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自然堂男士洁面乳:周树人和周作人为什么绝交？儿子周海婴近况【图】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12:37:59
周树人和周作人为什么绝交？儿子周海婴近况【图】
周作人于1967年5月6日逝世西元1923年7月19日,周作人给鲁迅送来了「绝交信」,40年的兄弟之情一信之间断交
1923年周作人给鲁迅的断交信：“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的，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信写得平和，一如周作人本人，但字里行间，决裂的坚定，跃于纸上。就这样，两兄弟失和。信中的“过去的事不必再说”，是什么事，一些有关或略知的人都语焉不详。后来，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作了解释，“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性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是不是这样，也不得而知。 PS：鲁迅先生和其二弟的失和一直是文坛的一个迷，后来反复的淘，终于在网上找到了一篇，但其文章不全，于是我就结合第11期的名人传记，纠正了一番，将原文放好。供各位好有欣赏品读，品读鲁迅曾经的秘密。
在鲁迅的个人生活中，有两件事对他的打击是沉重的。一个是他的婚姻生活，另一个就是与弟弟周作人的失和。鲁迅生前一直不愿意向别人谈及此事，他默默地承受着，长久地牺牲自我，这使鲁迅陷入了人生最大的哀痛中。对一个具有鲜明现代意识的人来说，这种家庭的不幸本身，使鲁迅有了更深的悲剧色彩。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记忆，周氏兄弟后来对此都闭口不谈。鲁迅与周作人的分手，是1923年7月19日。那日，周作人给鲁迅递来一封断交信。信中说：
鲁迅先生：
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那一日，鲁迅日记中写道：
“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
此前五天的日记有过这样一段文字：
“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
可见问题已很严重了。事情发展得这样突然，是旁观者始料不及的。他们的好友张凤举和川岛对此事略知大概，但均语焉不详。许多年后，许寿裳著《亡友鲁迅印象记》，谈及兄弟两人的冲突，点明其中原委。文章写道：
鲁迅爱住北平，但是他的西三条胡同住屋，是出于不得已而经营的。他原来在1919年把绍兴东昌坊口的老屋和同住的本家共同售去以后，就在北平购得公用库八道湾大宅一所，特地回南去迎接母太夫人及家眷来住，这宅子不但房间多，而且空地极大。鲁迅对我说过：“我取其空地很宽大，宜于儿童的游玩。”我答：“诚然，简直可以开运动会。”鲁迅那时并无子息，而其两弟作人和建人都有子女，他钟爱侄儿们，视同自己的所出，处处实行他的儿童本位的教育。
……
鲁迅对于两弟非常友爱，因为居长，所有家务统由他自己一人主持，不忍去麻烦两弟。他对于作人的事，比自己的还要重要，不惜牺牲自己的名利统统来让给他。作人的妻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症的。她对于鲁迅，外貌恭顺，内怀忮忌。作人则心地糊涂，轻听妇人之言，不加体察。我虽竭力解释开导，竟无效果。致鲁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厅而他总不觉悟；鲁迅遣工役传言来谈，他又不出来；于是鲁迅又搬出而至砖塔胡同了。从此两人不和，成为参商，一变从前“兄弟怡怡”的情态。
