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科地产济南:百年强国梦：泣血的北洋海军超勇级巡洋舰

作者：陈悦



　　 清冽的海风从泰恩河掠过，带来北海上独特的气息，薄雾渐渐散去，大英帝国的纽卡斯尔军港里呈现出一片繁忙景象。岸上一队队水手、士兵来来往往，川流不息，为码头边两艘外形秀丽的军舰运输着补给。指挥的银笛声、搬运重物的号子声、军舰发出的悠长汽笛声，共同奏响了一曲醉人的启航之歌。人群中，有名穿着蓝色制服，腰挎军刀的年轻海军军官静静地伫立着，凝视远方的目光中透出一股深情。

　　 一位俏丽的金发少女翩然而至，给忙碌的码头带来一丝不小的波动。周围的人们纷纷抬头观望、窃窃私语，间或有几张面孔露出会心的笑容。少女手中捧着芳香四溢的蛋糕，上面写着“The Imperial Chinese Navy－Chao Yung”（大清帝国海军——“超勇”）和一个显然是属于东方人的名字。顾不得平静一下呼吸、拭去额头的汗珠，少女走向那位年轻军官，两人的身影俨然成了纽卡斯尔这个夏天最美的风景。

1881年8月9日，中国海军 “超勇”、“扬威”号巡洋舰从英国纽卡斯尔港启航回国。

　　“……保密——目前海军一般人的意见和炮术的进步越来越对装甲舰不利。阿姆斯特朗公司已设计出新式非装甲巡洋舰，时速15海里，排水量1200吨，吃水15英尺，机器被水下舱板遮蔽，用煤堆保护。装备两门25吨新型后膛炮，足以穿透海上的任何铁甲舰，一门安装在舰艏，一门在舰艉，均绕枢轴旋转，可向前方和舷侧目标射击。此外尚有小炮及鱼雷装置。全舰水手七十人。建造时间十五个月，全部造价90000镑。所有以上各项数字均系估计的近似值。此种巡洋舰将被证明比现存各种巡洋舰优越，就像‘阿尔法’、‘伽马’型号炮艇之优于其他炮艇一样，它将成为新型炮艇的重要补充。这是您的理想从炮艇级扩展到巡洋舰级，如在别国政Ｆ之前被中国政Ｆ所采用，您将再一次在海军科学方面居于领先地位。……”

　　1879年6月15日，一份这样的电报由伦敦经恰克图电报线，传递到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位于北京的办公桌上。发电者是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主任金登干，收件人则是在中国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赫德爵士。这位出生于爱尔兰的英国人，19岁时就作为一名对华外交人员踏进了这个神秘的东方国度，因为好学、工作勤勉、处事积极，28岁时就荣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宝座，并一直担任至76岁的老年，几乎把一生的时光都驻留在了中国。在职期间，以其特有的热情、认真精神，使海关成为当时中国官僚机构中效率较高、较廉洁的部门，海关新税也成为了清末中国政Ｆ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曾经竖立在上海外滩的铜像（现陈毅市长雕塑的附近），象征了他在这个国家历史上留下的独特印记。

　　 可能是源自岛屿民族性格里那鼓对大海与生俱来的热情，作为英国在华利益的代言人和攫取者，赫德在控制中国海关行政管理权，干涉中国内政的同时，对于中国创建近代海军的计划也颇感兴趣。早在1861年，赫德就参与了“李泰国－阿思本舰队”的筹划、谈判，是为其介入中国海防事务的最早实践。1874年日本侵台事件发生后不久，关于建设西式海军的提案重新引起清政Ｆ重视，赫德借此再度插足中国海军建设领域，通过与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反复讨论，掀起了大规模购买西方军舰的浪潮。

　　实际上，赫德本人对海军、军舰并无太深了解，他的有关信息和知识大都得自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主任金登干，而这个办事处的主要任务正是为中国联系购买军火、舰船。早期促成中国购买了一批蚊子船（中国文献也称蚊炮船。因为是由英国著名舰船设计师伦道尔设计，又称伦道尔式炮艇），使得赫德越发意气风发，对中国国内当时针对这些炮艇的批评之声毫不介意，而一心一意做起了中国海军总司令的美梦，并积极鼓动中国购买更大的军舰，借以一步步实现对中国海军控制权的掌握（赫德一度曾向清政Ｆ提出设立海防总署，由其出任总海防司的设想，以便直接控制中国的新式海军。后经南洋大臣沈葆桢、北洋大臣李鸿章极力反对而作罢）。

　　金登干发来的这份极尽阿谀的电报，介绍了阿姆斯特朗公司新推出的一种巡洋舰，恰好投中赫德的下怀。似乎是觉得电报里说得还不够清楚，5天后，意犹未尽的金登干从伦敦又寄出了一封长信，更为详细地描述新式巡洋舰的特性，强调这型用于进攻的巡洋舰，是对中国海军原有的蚊子船的极好补充。并认为，对于财政支绌的中国政Ｆ而言，与其孤注一掷购买几艘价值不菲的大型铁甲舰，不如用这笔钱来大量装备一批价格便宜的巡洋舰，而且依据当时英国海军舰船设计界的观点，这种价格低廉的巡洋舰理论上还是大型铁甲舰的克星，为了论证铁甲舰很快会被淘汰，金登干举了个生动的例子，“……这个题目可以作无限引申的详细阐述，比如说，人身铠甲的废置不用就是一个恰当的例证……”。
电报中提到的巡洋舰，依据十九世纪海军的分类标准，属于碰撞巡洋舰或撞击巡洋舰，中国史料称为碰船兼快船、碰快船。探寻这类军舰的源头，可以上溯至1866年意大利、奥地利两国之间爆发的利萨海战。那次海战中，由特格特霍夫海军上将率领的奥地利舰队列成横阵（或称楔型阵、“人”字阵，中国称雁行阵），大败采用纵队的意大利舰队，从而影响了世界海军战术的走向。而奥地利旗舰“斐迪南德”将意大利舰队旗舰“意大利”号拦腰撞沉的经过更是成了海军史上的经典战例。尽管这次撞击战术的成功运用里，夹杂着太多偶然性的因素，然而对沉寂已久的海军战术和舰船设计领域来讲，利萨海战带来了全新的理念和思想，引发了关于船头对敌战术的意义、舰首方向火力的重要性，以及撞击战术价值的再认识，大转变由此开始。

