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学美容化妆哪里好:汪晖的学术与当代中国学术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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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8-2 8:06:50【左岸特稿】 
　　 时间：2010年7月17日上午
　　地点：北大博雅会议中心大学堂三号
　　主席：戴锦华
　　
　　戴锦华：首先代表我个人欢迎大家，很久没有出席过这样规模和这样级别的大的学术会议了。我很荣幸被大家推举为大会的主席，我也很少有机会做这样的会议的主席，所以很荣幸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今天大家从世界各地、全国各地到北京来参加这个“汪晖的学术世界与当代中国思想之进路”学术座谈会，面对大家可能班门弄斧了，但还是要说两句。
　　 大家可能有一个基本共识，就是：已经过去的20年和未来20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段，或者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段。不久前在美国加州伯克利我见到了一些不同层次、不同背景、不同立场的朋友，发现他们共同在关注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对他们变得格外突出，这个问题就是“中国问题”。从美国主流社会的商界大型机构的领导人到大学校长，他们都认为中国问题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或者说中国问题对于世界、对于美国已变得非常重要。这不是简单的“中国崛起论”，对此我也保持高度的警惕。但是显然中国的变化、世界的变化、后冷战的格局对每一个学者、每一个当代人，对每一个关注当代世界、当代生活的人们，都在提出全新的问题和挑战。
　　 再说一个我非常个人、非常过分的观点，就是我们曾经经历过一个理论的年代，而今天，从某种意义上冷战年代构成的理论已死，但是如果真正存在一个after theory，那么是否意味着我们要回到post theory？我认为这毫无疑问是不可能的，我们其实只是在呼唤新的理论，呼唤着新的应答。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我们选择汪晖做一个个案。因为汪晖近年来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不仅是在中国，而且是在世界，他被命名为一种示范，被命名为一种例证，今天我们选择汪晖，汪晖作为一个将被我们解剖的麻雀，是因为我们和汪晖面临共同的挑战，共同的问题，我们选择他只是把他作为一个例证，更重要的为了通过今天会议的议题，进一步的提出我们的问题。
　　 有一个说法，先在已变得非常恶俗，这个说法就是问题意识，但是这个恶俗的说法在今天变得格外真切，我们到底应该提出怎样的问题，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应该使用什么样的方法、使用什么样的语言，什么样的径路，所有这些问题都已经成为非常急迫的问题。
　　 大家在这么酷热的时候，来到这么酷热的北京，是因为我们大家分享着同样的紧迫感，这是因为我们大家对整个学术生产和学术格局的抱有的这样一种责任感和这样一种焦虑的结果。
　　 这样大的同仁学术会议很多年没有开了，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初这样的会议很多，这些年来，我们更学科化、专业化了，这样既宽泛又跨学科的大型会议，我们希望能更为有效地处理一些有意义的问题，同时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来营造一个良好的学术环境，这个学术环境是有利于我们的学术生产的，有利于思想的交锋的，有利于我们对真理的追求的。
　　 我就说这几句非常多余的话，接下来我交给第一场的主席。
　　
　　第一场：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问题
　　主持人：胡志德（美国加州洛杉矶分校教授）
　　
　　主持人：这个世界上我怕的东西不多，其中最怕的事情之一就是跟戴锦华教授讲话。我们今天第一场的议题是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问题。第一发言人是台湾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于治中先生。
　　
　　于治中：首先非常感谢各位同仁举办这样的会议让我来参加，实际上我个人来讲，去年写了一篇文章，讨论汪晖先生的一个思想的世界，这篇文章在台湾发表，我只是把我这篇文章主要的一个内容做一个简单的摘要。
　　 我个人认为，自从1949年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发生了一个剧变，这个剧变实际上从49年就开始了，不仅是30年的改革开放，这至少对我个人而言是如此。对中国的认识，其实每个时代的人都有不同的认识，无论是作为认识的对象或者是自我的反思，这种认识往往也折射出这个时代的一些特色。
　　 从近现代以来，面对着千年没有的变局，中国虽然一直不断的发展与转变，可是在西方文明的强大压力之下，所谓的中国，好象令人遗撼的一直是一个被认识的对象跟客体，这种主体性的沦丧与话语权的失落，不仅肇因于双方力量的对比，更起源于我们对世界理解的方式，因为我们自从移植了西方的教育体制之后，我们认识世界的领域、理解自己的方式也在模仿过程中被颠倒，造成主客易位，所以不管我们愿意与否，我们生活世界中的意义与价值似乎只能在对方的框架中得到自我表述，原本只是外在性的西方，事实上已经不知不觉成为我们内在组织的一个部分。认识自我与认识他人事实上已成为一个事物的两面，我们无法跳脱世界历史的语境以本质主义的方式建构一个自给自足的中国，因为长久以来，西方理解他者，并且同时建构他自身的方式，如果我们无法察觉以及接受这个前提的话，实际上对我个人而言，所有的形式的反思只不过是在不同程度上重复与肯定既有的认识框架。如果当代中国问题的框架事实上已经变成现代性文化自身内部的问题，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如何避免陷入自身特殊性这个陷阱当中，勇于去面对这个已经内在于我们自身的现代性。
　　 我个人认为，汪晖先生的著作从早期开始，一直到现在，他的四大卷书的出现，我认为基本上或隐或显的在回应这样一个东西。在汪晖的著作里面，他很少从纯理论方式阐释这个命题，而是设法去挖掘思想跟社会两者之间互动的过程，从具体的历史分析里面去论述思想如何成为一种历史语境的构成性力量，也就是去讨论所谓的历史动力的问题。所以说他讨论的方式，不仅与超脱外在现实，专注讨论思想内部的作品不同，也与把思想仅仅作为社会关系产物的看法相异。我们说，前者是以内因说为代表，将思想孤立的称为一种自在的存在，后者是以外援论为依归，将思想还原为他维的存在，这是黑格尔式的讲法，这两者理论各异，我们看起来是相反的，实际上分享了一个共同的前提，也就是对思想构成性力量的遮蔽，也就是对他动力的一个遮蔽。
　　 汪晖处理问题的时候，我个人认为，他并不是简单的将概念放置在一种时间性的序列之中，而是在问题形成过程之中去展开，他反对任何不证自明的概念和假设，他以问题的架构为主导提出他的问题。这样的一种方式，虽然将社会纳入他的视野，却与所谓社会史的研究方向大异其趣。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分支，社会史只是将所探讨的领域扩大，纵然强调思想上的语境化，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背景纳入，可是在认识论上不仅没有反思上述各个领域划分的合理性，以及存在于这些领域之中既有概念的合理性、有效性，而且经常也并没有跳出线性因果论和单纯因果论的假设。
　　 汪晖的这种提问方式，跟另外一个我们熟悉的学科接近，就是所谓的历史社会学，我们知道，二战之后，历史社会学在英语世界兴起，改变了以往社会学家缺乏历史意识与历史学家缺乏社会学理论的通病，以长时段的范围与跨学科的思路研究过去，虽然它强调探讨社会如何运作变迁，可是作为社会学一支的历史社会学，虽然强调理论上这样的问题，可是在认识论的层次上，似乎跟社会史创造的困境几乎相当的类似。所谓在历史学里面打破学科之间的藩篱，往往只是留在本位主义的立场，借用其他学科的方法，或者抽离具体的语境，任意玩弄理论，缺少从研究对象本身出发，充分认知所使用概念的有效性，从而有时不自觉陷入普世性的概念，化约人类存在的多样性，产生过度全称性的一种抽象化的东西，做出超越不同具体历史经验范围的一些概发性的推论。
　　 汪晖的作品，我个人认为，他起初最早是以所谓的矛盾性作为理解鲁迅作品的一把钥匙，以个人一致性作为起点，去思考这种复杂的悖论性之后，又促使了他对中国现代史中“五.四”启蒙运动的再思考，面对这样的思想纷然层陈与互相矛盾的五四运动，他又提出了一个所谓历史同一性的概念，作为分析悖论性历史运动的框架。我们看汪晖从讨论鲁迅的个人一致性到所谓的讨论五.四运动的历史同一性来讲，所改变的不仅仅是范围的扩大，他所关切的焦点我个人认为也有些不同，我认为他早期讨论所谓鲁迅的个人一致性，依然停留在一种各类思想本身的含义，换言之，也只是属于一种一般性问题的内容的层次上来讨论，可是他后来研究五四运动的东西，以一种所谓历史同一性的概念，我个人认为，他更深入地将问题的核心，将早期的个人一致性的概念更进一步的深化，更深入的将问题的核心指向这些不同思想之所以能够存在的可能性条件与其合法性的过程。
　　 他从历史同一性的问题架构出发，总结了五四启蒙运动所呈现的、采取的态度同一性的特质，之后他又提出所谓文化同一性的范畴，更进一步将这个方法扩展至中国现代思想的整个领域，作为讨论产生现代性悖论思想的社会条件和历史意义的框架。
　　 这是我认为的他的一种方式。
　　 以同一性的问题架构，我们看他反思各种悖论性之所以产生的可能性条件，从鲁迅研究开始，一直到他后来作品的主题，从《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也就是目前比较有争议的这本书来看，这本书新版序言里面，汪晖以事后回顾的角度说：鲁迅研究是我个人学术生涯研究的起点，这点对我至今很重要，因为我觉得鲁迅始终可以作为一个衡量现代思想变化的特殊的坐标。他倒不是说鲁迅的思想如何高超，而是他思想的复杂性能够为我们从不同方向观察现代提供了一些不同的线索。
　　 汪晖讲的同一性的概念，我个人认为，他的重点不是放在什么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上，而是说，是先于是，是如何是可能的，换言之，不是什么是悖论性，而是悖论性如何是可能，在这个问题架构中，重点不是放在矛盾的内容，而是矛盾的前提，不是讨论矛盾的解决或者扬弃，而是矛盾是建立在各种可能性条件之上，这是我个人认为从比较认识论的角度看汪晖，我个人认为比较重要的特点。
