的最新评价，实际上这个评价也更多的从政治制度，从建国、从政治制度的形成和确立这个角度来评价的。
第六讲：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罗平汉：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在全国范围的建立。1952年秋，党的领导人根据当时的情况和和党预定的社会主义目标，开始酝酿过渡时期总路线。1953年秋，过渡时期总路线正式提出，由此开始了大规模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中国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
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当时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其序言中规定：“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在其总纲中，又作了这样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对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作了明确的表述。《共同纲领》中并没有任何“中国共产党领导”这样的文字，但它在总纲中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实际上用另外一种方式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
新中国成立之初组成的中央人民政府，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一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联合政府。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副主席共7人，其中非中共人士3人，分别是宋庆龄、李济深和张澜；中央人民政府委员56人，其中非中共人士27人。在随后组建的政务院及其所属机关的负责人中，政务院副总理共4人，其中非中共人士两人，即郭沫若和黄炎培；各部、委、署主官中，非中共人士超过三分之一。此外，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亦由非中共人士沈钧儒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的这种格局，一直维持到1954年一届人大的召开。
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共同纲领》作了这样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新民主民主主义社会经济上最根本的特征，就是多种经济成份共存在。以过渡时期总路线正式提出前的1952年为例，各种所有制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分别是：国营经济占19.1%，合作社经济占1.5%，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占0.7%，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占6.9%，个体经济占71.8%。
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国营经济数量虽不占优势，但它处于领导地位并显日益壮大之势。对于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国营经济为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凡属有关国家经济命脉和足以操纵国民生计的事业，均应由国家统一经营。凡属国有的资源和企业，均为全体人民的公共财产，为人民共和国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主要物质基础和整个社会经济的领导力量。”从1949年至1952年，国营经济发展迅速。1949年国营工业的总产值为36.8亿元，1952年达到了142.6亿元，增长了387.5%。国营商业机构1950年的批发和零售额分别占全国的23.2%和8.3%，1952年则上升到60.5%和19.1%。
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重要经济成份，1949年至1952年其总量也是显增长的趋势，但由于国营经济的快速增长，它在国民经济的比重则显下降之势。在1951年之前，私营工业在全部工业总产值中超过了50%，即1949年63.3%，1950年51.8%，1951年50.1%，而1952年下降到了39%。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由此在广大的新解放区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老解放区此前已完成了土改）。土地改革之后，农村经济体制仍基本上是个体农民所有制。这不单体现在生产方式上是农民以家庭为生产单位，更为重要的是农民对于土地具有所有权，以及附随所有权而产生的土地处置权。《共同纲领》第二十七条规定：“凡已实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保护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三十条亦规定：“土地改革完成后，由人民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一切土地所有者自由经营、买卖及出租土地的权利。”即就是说，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里，农民依法具有土地所有权以及土地的处置权，土地的买卖是合法的。
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文化，《共同纲领》规定得比较简略，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
新民主主义社会在文化体制上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多种所有制共同存在的文化产业格局。据1950年3月底的统计，在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杭州、济南、武汉、广州、长沙、西安、重庆等11个大城市，出版及贩卖书店共计1057家。其中自行出版书刊者269家，计公营19家（包含新华书店总分店6家），公私合营6家，私营244家。专营贩卖的书店788家，计公营16家，公私合营7家，私营765家。1950年1月至12月，全国共被版图书7049种，其中私营3681种，占52.3%。全年共有定期刊物295种，其中私营113种，占38.3%。又据1950年3月的统计，全国共有私营报纸58家，私营广播电台34座。建国之初，国营的电影制片厂只有东北、北京、上海三家，而私营电影公司则有十几家，其中有一定制片能力的主要有昆仑、文华、大同、国泰等影业公司。
在新中国成立的头三年，中国共产党人基本上是老老实实、不折不扣地按照《共同纲领》来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由于认真执行了新民主主义的各项政策，中国人民政治上翻了身，经济上提高了生活水平。这三年，是中国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的三年，是中国人民意气风发的三年，也是中国社会面貌得到彻底改观的三年。
二、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酝酿与提出
新民主主义社会无疑是带有过渡性质的社会形态。那么，如何实现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呢？毛泽东曾这样说过：“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这段话集中概括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所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这就是说，只有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全面而充分的发展，而且根据中国人民的需要和意愿，才能实现这种过渡。
到了1948年秋，中国革命的胜利已是指日可待，中国人民盼望已久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很快将变成现实。在这年9月的中共中央政治会议上，中共领导人对何时转入社会主义进行了讨论。刘少奇在发言时提出，不能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毛泽东插话说：“到底何时开始全线进攻？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十五年。”当天为会议做结论时，毛泽东又说：“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准备，苏联是会帮助我们的，首先帮助我们发展经济。我国在经济上完成民族独立，还要一二十年时间。我们要努力发展经济，由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在1949年1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又表示，不要急于追求社会主义化，合作社不可能很快发展，大概要准备十几年功夫。这是党的领导人对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入社会主义社会最早提出的具体时间表。
这是一个内部掌握而没有向社会公布的时间表，因此在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共同纲领》时，有人提出，既然承认新民主主义是一个过渡性质的阶段，一定要向社会主义过渡，因此在《共同纲领》就应该把这个前途写出来。经过讨论，最后没有采纳这种意见，理由是“应该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全国人民看。只有全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这是唯一的最好的前途，才会真正承认它，并愿意全心全意为它奋斗”。
直到1951年，党的领导层还一直坚持需要一二十年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后才能转入社会主义的思想。这年年5月，刘少奇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现在就有人讲社会主义，我说这是讲早了，至少是早讲了十年。当然，作为理论和理想，我们做宣传工作还要讲，而作为实践的问题，十年建设之内社会主义是讲不到。十年以后建设得很好，那时我们看情况，就可以提一提这个问题：社会主义什么时候搞呀？但是还要看实际情况才能答复这个问题。十年以后可能采取某一些相当的社会主义步骤；也可能那时还不能采取这种步骤，还要再等几年。”同年7月，刘少奇在给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做报告时，也认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少则十年，多则十五年，二十年恐怕不要”。之所以党的领导认为需要一二十年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才能采取社会主义步骤，其着眼点就在于只有经过一个比较长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在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准备充分条件后，才能考虑过渡的问题。这本来是符合中国实际的。但从1952年开始，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酝酿和提出，这个设想被提前放弃了。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是什么时候开始考虑可以结束新民主主义社会，据薄一波回忆，1952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就考虑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
所谓向社会主义过渡，就是将私有制改造成为公有制，其中关键是将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为国营企业，将个体农业和个体手工业进行集体化改造。这时，毛泽东认为，经过三年多的时间，已经具备了对其进行改造的条件。
1952年10月，少奇同志率我党代表团参加苏共十九大期间，他受毛泽东的委托，于
刘少奇还谈到了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有利条件：参加互助合作的农民已占40%，而在老解放区这个比例已高达80%，已建立了几千组织较好的以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几个集体农场；富农阶级原本不占重要比重，老解放区的旧式富农已经消灭，虽然新富农近年有所发展但由于采取禁止党员雇工的政策，新富农不会有大的发展，而新解放区虽然保持富农经济，但在农民的斗争中富农经济已受到很大削弱，估计今后也不会有大发展。因此，互助合作运动是今后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式。
中共中央的这个想法，得到了斯大林的赞同。
斯大林对中共中央关于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表示赞同，坚定毛泽东加快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信心。经过半年多的酝酿，
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宣传和教育工作，在党内迅速统一了认识，也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由此开始。
三、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
中国是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如何把亿万农民引上社会主义道路，改造农民个体所有制，发展农业生产，建设先进的社会主义农业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成败的关键之一。
我国农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较长时间的互助合作传统和实践。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革命根据地就建立了“劳动互助社”、“耕田队”、“犁牛合作社”等互助组织。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组织了“变工队”、“扎工队”等劳动互助形式。在解放战争时期，互助合作组织进一步发展。
195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全国互助合作会议，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这是我国第一个指导互助合作的文件。《决议（草案）》在总结我国20多年革命战争时期的互助合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农业合作化的三种主要形式：即互助组，分临时性的初级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土地入股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即初级社；集体农庄，即后来的高级社。《决议》指出，土改后在农民中存在着发展个体经济和实行互助合作的两种积极性，中国共产党一方面不能忽视和粗暴地挫伤农民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要在农民中提倡“组织起来”。《决议》提出，互助合作运动要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与可能的条作，采取稳步前进的方针；同时还明确了初级社是走向社会主义农业的过渡形式；规定了互助组和生产合作社必须贯彻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必须采取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的方法，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
