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钻的叶子发黄怎么办:“反教条主义”风波中彭德怀整肃刘伯承始末

[导读]年近古稀而又残病交加的刘伯承被扶到讲台前，宣读自己的检讨。他表示拥护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感谢同志们的批评。严于律己、严于责己是刘伯承几十年来的一贯作风。这次，在“左”的思潮统治一切…

资料图：解放战争中的刘伯承与邓小平

资料图：1956年1月，毛泽东和陈毅、谭震林、罗瑞卿等视察军事学院。这是刘伯承（左一）陪同毛泽东主席接见教职员代表。

原载《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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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从严办院办出了麻烦

20世纪50年代初，“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口号在军队里叫得很响。虽然中国军队打的仗不比苏军少，经验也不比苏军差，但当时的中国军队还来不及总结整理自己的经验，军事学院也只能先利用苏军的现成教材。刘伯承明确提出： “我们学习外国经验的时候，必须反对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学以致用是我们的原则。”

两封来信引起彭德怀的重视

与此同时，主管全军院校工作的副总参谋长张宗逊，率领一个工作组到了南京，在军事学院和总高级步兵学校举行一系列座谈会，写出一份调查报告。在报告中肯定了几年来院校学习苏军经验的成绩，同时指出学习中的片面性，把许多不适用于中国军队的东西也学来了。彭德怀看过这份调查，感到南京军事学院的问题，很有必要亲自前去了解，以便着手解决。

彭德怀的讲话留下历史遗憾

刘伯承采取了积极、慎重的态度。他虽因脑部旧伤复发一直在上海治疗，但仍指示在校主持工作的陈伯钧、钟期光召开院党委扩大会议，学习贯彻讲话精神，并做出了《关于深入开展反教条主义的决定》。这个决定，明确提出“学院成立以来的工作成绩是基本的、主要的”，认为缺点和错误的性质是“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对于彭德怀的讲话关于教学工作中教条主义相当严重的批评，委婉地陈述了自己的看法。

叶剑英逆风中盛赞刘伯承

叶剑英在这次讲话中，怀着崇高的敬意，谈到老战友刘伯承，对这位受到不公正批判的军事理论家作了高度赞扬，给以深切的慰藉：“我们的刘伯承同志经历了40多年战场生活、军队生活，精通俄文，战斗经验丰富。像他这样的同志是很少的。他很红、很专，就是不健。他八九次受伤，为革命为人民流了很多血，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宝贝，应该很好地维护他的健康，以便他能更好地负责国家大事。”

林彪忽然活跃起来

即将当选为中央副主席的林彪参加成都会议回到北京后，听说在1958年3月10日至5月的训练总监部四级干部会议上，对怎样认识和反对教条主义有争论。他含沙射影地说：“有人一提起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不要一说到外国的东西就津津有味，把本国的东西看作是‘土包子’”，“我们的经验很丰富，不能把黄金当作黄土甩掉了”。他还耸人听闻地说：“有的单位不把毛泽东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

刘伯承抱病做检讨令人垂泪

年近古稀而又残病交加的刘伯承被扶到讲台前，宣读自己的检讨。他表示拥护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感谢同志们的批评。严于律己、严于责己是刘伯承几十年来的一贯作风。这次，在“左”的思潮统治一切，上面点名批评，下面有人非议的情况下，自然更免不了对自己过分苛责，说了一些过头的、违心的自我批评的话，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实事求是同样是刘伯承几十年来的一贯作风。他在发言的前半部分，仍然客观地说明了一些事情的真相，全面总结了军事学院的工作。

四年后彭德怀意识到错批刘伯承

对这场运动的发动与总结，军委常务副主席、国防部长彭德怀的责任是显而易见的。彭德怀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与军事家。他后来遭受的极不公正的待遇成为千古奇冤。他的整个一生是光辉而悲壮的。但在“反对教条主义”问题上，是令人遗憾的。本来，刘伯承对彭德怀非常尊敬。他给军委和毛泽东的定期综合报告，每次都要写明“请彭副主席转交”，从不越权办事。但彭德怀1957 年春去军事学院检查工作并结论为“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既不符合事实，又是背着刘伯承的一次严重政治打击，成为这场运动的直接理论根据之一。