　　 汪晖从中国思想上社会变化的过程展开，对中国现代性的理解的方式，不是一种简单的抽空的历史事实，任意套用西方社会科学中既有的分析概念，也不是一种本质主义的方式去寻求中国自身的特殊性，因为这种特殊性相对于西方普遍主义的特殊性，所呈现的无非是一种黑格尔式的普通与特殊的二元对立，这种结果只是将自身再次的东方化而已，不可避免成为西方普遍性话语内部一种另类的复制，事实上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特殊性的内容，而是在于我们如何进入这种特殊性方式的本身，在拒绝接受任何概念先验的同时，汪晖也拒绝了这些先验性之中可能暗含的各类的假设。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汪晖对思想进行历史性分析的时候，他并不是简单的将概念放置在一种时间性的序列之中，寻求某个决策的起源或者不断延续的实体，而是要面对历史不同的一些所重复性的历史碎片，从反复呈现的历史要素之中，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去重新提出问题、重新再组织这些东西，在断裂性的前提之下思考所谓的连续性，最终在问题架构形成的内在过程中，也是我个人强调的所谓的内在视野，通过具体的例子分析，去展示思想如何成为历史语境的构成性力量，也就是构成所谓历史的主动力。
　　 围绕着汪晖的作品来讲，最后我个人认为，他所提出的东西，不仅使作为研究客体的中国从对象的位置之中获得解放，同时也挑战了西方从19世纪以降人文以社会科学领域中既有学科划分的合理性以及各领域既存概念的有效性，从而将对中国的认识得以突破，像我们所讲的传统的汉学、支那学、中国学、东洋史、东方学、区域研究等等，在所谓的域外知识体系之内，一直处于一种边缘性学科的位置，最终成为所谓的中国或者中国研究括弧里面的中国，使它最终成为真正是世界学术核心领域中平等对话的一员。
　　 换言之，汪晖的作品对我个人而言，他不仅仅是使西方的普遍主义、现代性去自然化与去神秘化，将它还原为各种特殊主义中的一支，同时也使所谓中国的独特性得以进入历史范畴之中，获得真正的一个主体性的发言位置，与世界上所有不同的各个历史主体同等的共享与共创的一个开放性与普遍性的论述场域。
　　 大概是这样。谢谢。
　　
　　主持人：下一位发言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姚洋教授。
　　
　　姚洋：我自己是搞经济理论的，在座的大多是搞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所以也算少数派了。我个人和汪晖接触算比较多，但也只是对他的跟我研究领域相关的东西，有一些了解，所以总体上不如各位了解多。
　　 我只是以一个外行说点自己的感受，刚才锦华一开始说到了自己去美国的感受，我自己是做经济学研究的，跟国外的同行接触比较多，而且我也在组织一个中美经济对话，我感觉是，中国想再像以前那样只关注国内的问题，关注自己的问题，不把自己放在世界范围内考虑，实际上已经不可能了，在过去，国外研究中国，多多少少只是一个了解，是国外了解中国，现在，我们的需求应该是完全改变的，我们需要互动，因为在过去，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很少，我们虽然说是一个很大的国家，但是对世界的影响是非常小的。
　　 在现在来说，不管怎样，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非常大了，我们每年的经济增长占世界经济增长的40%，对与很多国家，中国是它们第一大贸易伙伴，世界需要中国，需要中国参与世界的这些事务，当然我们的主要的国家的定位还是韬光养晦，当然现在又加了几个字，叫有所作为，但是世界不满足你有所作为，而是你一定要有所作为，一定要参与，这一点我的感受非常强烈，你到欧洲、美国开会，他们认为中国不能像以前那样捞经济利益，一定要参与世界规则的制定，然后要遵守世界的规则。对我们学者，提出的要求完全不一样，以前我们只是被动的，人家到我们这儿来，我们只是提供一些材料给他们看，包括经济学，并不是其他的人文学科，经济学也是一样，人到这儿来，只是采集一点数据，拿回去做点研究。刚才台湾同仁说了，我们只是特殊性的一部分，国外认为，我有一个普遍的理论，到中国检验一下而已，现在我觉得世界变了。这跟中国崛起有关系，虽然中国崛起论怎么定义还是个问题。但是这是个事实，中国的经济体量如此之大，我自己计算，最早中国是在2022年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现在已经是第二了，这个躲不过去。
　　 但是在国内，我觉得我们学术界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没有意识到整个世界变了，有一部分人装作不知道，我在中国做自己的事情，我关注中国的事情就可以了，没有想到如何把中国呈现给世界，这个问题实际上现在已变得极其重要了。
　　 另外一部分人可能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非常强调中国的独特性，说中国什么都是独特的，跟世界没有什么相关的东西，我觉得汪晖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他是参与到和世界的互动里头去了，并不是把中国完全作为一个个案、一个特例在这里研究，而是把中国作为一种能找到普遍性东西的这么一个场所来进行研究，这个是难能可贵的，在这点上，我一直在纳闷，为什么汪晖在海外的名气比在国内的名气大？但是很多人不去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国内做学问的人好好想一想，当然有人说，可能汪晖做的东西外国人喜欢，我觉得恐怕不是，可能是因为他说出了中国的普遍性的东西，我虽然有汪晖的四卷本，但是说实在没有时间看，但是我感觉，汪晖是做出了一些很重要的贡献。
　　 我自己说两方面，跟我自己的研究相关。
　　 第一，对中国革命的论述，我不一定全部同意他对共和国前30年的论述，至少汪晖对整个二十世纪革命的论述我个人觉得比我们国内很多人站的高度高得多得多。对革命的看法，因为我们离得太近了，我们还有很多亲人死在不停的革命当中，我们没有办法跳出来来思考20世纪的革命对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是我听了汪晖几次演讲和看了他的一些文章，我认为他的高度超过很多过国内的人。
　　 第二方面，对现行体制的研究，汪晖虽然是做思想史的，但是对当代问题也非常关注，比如说他对从党国到国党的变化就是一个很好的概括，以前我们说我们的体制是党国体制，党领导国家，但汪晖通过研究说，现在我们已经变成国党体制了，就是说党内和国家结合在一起了，就像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一样，我也跟他讨论过这种国党体制对我们国家宪法架构或者对未来的发展的不良影响，我感觉他在这方面，有很深刻的一些思想。
　　 总之言之，我自己是一个门外汉，我只是想说，我们做中国学说的时候，应该有汪晖的眼光，把中国放在世界范围内，我自己也把汪晖作为一个榜样，希望自己做的研究，也像他那样，把中国文化不仅作为中国自己的问题，而作为世界问题的一部分来进行研究。
　　
　　主持人：在美国，经济学家来参与这样的会，几乎不可能的事情，非常感谢姚洋教授的发言。下面是美国塔福斯大学教授钟雪萍发言。
　　
　　钟雪萍：我有一个很大的同感，我本来想说，从我所经历的过程里面，我是怎么接触到汪晖的学术和他的思想的，就是刚刚台湾的于教授讲的中国研究下的中国问题。我在西方学的尽管不是中国研究，但是后来教的是中国文化。90年代的时候，开始注意到汪晖的书和文章，对他的问题意识，在我所处的环境当中，其实有一种很强烈的认同感，就是他的高度和他提出的挑战，这些挑战在所谓中国问题或者中国研究里面有很多可以对话，可以挑战甚至于超越，所以我想，为什么在西方或者我们讲美国有那么多对汪晖思想和学术的反应，我想是来自于对他提出的问题的认识，不管是同意不同意，但是意识到他的重要性。所以对尝试一种所谓西方的中国观，提供了一个来自中国的视野。这个时候，我讲的中国就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的历史就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这样的视野和角度，我觉得是很有高度和挑战的，甚至于这个挑战不是挑衅性的挑战，而是希望把问题提到另外一个层面上进行对话的挑战。
　　 我这次回国，在很短的时间里面，看到一些报刊，我看到，中华读书报去年9月份汪晖一篇《让中国说话》的文章，其实是一本书的前言，我到北京的时候，在飞机上看到《天涯》杂志上贺桂梅和沈卫荣教授的文章，看到国内学者对汪晖阐释，这不是他个人的东西，是国内学者做的，这不是汪晖个人的思想，是大家认识到里面重要的东西，是中国学者之间的对话。我觉得很重要，把中国问题带出一种中国观，我比较熟悉的的一个观点，不断可以重复的潜意识和意识当中，都是西方一种重复的东西里面进行不断的对话。互动这个词，我觉得很重要。
　　 汪晖思想里面很多重要的东西，置入了全球与中国，他对中国历史一定是世界历史一部分的视野当中，然后怎么来理解和梳理。我在我的教学经历当中，我只是想，教学比较直观、比较容易讲，学术上面确实是一个很复杂的层面，有多少人能够通过汪晖的书写，在中国研究的视野或者说目前的范畴里面，认识到本身的一些问题。
　　 我说说个人的一些经历，我接触汪晖的东西以后，我非常希望有一些东西能够变成英语的，然后让我的学生去接触，其实对学生是非常有挑战的，我很高兴胡志德教授和其他的美国西方的学者，把汪晖的东西翻译成英语，为我的教学提供了材料，我用了这些材料，在我开的一个非常政治部正确的讨论课《中国与西方》中，我用了这些文章，在用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出汪晖的思想、汪晖的很多观点，在进入美国大学课堂的时候，他真的是跟什么东西在互动，在各种层面的东西上面互动，其实很复杂，因为要把他的东西的背景和历史和当下的语境解释清楚，本身很难，再加上他的观点有强烈的挑战性，比如说“去政治化的政治”这么一个观点，因为他指的不仅是中国，而是一个所谓全球化大视野的观点，它就让我的学生意识到美国这个国家或者说它的辐射在全世界的很多文化、很多逻辑里面的一种去政治化，但是要讲清楚什么叫做去政治化的政治，就很难，因为他们觉得我们的政治是最优秀的一种政治，尽管有很多问题。什么叫做去政治化，这个要转变一种思维的角度或者逻辑，确确实实是一件难事，在大学里我不觉得我用这个文章很成功，但是给我提供了很重要的认识，这个互动真的非常重要，但是也是很难的，在学术界可能有各种各样的立场，但是一般在西方，中国问题，大家都觉得必须关注，但是这个视野很少有挑战，如果用汪晖的一些文章来进行介入的话，可能会打开一些思路，但是我发现还是很难。
　　 我的感觉，他的挑战是很重要的，但是同时，面对的阻力也是非常强的，这个阻力不止来自于我学生代表背后的很多东西，同时还有现有世界的中国观的问题还有很多历史积累的问题，包括冷战的元素在里面，包括中国社会主义、中国革命，其实最关键的问题，对中国的问题的看法，有一种很矛盾的，在西方既看到崛起，又不知道怎么来理解它，它还是置于冷战习惯的框架里面。