撞击战术的偶然成功，很快被传成了神话。以致于有人要设计以撞击为主要作战手段的军舰——撞击巡洋舰。始作俑者是英国著名的舰船设计师乔治。伦道尔，因设计小船装大炮的蚊子船而声名鹊起的伦道尔，是性价比理论的坚信者，他坚持可以建造一种小而便宜的军舰去战胜和替代昂贵的铁甲舰，这类小型军舰的重要特征是航速快、装有撞角、舰体外形简洁、隐蔽，能够利用其装备的撞角、大口径火炮对铁甲舰构成威胁。这一概念性的理论随即受到追捧，19世纪后期，人们可以在世界各地很多军港里见到撞击巡洋舰的身影。

　　由于得到决策层的重视，中国近代海军建设的初期，对于国际上海军技术发展的走向一直保持密切关注，几乎是不错过任何一个新技术，可谓紧追潮流。早期购买蚊子船，以及后来订造一等铁甲舰、穹甲巡洋舰、装甲巡洋舰，乃至自行设计建造潜水艇、舟桥船、全钢军舰皆是例子。这种对新技术的敏感性，和发展海军的努力，在当时亚洲国家中遥遥领先，即使在世界来讲，也不稍逊色。新锐的概念舰——撞击巡洋舰，通过赫德推荐、介绍后，主持北洋海防事务的李鸿章立刻产生了兴趣。当时，新生的中国海军迫切需要一种堪当重任，能出远海作战的新式军舰，但因为“经费太绌、议论不齐、将才太少”，中国购买一等铁甲舰作为海军主力的计划一拖再拖，使得主持此事的李鸿章备受责难。现在突然出现了一种价格低廉，且能“追赶碰坏极好之铁甲船”的巡洋舰，无异天赐的转圜良机，买大型铁甲舰买不起，购2艘小巡洋舰还是绰绰有余的，而且还能暂时堵住反对派的嘴巴。时值中俄两国交恶，面对俄国海军的挑衅，海防的重要性再度凸显。经详细查看图纸和咨询外国军官后，1879年12月9日，李鸿章委托赫德向英国军火巨头阿姆斯特朗公司洽谈订造2艘新式撞击巡洋舰。2天后正式向清政Ｆ作出汇报，在强调购买巡洋舰的重要性同时，引人注意的是，李鸿章在奏折中称，中国要巩固海防，“非购置铁甲等船练成数军决胜海上，不足臻以战为守之妙” ，表示目前购买巡洋舰只不过是为他日的铁甲舰队做准备，实际并不十分认同赫德、金登干等人有关铁甲舰过时的论调。
　　 
　　 对于中国的委托，赫德认为此项工程完成的好坏将直接影响到以后对华的军火贸易，以及英国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对中国海军的控制程度。于是专门致信给在英具体办理此事的金登干，着重强调了军舰在平静水域的标准航速必须超过15节，舰首要装备特别强有力的弓形撞角，提醒金登干，李鸿章对舰载鱼雷艇抱有浓厚的兴趣，希望鱼雷艇速度必须达到17－18节，并要求2艘军舰要于1881年春季交船。金登干不敢怠慢，立即着手与阿姆斯特朗公司谈判，于1879年12月18日正式签订合同，2艘军舰总价16万英镑，低于1艘9万英镑的最初报价。双方约定船价分三次支付，合同签订后6个月内付第一批，此后6个月内付第二批，竣工后支付余款，期间按年利5％支付过渡期利息。英国丽如银行负责分期付款担保，收取1％担保金。1880年4月17日，首批三分之一造价，汇至中国海关在丽如银行的G账户内支付，中国两艘撞击巡洋舰的建造计划启动。经赫德提议，两艘军舰在英国分别被暂时命名为“白羊座”和“金牛座”，前者表示两艘军舰都有尖尖的角，后者则寓意军舰的产地是欧洲（西方神话中，天神宙斯曾化身金牛追求人间一位美丽的公主，后来故事的发生地用公主的名字欧罗巴命名，此即传说中欧洲名称的由来）。同年12月27日，李鸿章将两艘军舰正式命名为“超勇”、“扬威”，英文译名ChaoYung YangWei，遵从西方海军的习惯，两艘同型舰并称“超勇”级。

　　 阿姆斯特朗开创的阿姆斯特朗公司（今属维克斯防务集团），是近代世界著名的火炮制.造商，但当时并没有自己单独的船厂。有造船的买卖，都是转包给位于泰恩河畔的米切尔船厂建造，中国的这两艘巡洋舰也不例外，舰体部分都是米切尔船厂完成的。当时在船厂内，还有一艘已经开工的同型巡洋舰，即智利政Ｆ订造的Arturo Prat号，后来这艘船一度准备转卖给中国，但被李鸿章回绝，而于提的是，出于多种考虑，赫德对于2艘巡洋舰的建造质量非常关心，当得知军舰的舰体不在阿姆斯特朗公司建造时，专门致信金登干，异常详细地询问了米切尔船厂的造船历史、规模、施工能力等细节情况，并多次提醒金登干注意监督，要求必须造出2艘“第一流的巡洋舰”。

由伦道尔设计的“超勇”级撞击巡洋舰，正常排水量为1380吨（一说1350吨），满载排水量1542吨，舰长64米，宽9.75米，吃水4.57米。主机采用的是Howthorn公司生产的2座卧式往复式蒸汽机，配备6座锅炉（早于“超勇”级建造的智利Artuor Prat号只有4座锅炉，为满足李鸿章对于航速的要求，伦道尔在两艘中国军舰上做出了改进，将锅炉增加到6座），双轴推进。设计功率2600匹马力，航速16节。舰上煤舱正常储量250吨，最大可以储存300吨。续航能力5000海里/8节。除蒸汽动力外，“超勇”级军舰上还配置有风帆索具，能采用风帆动力航行，设计时“超勇”的桅杆属于直杆，张挂索具相对简单的纵帆。回国后不久，中国方面对桅杆进行了简单改造，在前桅加装了横杆（横桁）。
　　 
　　“超勇”级军舰的舰体为金属结构，舰体材料主要采用的是3/4英寸厚的钢板，铆接在木质底板上，另外在水线下3.5英尺处有一段简化的装甲甲板，保护着机舱和彈藥库等重要部位，但这层装甲甲板厚度仅为3/8英寸，只能给水兵们一些心理安慰而已，并无太多实际价值。除此外，“超勇”级再无附加装甲，属于无防护巡洋舰，这样设计的主要目的是出于减轻军舰的吨位、提高航速，以及降低成本等考虑。为增加军舰的生存力，伦道尔在军舰舷侧和机舱上方设置了多个煤舱，寄希望依靠煤堆来提供一些防护。

