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性用品超市:毛泽东点评《三国志》里的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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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07月08日 11:04:27  来源: 人民政协报 【字号大小】【留言】【打印】【关闭】



图:毛泽东在读史
三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十分动荡的年代,也是人才辈出的时代。曹操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是一个文韬武略,历史上罕有的政治家、军事奇才和诗人,也是在历代史家眼中颇有争议的人物。汉末名士许劭评价他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后来随着《三国演义》走进千家万户和戏剧舞台上曹操造型的奸相脸谱化,使曹操的“旷世奸雄”形象广为流传,为更多的人所接受。裴松之注卢弼集解的《三国志》也有这种倾向。毛泽东在读这本书的《魏书·武帝纪》时,圈画批注得较多,主张对曹操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采纳了枣祗、韩浩等人的建议,实行屯田政策,根据“分田之术”,屯田户用官家牛耕种,官家得六成,耕者得四成;用自己的牛耕种,则对半分。“五年中,仓廪丰实”,“公私有蓄”。这个政策对恢复农业生产,支援战争,起到积极作用。毛泽东对此很重视。对《三国志》有关这方面的记述,都圈点断句,多处画了着重线,有的地方,天头上还画着三个大圈。特别对曹操所说“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一句,毛泽东逐句都画有着重线,天头上还画上圈记。
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春曹操下令征贤,提出“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的方针。裴松之在注解里,引用了《魏武故事》里记载的曹操在这年十二月所下的《让县自明本志令》。其内容是叙述曹操辗转征战的经历及许多内心活动,表明自己守义为国,并无取代汉室之意,为明此志,决定让出受封的阳夏、柘、苦三县,以解除别人的误会。卢弼对此作了些考证、订谬外,还引述别家评语,对曹操提出了许多指责,说这是“奸雄欺人之语”。曹操在令中说,自己之所以不放弃兵权,“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这是“既为子孙计,又已败则国家倾危”。卢弼说这是“肝鬲至言,欲盖弥彰者也”,认为陈寿写《三国志》对这些话“削而不录,亦恶其言不由衷耳”。曹操在令中又说,自己打仗,“推弱以克强,处小而禽大”,卢弼在注里又例举他打的败仗,指责他“志骄气盛,言大而夸”。对曹操让出三县一事,卢弼在注里引别人的话说,“文词绝调也,惜出于操,令人不喜读耳,”看来,卢弼似乎是有意同曹操“对着干”。毛泽东对卢注作了圈点,在天头上写了批语:“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李太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此为近之。”批语里“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引自李白《望鹦鹉洲悲祢衡》一诗。祢衡是东汉人,狂傲有才气,曹操没有重用他反而污辱他,被祢衡大骂。戏曲舞台上有《击鼓骂曹》一出戏,说的就是这件事。相传鹦鹉洲是祢衡作赋的地方,李白在《望鹦鹉洲悲祢衡》一诗中肯定了曹操统一北方的功绩,又指出他轻视祢衡的失误,毛泽东同意这个评价,说“此为近之”,即认为对曹操的这种评价才比较符合客观实际。
诚如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所言:“我们讲到曹操,很容易就联想起《三国演义》,更而想起戏台上那位花面的奸臣,但这不是观察曹操的方法”,“其实,曹操是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毛泽东在上世纪50年代再读鲁迅先生这篇文章的上述论述时,曾用粗重的红铅色画着着重线,以示他对鲁迅有关曹操的看法的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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