　　 我只是从基本从西方主流层面说挑战，我觉得汪晖的东西有了英文以后，给我们带来一个对话、互动，在西方的视野下直接互动的可能性，他不止是简单传统学术领域里的东西，而是跨各个学科，在思想层面的挑战，在这点上，让我想起去年在伦敦经济学院开会时一位经济学家发表的一篇文章，他讲到，世界面临的金融危机里面，非西方国家应该怎么样走出这次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可能只是稍微的改变一下，但是没有改变整个世界格局，他用了一句斯瓦西里人的谚语，就是：当狮子有了自己的角度，捕猎的历史才会被重写，他的意思当然不是指中国，而是指全世界其他非西方国家怎么走出这么一个世界的结构，汪晖在当下中国作为一个贡献的话，可能在这个层面上。
　　 谢谢。
　　
　　主持人：下一位发言者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汉族藏佛学研究中心主任、西域历史语言研究落所长沈卫荣。
　　
　　沈卫荣：不好意思晚到了，因为有推脱不开的急事。
　　我们前两天在开会，讨论中西背景下的西藏问题，这跟汪晖两年前的文章很有关系。我跟汪晖不熟，我注意到汪晖的研究也很偶然，有一次我去同济大学，做一个关于西藏问题的报告，在发出海报后，下面就有人说，还有人比汪晖讲得更好吗？当时我就很纳闷，我说汪晖不是研究西藏的，怎么讲不过汪晖呢？我就去看汪晖的文章，就找到了《天涯》08年发表的汪晖的一篇文章，当时我一读觉得非常好，非常佩服，然后把这个文章介绍给很多研究西藏问题的朋友看，他谈的问题在我们这个圈内，其实我们早已注意到了，就是谈东方主义问题和西藏问题，西方是把批判东方主义几乎是当做一个学术的游戏，研究西藏的都受东方主义的影响，所以他们对西藏妖魔化的形象，或者神话化的形象，把西藏变得那么热。但是没有把西方的东方主义影响下的对西藏的热潮和对当前的西藏问题联系起来考虑。
　　 批判西方的藏学研究，从90年代初就开始了，一直没有把这个问题拿来和当前我们国家所面临的西藏问题到底有什么关系做对比，这个汪晖是第一个。很多我们没有注意到的，比如我们政府对西藏问题经常束手无策，不知道西方为什么对西藏那么有兴趣，给我们找那么多麻烦，他说如果不打破西方在东方主义影响下创造的香格里拉神话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对话，我们当时非常有同感，觉得汪晖非常了不起，完全从一个外行，就是因为对国家有一种责任感，所以他来研究这个，而且他的东西，一方面从我们专业来讲，他真的是非专业的，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讲，他是一个非常原创的东西，因为批判东方主义，我早认识他的话，我会告诉他人家已经写了什么书，他根本不需要做那么多研究，人家已经做得很好了，因为他不知道。他写这个文章的起因是因为看了瑞士2000年办的一个展览，讲西方人妖魔化达赖喇嘛，又神话化，他看了展览，受了启发，自己找著作看、研究西方哲学家以前怎么看西藏问题，怎么看藏传佛教。我说我有一个朋友写了一篇文章，4万字，一个瑞士人，研究得很好了，但是汪晖就是自己在那里一个一个的研究，研究西方经典作家关于西藏和达赖喇嘛，关于藏传佛教的论述，他做了非常细致的研究，这个在我们专业里面，几乎没有人，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原创的。
　　 另外，他对西藏问题的一个到我们现在可能没想到或者视而不见的问题，就是2008年3.14事件之后，我们政府和大众媒体都把西藏问题推到达赖喇嘛和海外势力的影响上面，说都是达赖喇嘛分裂势力在那儿操纵，有很多海外的势力的操纵，说德国纽曼基金会在后面操作了很多事情，把责任推到达赖喇嘛和西方人身上，但是没有人真正花力气去研究到底西藏有没有什么问题。
　　 到了新疆问题也是一样，说是因为热比娅，她哪有那么大的能耐？一下子把那么多人发动起来，发动这么大规模的事件。就没有人认真地去研究西藏和新疆到底有什么问题。汪晖在这方面就做了很好的研究，当然他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包括去海外寻找资料，去藏区做调查。西藏本身有很多的问题，就是没有达赖喇嘛，没有海外势力的操纵，可能也会出现问题的，一方面是社会日益世俗化，另外一方面是宗教的扩张。对这些问题，我们做专业的都没有做调查，汪晖从一个外行做了很多研究，关于当代西藏问题的调查，可以说他是在王力雄以后，是做得最好的。
　　 他的书里，显示出他对国家社会有强烈的责任感。第二个，作为一个学者，他关心哪怕是自己不是很熟悉的领域，他都非常的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有非常原创的思想。
　　 我们两天一直在讨论，他的文章里提到的问题，海外、国内、藏族对他的很多观点非常赞赏，汪晖作为一个学者，他的intellectual level 是大大的above of us，所以尽管我对他不熟，对他很多研究根本不懂，他研究的鲁迅等等，但就从他对西藏问题的研究看，不管是在学术上，还是在与现实的关系上，都非常有贡献的，我作为一个西藏研究的学者，我很敬重他。谢谢大家！
　　
　　主持人：下是的演讲者是哈佛大学讲座教授、藏学研究专家范德康教授。
　　
　　范德康：对不起，我的汉语不够好，所以我只能讲一点点。
　　我在美国和汪晖见过几次，和他讨论过几次西藏问题，我觉得他的看法比较开放，他的观点比较深刻，论述到角度很有意思。我同事沈卫荣教授说的话大部分我是很同意的，所以我就不多说，谢谢你们。
　　
　　主持人：其实我在5月底刚刚把这篇文章翻译成了英文，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过程。因为去年6月已经有一个定稿，但他后来又吸收了各种各样的意见，重新下了半年的功夫，对这个文章进行修改，增加了将近一半的内容，而且增加的内容对于翻译来说都是非常难的。
　　下面请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严海蓉发言！
　　
　　严海蓉：非常感谢会议的组织者，也感谢我们会议的主席和这场的主持人，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跟大家见面，借着讨论汪晖，也可以使我们关于中国当下的问题和历史的问题有一些讨论。
　　 我自己的训练是人类学的训练，从学科来说，也是少数派，我们最近在香港理工大学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关于中国农村问题研究的，我们梳理从三四十年代、土改、大跃进、文革到现在，我们选了一些材料阅读和讨论，讨论里头，使我对汪晖学术的意义，对我自己的启发有了一点认识。在我们读书的时候，我们知道，三四十年代，中国有一个非常大的论战，这个论战，有中国历史的论战，有关于中国农村问题的论战，中国总的性质的论战，这样的论战在今天是见不到的，当时论战的时候，有一些问题，关于农村定位的问题，比如梁漱溟，他当初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他之所以投身于乡建运动，本身有一个判断，这个判断是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判断，他判断既然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先进国家通过农业的积累达到了工业化的过程，那么这条道路对中国来说也是可能的，况且中国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农业大国，而我们要进行工业化、现代化的积累，必须从农业和农村开始，尽管他有文化重建、道德秩序重建的想象，但是在我看来，他是一个现代主义者。
　　 因为他对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有这样一个假设和想象，使得他投身于乡建这样的活动和实践。那么，当时中国到底是怎样的状况？农村问题是不是这样的问题？其实通过论战看起来，以后有其他人介入，有陈翰笙薛暮桥等等，打开了看中国农村的视野，看中国的视野，其实当时的中国，已经陷入了一个新的环境，梁漱溟的想法，你说他有一个先验的想法，不能说他不经过思考，是错的，但是问题在于，中国的问题，当时已不是中国的问题，是中国在全球体系下的问题，那这个全球体系下的问题，就完全改变了中国问题的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体系已经进入了一个帝国主义时代，垄断已经产生，金融资本在全球扩张，在这样的环境下，就算别人曾经走过这条道路，这条道路对中国当时，对任何一个被殖民和半殖民的国家来说，这条路是行不通的。所以正是因为放置在一个全球体系下看中国问题的时候，才能看到中国问题的本身是内外交织的问题。
　　 我们读书小组在读书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讨论，中国从80年代以来，试图把中国放在全球体系下看，改革开放本身就是这样一个出发点，到80年代的时候，新启蒙啊，《河殇》啊，忧患意识啊，所有这些都是把中国问题放在世界全球的背景下，但是这里面包含了太多的假设，这些假设其实没有被真正的质疑，依然把我们国家的问题当做我们内部的民族国家怎么样跟国际接轨这样的一个问题去想象、去叙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汪晖对我们来说，最大的一个意义就是他关于新自由主义的写作，关于很多中国问题的论述，把我们带入一种讨论、论战的环境底下。
　　 因为我一直觉得中国社会现在需要这样的论战，需要这样把问题讨论清楚，这样的讨论在中国还是很缺乏的，而且所谓的从90年代末期到现在，所谓有关汪晖事件的东西，都是纠结在一些获奖啊、抄袭啊这样的问题，这是非常扭曲的，完全在回避问题本身，我们关于社会问题到底怎么看，这样对待问题的方式，在我看来太扭曲了，太变态了。
　　 我说的是，汪晖对于我们现在思考中国问题的意义，恰恰在于他试图这样去做，从这个意义来说，正是我们需要这样去做，才能真正完成一个所谓的主客体的转变。
　　 三四十年代的时候，因为西化派啊等等这些都很多，而且是以西方的眼光看中国的，不光是中国民族特性的描述或者其他性质的描述，处在半殖民下，要不就是以保守的状态看这种中西的对立，或者以西化的态度看中国的问题，这都是有前面于教授说的主客体易位的问题，但是对这个的否定不是仅仅通过一个思想史的梳理能够解决的一个问题，最后通过革命来解决的，中国推动了社会运动，推动了社会革命以后，才能真正完成一个主客体本身的否定之否定。
　　 在中国今天的当下，这个东西还没有开始，中国社会性质，中国往哪里去，中国在这样大的全球体系下，怎么看中国的问题，我觉得汪晖开辟了一些这样的思想，他引发了我们的思考，但是这个东西在我们今天，因为这个论战还没有形成，是远远不够的，但是他的贡献已经超出了很多的人。
　　 这是我想说的。
　　
　　主持人：谢谢严海蓉教授，把汪晖的问题放在历史、理论和实践的平台上讨论。下面是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白元淡。