刘伯承从严办院办出了麻烦

　　1950年下半年，刘伯承得知中央要办一所教育、训练中高级干部的陆军大学时，立即提笔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他恳切地写道：“要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最难的是干部的培养。而培养干部最难的又是高级干部的培养。我愿意辞去在西南担任的一切行政长官的职务，去办一所军事学校。战争已经结束了，我年龄这么大了，还是让我去办学校吧！”

　　党中央很快批准了刘伯承的请求。

　　刘伯承考虑到将来要开设空军系、海军系，建议将原先准备命名的“陆军大学”，更名为“军事学院”。南京军事学院筹办以后，刘伯承任院长兼政委。学院建在原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和国防部旧址上。

　　刘伯承对学员要求很严。刚入校时，学员坐的是皮沙发凳子。他看到后说：“当学生的，就是要坐硬凳子，屁股那么娇贵呀？”他还引用“慈不掌兵”的古语来说明这个道理。于是大家都换成了硬凳子。外出作业时，学员都提着马扎，背着图囊。小孩子们看见了都很吃惊，说：“哎呀，老伯伯怎么还背着书包上学呀？”他本人也以花甲高龄，坚持保持着模范军人的仪表、姿态。到院部大操场会操要走很远的路，刘伯承每操必到。晚上他亲自检查内务。因为右眼失明，左眼视力也很微弱，他总是把腰弯得很低，查看被子是否叠得整齐。如果不够整洁，他会立即批评：“你们住的这个屋像个乱鸡窝，农民习气，农民习气！”

　　1955年，印尼总统苏加诺访问南京，参观南京军事学院。由于刚授衔，学院决定校级以上军官，身着新发的礼服，佩戴勋章夹道热烈欢迎。不巧，天下大雨。有人建议将欢迎仪式改到礼堂内进行。刘伯承说，事关国威军威，哪能随心所欲，坚持按原计划办。他自己身着元帅礼服，不打雨伞，冒雨迎接苏加诺。陪同苏加诺总统来院的陈毅元帅见状也不要雨伞。两位元帅英姿焕发，冒雨欢迎外宾，令苏加诺一行深受感动，给许多人留下了刘伯承严格治军的深刻印象。连一个旧国民党留用教员都说：“我进过国民党的黄埔军校和陆军大学，国民党训练也讲究严格，但比起你们共产党来，差得远了！”

20世纪50年代初，“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口号在军队里叫得很响。虽然中国军队打的仗不比苏军少，经验也不比苏军差，但当时的中国军队还来不及总结整理自己的经验，军事学院也只能先利用苏军的现成教材。刘伯承明确提出： “我们学习外国经验的时候，必须反对教条主义的学习方法，学以致用是我们的原则。”

　　对于苏军教材，一般来说，都是采取先拿过来，然后在应用中逐步消化的办法，因而在教学中出现了比如想定作业不符实际，而照搬教材中的理论原则和战术数据；在作业方法上过多地要求数据计算，战斗文书冗长等诸多毛病。

　　在南京军事学院，学员反映比较强烈、意见比较集中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六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感到不符合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吃不消；一个是“三堂会审”的考试制度，大考小考没完没了：每门课学完要考，学期考、学年考、毕业考。考的时候学员“如临大敌”，考官有主考，还有陪考、监考，就像是“三堂会审”。毕业考实际上是“国家考试”，由朱德为主席，刘伯承、甘泗淇等为副主席组成的国家考试委员会，和军委各部负责同志任主考官，对毕业学员进行考核验收。考场更是威严。一进考试楼大门，从门厅、楼梯到考试大厅里都铺着大红地毯，长长的台桌后面坐着主考官、陪考官和监考的刘伯承的苏联顾问等10多人。考生人人着装整齐，考题是抽签，有的很难。所以考试的时候，发生过有的人因为太紧张，一下子答不出来，血压升高当场晕倒的事。

