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民政策——中国封建社会和近代社会停滞落后的重要思...

2010-04-19 14:51:38 来自: birdy

《愚民政策——中国封建社会和近代社会停滞落后的重要思想因素》

作者： 贺坚真 梁明义 ，《甘肃社会科学》 199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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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4-19 14:54:51 birdy

  干，全文发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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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4-19 14:56:35 birdy

  请移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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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4-19 16:37:25 Mr.OK

  愚民不怕
  厉害嘞是你不憨又不装憨嘞话
  让你没办法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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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4-20 15:48:31 birdy

  愚民政策——中国封建社会和近代社会停滞落后的重要思想因素
  
  
  
  
  
  早在公元前五世纪，中国就打破了奴隶制的枷锁，率先进入了封建社会，在这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在它的上升阶段，中国人民创造了灿烂的科学文化，对人类作出过巨大的贡献。然而，当西欧诸国乃至邻国日本迈开资本主义步伐之时，我们的国家却滞留于陈旧的社会形态中久久不能自拔，人口质量下降，人的创造性思维及自由全面的发展受到束缚，使中华民族一度成为任人宰割的对象。
  
  造成这种强烈反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愚民政策无疑是重要的思想原因之一。
  
  一、在以往的阶级社会里，历史上任何一个统治阶级都不可能单靠一种暴力手段保持自己的统治，那些靠世袭获得权利和财产的皇帝、贵族，总是社会的少数人，他们并非都是治国的材料，要想有效的统治大多数人，就必须兼用欺骗、愚弄、奴化教育等手段来加强思想统治。
  
  在中国，主张愚民的思想起源很早，历来人们都认为孔子是始作俑者，因为他讲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话，其实他本人并不是愚民思想的实践者，相反，他是历史上最早主张"有教无类"并第一个办私学的教育家。倒是后起的道家和法家才是主张愚民的真正祖师。出现于战国时期的《老子》一书，以相当完备的理论形态表述了关于愚民的思想，"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移，以其智多"，作者敏锐的意识到人的知识、智慧同人的能力之间的关系，并进而提出了一套愚民的原则："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让老百姓永远处于闭塞无知的愚昧状态，但要让他们有饭吃，没有任何欲望，又要能劳动。总之，只要人民浑浑噩噩，天下就会长治久安。
  
  稍后的极端专制主义的法家思想代表韩非在他的"法治"中，大大地发展了老子的这些思想，以实行"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的愚民措施，他不但要人们"禁其行"，"灭其迹"，"息其说"，而且还要"禁其欲，""禁其心"。
  
  韩非的思想哺育了秦始皇，秦始皇从李斯议，实行了焚书令。"焚书"虽然使春秋以来的自由精神受到一次致命打击，但它也把秦始皇的极权推向了高峰，使之完全堵塞了言路，丧失了应变的能力，迅速走向灭亡。
  
  秦以后的历代统治者虽然不同地吸取了秦灭亡的教训，并推行了一些诸如"休养生息"之类的措施，但在思想发面，却仍然是照袭老谱，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愚民政策的内容和特点有所不同罢了，西汉时期的贾谊在这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他说："夫民之为言也，瞑也，萌之为言也，盲也，故惟上之所扶而从之，民无不化也。故曰：‘民萌'。民萌哉，直言其意而为名也。夫民者，贤，不肖之才也，贤，不肖皆具焉。故贤人德也。不肖者伏焉；技能输焉，忠信饰焉。故民者积愚也。"不难看出，贾谊的论述与老子、韩非的主张在本质上完全是一脉相承的。
  
  汉武帝为了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采取董仲舒的对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学说成了唯一合法的国教，并成为后世封建统治者采用的重要思想武器和传统力量。"君权神授"，福瑞吉祥，谶讳迷信，再加上自东汉末年传入中国、并在南北朝空前兴盛的佛教，形成儒、道、佛鼎足而立的形势。这三把软刀子，使被统治者深深地陷入了"割头不觉死"的状态。到了南宋，鼓吹"三纲五常"、"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进一步将愚民政策的各个触角伸进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给人民套上了更加沉重的精神枷锁。这种严酷的思想统治，有效地愚弄着广大人民，直接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如果说专制政体在封建社会初期曾有其进步的一面，那么，愚民政策则自始至终只有消极的一面。
  