　　白元淡：大家好。我想从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问题的角度，来分析汪晖提出亚洲问题的定位，他提出亚洲问题的意义。……我觉得汪晖最苦恼的是中国的发展模式到底是什么的问题，他非常关注中国发展模式下的理论问题，思想问题，我觉得中国现在经济发展非常快，当然，全球化时代，中国的影响力非常大。
　　对韩国来说，韩半岛的冲突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影响力非常大。经济方面、军事方面，安保方面，中国都是重要的因素。中国以后的发展方向，跟我们韩国、跟亚洲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但在学术和思想上谁对这方面的问题提出了回答，我想汪晖是在这方面提出了回答。……
　　另外，就是我现在也参与翻译的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这本书，它关注的就是中国是什么，现代中国的含义是什么的问题。我觉得他的框架是两个，一个是东方主义，突破东方主义的问题；一个是以前西方/东方之外的…问题，可是我觉得还有，就是中国和亚洲之间的关系之上，怎么重新建构中国的意义的问题，所以他的新亚洲的想象力，关于新亚洲的想象力的文章，提出了这种的重要论述。
　　 所以，三个框架下，他的思想工作，以及更重要的，为了兼顾这种思想工作，他所做的另一个方面的实践方面的努力，比如，2005年，他去江苏扬州调查工厂改制中的问题，他提出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思想方面的问题和实践方面的问题怎么聚集的问题，以前中国有非常好的经验，但在21世纪的中国，一个知识分子怎么做自己的角色？所以我觉得，汪晖的思想史的工作，一方面是非常理论方面的，而另一方面呢，他自己又关注和进行各种各样的实践方面的事情，象刚才说的西藏的问题等等，改制的问题等等。
　　 我感觉汪晖的真正目的就是在中国来说，他要求的就是恢复知识、思想与实践的真正关系，2007年他在与一些在美国留学的留学生讨论时，强调了思想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以前80年代、90年代，跟中国知识分子接触的时候，谈到这个问题时，一般都会说，中国有大的问题，很难说，可是现在，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他要求的是为了提出关系性的恢复问题，怎么恢复？他又提出来了就是“去政治化”的问题。
　　 他关注的就是20世纪革命时代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传统，2007年的讨论中，他强调的就是这样的吧。
　　 重要的一点就是，恢复政治性。比如现在的所谓“抄袭”事件中，我觉得争论的问题应该改变，现在需要认真考虑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的真正问题是什么？理论思想方面的重构，另外，怎么重新关注现实的问题，怎么恢复知识、思想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另外一个，90年代初期，我开始读到汪晖的文章，《反抗绝望》当时也读了，没有发现转引和注释的问题，可是现在转引的问题为什么变得重要了？引用和转注的问题不重要吧？我觉得这是中国知识对现实政治性还没有建构的关系，思想比转引问题重要吧？
　　 所以我觉得这次讨论要转到学术主体化的问题上。应该转到新的方向和新的主体性的方面。我在亚洲框架下关注汪晖的著作，最近在翻译中注意到，汪晖的框架中，突破东方主义的问题，……看法，另外一个，在亚洲的看法下，还存在着不平衡的平衡，亚洲里面有不平衡，汪晖对西藏的研究的文章，里面的亚洲，少数民族，进入到亚洲人，是一种什么关系？这个问题还是存在的。
　　 对与我一个韩国人来说，全世界知识分子之间还存在不平衡性，所以你们关心一下亚洲吧，大家都关心美国、欧洲，可是对亚洲的关心还没有建构。
　　 汪晖的学术思想中，找一找平衡性的问题，……完整的体系下，中国有自己的体系，……他的思想史工作中，他建构完整性的思想体系，中国民族主义建构当中，……他强调的是与西方处境的不同，其真正目的是提出多样性、差异性。
　　 所以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途径和西方不一样的话，在亚洲意味着什么？所以在这方面我一定写一篇文章，以后再与中国知识分子一起讨论吧。
　　
　　主持人：请北京大学法学院强世功教授发言。
　　
　　强世功：我想简单讲两个问题，第一，前面很多老师讲过了，就是在全球化范围内中国的处境问题，我自己觉得，这是中国近代以来的一个核心问题，但是我们经常会有一个问题，在全球化下的中国处境的时候，我们讲中国处境讲得多，但是对全球化的认识可能或许不够，或者说我们传统的框架是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后来是新自由主义的框架，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这两个框架之内，没有对全球化有新的认识，这样我们谈中国处境的时候，不大容易谈，如果中国没有全球视野的话，不知道中国应该做什么，要不就是按照左翼全球化模式想象中国的未来，要么按照右翼的全球化模式想象中国的未来，但是我觉得核心问题是中国从来没有想过在全球化下中国是什么样子，或者不管怎么说，我们希望它是什么样。所以我自己觉得，在这样一个范围里面，我们对全球化的理解不够。
　　 第二，与汪晖老师的研究有关，我对汪晖老师的文章了解不全面，而且我自己也在法律领域，只对自己感兴趣的关注一些，我觉得他一个最重要的意识，是说不是在假定的全球化以后来想中国的问题，而是回过头来，如果让中国人想的话，我们如何理解全球化，可能中国人想全球化的时候，你会发现把的视野既不是马克思主义左翼视野，也不是美国主导全球化的视野，他的四卷本恰恰是从近代以来中国思想里面看看，我们中国近代以来的思想家他们是如何想象设计的。
　　 这样一个挖掘，我觉得到今天，它仅仅是一个开始，包括他做东亚问题、做西藏问题，其实也是放在这样一个视野里面，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我们建构的政治法律制度，所有的想象，既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想象，也不是新自由主义的想象，甚至说根本不是现代性以来的所谓的民族国家的想象，汪晖老师在书里用了很多帝国的概念，我其实不是太同意，但也可以看看我们中国是怎么说的。
　　 那么如果说四卷本说到了晚清，到今天又有百年的历史了，这一百年来我们中国人，包括我们在座的又是怎样来想象全球化的？我觉得全球化和中国不是两个并列的问题，而是一个问题，我们如何想象中国的未来，实际上就是想全球化的问题，如何想全球化的问题，实际上已经奠定了对中国未来包括历史的全面想象。
　　 我就简单地讲这么两句，我的理解，汪晖的贡献可能不是我们目前惯常讲的，我觉得他的贡献更是全球性的，就是一个中国人如何来想象全球化的问题，可能会讲出一些与西方主流不太一样的东西，这是我自己比较关心的。
　　 谢谢。
　　
　　支持人：下面是自由讨论时间。
　　
　　靳大成：刚才白元淡老师谈到亚洲，这个话题跟汪晖关于亚洲、关于琉球问题的文章都是连带的，我想，我欲徒托空言，不若见诸行事而深切著明，在这里我不妨说点事实。比如说韩国，我们知道中国的朝鲜族到韩国去打工的有几十万人。而白元淡老师，包括您的父亲白基莞先生，都是非常著名的工运领袖；而事实上，中国朝鲜族在韩国的地位，是二等公民或者三等公民，他们的收入和待遇，不及韩国普通劳动者的一半。由此可以观察这个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转移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世界各地全卷了进来。所谓的现代性，不管我们玩多玄妙的学术，如何拒绝宏大叙事，也不管这个学术新潮怎么变迁，关键是历史问题它在那儿，它没有变化。就好象中国内地农村的劳工全往沿海大都市来了；反过来非洲劳工在广州30万。进一步看，为什么台湾男人会娶菲律宾新娘和越南新娘？在香港打工的菲佣待遇如何？这些事实意味着什么？我们可以做一个有趣的对比：改革开放之前，包括文革前，中苏关系没破裂时，那是冷战时期，我们国家怎么看世界？首先，第一位当然是苏联老大哥！之后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再后面是朝鲜越南，这是一种排列。而改革开放以后，当然美国第一，最牛，然后是欧洲，加拿大呀，再就是日本、韩国、台湾，都排在我们前边，因为我们穷呀，没钱，没地位。这个序列的变化反映出某种历史关系在发生变动。
　　 这个变迁当中，事实上二十世纪的‘‘国际主义’这个词已经被今天的学界抛弃了，可是你想想，中国、韩国，包括台湾、日本，也就是我们亚洲各国和地区的人民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和殖民的斗争中，在共同的抗日斗争中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时候，什么叫国界？什么是主权？是你们跨过江来，我们跨过江去。一些台湾到上海来，一些韩国人到东北，或者上海，然后在南京建立训练营在作战，共同的，至少中国内地的抗战是一个国际部队，延安也是国际部队啊，国民政府也是国际部队，也就是说在这个现代性中这是共生的现代性，亚洲是共同反抗的。那是一个你中有我，你我不分的格局。
　　 而我们今天再提“革命”这个词，讲革命的经验，提国际主义，当然不受欢迎了。象汪晖他的立场，肯定会左右受攻啊，我看他在《文化纵横》今年第二期上登的那篇文章，我说你得了，老兄，左派不会待见你，右翼或者自由派也不会待见你，就这文章，肯定会受攻。历史上本来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我不分的状态，在后冷战的今天情况变了，开始划界了，动不动还得为申遗吵吵，还得争个谁的端午节。今天流行用的一套旧的思维，今天谁来打破这套思维，包括谁再提革命遗产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在今天的社会现实中作为一个平衡因素，都是罪莫大焉，几乎世人皆曰可杀。
　　 今年以来，发生了一系列的工潮事件，包括富士康也好，佛山也好，这表明历史到了一个拐点了，没准这个事件能引起全世界范围的工人阶级的薪酬往上涨，这个后果咱们不知道。这是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的恶魔放出来了的必然结果吧？我同意刚才白元淡老师的发言，把学术研究、知识批判和社会实践，以及个人的介入，践履，结合起来，把必须公开争论的理论问题放在台前。事实已经逼着我们每个人必须在严酷的社会生活面前表明自己的态度，在这方面，汪晖做了很多工作，他推进得最远，态度最鲜明，所以我坚持挺他。
　　
　　主持人：先告一个段落。
 
