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qc转什么:清代皇帝的罪己诏

顺治罪己诏

朕以凉德，承嗣丕基，十八年於兹矣。自亲政以来，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谟烈，因循悠忽，苟且目前。且渐习汉俗，於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致国治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朕自弱龄，即遇皇考太宗皇帝上宾，教训抚养，惟圣母皇太后慈育是依。隆恩罔极，高厚莫酬，朝夕趋承，冀尽孝养。今不幸子道不终，诚悃未遂，是朕之罪一也。皇考宾天，朕止六岁，不能服衰绖行三年丧，终天抱憾。惟侍奉皇太后顺志承颜，且冀万年之后，庶尽子职，少抒前憾。今永违膝下，反上廑圣母哀痛，是朕之罪一也。宗室诸王贝勒等，皆太祖、太宗子孙，为国藩翰，理宜优遇，以示展亲。朕於诸王贝勒，晋接既疏，恩惠复鲜，情谊暌隔，友爱之道未周，是朕之罪一也。满洲诸臣，或历世竭忠，或累年效力，宜加倚讬，尽厥猷为。朕不能信任，有才莫展。且明季失国，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为戒，委任汉官，即部院印信，间亦令汉官掌管。致满臣无心任事，精力懈弛，是朕之罪一也。朕夙性好高，不能虚己延纳。於用人之际，务求其德与己侔，未能随才器使，致每叹乏人。若舍短录长，则人有微技，亦获见用，岂遂至於举世无才，是朕之罪一也。设官分职，惟德是用，进退黜陟，不可忽视。朕於廷臣，明知其不肖，不即罢斥，仍复优容姑息。如刘正宗者，偏私躁忌，朕已洞悉於心，乃容其久任政地。可谓见贤而不能举，见不肖而不能退，是朕之罪一也。国用浩繁，兵饷不足。而金花钱粮，尽给宫中之费，未尝节省发施。及度支告匮，每令诸王大臣会议，未能别有奇策，止议裁减俸禄，以赡军饷。厚己薄人，益上损下，是朕之罪一也。经营殿宇，造作器具，务极精工。无益之地，糜费甚多。乃不自省察，罔体民艰，是朕之罪一也。端敬皇后於皇太后克尽孝道，辅佐朕躬，内政聿修。朕仰奉慈纶，追念贤淑，丧祭典礼，过从优厚。不能以礼止情，诸事太过，逾滥不经，是朕之罪一也。祖宗创业，未尝任用中官。且明朝亡国，亦因委用宦寺。朕明知其弊，不以为戒。设立内十三衙门，委用任使，与明无异。致营私作弊，更逾往时，是朕之罪一也。朕性耽闲静，常图安逸，燕处深宫，御朝绝少。致与廷臣接见稀疏，上下情谊否塞，是朕之罪一也。人之行事，孰能无过？在朕日理万几，岂能一无违错？惟听言纳谏，则有过必知。朕每自恃聪明，不能听纳。古云：‘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朕於斯言，大相违背。以致臣工缄默，不肯进言，是朕之罪一也。朕既知有过，每自刻责生悔。乃徒尚虚文，未能省改，过端日积，愆戾愈多，是朕之罪一也。太祖、太宗创垂基业，所关至重。元良储嗣，不可久虚。朕子玄烨，佟氏妃所生，岐嶷颖慧，克承宗祧，兹立为皇太子。即遵典制，持服二十七日，释服即皇帝位。特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伊等皆勋旧重臣，朕以腹心寄讬。其勉矢忠荩，保翊冲主，佐理政务。布告中外，咸使闻知。”

康熙的罪己诏

     朕御极以来，孜孜以求，期于上合天心，下安黎庶……地忽大震，皆因朕功不德，政治未协，大小臣工弗能恪共职业，以致阴阳不和，灾异示儆。

乾清宫大火时的"罪己诏"

读清史，常见皇帝下诏“罪己”。开例的是庙号世祖的顺治帝。他于二十四岁那年患天花濒死，命人草成“遗诏”，对自己亲政十年，背离满洲旧制，“渐习汉俗”，表示忏悔，历数己“罪”多达十四条。无论这道诏书是否经过满洲顾命四大臣修改，却因顺治帝被奉为清入关后第一祖，而垂训后世。

所谓罪己诏，相传始于夏禹、商汤。它在中世纪的经典模式，所谓“万方多难，罪在朕躬”之类，在汉武帝晚年发布《轮台罪己诏》以后，已成列朝某些君主被迫检讨自己胡作非为而殃民祸国的套语。北宋苏轼在论陆贽劝唐德宗下诏罪己时说出这类做法的奥妙：“罪己以收人心，改过以应天道。”

不过顺治帝虽有临终示范，他的子孙未必乐于效法。其子康熙帝偶而做点自我批评。其孙雍正帝已特好斥骂满汉异己以彰显其英明。其曾孙乾隆帝非但破了权力独裁的历史纪录，而且创了纵容权力腐败的最新纪录。谁知皇天不佑，就在他自封太上皇的第二年(1797)，乾清宫大火，藏在交泰殿的“天子御宝”，全遭回禄之灾。八十七岁的老皇帝慌了，这才破例“下诏自省”。

