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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16 12:40:51
日军投降经过
这本《中国战区受降报告书》是郑州市政六街24号一位杨先生无意中收藏的。
它编印于1946年5月，全书共150页。前半部44页共有14章，52节。正文前有“编辑大意”、“绪言”；后半部96页为《受降报告书附表》，为接收日军枪械财产统计表。
“编辑大意”中说：我中华民族，近百年来，以受帝国主义者侵略蚕食，致民生不安，国势积弱。东邻日本，以武力相加，烽火燎原，终赖国民团结，共赴国难，将士用命，屡挫凶锋，幸胜利来临，此皆我炎黄子孙牺牲奋斗之成果也。为使国人明了经过，共资策励，故有本报告书之编纂，俾惩前毖后，亦足供研讨史实者之鉴耳。
这14章的内容概略如下：受降经过概述、受降实施经过、接收人马、交通补给、械弹器材、炮兵、工兵部分及通信、卫生、经济、军法、党政、事业、政治、外事各项，并包括惩办汉奸、遣返日俘日侨、协助寻觅美方官兵失踪情形等。
关于日本投降经过，第一章写道：“（1945年）八月五、七两日，美国空军两次使用原子弹袭击日本之广岛、长崎，使其举国震惊。八月九日，苏联参战，日政府环顾国际形势，自知最后失败已无可挽回，于八月十日在东京广播，照会中、美、英、苏四国，愿意接受波茨坦宣言各项规定，向联合国无条件投降。我国八年艰苦抗战，卒乃赢得最后胜利。八月十五日，中国战区接受日军投降。九月三日，日军投降代表重光葵、梅津在东京湾美国米苏里军舰上签定投降书，正式向盟军投降……”
据《报告书》介绍，受降前日本驻华派遣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茨所辖兵力，计华北方面约30万人，第六方面军约35万人，第六及第十三军共约34万人，第二十三军约10万人，以上四地区连各作战地区内之航空人员，共约兵力109万人，加上台湾地区第十方面军约17万人，及驻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之第三十八军约3万人，敌军兵力总共约130万人。
到1946年2月，收缴日军主要军用物资种类及数量：步枪685897枝、手枪56698枝、轻重机枪30961枝、火炮12446门、子弹1293.44万粒、炮弹207万颗、战车305辆、装甲车151辆、卡车14964辆、马匹73886匹、飞机1068架、炸弹6000吨、飞机用汽油1万余吨及大量的敌伪物资。
我国受降范围
《中国战区受降报告书》还将受降情形列制了90多张统计表，数据翔实。从第一页“中国战区日本陆军及海军陆战队缴械情形一览表”上可见：
第一方面军的卢汉负责受降在越南以北的土桥勇逸的日军部队；
第二方面军的张发奎负责受降在雷州、海南的田中久一日军；
第七战区的余汉谋负责受降在汕头、惠州的田中久一日军；
第四方面军的王耀武负责受降在长沙、株洲等地的阪西一良日军；
第九战区的薛岳负责受降在九江、湖口等地的笠原幸雄日军；
第三战区的顾祝同负责受降在杭州的松井太久郎日军；
第三方面军的汤恩伯负责受降在南京、上海、常州、镇江盘踞的十川次郎及松井的部分日军；
第六战区的孙蔚如负责受降在汉口、孝感的冈部直三郎日军；
第十战区的李品仙负责受降在徐州的日军；
第十一战区的孙仲连负责受降在北平、保定、塘沽、天津一带盘踞的根本博日军；李延年负责受降在青岛、济南、泰安的田川忠康日军；
第一战区的胡宗南负责受降郑州、开封、洛阳、新乡的鹰森孝日军；
第二战区的闫锡山负责受降太原、大同、平遥等地的日军；
第五战区的刘峙负责受降在许昌、商丘的日军；
第十二战区的傅作义负责受降包头的日军；
陈仪负责受降台湾地区的安藤利吉日军。
表中列有日军部队番号、受降地点及日期。在所列接收表中，不仅有军火，还有日本占领中国所开办的兵站医院、医疗器械、电信、邮政、交通、工厂、矿山、电气、海关、学校等机构及全部财产。
《受降报告书》在第四节“日军缴械情形概述”中说：“当本部奉命受降之际，我主要受降部队多偏处西南各省，而我对广州、长沙、武汉、南昌、上海、郑州、洛阳、北平、天津、古北口、张家口、太原、石家庄等37处战略要点，必须于解除武装之同时，即能完全掌握之。”由于不可能立即到达受降地点，于是，蒋介石、何应钦采取了“一反过去成例，不先占领敌军指挥机关，只暂时保持其建制，使其担任联络传达，并扩大其联络范围，使冈村宁茨在统一联络状况下，始终能有秩序的接收”。这就是说，蒋介石宁愿让日军继续在当地盘踞，也不让八路军接受日军投降。
这些情况正好说明这样一个问题，抗日战争中，国民党的几百万军队退到大后方——西南各省，中共的八路军、新四军和中国人民在前方浴血奋战，终获最后胜利。抗战胜利后，躲在峨眉山的蒋介石却急急忙忙下山抢夺胜利果实——不准中共接受日军投降。
