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妆品爆款特征:剑桥杂忆—竞选会长

社团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在学校注册。校方对是否给予注册也有规定，如必须有符合学校社团指南的章程，社团的主要负责人必须通过选举产生。社团一旦申请注册并获得通过，必须遵照章程行事。章程出现任何细微的改动，都必须向校方报备。被指不遵守社团章程的是2010年当选的学联主席常非凡。学联成员向校方投诉，常非凡三个月前未经大会选举宣告自己连任。校监查阅学联的章程发现，学联被记录在案的是1992年的章程，近20年来经多次修改，最近一次是在2008年，都没有向校方备案。对于反对派决定自行组建社团，常非凡说，“我就是学民主政治的，他们这些人根本就不懂什么是民主，民主不是流氓政治街头民主，不是无政府主义的瞎闹。”她的学联已经投入对春晚的准备。

曾在剑桥做过访问学者的许知远在《剑桥杂忆》一文中描述过2009年的学联选举。

剑桥杂忆—竞选会长

剑桥这里的中国留学生大多出生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像国内很多同龄人一样，他们喜欢叫自己“80后”。这也是个充满反讽的称谓，他们都竭力表明自己的“个性”，却又心安理得地把自己装入这个模糊的集体身份中。

与之前的几代留学生不同，中国不仅不需要他们的拯救，他们还要借助中国的荣光。他们的青春期与喧嚣的“中国崛起”重叠。中国与西方正在达成新的权力平衡，不再是一边倒的倾斜。西方的观念、技术、组织不再占据天然的优势，相反地，人们开始认定中国蕴涵着新的成功秘密。留学生的地位也迅速衰落。十年来，留学不再是最优秀人才的必然归属，反被视作在国内激烈的竞争失败后的另一种选择。留学生人数的激增，也让他们丧失了从前的特殊性。

但即使有了这样的心理准备，剑桥的中国学生的表现还是让我大吃一惊。在到来后的第三个月，我目睹了中国学联主席竞选。这是每年剑桥华人社区最重要的政治与公共活动。中国学生是剑桥最大的海外学生群体，算上那些读预科的中学生、来去不定的访问学者，它的数量接近一千五百人。他们数量众多、无处不在，却仍像是剑桥公共生活中的隐形人。在剑桥最大的学生报纸《Varsity》上，我很少看到他们的消息。当世界媒体都在热烈讨论中国时，这里的中国学生不知道、也没兴趣发出自己的声音。

走在街头，我经常看到时髦的中国青年，他们有的头发染成金黄色，穿着那种快掉下来的牛仔裤。他们的脸上早没有匮乏与生涩的痕迹。他们来自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其中一些甚至腰缠万贯。在剑桥、伦敦还有很多英国城市，你都听说过富裕的中国学生一掷千金的故事。最富有的用现金购买公寓、汽车，频繁出入名牌店，不是最富裕的也可能一顿吃掉一千镑的火锅。语言不是障碍，文化冲击也早已被全球化与信息化冲淡。

这些中国青年生活在一种新的封闭之中。新技术、自由的信息既解放了他们，也摧毁了他们。借助网络，即使生活在剑桥，他们也可以不错过中国的任何一部热门连续剧、最新一部《非诚勿扰》。英国反而变成了暂时的背景，他们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发表对英国社会、对世界的看法。而中国的崛起则以另一种形态作用在他们身上。他们不仅不再把自己当作中国社会的改造者，反而以更迫切的态度，融合到中国的现有秩序中。

发生在遥远的剑桥的这场竞选，表现了一切中国内在的困境。化学系这间阶梯教室能容纳五百人，十一月初的这个夜晚济济一堂，一位华裔女警在场外巡视。这是持续了一个多月的竞选的活动的高潮时刻。

在不同学院的走廊里，市中心草坪边的栏杆上，还有密尔路上的中国超市中，都贴上了竞选海报，候选人和他们的团队都露着灿烂、自信的笑容。拉票活动以校友、同乡、同系为半径不断外延。新生是主要的争夺对象，他们初来乍到，急需一些指引与帮助，也没有养成嘲讽的态度，很容易被热情的言行打动。临时搭建的竞选班底，在火车站接新生，请可能投票者在中餐厅与不同学院里吃饭，分发来自不同商店的优惠券。一些惊人之举也偶尔出现，候选人会邀请一百位到某学院吃Formal Hall（学堂晚餐），这是牛津、剑桥日常最重要的社交方式。它鼓励不同学科的人自由交流，但在一些夜晚，它被中国学生集体占据了。他们都穿着黑色的、像蝙蝠侠式的长袍，蜂拥而来。一个世纪前，中国人抱怨来到东方的西方列强像是“闯进了瓷器店的公牛”，如今轮到了我们来做公牛。

在很多方面，这场竞选的确遵循着民主程序。但这民主更像是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中的一幕，饱含着民主试验中的粗鄙。选举前已传出了“性丑闻”、“贪污案”的消息，所有人都清楚，这不过是相互攻击的方式。

这一年共有三位竞选人，其中两位志在必得。而另一位M是竞选者中的异类，一个捣乱者。他是物理系的博士候选人，却有一颗文艺青年的内心。他每天穿戴得像是个太空人，浸泡在实验里，和他不欣赏、也不欣赏他的导师一起收集试验数据。他渴望的却是到处流浪，结识陌生姑娘、给他们念海子诗歌的生活。他又没有勇气打破这一切，只能在现实的环境与内在的渴望之间摇摆。

