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病吃什么药效果好:唐代行书特征及代表书家

唐代的大一统局面，为唐代行书高潮局面的到来奠定了基础。经过隋代的南北统一的过渡，唐代结束了魏晋南北朝近400年的内战、分裂、动乱局面，开创了和平统一的新纪元。唐朝(618—907)近三百年的统治，国势强盛，经济繁荣，艺术发达，在诸多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少见的强国和文化高峰。政治上的开明和政策的开放是关键，著名的“贞观之治”、“开元之治”、“永徽之洽”等太平盛世，代表了唐人精神的伟大之处。李世民开放仕途，建立科举制度，打破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森严壁垒。文人对未来充满理想，建功立业，豪情万丈，这是一个需要天才而且产生了天才的时代。唐代书法是历史上最为旺盛的时代，原因有内外因素。

从书法发展自身来看，书法到唐代获得大发展有其必然性。书体齐备，技法精熟，书论深入，通过六朝以来的积累，可谓大备于唐，在书法理论与创作实践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马宗霍先生在《书林藻鉴》中认为：“唐代书家之盛，不减于晋，因由接武六朝，家传世习，自易为工。”隋唐时期，天下一统，南北书风随之自然融合，渐趋中和。隋朝时期北碑以楷书为主，出现“斜画紧结”和“平画宽结”两类。从六朝以来就出现的诸体掺杂现象，如隶中见篆，楷中见隶，行中见草，这种风气影响直到唐代。隋代书家不多，南方王氏书法的传人智永和尚的作用非常大，为唐初崇王风气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从外部条件看，唐代自李世民开始，历经高宗、睿宗、武后、玄宗，他们对文化教育相当重视，对书法教育更是特别看重，借助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大好局面，振兴以书画为主的文化事业。主要表现如下。一是唐太宗开始对书法遗产进行大规模的搜集和整理。二是以书为教，将书法列为培养人才的重要手段之一，如“唐之国学凡六，其五日书学”。三是以书取仕，科举考试四门，书法列第三，要求为“楷法道美”。四是专设“书学博士”官职，要求博士每天写一幅字。“书学”之设，是从唐代开始的。唐还开设弘文馆，诏令五品以上京官进馆学书。五是唐太宗亲自为《晋书》撰写《王羲之论赞》，赞王书为“至善至美”，贬低钟、献，奠定了王羲之的书圣地位。李世民将书法与文章、歌诗等同对待，用以选拔、考察精英人才。

在唐人心目中，书法成了“经义之本，王政之始”(虞世南《笔髓论》)，当然是不朽之事。据马宗霍《书林藻鉴》统计，唐五代名垂史书文献的善书者有337人，可谓壮观。所以，唐朝盛世，书家辈出，并不奇怪。唐代的行书得到空前的发展，与这个时期的楷书、篆书、草书等并驾齐驱。行书发展可分为三个时期：崇王期，创新期，式微期。

第一，推扬王羲之的行书，唐太宗是明智和经过全面考虑的。从书艺水平、人格魅力、道德修养、胆略器识等方面来全面衡量，王右军必然是书家中的“皇帝”，王献之、蔡邕、张芝、钟繇等人的综合条件不如他。虽然选择王羲之有着政治方面的需要，但王书本身的特点也是突出的。智永、虞世南本来是右军嫡系，自得真传。王书的含文包质，负阴抱阳，形神皆备，温润秀雅的中和之美，功性互见，而显出高雅华贵的气象，正适合大唐欣欣向荣的局面。王书超越了北朝书的粗俗，南朝书的柔媚，看不到末世的奢靡纤弱气象，道媚中和，正符合唐朝统治者的文化理想。崇王运动使魏晋书法得以发扬光大，并形成了由唐入晋的承传路径。就其负面效应看，唯王是尊，也抑制了创造精神。即使北方南下的书家，原先学碑，为结主意，也多学王。武后当朝，更向王方庆索右军遗迹，是以贞观、永徽以还，右军之势几乎席卷天下，世谓唐初犹有晋宋余风。所以，后世谓学晋宜从唐入者，谓此也。