这是作人一生的大损失，倘使无此错误，始终得到慈兄的指导，何至于后来陷入迷途，洗也洗不清呢？
鲁迅搬出以后，就借钱购得西三条的房子，是一所小小的三开间的四合式。北屋的东间是母太夫人的房，西间是朱夫人的房。
南屋是他的藏书室。说起他的藏书室，我还记得作人和信子抗拒的一幕。这所小屋既成以后，他就独自个回到八道湾大宅取书籍去了。据说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急忙打电话，唤救兵，欲假借外力以抗拒；作人则用一本书远远地掷入，鲁迅置之不理，专心检书。一忽儿外宾来了，正欲开口说话，鲁迅从容辞却，说这是家里的事，无烦外宾费心。到者也无话可说，只好退了。这是在取回书籍的翌日，鲁迅说给我听的。我问他：“你的书全部都已取出了吗？”他答道：“未必。”
我问他我所赠的《越缦堂日记》拿出了吗？他答道：“不，被没收了。”
决裂直接导因是周作人的妻子
鲁迅毕竟是伟大的，他受了种种诬蔑委屈，搬出了八道湾，又生了一场病，而对于作人和信子的事，日记上却一字不提。这是笔者在他死后数个月，为的要赶撰年谱，翻阅他的日记才知道的。
周作人对许寿裳的解释，颇为不满。谈及与鲁迅的决裂，他说：“这回讲到1923年与鲁迅失和的事件，因为要说明我不辩解的态度，便想到那篇东西可能表明我的理论，所以拿来利用一下，但那些陪衬的废话本来是多余的；我所要的其实只是最末后的一节罢了。关于那个事件，我一向没有公开说过，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在我日记上7月17日项下，用剪刀剪去了原来所写的字，大概十个左右，8月2日记移住砖塔胡同，次年6月11日的冲突，也只简单地记着冲突，并说徐、张二君来，一总都不过十个字。这里我要说明，徐是徐耀辰，张是张凤举，都是那时北大教授，并不是什么‘外宾’，如许季弗所说的，许君是与徐、张二君明白这件事的内容的人，虽然人是比较‘老实’，但也何至于造作谣言，和正人君子一辙呢？”
不辩解，是高明人的做法，这里有人间最深切的无可奈何之感。周氏兄弟对此的感悟，是异常悲凉的，这对双方都是巨大的打击。先前的一切友爱、温暖、亲情，在瞬间变成了粉末。遥想当年，两人手足之爱，同游东瀛，共译洋文，后辗转京城，于“五四”风潮中并肩呐喊。而今却各自东西，目不相视，形同路人，确是人间的大悲苦。
鲁迅与周作人分手后，两人均给已去了上海的三弟周建人去信，但周建人的态度很明朗，站在了鲁迅一边。周建人理解鲁迅，恐怕也是对羽太信子有看法，或与大哥意见一致，这是肯定的。细说起来，周氏兄弟的分手，就经济上的角度看，也是必然的。本来，大家族亲人间的摩擦，是不可避免的。加之羽太信子那时不太节俭，花销颇高，搞得经济上颇为紧张。周建人后来回忆说：
鲁迅在教育部的薪金每月三百元，还有稿费、讲课费等收入，周作人也差不多。这比当年一般职员的收入，已高出十多倍，然而月月亏空，嚷着钱不够用。在绍兴，是由我母亲当家，到北京后，就由周作人之妻当家。日本妇女素有温顺节俭的美称，却不料周作人碰到的却真是个例外。她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气派极阔，挥金如土。家中有管家齐坤，还有王鹤拓及烧饭司务、东洋车夫、打杂采购的男仆数人，还有李妈、小李妈等收拾房间、洗衣、看孩子等女仆二三人。更奇怪的是，她经常心血来潮，有时饭菜烧好，忽然想起要吃饺子，就把一桌饭菜退回厨房，厨房里赶紧另包饺子……这种种花样，层出不穷。鲁迅不仅把自己每月的全部收入交出，还把多年的积蓄赔了进去，有时还到处借贷，自己甚至弄得夜里写文章时没有钱买香烟和点心。
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的言行思想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决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么样的人了，我可以爱！