 
　　第二场 
　　主题：20年来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
　　主持人：蔡翔
 
　　主持人：我们这一场的主题是20年来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下面我们先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罗岗老师发言。
 
　　罗岗：谢谢会议主办方邀请我，谢谢两位主席。我选了20年来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这个题目。我的想法是说，不是我们20年来，在中国思想学术思想的变迁下看汪晖思想怎么样，而是反过来，通过汪晖，我们看这20年来中国学术思想发生了什么变化？汪晖，就像前面的老师们说的，其实是一个例子或者个案、麻雀。我们解剖这个个案，是想谈背后更大的问题，谈当代中国思想的进路，就是说我们怎么进去，怎么了解这个情况。
　　我们跟前面一组很多老师的学科背景不一样，我们是做中国现代文学的，但也同样对汪晖的著作比较熟悉，也认为在我们学科里面，他的工作非常重要。当时在90年代之后，其实那个时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困难的地步，当时做中国现代文学的很多重要学者说中国现代文学要改名为民国文学史，而且民国文学史将来要放到中国文学史里面去，就是说以后有清代文学、晚晴文学，接着就是民国文学。就是这样的非常地灰心丧气，这个跟1989年重大的社会变化有直接的联系。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时我们念研究生，我们看到我们的老师辈的著作，汪晖也是我们的老师辈，包括他们的思考。开始的出发点很单纯，就是说中国现当代文学在80年代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某种程度上来讲，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很多研究，实际上反馈到中国的人文学术里面，比如包括李泽厚这样的，完全不是做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他也写了一篇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长文章，而且引起很大的争论。
　　中国现当代文学有一个重要的作用。90年代以后，中国现当代文学，蜕变到民国文学史的地步了，当时我们的考虑，就是想中国现当代文学怎么样有可能在一个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恢复跟这个时代的对话关系，或者说恢复某种活力，这是从当时学科出发的一个想法。从汪晖的研究也可以看出来，他也要从比较狭义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走到中国现代思想研究。当时在9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概念我觉得主要是通过汪晖的著作提出来，就是中国现代性的问题。因为讲中国现代文学，我们马上会产生一个联想，现代文学，文学何以被称为现代？把现代文学归纳到民国文学史，把现代文学直接转化为民国文学史，觉得现代不重要，认为就是一个概念了，这个概念主要是理解为从五四运动，或者从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么一段物理意义的时间，现代这个概念在当时是被看作是不言自明的，实际上谁也仔细探求它的意义。
　　所以中国现代性提出来之后，本身看上去，好象是中国文学学科内部的考察，对现代这个概念，或者说来规定现代文学的现代，是一个什么意思，但是实际上，今天回头看，中国现代性问题的提出，意义远远不止于此，不仅仅是学科内部的问题。更重要的一点，可能是20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化的思路，对之提出了一个整体上的置疑，因为在现代化的思路里面，中国无论是从社会制度、一直到思想文化，都看成我们要和以西方现代化、西方经典的现代化作为一个母本，作为一个追赶的对象，或者我们要变成西方，怎么样变成西方，我们要采取各种各样的方式，变成跟西方一样的现代，有这样的看法。
　　90年代以后，通过对中国现代性的提出，这样的看法遭到置疑，开始有所松动。松动过程里面，中国现代性的问题，在当时有很强的针对性，这个针对性是对所谓现代化的叙事产生了一系列的置疑。
　　我更想讲的不是中国现代性的概念，当时怎么样认识到它有挑战性，挑战性大家都认识到了，大家都谈到了这个问题，我更关注的是中国现代性问题或者中国现代性的概念又是怎么被空洞化的，所谓被空洞化的意思，当我们一味强调中国现代性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走向所谓普遍性跟特殊性二元对立的模式里面，也就是说，仅仅在所谓西方文化多元主义的意义上强调中国现代性的经验，表面我们批判西方中心主义，因为现代化的论述是西方中心主义的最强势的代表，但是实际是在承认的政治的意义上，说中国有现代性问题，韩国也有现代性问题。在现代性上加上各种各样修饰的概念，包括女性有现代性的问题，种族有现代性的问题，我们看见在西方世界、英语里面，生产出大量的、在现代性前面加上一个前缀，这样的模板我称之为承认的政治式的讨论。中国的现代性本身，这个富有挑战性的概念，在20年的变迁中，今天已经逐渐的空洞化，谁都可以讲，大家在一个政治正确的意义上使用它。
　　这里面的问题，在今天的情况下我们面临的问题，如果从学术思想变迁的角度讲，我觉得中国现代性的问题虽然在概念上面有空洞化的的危险，但是我们不是简单的要放弃这个概念，我们不是要再找一个概念，我们要做的，是如何把它重新实体化，怎么才能够把它重新实体化？等于做两部分的工作，而且我觉得，在汪晖最近的一些具体的研究里，包括西藏问题、琉球问题，包括重新回到五四的历史或者其他的研究里面，包括他的四卷本的书都可以看出来，我觉得是一个重新把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加以实体化的努力，这个努力两部分工作：
　　一部分工作，需要重新讨论的是，比如说现代性的问题本身是同一个所谓的特殊性，从原生的意义来讲是西方世界产生的，是非常特殊，但是这种特殊性的诉求是怎么被高度的普遍化，并且被我们所有人接受，认为是一种普遍性的原则，这个过程的展开需要我们理解或者重新探讨。因为在这样探讨的过程中，我们会知道，在从特殊性的诉求一跃成为普遍性的过程里面，现代性的悖论成立，而且成立的背后，是各种各样的非常复杂的斗争，或者说非常复杂的文化政治意义上的搏斗、价值意义的搏斗。这是我们要首先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解这个问题的前提。
　　但是仅仅这样来讲还是不够，我们在这样的意义上西方也是一种特殊性，只不过他抢占了一个地位变成普遍性了，我们是不是也要抢占普遍性的地位？我们还是在原来复制对方的思路？除了这点之外，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中国的现代性如果说是某种特殊性经验的话，或者独特性经验的话，这样一种独特性的经验在今天这样的历史语境第一个是中国的历史、中国的传统。另外一个是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世界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当然也包括中国内部存在的非常多的危机，这种危机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转化，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就是整体这样的状况，是不是有中国现代性的问题变成普遍性的状态，中国这样一种特殊的状况，我们有没有可能充分将中国问题的讨论阐释为一种普遍性的原则，对于今天的视野来讲，恐怕不是经典的现代性，比如美国、欧洲其他的国家，他们如何重新构建世界的问题，而是本身在世界的体系中被边缘化、殖民过，有很强烈的现代化的诉求的那些国家、中国，我们怎么重新改造这样一个世界。如果不改造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会越来越糟，中国的经验会不会成为普遍性的经验，这是一个斗争的问题，这个斗争的问题就是两套普遍性的价值诉求的斗争，或者说中国的特殊性经验，能不能够重新到普遍性中，跟另外一个普遍性争夺的问题。
　　这样的情况下，汪晖的工作、思路，无论是回到宋代以来中国的传统，还是最近提出的中国的跨体系的社会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看法，都是跟这样的社会意识联系在一起。中国的现代性概念空洞化的状态恐怕是一个更严重的状况，大家拿来变成了一个套话，是讲了以后就把这个问题打发了的说法。
　　接下来的工作，中国学术界要严肃认真能思考中国问题，都需要做这个，重新把这个概念加以实体化，谢谢大家，
 
　　主持人：中国人民大学杨念群老师发言！
 
　　杨念群：很高兴参加这个会。戴锦华主席说了，汪晖是只麻雀，大家一起来解剖，这是开玩笑了。我跟汪晖比较熟，有很长时间的交往。我为什么选择20年来中国学术思想之变迁？我觉得今天会议提供的四个主题之间的联系非常密切，不可分离，我挑这个题目跟大家交流，我想把汪晖本身的贡献和他的苦恼、他面临的困境放在一起来谈，整个他的学术生涯和经历，跟中国学术思想、学术思潮、学术体制的变迁、中国学术生态的变迁密不可分，我们不能仅仅把汪晖的思想作为研究对象，而是在这样一个场所里对汪晖进行定位，同时看他透露的一些讯息。
　　我举个例子谈我对汪晖思想的本身的理解。90年代有个著名刊物《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在香港，发了很多在大陆不可能被接受的文章，但是92年开始一直在大陆操作。汪晖和我是编委，参与了具体的操作，提出了一些命题。有一个话题，就是中国社会科学的规范化本土化的讨论，后来被归结为中国学术自主性的问题。这是90年代重要的讨论话题，后来有点变味了，变成了重思想还是重学术的问题，80年代重思想，90年代重学术，打来打去，也没有结果。
　　我当时的立场跟汪晖基本一致，我们倾向于中国社会科学规范化的讨论，但是现在经过十几年的反思，我发现这个问题非常大。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我们说社会科学规范化、本土化两者本身对立起来了，而且中国学术规范化造成了非常大的恶果，表现之一就是这次所谓的汪晖事件。中国社会科学在什么意义上是规范的，是西方意义的规范，还是中国经过吸收了自己多年的学术的积累和精华之后形成了自身的规范，这两者现在混为一谈，而且再也说不清楚，我觉得说清楚的可能性非常小。从混战的角度来看，媒体介入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没有希望说清楚了。
　　说不清楚怎么办？我们暂且把这个问题搁在一边，我想说当年学术规范化的讨论，其实忽略了一点，大家集中谈什么是规范化，忽略了中国学术本身什么意义上实现本土化的问题。当然现在本土化可能也变成一个假问题。很多朋友说过，中国的本土化是把中国作为一个特殊性的对象加以看待，但是中国现在已经全球化了，你在什么样的意义上定位本土化？你是在规范的意义上定义本土化？还是在不规范的意义上定位本土化？这两者本身已经形成了一个矛盾，这个矛盾没有办法解决，所以这两个问题都变成了伪问题。
　　所以我们在反思90年代所谓学术讨论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清晰的脉络，我们当时提出的学术自主性的目标，现在越来越远。是否能实现中国学术自主，现在也变成了问题，虽然中国变得越来越重要，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是对我们提出了一个挑战。
　　但是汪晖在里面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我觉得汪晖采取的方式就是“跨”的方式，他不断把中国所谓本土的问题、中国问题，转向世界。很多朋友谈到，他不断跟国际上进行交流对话，同时把国际上一些话题转化为中国式的问题进行讨论。所以这种跨的角度，我觉得把本土化和所谓的规范化之间的二元对立消解了，不断穿梭于两种场域和境遇之间寻找自己的位置，但是这个位置不确定，汪晖到底代表东方还是西方？有人说他很晦涩，但是他不能代表西方，但是他代表中国吗？不一定，因为他整体的框架是相当西方化的一个框架，当然西方化融合了中国的问题，这是一个中国过渡期历史非常重要的特征，汪晖之所以可以被作为讨论的对象，在于模糊性和不确定性，这是我对汪晖本身规范化、本土化讨论中寻找位置一个重要的理解。这个位置非常重要，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典范，我们现在很多的学者，还在摇摆于两者之间。
　　这次讨论的就是一个所谓伪规范化的问题，还在纠缠于90年代非常过时的伪规范化的问题，汪晖所有的大的问题全被遮蔽掉，这是中国学术非常大的悲哀。当然媒体介入很重要，媒体介入恶化了中国学术生态环境，这个没有办法进行讨论，各位会在第四部分做出讨论。非常重要的一点，汪晖的不确定，变成我们讨论的起点，同时也可能会带动我们一个新的学术生长发展的契机。
　　第二，汪晖所谓的跨，跨的限度在什么地方？如何来跨？汪晖重要的一点，他打破了学科专门化的体制对现有中国学术的诉说和限制，在这点上，他超越了90年代规范化讨论和本土化讨论。规范化完全按西方走，本土化就是讨论新文化保守主义的潮流，就是所谓的学术史。学术史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完全轻视西方，完全恢复到中国原生态的状态里面，给自己定位，认为这就是所谓中国原创的、传统的，实际上怎么可能呢？我们都全球化了，时时刻刻用的是西方给我们渗透的思想、概念、成果，我们怎么可能会本土化？这个本身就是假命题。但是学术史最大问题是力图用纯洁的，恢复当时一些大师，比如陈寅恪、王国维等等，其实他们是西方化的后果。
　　比如说我最近也写了一个所谓国学的文章。所谓国学，国学是汉学一个变种而已，当然很多人可能不同意。但是汪晖在这里面做出的贡献就是，汪晖是文学出身，我是学历史的，我觉得他提出的历史问题，已经超越了文学和历史的界限。我们现在非常细化，有了二级三级学科的划分，越来越窄，汪晖跨越了这个，当然现在历史学界可能不承认，但是未来几年几十年里面，像汪晖这样跨的学者肯定会越来越被承认。当然现在有人提出异议，跨这个是不是更加强化了专门化本身的特色、特性，比如历史性跨了人类学，人类学跨了历史学，是不是强化了这点？
　　但我觉得，就目前中国的学术生态来说，我们只能在跨的上面寻求文章，找不到其他的途径。在这点上，汪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范本，他提出关于帝国的问题，就是想超越民族国家。关于帝国，我跟他有分歧，他过度受到西方历史演变的影响，他直接移植过来，是不是合适，我们再讨论。但是比如他关于合法性的问题，最近我比较关心清朝早期的合法性成立的问题，他在四大卷里，“帝国与国家”这一卷特别提出经文经学和帝国合法性大一统形态的关联性，甚至是大一统一个建构的资源，这个对我非常有启发。我觉得在跨的点上，汪晖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典范，在消解所谓西方的规范化，同时拒斥假问题假装作出姿态的本土化，在两者之间来回跨的过程中，他树立了一个榜样，这点是我们加以肯定的。
　　最后关于跨的问题演变的问题。我刚才说了，我们不仅在捧汪晖，汪晖是范本，我们要看到他的困惑，他本身的苦恼，我觉得他的苦恼就是他的不确定性。当他自己跨的时候，他自己的位置是什么？就是他自己在书中也提到的身份认同的问题。他现在自己很难把这点确立下来，当然我们不说代言人这个词，有人说他代表了中国向西方，从西方看又代表了中国，变成了中国现有思潮的代言人。但是我觉得，我个人认为，这对他来说是危险的，他可能围绕着全球化给他设定的很多议题，自觉充当全球化过程中中国跟西方沟通之间的角色，可能某种意义上变成西方话语某种意义的代言人，这点是他可能遇到的困难，可能是我们做人文学者、社会科学的学者面临的问题。当大家把你作为一个符号、一个领袖放在那个位置的时候，西方认为你是中国代言人的时候，就会遇到一系列问题。
　　我觉得他的问题在哪儿？我跟汪晖是老朋友。当然咱们不能老是说汪晖不得了，没有问题，汪晖的确非常不得了，是我们这代人的骄傲，但是他的困惑是什么？我希望以后的讨论多说些困惑，少说写溢美之词，这是对我们整个学术发展健康生态的期待，也是对汪晖、对自己有所期待。谢谢。
 