　　 因为自身生存力薄弱，而作战的主要手段又是极为冒险的撞击战术，“超勇”级军舰外形设计上别具特色。除双桅、单烟囱外，水线以上的舰体非常简洁、低矮，如此既使对方难以瞄准，逃避敌方火力的打击，同时又能尽量隐蔽自己，不被敌方发现，以发挥撞击战术突然性的特点，其设计思路非常类似今天的隐形军舰。但由之却造成了适航性差的恶果，该级军舰干舷极低，即使在风平浪静的情况下高速航行，首尾主甲板也可能被海水淹没，恶劣海况下的情况可想而知。为此，“超勇”级军舰首尾的主甲板不作为水兵工作的主区域，没有敷设柚木甲板，通常布置在主甲板的吊锚杆被安排到了前后主炮塔顶上，这样起锚作业时，水兵的工作环境相对安全，然而吊锚杆位置过高，尽管按照赫德的要求安装了蒸汽起锚机，仍不可避免会影响起锚作业的时间。“超勇”级军舰指挥系统的布置较有特色，在主炮塔后部、烟囱后部两处各设有一座装甲司令塔，但装甲厚度仅有5/8英寸，烟囱后部的装甲司令塔顶部设有露天飞桥，两翼安装航行灯。此外，在后主炮附近还有一个备用的露天指挥台，安装有1具标准罗经。

　　 沿袭蚊子船小船架大炮的设计思路，伦道尔给小小的“超勇”级军舰安排了2门大口径后膛火炮。这种由阿姆斯特朗公司生产的火炮，可能是MK1型，口径10英寸，身管26倍径，炮弹重400磅，每门炮备弹100发，初速560米/秒，正常情况下最大射击仰角10度，最大射击俯角3度，有效射程8000米，在极限射击仰角15度时，射程可达12000米，这型火炮的威力相当惊人，被认为是1881年代威力最大的火炮，3000米距离上使用实心弹可以射穿14英寸厚的钢板，这可能是伦道尔向金登干许诺这种军舰可以战胜铁甲舰的信心所在。由于这型火炮属于从地井炮发展而来的原始速射炮，因此射速较传统的架退式后膛炮为快，为2.5分钟1发。因为该型巡洋舰的吨位较小，没有采用笨重的船面旋台式炮塔，而是将2门火炮分装在军舰首尾的露炮塔里，火炮采用水压动力转动，每门炮配备10名炮手。为给炮手提供一个相对较好的工作环境，以免风浪的干扰和保持舰体外观连贯避免突兀以增加隐蔽性，在露炮塔外安装了一个固定不能转动的炮廓，炮廓钢板的厚度仅有3/8英寸，分别在火炮的正前方和两侧开有较大的炮门，主炮在正前方可以获得44度的射角，在左右两侧分别获得70度的射角。由于“超勇”级军舰的干舷很低，高速航行时甲板容易上浪，未免海水灌入炮台内，炮门上均装有挡板，平时关闭，作战时向上掀放到炮台顶上。

符合当时军舰的设计标准，“超勇”级军舰在主炮之外装备了大量中小口径火炮，用来填补舰上的火力真空。其中，4门阿姆斯特朗公司生产的4.7英寸口径火炮，被安装在上层建筑内的4个拐角上，通过舱壁上的炮门向外射击，射界60度，这种火炮同样属于由地井炮发展而来的原始速射炮，身管长22倍口径，每门炮备弹200发，弹重40磅，火炮初速461米/秒，有效射程3000米。和主炮一样，为防止海水灌入，4.7英寸炮的炮门上也使用了挡板，作战时才向上打开。

　　 “超勇”级后主炮附近安装了2门诺典费尔德式4管机关炮，中国史料称为四门神机连珠炮。这种由阿姆斯特朗公司生产的火炮，是当时世界与哈乞开司、加特林齐名的优秀机关炮，原理是将多根枪管平行排列， 通过转动把手，使各个枪管后的枪机依序击发，从而实现高速射击。火炮口径25毫米，炮身长965毫米，炮身重193公斤，炮架重117公斤，射速每分钟350发，射程2000米，274米距离上可击穿24毫米厚钢板。此外，舰上的小口径炮还有4门10管加特林机关炮，中国史料称格林炮。

　　 作为撞击巡洋舰，“超勇”级军舰必不可少的武器是撞角，据西文档案记载，撞角位于舰首水线下11英尺处。但在今天掌握的最早的一套“超勇”级军舰图纸上，却找不到一点有撞角的迹象，据推测是因为撞角的设置增大了舰首的兴波阻力，航速受到影响，所以被迫在舰首处加了一个修形舰艏，保持军舰在平时航行时的流线完好，在作战时再拆卸这个修形舰艏，露出锋利的撞角。
　　

