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产后恢复中心招聘:历史百家争鸣 2011-10-27

历史百家争鸣

终极帝国——封建末路的悲喜剧（努尔哈赤的奋斗史）（长篇连载）（5）（6）  阅读原文
终极帝国——封建末路的悲喜剧（努尔哈赤的奋斗史）（长篇连载）（5）（6） （一）努尔哈赤的奋斗史（5） 看见下面的人如此惊慌，努尔哈赤开始去做战略部署了。第一：在敌人来的路旁埋伏精兵；第二，在高山峻岭上放置滚木礌石，这一点大家应该都很熟悉，电视里老是有这样的镜头，一个将军带着大家慢悠悠的进入一个狭窄的谷中，最后，左右前后全是伏兵，山上滚石就像水流一样源源不断的滚下来。这一招，似乎所有人都百用不厌，可是有些人就是蠢得的和猪一样，还是会上当。第三点，在沿河的狭路上设置横木障碍，以拖延敌军时间。做完这三件事，你猜努尔哈赤去干啥了？他直接就跑去睡大觉了。眼看大敌当前，军士忙的一塌糊涂，他却还有心思...
全文↓
终极帝国——封建末路的悲喜剧（努尔哈赤的奋斗史）（长篇连载）（5）（6） 阅读原文
来自：雨清烟垣  2011-10-27 07:52:29 |
终极帝国——封建末路的悲喜剧（努尔哈赤的奋斗史）（长篇连载）（5）（6）

（一）努尔哈赤的奋斗史（5）

看见下面的人如此惊慌，努尔哈赤开始去做战略部署了。第一：在敌人来的路旁埋伏精兵；第二，在高山峻岭上放置滚木礌石，这一点大家应该都很熟悉，电视里老是有这样的镜头，一个将军带着大家慢悠悠的进入一个狭窄的谷中，最后，左右前后全是伏兵，山上滚石就像水流一样源源不断的滚下来。这一招，似乎所有人都百用不厌，可是有些人就是蠢得的和猪一样，还是会上当。第三点，在沿河的狭路上设置横木障碍，以拖延敌军时间。做完这三件事，你猜努尔哈赤去干啥了？他直接就跑去睡大觉了。眼看大敌当前，军士忙的一塌糊涂，他却还有心思睡觉。他老婆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去推他说：“怎么，你害怕了吗？现在一点方寸都没了，眼看着九国的联兵都打到家门口来了，你还有心思在这睡觉呢？”努尔哈赤说道：“放心吧，一切我都安排好了，我们必胜，我若是害怕早就跑了，还会在这睡觉吗”大敌当前，却能如此安然自若。足以看出努尔哈赤谈定过人的良好心态了。

第二天一大早，努尔哈赤就准备好了。现在是时候让将士们充满信心，奋勇杀敌了。

他镇定自若的对着大家说：“大家放心吧，此战我们必胜。因为敌有三败：第一败，这群乌合之众没有统一的指挥，一旦真的打起仗来谁也不想去当炮灰，跑的比兔子都快。到时候大家只管放心砍杀。第二败，擒贼先擒王，只要干掉一两个领头的，其他的小喽啰不足为惧。

第三败，我们兵力虽少，但是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奋勇向前，一定能够打败那帮乌合之众。”

大家一听，首领讲的果然很有道理。如果被捉了也是死，还不如现在拼死一战呢。

这场战斗的结果总所周知，努尔哈赤以少胜多，打了他人生的的一场漂亮的计谋仗。战斗时，集中优势兵力，重点出击，斩杀了叶赫首领布斋，俘获乌拉首领满泰的弟弟布占泰，叶赫的那些个贝勒一听布斋被杀，当下失声痛哭，表现出一副伤痛欲绝的样子，可是这群家伙，谁也不想去给布斋报仇，反而出卷起铺盖撒丫子就跑了。努尔哈赤初战告捷。努尔哈赤部此时有战将一百五十余人，战兵一万多人，速尔哈赤部有战将四十余人，战兵五千多人。这两个兄弟成为了女真部落最耀眼的两颗明星。可是一山毕竟难容二虎，一场潜伏的危机逐渐在这个成长的队伍中显现出来。