第二，盛中唐书法革新运动表现多样，其本质是突破二王藩篱，形成了行书的独特面貌。盛中唐行书适时趋变，自精谨而茂逸，变清健为圆劲，笔豪势厉，更见功力。而丰腴雄健胜过初期的瘦硬。唐明皇、徐浩、苏灵芝等都尚肥劲，不过颜鲁公之壮健更胜一筹。颜真卿的创新精神带来书坛的震动。纳古法于新意之中，生新法于古意之外。陶铸万象，隐括众长。与少陵之诗、昌黎之文，皆同谓能起八代之衰者。书至颜柳，而八法大备。同时出现了南北铭石之书与行押书的笔法融合。宗派所变，流风陶染，不数年而形成了所谓的“盛唐气象”。体势劲逸，骨力道壮，尽得翰墨之妙。李邕继承李世民以行书入碑的传统，变右军之灵和为峭劲，势方而韵圆，笔峻而度缓，其行书碑版，照耀四裔。其纵横自如，下启子昂。可惜他的墨迹太少，影响不大。

第三，晚期至五代，社会动荡，时局不整，行书寥落，唯有杨凝式书追晋唐，要自不凡，独领风骚。杨凝式率性狂放，不拘小节。其书善学，笔法直接王、颜而登堂入室。黄山谷认为他学《兰亭序》“下笔便到乌丝栏”，雄逸俊伟，不染时习，与吴通微等人书体拉开了距离。

元和之后，沈传师、柳公权辈专尚瘦挺，似欲矫中唐肥厚之失。柳从颜出，并称“颜筋柳骨”，而削肉存骨，已见凋敝之象也。杨凝式行书，兼采颜柳，上溯二王，遗貌摄神，带行入真。其散节疏襟，豪放超俗，故其书于乱离之余，独饶承平之象。其余徐铉、王著、郭忠恕等偶也能书，但未能有大的成就，行书中唯杨风子可称翘楚。

从对后世的影响看，唐代的行书家主要有如下一些。李世民身体力行的学习王体行书，其《晋祠铭》、《温泉铭》是最早以行书入碑的典范。李世民是以行书入碑的开创者，其行书雍容和雅，圆劲流丽，拙媚相生，风神洒落。其论书更强调“骨势”，可谓得王书之精髓。在理论和实践上，李世民都为书家作出了榜样，其“崇王”运动，为王羲之的“书圣”地位奠定了基础。自谓“学古人书，殊不能学其形势，惟在其骨力，而形势自生耳”。因其人主之气象，书法自能道劲不俗，其龙采凤英，卓然不群，令人目动神惊。

欧阳询(556—641)，字信本，潭州临湘人(今长沙)人。本以楷书著名，为“初唐四大家”和“楷书四大家”之一。其行书如《梦奠帖》、《卜商帖》、《张翰帖》等，笔锋劲健，取势妍妙，结体纵长，充分表达了俊逸瘦硬的风神，突破二王规范而别具一格。不足之处在于其书法度严谨而乏飘逸神韵。时人谓其书“不择纸笔，皆得如意”。张怀王鏊《书断》谓其飞白冠绝，峻于古人，有龙蛇战斗之象，惜不能见其书迹。《法书苑》谓：“信本行书，蝉联起伏，凝结道耸，裁萧水之柔懦，拉羲献之筋髓。比之诸势，出于自得。”欧阳询行书本出于大令，而别成一体，如武库矛戟，森然险绝。风神严于智永，润色寡于永兴。人评其书“不避危险，伤于清雅之致”，可谓中肯。

虞世南(558—638)，字伯施，越州余姚(浙江余姚)人。书法与欧阳询齐名，并称“欧虞”。“初唐四大家”之一，颇得唐太宗信任。其行书圆润道逸，萧散虚和，颇具江左余韵。如层台缓步，高谢风尘，以韵度取胜。行书墨迹有《汝南公主墓志》(图1—6—3)，采用大王内撅法而浑然无迹，端雅静穆，峻朗圆活，时显冲和之气。虞书给人的感觉是极富修养，如君子藏器，不激不厉。用笔不外耀锋芒，而内涵筋骨。当然，李煜认为虞体行书“得右军美韵而失其俊迈”，颇中其弊。唐太宗认为虞世南有“五绝”：德行、忠直、博学、文辞、书翰，可谓评价极高。虞著有《笔髓论》七章，为初唐第一卷书论，并对后世产生了影响。他对书学历史及流行的真、行、草书体的技法作了精要的阐析，首先提出了以“冲和”为美的审美见解，二是“无意为书”的创作观，三是强调“神遇”和“心悟”的学书途径，表达了“书道玄妙”的美学思想。