　　刘伯承很重视这些情况，专门到战役系党支部听取意见。他边听边记，回来后与其他领导商量后，做了一些改进。例如，在上午四小时课后加一餐点心，解决“吃不消”的问题。以后又把“六小时一贯制”的课业制度改为八小时学习制，在考试方法上，进一步增加了考查学员理论联系实际能力的内容。还对教材内容、讲授方法也进行了改革，受到学员们的普遍欢迎。

　　1956年，由于在长期革命战争中身体受到严重摧残，加之6年来创办军事学院的日夜操劳，64岁的刘伯承越发感到精力难支，脑子、眼睛都出现病症。于是，他向中央军委请假治疗，并建议由学院的副院长陈伯钧代理院长，副政委钟期光代理政委。

　　南京军事学院一开始设了4个系，其中战役系招收的52名学员都是军以上干部（1955年授衔时，学员刘震、李天佑、杨得志、陈锡联、韩先楚等5人被授予上将军衔，张震、秦基伟、廖汉生、温玉成、李作鹏等22人被授予中将军衔，其余人都被授予少将军衔），多数参加过国内战争和朝鲜战争，具有实战经验。他们之中有些人在学习过战役法之后，认为苏军经验有些是先进的，有些虽然先进但对我军并不适用，还有些其本身就是不先进的，因此必须批判地学习。同时，迫切要求学院做出改革措施。1956年8月25日，一位战役系的学员写信给彭德怀，提出“几年以前，我们在‘把苏联的一切先进经验都学到手’的口号下，从教材、教法和许多教育制度方面全盘学苏联，这是完全对的。但是我们感觉在向苏联学习中也产生了教条主义倾向。这主要表现在：教材方面，教学方法方面，对待我们的经验的态度方面以及其他方面”。他建议：“基于以上看法，学院提出的‘反对经验主义，防止教条主义’的这一带方针性的口号，似应请领导上加以考虑。”彭德怀对这封信没有作任何批示，但引起他开始对南京军事学院一些问题的重视。

　　同年11月30日，彭德怀又看到一封信，是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学习苏军经验问题的。信是直接写给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的，经过中央办公厅转给了彭德怀。写信的人是军事学院的战史系教授会主任，曾任军委训练总监部军事科学和条令部处长的蔡铁根。

　　信的开头写道：“邓小平同志：我是最近离开军委训练总监部的，我在那里曾经工作了4年多。在我离开之前，深深感到北京存在着严重的军事思想上的混乱，急需提请中央和军委领导上的注意。为此，我写了《关于向苏军学习的问题》，请您看看，并把它转给中央负责同志和军委负责首长。”由于作者直接把问题反映给中共中央，彭德怀自然不能不给予特别的重视。

　　彭德怀看过这封信，立即批示：“蔡铁根同志给邓小平同志的信，应发给军委主席、委员及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各部首长、国防部各副部长阅。”看来，他已感到，学习苏军经验这个问题，到了迫切需要解决的时候了。

　　1957年2月21日，彭德怀写信给毛泽东，专门报告他准备同副总参谋长陈赓、总政治部主任谭政等10余人，到南京军区检查国防工事和勘察地形，另外了解一下学院工作、军事训练、军内关系、军民关系等。毛泽东于25日批复“同意”并附注：“请注意军中思想动态，政治教育情况。”

　　彭德怀一行于27日到达南京，住西康路33号。第二天即开始了解军事学院的教学情况。他和陈赓、谭政一起，上午听取高级速成系和战役系部分学员的汇报，下午听取学院政治部两个领导干部的汇报。3月1日，同学院训练部门和其他机关干部交谈，听取他们对教学中一些问题的看法。每日听完汇报，在吃饭时间和晚上，彭德怀、陈赓、谭政3人交换意见。3月2日听取学院领导干部集体汇报，刘伯承院长由于在上海休养，没有参加。彭德怀在听取汇报后，谈了自己对学院教学工作的意见。这次讲话，便是后来引起很大争论的那篇《在听取军事学院汇报中的谈话》。