　　主持人：请北京大学贺桂梅老师发言。
 
　　贺桂梅：很高兴参加这个会，每位发言者提出的问题对我很有启发，我觉得我们会场是一个很良性的讨论问题的空间，我愿意参与其中。我的发言围绕着20年来学术思想的变迁，我想在这样一个比较大的历史视野里面落解读汪晖的学术思想工作。我们今天来谈20年来学术思想的变迁，可能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说80年代知识界形成一个共识，在90年代的分化，实际上90年代以来发生的所有这些论争，核心问题不是90年代不同的立场或者不同知识脉络之间的分歧或者论战，而事实上是80年代和90年代的论战，而且这个论战一直延续到今天。
　　我们经常说80年代是一个共识的时代，就是知识界形成普遍共同的一些问题、关注、立场，这个共识是建立在一系列二元对立基础上，一个现实的态度就是是否支持改革，然后由这个引申出来的知识的学术的思想立场等等的二元对立，包括计划和市场、国家和社会、革命和现代化、传统与现代等等。
　　我想说，我们今天置身其中的学问体制和我们主流的知识体制本身，其实也是在80年代改革过程当中形成的。我们追溯历史不要太远，70年代后期80年代初期高考制度，尤其是学位制度出来的一群人，可以说90年代最活跃的一批人，其实我们也会简单把他们叫做85学人，因为他们是新建的博士学位、硕士学位制度第一批毕业者，在80年代这样一个共识的时代，同时建立了学院体制，而且一套主流的知识体制，那这个学院体制和知识体制本身不是30年的历史，本身就是改革的一个构成部分，不止是它的产物，而且也是一个构成部分。正因为它是一个构成部分，所以80年代那个共识的建构其实是一种后冷战的二元对立也落实在学院体制的主流知识当中。
　　90年代产生的分化，最重要的是你怎么看待80年代形成的学院知识体制，然后你怎么回应和描述90年代以来新的社会问题。我认为汪晖对问题的判断和他由此建构的一种批判性的学术思想，我觉得是非常的突出，也产生了很广泛的影响，他对现实问题的判断，是基于他思考的八九十年代的转变到底是什么。
　　简单来说，大概有三点，80年代开启的市场化和私有化进程，在90年代的时候这个市场化和私有化不能作为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式，相反带出了更多问题。
　　第二，作为市场化目标的全球市场体系本身也面临着危机。
　　第三，还有一个参照视野，就是参照前苏联和东欧的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他把这个作为他讨论中国问题的参照，他说他和新自由主义的人，一个基本分歧集中三点，第一，怎么看待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就是国家和市场的关系，另外一点，怎么看待产权问题，第三，怎么看待民主。
　　他的所有学术思想的建构，基本上围绕这些问题的论争形成的。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发在《天涯》上，我描述汪晖的学术思想，我关心他给我提供的是一种批判性的主体性，或者我也把它描述成作为一种方法和政治的整体观。在我的解读当中，我认为汪晖的研究，我们可以说他是跨学科的，也可以说是跟国际互动的，但是我觉得，他其实并不是因为他要跨学科，我们就这么界定他，并不是因为他要超越单一的民族国家，我们就说他是全球式，我认为他有一个总体的方法论，这个方法论要说起来，是马克思主义的。比如卢卡奇说，马克思主义真正的方法并不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样的描述，也不仅仅是对市场方式的描述，真正的方法论是一种总体的历史辩证法批判的视野。我认为汪晖已经形成了他的一个批判的思路或者基本的研究路径，就是这样一个总体性的视野。
　　这种总体性的视野，是在跟80年代形成的主流知识体制兑换的过程中形成的，他批判80年代主流的知识体制是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因为所有这种知识、这些思想、这些社会的运作方案，他都强调是以单一的民族国家，就是在中国里面讲问题，并且以中国完全现代化作为诉求。然后他提出的是一种全球的或者一种批判的全球化视野，他自己叫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视野，他并不把这个全球化作为后冷战时代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而是把它视为历史资本主义一个新的阶段。然后在这个前提下，他来描述，曾经在以前国家和经济的关系怎样，然后在新的阶段当中，又发生了哪些变化。这样的话，他对中国问题的分析，是建构在一个他自己叫霸权的多重构成上。就是跨国，同时把中国问题放在里面，同时中国又不是一个整体，在中国内部又有一些中心。他希望形成一个总体的批判视野。这个总体的批判视野之所以可能，就是因为资本主义这个巨型机器。历史的经济体是一直滚动到今天的，你要讨论这个对象的时候，你没法在一个单一的视野里面，更不可能像新自由主义那样简单的把自己放在一个国家的对面。
　　第二，前面很多老师也讲过的，我最感兴趣的就是，汪晖建构了一种新的批判性的知识。这种批判性的知识，表面是一个跨现代知识、跨现代学科分类，其实因为这个知识本身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延伸出来，同时他又批判性的重构了一种像布罗代尔政治经济学或者历史社会学新的知识，他不止是跨，我觉得他整合出了一种新的批判知识。由于经济体的滚动不仅是经济问题，同时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所以他试图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体的滚动方式、运转方式总体，整体来看问题，他认为所有这些文化、政治问题可以在一个总体当中被讨论。
　　所以，他有一个说法，叫形式主义的理论，他认为那种专业化，那种绝对的，或者新自由主义式的理论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然后他试图讨论一种实质的历史关系。我觉得他追求一种新的批判知识，还是很清楚的，尤其在他后来讨论中国问题的文章，比如现代性批判、跨体系社会等等，这些文章里表现得比较清楚。
　　我感兴趣的还有一个问题，也就是我们后面讨论的，也就是说，汪晖的学术思想，其实是激活了90年代以来，我们讨论中国问题的空间。因为用80年代的那套知识，已经没有办法回应现实问题了，而汪晖的探索，使得我们来讨论一个叫中国问题的东西成为可能，也有了那样的空间，要不然的话，我们全部回到我谈经济学、你谈政治，就回到那种分类的学科体制里面。
　　我感兴趣的是，汪晖有三个区分，他区分的是学术、思想、政治。这个学术，我理解是建构一套新的批判知识的一种学术，这个学术本身是很严谨的，同时他又说不要为了知识生产而知识生产，他强调思想，这个思想就意味着它是有原创性的，是跟社会之间是有互动关系的。
　　同时，我想他也强调，怎么使思想变成一种政治？他可以变成一个社会力量参与到问题的讨论当中，不止局限在学院当中，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们还可以再讨论。另外汪晖自己，他一方面建立了学术和社会之间的这种联系，同时他又划了一个边界。他对政治社会问题的讨论是通过思想理论和学术的方式来表达的，然后他又说思想学术和政治相互关联。但是它们之间需要一定的界限，从而能够保障反思的空间和自主性。
　　我自己一直困惑的就是，这种学术的现实关怀和它的自主性的关系，这个东西到底怎么办？尤其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怎么实现批判的知识分子的功能？这也意味着你怎么用更总体的、更批判性的看待学院的功能？同时也思考学院、国家、社会、媒体等等这些复杂的关系，因为划边界就是建立互动关系，而不是把自己圈在学院里面，但是这个问题我没有考虑得特别清楚，我们第四部分会讨论这个问题。
 
　　戴锦华：我插一句，我觉得这也是我的困惑，我对汪晖近期的质疑也是总体性，他不忌惮使用总体、实质这样的词，我非常地忌惮。因为总体、实质这样的词背后是西方主流逻辑和霸权逻辑的东西。我质疑汪晖不忌惮地使用，但是我知道汪晖表达的力度正在于他不忌惮地使用，当我们忌惮地使用，当我们不断反本质主义或者反总体论的时候，我们面对的是浩浩荡荡、不可阻挡的整体性的资本主义。那我们可能性在哪里？我们不是来这儿夸汪晖的，我们是借助他的思想分享我们的问题。
 
　　主持人：我们请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王炎老师发言。
 
　　王炎：这个题目是回顾。我想从13年前汪晖一篇重要文章《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和现代性问题》谈起。这和我个人的经验有特别大的关系，当时我读这篇文章，应该说是似懂非懂，因为当时还在读书。但是那篇文章给我的震动非常大，因为提出的很多问题，都是90年代末非常新、非常有冲击力的视角，把中国的现实问题，对现实的评价，一个总体性的提了出来。我想这可能不仅仅是我个人感到冲击，整个当时中国学界、思想界在很短时间内对这个文章作出了回应。比方李欧梵老师很快开了一个会，这个会就是研究这篇文章的会议，很多学者参加讨论许纪霖一年之后也是开了一个会，也是对这篇文章进行回应，等等。这篇文章，真的引发了当年思想界的左右之争的一个导火索。
　　从这篇文章之后，中国学界一个公开的讨论，一个巨大的对现实讨论的空间展开了。回顾这篇文章，它在当年或者在今天，它如何可能展开这样一个空间？它的内在的力量在什么地方？这仍然是一个问题。我和季剑青他们有一个读书会，这个读书会已经两年了，我们讨论问题的时候，汪晖的名字总会出现。谈到中国问题的时候，绕不过他，有些问题谈的时候，别人会说其实汪晖已经谈过这个问题了。
　　汪晖的思想和汪晖的作品，我觉得对中国今天的学界、思想界的影响，塑造了大家思考问题的一些基本出发点。
　　我再回到这篇文章，他提出什么样的问题，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大的影响？在中国学界出现了左右之争长达十几年的争论，我同意贺老师的说法，汪晖的思想，这篇文章是80年代和90年代的对话。在89年的时候，整个运动中，经常在旗帜标语上出现一个形象，邓小平、毛泽东穿着黄袍的形象、对中国80年代，比如新启蒙主义对中国现状的判断就是封建的、前现代的、专制的、计划的，另外一个就是现代的、启蒙的、自由市场的、自由的两元的思维关系，这是80新启蒙思想的角度和结构。90年代有对这样思想的反思，但是回应的方式和汪晖的文章不一样，就是94年人文精神大讨论。那时候的回应已经看到了自由化市场经济带来了很多问题，回应的方式是把问题进行一个伦理或道德层面的一个批判。前面一个资源，80年代初已经出现了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人文早期作品，人文的马克思主义，那时候作为批判封建、专制、计划，用马克思主义批判社会主义的方式，在80年代初已经出现了，我觉得在93、94年的时候，人文精神讨论中，更加强调人性、个人道德操守、个人道德实践的批判方式。汪晖在1994年写了这篇文章，在韩国的刊物上发表，后来翻译成中文于1997年在《天涯》发表。
　　他提出不同的说法，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是一种悖论式的社会主义，也就是说，是一种悖论性的现代性计划，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的，最终目标是要实现现代化的计划。新时期邓的社会主义是一个现实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他把中国有效地纳入到全球资本主义的一个大的环节之中，所以对中国现实的判断，已经不能再用传统现代、封建专制与自由市场启蒙这样的话语，这是无效的。必须首先在于对于中国现实有一个全新的判断，之后我们才可能做出有效的批判。这个判断就是中国的社会，包括官方意识形态已经纳入到全球资本主义的机构之中。所谓的人文精神的讨论，所谓的启蒙主义的讨论，其实都是现代化或者全球化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而不是真正意义的批判。
　　我觉得这个观点，可能是当时我和整个学界对他的文章感到震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有意思的是，13年后的今天，这个判断，仍然是左右争论的一个焦点。也就是说，我们在13年之后，今天他的观念成为常识，但是我们没有同意，没有形成一个共识。这个判断的争论，这个判断彼此的冲突，是汪晖事件背后真正的原因。
　　在这个会上还有以后的学术讨论中，我们对中国现实的判断还是要放到桌面上，用更加直接的方式来讨论争辩我们面临的问题，谢谢。
 