到1952年，我国农业互助合作组织有了很大发展。这年全国共有互助组803万个，参加的农户为4500万户，占总农户的40%。初级社共有3600多个，入社农户为5.9万户，占农户总数的0.05%。高级社有10个。
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我国互助合作进入大规模地发展阶段。
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始几年前进的步伐是稳健的，但1954年底1955年初在一些地方出现了急躁冒进倾向。
但这时在党的领导层中，就合作化速度问题展开了一场严重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有两个，一个是对农业合作社大发展中的偏差怎么看，如何办，特别是对一些地方比出现的冒进倾向该不该纠正。中央农村工作部认为，浙江省采取坚决收缩的方针效果是好的。毛泽东则认为，浙江省采用坚决收缩的方针是胜利吓昏头脑，是右倾保守思想的表现。另一个是1955年至1956年度农业合作社发展数量穷竟定多少？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主张稳步前进，坚持中共中央原来批准的发展计划，包括原有的65万个社发展到100万个。毛泽东主张在原有的65万个社的基础上翻一番，发展到130万个社。
七届六中全会后，伴随着对“小脚女人”和右倾保守思想的批判，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速度进一步加快。
全国基本实现初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后，高级社的发展也异常迅速，1956年上半年，北京、天津、上海三市，河北、山西、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南、广西、青海等省，已经实现农业的高级合作化，加入高级社的农户占各省市总农户的90％—95%。其他各省也有大部或一部分地区实现了高级合作化。1956年12月，全国高级社发展到54万个，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87.8%。加入初、高级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96.3%。
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选，主要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实现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所谓国家资本主义，就是用各种形式和国营社会主义经济联系着的，并受工人监督的资本主义经济。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在国家政权控制下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如工业领域的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商业领域的委托经销代销、以及公私合营等。
新中国成立后，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的是利用与限制并重的方针。为了总结实行利用和限制政策的经验，1953年3、4月间，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李维汉率领调查组，到武汉、上海、南京、无锡等地调查。
从实践上看，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在1953年以前，重点放在了工业中的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和商业中的委托经销代销等初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上。1954年到1955年底，是单个企业公私合营发展阶段。个别企业公私合营后，企业的利润在分配上，采取“四马分肥”的方式，即合营后企业的利润分为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职工福利费、资方红利四部分，资方红利大体只占四分之一，企业利润的大部分归了国家和工人，基本上是为国计民生服务的。
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后，企业的生产资料由原来单个企业公私合营的公私共有，转归国家支配。资本家丧失了“三权”：即对生产资料的支配权、管理权、人事调配权。资本家虽然还对生产资料有所有权，但已不能买卖，只是在一定时期内起领取定息凭证的作用。这时企业基本上属于社会主义性质的了。
1955年底和1956年初，各地敲锣打鼓，掀起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
对于手工业的合作化，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也是采取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组织形式是由手工业生产合作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步骤是从供销入手，由小到大，由低到高，逐步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农业合作化的猛烈发展，也影响了手工业的合作化速度。中共中央1955年底提出要求：在两年内基本完成手工业合作化。实际上，由于改变了过去按行业分期、分批、分片改造的办法，采取手工业全业一起合作化的办法，到1956年底，参加合作社的手工业人员已占全体手工业人员的91.7%。
1956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正式宣布：“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历史任务，现在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这就意味着，从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算起，仅用了3年的时间，就完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
第七讲：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我要谈的话题是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这个题目要谈的是从1956年到1976年这20年的历史，讲的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过程。这一段的探索应该说很曲折，几十年之后，我们再来回顾这段历史是有意义的，能够使我们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由来有更深入的理解。
探索是从1956年开始的，探索的任务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这篇讲话中提出来的。他这样讲，最近苏联暴露了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问题，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很清楚，毛泽东想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走一条自己的路。那么，为什么这个任务这时候才提出？新中国成立到这时候已经快七年时间了，为什么这中间没有提出？当然，这是有原因的。我认为，这个时候提出探索任务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苏共二十大的召开，打破了过去对苏联模式的迷信。
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搞的社会主义跟马克思的设想是一致的，实践过程中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共产党人都对苏联模式有着迷信，那就可以理解了。似乎社会主义就是这样的，跟它不一样就是离经叛道。这个迷信对于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毛泽东都造成了压力。毛泽东后来讲过，建国初，我们是照抄照搬苏联的，懵懵懂懂不满意，但是没办法。没办法，就是这个迷信的压力。
但是，这个迷信让苏共二十大打破了，让赫鲁晓夫所谓的“秘密报告”打破了。所谓“秘密报告”，其实题目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为什么说是“秘密报告”呢？因为事先没有正式列入苏共二十大的议程，苏共二十大
报告的核心内容是揭露批评斯大林的错误。斯大林1953年去世，1956年2月，苏共中央把他的错误讲出来，讲得很充分，讲得淋漓尽致，甚至讲得让人触目惊心。比如在民族问题的错误，强迫包括车臣印古什人在内的一些少数民族从他们世世代代居住的地方大规模地长距离地迁徙；比如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动不动就抓人，甚至动不动就杀人。斯大林晚年连苏共中央领导层的成员都到了人人自危的地步。
这个报告出来之后，举世震惊。西方有的政治家利用这个报告攻击共产党，攻击社会主义，所以报告引发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但是，这个报告对中国共产党人、对毛泽东主要的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那就是促使他们警醒，促使他们反思之前从苏联学过来的这一套东西。还有一点，就是苏联模式的迷信也打破了。当报告内容传到中国的时候，毛泽东、周恩来欢欣鼓舞，说了这样的话，这是一场解放战争，揭开了盖子，打破了迷信，使人敢于讲话、敢于思考了。苏共二十大召开两个月之后，毛泽东就提出要走自己的路，这两者之间绝对有内在的联系。
探索之初，我们取得了多方面的积极成果，特别是反映在1956年9月党的八大决策中。比如八大提出要实现工作重心转移。八大认为我们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斗争了，而是人们对于建立先进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解决这个矛盾，尽快把中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在这里虽然没有工作重点转移这个说法，但思想是明确的。还比如八大强调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还有八大提出在经济建设方面，要既反右倾保守，又反急躁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还有在文化方面，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所以，我们现在认为，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八大前后，一些领导人个人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重要方面提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思想和观点。所以，我们认为探索的开端是良好的。
可惜，在此后不久我们就发生了一些失误。先是1957年发生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今天对于1957年的整风反右，众说纷纭，甚至有人认为，当年中共中央发动整风运动，一开始就是一个阴谋，不是为了整风，而是为了整人。我觉得这个说法是立不住的。中国共产党发动整风的目的、愿望无可置疑。整风，为什么会发动？出于什么考虑？我们看一看当年国内外背景就清楚了。国际背景是苏共二十大，还有在此之后波兰、匈牙利发生老百姓闹事的情况，这些事情都促使毛泽东这些党的领导人反思、警醒，怎样避免在中国出现类似的事情。再一个我们国内也出现一些事，当年有人罢工，有人罢课，还有合作社的社员闹退社。领导人高度关注，深入调研，得出非常好的结论，认为我们党内有一些工作人员犯了官僚主义的错误，把本来可以和缓解决的人民内部矛盾激化了。毛泽东在一篇文章里这样讲，你要修飞机场，要占农民的地，要拆人家的房子，前提是必须安置好，没有安置好就拆了房子，怎么不闹呢？别说是人，就是鸟，你掏了它的窝，起码也会叫唤几声。在这里很清楚，毛泽东把出这些问题的原因归到领导干部头上，没有怪老百姓。由此认定我们党内有不正之风，有官僚主义，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三风都得整，整了才能密切党群关系。我觉得整风运动就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发动的，所以主观愿望动机，无可置疑。
整风，用的是开门整风的方式。毛泽东
但是，整风过程中也确实有极少数人，主要是极少数的民主党派负责人提出了中央不能接受的意见。有人讲了这样的意思，我欢迎你整风，但是如果真想整风，得从风源、根源上解决问题。什么是风源、根源？那就是一党领导的政治制度。有人要改变基本的政治制度，中央当然不会答应，把这种意见视为右派言论，作出反击，我认为完全可以理解。问题在于用了政治运动的方式，导致了严重的扩大化。据后来统计，当年总共划了55万多右派分子，最终，经过复查没有改正的不到三千人，大部分人被冤枉了。所以， 1981年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为反右是必要的，问题是严重扩大化了，伤害一些不该伤害的人。今天，中央也是这个基本结论。
1958年开始又发生了“大跃进”运动，“大跃进”这个失误，持续时间更长，持续三年之久。
“大跃进”的失误为什么会发生？我认为有两个基本原因。一个是领导人在发展经济问题上太急了，毛泽东这一代人都很急。当然现在回头想一想，他们急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们这一代人都经历过旧中国落后挨打的屈辱历史，建国初又遭受西方国家的包围封锁，5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和苏联的关系又出现严重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压力很大，不可能不急。1954年毛泽东说过这样的意思，我们的工业很落后，落后到什么程度呢？飞机、汽车、拖拉机、坦克这些东西造不了，我们只能造桌椅板凳、能造茶碗茶壶，还能够把麦子磨成面，就这个水平。毛泽东后来更加尖锐的提出，如果我们不迅速改变落后面貌，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地球的球籍。我认为他们这些领导人的心态完全可以理解。我们应该搞快一点，如果方法得当，也不是不可以搞快一点。
问题还有第二条，就是缺乏经验。我们打仗的经验很丰富；搞政治斗争，经验也丰富；发展农业生产，也可以说有一定的经验。但是，就是搞现代化工业没经验，过去基本上没有搞过。以为靠打仗冲锋的办法，就能把工业搞好，现在看来显然没那么简单。当年，“大跃进”的目标是要超英赶美，我们着急，要在钢产量方面迅速地赶上超过英国。确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先确定钢的产量指标，然后其他方面服从保证。农业、轻工业受了冲击，在所不惜，这个思路绝对有问题。后来钢产量确实是上去了，但是农业、轻工业遭受严重的损失，再加上有的地方出现严重灾害，还有1960年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我们的经济一度非常的困难。“大跃进”是典型的欲速则不达的教训。我们出于这样的愿望犯下“大跃进”的错误。还有第三个失误，急于过渡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个失误发生在“大跃进”过程中，甚至可以说“大跃进”引起的。
我觉得公社化运动有两个起因，一个是适应所谓“大跃进”的需要。“大跃进”在一开始表现为大办水利。大办水利的时候，有些地方感觉到小规模的合作社不方便。比如说一个社，平均二十来户人家，要想干一个稍微有点规模的工程，干不了。还有如果你修水渠，要从别的社的工地上过，如果人家不受益，也干不成。为了解决这样的矛盾，有些地方自发并大社，把若干个小规模的合作社并成一个大的。1958年上半年，不少地方就并起来。有的叫大社，有的叫公社，叫公社的名字也各不相同，有叫共产主义公社的，有叫人民公社的。1958年8月，毛泽东在山东、河南、河北视察的时候，就见到形形色色的一些大社。地方干部问毛泽东叫什么好？他说，还是人民公社好。随行的记者报道出去，结果在中央做决议之前，很多地方就纷纷仿效，公社就已经办了很多了。