　　 最后，“超勇”级军舰还有一项特殊的武器——鱼雷兵器。正是这件时髦的家伙，一度让赫德、金登干、伦道尔伤透了脑筋，更一再引起李鸿章的不快乃至震怒。事情要从金登干最早推荐军舰的那封信说起，当时为了吸引客户，伦道尔承诺可以提供航速不低于16节的舰载鱼雷艇，一贯用词夸张的赫德、金登干便添油加醋汇报给了李鸿章。但后来在建造过程中发现， 1380吨的巡洋舰上，搭载的小艇长度最多不能超过15英尺，如果再大一些，巡洋舰上就会缺少足够的挂载空间和搭载所需的剩余浮力，“超勇”级巡洋舰的干舷本来就很低，配备的大炮又很重，而且起吊放下鱼雷艇的作业也很困难。所以，舰载鱼雷艇的大小是受到严格限制的，可在15英尺的小艇上又能够放得下多大的动力设备以保证16节的航速，更何况还要装上鱼雷发射管和至少1条鱼雷。由此，给“超勇”装舰载鱼雷艇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赫德在中国海军建设领域的好运似乎快用尽了，令他意外和难堪的是，后来了解到，李鸿章当初决策购买巡洋舰的一条重要原因，居然是因为看中了舰载的鱼雷艇，没想到这位北洋大臣竟是个鱼雷迷。尽管伦道尔用充足的理由告诉金登干为什么不能搭载鱼雷艇，金登干也原原本本转述和说服了赫德，但是赫德实在没有勇气向李鸿章启齿，去告诉这位主持中国海军建设的实力人物，他所一心期望得到的鱼雷艇是不可能的。后果实在难以设想，这位久居中国，深得中国文化精髓的英国人于是大玩太极推手，一脚将皮球踢回英国，不断向金登干施压，要金登干自己去和李鸿章解释。被逼无奈，金登干和伦道尔想出个有些儿戏的解决办法，提出用能发射杆雷的汽艇（杆雷艇）替代舰载鱼雷艇，耍起了文字游戏，反正都是雷嘛。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加上当时出现了俄国扬言要派舰队进攻渤海湾的险恶形势，为不影响2艘巡洋舰的交货，李鸿章只好强压怒火接受。之前因相信赫德的推荐而购买蚊子船已经备受同僚攻击，现在新巡洋舰上又出现这种事情，李鸿章对赫德彻底失去了信心，认识到赫德、金登干都不过是夸夸其谈的海军外行而已。赫德很快感受到了后果的严重性，做了多年的总海防司美梦被李鸿章一手击碎，此后中国购买新军舰也不再通过赫德了。李鸿章心里对赫德的恼火，最终通过他的得力幕僚薛福成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赫德为人，阴鸷而专权，怙势而自尊，虽食厚禄，受高职，其意仍内西人而外中国……”，现在赫德哭都来不及了，谁让当初说话没边呢。鸦片战争时期，那种中国官僚任洋人欺凌的时代确实过去了。

经过如此一番波折，“超勇”级军舰上的舰载鱼雷艇于是缩水成了杆雷艇。在鱼雷诞生之前，各主要海军国家大都装备了水雷，在美国南北战争中水雷曾大显神威，受到各国海军界的重视。但水雷毕竟是固定不动的，只能被动防守，无法主动攻敌。为解决这一矛盾，英国人想出了拖雷的办法，即用钢索把水雷拖曳在舰艇的后面，或呈30度角拖曳在两侧，攻击敌舰时，先向目标高速驶去，然后突然转弯把“辫子”一甩，使水雷撞上敌舰从而达到攻击效果。然而这种做法过于冒险，此后英国人在机动汽艇（即木舢板上加装小锅炉，中国称为火轮舢板。出于耐脏等目的，汽艇艇身大都油漆黑色，艇底因为包裹铜皮，一般油漆红色防锈漆）上进行改造，加装一根8、9米长的铁杆，首段携带水雷，平时铁杆收回在艇内，等接近敌舰时突然伸出碰撞敌舰引爆，这即是杆雷艇。“超勇”级军舰装备的杆雷艇回国后未见使用，估计更多时候是拆掉铁杆，直接用作交通艇。

　　在世界军舰发展史上占有里程碑式地位的“超勇”级撞击巡洋舰，建成当时是世界最新式的军舰，作为体现新技术、新思想的概念舰，本身不可避免的会??一遇风浪则炮难取准，偶受小炮即船已洞穿”，都是“超勇”级军舰不容回避的缺陷，但这级军舰开辟了舰船领域的一个新类别，而且对英国乃至世界巡洋舰的设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世纪后期英国建造的智利Esmeralda号、日本“浪速”级、意大利Giovanni Bausan级巡洋舰上，都能找到阿姆斯特朗公司第一型出口巡洋舰——“超勇”级的影子。至于中国一些论著中，以“超勇”级军舰装甲单薄而认为该型舰质量低劣的评论，与批判水炮台型的蚊子船不能出大海作战一样，都是属于典型的缺乏十九世纪海军常识的局外之谈。而以当时舰龄已逾十载的“超勇”，在1894年黄海大战中的表现不佳为例，批评该型军舰质量不佳，更属没有时间观念的无稽之谈。
　　 
　　 1880年12月6日，天津西沽热闹非凡，停泊在此的各国军舰均悬挂满旗，鸣放礼炮，向正在缓缓出港的招商局“丰顺”号轮船致敬，中国海军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赴外接舰团启程了。此前，中国在外购买的军舰，都是花重金雇佣国外技术人员驾驶回华，为培育、锻炼自己的海军人才，也为节省经费起见，李鸿章经与赫德反复争辩，最终作出决定，派出中国自己的海军官兵前往英国，接收2艘“超勇”级军舰。

　　 经清廷允准，北洋海防督操、记名提督丁汝昌率管带林泰曾、副管带邓世昌，大副蓝建枢、李和，二副杨用霖，正管轮黎星桥、陈学书，副管轮王齐辰、陆保，管队袁培英、何桂福，军医江永、杨星源，总教习葛雷森（Capt.Glayson），管驾章斯敦（Johnstone），随行的文案池仲佑等20人，以及经过严格挑选的来自山东威海、荣成、登州（今蓬莱）等地，原属旧式登荣水师的224名舵工、水勇、夫役组成接舰部队。
　　

　　 丁汝昌，字雨亭，安徽巢湖人。这位穷苦出身的陆军将领，因为在Ｚ压太平天国及捻军的战争中作战勇猛，获得李鸿章赏识，于1879年调入北洋海防差遣，从此开始了他的蓝色生涯。尽管不是海军科班，但丁汝昌以其特有的尽职精神和谦虚的态度，在其能力所及范围内尽力学习、汲取海军知识，又因为人和蔼，关心部下，深得北洋全军拥戴，当时西文报章称其为令人尊敬的绅士。李鸿章此次派丁汝昌及众多海军官兵远赴英伦，别有深意，潜台词是期望中国这一代海军人才能尽快成长起来。

　　 12月10日拂晓，接舰部队抵达上海，借住南洋水师“驭远”号军舰。当日下午，根据岗位不同，开始定制各类军装以及旗帜，总价5000圆，为保证不延误工期，丁汝昌要求供货商立下军令状。同时接舰部队被划成两部，分由林泰曾、杨用霖及章斯敦、邓世昌分别管理、操练。23日，丁汝昌偕同葛雷森等先期乘法国商轮赴英，计划等验收诸事完成后，再招大部队前往，以便节省经费，这位中国海军未来的统帅开始了他职业生涯中第一次远航。 留在上海的部队及一应公事，由林泰曾会同章斯顿办理。

