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祛痘仪器哪种好:《金瓶梅》性描写的文化和美学观照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3/28 18:19:08
无论从开掘生活深度,还是从结构情节、刻画人物等角度看问题,性描写都是《金瓶梅》艺术创造的重要手段。但这并不是说《金瓶梅》的性描写是完全成功的,恰恰在性描写上,《金瓶梅》作者在很多地方不自觉地陷入了误区。《金瓶梅》的性描写,在叙述上可以分为四种情况:一是性关系过程的一般叙述;二是直接性行为(如性交过程)的描摹;三是对性欲、性行为过程的渲染(大部分采用铺陈扬厉的韵文);四是对性、性心理、性意识的提示和强调。 人们一般特别厌恶《金瓶梅》中直接性行为的描写和对性欲、性行为过程的渲染,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东西不仅与我们对性问题的心理意识和文学观念、审美习惯是格格不入的,而且从根本上说是非文学、非艺术的。 若干论者将《金瓶梅》性描写归结为"自然主义"或"客观描写"的问题。其实尽管《金瓶梅》是中国古代小说中具有近代气息的作品,在"写实"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它在艺术上无论如何没有达到近代现实主义----如把巴尔扎克的高度,而是掺杂了许多有违其写实风格的东西,其中尤以性描写最为突出。 《金瓶梅》中的荡子淫娃的行为,固然源于当时的生活,但作者的描写,显然有不少夸张的地方。书中常用韵文来铺陈赞咏性行为,更带有强烈的主观扬厉色彩。《金瓶梅》的性描写,有受"文学的传统和惯例"影响的一面。 如其中很多直接性行为的描写,从场面、过程直到语言词汇都是对《如意君传》等书的抄袭和模仿。但既然文学创作从来都不是一种被动的行为,作为创作主体,《金瓶梅》作者的观念倾向、心理情绪以及艺术理性,无疑应该承担主要的责任。 中晚明社会生活的更新、人性的萌动,和由此导致的社会价值取向、道德观念的变化,不仅是《金瓶梅》描摹表现的对象,其思想精神也深刻地影响了《金瓶梅》的创作。正是由于对带有新色素的社会生活和肯定"人欲"的社会思潮的认同,才使《金瓶梅》的作者着意去再现那个铜臭刺鼻、道德沦丧的世俗社会;才使他放弃道德的成见来处理笔下的人物。 但是,正如中晚明是一个历史的畸形纽结,是一个病态的社会,人们的性意识也表现出畸形和病态。晚明时期禁欲被打破后产生的是纵欲的宣泄,或者说,纵欲正是晚明破坏禁欲主义的形式;中晚明社会思潮更以宣扬人的原始本性、鼓吹恣情享乐为斗争武器。 如果说禁欲主义是对人的本性的异化,那么仅仅强调人的本能则是对人的本性的另一种异化。这种不健全的、异化的性意识,正是《金瓶梅》的性描写常常滑到"色情"描写的要害。我们看到作者是那样热衷于性,西门庆在大街上看女人,竟透过衣服看到性器官(第二回),送春药给西门庆的胡僧被形容成一个男根模样,其所吃的食物也都带有性挑逗意味(第四十九回)。 作者夸大性的感官享受,甚至对"淫器"和春宫图也津津乐道(第十六、十三回),都是这种异化的性意识的表现。对于肉欲的张扬说明作者性意识处于低级层次。作为生活的参与者。《金瓶梅》作者感到了禁锢打破后情欲解放的惬意、欢畅,并在他的作品中表现了肉欲放纵的快适体验。 但是中国的小说家从来都把"载道"、"拯世"看作是自己的自觉责任,为了这种责任,他必须不仅以小说家,还要以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等身份来看待生活。晚明这样一个人欲横流的时代,很容易引起那些在传统道德观念熏染下长大的小说家作为社会洞察者的忧虑和激发他们匡时世、济民心的使命感。 因此,张扬"人欲"的《金瓶梅》又处处充斥着道德说教和果报劝诫。值得注意的是,《金瓶梅》作者又似乎并不强调伦理纲常,而是特别强调了从纵欲到死亡的恐惧----并以此论证向传统复归和宗教解脱。性恐惧和性崇拜,是人类古老的性意识的两面。在对性的长期压抑以及由此伴生的普遍神秘气氛中,情欲导致罪恶,耽于肉欲必将致祸的认识已经如此深刻地融入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 出于对性放纵的忧虑,作者的思想不自觉地摆回纵欲死亡的逻辑思考。正因为如此,从纵欲到死亡甚至成了《金瓶梅》一书的整体结构框架。作者以三个不能克制欲念终于在欲海里沉没的女人的名字来命名,也有这方面的意思。虽然从纵欲到死亡对晚明时代来说不无现实根据和认识意义,但作者为了完成他的论证,往往不惜对性的问题加以夸大或强调丑行。 于是我们在《金瓶梅》中看到男人占有和蹂躏女人,女人也玩弄和施虐于男人,男男女女玩着以生命为代价的游戏。于是我们看到了西门庆、春梅等人在怎样丑恶不堪中死去。于是《金瓶梅》里出现了性虐待、性疯狂,惟独没有性爱的升华。 性描写的种种偏差,给《金瓶梅》艺术上带来了相当损害。为了张扬情欲和性恐惧,作者夸张的描写使他的人物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另外一种"奇人"。比如主人公西门庆,由于性格的一个侧面被强调,质的清晰性有时候就被淹没。其他如潘金莲,由于作者施于其身的性描写过于丑滥,读者只能依稀听到这一悲剧人物心灵深处发出的微弱的原始生命力的本质的呻吟,人物本来应该包涵的丰富的历史和美学内容因此被大大削弱。至于《金瓶梅》叙事方式上的种种偏差所造成的本书美学品位的下降和导致种种接受上的障碍误差,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此不待言。 要而言之,站在新的时代文化的高度看问题,《金瓶梅》性描写种种偏差的要害是作者受时代制约的性意识。当性意识还停留在较低层次上--不管其是否对以往的历史表现出进步的意义--要想在文学上达到艺术的完美几乎是不可能的事。这对我们来说,也具有深刻的垂诫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