（一）努尔哈赤的奋斗史（6）

家族的矛盾开始显现出来了。建州内部出现了矛盾，这种矛盾给满族历史留下了很深的烙印。政治阴谋和家庭悲剧开始从这里蔓延。

努尔哈赤知道，统一女真各部需要从长计议。胖子不是一口吃成的。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到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历时整整26年。努尔哈赤为统一女真做出了积极贡献。此时的他颇有战国时期纵横家张仪的见识，“合纵连横”的政策。这招确实很有用。历史证明这招是不会过时的。海西女真分为四部，分别是叶赫，乌拉，哈达和辉发。其中叶赫和乌拉的实力最为强大。他分别与叶赫、乌拉联姻结盟：拉拢乌拉部领袖布占泰，努尔哈赤和速尔哈赤娶布占泰的侄女和妹妹为妻，速尔哈赤还将女儿嫁给布占泰。目的显而易见，就是拆散他们之间的联盟，各个击破。柿子先捡软的捏，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努尔哈赤先灭了哈达。但是明廷这时候看不过去了，就出来找茬，怎么不经我同意就把人家给灭了呢，不厚道，好吧，给你个机会，恢复人家的部族，不然由你好果子吃。哼，还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啊。明廷之所以这样做，是想借其他部族的力量牵制住努尔哈赤，以免他一人做大。嗯嗯，努尔哈赤表示异常的恭顺，给足了明廷面子，表面上恢复了哈达部，但是却只是个傀儡，自己在幕后暗箱操控。至于蒙古更是肆意笼络，蒙古的科尔沁部和扎鲁特部都归顺了努尔哈赤，成为了他的铁杆炮灰。

东海女真分散居住在乌苏里河以东、黑龙江两岸、北至外兴安岭的广大地区。还处在较低级的社会发展阶段。天生的战士和奴隶的最佳选择，也是财富的来源。这块肥肉，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都想自己独吞。

万历三十五年（1607），东海瓦尔喀部斐城（今吉林省珲春附近）的首领穆特赫经常被乌拉部骚扰，隔三差五就到人家家里拿点东西，连招呼都不打一声就又跑的没影了。所以首领想想还是归顺老哈比较有前途。努尔哈赤当然是求之不得了，于是派弟弟舒尔哈齐及子褚英、代善率兵三千前往斐城，迎接穆特赫的部众眷属。

这时候令人讨厌的乌拉又来了。乌拉部布占泰带了一万多人，在图江一带准备袭击。舒尔哈赤回军途中，与其相遇乌碣岩，一场大战是免不了的了。可是乌拉的这群乌合之众竟是如此的不堪一击，褚英和代善沿山一带痛击敌人，乌拉在帮混小子总算吃到苦头了，这次斩获颇丰，提了三千多个脑袋，也就差不多一人一两个拿根绳系着，然后骑着良驹，穿着铠甲大胜而回。

乌碣岩战斗的胜利为努尔哈赤收拾乌拉开了个好头。从此东海大门也向他敞开。既然门都开了，又岂有不进之理呢。这下乌拉可被打趴下了，看下努尔哈赤的军旗就跑跑的远远的，再也不敢前来当送死了。一些小的东海部落也都望旗而降。乌拉缩在里面不出来，可努尔哈赤不会放过你啊。

努尔哈赤的弟弟舒尔哈齐有自己的装备和部队，既然手里有兵，说话自然就硬气一点了。在乌碣岩战斗中，舒尔哈齐是指挥员，可是他不同意努尔哈赤对乌拉的态度，因而罢工不干了，反正你也没把我放在眼里，现在让你一个人去打吧。消极旁观。只带着五百人守在山下，基本上没干掉几个敌人。这时努尔哈赤拿出了长兄的威严了：“临阵退缩，你还敢有怨言，我还没处罚你呢”，可是舒尔哈齐根本不吃他哥哥这一套，这回被骂了一顿，他心里更不服气了。“哼，要不是我在外面拼死拼活的为你打江山，你能有今天吗？”于是两兄弟开始有窝里斗的情况了。大家都知道一个道理，城堡是最容易从里面攻克的，努尔哈赤深知如果现在发生任何一次血腥的夺权事件，都有可能会将自己这么长时间的基业毁于一旦。在速尔哈赤多次制造事端后，努尔哈赤终于采取了果断措施。他将舒尔哈齐拘禁起来。把你的财产和兵马全部没收，看你还敢放肆。