来年2月14日，招商局商轮“海琛”号改装一新，原有的货舱改制成住舱，可以安排300架床位。是日，接舰部队全部移居“海琛”轮，为解决“海琛”轮舵工、水手、升火等岗位人手短缺的困难，林泰曾在沪临时添招了40人，接舰部队的水兵数量升为264名。20日，丁汝昌由英国发来电报，命令接舰部队出发。

　　1881年2月27日，天气阴，气温华氏40度（约为摄氏4度）。上午9点整，吴淞炮台鸣放大炮，声势震天，港内的南洋水师各军舰“皆升旗发炮”，这块曾洒下江南提督陈化成将军一腔热血的土地，今天见证了中国海军的再次起步，寒风料峭中，“海琛”轮满载中国海军官兵拔锚远赴英伦。

　　经过近2个月的漫长航行，4月22日入夜，“海琛”轮在雨雪纷飞中进入英国伦敦界，望着工业文明下，“岸边灯光燎亮，联络数里”的独特景象，第一次到达大英帝国的中国海军官兵们心潮澎湃，思绪万千，这是祖先们无法想像的事情呵。船上的官兵们不知道的是，当天下午，他们的提督丁汝昌，在金登干陪同下拜访了英国海军部，和英国海军提督凯古柏、海军部总工程师斯图尔特、军舰设计家巴纳贝进行了长时间会谈，并参观了英国最新式战舰的模型和图纸，进行了中英两国高级海军军官的第一次历史性的交流。在此之前，先期到达的丁汝昌一行已参观了阿姆斯特朗公司，以及建造中的“超勇”、“扬威”，丁提督还兴致勃勃地亲自监督“超勇”、“扬威”舰试炮。在伦敦期间，丁汝昌受到维多利亚女王接见，并在中国使馆配合下，在英国海军界开展了一系列公关活动，好评如潮。

　　 4月24日清晨，“海琛”轮进入泰恩河，在英国引水员导航下，到达米切尔船厂的所在地Low Walker，官兵们见到了建造中的“超勇”、“扬威”。次日，从伦敦赶来的丁汝昌登上“海琛”，慰问之余，要求全体官兵“早晚站班点名”、“各执事按日办公如兵船”。4月30日，“海琛”轮抵达纽卡斯尔，驻泊于阿姆斯特朗公司的所在地Elswick，一路上“夹岸土人观者如堵”，迎风招展的龙旗，装束奇特的水兵，在英国举国上下引起了轰动，此时距圆明园的大火熄灭仅过了20余年，中国已经从痛苦的深渊中挣脱出来，年轻的中国海军第一次自信地站到了世界舞台上，清楚地传达着一个信息，这是一个不甘沉沦的民族！

　　 5月5日，“海琛”轮上陆续有中国水兵放假上岸，“沿途土民随观者甚众”。8日是礼拜天，气氛到了高潮，“土人集岸边观船者约千人，男女上船观者联络不绝”，许多通晓英语的中国官兵很快交上了英国朋友。海军传统沈厚的英国人民，对远道而来的东方古国的年轻海军表现出异常的热情，登船参观者逐日增加，“士女来船观者日以加，甚有不相识而以物及影（照片）相赠者”。为表示欢迎，纽卡斯尔市市长特别邀请全体中国官兵观看马戏表演，整队坐车前往剧场的路上，“沿途观者肩摩肘掣，拥挤不开，土人各以手挥帽作礼”。期间时值火车发明者Georeg Stenphenson百岁寿诞，纽卡斯尔市政Ｆ举行大型宴会，丁汝昌、林泰曾应邀与当地官员、士绅、名人等400余人出席。席间纽卡斯尔市长和阿姆斯特朗起身祝酒，表达对中国和中国海军的良好感情，丁汝昌与林泰曾亦致祝酒词。林泰曾用一口流利的英语发表的致辞：“我中国提督与在座诸君致谢，非独谢今日之宴也，盖谓中国员弁勇丁到此以来，受诸公及本地民人之款待为已优矣。但愿英与中国永相和睦，无忘旧好，且Stenphenson百年寿庆，我中国官员得附盛宴，何胜荣幸，愿Stenphenson子孙世享其泽。夫Stenphenson创立火轮车，美利几遍各国，我中国他日用之大获其利，则中国之幸，亦诸君之幸也”当即引起轰动，第二天当地的报纸予以全文转载。

春天如约而至的中国官兵，并没有立即获得他们的军舰。因为遇到材料涨价、设计修改，以及罢工、鱼雷艇问题等一系列麻烦事，尽管米切尔船厂都想出了把智利船上的部件拆给中国军舰用的主意，“超勇”、“扬威”的完工日期还是受到了影响。而且竣工后，2艘军舰还需要进行航试，但持续的恶劣天气让航试一再延期，合同约定的春天交船日期早已过去。远在天津的李鸿章对英方没效率的工作越发不满，及致勃然大怒。整个1881年的6、7月间，赫德发往英国的电报和信件，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就是巡洋舰，“巡洋舰何时启航？”、“巡洋舰误期使李震怒，日益不耐烦。请立即把船派出，如果再拖延，恐将下令不予提货！”、“巡洋舰是否永不启航？！”……

　　这段时间估计是金登干生命中最难熬的日子，不仅要应对大海那边赫德的催促，解释、平息赫德和李鸿章的怒气，还要面对眼前丁汝昌的脸色，以及阿姆斯特朗公司和米切尔船厂的抱怨。谢天谢地，总算1881年的7月14、15日来到了，星期四和星期五这两天里，在中国海军军官的监督下，“超勇”、“扬威”进行了航速和射击测试，结果让所有人松了口气。离岸不远的海面上，2艘军舰在距离10.75海里的两点间各自跑了个来回，“超勇”测得轮机功率2800匹马力，航速16.5节，“扬威”虽然在测试途中为避开误闯进来的渔船，而一度偏离航线，然而也得到了2700匹马力和16节的好成绩，2舰均达到设计要求。27日，两艘军舰完成了最后的一点工作，补充了短缺的补给品，驶入母厂进行最后一次检修，更换螺旋桨、清洗船底、油漆船身。随后8月2日，中国接舰部队登舰，林泰曾、杨用霖等率领的一部接收“超勇”号，章斯敦、邓世昌率领的部队接收“扬威”号，丁汝昌及总教习葛雷森以“超勇”号为旗舰。