  社会越往前发展，愚民政策的毒害性也就越明显，明朝中后期，在商品经济比较繁荣的江南一些地方，出现了资本主义关系的萌芽。清朝前期，这种曾因满族入关而遭到破坏的资本主义萌芽重新出现并且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但是，这个萌芽在几个世纪的历程中始终没有发展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而且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再次被切断。封建经济的这种状况既是建立在农业和手工业直接结合和固定分工之上的生产机体的必然趋势，又是封建统治阶级长期推行愚民政策的结果。本来，在封建制度下的地主经济和同它有着密切联系的宗法式农民经济，就是以保守的技术和陈旧的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在这种经济制度的内部结构中，极端缺乏引起技术改革的刺激因素。当资本主义萌芽产生时，新的经济因素不但需要政治权力的帮助，也需要意识形态为之鸣锣开道。但是在中国，直接的政治权力没有给它以任何帮助，而是站在经济发展的相反方向起了作用（抑制工商）；意识形态也没有为它呐喊助威，经济运动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可能性被大大地限制了。这和欧洲的情况完全不同。十四世纪下半叶，当意大利出现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和新兴的市民阶级以后，随之而来的是文艺复兴这一资产阶级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这场运动大大推动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进程。那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时代。那些"按思考能力说，按热情和性格说，按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说都是巨大的人物"，为资产阶级阶级统治打下了基础。而在中国，尽管十五世纪就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和新兴的市民阶层，这也是一个需要巨人的时代，但是终明清之世，没有产生象欧洲那样众多的巨人，为资本主义的来临呼风唤雨的巨人凤毛麟角，这当然主要应由制约着精神生活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来说明。但是，政治上的钳制和思想上的愚弄使得人才夭折，不能不是重要因素。
  
  明清时代，特别是清代，皇权高度膨胀，伴随着政治上的专制，对思想文化的控制也空前严厉，清代至少有二千四百余种书籍被禁止，血腥的文字狱使天下士人丧魂裂胆，有才能的学者被迫把精力沉溺于脱离现实的烦琐考据泥潭中，而普通老百姓则几乎无书可读。康熙时，曾对所谓"小说淫词"，"通行严禁"，将版与书籍"一律尽行销毁"。如仍行造作，则"刻印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市卖者杖一百，徒三年"。还规定"买者杖一百，看者杖一百"。乾隆时，禁书范围一再扩大，江西巡抚海成一次就缴交应毁禁书八千余种，受到乾隆谕旨褒扬，下令要各省仿效。同时，清政府厉行闭关政策，力图使人们避免与任何外来势力接触。由于知识的闭塞，人们与外界毫无联系，新的思想无从酝酿和产生，始于隋唐，并一度在启用人才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的科举制度，至此也完全走向它的反面，蜕变为束缚、摧残人才的"八股制度"。八股制度的考试方法专以四书五经命题，而四书要以朱熹的"德"为依据，不许有个人见解。这样就把知识分子的思想死死地控制在程朱理学之内。当时就有人指出"自贡举法行，学者知以摘经拟题为志，其所最初者，惟四学一经之笺，是钻是窥，余则慢不加省。与之交谈，两目瞠然视，舌木强不能对。"在功名利禄的诱饵下，自明初至清末，全国读书人最致力的就是长年累月地揣摩"高头讲章"，"所习惟在于词章，所志惟在于名利"，没有人去研究社会的现实问题和自然科学。他们只会空谈心性，玩弄词章，不仅对天下大事、国计民生茫无所知，就是对普通常识也漆黑一团。"乡里子弟读书十年"，"而不能作一书札"，"通人学士，或有问一里之长果几许，无能答者"，甚至"一代名臣，而不知范仲淹为何人，曾入翰林，而问司马迁为何科前辈"。弄得"一国之民，舍故纸所传之外，一无所知"，徒尚文辞，以此为天下之至美"。成千上万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就这样被葬送在寂寞的书斋里，而政界的达官贵人，学界的书院院长，往往就出于八股士人之中。任用这些废物来临民、治德、断狱、御侮，正是"亡国致祸"的根源。其实封建统治者也知道八股毫无用处。清朝一位大官就说过"非不知八股为无用，而用以牢笼志士，驱策英才，其术莫善于此"。寥寥数语，道出了他们的用心。
  