鲁迅的这一选择，透着苍凉的悲壮，也带着雄浑的生命内驱力。1926年，他的南下，实在是爱情的缘故。他们预计暂时分手一段时间，再投入新的生活。但这却在社会上引起不小的风波，文坛上围绕鲁迅的私生活，时有讽刺之语。但最为令人难解的，是周作人对鲁迅的婚姻选择，持一种蔑视的态度。在他看来，鲁迅与许广平的同居，乃色情心使然，系旧文人纳妾之举。一贯主张个性自由和健康性道德的周作人，此时竟不容忍自由恋爱的人生之旅，想起来，很是令人费解。
舒芜先生在《周作人对鲁迅的影射攻击》一文中，曾例数周作人在爱情婚姻上对鲁迅的诸多讽刺，颇为详备。周作人在《中年》、《志摩纪念》、《周作人书信．序言》、《论妒妇》、《责任》、《蒿庵闲话》等文章中，不指名地挖苦鲁迅多妻、纳妾、色情等，这样的恶语，在他一生中是少见的。晚年，周作人在致友人徐的信中，为自己当汉奸辩解时亦说，自己的两个兄弟，均抛下前妻不管，他要照料云云，把鲁迅、周建人的再婚看成“弃妻”。羽太信子也把鲁迅与许广平同居之事，看成多妻的行为。《两地书》中，鲁迅记有羽太信子在朱安和鲁瑞面前，讲鲁迅、许广平坏话的字样，想必周作人夫妇对鲁迅择偶的不满之情，甚为深切。
其实，周作人在男女爱情上，是很明义理的人，他深知自由恋爱乃人类的进化。但为什么偏偏对鲁迅如此苛刻呢？笔者觉得一是因羽太信子之故而结下的怨恨，二是从朱安的角度考虑问题，觉得朱安太可怜。后一种原因，笔者以为颇符合他的思路。他曾认为，爱是不能给他人带来痛苦的，否则，便是非道德之举。鲁迅的南下，周作人同情的是朱安，在他看来，鲁迅此举，多源于欲，而非爱。此事拯救的是鲁迅，牺牲了的是朱安。所以他在许多文章里，痛骂中国的多妻主义。
鲁迅的悲剧意识非周作人能领会
问题是，鲁迅与朱安的结合，在道义上是否合于人性？倘这个前提不弄明，结论便不好下。包办婚姻在晚清是一种风俗，谈不上什么爱情。一个人和自己不爱的人生活在一起是痛苦，从人性的理论看，亦无道德可言。对于像鲁迅这样一个有深切痛感的人而言，选择自己的爱，现代人恐怕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朱安没有这种选择的自由，她便成了真正的牺牲品。这确是一个残酷的选择。人要在自我超越中，达到“自他两利”，是多么的艰难！鲁迅内心深处，或许也有这种无奈吧？
鲁迅在选择对许广平的爱时，并非没有考虑到朱安的存在。在处理爱情问题上，他十分的自卑，也慎重万分。《两地书》中，鲁迅曾谈及自己性格中妥协的一面。读起来亦有伤感之叹。但这种伤感，正如王得后先生（鲁迅研究专家）所谈，并非什么“负罪”之感，而是充满了悲剧意识。许广平针对鲁迅的忧虑，曾这样说道：
你的苦痛，是在为旧社会而牺牲了自己。旧社会留给你痛苦的遗产（按：这里指朱安），你一面反对这遗产，一面又不敢舍弃这遗产，恐怕一旦摆脱，在旧社会里就难以存身，于是只好甘心做一世农奴，死守这遗产。有时也想另谋生活，苦苦做工，但又怕这生活还要遭人打击，所以更无办法。……我们也是人，谁也没有逼我们独来吃苦的权利，我们也没有必须受苦的义务，得一日尽人事，求生活，即努力做去就是了。
迈出这一步，走向爱的王国，这在鲁迅那里，是极其艰难的。读《两地书》，可感受到两性间纯粹而博大的爱。鲁迅与许广平的通信，在中国现代史上，是难得的两性挚爱的文本，其中隐含的是深刻的文化寓意。那里留有现代先驱者，在传统的压迫中，怎样艰难地爬出人生的苦门，以人的声音，向世间发出的苦诉。周作人对这一世界的领会，其吞吐、敌意的口语，大概是不得其真义的。
也许，爱永远是一个谜。我们永远绕不过这一存在。但人们一代又一代地承受着，寻觅着，创造着。生命的价值，或许就存在于这种艰难的选择之中。
（本文作者为鲁迅博物馆馆长、著名鲁迅研究专家）
摘自《名人传记》2007年第11期 孙郁 文
鲁迅住在前面,周作人住在后面,一家和睦地来往，结果是周作人就亲自送了一封绝交信来，信的开头称他为鲁迅先生，我们今天称鲁迅先生是怀着尊敬的心情称呼的，但是他的亲弟弟写的信上这
个鲁迅先生，下面的内容都不用再看了也知道他的态度，后来鲁迅很快就搬出了八道湾，另外买了一所房子住，从此不再和他的兄弟来往。