　　彭德怀回到北京，对这篇讲话记录加以斟酌修改，于4月24日送给毛泽东，并附信说：“这次我在南京着重了解了军事学院的情况，同他们的教职学员分别座谈了3天，感到该院在教学工作中教条主义倾向相当严重。因为这个学院是训练我军高级干部的学校，对于全军的学校和部队影响很大，所以我特别向该院党委讲了一次话，着重提出该院应当展开反教条主义的工作。”毛泽东在25日批复：“退彭。此件已阅，同意。”

　　彭德怀还把这篇讲话稿送给了邓小平，邓阅后转送周恩来。后来对这篇讲话，彭德怀又稍加整理（把其中“工作是有成绩的”改为“成绩是显著的”) ，作为《视察南京军区工作向党中央和军委的汇报》中的一个部分，分送中央政治局和军委。

　　在这篇讲话的前一部分，他肯定了学院的成绩，并详细列举了学院的各种成果。接着，他具体指出学院教学工作中的缺点，说：“根据汇报的情况来看，在学院教学中，不是有教条主义的问题，而是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的表现是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实际情况不相适应。”“当然就军事学院的历史和客观情况来看，就现在的事实来看，产生了现在这种相当严重的教条主义现象，也不是意外的，不能把责任归咎于哪一个人。要论责任，我也是有责任的。”

　　这篇讲话在分析产生错误的主客观原因时说：“在军事学院产生这些缺点，是有客观原因的。在学院开办的最初几年，没有适合我军情况的现成教材，因此许多教材不得不请苏联专家替我们编写；学院人力不足，忙于应付施教，不能兼顾研究我军自己的经验；我军的各种条令迟至今日没有编写出来，使教学无所依据。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从学院方面来说，在成立了6年多之后，对于结合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仍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特别是经过1956年9月全院学过5个整风文件，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对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就使党委领导在教学工作上落后于客观实际了。”

　　刘伯承采取了积极、慎重的态度。他虽因脑部旧伤复发一直在上海治疗，但仍指示在校主持工作的陈伯钧、钟期光召开院党委扩大会议，学习贯彻讲话精神，并做出了《关于深入开展反教条主义的决定》。这个决定，明确提出“学院成立以来的工作成绩是基本的、主要的”，认为缺点和错误的性质是“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对于彭德怀的讲话关于教学工作中教条主义相当严重的批评，委婉地陈述了自己的看法。

　　在当时反对教条主义已经形成气候，军事学院承受着首当其冲的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刘伯承和党委一班人，只能用这种曲折婉转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原则。

　　5月16日，彭德怀主持第109次军委会议，讨论总高级步校党委进一步反对教条主义的决定时说，中国军事的教条主义是有历史根源的，从袁世凯建立新军以来，中国的军事学就开始衰退了。袁的新军是抄袭日本的东西，北伐时代是抄袭苏联的东西，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他又去抄袭德、意、日、美、英的东西。中国的红军建立后，旧军队的制度和习气被农民游击队打得粉碎，逐渐创建了人民军队自己的一套。可是有人对这一套缺乏信心，有自卑感，认为自己的东西土里土气，不叫科学。当然对苏联的东西，我们还是要学，但是不要忘了自己的好东西。

　　1957年，战役系学员毕业后，军事学院开始了分校建院的工作。7月底，中央军委任命刘伯承为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然而，刘伯承的健康状况使他实在难以担任此职。他于8月6日写信给毛泽东和彭德怀，呈请免任高等军事学院的领导职务。

　　刘伯承的这个请求，后经中央军委批准。

　　9月13日，军事学院召开大会，欢送刘伯承离任，欢迎新任院长廖汉生到职。

　　这一年，刘伯承病痛与忧虑交加。在医院的病房里，他对自己的身体状况作了这样的描述：“感觉残老身体就像一部长久用损的汽车，小修未好又经几年过分使用之后，遂成一部难好易翻的破车……左脑后部与两太阳穴处常作胀痛，眼复流泪水至头部昏眩。”“反教条主义”运动更像一块压在他心头上的大石块，使他日益担心刚刚走上轨道的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被迫中止。