揭秘：下令用15岁少男少女心脏炼丹的唐朝皇帝  阅读原文
本文摘自《北京青年报》 作者：李开周 原题为《用心炼丹的皇帝》 唐僧师徒西天取经，到了比丘国，一进城，发现家家门口扣着笼子，里面传出啼哭声，掀开一瞧，竟然都是五六岁的小孩。向当地人请教，人家说，这些...
全文↓
揭秘：下令用15岁少男少女心脏炼丹的唐朝皇帝 阅读原文
来自：三品小衲  2011-10-26 20:04:46 |
本文摘自《北京青年报》 作者：李开周 原题为《用心炼丹的皇帝》

唐僧师徒西天取经，到了比丘国，一进城，发现家家门口扣着笼子，里面传出啼哭声，掀开一瞧，竟然都是五六岁的小孩。向当地人请教，人家说，这些小孩是给国王剜心做药引子用的。原来比丘国王昏庸无道，听信一个道士谗言，要用一千一百一十一个童男的心肝煎汤服药，据说这样可以长生不老。

这个情节出自《西游记》第七十八回。鉴于《西游记》是神怪小说，用小孩心肝做药引子的故事应该纯属虚构。可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在咱们中国历史上，还真就发生过类似的故事，让人想不对号入座都不行。

咱们从一场灭佛运动说起。

您知道，中国历史上总共发生过四起自上而下的灭佛运动：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后周世宗灭佛。四个皇帝都对佛法不感冒，都排斥和打击佛教，所以在佛教史上，这叫“三武一宗之厄”。

唐武宗强制一部分和尚和尼姑还俗，触犯刑法的，犯过戒律的，都不许再做出家人；还拆毁一部分寺庙，凡是住寺人数达不到两百人的，以及建寺之前没有得到政府批准的，一律拆掉；并且没收一部分庙宇的财产，像土地啦、房屋啦、金属材质的佛像啦、某些和尚的私人积蓄啦，统统收归国有。

假如唐武宗只是给佛教徒带来灾难，那也没有大碍，毕竟佛教徒只是少数，况且对真正的佛教徒来说，你毁掉寺庙逼我还俗，我还可以做居士，在家修行一样成正果，是不是？问题在于唐武宗不光给佛教徒带来灾难，也给普通百姓带来了灾难。

唐武宗这人排斥佛教，但是对道教深信不疑，尤其迷信道教的神仙术。某个欠扁的道士对他说，用人心做药引子，可以炼成神奇的丹药，长期服用可以成仙。唐武宗居然信了，“令诸道进年十五岁童男童女心”——让全国的地方官给他供应十五岁少男少女的心脏。

为什么非得是十五岁童男童女呢？史籍上没提，我估计，可能跟洛书有关。洛书是一种看起来很神秘的数字排列，该排列共有九个数字，分成三行，无论哪一行的数字加起来，得数都是十五，竖着加和斜着加也一样。大概唐武宗相信洛书的数字蕴含着某种威力，有助于他成仙。

得到人心之后，要怎样才能炼成“神奇的丹药”呢？史籍上也没提，但我们可以凭借符咒书上记载的人心炼丹法门来推想一下。据一本符咒书籍记载，炼丹前需要先用黄土筑成一座坛，让法师登坛做法，画一道招仙符，然后念咒：“吾将老君令，急往兜率宫，急招仙人至，不可违帝命，急急如律令！”把符点着，对着东方吸一口气，用这口气把火吹旺。符烧成灰后，撒进鼎里，鼎里加水，把水烧开，然后把一颗童男的心和一颗童女的心搁里面煮，煮熟后，把心埋起来，用里面的汤合药，每次只可以合一丸。据说要想成仙，总共得服用五百丸，等于要杀掉二百五十个童男和二百五十个童女！

唐武宗用人心炼丹，具体过程不一定跟前面描述的一模一样，但他杀掉的童男童女数量肯定惊人，因为文献上写得明白：“令诸道进年十五岁童男童女心。”在这里“道”是一种行政区，级别在县以上，比现在的省小，比现在的市大。唐武宗在位时，唐朝共有四十多个这样的行政区，哪怕他要求每个行政区只上缴一颗童男心脏和一颗童女心脏，也会有八十多个人惨死！在人类历史上，独裁者的野蛮、愚蠢、无耻和自私无过于此。

服用了人心炼成的“仙丹”之后，唐武宗有没有羽化成仙呢？没有。这厮在会昌四年（公元844年）让地方官供应人心，在会昌六年（公元846年）就“驾崩”了，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三岁。御医说，他死于“恶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吃人心太多，以至于消化不良。