再一条具体原因，那就是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在此之前，包括我们在内，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急着这方面的过渡，有些比我们还急。自发办起来的人民公社，被认为有几个优点、特点便于过渡，一是所谓的’一大二公”，大是规模大，平均一个公社相当于过去的26个合作社，规模扩大了20多倍。公有化程度当然就高了，小集体变成了大集体。第二个特点是”政社合一”，过去的高级社只是一个经济组织。而人民公社既是经济组织，又是地方政权，取代了原来的乡镇政权。第三个特点是“工农商学兵结合”，一个大公社里面，工农商学兵全都有。当年认为有这样特点的农村人民公社便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所以1958年8月，北戴河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明确提出我们应该大胆利用人民公社这种形式，探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公社化运动，时间很短，就一个月的时间，
公社化的一些极端问题，比如“共产风”，后来毛泽东反复批评、反复要求纠正，也纠正了一些。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从公社最终下放到生产队，规模大体上相当于过去的高级社。但是人民公社的根本弊端，大锅饭的这种体制始终没能得到解决。后来农村生产力长期发展缓慢，相当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个。所以，公社化的负面影响是不小的。
从1961年初开始，到1966年5月“文革”爆发之前，这五年多的时间内，党的工作呈现出了比较复杂的情况。在经济上这一段时间我们搞调整，把“大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关系给调整为正常。这一段做得相当不容易，有些举措今天想来，似乎都不可思议。比如说1961、1962年这两年，为了减轻国家对城镇居民粮食供应的负担，曾经大批地动员城镇人口到农村去。动员什么人？动员此前从农村招工招来的工人和他们的亲属，两年时间我们动员了将近三千万人回农村。毛泽东、周恩来当年感慨万千，说我们的老百姓真好，三千万人，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像欧洲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搬迁。确实，我们的老百姓很好，体谅国家的困难。但是，这件事我认为当年能干成，光老百姓好是不够的，我们干部队伍也好，干部队伍跟老百姓是同甘共苦的，没有多少腐败，也没有多少特权。包括毛泽东在内，当年我们的一些领导人也都是一同克服困难。我们很多网友知道，毛泽东曾经八个多月红烧肉都不吃，就是这个时期。另外，这段时间包括毛泽东在内，也包括别的领导人，大家都努力总结此前犯错误的教训，特别是“大跃进”的教训。毛泽东发奋读书，读苏联人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边读边思考，提出了很多深刻的观点。比如说，他认为社会主义是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比较不发达的，一个是比较发达的。中国显然处于前一个阶段。在这之后，向共产主义过渡，毛泽东再也不提了。还比如，他认为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至少要上百年的时间，超英赶美，在此之后也不提了。还比如，他强调社会主义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必须发展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不要怕资本主义，他认为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我认为这些观点都是有意义的，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过去别的人没有提出过。所以总体上来讲，党这段时间对经济工作的指导，我认为是好的，是正确的。
但是可惜，这一段政治上我们又发生了失误，从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开始，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扩大化错误迅速发展起来。起点是八届十中全会，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次全会，毛泽东提出了一个系统的“左”的阶级斗争理论，而且被全会所接受，写入了全会的公报。里面是什么内容呢？核心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个理论在当年之所以能够提出，之所以会被全会所接受，我认为客观、主观两方面都有原因。
客观上的原因，就是阶级斗争存在，而且可以说，在一定范围内尖锐化。突出的表现是台湾当局图谋反攻大陆的行动。1962年，蒋介石派了一股又一股的武装特务在东南沿海地区登陆骚扰，叫嚣反攻大陆，这毫无疑问是阶级斗争。另一方面，他提出这个理论与他错误看待和一线领导人的分歧有关。这个时期，毛泽东退出二线，一线让刘少奇主持日常工作。毛泽东在二线除了读书之外，还在观察一线领导人，观察到1962年，不满意了，而且很不满意。他在讲话中就批评一些领导人。在什么问题上批？最集中的是“三自一包”的问题。包是包产到户，这个时期安徽搞了包产到户的试验，效果非常的好，有些领导人了解情况后热情地肯定和支持。刘少奇曾经讲过，应该起草一个文件，全国推开。陈云曾专门面见毛泽东建议推广。毛泽东听了陈云的话，当时没作表态，第二天传出来，认为陈云的意见是完全错的。还有邓小平，曾经在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和共青团中央的会议上讲过这样的话，不管黄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所谓猫论就是这个时候针对这个问题讲出来的。还有当年主管农村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态度更积极。除了给中央写报告要求推广以外，还在中央国家机关、部队、包括中央党校五个大单位作报告，论证这是社会主义农村集体经济的一种形式，不是单干。后来毛泽东批所谓“单干风”，批得很厉害。说现在党内刮起一股“单干风”，越到上层越大，包产到户不出半年就可以看出阶级分化，主张包产到户的人是站在地主、富农的立场上，替他们打主意。
三个“自”呢？一个“自”，自留地，人民公社时期，除了大部分地集体统一耕种之外，社员家庭有少量的自留地，种种蔬菜什么的，在大锅饭的体制之下，自留地种的就是比集体的地种得好。所以当年有的地方，虽然没搞包产到户，但是增加社员自留地的面积，一样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第二个“自”，自负盈亏，强调企业利润核算，不能像“大跃进”时期那样算政治帐，经济帐可算可不算。第三个“自”，自由市场，活跃城乡经济交流。这个所谓“三自一包”，都是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提出的政策主张，克服困难的措施，但是在毛泽东眼里头成了修正主义的纲领。这些领导人自然而然成为毛泽东心目当中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
毛泽东这个理论被八届十中全会接受了，毛泽东个人的兴奋点、关注点从此也就转向了阶级斗争。1962年冬天，他离开北京到南方走了一趟，发现多数省份的负责人忙着克服困难，只有两个省的负责人有政治头脑，开始抓阶级斗争了。一个是湖南省，一个是河北省。1963年春天，开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表扬了这两个省的负责人。一表扬，其他省委书记就明白该干什么了，于是有越来越多的省委书记去抓所谓阶级斗争。这时候有什么阶级斗争可抓呢？农村有的基层干部有点多吃、多占行为， 工分帐目不是那么清楚，这是阶级斗争。出身好的，说他们是阶级蜕化变质分子。出身本来就不好的呢，阶级敌人篡夺了领导权。还有农民搞点长途贩运，赚点辛苦钱，投机倒把，也是阶级斗争，结果不少省份就给中央写报告反映这样所谓的阶级斗争。这些报告使毛泽东误以为，原来农村实际存在的阶级斗争比他估计的还要严重。这就发生了一个“左”的理论指导“左”的实践，“左”的实践反过来又推动了“左”的理论发展的一个恶性循环。循环到1964年底、1965年初，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研究四清运动。他就在自己主持起草的文件当中作出了这样的判断，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层层有，从公社一直到中央。讨论的时候，周恩来总理觉得中央也有走资派，这个判断很可怕，不管是谁，肯定是大块头的。他就提出来，能不能加几个字限定一下，中央的部门也有，充其量就是部长了。加了，毛泽东也认可了，但无济于事，这个时候毛泽东心目中的中央的走资派起码有两个已经明朗化了。头号刘少奇，二号邓小平。1970年美国记者斯诺问毛泽东，你是什么时候下决心打倒刘少奇，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脱口而出，1964年底1965年初，就是这个时候。所以我们看八届十中全会之后，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左”的错误可以说是直线发展、恶性发展，一直发展出个“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整整持续了十年。从1966年到1976年，这十年的时间里，党和人民的主要精力没有放在建设上，而是不断开展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当年毛泽东为什么会发动“文化大革命”？出于什么意图、什么考虑？这个问题可以说极端复杂。现在海内外对“文革”起因的说法很不相同。诸多说法当中，大概有一种说法是比较有市场，那就是“权力斗争说”。有人用权力斗争来解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解释“文革”的起因。他们这样讲，“文革”是中共高层特别是毛刘之间争权夺利的结果。“大跃进”失败，毛泽东退居二线，威望空前低落，而刘少奇主持日常工作，收拾残局，威望日益提升。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感觉到大权旁落了，刘少奇越来越不听招呼了，于是下决心把他打倒，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这个解释似乎顺理成章，因为毛泽东也不讳言，他发动“文革”的直接目的就是打倒刘少奇，夺他的权。
但是，我认为这是直接的原因，表面的现象，光看这个或者说用这个来解释“文革”，解释不清楚。比如说如果毛泽东发动“文革”仅仅是为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为什么还要打倒一大批老干部？为什么老干部“文革’初期就被打倒了，”文革”还要持续十年之久?为什么持续十年毛泽东都不罢休，后期又讲这样的政治大革命要过七八年再来一次?我认为这都讲不通。另外我们还有材料证明，毛泽东在1962年之前对刘少奇、邓小平是非常欣赏，甚至把他们是当接班人对待的。1957年的时候，毛泽东访问苏联，赫鲁晓夫问过这个问题。1961年，英国访华的元帅蒙哥马利也问过这个问题。毛泽东都很明确，他之后是刘少奇，刘少奇之后是邓小平。人家再问，邓小平之后是谁？毛泽东讲那就不知道了，管不了那么多。毛泽东对刘少奇、邓小平不满，是从1962年以后才开始的，不满的原因就是刚才提到的所谓”三自一包”的问题。所以，是有分歧，但是在我看来，这个分歧决不是所谓的权力斗争，可以说是政见之争，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发生了分歧。
我们今天看，毛泽东当年的判断当然是不对的。刘少奇、邓小平为了克服困难、调整经济所采取的措施，不是所谓修正主义的东西，他们也决不是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什么毛泽东会作出这样的判断？我想根源就在于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他的社会主义观出现了一些问题。我根据他在“文革”当中包括“文革”前夕对社会主义的若干论述，概括出来两个基本方面：一个固守苏联模式的基本特征。什么基本特征呢？我概括为四个“单一”，单一公有制，单一计划经济，单一按劳分配，单一农业集体经营。这四个“单一”，我们今天肯定是当苏联模式的特征看，而当年毛泽东把它当成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去固守、坚持。在他看来，苏联管得死的毛病可以解决，但这四条不能动，动了就是修正主义。那么好了，拿了这所谓四个“单一”去衡量刘少奇、邓小平搞的一套东西，他当然就认为是修正主义。衡量赫鲁晓夫、铁托，也是修正主义，或者说更是修正主义。当年满眼都是修正主义，现在来看标准出了问题。
再一个，毛泽东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追求。我觉得毛泽东特别强调三点，一点是，社会成员收入差距不能大。为了缩小差距，甚至他带头降低自己的工资。第二条，政治上完全平等，主要是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他批评有些地方干群关系像猫鼠关系，老百姓见了领导就跟老鼠见了猫一样。毛泽东特别怀念战争年代的军事共产主义，那时候没有工资制，也没有军衔，顶多是干部、战士吃饭，有大灶、小灶之分。小灶也好不到那里去，但是大家的干劲就是高。而进入和平时期，执政以后，毛泽东对有些现象不满意。比如说把供给制改为工资制，要评定每一个人的工资标准，有人嫌定低了。还比如评军衔，也有人认为应该给自己评高一点。毛泽东对这些现象深恶痛绝，后来干脆把军衔制取消。还有第三点，毛泽东强调意识形态的高度纯洁，一出戏、一本书、一部电影，他都关注，都怕弄出所谓“封、资、修”的东西。为什么叫“文化大革命”？那就是先从文化领域搞的革命，或者先革的文化的命。我觉得这三个方面合起来就是毛泽东心目当中的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认为毛泽东的失误不在于有这三方面的理想。这三方面的理想，如果在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的基础上，在非常漫长的将来实现，我认为不能说它有多少问题。我觉得毛泽东的失误在于，不具备实现这个理想的条件下楞要去推行这个理想，那必然有阻力，行不通。比如说收入差距过于小，小到平均主义的地步，还能调动得起积极性吗？还有效率吗？我认为不可能。还比如政治上完全平等，那是对的。毛泽东强调干部要同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将军要下连当兵，短时间内去体验一下，我认为也不困难。当年我们有些将军就拿掉将军的肩章，戴上士兵的船型帽当兵去了。长期这样做可能吗？当然不可能。还有精神上高度纯洁，是需要纯洁一些，但有没有必要那么纯洁呢？比如说“文革”之前，曾经批那个鬼戏《李慧娘》，李慧娘冤死之后化作鬼向贪官讨公道，政治上有什么害处？曾经没完没了的批。所以，这样一些东西在推行过程中必然有阻力。干部这儿遇到阻力，开始强调教育，但教育来教育去，发现老干部好象是变修了，把他们打倒，送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再提拔王洪文这样的一些所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但后来毛泽东对王洪文很失望，因为这些人能力比不上老干部不说，享乐腐化有过之而无不及。对农民开始也重视教育，每到冬春农闲时节，发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但是教育来教育去，发现农民老想着多养几只鸡、下点鸡蛋，到集市上卖掉，买点别的生活用品。后来毛泽东得出这样的结论，列宁讲个体农民的结论，小生产者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后来提出要割所谓资本主义的尾巴，要限制每家每户养鸡的数量，甚至一度关闭集市贸易。
用这样的方法想去实现理想社会，当然不可能实现。所以在毛泽东晚年，在他看来不是离理想社会更近了，而是更远了，所以陷入了极大的苦闷之中。1975年，这时候毛泽东身体已经不好了，他回顾总结自己的一生，说一辈子做了两件大事。一件事把蒋介石这些人赶到几个岛子上去了。这件事他很自信，说有不同意见的人不多，顶多有人唧唧喳喳希望早点把这些岛子收回来。这件事确实是毛泽东的丰功伟绩，是建立新中国。而第二件事就不自信了，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他认为有不同意见的人不少，甚至在他身后交接班有可能在血雨腥风当中交接。他知道“文革”当中不少现象是不能肯定的。比如他多次批评过武斗，批评过列车不正点，甚至铁路不通车，也批评过外国的轮船到我们码头上没有人卸货，码头工人闹革命，误了人家的船期，得赔人家的钱这些现象。在毛泽东看来，都是不能肯定的，要纠正的。所以1975年他给邓小平提了一个要求，要邓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做一个关于“文革”评价的决议。他定的调子是七三开，七分肯定“文革”就够，不要求全面肯定。但他没有想到，邓小平拒绝了，不做这个决议。邓小平讲出这个理由，自己是桃花源中人，“文革”打倒的对象，不适合做这件事。这个理由也是站得住的，但明摆着，邓小平内心深处就是不愿意肯定“文革”。不要说肯定七分、五分了，三分、一分他都不愿意肯定。后来看得明白，“文革”结束后，他再复出的时候，强调彻底否定“文革’。邓小平为了这个拒绝，付出了代价，再次被打倒。但是对毛泽东来讲，那就更加失落了。