　　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全军的“反教条主义”运动逐步升级。在这场运动中，除了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遭到批判，主持训总工作的叶剑英也没能幸免。叶剑英一直是主张既要批评和纠正教条主义式的态度和方法，也要反对经验主义的态度和方法。

　　1958年4月8日，叶剑英来到南京军事学院，在全院教职学员干部大会上发表讲话。他在讲话中，对军事学院工作中的成绩作了充分肯定，反对给军事学院戴教条主义的帽子，并勇于承担责任。他说：“有人说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头头，但应该说，全军包括院校和部队都有教条主义的成份，当然不必安上一个教条主义的帽子。过去军事训练中出现教条主义倾向，主要责任在领导。训总首先应作自我批评，不要把责任推到底下，因为我们照搬、照翻、照印、照发，毫无疑问你们底下只好照办，我们四照，你们只一照。”

　　叶剑英在这次讲话中，怀着崇高的敬意，谈到老战友刘伯承，对这位受到不公正批判的军事理论家作了高度赞扬，给以深切的慰藉：“我们的刘伯承同志经历了40多年战场生活、军队生活，精通俄文，战斗经验丰富。像他这样的同志是很少的。他很红、很专，就是不健。他八九次受伤，为革命为人民流了很多血，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宝贝，应该很好地维护他的健康，以便他能更好地负责国家大事。”叶剑英这番话，在当时军队“反教条主义”空气浓厚的情况下是很难得的，表现了他敢于坚持真理的态度和对老战友的真挚情感。在场的2000多名教职员听到他的发言无不为之感动，报以热烈的掌声。

　　召开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是同年3月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上决定的。毛泽东在推动开展全国经济建设“大跃进”的同时，想也促一促军队的工作，使之与全国的形势相适应。因此，确定军委扩大会议的重点议题是检查军委和各总部对工作的领导。当时毛泽东对军队工作的一般看法是：全国解放后，在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

　　即将当选为中央副主席的林彪参加成都会议回到北京后，听说在1958年3月10日至5月的训练总监部四级干部会议上，对怎样认识和反对教条主义有争论。他含沙射影地说：“有人一提起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不要一说到外国的东西就津津有味，把本国的东西看作是‘土包子’”，“我们的经验很丰富，不能把黄金当作黄土甩掉了”。他还耸人听闻地说：“有的单位不把毛泽东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林彪以隐喻的口气说这番话，是不点名地攻击军事学院和训练总监部，攻击主持这两个单位工作的领导人刘伯承和叶剑英。

　　军委扩大会从5 月22 日开始，开了约两个星期，“反教条主义”就成了会议的主题。林彪认定萧克、李达等是“反对反教条主义”的，另外一方是“反教条主义”的，报告了毛泽东，并建议将军委扩大会议的主题改为开展“反教条主义”斗争。毛泽东同意了林彪的建议，并在莲花池会议上决定要刘伯承作检讨。

　　5月28日，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第二次小型会议上发言说，对于军队中的教条主义是早有感觉的，但在1953年冬只提了反对形式主义，因为当时刚刚开始学，反对得不够大胆；直到去年在南京军事学院讲话时才明确提出反对教条主义。过去提的不明显，吃了亏。

　　5月30日，彭德怀在军委扩大会议第三次小型会议上又说：苏军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以来，在军队建设上有不少违背列宁建设原则的地方。另外，苏军在内部关系上，曾经有一个时期不正常，现在正在改进。苏军的一套组织制度和体制，大都是为着巩固单一首长制。我们有些同志由于受旧军队影响较深，看不到苏军的这些问题，反而热爱这一套。我们在学习上，搬错了一些东西，但也抵制了一些，不是全部都搬了。我们之所以要严肃地批判教条主义，是为着把我军的优良传统牢固地传下去；不然的话，当我军这批老的骨干死去以后，我军就有可能像匈牙利军队那样变质垮台的危险。