  二、鸦片战争揭幕的近代史时期，是中华民族灾难空前深重的时代，西方殖民强盗的侵略和掠夺，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使神州大地一片黑暗。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同西方各国相比，不仅科学技术落后了一大段距离，而且学术和思想也落后了整整一个社会发展阶段。在西方已过时的代表资本主义学术思想高度发展成就的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在中国还是新东西。而这一时期的封建统治者仍然不放松地实行愚民政策，其特点是除了继续用"仁义忠信"等欺骗群众之外，还极力阻挠用近代科学技术去启发民智，不许人们学习和掌握"技巧军械"。鸦片战争后，美国曾将一批科技书籍赠送给清政府，而负责办理外交的耆英竟不敢接受。当时广州曾有人雇佣外国人制造洋船样炮，其"材坚工巧，悉如西洋式"。但这个军事工业的萌芽最终却以捐献朝廷为名被消灭。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西方的科学技术被咒骂为"奇技淫巧"，"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败类'"，甚至诋为汉奸。就连对洋枪洋炮颇感兴趣的洋务派代表人物李鸿章，也深恐"山陬海隅，有不肖之徒，潜师洋法，独出新意，一旦辍耕太息，出其精能，官兵陈陈相因之兵器，孰能御之！"因而力图保持对科学技术的封建官僚垄断。直到中日战争时，科技知识的传播仍然遇到极大的阻力。制造局翻译的外国书几乎没有销路，北京的书店里连世界地图都没有。在这种扼杀一切新生事物、新思想、令人窒息的沉闷空气下，严复、谭嗣同、邹容、陈天华等一大批启蒙思想家和宣传家应运而生，作了不少思想启蒙工作。但是，他们努力的成果很快就被法力无边的封建统治者所吞噬，资产阶级的民主和科学并未在中国生根。
  
  由于残酷的剥削和压迫造成的劳动群众物质生活的极端贫困，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厉行愚民政策，中华民族的人口质量同它辉煌的过去相比，在近代出现了下降趋势，人们普遍处于缺乏科学文化知识的愚昧状态，即使是统治阶级所需要的人才也处于枯竭地步，腐败和同它联系在一起的愚蠢成了这个时代统治者的一大特征。改良主义的思想先驱魏源曾指出当时社会的两大根本祸害。一是"人心之寐"，二是"人才之虚"，所谓"寐"就是糊涂，所谓"虚"就是空乏。可以说，这两句话正是对当时社会人口质量的概括。中国近代的屈辱、失败，社会改革的收效甚微，几乎无不同上述两大祸害有直接联系。
  
  十九世纪泛滥于中国的烟毒，是外国侵略造成的。有没有内因呢？有的。精神空虚和愚昧无知即是其一。正是空虚和无知使得鸦片贩子乘虚而入，不仅腐化和降低了人们的精神生活，而且还毒害了他们的身体。为什么种植鸦片的印度人和贩卖鸦片的英国人没有在其本国造成烟毒泛滥，而只有在清朝统治下的中国人甘心饮鸩止渴呢？诚如鲁迅所说："外国人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送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到近代都衰落了；而舶来的毒品却兴旺起来。然而并非一切舶来品都有兴旺的机遇，只有消费品如钟表玩具、呢绒洋布之属才能"偏及穷荒僻壤"，要是修造铁路电报，那就"痛心疾首，群起阻难，至有以见洋人机器为公愤者"。１８８１年，中国第一条铁路（唐山至胥各庄）正式建成，但清政府怕机车行驶会震动睡在几十公里外皇陵中的"列祖列宗"，不许用机车牵引，改用骡马拖曳，把火车变成马车。象这种蠢事，在近代是屡见不鲜的。
  