1976年春节，毛泽东在病中看了一场电影，工作人员回忆，电影的名字叫《难忘的战斗》，我记得我小时候也看过这部电影。当毛泽东看到电影当中解放军进城，受到老百姓自发热诚欢迎镜头的时候，他放声大哭。他哭什么？我认为是触景生情，联想到他努力追求的理想状态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军民关系，不光没实现，反而不如建国初，更不如建国前。他眼前的现实跟他的理想巨大的反差，让他伤感，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无力回天了。毛泽东在“文革”初曾经很自信，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乱了敌人，教育了人民。后来他发现，乱的不是自己吗？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什么招了，所以只有伤感而已。
这反映了什么？反映1981年中央的历史决议所作的一个判断。“文革”对毛泽东个人来讲是个悲剧，他愿望是好的，方法错了。他始终认为是在反修、防修，是为了保证党不变修、国不变色。“文革”之前他看到了党内的一些阴暗面，比如说有些领导干部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甚至有的人鱼肉百姓。毛泽东容不下这个，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方法错了。这些问题是要解决，但主要不是靠大批的所谓打倒、换人，而主要靠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制约。如果监督制约跟不上，光靠换人，我想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新换上一波人可能比较收敛一些，但时间久了照样会出问题。所以我们看毛泽东的失误，恐怕就失误在这里。“文革”对毛泽东个人来讲是一个悲剧，对我们党、国家、老百姓来讲也是一个悲剧，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以上，我粗线条地勾勒了我们这20年探索的过程。这段走得很艰辛、很曲折。为什么我们中间出现那么多的问题？刚才，具体的原因讲到了，包括毛泽东主观上的原因也讲到了，在这我想有必要讲几条客观的原因。我想，都讲到，可能会更周全一点，看问题看得更明白一些。
第一条，搞社会主义建设没经验。我们打仗的经验很丰富，政治斗争经验也很丰富，但是搞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是不足的。开始我们跟着苏联学，学到1956年意识到不能学了，必须走自己的路。自己的路是什么样的路？谁在短时间内能说得清楚！邓小平曾经讲过，“大跃进”时期，毛主席头脑发热，难道我们没有发热？都发热。有些错误是大家一同犯的，我想这就是缺乏经验的问题。
第二条，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这一点刚才实际上讲到了，所谓四个“单一”就是这个问题。在这里我想从别的角度再作一点补充。我们看当年发生过的事情，别的社会主义国家哪一个没有发生？其实都发生了，有的甚至比我们还厉害。什么原因？就在于当年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搞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根源，病根是一样的。
第三条，长期封建主义的影响。这一点上，我们所受的影响更多一些，更深一些。因为在此之前，我们封建专制主义的历史特别的长，虽然
第四条，两大阵营尖锐对抗的环境。我们这20年的探索，始终在这样的环境中进行的，这样的环境就容易使我们产生两个方面的偏差。一个是容易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反映过度。美国要演变我们，苏联要颠覆我们，我们当然要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但是当年只要有风吹草动，就容易用政治运动的办法来对付，结果一搞就扩大化了。还有，容易发生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截然对立开来的偏差，我们老要警惕资本主义复辟，但是资本主义到底是什么？我们没搞得很清楚。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批的很多所谓资本主义的东西，其实是今天眼光当中的资本主义创造的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
第五条，普遍低下的科学文化水平。当年我们对现代化工业了解甚少，对现代技术革命更是不清楚。所以，才犯了很多低级错误。比如当年的土法炼铁，跟眼界、素质有关系。
我讲这几方面客观原因，就是想说明当年我们的失误决不仅仅是毛泽东一个人的，甚至也不仅仅是党中央领导集体的，而是我们这个党、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在那个特定阶段里头，因为各方面的原因所难以完全避免的失误。我觉得这么看，问题可能看得更周全一些，也看得更清楚一些。
这段的探索肯定是没有成功，但是，没有成功的探索也有重要成就，也有积极意义。
实践中的成就，在我看来主要是建立了工业化、现代化的基础，具体说来，可以表现为这么四点：
第一点，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毛泽东当年特别强调要建立这样的体系，因为在他看来，我们是大国，大国就得有自己的重工业、装备工业。否则，你靠谁都靠不了，有钱也买不到。美国人不会卖给你。应该说，在毛泽东有生之年，我们这样的体系基本建立起来，工业门类比较齐全，布局也相对比较合理。1954年毛泽东说不能造的东西，很快从1956年开始就都能造了。
第二点，“两弹一星”的突破。特别是原子弹，我们当年是在困难时期起步，独立自主地发展我们的尖端武器。陈毅元帅曾经讲过，哪怕我们穷得把裤子脱下来当掉，也得搞自己的原子弹。北京的一些顶尖科学家离开了家，到了西北戈壁滩，连家里人都不知道干什么去了。1964年，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这是了不起的成功。后来邓小平讲，没有“两弹一星”，就不会有中国真正的大国地位。
第三点，培养了很多人才。各方面的人才都有，有的至今还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第四点，还有外交上的成功。主要是中美关系的突破所导致的整个西方世界跟我们关系的改善。中美两国从抗美援朝开始激烈对抗，对抗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毛泽东意识到事情有了转机。这个时候美苏争霸，而中苏到了爆发大规模战争的边缘。中美两国在对付苏联问题上有了共同利益、共同语言。所以，毛泽东抓住时机，导演了乒乓外交，小球转动大球，美国总统尼克松在没有同我们建交的情况下，居然跑来访问。这件事震惊世界，很多西方大国纷纷跟我们建交，整个西方世界跟我们的关系根本上改善。这就为后来的对外开放创造了前提。这些成就我认为都是实实在在的。
还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党和人民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一笔精神财富。这个时期涌现出了很多至今我们耳熟能详的英模人物的名字。比如说王进喜，比如说焦裕禄，比如说雷锋，还比如钱学森、邓稼先等等。这些人为我们国家民族的强盛复兴，付出了自己的努力，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几年我经常有机会去大庆，大庆的铁人纪念馆去了好几次，我对王进喜的事迹可以说很熟悉，但是每次去都受感动。王进喜为了拿下大油田，为了把中国贫油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他讲宁愿少活20年。王进喜仅活了40几岁，应该说少活的不只20几年。对这段成就，我们应该给予肯定，否则不光有违历史的真实，而且也对不住当年的这一代人，对他们也不公道。另外，这个时期的探索，在理论上也有积极意义。这一段探索当中取得的一些积极的理论成果，为邓小平这些领导人所继承，后来在这个基础上发展成了邓小平理论。再一个，邓小平等领导人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纠正，成了创立新理论、开辟新道路的契机。还有第三条更重要，那就是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育了党和人民，包括教育了邓小平这样的领导人。现在想一想，为什么“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能够走出一条改革开放的新路？我认为很重要的一条就在于他们总结了过去犯错误的教训，特别是“文革”的教训。大家知道，邓小平的经历很特殊，“文革“当中被打倒了两次。这样的特殊经历，在党内使他对“文革”教训的思考比谁都多，也比谁都深，我认为是大彻大悟。他后来讲过，没有对“文化大革命”教训的正确总结，就不会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我们如果有时间翻一翻《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我想很容易发现这个现象。那就是邓小平爱谈历史，他的很多重要的基本的论断就是这个过程中谈出来的。比如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法制也不是社会主义，这都是他的基本论断。而且这些论断用的都是否定的句式结构。针对当年的教训，说这些东西不是社会主义，或者说社会主义不应该是这个样的。再后来，又总结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再论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是怎么样。我觉得邓小平理论可以说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谈出来的。几年前一位越南人问过我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起步最早？我们是1978年，越南是1986年，苏联是1985年。我就回答，就因为我们发生过一场“文化大革命”，这个所谓的大革命，使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头撞了南墙，撞得头破血流，把很多人撞醒了。所以，我们率先觉醒，率先纠正过去的错误。我们在这个基础上走出一条新路来。所以，“文革”这个错误，我们看没有白犯，这个代价没有白付，换来了巨大的历史进步
所以，综合来说，这一段探索虽然我们走得很不容易，走得很艰难，犯过错误，付出过代价，但是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国家的历史上、民族的历史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段落，这中间有成就，有教训。但是，我想无论是成就还是教训，对后来我们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重要的影响。我们应该全面地、理性地、公正地来看待这段历史，这才不会发生苛求于前人的问题，才不会发生割断历史的问题。这是我对这段探索的一些理解、感悟。
第八讲：十一届三中全会与伟大历史转折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华访谈。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我们新华访谈也特别为大家带来了党史知识大讲堂系列节目。今天这一堂我们特别高兴地邀请到中央党校党史研究部副主
曹普：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
主持人：
曹普：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立90周年，我们就可以从建党90年说起，90年前我们党刚刚成立的时候中国社会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党从成立之日起就面临两大历史使命：一是求得民族独立；二是在这个基础上实现国家的富强。民族独立的任务，经过28年的民主革命，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标志我们完成了这个使命。1949年我们党执政后实际上是为完成第二个使命，也就是把国家搞得富强这一使命来奋斗。应该说我们从建国之后选择通过社会主义道路让国家走上繁荣富强，从1956年开始我们就建立了社会主义。建立社会主义以后我们就开始探索怎么搞社会主义。应该说在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之后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探索的开局是好的。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不足，从1957年开始，我们在建设方面就出现了一系列的挫折和问题。特别是1966年到1976年之间发生了十年文化大革命，更给我们党和国家的发展带来沉重的灾难。
邓小平同志后来讲过一个话，他说文化大革命十年，特别是往前延伸就是1957年以后我们犯了二十年左的错误。在这二十年当中也不是没有取得任何成绩，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从政治上来看，总的来说是一个混乱的状态，而从经济上来说是缓慢发展，甚至停滞的一个状态。文革结束以后，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相当严重的。小平同志反复反思和强调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他说社会主义应该有她的优越性，在我们搞了社会主义以后应该充分发挥这个优越性。但是建国后20多年来我们没有把这个优越性发挥好，人民的生活还比较困难，工农业发展都没有达到我们曾经预想的那样一个好的发展。所以在文革结束以后急需改变这样一个状态。主持人：您刚才介绍了整个的国内背景，那再联系一下国际背景，特别是像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周边一些国家，他们的发展又是怎样的呢？
曹普：在我们国家在搞社会主义建设，在把国家引向繁荣富强的发展道路中，由于我们犯了一些错误，遭受了挫折，走了弯路。但是，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包括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却在这一期间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二战后世界范围兴起了新科技革命，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美国经济、欧洲经济、日本经济都实现了新一轮的快速发展。比如说，美国经济从1961年到1969年有106个月实现了连续增长；欧洲经济通过美国实施的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也迅速走出了战后的困难局面，并且迅速实现了恢复性发展；日本应该说战争对它的经济破坏是很严重的，但是它从1956年开始实施经济自立五年计划。这个计划在1960年完成，从1960年到1979年又开始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经过这两个计划的实施，持续15年它的经济在这一阶段增加了七八倍之多。日本1964年举办的奥运会，他在奥运会举办后三年GDP就超过了英法，在第四年的1968年就超过了德国，处在资本主义世界GDP总量的世界第二位。和这些国家相比，应该说中国是大大落后的。也包括我们的周边国家和地区，比如说韩国，还有我们经常说的四小龙，也都实现了快速发展。
所以，综合起来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我觉得是双重逼迫的结果：一是国内的困局，一个是外部竞争的压力，促使我们必须要改革，要寻找一条新的建设社会主义、使国家繁荣富强的道路。
主持人：那我们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正如您所说的外部竞争压力非常大，那我们当时是怎样了解和感受到中国与周边国家这些巨大的发展差距的呢？