　　 第二天凌晨，洋务运动领导人物曾国藩的长子，中国驻英公使曾纪泽在海军留学生监督日意格等的陪同下，从伦敦乘火车抵达纽卡斯尔。经过短暂休息，下午2时，鼓乐声中，曾纪泽亲手将龙旗升上“超勇”、“扬威”的旗杆，二舰礼炮齐鸣，在场的中国官兵胸中激荡着冲天豪情，深切体会到了国家的尊严和强国的荣耀，旁观的英国群众则纷纷欢呼祝贺。中国龙旗第一次在英国本土骄傲地飘扬。随即，2艘高悬龙旗的军舰又开出港口测试大炮和航速，傍晚折返Jarow Slake寄泊。英国海军部的总工程师海军上将豪斯顿.斯图尔特爵士、赖特以及费雷德里克.拉姆斯威尔爵士都出席了升旗仪式，并详细检查了2艘军舰，对军舰表示了高度赞扬。在这临别时刻，纽卡斯尔市长发来一封信：“纽卡斯尔市长谨向丁提督致敬，并通知他，在今天举行的市议会上，一致决定在他离开泰恩河之前向他献一份祝辞。丁提督如能见告接受这项祝辞何时方便，在他的船上抑或在市政厅举行，本市长将不胜感激??国海军军官登岸，夕阳下来到一座土山之上。这里安葬着接舰部队中，两位在英病逝的中国威海籍水兵：袁培福、顾世忠。墓前默哀道别之余，年轻的军官“周视良久，为之慨然”，一位英国少女答应他将会照顾这块墓地。

　　 1881年8月9日，天气晴朗。下午1点，“超勇”、“扬威”号撞击巡洋舰拉响汽笛，向出生地做最后道别，“带着当地居民的最好祝愿离开纽卡斯尔”。舰上的官兵们肯定将会牢记在英国的这段日子，而纽卡斯尔市民也不会忘记这些可爱的中国水兵，“超勇”舰舷边有名年轻的军官在凭栏远眺，望着这个留下美好感情的城市越去越远，“追想旧游，不胜离思”。最初因为担心中国海军的素质，而反对中国直接排人接舰的赫德显然也动了感情，称“如果船的质量是好的，中国水手们可以把船开得同英国水手们一样的安全”。

　　 2舰于11日下午抵达英国重要军港普利茅斯，进行礼节性拜会，并与之前赴伦敦作告别拜访的丁汝昌一行会合。12日早晨，中英两国军舰在港内互致国际礼节，林泰曾前往留学期间实习过的英国铁甲舰拜会提督、舰长等旧友。依依惜别的纽卡斯尔市又发来电报，表达“中国弁兵至为良善，在英计久与本地绅民极相得，此去各有恋恋之意”。

8月17日，清晨4点。完成补给的“超勇”、“扬威”相继出港，奔向大海，踏上回国的路程。此后的日子里，这两艘高悬龙旗的军舰航行在大西洋－地中海－苏伊士运河－印度洋－太平洋航线上，途径各国均鸣炮祝贺，是为中国近代海军第一次独立远洋航行，这壮丽的远航值得永远铭记在中国海军的历史上。

　　但2舰的回国之路又并非一帆风顺，可谓充满惊险。先是进入地中海后不久，“扬威”与“超勇”失散，因缺煤在海上漂流了2昼夜，在距亚历山大港80海里的海面上待援， 

　　 “超勇”得到消息后，前往寻获、接济方才脱险。继而，2舰过苏伊士运河时，“扬威”的螺旋桨损坏，被迫入坞修理。进印度洋后不久，“扬威”再次发生险情，先是机器出现故障，被迫停轮修理，后来水缸舱又着火，幸好都是有惊无险。整个航程中，丁汝昌与林泰曾、邓世昌等包括外国顾问在内的全体接舰官兵尽职尽责，虽然屡次遭遇波折，但最终保证了2舰安全驶回祖国。尤值一提的是，丁汝昌在航行中，曾亲自“批阅地图”，研究制定航线，由此也可以看出丁汝昌对于海军专业知识的钻研。
　　

　　 经过漫长航行，1881年10月15日下午2点，狂风暴雨中，2舰驶近香港外海。水兵发现海面上有民船遇难，船民在木筏上挣扎呼救，“木排上坐六人随水漂浮而来”。当时正遇风暴，海况恶劣，干舷极低的“超勇”、“扬威”自身处境都很险恶，丁汝昌仍毅然命令“超勇”停航，援救船民，林泰曾亲自指挥收放舢板，历经惊险，将6名遇难船民“拯救到船，给食更衣，医生为之调治”，下午4时，又发现有人在岛礁上呼救，“超勇”、“扬威”再次从风浪中救起4名同胞。中国百姓第一次感受到了拥有自己海军的骄傲。

　　 10月16日接李鸿章电报，“超勇”、“扬威”编队绕行广州、福州北上，沿海宣示主权，展现中国海军的风采。途经广州时，李鸿章的老部下，时任两广总督张树声率粤省文武官员上舰慰问犒劳海军将士。之后又经过近一个月的航行，11月18日，“超勇”、 “扬威”顺利到达天津大沽，加入了创建中的北洋水师。北洋大臣李鸿章亲自到港检阅军舰、慰问将士，清政Ｆ对于接舰有功的人员也分别予以嘉奖，林泰曾被任命为“超勇”舰管带，邓世昌任“扬威”管带。

　　“超勇”、“扬威”两艘新锐巡洋舰的加入，使得北洋海军的建军迈上一层新台阶，在2舰回国前，中国拥有的军舰除“扬武”等少数几艘外，大都是军民两用的炮船兼运船和一些蚊子船，战斗力相当有限。而“超”、“扬”则是当时世界著名的军舰，其武备被认为仅次于意大利的Duilio和英国的“英弗莱息白”，因此在“致远”级和“经远”级巡洋舰回国之前，一直属于北洋海军的主力，在清末的几次重大政治、外交事件中均能看到2舰的身影： 

　　 1875年，中国属国朝鲜和日本发生“云扬号事件”，在日本武力威逼下，朝鲜被迫签订了《江华岛条约》，当时限于海军力量薄弱，中国未予干涉。后为扭转日本势力侵入朝鲜的不利局面，李鸿章指示朝鲜和西方国家缔结条约，计划以此将列强力量引入半岛，从而达到制衡日本的目的。根据这一指示，1882年5月7日丁汝昌率“超勇”、“扬威”护送特使马建忠前往朝鲜，辅导朝鲜政Ｆ订立《朝美修好通商条约》。6月25日，为德国与朝鲜谈判订约，丁汝昌再次率2舰前往朝鲜。 