　　这种考虑，也是毛泽东同意在军队内开展“反教条主义”斗争的一个重要因素。

　　会议的主旋律“一是揭发，二是批判，三是检讨”。

　　在会议过程中，有人提出要刘伯承到会，听取意见。继任军事学院院长廖汉生看到会议批判的气氛越来越浓，调子越来越高，似乎“教条主义”就是刘伯承一个人搞起来的，似乎刘伯承在军事学院不仅有错误，甚至是罪过，这样紧张的气氛对刘帅久病的身体很不利，就悄悄打电话给留在南京主持学院日常工作的张震副院长，向他通报了会议情况，表明他的意见：“请告诉刘帅不要来北京，他身体不好，可以请假，有话可由我们代为转达。”

　　6月9日，黄克诚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主席对会议的决心很大，开不好，大家就不要走，并决定会议扩大范围到师。

　　6月20日，开全体大会，会议正式代表增加到1004 人，还有列席的438人，会场移到中南海怀仁堂。会议前期军事学院已经来了20个人，现在第二批又来了31人，包括部分教授会主任和学员代表，总数达到50多人。就连因病休养的刘伯承也被中央派专人到南京，请他到会。

　　6月21日，毛泽东向军委扩大会议的全体与会者讲话。他说：“我多年来没有管军事。不管军事，四年于斯矣。朝鲜战争以后，一切推给彭德怀同志。你们批评得对，你们越批评我就越为舒服。你们凡是批评彭德怀同志的，也就是批评我。你们看对不对？我是这样看。要说是军事完全搞坏了，那也不是，也没有一个同志说完全搞坏的，而是同志们大多数都说的八年来基本上搞得好，也有缺点、错误。担责任的是彭德怀同志，但不能完全怪他一个人，还应该要怪我。讲责任，第一是我，第二是彭德怀，第三恐怕是黄老，因为他是秘书长，还有各总部。”毛泽东接着详细讲了我军在历史上和当前存在的教条主义问题。

　　6月23日，毛泽东召集军委扩大会议主席团成员和各组组长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说，学习苏联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因为他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学，现在学，将来也还要学，但一定要有选择地学，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并明确提出“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而后，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发表讲话，他说：“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不知道军事学院、训总到底有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讲话的末尾，他还对刘伯承的功过作了不适当的评论， “伯承身上的旧军阀习气就完全没有了吗？当着他的面我也要说，我看还是有的。他一到苏区，就和‘洋大人’搞在一块儿，军事上完全是本本主义、教条主义那一套。抗战时期，好一点。解放战争初期，特别是进了大别山，也不行。办了军事学院，好为人师，搞起了老本行——教条主义，莫误人子弟哟。”

　　彭德怀顺着毛泽东的话题，板着面孔说道：“刘伯承身上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不但影响了南京，连北京也有些吹鼓手、抬轿子的。不要忘了，红军时期，教条主义可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

　　彭德怀所言是有所指的。长征途中，红一、四方面军会合于草地后，红四方面军主动将一些军、师干部送到刘伯承任总教官的红军学校受训，时任红四方面军30军军长的余天云也在其中。余聪敏倔强，指挥打仗果敢决断，20岁便当了军长，深得张国焘的器重。但由于文化修养浅薄，阅历有限，加之性情刚烈，惯于争强好胜，对于全新的军事知识接受不了，倘若谦虚好学也就没事，偏在战术问题上与班级教官争吵，一直争执到刘伯承那儿，不但口出狂言加以谩骂，还公然拔枪相胁。基于余天云严重违纪，学校将他关了短期禁闭。不料余天云思想上想不开，认为自己这个红四方面军最年轻最有前途的军长折了面子，羞愤难当，竟在一次行军时跳崖自杀。对于余天云的死，连张国焘也认为余心地如此脆弱，心理素质如此差劲，这种轻率举动是不可迁怪别人的，也就没有为难刘伯承。

　　相隔了20多年之后，彭德怀重提旧事，毛泽东附和道：“教条主义真是害死人哟。”

　　毛泽东指出：“刘伯承同志的错误是思想方法问题，是方向问题。”同时他也肯定：“伯承同志有令人佩服的一面——认真。”并说：“伯承同志的检讨发言不要写了，也不要出席会议。决议不要写任何人。”