唐朝皇帝当中，迷信炼丹术的不光唐武宗一个，死于炼丹术的也不光唐武宗一个。唐武宗前面的唐穆宗也炼丹，吃丹药吃到中毒，死的时候才三十岁。还有大名鼎鼎的“一代圣君”唐太宗，晚年也炼丹，他的丹药成分里应该没有人心，但却有石钟乳磨的粉，由于长期服用，最后热毒攻心，跟唐武宗一样，也是死于“恶痢”。

说到这儿，我相信会有唐太宗的粉丝站出来质问：“你有什么证据？”很简单，您去翻翻《新唐书》第95卷和《资治通鉴》第199卷就知道了。也有朋友说：“炼丹是道教的爱好，可是唐太宗信佛啊，他不是支持唐僧西天取经吗？怎么会去炼丹！”事实上，玄奘去印度取经根本没有得到朝廷的许可，他是偷渡去的。另外炼丹也并不是道教的爱好，只是方术跟道教结合之后繁衍出来的一个旁支而已。再说，信仰在咱们这儿杂糅已久，有些把唯物主义挂在嘴上的人也会请“大师”给大楼看风水，怎么就不能让唐太宗既信佛又炼丹呢？

别说唐太宗，包括唐朝文学界的几个大腕，像韩愈、贺知章和李白，也迷信炼丹术。韩愈喂公鸡吃硫黄，然后他吃公鸡肉吃到暴毙；贺知章以八十岁高龄扯起丹炉大炼仙药；李白让第四任妻子宗氏进庐山修道，拜在女道士李腾空门下学习神仙之术，他自己还用水银、朱砂、云母和刚出生小孩的胞衣（这东西在炼丹界叫做“紫河车”，李白在写给朋友的信里提到过）做试验，都是例证。

君王炼丹，文人也炼丹，用我们现在的科学眼光看，他们都很愚蠢。好在文人愚蠢，最多害死几只公鸡（如韩愈）；而要是君王愚蠢，就可能害死很多条人命（如唐武宗）。由此可见，普通人愚蠢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领导人愚蠢。再仔细想想，领导人愚蠢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没有能力来制止他的愚蠢。

附注：此文还参考了《旧唐书》卷18、《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4、光绪年间上海书局刊印的《增补秘传万法归宗》，以及拙著《君子爱财：历史名人的经济生活》。

杜月笙抗战后失势原因：帮工人维权得罪国民党  阅读原文
本文摘自《近代史上的鸡零狗碎》，作者：张鸣，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 杜月笙是旧中国上海的青帮老大，也是上海滩著名的“闻人”。按著名报人徐铸成的说法，流氓首领，帮会领袖，不管你有多大声势，只能叫做“大...
全文↓
杜月笙抗战后失势原因：帮工人维权得罪国民党 阅读原文
来自：三品小衲  2011-10-26 19:56:51 |
本文摘自《近代史上的鸡零狗碎》，作者：张鸣，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

杜月笙是旧中国上海的青帮老大，也是上海滩著名的“闻人”。按著名报人徐铸成的说法，流氓首领，帮会领袖，不管你有多大声势，只能叫做“大亨”，上海滩够得上“闻人”的只有有数的几个人，而杜就是其中之一。

作为帮会头子，走私贩毒、包娼包赌，这些活计肯定是要做的，而且手眼通天，人脉极广，全国的军政要人、帮会同道并土匪马贼都买他的账。据说当时如果丢了特别紧要的东西，只要杜老板肯帮忙，不管丢在什么地方，都是可以物归原主的。在上海，无论什么时候，杜老板进到哪个舞厅，所有人都会停下来恭敬地看着他，乐队马上改奏迎宾曲。当然，如果杜月笙的本事仅限于此，那么他就担不起“闻人”二字。杜月笙的本事在于，他经常能做点好事，上海几乎所有大学，他都是校董，免不了要大笔地捐钱；凡是像点样的公益活动，都有他的身影，慈善募捐，认捐的头几名，肯定有他的名字。无论是失意政客还是落魄文人，只要你有名，到了上海，他都养着，给房给钱，而且给得相当巧妙，不让你有吃赏饭的感觉。大名鼎鼎的段祺瑞、杨度，都吃过他的饭，而且，就是在吃杜老板供养期间，杨度变成了中共的秘密党员。