中国文化史上周氏三兄弟：周树人、周作人、周建人都很有名，特别是鲁迅和他的二弟周作人，年纪差得不是太大，周作人的成长都是他的兄长鲁迅一路引导，鲁迅不但负责这个家庭的物质生活，还负责引导弟弟精神方向，鲁迅到南京上学，也把他的弟弟接到南京上学，鲁迅去日本留学，后来也把他的弟弟带到日本留学，在留学过程中以及回国之后，兄弟两人并肩战斗，一块写文章，一块做学问，他们都是新文化运动中很有名的先锋人物，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早期，他的兄弟周作人还比鲁迅名气更大一点。那个时候，因为周作人在北京大学当教授，很多人后来才知道周作人有一个哥哥，学问也不错。比如后来成为著名武侠小说家的白羽，年轻的时候仰慕周作人，写信要求拜见，有一天到府上拜见周作人，结果周作人不在家，鲁迅出来接待他，鲁迅说，我是他的哥哥，我跟你谈谈吧，白羽说，既然他不在家，跟你谈谈也可以，跟周作人的哥哥谈谈也可以，他说你喜欢读谁的小说，白羽说一个人是冰心，一个人是鲁迅，周树人就说鲁迅就是在下，白羽这才对他很尊重。很长时间内，周作人的名气更大，谁也不会想到，这样好的兄弟，思想感情这样接近的兄弟，最后会分裂，分手，会绝交，所以我想是不是太好了，感情太好了，上天忌妒，也许是命里注定，结果他们由不分彼此，最后发展为终生不再来往。
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兄弟失和的真相至今还是一个谜，没有人完全搞清楚。尽管有人收集了很多材料，努力想搞清楚，因为这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件大事，由于涉及到个人隐私，很多材料不完整，我们没有办法彻底把它查个水落石出，表面上看来它是家庭纠纷，家务纠纷。因为这是一个大家庭，我们用今天的话说，经济核算是一笔糊涂账，鲁迅的收入很高，把钱交到家里，但是兄弟周作人娶了一个日本夫人羽太信子，羽太信子夫人在今天的生活，那叫高消费，是非常高消费的生活，家里一切用品都要到日本商店去买，喜欢日货。人家也是爱国主义者，非常爱国的，家里大人小孩生病的，要请日本的大夫，所有东西都要是日货，做满了一桌子的菜，说不好吃，就全部倒了重做，家里被子和褥子说不新了，马上重做一套新的，出门要坐汽车，我们想想，20年代，出门就坐汽车，那是不得了的，当然鲁迅是愿意为这个家庭做奉献的，他是长子，家里的大家长，他只要家庭和睦，什么都愿意去做。鲁迅曾经说，我的钱是用黄包车拉进来的，但是人家是用汽车送出去，所以他觉得我自己拼命做，但是总是不能满足要求，这个方面的材料我们可以看到。所以在家务上，经济生活上有纠纷。这个时候，也就是1923年和1924年其实他跟周作人的思想分歧还不是太大，但是有一天，兄弟两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以至于动手打了起来。我们如果看到街坊邻居兄弟两个打架是很平常的事，但是鲁迅兄弟两个打起来了，真是让人感到很惊讶，当时他们的朋友不是很能理解，本来鲁迅住在前面,周作人住在后面,一家和睦地来往，结果是周作人就亲自送了一封绝交信来，信的开头称他为鲁迅先生，我们今天称鲁迅先生是怀着尊敬的心情称呼的，但是他的亲弟弟写的信上这个鲁迅先生，下面的内容都不用再看了也知道他的态度，如此态度也就是说明一刀两断了，其中有一句话说，“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知识分子讲话是很客气的，但是往往客气后面有十二万分的狠毒，普通老百姓吵架，话虽然很难听，但第二天就好了，“明天再来玩啊”，但是知识分子表面客客气气，其实心里怀着深仇大恨，后来鲁迅很快就搬出了八道湾，另外买了一所房子住，从此不再和他的兄弟来往。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家务事不好评价，我们也不敢说谁对谁错，我们也不用多去管谁对谁错，但是我们说这个事的结果，它对双方的打击都非常大。尽管知识分子可以装作若无其事，但是越说没事，心里伤痛可能越巨大，他们这种兄弟失和等于是骨肉分离，而且这件事对中国文坛也是极大的打击，因为当时他们兄弟二人是中国青年的精神导师，到了那个时候，他们名满天下，全国的青年都认为他们是我们的楷模和领袖，没有想到他们会分道扬镳，此后，兄弟二人的思想慢慢不同了，以至于发展得越来越远，一个经过痛苦的思索、彷徨之后，继续战斗，选择战斗终身的道路，另外一个，慢慢远离世俗的社会，远离人生风云，做一些象牙塔内的工作。