　　毛泽东讲话后，会议又升温了，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批判教条主义、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党宗派活动等。大会先后点了萧克、李达、陈伯钧、宋时轮、粟裕等上将、大将的名，两位元帅叶剑英和刘伯承也未能幸免。

　　这天晚上，抱病来京参加会议的刘伯承在病床前召见了杨得志、陈锡联和廖汉生。他非常坦诚地提出因病不能天天到会场上去，要他们3人帮助他了解会议情况，分析问题，提出意见，以便作好检讨发言。望着老院长诚挚的神态，听着他沉重的话语，在场的3人也都心情沉重。

　　军委扩大会议开始后，在外地治病疗养的刘伯承，接军委指示，到北京出席会议。在赴京的头一天，他思绪翻滚，一夜没有成眠，左眼球红红的。

　　在火车上，又呈失眠状态，左眼球更红了。到了北京，他得了青光眼，眼压高达73度，不得不住进北京医院，一面治疗，一面准备检查材料。

　　对刘伯承是否要在会上作检查的问题，毛泽东曾关照说：“让刘伯承同志好好休息，可以不来参加会议作检讨，表示个态度就可以了。”

　　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也说：“刘伯承同志工作积极认真，对组织是尊重的。他今年已66岁了，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紧张。”

　　豪爽、耿直的陈毅，看到刘伯承这个样子，心里更是难受。他赶到北京医院，对刘伯承说：“你写啥子检讨嘛！要写，我替你写，写一百个字就行了。”

　　但是，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之下，刘伯承不能不出席，并在会上作检讨。

　　7月10日，中南海怀仁堂座无虚席，1000多双眼睛凝神注视着主席台上的动静。当执行主席宣布大会开始时，鸦雀无声的会场上，笼罩着一种极其严肃而又令人压抑的浓重气氛。由人搀扶着，迈着蹒跚的、沉重的步子的刘伯承，刚刚出现在主席台角的时候，全场立即掌声大作，延续了大约半分钟才逐渐停息下来。许多人鼻子酸了，眼睛潮了，眼窝里贮满了泪水。这掌声，这泪水，饱含着热烈的欢迎和由衷的爱戴，也伴合着会心的谅解和深情的叹惜。

　　年近古稀而又残病交加的刘伯承被扶到讲台前，宣读自己的检讨。他表示拥护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感谢同志们的批评。严于律己、严于责己是刘伯承几十年来的一贯作风。这次，在“左”的思潮统治一切，上面点名批评，下面有人非议的情况下，自然更免不了对自己过分苛责，说了一些过头的、违心的自我批评的话，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实事求是同样是刘伯承几十年来的一贯作风。他在发言的前半部分，仍然客观地说明了一些事情的真相，全面总结了军事学院的工作。

　　接着，主管全军训练工作的叶剑英也作了检讨发言。

　　军委扩大会议后期，“温度”越来越高，过火的批评斗争越来越凶。训练总监部被说成是“教条主义的司令部”，军事学院被说成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

　　“反教条主义”以后，代理院长陈伯钧被调离军事学院，降任高等军事学院副院长，并且继续挨不完的批判，作不完的检讨，身心受到严重打击，影响了他军事教育才能的充分发挥。随后钟期光也被免去军事学院政治委员职务，休息治病。不久，他前往苏联治疗，回国后叶剑英把他要到北京，担任军事科学院副政治委员，也是降了级。全军许多主管院校教育和训练工作的领导干部，被打成“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人物”而遭到批斗，有的甚至被诬为“反党宗派集团”而开除党籍，清除出军队，或遣送边疆劳动改造，致使一些好同志后来含冤死去。不少院校教授会、教研室领导干部和多年从事军事教育卓有成就的老教员，也被当作“传播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媒介”批判后而被调离院校，改行或转业处理。使我军在建国后刚刚起步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遭受重大挫折。这种挫折在随即当上国防部长的林彪当权之后，更是恶性发展，在“突出政治”的冲击和“文革”浩劫的扫荡下，多数院校被砍，军事训练名存实亡，我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基本停顿，造成了无法估量和不可挽回的损失。