这像是一个小小的游戏，人人都觉得中国学联既太过官僚色彩，也太过庸俗，每一任主席及其班底的唯一目的，似乎就是与中国驻伦敦的大使馆建立密切关系，接待来自中国的政治、商业权贵，为自己的未来搭建或许用得上的人际网络。剑桥学联主席即使不再如往日那般引人注意，也是一种自我证明的方式，每年的选举仍是华人社区的中心事件。它甚至可能是一笔额外的收入，据说它的账目从来混乱不清。

选举的程序是，三位竞选人轮流发表了竞选演说，然后投票，统计票数，公布结果。在那间教室里，我感到两种力量的奇妙结合。一方面，它有着民主的形式，拉票、同台演说、投票、空头许诺、自吹自擂，但另一方面，它又有着如此陈腐的内容。两位主要竞选者的演说内容，围绕着空洞的爱国主义与生活中的小恩小惠展开。他们都提到了2008年的奥运火炬传递、温家宝总理几个月前在剑桥的演讲，他们声称要成为阻止藏独分子、挡住向温总理掷鞋者的坚强手臂。在这样的政治表态之后，他们的话锋迅速转向了他们更熟悉也更得心应手的许诺：他们说自己已经与剑桥多少家商户签订了协议，将在未来的一年中组织多少次旅行，并成功地把每位的费用又砍下了十三英镑。我像是刚刚读完了《人民日报》，又一头扎入了《精品购物指南》。

大多数人觉得来自清华的候选人W会获胜。清华毕业生在剑桥不仅人数众多，还有一种罕见的凝聚力。似乎“又红又专”的清华传统令他们既避免了思想上的分歧，又在实际组织上能力强大。他们也是集体主义的最佳楷模，他们或许每个个体都显得生硬、没有光彩，但他们聚集在一起时，这“清华人”则自信与傲慢十足。既然他们的师兄们领导着中国，他们也该领导中国人组成的任何组织。他们有强大的动员能力，所有的清华人，还有他们的男朋友、女朋友、好朋友、酒肉朋友，都会发自内心、碍于情面、或无所谓地为清华候选人投下一票。

但在投票当晚，M却是全场的核心。他的面色比往日更苍白，尽管在网络世界总是毫不在乎，他真正渴望的却是被严肃对待。他的短短演说没有任何真正的特殊之处，从某种程度而言，甚至只应该是一名稍有想法的大学生的判断。他的演说里没有爱国主义宣言，没有商店的打折信息，他讲述了自己这个从西安来的青年人最初对剑桥的向往，和到了此地的失望。他发现中国的青年精英们，在这座如此浪漫、传奇的大学里，却很少有思想上的探索与碰撞，更缺乏对自身使命的追求。他期望他领导的学联，不再把精力集中于吃喝、游玩，而是放在公共的智力生活上。他让全场屏住了呼吸，接着是狂热的掌声与口号声。

M最终没有当选，他赢得了最大程度的同情，原本估计的得票率戏剧性地上升，他也赢得了很多姑娘暂时的好奇心。最终获胜的还是现实的力量，尽管W的竞选演说像是一家公司的部门经理的项目招标书，精心制作的PPT不过是上一届竞选者的翻版，但他最终还是当选了。

没人在乎选举，它带来的喧闹很快被考试的紧张、圣诞节、英国冬日的阴郁所覆盖。也没人指望学联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改变。中国留学生就像是在两个极端摇摆，他们充满了集体意识，只有在中国人的小世界里才觉得安全、放松；他们又是如此的自我，除去私人生活，他们不会对任何事情忧虑。

倘若这竞选暴露了政治训练的匮乏，那么每年的春节联欢会则是中国社会日渐粗鄙的文化生活的象征。它也是新当选的新一届学联领导班子的主要活动。我还记得那天晚上蜿蜒的长队。市中心的一间剧场布满了中国特色，红灯笼、对联、穿着旗袍的礼仪小姐，像是唐人街的翻版。在演出开始前，是组织者们费尽心机、发动庞大网络制作的录像。李宇春、瞿颖、花儿乐队，还有一大批脸熟、却叫不上名字的二流、三流娱乐明星，纷纷对着镜头拜年，祝福远在英国的同胞们。刹那间，我神情恍惚，不知身在何处。我们逃得这样远，却也逃不出中国大众文化的包围。这里是剑桥，来到这里的应该是最优秀、最富创造力的头脑，他们不仅没准备拥抱新生活，却一心要投入旧怀抱，以赢得平庸与粗俗力量的认可。

从十九世纪旧金山的唐人街到二十一世纪的剑桥的中国学生，不管他们生活在何处，离中国有多远，时代变得多么不同，教育水准是否改变，他们都像是被施加了咒语，你感到一种东西从未变化，他们总是顽固地生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唐人街的洗衣工们，生活在窄小的房间里，从来不知道美国的模样，只希望攒下更多钱寄回家乡。而剑桥的青年人成长在即刻通讯的年代，也仍被紧紧包裹进那个中国。

一些时刻，我不禁觉得自己的判断过分苛刻了。这毕竟不是全部，我碰到好几位思想不凡的青年，对于中国和世界都有着清晰和深入的认识，一位比我年轻十岁的历史系硕士，让我叹服不已——他对世界的理解比我更深入和广泛。但他们实在太少了。

我凭什么责怪这么多人呢？他们成长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在学校中、社会里，都洋溢那股平庸、功利的气氛，他们从未被鼓励参与和了解生活。我们这一代、还有比我们更年长的一代，才该为此负责。我们更该为中国社会的堕落承担责任，而不仅仅是他们。

（作者为《亚洲周刊》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