周作人想不关心社会，求自己生活安定，永远住在象牙塔里，但是人越这样想，越做不到，你不关心政治，政治来关心你，最后在日本人占领北京的时候，他半被迫，半自愿地出来，为日本人做事。人在别的方面，都可以犯错误，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犯错误的，这叫大节，我们中国人对人是很宽容的，小节上是无所谓的，但是大节上不能有亏，因为周作人大节有亏，别的方面我们可以喜欢他也好，但是犯了汉奸罪，这个事情是无可辩驳的。所以抗战胜利之后，被国民政府处以汉奸罪，后来还是我们共产党宽大，把他放了出来。
周作人和鲁迅绝交之后，思想渐渐脱离了时代主流，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周作人担任日伪政府教育督办，为日本人做事，抗战胜利之后，以叛国罪被判入狱，1949年出狱，后定居北京，在人民大学出版社工作，1967年去世，终年82岁。
鲁迅的三弟周建人与鲁迅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而与周作人于1923年基本断交，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后任民进中央主席，1984年去世，终年94岁。
如果他们不失和，错误之再怎么发展，也不会走到这一步，这一件事情反过来使鲁迅更加孤独，像他这样高层次，能够理解他的人很少，他们兄弟二人一块长大，彼此的思想清清楚楚，所以周作人晚年做了一些回忆鲁迅的工作，对鲁迅研究提供了很宝贵的材料，其实他还是很了解鲁迅的内心，而周氏兄弟不同的发展也恰好代表了现代中国两种知识分子的不同的人生道路，正好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就是有这两种选择，第一种是选择战斗的，第二种选择做隐士，做隐士也未必能做好，所以兄弟失和既是他们的家庭的悲剧，同时含有象征意义，另一种意义，代表着中国两类知识分子的失和，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争议和失和都可以从这里面找到一个缩影，这是鲁迅的又一大痛苦。
周海婴：鲁迅和周作人的后代总有机会见面的……
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左）、鲁迅的长孙周令飞在第四届连州国际摄影展上 翁小筑 摄 专题·纪实□吴小攀 翁小筑
坐了四五个钟头的车到达连州，终于和鲁迅的儿子周海婴有了面谈的机会。周海婴在此次第四届连州国际摄影展上以“镜匣人间”为题展出大量自己拍摄的老照片，轰动一时。但临场他谢绝所有采访。而最终他还是接受了我们的独家专访，在我印象里仍是一个顽皮小孩的“海婴”已然八十高龄，断断续续地慢慢聊开，老先生渐渐变得有趣，甚至顽皮起来……
“我们也是广州人”
羊城晚报：从你拍的这些照片看，你年轻的时候很时尚哦。
周海婴：好像也并不，也并不时尚，那个时候是1941年，我当时在读高中。
羊城晚报：你的这些照片，要是在“文革”期间，就是“小资”了哇，可以这么说吧？
周海婴：应该是。
羊城晚报：有的照片你拍得很特别，像这张新政协会议，拍成对角线的。
周海婴：这张是我趴在窗台上拍的。没办法拍全(所以用对角)，窗底下只能这么拍。
羊城晚报：你当时拍这些应该主要是出于一种下意识，或是想过要保存历史？
周海婴：没这样想过。
羊城晚报：在这张照片中，你的个子最高了。
周海婴：还好。
羊城晚报：你遗传了你妈的身高。
周海婴：对，对。
羊城晚报：你也会说广州话吗？
周海婴：会一点啦，我们也是广州人嘛，因为我母亲就是广州人。
谈恋爱时选妈妈类型的人
周海婴：（指着一幅李济深的照片）当时李济深从美国回来，普通话他听不懂，他就拉着我，把我当成他的小朋友，我就给他做翻译。