　　对这场运动的发动与总结，军委常务副主席、国防部长彭德怀的责任是显而易见的。彭德怀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与军事家。他后来遭受的极不公正的待遇成为千古奇冤。他的整个一生是光辉而悲壮的。但在“反对教条主义”问题上，是令人遗憾的。本来，刘伯承对彭德怀非常尊敬。他给军委和毛泽东的定期综合报告，每次都要写明“请彭副主席转交”，从不越权办事。但彭德怀1957 年春去军事学院检查工作并结论为“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既不符合事实，又是背着刘伯承的一次严重政治打击，成为这场运动的直接理论根据之一。如此重大问题，事先事后均未与刘伯承通气，急速报告毛泽东，不料又被林彪等人所利用，参与发动了“反对教条主义”的政治运动，开展了全军性的“两条建军路线”的斗争，迫使重病在身的刘伯承进京检讨。这些做法显然是不妥的。

　　1958年“反教条主义”的总结发言是彭德怀宣读的。他的这篇发言迎合当时“左”的思潮，把一些不赞成或抵制“批判地学习”苏军经验的思想，夸大为教条主义、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并进行了严厉批判。他当时不仅没有感到错误，而且认为讲的比较“有力量”。可是过了4年之后，1962年他被“罢官”在吴家花园给毛泽东写那封长信（被称为《八万言书》）的时候，他开始认识到这篇发言和对刘伯承、萧克等人的批判是错了，是“言过其实”的，会后对萧克和训总一批干部的组织处理，“并非出于我的本意”。为此，他曾经嘱托他的侄儿彭起超，在有机会时一定要代他向萧克道歉。

　　军委扩大会议结束之后，刘伯承回到南京。

　　1959年1月19日，刘伯承携眷从南京移居北京。离开南京的那一天，军事学院的许多领导干部到江边为老院长送行，并要送过江去，一直送到浦口火车站。

　　刘伯承执意不肯，他抢先上了船，向送行的人挥手告别。

　　渡船徐徐向对岸驶去了，而停留在东岸的人们久久不肯离去。他们远远地望着渡船，望着站立在渡船上的老院长的身影，默默无语。渐渐地，渐渐地，渡船看不见了，老院长的身影看不见了。

　　这时，军事学院新任院长廖汉生，慨然说出了这样一句话：“这个老首长，没有少受罪！”

　　为当年蒙冤戴上“教条主义”帽子的同志摘帽，也经历了比较复杂的过程。1980年初秋的一天，新上任的总长杨得志、副总长杨勇、张震来到邓小平的家，就总参的工作向邓小平汇报，并专门询问了“反教条主义”问题，请示如何处理这件事。因为当年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正是担任总书记的邓小平，他们都有些为难。邓小平听后当即说：“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他坦然地回忆说：“当年我是反教条主义领导小组组长，那是毛主席指定的，我不好推辞，但是在反教条主义过程中，我保护了刘帅。我曾对毛主席说，你不是说二野能打仗吗？没有司令员，哪有我这个政治委员，打仗主要靠司令员。” 邓小平的这番话，在庐山会议之后的一次会议上也讲过。当林彪在会上说二野打仗主要靠邓时，邓小平说，不对，我只是个政治委员，没有刘、哪有邓？他们听了邓小平的话，如释重负，深为邓小平对待历史问题实事求是的态度与胸襟所折服。为在反教条主义风波中受到错误对待的将帅恢复名誉，终于排上了中央军委的议事日程。

　　1986 年10 月7日，刘伯承久病辞世。邓小平至为悲痛，于10月21日写下了《悼伯承》一文。他在文中再次谈到了“反教条主义”问题：“1958年批判他搞教条主义，那是不公正的。完全可以说，伯承是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奠基人之一。他在这方面的重大贡献，永远值得我们珍视。”

　　10 月16日，在刘伯承追悼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代表党中央对反教条主义作了彻底否定，明确指出：“1958 年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历史终于做出了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