　　主持人：中国社科院靳大成老师发言。
 
　　靳大成：汪晖事件出来以后，我做了一点准备，谈规范问题，我想写一篇文章，关于“规范”的问题，不是简单地回顾关于中国学术自主性的讨论，而是我们看看人们说的一套东西，是否能够增进我们对80之前、八九十年代相关的学术思想变迁，对这个问题有没有很好的理解。托玛斯-库恩的范式理论，对我们理解这段历史，有没有帮助？
　　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谈八十年代学风的短文提了几个范例。那几个范例我作为正面的例子来提的，但是没法说他的问题，比如像金观涛也好，刘小枫也好、李泽厚也好，当时都构成了一个东西，成为讨论的重要话题。但今天如果从学科、专业、严格的学术的尺度看，他们当时的作品也是伤痕累累，不堪一击，毛病太多了。可这算什么？有什么关系？
　　关键的问题在于，他们在当时非常及时地提出问题了。今天什么是真问题、伪问题、假问题，仍然可以讨论，但是它对当时的思想冲击很大，80年代不光是知识界，全社会有共同的问题，政府不知道怎么办？需要听知识分子的意见，中国该怎么着，往哪儿走，不管摸着石头过河走，还是怎么走，不知道，大家讨论。所以争论在那个时候是有的。
　　我非常同意刚才几位发言都提到的，汪晖有一个贡献，就是试图把理论争论浮出水面，把中国的讨论放到桌面来，恢复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思想讨论的传统，这是什么传统？这就是90年代试图建立的专业壁垒，试图体制化、试图学术正规化所遮蔽掉的东西，而这个问题跟今天生存状况的关系越来越明显，王晓明讨论人文精神也很必要，但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切入问题的方式。我对晓明说你感受到的问题真实存在，但提法有问题，有点跑偏，虽然感情真诚，关键是能不能把问题真正的描述出来？我们都感到文明在滑坡、在解体，从一个新的规范跳到另一个规范，那么我可以这样说，这是中国开始要建立自己的规矩。
　　刚才有人说学术自主化，我说过去以色列人可以跟上帝定立新约，中国原来有一个传统，同时现在中国不但遭遇了西方现代化的问题，还有一个自己的整合问题，这是在欧洲国家没有遇到的。这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中国学术在建构过程当中，我们从20年代、30年代，这些前辈一步一步努力，他们不断形成新的规范、产生新的问题，到了今天我们这代人怎么办？怎么去传承，怎么去回答这些紧迫的问题，也需要规矩，当然我指的不是最简单的学术纪律这个层面，就是他有没有自己的方法，怎么理解？
　　所以我说什么是跨呢？80年代讨论的问题全是跨，上至国家天下，下到个人，因为那个问题很清晰。90年代以后，相当程度上这个问题开始变革，我们自己被革在这里面了，汪晖的工作穿透力、贯通的努力其实并不是新的东西，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都是这么干的，从孔夫子到毛泽东，本来就这么干的。这套努力在今天学院派看来是非常可笑的，搞专业的人认为，他四卷本涉及任何一个具体问题的时候，涉及到任何一个领域的时候，专家们都会提出问题来，这个是很不一样的两种东西。
　　比如说，我虽然不研究鲁迅，可是文革中我只有一套书可以看，这是我父亲留给我的1948年的一套《鲁迅全集》，这我看得很熟，文革中不能看别的东西嘛。坦率地说，我肯定比汪晖看得熟，可是不敢写文章，为啥呢？我隔壁住着一位老先生——杨天石，就一墙之隔，二十二年来，包括我在文革中看了他们怎么做专业，怎么猛扑材料，挖掘史料的。北大很多老师，包括谢冕老师、孙绍振老师、刘煊老师都对我讲，我们北大五五级只有一个人“真”做学问，就是杨天石。80年代我上大学，正跃跃欲试想写一点有关鲁迅的文章，非常不巧，看到他80年的文章，《释“挤加纳于清风，责三矢于牛人”》，看了这篇文章，彻底打掉了我写鲁迅的愿望，我再也不敢写了。一个学者，能把材料做到这个程度，考证到这个程度，真是望尘莫及！我是再也不敢写有关鲁迅的任何文字。可是，我要问的是，对二十世纪鲁迅理解和鲁学的改变，是杨天石先生做出来的吗？不是，恰好不是他，而是王富仁先生，钱理群先生，包括汪晖，包括在座很多同行，这是为什么？
　　问题在于，时代给提出什么要求呢？当时鲁学举全国之力在做，恰好要在那儿突破，突破它没有办法，只好非常幼稚模仿学习西方的东西，因为别的没有新的资源了。80年代的问题表现得可笑，可是也可以理解，因为它真诚。说实话，比如说假如今天要挑毛病，其实，可先把何新的书找来看看，他的那本谈中国龙起源的名噪一时的大作。当我弄清学的时候，我是很下了点工夫，做经学的东西，我们可以把清人的著作找来，一比，就能看出他是怎么不规范，动辄玩个“一音之转”，强作解人，过度阐释，毛病很多。真要找的话，有更严重的问题。
　　但是问题不在这儿，即使是何新，也有他的努力的合理性，他从有中国文化的本源的角度，他给中国的古代传统做一个象征的新解释，当时也有正面的作用。事实上，任何时代，不论什么形势，什么情况，真正学术工作，是要和大学体制、知识建构和整个社会的需求、历史前进、历史演进有一个正相关，正相切。90年代之后忽略了这个，忽略的原因跟时和世的变化有关系，但是到了2000年前后的时候，我觉得又有变化了，比如，跟在座的白元淡老师都有关系。
　　2001年，汪晖叫我见见白元淡，我们在一家咖啡馆见得面。白元淡老师说，靳先生，大庆工人罢工，为什么你们北京的知识分子没有任何反应？这问得非常严厉。我们只好解释说，我们不知道啊，当时无从了解呀。确实，几万工人罢工，我们不知道。是不知道，但其实这是一个托词：知道了又能怎么着？那时候我们不清楚我们自己的生活，做学问，与这个问题之间有什么联系。现在，人们告诉你那那儿有工人有罢工，有问题了，你们北京这些知识圈的人、玩大词的人、说大话的人你们干吗？你们怎么反应？不知道。直到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发生了变化。说实话，今天，我们社科院的人，可能工资跟白领是有点差别了，但是你想想，大学毕业生、博士毕业生到单位挣的钱，基本上也跟知识无产者没两样了，或者还不如蓝领，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这个问题就尖锐化了，我们必须面对，我们的学生往哪儿去，社科院还可以凑合混混，学生怎么办？他们到哪儿去？年轻的知识分子怎么解决他的生活问题，80后、90后怎么着？
　　韩国左翼知识分子，包括台湾一系列的活动，日本的左翼，汪晖他喜欢弄的欧美新左翼，国际上的东西，旧的传统，所谓的革命经验，包括社会主义经验的变迁，在我们这儿的意义不可小视，绝不可轻轻翻过去，它里面还有什么东西能跟今天我们的思考方向构成一个冲突或者构成一个紧张关系呢？因为当你面临教学的时候，你会发现，所谓“专业”其实大家都会做，每个人都会做自己的学术，都会读书，可是知识的增长是有维度的，不是说我读多少书就行，没有用。图书馆的书每年都在增加，可是知识增加了吗？没有。所以你会对学生说你要找到问题，知识积累是有向度的，这个向度，是由你的人生体验造成的，是你的社会实践、社会生活经验所决定的。它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我从汪晖的工作和努力中，学到很多东西，包括发言人提到的那篇文章。94年时他拿的是三千字一个提纲，给朋友们看。以后96年好象是八千字，一万字，不断在改，他不断在改，在补充。当然很多地方我们可以分析。问题在于，他是一个比较自觉地能够把自己的学术、知识、活动和社会，包括跟当下的现实关系挑得很清楚的人，这和他文章的晦涩不一样。他也有晦涩的文章，也有食而不化的地方。但是，他一旦想清楚了，那时，他的引文到位了，理路清楚了，结论很明显，问题就挑明了，这时候滚动起来，知识往前推进的速度、视野敏锐全呈现了。
　　回过头来再看今天的世界，我想，80年代的问题是整体性的，我们经过西方学术这个洗礼，今天我们重新回头看这个历史、这个传统，我们没从其中跳出来。白老师讲亚洲，我们过去没有这个概念，慢慢才意识到这个，意识到这个历史上和现实中活生生的伟大世界和鲜活的传统。刚才说全球化，我们老反对西方，但是我们为什么不注意周边的经验呢？也包括中国这么大的词，内部包含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经验呢？
　　这次我带队去东北游学采风，在哈尔滨有一个报告会。我们知道，东北的开发是和中东铁路有关的，也和哈尔滨和满洲里有关，后来俄国人在这儿介入，你说是殖民吗？我没有割地，也没有租界，同时它建立了一套新的秩序和工业体系，最后对东北的开发有极大的影响。
　　年轻人和我们听完都有一个问题，我怎么界定150年来我习惯接受的西方的殖民史？在这里出现了一个硬的缝隙，我怎么去解释？所以我想，对我来讲，80年代的时候，也是怀着理想主义，也属于学院派，我认为可以用一个高明的理论、新的知识干嘛干嘛，当然这个来源就是西方。
　　现在看来，我们自己所存在的历史处境，我们对自己当下社会的分析，这个和知识活动之间的关系，比我以前看得更清楚了，分析这些中国经验的个案，会出原理，会产生一个理论上的振荡，我认为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不要说中国现在作为一个经济体增长很快，被人重视，即便它产值倒退多少，在这么大一个历史变迁当中，他的面积比欧洲还大，他的民族成分复杂，它有这么长各种人文、社会、制度变迁的传统。这些经验告诉我们，确实不能照搬西方的经验，也不能拿任何现成的东西来模仿。对这个认知和我们自己当下是什么关系，我想毛泽东也好，过去的社会实践也好，它的成败、教训、血的东西，都给我们今天巨大的影响而不能回避的。
　　说实话，持有这个观点，我也是战战兢兢的，两三个周前在北大开了一个会，讨论朝鲜半岛和大陆的关系。我知道我的发言，包括提到二十世纪的国际主义，郑律成，中国革命经验，绝不会招人待见。但我不会像汪晖这样被动，15分钟发言，我用一半时间，上来先攻击第一个发言人，我说老师你刚才说，你说加拿大能够自由选举决定分离不分离，是一种自由，是国民素质高，我说你说的不对，你去把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从英国或者爱尔兰分离试试，你看看科索沃怎么轰炸的？这个情境，这个心情，再典型不过地反映了我们当下的知识状况和思想处境。
　　好了。
 