曹普：应该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对外交往很少，对外面的世界了解也很少。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后我们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动，人们的思想也出现了比较宽松的、松动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大家都急于想了解一下外面的世界到底怎么样。1978年掀起了出国考察的热潮，当时从1978年1月到11月份，11个月期间，仅仅经过香港或者是到香港考察的国内的各种团就有529批。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团就是谷牧率领的到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和西德访问的欧洲五国团。当然，包括邓小平同志还包括华国锋，也都有一些外事访问的出访活动。这里我们所指的主要是经济考察团，主要是到日本和西方发达国家。
谷牧这个团对后来我们实行对外开放决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个团是
主持人：1976年，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粉碎，“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中国发展迎来了新的转机。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年才召开的，伟大转折是两年后实现的，这中间发生了什么问题呢？请您再介绍一下当时的情况。
曹普：应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提出了“两个凡是”，1976年粉碎四人帮、文革结束后中国发展迎来了一个重大的转机，或者说是一个重大的契机。但是把这样一个重大的转机和契机变为现实是不那么容易的，因为当时的思想状态和环境还不能够马上实现这个转变，特别是“两个凡是”的提出进一步阻碍了这个转变。这里面就要说到华国锋的作用，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粉碎四人帮后他也想改变中国的面貌，关于要加快发展的、要对外开放等也有一些想法和主张。但是在他当政期间，两报一刊也就是
这“两个凡是”，拿有的同志的话来说就等于四人帮没有被粉碎，按照“两个凡是”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小平同志后来也讲了一个意思，就是“两个凡是”是想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原封不动地坚持下去。这样的话中国肯定就难以开辟新的道路，难以开创发展的新境界。包括1977年八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大和1978年年初召开的五届人大一次会议，本来是开辟新时期的时间，两个会可以做出正确的决策和政策，但是都没有实现开创新时期的任务。所以这两年总的来说是处于徘徊状态。
主持人：那么我们现在也很想知道“两个凡是”这个“精神枷锁”是怎样打破的呢？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解放是如何实现的？邓小平对“两个凡是”持什么态度呢？
曹普：应该说，“两个凡是”一提出邓小平就很鲜明地表示了反对的意见。
主持人：那之后这个阻力又是怎么被突破的呢？
曹普：突破这个阻力关键还是邓小平的支持和他的鲜明态度。
主持人：那今天来看这场真理标准的讨论所产生的重大历史意义有哪些呢？
曹普：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冲破了“两个凡是”、“个人崇拜”的思想禁锢，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在解放思想后，应该说改革开放要有一些新的东西，要有一些新的路子、新的方针、新的政策，这样的一些东西才能逐步提出来。在当时来说它的意义就是打破了“精神枷锁”，重新恢复了党的正确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为什么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文革之后，到1978年我们才能再谈改革开放，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思想大解放。第二个意义就是这场讨论应该说是开启了当代中国、中国共产党思想解放的先河。因为在这之后不断地又有大大小小的思想解放，这个先河应该说就是这场大讨论。所以说它的影响是深远的。我想这个影响随着我们的改革开放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还会起到长远的作用。
主持人：据相关史料记载，改革开放政策是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过程中就开始酝酿的，邓小平这个时候还提出了全党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这方面的情况是怎样的？
曹普：伴随着思想解放，人们的头脑也开始活跃起来。有些地方就率先开始了改革的尝试。比如说在农村，万里顶住很多的压力，进行了农村的改革；在四川等地进行了企业改革，比如扩大企业自主权这一改革的尝试。所以农村改革、城市改革都起来了，特别是农村改革的势头更猛一些。在这期间还召开了一次国务院务虚会，1978年7到9月，务什么虚呢？就是怎么样加快现代化建设，怎么样把我们的发展搞得更快一些。务虚了两个多月，得出了大家经过讨论的一个基本思路，就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发展新路子，集中起来就是改革开放。这次会议是在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我们党的一次非常重要的、集中讨论改革开放问题的一次重要会议。
会议的主持者是李先念，华国锋是经常来参加旁听这个会议的。会议结束后，李先念副总理做了一个总结讲话。他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这场革命的规模、它变化的激烈和剧烈可能不亚于我们过去所领导的任何其他的革命。他还说，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老框框，各种墨守成规的行政层次和行政区划。他还提出了对外开放的问题，他说，我们要把国外的先进技术引进来，这样比什么事情都要我们从头搞起的“爬行主义”不知道要快多少倍。改革开放的意思都出来了。在这期间，小平同志对于工作重点转移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他说揭批“四人帮”已经两年了，总要有一个底，到一定时间就要告一段落，我们要把工作转移到正常的工作轨道上去。这个“正常的工作轨道”实际上就是经济工作。1978年9月，他在东北的一些讲话都反复地阐述工作重点要转移，要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关于改革开放、关于工作重点的转移都开始有所酝酿了。
主持人：您说到这儿我也想起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召开之前还有一个会议为三中全会做了准备，那就是中央工作会议。那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到底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做了哪些准备？达成了哪些共识呢？
曹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有一个比较长的，为全会做准备的会议。这个会议就是为期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是从
主持人：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时做了重要的讲话，这次讲话又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曹普：中央工作会议在
主持人：那么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后不久，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正式召开了，整个会议开了五天，会议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它最主要的贡献是什么呢？
曹普：在
主持人：那么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历史大转折得以实现，从今天来看它成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全会的重大历史意义又是什么呢？
曹普：三中全会的召开实现了伟大转折，获得了巨大成功。这个原因我觉得有这么几点。第一，全会做出的一些重大决策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顺应了人民的期待和愿望。第二，充分地发扬民主是会议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会议期间与会者敞开思想、畅所欲言，发表各种看法，包括对一些领导人的批评都没有受到阻挠或者刻意的打压，这些发言有的在会议简报上都登出来了。这种民主的氛围、党内民主得到重要保障也是这次会议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第三是邓小平、叶剑英、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关键时候把握方向、进行决断，成为会议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作为这次会议的主持人，华国锋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这方面我觉得也应该给予肯定。这次全会的重大历史意义应该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二十年的时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三十年的时候，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都做了一些讲话，做了深入的阐述。
它的意义我觉得也可以说概括成这么几句话：一是总的来说，这次全会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的伟大转折；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也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也是以这次全会为起点的。所以三中全会开辟了我们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我想它作为一个光辉的标志会长期地记载在党的历史史册上。
主持人：
网友：现在我们把打破“两个凡是”精神枷锁，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称为是第一次“思想大解放”，那么您认为，推动这次思想解放的动力是什么？
曹普：应该说这个动力我认为是一个历史的合力，包括党内党外、上层下层。思想解放最初是从党内高层启动的，但是在得到党内中层、基层的呼应和支持后才能取得最后的成功。之所以会形成这样一种合力，我觉得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后那样困难的局面下，我们党有一种深深的忧患意识、危机意识、变革意识和一种历史的使命感。在这样一些东西的推动之下，我们从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共产党所要完成的使命出发——把国家真正搞富强，推动了思想大解放、推动了历史大变革。
网友：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我党思想路线的一次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那么历史地看待党的建设，怎样才能保证党的思想路线与时俱进，从而避免出现大的错误和严重的倒退呢？
曹普：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讲到几个“要”：第一要科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第二是要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第三是要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第四要始终站在历史潮流发展的前列。从党自身来说就是要始终不渝地做到“三个代表”。这样我们从党的自身建设来说，就能避免过去所犯的错误和所发生的问题。
主持人：那结合当前改革开放的形势并且展望未来，我们重温十一届三中全会有什么样的现实意义呢？
曹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离现在已经33年了，应该说经过33年的发展，中国发生了大变化，世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时空环境完全不同于30多年前了。
但是我们今天来回顾三中全会，包括它所实现的伟大历史转折还是有很强的现实意义的。我觉得我们要认识三中全会不仅仅是一个会议，更代表的是一种精神、一种意识、一种观念、一种态度。集中起来，这些观念、态度、意识、精神就是要变革、要开拓，要民主、要进取。当前中国改革发展面临新的矛盾、新的问题，它的复杂性可能不亚于30多年前我们所面临的。当然，时空环境不一样了，具体问题不一样了，但是它的复杂性、艰巨性同样是需要我们共同面对来解决的。我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三中全会所形成的以及所孕育的这些精神、意识、态度、观念还是有它的现实指导意义的。我们要进一步改革开放，开辟社会主义新局面还是要发扬和光大这样的精神、意识、观念和作风，我觉得这个意义也是长远的。
主持人：非常感
第九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
沈传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1978年到1984年，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从1984年到1988年，确立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阶段。第三个阶段大致从1989年到1992年，正式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面分三个阶段进行分析。
第一个阶段，改革的最初思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时间大致从1978年到1984年，在改革开放30周年前后，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到了中国，国内外的专家对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之为中国奇迹。当然，也有的专家把中国奇迹和东欧一些国家发展存在的状况进行了对比，说是中国奇迹与东欧困境。有国外专家说，中国走出“文革”非常轻松，好象是一场愉快的郊游。而东欧国家摆脱那样一种理性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是一场艰苦的长征。这句话说得有些片面。正确的是，东欧国家摆脱理性的计划经济体制，确实经历了一场艰苦的长征，但是中国走出“文革”，走向市场经济的道路也并非是一场郊游。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我国采取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逐渐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客观的来说有很大的优越性，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是，这种体制也有它的弊端。第一个弊端是单一公有制为基础，片面追求“一大二公”，就是规模越大越好。公有制的纯度越高越好。当年的老百姓多养几只鸡或者几只鸭都不行，片面追求纯而又纯的公有制。第二个弊端就是经济决策权集中于政府，企业没有自主权。