受降历时1个月余，从1945年9月11日起，至10月中旬止，日军大部分缴械完毕。
值得一提的是，在《受降报告书》第九章第三节中有这样一段记述：日军善后总联络部长冈村宁茨先后向“陆军总部”借贷交通费720万元，及恳请“陆军总部”为其代缴冬季取暖用煤费、电灯费、电话费、自来水费等，并承诺这笔款项“予以记账、并入赔款中结算”。“陆军总部”当即电告“军政部京沪特派员办公处核发，并入赔款结算”。后来，中国人民从中日友好大局出发，放弃向日本政府索取战争赔款，冈村宁茨的总连（联）涉字第六二O号呈文（实为欠款借据），成了一纸没有兑现的“空文”。遗憾的是，现在，有些日本人居然连一点“人情”都没有了。
我国抗战死亡1000余万人
《受降报告书》在“结言”部分说：“此次战争，就整个大势而言，日本之失败，实系由于我全国民众之坚忍努力，我全军将士之流血牺牲，使日本战力消耗之甚巨。诚观日本投降时在华之敌，尚拥有一百万余兵力，则我国作战之艰苦，可想而知。
抑更有进者，我国艰苦抗战，时逾八年。在此八年中，各省人民之生命，直接或间接之间，牺牲于战争者，亦不下1000万人。至财产物资之损失，尤不可数计。”
综上所述，可见日军侵华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多么深重的灾难！
2001年8月13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不顾国内外舆论强烈反对，参拜了供奉包括二战甲级战犯牌位在内的靖国神社。
8月13日，日本民众在东京日本首相官邸外集会，抗议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抬头，他们想以历史教科书为突破口，认为战后史观是“自虐史观”，妄图美化当年的侵略行为。图为一右翼分子2001年3月在街头叫嚣要摆脱战后史观。（詹辑）
这本编撰于1946年5月的《中国战区受降报告书》，除对中共方面的污蔑之词外，它编录的日军受降统计资料是真实、准确的。它在56年后重新被发现之时，正是日本鬼子阴魂飘荡在岛国上空———一股右翼势力在为日军侵华翻案之日，其意义不言自明。不论这些日本人在编撰的“新教科书”中凭空臆造的谎言是多么动听，在铁的历史事实面前，这些写入“新教科书”的谎言则显得更加荒唐、可笑而又可怜。
这本《中国战区受降报告书》是郑州市政六街24号一位杨先生无意中收藏的。
它编印于1946年5月，全书共150页。前半部44页共有14章，52节。正文前有“编辑大意”、“绪言”；后半部96页为《受降报告书附表》，为接收日军枪械财产统计表。 “编辑大意”中说：我中华民族，近百年来，以受帝国主义者侵略蚕食，致民生不安，国势积弱。东邻日本，以武力相加，烽火燎原，终赖国民团结，共赴国难，将士用命，屡挫凶锋，幸胜利来临，此皆我炎黄子孙牺牲奋斗之成果也。为使国人明了经过，共资策励，故有本报告书之编纂，俾惩前毖后，亦足供研讨史实者之鉴耳。
这14章的内容概略如下：受降经过概述、受降实施经过、接收人马、交通补给、械弹器材、炮兵、工兵部分及通信、卫生、经济、军法、党政、事业、政治、外事各项，并包括惩办汉奸、遣返日俘日侨、协助寻觅美方官兵失踪情形等。
关于日本投降经过，第一章写道：“（1945年）八月五、七两日，美国空军两次使用原子弹袭击日本之广岛、长崎，使其举国震惊。八月九日，苏联参战，日政府环顾国际形势，自知最后失败已无可挽回，于八月十日在东京广播，照会中、美、英、苏四国，愿意接受波茨坦宣言各项规定，向联合国无条件投降。我国八年艰苦抗战，卒乃赢得最后胜利。八月十五日，中国战区接受日军投降。九月三日，日军投降代表重光葵、梅津在东京湾美国米苏里军舰上签定投降书，正式向盟军投降……”
据《报告书》介绍，受降前日本驻华派遣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茨所辖兵力，计华北方面约30万人，第六方面军约35万人，第六及第十三军共约34万人，第二十三军约10万人，以上四地区连各作战地区内之航空人员，共约兵力109万人，加上台湾地区第十方面军约17万人，及驻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之第三十八军约3万人，敌军兵力总共约130万人。
到1946年2月，收缴日军主要军用物资种类及数量：步枪685897枝、手枪56698枝、轻重机枪30961枝、火炮12446门、子弹1293.44万粒、炮弹207万颗、战车305辆、装甲车151辆、卡车14964辆、马匹73886匹、飞机1068架、炸弹6000吨、飞机用汽油1万余吨及大量的敌伪物资。