　　1882年7月23日，朝鲜爆发壬午兵变，起义的士兵和平民焚毁日本公使馆、杀死日本官员，攻击闵姓贵族。控制朝鲜政局的闵妃等人逃出王宫，朝鲜陷入无政Ｆ状态。太上皇大院君李昰应借机夺取了政权。日本则趁机派出“征韩军”，准备武力入侵朝鲜。为抢在日军大举进入朝鲜前平息局势，“超勇”、“扬威”2舰被派往仁川，与日本军舰并泊抗衡。8月20日，由北洋水师护送，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部淮军4500人抵达朝鲜登陆。26日，中国军队进入汉城，丁汝昌、吴长庆以“煽动兵变”罪拘捕大院君李昰应，押送回中国囚禁。8月30日黎明，中国军队在汉城及周围地区大举Ｚ压起义士兵，迅速平定了局势，消除了日本干涉朝鲜内政的口实。这是北洋创办新式海军以来的第一次对外行动，“超勇”、“扬威”2艘新式巡洋舰在朝鲜沿海游弋，无疑對日本海军是个极大的震慑，因为这2艘军舰的主炮可以轻而易举地撕开日本海军主力——二等铁甲舰“扶桑”的装甲。清政Ｆ在此次事件中，切身感受到海军这一兵种的价值，从而对海军更为青睐。

1884年，中法因越南问题再起战事，为加强福建海防力量，“超勇”、“扬威”舰由参加过美国南北战争海战的洋员式百龄率领，开赴上海，准备会同南洋水师的“南琛”、“南瑞”、“开济”、“澄庆”、“驭远”组成特混舰队一起南下。看到中国对法作战自顾不暇，日本再度在半岛挑起事端，唆使朝鲜亲日的开化党发动政变，驱逐驻朝中国军队，1884年12月4日，朝鲜开化党人发动甲申政变，趁庆祝邮政局成立之机，刺杀亲华的禁卫大将闵泳翊，Ｇ结日军占领王宫组织新内阁。朝鲜旧臣向中国驻朝特使袁世凯“痛哭乞师”，12月6日，朝鲜军民集结数十万“将入宫尽杀倭奴”。午后，驻朝中国军队及朝鲜士兵强行入宫，宫内日军向外射击。清军在朝鲜军民支持下发动攻势，宫内的朝鲜士兵也反戈相击，日军狼狈逃窜。为稳定局势、震慑日本，丁汝昌奉命率“超勇”、“扬威”从上海北上，偕“威远”运送淮军增兵朝鲜，平息局势。由此，这两艘新锐的巡洋舰错失了一次大展手脚的机会，如果2舰与南洋5舰组成编队南下，以当时法国远东舰队的实力而言，中国海军并非没有取胜的可能。况且，“扬威”舰的舰长是豪勇敢为的邓世昌。 

　　1885年初，英、俄两国发生严重对抗，4月12日，英国亚洲舰队占领朝鲜巨文岛作为据点以牵制俄国。16日，丁汝昌率“超勇”、“扬威”前往巨文岛示威，与英方交涉。朝鲜政Ｆ也向英国提出抗议，英军后于1887年2月7日撤离该岛。 

　　 1887年，中国在英德两国购买的“致远”、“经远”级新式巡洋舰回国，2艘“超勇”级巡洋舰完成历史使命，从主力舰位置上退了下来，一度几乎成为练船。同年，福州船政学堂科班出身的黄建勋、林履中分别接任二舰管带。 

　　 继任“超勇”管带的黄建勋，福建人，中国海军第一届留英学生，曾在英国铁甲舰“伯乐尔芬”号担任见习二副，学成归国后，一度担任福州船政学　　

　　“扬威”舰管带林履中，同是福建人，历任福建船政水师“伏波”舰、北洋水师“威远”舰大副，1882年随同刘步蟾赴德国验收、协驾铁甲舰。 
　　 
　　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应朝鲜政Ｆ请求，中国出兵平乱。“超勇”、“扬威”号和“济远”、“平远”、“威远”等北洋军舰一起担负了护送陆军前往朝鲜登陆的任务。7月25日，日军在丰岛偷袭中国军舰和运输船，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此时的“超勇”、“扬威”服役已达十余年，昔日世界名舰的风采早已被岁月剥蚀。由于缺乏妥善保养，2舰的舰体严重老化，甚至到了“一放炮，帮上直掉铁锈”的境地。但由于1890年以后，限于经费紧张，北洋海军未能再购一舰一炮，元老舰“超勇”、“扬威”也只得老当益壮，奔赴战场。耐人寻味的时，当年在米切尔船台上的另外一艘和“超勇”级同型的军舰，被日本购得后，此时已经退入二线服役。 

　　 1894年9月16日凌晨，丁汝昌奉命率北洋海军主力护送陆军往大东沟登陆，“超勇”、“扬威”随队同行。17日中午10时30分，“镇远”舰前桅哨兵发现日本舰队，战斗警报响彻北洋各舰，海军提督丁汝昌下令起锚迎战，“超勇”级军舰的起锚装置本来设计上就先天不足，然而2舰官兵凭着高涨的士气和熟练的技术，使起锚作业很快完成，“陈旧的超勇、扬威二舰，照例拔锚费时，落在后边，后亦疾驰，配置就位”。 

　　 北洋舰队首先以双纵队航行，首尾相距10公里，“超勇”、“扬威”排在队列的末尾。中午12时20分左右，经过军事会议讨论，丁汝昌下令北洋舰队变换为“犄角雁行小队阵”，以“定远”、“镇远”2艘一等铁甲舰居中突出为先导，迎击日本联合舰队。此即利萨海战中奥地利舰队用来打败意大利舰队的横阵，以当时北洋海军主力各舰的射击特点而言，这无疑是最实用的阵形了。在纽卡斯尔诞生的同胞姊妹“超勇”、“扬威”被配置于阵形的右翼翼端，丁汝昌这一安排，可能是考虑以此保护这两艘无防护的老式巡洋舰，因为成纵队而来的日本舰队，如果要攻击处于右翼的“超、扬”，势必要从北洋舰队阵前航过，将侧面完全暴露在中国军舰舰首方向猛烈的火力下，按正常思考的人是不会冒这个风险的。 