羊城晚报：（指着一幅照片）没想到那个时候还可以用这种群体健美的形式来纪念解放周年。
周海婴：是啊，这张真的是……这是在上海。
羊城晚报：这个人胸前还戴着一个小小的十字架！
周海婴：你观察得挺仔细的。
羊城晚报：这张照片是1953年为鲁迅迁墓的时候拍的？
周海婴：对，迁墓。
羊城晚报：照片里面分别是柯庆施、茅盾，这个是你妈（许广平），这个是宋庆龄……
周海婴：这个是巴金。
羊城晚报：张春桥当时在不在场？
周海婴：不在。
羊城晚报：这个是你夫人吧？
周海婴：对。
羊城晚报：从照片上看，她有点许广平的味道，是不是？
周海婴：有人说，以前的人喜欢太太的话，谈恋爱的时候，他会选定自己妈妈那类型的人，会比较有好感，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羊城晚报：这一张照片是在胡风的家里拍的，还是彩色的。
周海婴：胡风就是跟我们家感情很深，跟鲁迅来往也多。
羊城晚报：萧军跟你们家感情也好吧？
周海婴：萧军跟萧红都是从东北流浪到上海，后来没什么来往了。
羊城晚报：为什么后来没怎么来往？
周海婴：也不叫没怎么来往，就是没有很多交往，交往不是很多，可能是环境吧。他自己觉得不太方便，我们也觉得。
羊城晚报：后来你妈（许广平）在政务院担任什么职务？
周海婴：政务院副秘书长。
羊城晚报：你因此能够经常进出政务院？
周海婴：我们住在那里，在中南海的后面一点点。
羊城晚报：那你能经常见到毛主席、周总理他们吗？
周海婴：他们在另外的一个地区，他不过来。偶尔会见到他们，次数不多，我不喜欢去跟什么领袖们去靠拢，觉得没有必要。
羊城晚报：有没有一些照片现在还不能公布于世的？就是你觉得目前还不适合公开的？
周海婴：那是有的，将来再说吧。
有机会和周作人后代见面
羊城晚报：如果鲁迅的后代遇到周作人的后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
周海婴：我们之前互相从来没见过面。
羊城晚报：从来没有见过面？
周海婴：从来没见过，周作人他这一代和他儿女这一代我们都没有见过面。
羊城晚报：有没有可能两家人一起吃个饭，见个面？
周海婴：我看将来有机会吧。因为现在是这样，现在我们是在想，我的祖母生前有一个愿望，她想自己死后能葬在她丈夫旁边。但当时不可能，因为在日本人时期吧，她死了，她只希望将来能把她跟她丈夫———也就是我的祖父葬在一起。
羊城晚报：然后呢？
周海婴：她当时死了以后就埋葬在北京中关村的某个地方，经过这么多年了，她埋葬的位置已经不准确了，那么我们大家就想啊，该怎么办？那么周家我这一代就我和周建人的女儿现在还活着。周作人的儿女都死了，当然他有孙子，他还有一个儿子的妻子还在，姓张。
羊城晚报：在北京吗？
周海婴：在北京，他们现在还在。那么我呢，和周建人的女儿呢，准备来完成我们祖母的遗愿。
这个遗愿要完成，只好用她的衣冠冢，我和绍兴那边商量了，想在祖坟的边上做一个衣冠冢，那么和北京鲁迅博物馆的人也商量了，也请他们选一件东西给我祖母的衣冠冢，他们选了一条裙子，她平时不太用的，只是每年如果照相的时候才穿一穿，所以那个保存得很好。
这么一来，现在就有很多事情要做了，因为已经基本同意这么做了，选个时间，还有就是周作人的家属，他们是同意这么做的。如果能够完成她的遗愿，了却了我的祖母的一番心愿，也了却了我和周建人女儿的心愿。因为我们现在在世嘛，她比我小3岁，我80岁，我们想把这件事在我们这一代把它完成，如果能够完成呢，就是每个问题都有答案了。如果说，衣冠冢修好了之后，每年都得回去一趟，周作人后代他们也会去的。
羊城晚报：现在你要通知他们？
周海婴：不是通知他们，这件事一定要征得他们的同意，如果他们同意，我们同意，选择时间，整个计划把它统一了。
羊城晚报：大家都去？
周海婴：对。
羊城晚报：然后，历史的东西就让它过去，是不是这个意思？
周海婴：历史是历史，没什么过去不过去。历史是存在的，不可磨灭的。后人怎么对待这个历史，那是后人的事情。对吧？告诉你，郭沫若就是拿这个来消除过去的，岂能这样来代替，不是这么一个对应关系，做事情要自己负责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