大家都对计划经济体制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究竟如何改革经济体制呢？1980年初，国务院成立了一个体制改革办公室，简称体改办。体改办在1980年9月形成了一份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如何改的意见，题目叫《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在这个《初步意见》里面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之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当时提商品经济的比较活跃。当然，在1980年年底1981年初的时候，我国的经济运行状况出了一些问题，物价比较高，这也是在“文革”结束后，我们搞“洋跃进”带来的后果之一。但是，大家对这种问题的看法不太一致，有的矛头就指向了商品经济，这时候有四个青年向中央上书，提出要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稳定，就是说要把发展的速度慢下来，要求稳定，缓改革、重调整，改革可以慢一些，重在调整。这些意见得到了中央领导的认可。陈云同志在
按照这个思路发展下去，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改革，很难说能取得重大突破。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在1982年、1983年还受到批评，1984年就进入了中央文件。
下面就是第二个阶段，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明确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个阶段大致是从1984年到1988年。
第一是改革实践的呼唤。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我国开始全面推行改革开放，农村也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这个制度后，农民的生活大大改善，富裕起来的农民就想搞点别的经营，比如广东有养鱼的，养的鱼多了，一个家庭或者几个人忙不过来的时候，就需要雇工，雇上十几个人。还有安徽芜湖炒瓜子的年广久，瓜子炒好了，需求特别多，需要多雇人。上世纪80年代初，雇工的现象多了，有的人认为雇工就是剥削，雇的人多了就是资本家。这是改革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是市场需求带来的。有的经济学家在马克思的相关著作里面找到了一些相关的论据，说雇工不能超过8个人，超过8个人就出问题了。马克思也没有原话这样说，只是大致这样一个意思，所以当时就有“七上八下”的说法。雇七个人可以，但雇八个人就不行。对这个问题怎样来处理，怎样来对待，都需要在理论上给予解释。
另外，改革的实践还有一个，就是当时大批上山下乡的知青开始返城，全国有1700多万知青要回到城市来就业，加上新生的几百万劳动力，当时我国就业形势也非常严峻。这些人不可能都由政府统一安排。所以国家就采取了广开门路、自谋职业的办法。在天安门广场边上的前门，大街边上，有些人召集几个知青卖起了大碗茶，当时很便宜，2分钱一碗，收入还不错，这几个知青干得特别好。现在大碗茶公司还存在，在前门大街上。就在这种情况下，自谋职业、自谋生路，多种经营就开始出现了，个体户就开始出现了。对于这些在市场的大潮中产生出来新兴的现象的解释，也需要中央政府给予回答，这是一个改革实践的呼唤。
此时的对外开放形成了一种倒逼机制。我国1980年设立了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四个经济特区，这些经济特区实行的和内地的一些城市的经济政策是不一样的。经济特区是实行完全的市场体制。这些特区经过几年的发展，非常的好，确实起到了窗口示范的作用。在经济特区那种体制下，经济活力相对而言比内地的城市要高。所以改革开放的实践呼吁在理论上应该有所突破。
第二是理论界的推动。理论界的很多人在呼吁要搞商品经济，要扩大市场，要正确处理好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这时候中国社科院受中央领导的委托写了一篇大文章，叫《关于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若干思考》，把商品经济的这些观点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和分析。这篇大文章交到一些老同志的手里，这些老同志返回的意见都说这篇文章写得好，关于商品经济这篇文章写得好。因此，理论界在推动中央往前走一步的决策时，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第三是中央的有力支持。随着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央对商品经济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中央非常重视十二届三中全会报告的起草工作，成立了文件起草小组。刚开始的时候，因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观点还比较有市场。但当时的中央领导希望在经济体制改革上往前走一步，适应市场的需要，适应改革实践的需要，也顺应理论界的呼声。后来调整了起草班子。在报告初稿写完以后，中央领导在中南海召开座谈会，征求各界意见。为了慎重起见，还问了一些问题，主要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在理论上能不能立得住，和宪法有没有冲突，与会的学者和理论界的专家都认为没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的一位中央领导给其他常委写了一封信，主要讲了三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在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不是市场经济；一个是在当前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的方针应该是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第三个意思是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把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给概括得非常突出，这封信得到了其他中央领导的认可。在这一系列的改革实践的呼唤、理论界的推动，中央的决策支持下，所以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史上的重要文件。在这个文件里面，就明确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十二届三中全会虽然就开了短短的一天，但这一天取得了非常重大的成果。所以在第二天举行的中顾委的会议上，邓小品同志就讲，这个文件他没有写一个字，但是写得特别好。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说了一些老祖宗没有说过的一些新话，是一本新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教科书。他对这个文件的评价非常高。陈云同志也表示，这个文件非常的重要，是一个好的文件。大家对这个文件评价都很高。但是，又出现了一些问题，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虽然提出来了，但究竟商品经济和有计划如何结合，以前没有做过，没有经验。这时候就想到，看一些国外的知名专家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国外搞商品经济或者搞市场经济，搞了很多年了，他们有经验。在1985年9月，我国召开了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这个研讨会上，我国邀请了一些国际上非常著名的经济学家，包括匈牙利的经济学教授科尔奈，包括美国耶鲁大学的教授詹姆斯?托宾，还有好几个比较知名的国际学者。与此同时，在这个会上，国内的一些著名经济学者，薛暮桥、刘国光，包括高尚全、马洪，吴敬琏这些人都参加了。这个会议上有很多的观点发生了碰撞，其中科尔奈的观点受到了大家的重视，科尔奈说，纵观整个世界，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大致有两种，然后他在两种的基础上分了四类，一种是计划经济里面的两类，其一是直接的行政协调，就是完全的计划经济。其二是间接的行政协调，就是比较宽松的一种计划经济。在市场经济这块，世界模式上也有两种，一个是没有宏观调控的市场协调，也就是说完全的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作用非常小。然后还有一种市场经济就是有宏观调控的市场协调，市场经济和宏观调控结合起来的。他建议中国实行有宏观调控的市场调节。这种观点也影响到了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三大。当时我国经济学界围绕商品经济，有很多的观点，包括板块论、渗透论、层次论、时空论等等、。针对这些论断，党的十三大召开之前，邓小平同志谈了一次话，说为什么一谈市场就是资本主义，只有计划才是社会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嘛，以前是学苏联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后不要再讲这个了。综合实践发展和小平同志讲话的精神，党的十三大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上又迈出了一步。十三大报告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新的经济运行机制应该是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很显然就突破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把计划和市场的作用放到一个全国的范围之内，不再是主、辅了，也不再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而是国家引导市场，市场引导企业。
正当按照十三大的思路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政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就是要分析的第三个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最终确立，大致的时间界限是从1989年到1992年。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国启动了价格改革，当然价格闯关没有成功，国内物价高涨，人心不稳，引发了一系列抢购风潮，当时有的人说，三条腿的冰箱、不摇头的风扇都买到家里了，有些人家里现在的毛毯还有的是那个时候买的。当时社会上一些现象，私倒、官倒的现象，腐败的现象，引发了群众的不满，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而国际上那个时候社会主义国家也是风声鹤唳，80年代末或者90年代初的时候，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共产党的政权瓦解了。苏联也在90年代初期发生了剧变，叫苏联解体。针对这些国际国内的乱局，国内当时大致形成了两种观点。有的人就说，这些现象的出现，尤其是国内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因为改革没有彻底引起的，解决这些国内的经济问题还需要靠深化改革；而有的人认为，国内的经济混乱，国际上的这些混乱，都是市场经济给带来的，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两种观点针锋相对。1990年9月，有关中央领导同志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了一个经济形势的座谈会。在座谈会上，理论界的一些专家学者的观点就截然对立，有的就提出继续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有的就认为要回到计划经济上来，以稳定为主。80多岁的薛暮桥同志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当时由于心情比较激动，有些话没有讲出来。回去之后，写了一封长信给中央领导同志，信的意思是说，东欧一些国家的变化，归根到底是由于没有深化改革引起的。老百姓呼吁改革的时候，没有进行改革，东欧的变化就是因为没有顺应老百姓呼唤改革的需要。当时国内的思想交锋还是非常激烈，有人还坚持对市场要问一问，到底是属于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在国内左倾的思想愈演愈烈的状况之下，很多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在8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当时都现了下滑的现象。经济滑坡，那几年非常的严重。1984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是15.2%，到了1988年还是11.3%，1989年就突然降到4.1%，1990年降得更低，是3.8%。国内的这种争论，包括对局势的判断，直接影响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对这些现象，中央领导人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这时候邓小平同志在关键时刻连续讲话，扭转了这个局势。在1989年5月份的时候，他在和其他领导人谈话的时候就说，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都不要动。表明了自己继续推行改革开放的决心。到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1992年1月，88岁高龄的邓小平同志在到南方一些省份和地区考察过程中发表了重要的南方谈话，在南方谈话中有针对性的谈了很多问题。包括要警惕“左”的思想。还有有谈到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两者都是手段。这就是“两个不等于”。邓小平的这些观点，这些重要的讲话精神，被当时的人们给记录了下来。中央对小平同志的讲话非常重视，1992年初的时候，小平同志刚讲完话，中央就下发了2号文件，2号文件主要精神就是小平同志的讲话要点，尤其党内的中高级干部要学习领会。中央在三四月份连续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常委会议，认为要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上往前走一步，支持和拥护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到这一年4月份，江泽民同志还亲自致电国家体改委主任，布置研究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下一步方案。陈锦华同志迅速组织了山东等地的一些省里的相关负责人座谈经济体制改革下一步怎么走，并且布置相关同志来研究世界上一些国家如何对待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经过研讨认为，世界上没有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即使最自由的一些市场经济国家，政府也在宏观调控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陈锦华同志把这些材料送到中央有关领导手里。经过这一系列前期的准备工作，江泽民同志在1992年6月9日来到中央党校，面对全国重要的领导干部发表讲话，他谈到：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现在社会上有三种观点，对于这些观点，还要继续研究，先不做定论。但是在召开中共十四大之前，总要有一个说法，他表示他个人倾向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说法，他说这个说法和其他的领导同志已经商议过，他们都支持。在这次讲话中，江泽民同志就提出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江泽民同志讲完话之后，征求了邓小平同志等人的意见。邓小平同志表示认可，表示支持。他说，可以先发一个内部文件，如果反映好的话，十四大就有一个主题了。在中共十四大上，江泽民同志在做政治报告时，明确的提出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邓小平同志讲了很多话，但是他没有明确提出来社会主义到底要搞什么样的经济体制，破题的或者表明的是在中共十四大。