但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很快中国军舰上的官兵们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日本舰队在北洋海军阵前突然向左大转弯，矛头直指位于右翼末端的“超勇”、“扬威”2艘弱舰。事后，著名的《海权论》作者马汉在评论这段历史时，毫不客气地指出“日军通过清军前面后，向右翼突进。采取这种前面通过的运动法理由何在？我实在难以理解。这恐怕是为了把炮火集中敌之右翼这一最终目的，而甘冒非常之险”，认为日本舰队的此种做法“使自己舰队的侧面，暴露于舰艏向我的敌阵，实乃无谋之策”。 

　　 为充分发扬横阵的特点，以及北洋海军各舰舰首方向火力强大的优势，12点50分，在5300米距离上，中国旗舰“定远”右主炮发出一声怒吼，向正在通过北洋海军阵前的日舰发起攻击，闻名中外的黄海海战就此打响。随后，中国舰队各舰陆续发炮，虽然接连有日本军舰中弹，但中国各舰火炮射速过慢，无法在短时间内给日方造成重大损伤。 

　　5分钟后，由“吉野”、“高千穗”、“秋津洲” 、“浪速” 组成的日方第一游击队，利用其舰龄短、航速高的特点，高速运行到中国舰队右翼。距离3000米时，“吉野”上的速射炮猛烈开火，随后一游3舰也开始射击，弹雨向“超勇”、“扬威”倾泻而来。今天我们虽然已经无法还原历史景象，但从下面的一组数字里，我们可以想像没有任何装甲防护的“超勇”、“扬威”遭遇了怎样可怖的打击。 

　　 舰名 主要武备：

　　“吉野” 152mm速射炮4门；120mm速射炮8门47mm小速射炮22门 
　　“秋津洲” 152mm速射炮4门；120mm速射炮6门47mm小速射炮8门；8mm小速射炮4门 
　　“高千穗” 260mm架退炮2门；150mm架退炮6门57mm小速射炮2门；47mm小速射炮2门25mm小速射炮10门；11mm小速射炮4门 
　　“浪速” 260mm架退炮2门；150mm架退炮6门57mm小速射炮2门；47mm小速射炮2门25mm小速射炮10门；11mm小速射炮4门 
　　 
　　 面对如狼似虎的日本第一游击队，处于绝对劣势的“超勇”、“扬威”舰仍拼死作战，2舰官兵在今人难以想像的恶劣环境里，不屈不挠地进行还击，体现了中国海军军人的骨气。13时08分，“超勇”、“扬威”击中“吉野”舰，“吉野”后甲板发生爆炸，冒起浓烟。几乎同时，“高千穗”、“秋津洲”也先后被击中受伤，紧接着“浪速”也被命中。然而10余年前的世界名舰“超勇”、“扬威”终究敌不过1894年的世界名舰，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海军技术的发展一日千里，停滞不前只有被动挨打。 

　　 13时20分，一颗敌弹射入早已受伤累累的“超勇”舰舱内，引发火灾，全舰顿时被黑烟笼罩，“超勇”、“扬威”舰平时油漆时为节省本不充裕的经费，采用的是廉价而易燃的快干漆，涂漆的时候又从来不把以前的涂层刮掉，导致易燃漆层越来越厚，整艘军舰几乎就是个巨大的易燃物。灾难很快降临，四散蔓延的大火根本无法控制，在很短的时间里，前后主炮之间的通道就成了一片火海，后主炮的彈藥供应断绝，大火还将继续吞灭其他的舱室：锅炉舱、轮机舱、彈藥库……，而日方的攻击也越来越猛烈。
“超勇”右舷逐渐倾斜，但“犹以前部炮火发射不停”。当日本军舰“比睿”闯入北洋舰队阵中，企图抄近路与本队会合时，恰好和“超勇”狭路相遇，烈焰升腾的“超勇”舰上，官兵们一面救火，一面仍顽强地发炮攻击“比睿”，体现了北洋海军将士高昂的斗志。之后，由“松岛”等舰编成的日本本队运动到北洋舰队阵后，聚攻“超勇”，孤立无援的“超勇”在日舰炮火和己身火灾的双重吞噬下，于14时23分最终沉没于黄海的怒涛中，管带黄建勋落水后，北洋海军“左一”鱼雷艇赶来援救，黄管带拒绝救援，追随自己的军舰而自沉于海。 
　　 
　　 “超勇”燃起大火的同时，姊妹舰“扬威”也在日方打击下遭到重创，同样燃起了灾难性的大火。管带林履中率三副曾宗巩等一面组织救火，一面继续发炮抗敌，但在日本第一游击队的轮番轰击下，伤势过重，液压系统遭到破坏，“首尾各炮，已不能动”，而“敌炮纷至”，浓烟滚滚的“扬威”最终选择驶离战场施救，拼命向大鹿岛附近的浅水区驶去，中国海军将士们都知道，因为日本军舰吃水普遍较深，浅水区就成了中国海军天然的避风港，进了那里就意味着有生的希望。在这决定生死的航程上，一幕最无法想像的事情发生了，高速逃跑中的“济远”号穹甲巡洋舰拦腰撞上了早已遍体鳞伤的“扬威”，而“济远”管带方伯谦又采用了最不当的处置方法——高速倒车。大量进水的“扬威”虽然仍在苦苦挣扎，努力向浅水区航行，但终于愈行愈滞，渐不能支，舰身渐渐沉于大海。管带林履中悲愤万分，毅然蹈海自尽。 

　　“超勇”、“扬威”就这样消逝在了血与火的战场上，结束了虽然短促，但无比壮丽的一生，和与她们同命运共生死的官兵一起静静的躺卧在黄海海底。不知道在2舰生命的最后一刻，是否有水兵在想起那万里之遥的纽卡斯尔？百年过去，1997年5月，经海底勘探，大致确定了2舰沉没的位置： 

　　白羊座“超勇” 东经123度32分1秒，北纬39度35分； 
　　金牛座“扬威” 东经123度40分9秒，北纬39度30分3秒。 
　　 
　　 那位曾经久久伫立在纽卡斯尔港畔的年轻人，于1926年编撰了记载清末海军历史的《海军实记－述战篇》，为他服役过的军舰和曾朝夕相处的战友们作传。“……‘超勇’、‘扬威’两舰中弹火发，全舰焚毁。‘超勇’管带黄建勋、‘扬威’管带林履中，浮沉海中，或抛长绳援之，推不就以死，各员兵弁均随船焚溺……”。不知道池仲佑写下这段泣血的文字时，是否还记得那场1881年夏天纽卡斯尔的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