褚遂良(596—659)，“初唐四大家”之一。其行书有《枯树赋》，末署“为周燕公书”，开后代以书题款赠人形式的先河。其行书婉畅多姿，笔法外拓取势而内撅于中，敛放适度，流丽而道劲。褚之楷书本带行书笔意，少加映带，气脉贯通，可视为行楷看待。对于褚书，褒贬皆有。褒者认为其书甚得右军体，甚得媚趣，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清远萧散，瘦硬通神。而较之右军书，则婉美华丽，清劲绝俗。清梁谳《评书帖》认为“褚书提笔空，运笔灵，瘦硬清挺，自是绝品”。刘熙载《书概》甚至认为褚书为“唐之广大教化主”。而贬者认为其书如“美人婵娟，不任乎绮罗”，功勤精悉而乏自然。不过，褚书的用笔空中直下，如印印泥，如熟驭战马，举动从人，而别有一种骄色。董迪《广川书跋》认为其书“岂瘦硬通神者也”，这是接续杜甫提出“书贵瘦硬始通神”之论。

陆柬之(生卒不详)，虞世南外甥，苏州吴人。少学虞书，晚习二王，比肩舅父，有出蓝之誉。他的行书《兰亭诗》现有刻帖传世，字体温雅妍媚，楚楚动人。其行书《文赋》为目前国内存世最早的墨迹，藏于我国台湾。风骨内含，神采外映。惜其工于仿效，劣于独断。陆书虽享有出蓝之誉，而殊矜质朴，耻乎纤靡，缺少飘逸和畅之妙，终不足以超越羲、献。陆柬之上接虞世南，下传张旭，成为从传统派向革新派过渡的中间人物。 陆柬之行书《文赋》虽然并非绝顶之作，但在典范性上奠定了行草模式化的基础。赵松雪等人的行草作品颇类似此作品。草与行融合并不是很自然，但书写起来却很容易找到规律。

李邕(678—747)，字泰和，扬州江都人。其为《昭明文选》作注的大学者李善之子，为官清廉，以敢谏著称，后被奸臣李林甫陷害杖杀。他在书法方面的主张有一句著名格言：“似我者俗，学我者死!”对后世影响较大。他除擅长文辞外，尤其工行书，李阳冰称其为“书中仙手”。他最初从右军入手，既得其妙，然后摆脱旧习，笔力一新。代表作品有《叶有道碑》、《岳麓寺碑》、《李思训碑》(《云麾将军碑》)、《卢正道碑》、《灵岩寺碑》等。用笔险峭奇崛，结字紧劲生拙，雄秀道美，风度倜傥，翩翩自肆，一去圆熟甜媚之气息，使人耳目一新。对于他的道劲，宋人或褒或贬，都说明其创新性很强。贬者如米芾《书史》所谓“如乍富小民，举动强屈，礼节生疏”，项穆《书法雅言》所谓“下手挺耸，终失窘迫”。自李世民以行书入碑以来，他以行书写碑的数量和成就都比较高。可惜后世写此者不多。不过，因为写碑之故，字字独立，而乏帖韵，学者弃之者多也是事实。