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到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大致经历了14年时间。1993年党中央又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的文件。绘就了一个蓝图，搭起一个框子，主要是谈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按照这个图纸和这个蓝图，干了十年，到2003年的时候，党中央又通过了一个文件《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决定》。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或者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确立的进程，大致经历了14年。
这样看，说中国走出“文革”非常的轻松，好象是一场愉快的郊游，显然不是，这中间也有争论，经历了14年的时间才确立下来。人们对这种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有一位教授对这段经历总结了一句话：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从一个公有制为基础的中央经济或者中央计划经济转变为混合所有制的市场经济，整个过程好比一条泥泞的道路，坑洼不平，甚至出现过后退，但每一次改革都能够得以继续。这句话就比较客观的描绘了党和国家从计划经济如何一步一步的确立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
这14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演进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在处理计划和市场关系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特别重视改革开放实践的呼声和需要，改革开放这种实践对于党正确处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提供了一个丰富的实践支持。除此之外，理论界，包括中央的相关部门，在制定经济体制改革方案，推动经济体制往前走的过程中，也贡献了相当多的智慧。当然，光有理论界的，光有有关部门的和实践的，还不行，还需要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这种支持。这14年经济体制改革，有三种力量是互动的，并且互动得非常好，从实践的呼唤到理论界的推动，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支持，才使得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最终在1992年确定。从今天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为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改革开放取得了很多成果，尤其是经济发展的成果和这一体制目标的确立有很大的关系。中国奇迹的出现，和市场经济是有很大关系的。所以14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演进，最终确定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很对宝贵的经验值得总结，也能带来很多启发，有三点启示：一点启示是要尊重实践，实践出真知，经过实践检验的，实践呼唤需要的，才是一个国家长远所需要的。第二是要发挥相关智库的作用，在确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过程中，有很多单位包括中国社科院、中央党校等一些单位和一些理论家、学者，包括中央一些其他部门都起到很大作用，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过程中都做出了重要贡献。第三，中央的决策要稳中求进，为什么经历14年的时间，就是决策的过程，从问题的提出到问题的研究等等，需要有一个时间。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尤其是关系到中国下一步经济改革究竟怎么走的问题上，一定要稳中求进。
第十讲：改革开放的历史成就与经验
陈述：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的伟大觉醒，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勇敢开辟建设社会主义新道路的决心。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伟大的祖国迎来了思想的解放、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昌明、教育的勃兴、文艺的繁荣、科学的春天。” 党和国家继续充满希望、充满活力地踏上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
一、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的32年里，“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新的壮丽史诗，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这历史性的变化最主要的方面就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这些成就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一）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了科学的指导思想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接受并同意邓小平关于“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的意见，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共中央在理论战线上的崇高任务。 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征程。此后，经中国共产党人的持续努力，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的飞跃，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全面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基本经验，果断实行全党工作中心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转移，实行改革开放，开辟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逐步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发展战略、方针、政策，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积累了治党治国新的宝贵经验，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根据新的发展要求，集中全党智慧，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
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指导思想。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取得的理论成就，这些理论成就已经在实践中经受了检验并将继续指导新的伟大实践。
（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举世瞩目的“中国道路”
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着力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新的壮丽史诗。这期间中国共产党先后召开６次全国代表大会、47次中央全会，国家召开7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32次代表会议以及全国政协会议。这些会议及时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集中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形成了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制定了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确定了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及计划规划，作出了指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工作部署，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条道路的核心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实际上就是举世瞩目的“中国道路”。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既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各族人民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也为中国今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基本经验，指明了方向。
（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国家整体进入“小康社会”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改革开放为强大动力，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取得成就的基础上，推动党和国家各项建设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新的伟大成就。
1、全面推进各方面体制改革，建立和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各方面的体制。新时期最突出的特点是改革开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一的所有制结构进行改革，形成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形成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经济管理制度。在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以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不断形成和发展符合当代中国国情、充满生机活力的新的体制机制，为中国经济繁荣发展、社会和谐稳定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
2.、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成功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中国共产党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打开国门搞建设，加快发展开放型经济。从建立经济特区到开放沿海、沿江、沿边、内陆地区再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从大规模“引进来”到大踏步“走出去”，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水平显著提高，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从1978年到2010年，中国大陆进出口总额从206亿美元提高到29728亿美元，世界排位上升到第二位，其中出口额上升到第一位。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达到28473亿美元。 广泛深入的国际合作加快了中国经济发展，也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3、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家综合国力迈上新台阶。新时期最显著的成就是快速发展，从1978年到2010年，中国大陆国内生产总值由3645亿元增长到397983亿元， 年均实际增长9.8％，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的３倍多，中国大陆经济总量上升为世界第二。2010年财政收入83080亿元。中国依靠自己力量稳定解决了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大陆主要农产品产量已居世界第一，全世界大概500种工业产品中，220多种产品产量的“世界第一”属于中国。 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重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高新技术产业蓬勃发展，水利、能源、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推进，城乡面貌焕然一新。
4、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新时期32年是中国大陆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最快、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从1978年到2010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元增加到19109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4元增加到5919元；按2010年农村贫困标准1274元测算，年末农村贫困人口为2688万人，比上年末减少909万人。 （还有1.5亿人口生活在联合国设定的贫困线之下） 。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从1978年57.5%下降到2009年的36.5%，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从1978年67.7%下降到41.0%。 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和农村人均住房面积成倍增加。群众家庭财产普遍增多，吃穿住行用水平明显提高。2010年末大陆居民已经基本普及家用电器，2010年末全国民用汽车保有量达到9086万辆，其中私人汽车保有量6539万辆，民用轿车保有量4029万辆，其中私人轿车3443万辆。固定电话年末用户29438万户。移动电话用户年末达到85900万户。年末全国固定及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到115339万户。电话普及率达到86.5部/百人。互联网上网人数4.57亿人，其中宽带上网人数4.50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4.3%。 改革开放前长期困扰中国的短缺经济状况已经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5、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人民当家作主权利得到更好保障。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全面展开拨乱反正，有步骤进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走上正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和领导体制得到改进，国家各项事业蓬勃发展。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走向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正在实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公民有序政治参与不断扩大，人权事业全面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发展壮大，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趋于和谐。