杜月笙之有名，还在于他在跟上流社会打交道的同时，并没有忘了帮会原初的宗旨，以特殊的方式为某一部分下层百姓讨利益。因此，在上海的普通民众眼里，杜老板的口碑也是相当不错的。当时的上海，不管你是街头的小贩，还是四马路的流莺，受了欺负，只要运气足够好被杜老板知道了，他就会管，而且肯定会给你一个说得过去的说法。在国民党政府控制下的黄色工会，不再替工人说话，或者组织罢工时，杜月笙和他的门徒就承担了这个惹事的买卖；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许多工人罢工，都有帮会的背景，特别是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码头工人、人力车夫的“维权活动”，都无一例外地得到了杜月笙的支持。为了支持这些罢工，杜月笙甚至不惜冒跟政府当局搞翻的危险。从某种意义上说，杜月笙之所以在抗战以后，在国民党政府那边越来越失势，1948年连儿子都因所谓破坏金融秩序的罪名抓了起来，很大程度上是他这种替工人“维权”的行为所致。事实上，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共产党人还热衷于工人运动的时候，也必须借助杜老板的力量，早期上海总工会的会长汪寿华还拜山入了杜月笙的山堂，只是后来蒋介石搞“四一二”政变的时候，受到各方的压力与诱惑，杜月笙又出卖了他。这件事，后来成了杜月笙一生悔之不尽的憾事。1949年以后，当他逃到香港，和在京剧界有“冬皇”之称的孟小冬一起生活的时候，还不断地提及此事。

一个国家，当政府尤其是警察和司法部门不能维护秩序，不能还下层百姓一个起码的公道的时候，下层百姓就会去求助黑社会。黑社会也自然会以下层社会的执法者面目出现，在很多场合充当裁判，尽管他们的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秩序的破坏者和下层百姓的压迫者。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需要某种秩序，都有人在寻求公道，如果政府失职，那么自然会有替代者。旧中国的种种乱象，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此。

曾国藩之子让俄国立国后第一次归还侵占领土  阅读原文
本文摘自《818你不知道的晚清》，作者：刘继兴 王伟，出版社：万卷出版公司 晚清七十多年的历史给人的记忆几乎都是灰色沉闷的，这七十多年的历史进程乏善可陈，鲜有亮点，太多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带给国人的...
全文↓
曾国藩之子让俄国立国后第一次归还侵占领土 阅读原文
来自：三品小衲  2011-10-26 19:55:38 |
本文摘自《818你不知道的晚清》，作者：刘继兴 王伟，出版社：万卷出版公司

晚清七十多年的历史给人的记忆几乎都是灰色沉闷的，这七十多年的历史进程乏善可陈，鲜有亮点，太多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带给国人的伤痛难以回首。但也正是在这种如铅色的沉重之中，在晚清的历史舞台上出现了一位出色的外交家，使那时的中国出现过一抹亮色，赢得了一些尊严。也就是这位外交家从心底呐喊出：中国睡狮已醒。

这位外交家就是“晚清第一名臣”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曾国藩被推崇为“千古完人”、“官场楷模”，他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睁眼看世界”并积极实践的第一人。出身名门的曾纪泽可谓深得其父的真传。他牢记父亲的立德、立功、立言的教诲，做到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并在此基础上向着人生的最高目标“治国平天下”奋进。

曾纪泽（1839—1890），字劼刚，曾国藩长子，中国清末外交官。他通经史，工诗文，精算术，又受洋务思潮影响，30岁起刻苦学习英文，潜心研究外交和国际政治，以“学贯中西”见称于时。1878年8月，曾纪泽出任驻英法公使，在中西对峙的国难当头之际，通过自身敏锐的观察和收复伊犁的谈判，维护了国家的尊严。同时，他也从国外的角度反观中国，最早发出了“中国睡狮已醒”的惊世骇俗之论。

慈禧十分重视曾纪泽

曾纪泽出任驻英法公使时，慈禧太后非常重视，在曾纪泽出使之前，于光绪三年和四年（1877、1878），两次召见了他，亲自询问了他的行程以及外国的外交体制等一些具体的问题。在史海中留下了慈禧太后与曾纪泽的对答：

“办洋务甚不容易。闻福建又有焚毁教堂房屋之案，将来必又淘气。”