　　主持人：社科院文学所赵稀方老师发言！
 
　　赵稀方：大家好，我谈一点自己的感想。左与右，很容易变化，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也这样说过，我自己的感受，我刚到哈佛的时候，我感觉到周围反共力量非常强大，因为有好几种类型的人占据北美东亚系，有很多台湾来的学者，再比如说6.4逃亡出去的中国学者，还有法轮功的人士，我感觉基本被反共的言论包围，压力很大，我自然马上站在中国特殊的角度为中国辩护，这是一个非常不自觉的意识。
　　但是我从哈佛回来以后，在国内呆了几年，我越来越感到中国的独特性种种的问题，所以对中国的批判越来越厉害，左右的转换，其实跟自己的处境有关系。汪晖说近十年在国内和国外呆的时间差不多长，所以他大概能够超越左与右。汪晖的作品我一直追踪阅读，我想他的学术实际上也是我自己学术的动力，我现在想简单谈一下我读他最新一篇文章，就是他谈西藏问题的文章。
　　这篇文章，实际上可以突破左与右二元独立的界限，西藏问题首先是东方主义知识的一个追踪，然后是西方的民族主义的罪宗，一个是外国的批判，实际上这种批判，并不能掩饰西藏问题更大的动力在中国内部，他提到比如宗教扩张、市场的扩张，宗教和世俗化的对立，种种的问题，这些问题给我启发。他没有把原因简单归为外部，而是中国内在的一些动力，我觉得他这样一个批判，既是一个对外的批判，也是一个对内的批判，当然我想，可以再有点补充，这个补充就是，我谈一下我上网的经历，我上网谈西藏骚乱事件的时候，看到中国的网友，国内一般发生所谓的群体性事件，网友是批评政府的，但是西藏骚乱这个事件不一样，网友大量的批评西藏，我想这个背后其实有一种民族主义或者说是种族主义，或者说汉人中心主义的心态在里面，而汪晖在这个文章里，他所批判的民族主义实际上是西方民族主义，但是我想这里面，中国民族主义甚至于种族主义，也是需要我们讨论的。
　　我在谷歌搜索的时候，基本上可以看到标题，对中国不太有利的对于西藏的报道，基本上打不开，这样一个现象，本身和西藏骚乱之间的关系，其实也应该纳入我们的视野，这个也许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
　　谢谢大家。
 
　　主持人：北京社科院季建青老师发言！
 
　　季建青：感谢会议方的邀请，我是学生辈，我读汪晖著作十多年了，从中获得的教育非常多，也受到很大的影响，我觉得应该表达对汪晖老师的敬意和谢意。
　　这十多年，也是当代中国学术思想急剧分化的一个时期，虽然时间很短，但是现在回头看，我们对很多东西的看法可能已经发生了改变，我想谈一下我对20年来中国学术思想变迁的理解，90年代有一个很流行的说法，所谓学问凸显、思想淡出，这个学问与思想，或者学术与思想的分法支配了很多人，特别是90年代以后的年轻人对学术的理解。我们基本上把学术理解为一项有一套自身的程序和操作方法专业化职业性的活动，遵循一个严格的规范，尽可能避免宏大叙事、宏大判断所谓思想层面的东西。所以尽管我们也会追慕80年代生机勃勃的思想状态，但是对学术的这套自主性、专业性话语却不知道怀疑，现在看来这种学术思想两分法很成问题，我觉得对于这种两分法构成最大的冲击和挑战的就是汪晖老师的著作，因为我们很难在这个框架里面去安放汪晖老师的研究。这个我觉得和汪老师研究中的方法自觉有很大关系。
　　我自己读汪晖老师的著作，特别是最近几年的著作，最受启发的地方，就是他的方法，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是历史分析的方法。历史分析要用很多历史材料，虽然看上去是一个学术性很强的工作，但是汪晖老师的研究明显和我们长期的历史研究和思想研究不一样，其中贯穿着非常鲜明的历史视野，但是这个理论视野和我们想象的思想不一样。
　　我提一下汪晖的一篇文章《是经济史？还是政治经济学？》，这篇文章明确提出一个做历史分析与科学叙述和规范叙述的二元区分，这个和贺老师提到的形式主义的方法是一种对应的关系，但是不大一样，我觉得这个是方法论层面的东西，我觉得非常重要，这种历史分析和科学的二元划分，我想也不是汪晖老师的发明，西方古典思想传统中一直有一种历史和哲学、历史和科学的二元对立。启蒙运动之前，历史被认为是一种比较低级的知识形态，甚至无法与哲学和诗歌相提并论，比如笛卡儿认为历史知识对于理性的思考是毫无意义、毫无帮助的，他们认为历史处理的是个特殊性的领域，不像哲学会思考那么多普遍性的问题。汪晖老师的文章也引用了布罗代尔等人的研究，指出他们的研究无法进入经济学家的视野，无法获得科学的资格，这样的偏见即使到现在也存在，所以从启蒙运动以来，以普遍性为归宿的规范化的理论形态一直是西方思想的主流，无论是以启蒙主义还是自由主义还是科学主义的形态出现。
　　我们现在面临的境遇是什么？我认为把这种规范化的理论形态，似乎已经完成丧失了他们曾经拥有的活力和能动性，他们不再能够为我们提供出于想象力和生产力关于人们生活的未来图景，而变成一个教条，就是戴锦华老师说的理论已死。
　　最后这种规范化也许又变成了汪晖老师说的形式主义的东西，只剩下形式化的技术规范，不再有实质性的内容，所以在这个时候，历史分析方法非常重要，历史的真实性、复杂性会打开我们被规范叙述所限制的一个视野，为我们呈现出新的可能性，我想这个可能是汪晖老师的出发点，也是基本动力。所以我这里不太同意戴老师对汪晖老师的批评，认为他有一个总体性的理论话语，当然这个是存在的，但是我更看重他历史分析的方法。
　　但是汪晖老师并不是因此就完全摒弃理论、反对理论。他自己说，历史叙述的终点总会出现理论的灰暗，任何实证的研究无法用实证的方式去穷尽一些现象。只是说，汪晖老师研究的理论，不再是规范化的形态，那种静态的、形式化、规范化的叙事，是始终保持紧张感和活力，这种紧张感和活力的来源就是历史和现实不断的对话。在汪晖老师的著作里面，历史不是作为一个客观的认知对象，而是作为一个活的东西存在的，历史提供一个反思性的内在视野，这就和实证主义的研究区分开来。
　　90年代以来，学问凸显一个明显的表征就是各种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的兴起，我们会不断强调回到历史的原初语境，就是要把各种问题历史化，那么这种贴近原初历史语境的努力，完全可能，往往缺少对自身视野的反思，而变成一个纯粹技术上方法上的工作。
　　汪晖老师的研究，也会充分考虑历史语境自身的问题，比如他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里面会自觉使用时势、理、物、封建这样当时的概念考虑问题，但是他并没有因此放弃当下的理论话语，比如帝国这样的概念，是从不断反思的前提下，使用一些理论话语，或者说他从历史分析中获得视野，把这些历史化和相对化，认识到当下的理论话语也同样深植于历史之中，不是不言自明的规范性的叙述。所以我认为这是双向的历史化，一个是把对象历史化、把问题历史化，另一方面，他的立场、理论也历史化，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他的理论视野。这个理论视野不是规范性的叙述，也不是预设的结论，是总是处在历史化运动之中，向未来开放的一个东西。所以这样历史中一切凝固的思想、观念、叙述，都处在流动和变化之中，都被问题化了，也就出现了各种可能性。
　　像汪晖老师说，他写《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他假定大家读完以后对现代也感到怀疑，对中国概念界定进行追问，这在一定程度说达到了目的。这看上去是一个很谦虚的说法，实际是很高的境界。
　　美国思想史家凯利曾说过：历史实际上是提问题的方式，但是它的答案一定是地方性和暂时性的。在这个意义上，汪晖老师的著作是真正的历史研究。他自己说过：他在研究中只关注对问题的讨论。所以汪晖老师的研究是学术还是思想都不重要，或者是不是符合规范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提出了问题。这是我读汪晖老师著作的粗浅感受。谢谢大家！
 
　　主持人：华东师范大学的倪文尖老师。
　　倪文尖：我还是想从《别求新声》这本书说起，我个人觉得，汪晖，作为一个范本，一个麻雀，汪晖不是简单的一个汪晖，汪晖的写作，包括他论述的方式有多面性。
　　第二，汪晖其实也是有变化的，从他早年和现在，都还是有变化，变里面又有不变。汪晖在学思、知行两对范畴里，知识与行动这两个方面，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典范，比如说刚刚有些老师说到，我觉得汪晖是在写作中思考的，同时是通过写作深化思考的，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他非常重要的工作方式，这里面连接着知识和行动的问题，也就是说，现实的关注和当代学术生产的关系，我个人觉得汪晖的一个动力，我概括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在他的那本《无地彷徨》后记写的，我看的很感动，就是他有一个信念，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是90年代初慢慢成型的，对他来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在的动力。
　　另外一个动力，就是汪晖不屈不挠的博学。这两个方面，他一直非常执着、艰难甚至充满痛苦地在跋涉，是我们老师辈的骄傲，当然也是我们的一个榜样。
　　另外一方面，汪晖又有一个变，我个人觉得，汪晖的思考最初更多的还是关注全球性或者说全球的语境进入中国所带来的一切新的变化，尤其是跨国资本带来中国社会政治的变迁。这些年来，汪晖老师有一个变化，他更关注中国内部的多样性，或者说全球性问题在中国内部的呈现，汪晖这些年做的问题越来越具体，而且越来越细致。另外一方面，汪晖有一个不变的东西，从他早年的鲁迅研究，包括到今天，仍然是这样，我还是称之为阐释学，他对待历史文本的态度和方式，这个可能和文学出身有关系，汪晖一方面把历史的文本文献当做他研究的对象材料，同时把它从对象的位置解放出来，让它成为对话的主体，也成为研究的内容和对话的对象，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可能也是引起很多误会和争议的一个来源，这个他一个非常重要的知识生产的方式。
　　另一方面，很显然，他把重要的现实的关怀读入到历史文献当中，当然有可能有过度阐释的危险性，那就是信念和知识博学之间的一个关系，究竟如何处理得更为适当？
　　第二，我以为念群老师说的跨的限度是这样一个意思，我说的是博学限度的问题，虽然可以不断开拓知识的疆界，把各种各样问题的导向作为研究问题的方式，但是知识能力总是有限，如何突破这个瓶颈，我核心的意思是什么？我觉得经过二三十年中国学术变与不变，进步与倒退，其实已经到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我个人觉得，我们老师辈的学者应该更好的相互阅读，良性竞争，而我们这代人以及更后面的人，可能有打死父亲的冲动，也有代际学术的冲突，但是也是一个如何学习，接着往下冲的问题。
　　谢谢。
 
　　戴锦华：上午的会议结束。
来源：　　
 游客 [2010-8-8 9:20:39] 评分(3 分)
世间已无汪大师
游客 [2010-8-4 16:02:24] 评分(3 分)
汪晖连退路都没了，哪里还有什么“进路”？ 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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