比较起来，嘉庆帝似乎很会学其高祖。他亲政伊始，便将和珅捉拿治罪，岂非如《易》经所示“干父之蛊”，替太上皇晚年昏德遮丑？他服丧期满，便恢复“经筵”，与满汉大臣讲经论史，且每年率八旗亲贵赴木兰围场狩猎习武，岂非恪守祖制？可惜神灵似乎对他并不垂青。他将和珅抄家处死，立即学顺治元年大赦，宣布“咸与维新”，却招来翰林院编修洪亮吉上书批评，说他没有改革诚意。他顿时忘记才“下诏求直言”，将洪亮吉充军伊犂。不想没几个月，京师就大旱。他一再亲自祈雨，旱情反而更烈，哀鸿遍野。他唯恐天灾再度诱发民众造反，被迫下罪己诏，说大旱是上天不满他“以言罪人”的惩罚，于是下旨释放洪亮吉回原籍常州，交地方官管制；同时将洪亮吉谏书公布，“使内外诸臣知朕非拒谏饰非之主，实可与言之君；诸臣幸遇可与言之君而不与言，大失致君之道，负朕求治之苦心矣。”我曾说，这道谕旨既是嘉庆帝在天象示儆后被迫下达的罪己诏，也是这位天子向上天求恕的陈情表。据帝国官方记载，嘉庆帝的诚意感动了上天，当天中午由皇帝硃笔亲书的谕旨颁发中外，午后便彤云密布，甘霖普降。(详见拙文《洪亮吉案》，前揭《音调未定的传统》，页159-172。)

显然，学习顺治帝下罪己诏，使嘉庆帝感到这一招，的确可以“收人心”，可以“应天道”。他在做皇子时，就很留心中唐历史。据说他抓捕和珅，便是唐太宗在唐肃宗死后暗杀权阉李辅国得到的启发。他在吞没和珅大部分财产以后,怒斥一名满洲副都统关于追查和珅隐匿财产的建议,是将他比作将贪官财产转入皇帝私人内库的唐德宗,可知他也十分熟悉陆贽要唐德宗下诏罪己以掩饰世人耳目的真实意向。

因此，这位大清仁宗，在处理洪亮吉一案“欺天”获得成功之后，遇危难便下诏罪己，由嘉庆朝史料可见的，至少还有两回。

一回是在嘉庆八年(1803)闰二月，嘉庆帝外出回宫，有个男子突然持刀行刺，旋被御前侍卫擒拿。此人叫陈德，曾为内务府旗人家奴，自供因失业才铤而走险。皇帝安然无恙，事后却惊怒交加，命九卿科道会同严审无结果之后，匆匆下旨将其凌迟处死。同时又下诏罪己，说是君临天下八年，从来视“举朝臣工皆同朕之兄弟侄、至亲骨肉”，不懂何以出此凶犯？“朕所惭惧者，风化不行，必有失德，始有此警予之事；当谨身修德，勤政爱民，自省己咎。”当然更要紧的是加强宫廷和皇帝驻跸各处的禁卫。

哪知时至嘉庆十八年(1813)，皇帝又颁布罪己诏，这回刺激皇帝罪己的因素，已非个人，而是一个“邪教”，其名曰天理教。

天理教又称八卦教，它与嘉庆九年(1803)被清廷荡平的川楚七省白莲教造反的相关度，学界尚有异议。有一点是清楚的，即作为民间秘密宗教，二者的集众活动方式很相似。但二者的活动空间有不同，天理教集众主要在豫北、冀中、鲁西诸地区，较诸白莲教更接近满清京畿。尤其是坎卦首领林清，以畿辅的大兴作为传教基地，并吸收了一批宫廷太监和驻防汉军旗人入教，更成为清廷的心腹隐患。

因而，嘉庆十八年天理教决定趁皇帝“木兰秋狝”而都城空虚的机会，全面起事，攻取皇宫。由于河南滑县震卦教主李文成所统主力被清军击溃，林清失去后援仍冒险一搏，虽有太监内应而攻破隆宗门，终因寡不敌众，被皇次子旻宁亲执鸟枪率众歼灭——这个旻宁因此被嘉庆帝内定为储君，即后来的道光帝。

正在返京途中的嘉庆帝当然吓得不轻，没等回宫就急忙再下“遇变罪己诏”，说是即位十八年来，一贯兢兢业业，从没做过“害民之虐事”，“突遭此变，实不可解”。然而他还是“解”了，笔锋一转，就由“罪己”而“罪人”：“然变起一时，祸积有日，当今大弊，在‘因循怠玩'四字，实中外之所同；朕虽再三告诫，舌敝唇焦，奈诸臣未能领会，悠忽为政，以致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皇帝显然吓糊涂了，忘记最近的“史鉴”，就有李自成攻破明朝大内而迫使崇祯自缢煤山之事。

既然变生肘腋，归根结底还是其父乾隆帝说惯的“君明臣不良”，那么从朝廷到封疆的中外大臣怎不人人要挨板子？“诸臣若愿为大清国之忠良，则当赤心为国，匡朕之咎，移民之俗；若自甘卑鄙，则当挂冠致仕，了此一身，切勿尸禄保位，益增朕罪！”

难道朝野士绅都甘心忍受嘉庆帝总是借“罪己”而辩护自己既专制又无能的行径么？不然。休说林清事件过后，中外诸臣无人“自甘卑鄙”而申请提前退休，那班颟顸高官照旧“尸禄保位”。就说时称“癸酉之变”发生不过两年，有位二十四岁的青年学者，便禁不住作文疾呼，帝国危机非但没有过去，而且正在由全面的“衰世”走向“乱世”。这个人就是龚自珍。他写于嘉庆二十年乙亥、二十一年丙子(1815-1816)的组文《乙丙之际箸议》(参看周予同主编、朱维铮修订的《中国历史文选》下册所选二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初版，页270-276)，假如从回应清仁宗屡下罪己诏的角度重读，或许更有接近历史实相的索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