“办洋务，难处在外国人不讲理，中国人不明事势。中国臣民当恨洋人，不消说了，但须徐图自强，乃能有济，断非毁一教堂，杀一洋人，便算报仇雪耻。现在中国人多不明此理，所以有云南马嘉理一事，致太后、皇上宵旰勤劳。”

“可不是么？我们此仇何能一日忘记，但是要慢慢自强起来。你方才的话说得明白，断非杀一人、烧一屋就算报了仇的。”

“是。”

“这些人明白这理的少。你替国家办这等事，将来这些人必有骂你的时候，你却要任劳任怨。”

“臣从前读书，到‘事君能致其身’一语，以为人臣忠则尽命，是到了极处了。近观近来时势，见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时须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层，竟须拼得将声名看得不要紧，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即如前天津一案，臣的父亲先臣曾国藩，在保定动身，正是卧病之时，即写了遗嘱，吩咐家里人，安排将性命不要了。及至到了天津，又见事务重大，非一死所能了事，于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其时京城士大夫骂者颇多，臣父亲引咎自责，寄朋友信，常写‘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八字，正是拼却名声，以顾大局。其实当时事势，舍曾国藩之所办，更无办法。”

“曾国藩真是公忠体国之人。”

曾纪泽在与慈禧的对话中不但为其父曾国藩赢得了最高执政者正当公允的评价，同时也恰当地表达了曾氏家教对自己的影响。慈禧还询问了曾纪泽对洋务的看法和外语水平。

“你在外多年，懂洋务否？”

“臣父亲在两江总督任内时，兼署南洋通商大臣，在直隶总督任内时，虽未兼北洋通商大臣，却于末了儿办过天津教堂一案。臣随侍父亲在任，闻见一二，不能全知。”

“你能通洋人语言文字？”

“臣在籍翻阅外国字典，略能通知一点。臣所写的，洋人可以懂了；洋人所写的，臣还不能全懂。”

“只知道英国的？”

“只知道英国的。至于法国、德国等处语言，未曾学习。美国系与英国一样的。”

在第二次的召见中，曾纪泽又强调了当时英语为国际商务用语，而法语为欧洲外交官方语言。曾纪泽在回答慈禧的问题时，还强调了翻译一职和办洋务的区别，提出朝廷在挑选洋务官员时不必把外语水平作为一条标准。“若遣使必通洋文洋语，则日后择才更难。且通洋文、洋语、洋学，与办洋务系截然两事。办洋务以熟于条约、熟于公事为要，不必侵占翻译之职。”

从曾纪泽和慈禧的对话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求真务实、敢讲真话的曾纪泽。

初到欧洲，曾纪泽以诗明志。诗曰：“九万扶摇吹海水，三千世界启天关；从知混沌犹馀言，始信昆仑别有山。”曾纪泽对英国人的傲慢之举予以严厉的反击，彰显了一个泱泱大国义正词严凛然不可欺的一面，赢得西方外交界的尊重和朝野的好评。

慈禧太后欣喜地赞叹道：“看不出，曾纪泽还真有些胆量！”

让沙皇把吞到腹中的领土再吐出来

同治十年（1871），沙俄趁清朝西北边疆动乱之机，以“代为收复”为名，出兵占领了新疆伊犁地区。光绪四年（1878），左宗棠收复新疆，沙俄拒不归还伊犁。清政府派崇厚为使臣赴俄谈判索回失地。昏庸无能的崇厚在沙俄的利诱威胁下，于光绪五年（1879）十二月二日擅自与沙俄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根据该约，中国虽然收回了伊犁这座孤城，却丧失了大片土地，除割去霍尔果斯河以西和特克里斯河流域大片富饶的领土外，还要赔款500万卢布。

消息传来，朝野震惊，举国哗然。迫于压力，清廷不予承认和批准这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并将崇厚革职查办，令左宗棠做好战争准备，以防不测。沙俄恼羞成怒，派大军屯集边境，并调集军舰游弋远东。在此期间，由于沙俄国内出现了一些变故，俄方同意了清廷的重新谈判的要求。

光绪六年（1880）二月，清廷派驻英公使曾纪泽兼任出使俄国钦差大臣，修订崇厚先前所立的条约。曾纪泽知道自己要与之打交道的是一个异常贪婪蛮横的国家。但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他没有其他的选择，只有义无反顾知难而进。曾纪泽决心“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