6、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断得到满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建设卓有成效，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公民道德建设、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全面推进，文化事业生机盎然，文化产业空前繁荣，国家文化软实力不断增强，人们精神世界日益丰富，全民族文明素质明显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显著增强。2010年国家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6980亿元。截至2010年底，祖国大陆有效专利221.6万件。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大型油气田及煤层气开发、重大新药创制、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装备及成套工艺、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网、大型先进压水堆及高温气冷堆核电站、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大型飞机、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载人航天与探月工程等16个国家重大专项进展顺利。继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成功地实现任务目标后，“嫦娥二号”顺利完成了发射、奔月、近月制动、绕月工作。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研制的中国首台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系统——“天河一号”，以峰值性能每秒4700万亿次、持续性能每秒2507万亿次的优异表现，双双刷新了当前世界超级计算机系统运算速度纪录。
7、大力发展社会事业，社会和谐稳定得到巩固和发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城乡免费九年义务教育全面实现，高等教育总规模（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4.2%），办学质量不断提高。2010年研究生教育招生53.8万人，在学研究生153.8万人。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招生661.8万人（1978年27万人），在校生2231.8万人（1978年54万人左右）。全社会创业活力明显增强。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加快推进，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形成。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不断健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覆盖全国。2678个县（市、区）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96.3%。等社会管理不断改进，社会大局保持稳定。
8、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重大成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全面加强国防建设和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扎实贯彻，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加速推进，中国特色精兵之路成功开辟，军队武器装备建设成效显著。军政军民团结不断巩固。人民军队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历史使命能力全面增强，在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特别是抗击各种自然灾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9、成功实施“一国两制”基本方针，祖国和平统一大业迈出重大步伐。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积极推进祖国统一的事业。香港、澳门回归祖国，“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得到全面贯彻执行，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保持繁荣稳定。祖国大陆同台湾的经济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不断加强，两岸政党交流成功开启，两岸全面直接双向“三通”迈出历史性步伐，反对“台独”分裂活动斗争取得重要成果，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呈现新的前景。
（四）形成和平发展的外交战略，国际地位和影响显著提升
改革开放32年来，中国政府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和平发展。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同发达国家关系全面发展，同周边国家睦邻友好不断深化，同发展中国家传统友谊更加巩固。中国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承担相应国际义务。中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显著上升，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重要建设性作用。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体系，为中国外交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中国外交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合作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同各国密切合作，以负责任的态度参与处理各种国际争端。中国大力开展经济、人文、公共、体育等各领域外交并取得丰硕成果。中国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全面推进。中国的建交国已由改革开放初期的116个增加到171个，形成了“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局面。
（五）党的建设取得成效，执政能力得到加强
改革开放３2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恢复优良传统和作风的基础上，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成效显著，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内民主不断扩大，党内生活准则和制度不断健全，党内法规更加完善；党的各级组织不断加强，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朝气蓬勃；党的作风建设全面加强；反腐倡廉建设深入推进。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深入进行，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明显提高。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领导核心作用不断增强。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结果。一切亲身经历了这32年伟大变革并贡献了自己力量的中华儿女，一切关心祖国命运的华夏子孙，都有理由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成就感到自豪。
二、基本经验与历史启示
在３２年改革开放的创造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辛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能及时、科学、全面地总结经验教训，是中国共产党取得伟大成就的一个重要的法宝。中共十六大报告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条基本经验，中共十七大报告阐明的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十个结合”的宝贵经验。这是我们认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基本经验的主要方面。本课谨就三个方面讲些意见，供同志们参考。
（一）必须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发展道路
必须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为改革开放提供理论指导。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功，关键是党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根据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和发展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勃勃生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是党和人民团结一致、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根本思想保证。同时，马克思主义只有同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才能更好发挥指导实践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善于从政治和战略高度思考问题，把解放思想、理论创新作为自己的责任。毛泽东强调：“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 邓小平也强调：“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江泽民说：“我们必须与时俱进，继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如果因循守旧、停滞不前，我们就会落伍，我们党就有丧失先进性和领导资格的危险。” 可以说，作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并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坚持把解放思想、理论创新作为自己最重要的历史责任，敢于突破前人创立新的理论指导实践。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自觉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回答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的理论指导，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新境界，成功探索了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能够领导中国社会化足以现代化建设快速持续健康发展的最基本经验之一。
（二）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坚持科学发展观，排除干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认清国情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党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纲领和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情进行再认识得出的最重要的判断，是从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阶段这个根本问题上对当代中国国情作出的科学判断。国情本身是发展变化的，作为执政党也要与时俱进、反复认识国情才能实行正确领导和科学执政。中共十三大在系统论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基础上，确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中共十五大在进一步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特征的基础上，确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中共十七大在阐述中国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发展呈现的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完整地阐述了科学发展观。这说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是确定中国共产党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根本方针的依据，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启示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坚持科学发展观，排除干扰，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三）必须坚持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必须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新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既紧紧围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来推进党的建设，又通过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应世情、国情、党情、民情的新变化，明确党的历史方位，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坚持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些经验是极为宝贵的财富，全党同志要倍加珍惜和自觉运用这些宝贵经验。
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的成就已经载入史册，新的更加艰巨繁重的任务正摆在面前。“我们的事业崇高而神圣，我们的前景光明而美好，我们的责任重大而光荣。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坚定不移地沿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努力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