颜真卿(708—785)，字清臣，祖籍琅琊(今山东临沂)，五世祖颜之推迁京师万年(今西安)，遂定居。出身书香世家，饱读博学，早得文名。历仕四朝，世称颜平原、颜鲁公。忠直爱国，后被叛军李希烈所杀。唐德宗李适下哀诏痛悼他：“器质天资，公忠杰出，出入四朝，坚贞一志”，对其人格魅力作了充分的肯定。颜真卿的楷书为“楷书四大家”之一，被苏东坡称为“雄秀特出，一变古法”，雄浑阔大，气势磅礴。其行书也是独具创新性的，史评几无一字之贬。其为悼念被杀侄儿的《祭侄文稿》(758年书，麻纸本，25行，234字)被称为“天下第二行书”、“颜书行草第一”，与《兰亭序》并享盛誉。因是怀着激愤的心情所书，不计工拙，随意圈点，神采飞扬，墨气淋漓。其涂改的地方自然生动，成为后世书法“稿样书”的典范。《争座位帖》(764年书，刻石藏于西安碑林)，也是不经意之作，是为斥责越礼行为而撰书的草稿，运笔挟带强烈的感情，雄奇飞动，时见怒气。《刘中使帖》(墨迹，41字，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舒放纵逸，于二王法外别有奇趣。颜真卿的行书总的特点是：第一，融合篆隶笔法入行草，圆劲雄媚；第二，去媚增雄，纵笔挥洒。吸收民间书法的朴茂厚重入书，正面视人，自与二王之飘逸温雅拉开距离。颜真卿曾与张旭讨论书法，在以情驱笔、人性书写方面得到了张旭草书的精髓，化而为行书风流，自成一家。

徐浩(703—783)，字季海，越州(绍兴)人。行书以丰腴著称。相传其行书《朱巨川告身》字敦厚端实，显示了对肉丰骨劲的追求。李煜认为其书“得右军之柔而失于俗”。人赞其书“怒猊抉石，渴骥奔泉”。黄庭坚等人也赞誉极高。不过从现存作品中很难体会到这种气质。他自己论书也说“骨劲而气猛”，“肉丰而力沉”，开元以前之书多渴笔，多锋芒。但后来他迎合时君唐明皇所好，而不免肥俗，了无气骨，有“吏楷”之讥。米芾认为其为“蕴德之士”，动容温厚，敦尚名节，实为过誉。徐浩早年“雄肆”而晚年“温润”，因阿谀时好而随便改变自己，不能明心见性，不能跻身大家之列，甚为可悲。

柳公权(778—865)，字诚悬，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晚唐著名书家。为“楷书四大家”之一，与颜真卿并称“颜筋柳骨”。其父柳子温，其兄柳公绰皆有书名。公权以书入仕，位至皇室侍书，恩宠极盛。后官至太子少师，世称“柳少师”。虽受皇帝礼遇，而耻以书致用。博贯经术而意在治平之道。入仕之初，即有“笔谏”之事，对皇帝问笔法，答以“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成为书坛佳话。书学之外，诗文甚有时名。担任最高级书法教师二十余年，人格魅力颇大，当时公卿大臣家碑版，不得公权手笔者，人以为不孝。外夷来朝也别具钱币买其字。在徐浩、颜真卿声势渐息之后，柳书独张鼓旗，称雄书坛。刘禹锡谓之“柳家新样元和脚”，认为其书超过其族兄柳宗元。柳之楷书“体势劲媚”，其行书虽然不及鲁公，而自有特点。《山谷题跋》评价柳公权书法，称其“笔势往来，如用铁丝纠缠，诚得古人用笔意。”其行书出于颜而道劲丰润。所书《兰亭》帖(图1—6—6)，去山阴室虽远，而神合貌离也。当然，其行书远离右军，不以姿媚取胜，骨鲠气刚，书不温和，露骨浮筋，为后人所诟病。

杨凝式(873—954)，字景度，号虚白，华阴(今陕西华阴)人。自称“癸巳人”、“希维居士”、“关西老农”等。因其父作宰相被朱温逼迫交出玉玺，受刺激而装疯癫，人称“杨风(疯)子”。五代时期仕至太子少师，故称杨少师。他的行书先学欧、颜，直入二王之室，笔力道劲，加以纵逸，时人以之与颜鲁公并称“颜杨”。现存《韭花帖》、《卢鸿草堂十志图跋》，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等，或有笔法精湛、敛锋入纸之《兰亭诗》之四妙，或有疏朗闲淡、超尘拔俗之韵。黄庭坚赞赏他的金丹换骨之法，善于学习二王之书而化古为新。杨氏行书对宋人的影响尤深。杨氏被称为“书之豪杰”，天真豪放，心寄毫素，堪称大唐书法在乱世中的回光返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