曾纪泽认为伊犁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放弃伊犁等于放弃整个新疆。于是，他提出以金钱换土地的方法，即使多赔点钱也要收回土地——钱是可以再生的，土地失去则不能再回。这一外交策略在当时可谓卓有见识。

光绪六年六月，曾纪泽抵达彼得堡，开始长达半年的艰难谈判。与曾纪泽谈判的俄国代表是外交大臣格尔斯和驻中国公使布策，这两人十分霸道蛮横强硬，坚持不改崇厚先前所立的条约。

他们对曾纪泽说：“两国全权大臣已经签订好了条约，没有什么可以修改的了。”

曾纪泽语气坚定地回答：“因为中国的使臣崇厚失职，违背了朝廷的旨意，所以这个条约理应酌情进行修改。”

格尔斯和布策又说：“崇厚是头等全权大臣，你是二等出使大臣，又无全权，怎么能够修改崇厚与我们签订的条约呢？”

曾纪泽针锋相对：“我既然是驻俄公使，就有权同你们谈判修改条约的事。”

格尔斯和布策被顶得无话可说，只好同意与曾纪泽谈判。曾纪泽把需要修改的地方一条条列出。格尔斯看后暴跳如雷：“这不是把前面所订的条约全部推翻了吗？俄国沙皇已经向清朝廷提出最后警告，假如不批准以前签订的条约，我们就只能用大炮来发言了。”

曾纪泽毫不退缩地回答：“如果两国间不幸发生战争，中国用兵向俄国索还土地，那就什么地方都可以索取，决不只限于一个伊犁。”

几天后，格尔斯和布策又蛮横地向曾纪泽提出：“我们守卫伊犁的军费总共为1200万元，中国必须予以赔偿。”

曾纪泽冷笑道：“双方还没有打仗，哪里跑出来的军费？”

格尔斯和布策说：“如果你们不答应，俄国只好开战了。”

曾纪泽不卑不亢，针锋相对：“中国不愿有打仗之事。倘不幸有此事，中国百姓未必不愿与俄一战。一旦打起仗来，谁胜谁败还不一定呢。中国人坚忍耐劳，纵使一战未必取胜，然中国地方最大，虽数十年亦能支持，想贵国不能无损。大清如果获胜了，那俄国也必须赔偿我们军费。”

其时，俄国内有国事不宁，外有左宗棠有作战准备，自然不敢轻举妄动。再加上曾纪泽恪守“替国家保全大局”的信条，以其非凡的毅力和坚韧，始终如一不为利诱，不折不挠，不屈淫威，“逐日争辩，细意推敲”，始终表现出“不肯苟且迁就之意”，极力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双方正式会谈辩论有记录可寻的为51次，反复争辩达数十万言。终于迫使俄国政府修改条约，除了将伊犁归还中国外，又归还了伊犁南面的一大片领土。曾纪泽不辱使命，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英雄式的外交大臣。

光绪七年（1881）二月二十四日午后，双方重订《中俄伊犁条约》，此次签订的条约全称为《中俄改订条约》，用中、俄、法三国文字缮就定稿，中文约本有数页为曾纪泽亲手所书。

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一）沙俄归还其强占的中国伊犁地区，约2万多平方公里的伊犁等9城。但为安置“入俄籍而弃田地之民”，霍尔果斯河以西和伊犁河南北两岸的中国大片领土交由俄方管理。（二）规定“伊犁居民，或愿仍居原处为中国民，或愿迁居俄国入籍者，均听其便”。（三）中国赔款900万卢布（约合509万两白银），用以“代收，代守伊犁所需兵费”及“补恤”俄商、俄民等。（四）俄商在中国新疆各城贸易，暂不纳税；在中国蒙古地区贸易，照旧免税。（五）准俄国在肃州（指肃州所属的嘉峪关，在今甘肃嘉峪关市）和吐鲁番增设领事。

《中俄改订条约》与俄国和崇厚签订的《里瓦几亚条约》相比，除赔款增加了400万卢布外，在界务和商务方面，中国都争回了很大一部分主权。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条约是从沙俄已经到手的利益中挽回的，是虎腹取食，曾纪泽实现了“挽狂澜于既倒，探虎口而索食”。这一次谈判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成功谈判，在外交上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签字之后，沙俄代表格尔斯握着曾纪泽的手说：“我办外国事件四十二年，所见人才甚多，今与贵爵共事，始知中国非无人才！”并称他为“世界罕见的使才”。