我国受降范围
《中国战区受降报告书》还将受降情形列制了90多张统计表，数据翔实。从第一页“中国战区日本陆军及海军陆战队缴械情形一览表”上可见：
第一方面军的卢汉负责受降在越南以北的土桥勇逸的日军部队；
第二方面军的张发奎负责受降在雷州、海南的田中久一日军；
第七战区的余汉谋负责受降在汕头、惠州的田中久一日军；
第四方面军的王耀武负责受降在长沙、株洲等地的阪西一良日军；
第九战区的薛岳负责受降在九江、湖口等地的笠原幸雄日军；
第三战区的顾祝同负责受降在杭州的松井太久郎日军；
第三方面军的汤恩伯负责受降在南京、上海、常州、镇江盘踞的十川次郎及松井的部分日军；
第六战区的孙蔚如负责受降在汉口、孝感的冈部直三郎日军；
第十战区的李品仙负责受降在徐州的日军；
第十一战区的孙仲连负责受降在北平、保定、塘沽、天津一带盘踞的根本博日军；李延年负责受降在青岛、济南、泰安的田川忠康日军；
第一战区的胡宗南负责受降郑州、开封、洛阳、新乡的鹰森孝日军；
第二战区的闫锡山负责受降太原、大同、平遥等地的日军；
第五战区的刘峙负责受降在许昌、商丘的日军；
第十二战区的傅作义负责受降包头的日军；
陈仪负责受降台湾地区的安藤利吉日军。
表中列有日军部队番号、受降地点及日期。在所列接收表中，不仅有军火，还有日本占领中国所开办的兵站医院、医疗器械、电信、邮政、交通、工厂、矿山、电气、海关、学校等机构及全部财产。
《受降报告书》在第四节“日军缴械情形概述”中说：“当本部奉命受降之际，我主要受降部队多偏处西南各省，而我对广州、长沙、武汉、南昌、上海、郑州、洛阳、北平、天津、古北口、张家口、太原、石家庄等37处战略要点，必须于解除武装之同时，即能完全掌握之。”由于不可能立即到达受降地点，于是，蒋介石、何应钦采取了“一反过去成例，不先占领敌军指挥机关，只暂时保持其建制，使其担任联络传达，并扩大其联络范围，使冈村宁茨在统一联络状况下，始终能有秩序的接收”。这就是说，蒋介石宁愿让日军继续在当地盘踞，也不让八路军接受日军投降。
这些情况正好说明这样一个问题，抗日战争中，国民党的几百万军队退到大后方——西南各省，中共的八路军、新四军和中国人民在前方浴血奋战，终获最后胜利。抗战胜利后，躲在峨眉山的蒋介石却急急忙忙下山抢夺胜利果实——不准中共接受日军投降。
受降历时1个月余，从1945年9月11日起，至10月中旬止，日军大部分缴械完毕。
值得一提的是，在《受降报告书》第九章第三节中有这样一段记述：日军善后总联络部长冈村宁茨先后向“陆军总部”借贷交通费720万元，及恳请“陆军总部”为其代缴冬季取暖用煤费、电灯费、电话费、自来水费等，并承诺这笔款项“予以记账、并入赔款中结算”。“陆军总部”当即电告“军政部京沪特派员办公处核发，并入赔款结算”。后来，中国人民从中日友好大局出发，放弃向日本政府索取战争赔款，冈村宁茨的总连（联）涉字第六二O号呈文（实为欠款借据），成了一纸没有兑现的“空文”。遗憾的是，现在，有些日本人居然连一点“人情”都没有了。
我国抗战死亡1000余万人
《受降报告书》在“结言”部分说：“此次战争，就整个大势而言，日本之失败，实系由于我全国民众之坚忍努力，我全军将士之流血牺牲，使日本战力消耗之甚巨。诚观日本投降时在华之敌，尚拥有一百万余兵力，则我国作战之艰苦，可想而知。
抑更有进者，我国艰苦抗战，时逾八年。在此八年中，各省人民之生命，直接或间接之间，牺牲于战争者，亦不下1000万人。至财产物资之损失，尤不可数计。”
综上所述，可见日军侵华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多么深重的灾难！
2001年8月13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不顾国内外舆论强烈反对，参拜了供奉包括二战甲级战犯牌位在内的靖国神社。
8月13日，日本民众在东京日本首相官邸外集会，抗议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抬头，他们想以历史教科书为突破口，认为战后史观是“自虐史观”，妄图美化当年的侵略行为。图为一右翼分子2001年3月在街头叫嚣要摆脱战后史观。（詹辑）
这本编撰于1946年5月的《中国战区受降报告书》，除对中共方面的污蔑之词外，它编录的日军受降统计资料是真实、准确的。它在56年后重新被发现之时，正是日本鬼子阴魂飘荡在岛国上空———一股右翼势力在为日军侵华翻案之日，其意义不言自明。不论这些日本人在编撰的“新教科书”中凭空臆造的谎言是多么动听，在铁的历史事实面前，这些写入“新教科书”的谎言则显得更加荒唐、可笑而又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