  鸦片战争爆发时，中国人对于世界情况毫无所知，即使林则徐那样的一流人才，起初也抱着"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的陈腐观念，认为英国人"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都是些跌倒不能起身的直腿人。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所谓"疆臣负才名赫赫有建树"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在英法联军进攻广州时，竟然靠降神扶乩来判断敌情，致使广州迅速沦陷。至于办洋务的人才，那就更可怜了，由于人才奇缺，中国派出的第一个外交代表团不是以中国人为首，而是以美国人蒲安臣为首，中国官员只是以随员身份前往。洋务派最初所办企业雇用的技师和工头全是外国人，连主持者也要靠外国人。海关总税务司高级职务也都是外国人担任。１８８８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海军教习是英国人和德国人担任，一切军事操演大权都落入洋教习手中。人们有理由谴责洋务派的这种授柄于人的行径，可是当时的中国又有多少人才可以充当此任呢？高等权贵不但个个昏庸无能，而且大都反对洋务。问其伦敦距彼得堡多远，"竟莫知其方向"，身为大学士，"不但连算学也斥为洋鬼子的学问"，且连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存在也是绝不可信的。１８６６年，奕忻奏请在京师同文馆中添设天文算学馆，此举立即遭到顽固派的反对，大学士倭仁口称"天下之大，不患无才"，"何必师事夷人？"而但上谕奕忻"酌保数员，另行择地设馆"时，他却不得不承认"奴才意中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由此可见人才之缺。当时，普通的官办主事者，大都是些专横愚昧的纨绔，他们"或且九九之使用未谙，授以矿质而不能辩，叩以机栝而不能名，但求不至偷工减料，已属难得，器械利钝······茫无分晓"。靠这样的人才来办近代工业，当然注定要破产了。
  
  愚民政策最不易被人觉察的一个恶果是剥夺了人民创造和掌把先进思想武器的可能性，从精神上削弱了他们的战斗力。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前夕，国内阶级矛盾极为尖锐，然而，由于头脑长期被禁锢，即使是洪秀全那样的被称作天才的人物，也只能从西方殖民主义传教士的宣传品中去寻找真理，从儒家思想武库中去寻找建立人间权威的理论。直到１９００年，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迷梦的义和团英雄们还是用降神念咒的方法来动员群众。辛亥革命的失败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本性所决定的，没有分土地固然是得不到农民支持的根本原因，但是，农民自身的不觉悟和不奋起反抗使资产阶级孤立无援，因而也加速了这场革命的失败。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为着唤醒人民，为着争取自由和民主，作出了贡献。但是，资产阶级始终无力使"非常闭塞，消极被动，没有知识，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农民群众投入革命。当时中国农民的精神状态，在鲁迅塑造的阿Ｑ形象中，得到了杰出的艺术概括。而《阿Ｑ正传》这面反映"沉默的国民的灵魂"的镜子，同时也反映了社会的人口质量状况。
  
  阿Ｑ是一个质朴、诚实和勤劳的农民，但是封建制度却使他成了一个麻木、愚昧、无知、连姓名籍贯也弄不清的人。他的本事除妄自尊大的"我们先前——比你们阔的多了"之类的"精神胜利法"之外，就只有被人揪着辫子向墙上碰响头的份。他一生只有一次真正的"优胜"，那是由虐待比他更弱更可怜的小尼姑而得来的。封建思想浸透了他的灵魂，想女人又看不起女人；妄自尊大而又自轻自贱；备受侮辱而又不知报复，甚至如鲁迅常引用的一句话所说："美比你不过，我和你比丑"，当和王胡子比捉虱子比不过之后，就既打且骂起来。最可悲的是象他那样被压在最底层的人，也认为"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记下了一次看日俄战争时日军杀中国人的画面："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从此他感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阿Ｑ正传》又复现了那画面的景象：阿Ｑ被判了死罪，送上囚车游街，还在喊"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而他死了，舆论还认为他坏，枪毙就是他坏的证据，并且还"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他们"白跟一趟了"。这真是令人惊心动魄的冷酷和麻木！
  
  这种情形曾使鲁迅中止学医，从日本的仙台到了东京，从事文艺以期改变国民的精神状态；也曾使鲁迅喊出过："向庸众宣战"的愤激之语。他把这种思想上的病比做梅毒一样猛烈的祸害，"希望也有一种七百零七的药，可以医治思想上的病"。并指出："这药原来也已发明，就是‘科学'一味。"然而科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同人民并无缘分。直到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为代表的《新青年》的战士们举起了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在茫茫黑夜中点燃了启蒙运动的火炬，五四运动爆发，科学知识大传播，才从根本上改变了在长期的剥削压迫和愚弄欺骗下造成的精神状态，结束了精神上那个可悲的蒙昧时代。
  
  综上所述，愚民政策是历代统治者所奉行的一项传统政策，长期推行这种政策，不但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我国封建社会的停滞，延缓了历史的进程，同样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我国近代社会的落后，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屈辱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