光绪七年三月二十六日，清政府钦差大臣、全权代表、中国驻俄公使曾纪泽与俄国外交大臣格尔斯重新签订的《中俄改订条约》正式对外发布。

此条约一公布，世界舆论顿时一片哗然。

英国驻俄国公使德佛椤当日向英国外交部电告此事时称：“奇迹！中国的曾纪泽已迫使俄国做出了它未做过的事，把业已吞下去的领土又吐了出来！”

法国驻俄公使商西由衷赞叹：“无论从哪方面看，中国的曾纪泽创造的都是一个奇迹！”法国籍军官日意格的评价则是：“我没有看错，曾纪泽确是我接触到的所有外交官当中最优秀的一个！”

英、法、美等国的各大权威报纸均载文评论说：“中国的天才外交官曾纪泽创造了外交史上的一个奇迹，他迫使大俄帝国把已经吞进口里的土地又吐了出来。这是俄国立国以来不曾有过的事情。”

晚清学者俞樾用了十六个字评价了曾纪泽的这次外交功绩：“公踵其后，十易八九，折冲樽俎，夺肉虎口。”

伊犁谈判的成功，提高了清王朝在国际社会的地位，一改中国近代以来“奴才外交”的懦弱形象。

中国先睡后醒论

法国对越南垂涎已久，光绪九年（1883），法军由海、陆两路挑起战争，威逼清廷就范，中法战争爆发。曾纪泽又与法国展开外交斗争，主张“坚持不让”，“一战不胜，则谋再战；再战不胜，则谋屡战”。他认为中国应取“刚严”之态，整军备战，以战求和。法国见曾纪泽不好对付，向清政府提出撤换曾纪泽为议和条件。迫于法方压力，清廷免除了曾纪泽驻法使节之职，由李鸿章在天津与法国签订了《中法新约》，将中国在越南的一切权益彻底放弃。曾纪泽闻讯，极为悲愤，斥责李鸿章“闻法不索军费，遂将全越让之”，完全是目光短浅之举。

曾纪泽卸驻法大臣职后仍为驻英、俄大臣。光绪十年（1884）三月，他几经周折与英国议定《洋烟税厘并征条约》，为清政府争回每年增加的烟税白银200多万两。

曾纪泽在出使英俄期间，感到清王朝顺应世界潮流的变局已经到来，清王朝这头睡狮正在醒来，“中国真醒大醒”，“无复有睡之意矣”。他用英文作《中国先睡后醒论》，发表于伦敦《亚洲季刊》上。文章义正词严地驳斥了列强对中国的鄙视，指出外来侵略足以“唤醒中国于安乐好梦之中”，中国“全备稳固可翘足以待”。曾纪泽对民族振兴和国家强盛满怀信心。

光绪十二年（1886），曾纪泽奉旨回国，虽先后在海军衙门、总理衙门、兵部等部门任职，但并无实权，无所作为。他曾作诗自叹：“年来益觉名心淡，好梦时时在故乡。”在日益腐朽的清王朝晚期，曾纪泽的政治主张始终无法实现，这是他抱憾终身的痛楚。

光绪十六年（1890年2月23日），突患中风的曾纪泽卒于任，时年51岁。朝廷循例抚恤，加太子少保，谥惠敏。正当国家多难之秋，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伟大的外交家、一代外交巨子溘然长逝，令人扼腕叹息。国际舆论普遍认为曾纪泽的辞世是中国外交界的重大损失。

没有了曾纪泽的晚清王朝，在外交方面从此进入了“磕头时代”。

朱元璋当皇帝后为何听不得别人说“则”字？  阅读原文
本文摘自《皇帝·文臣和太监》，作者：十年砍柴，出版社：广西人民出版社 中国人避皇帝或长辈的名讳，不知从何时起。不过直到今天，对长者、尊者直呼其名都是不礼貌的。农村小孩之间骂架，互相指着鼻子叫对方父母...
全文↓
朱元璋当皇帝后为何听不得别人说“则”字？ 阅读原文
来自：三品小衲  2011-10-26 19:52:55 |
本文摘自《皇帝·文臣和太监》，作者：十年砍柴，出版社：广西人民出版社

中国人避皇帝或长辈的名讳，不知从何时起。不过直到今天，对长者、尊者直呼其名都是不礼貌的。农村小孩之间骂架，互相指着鼻子叫对方父母的名字，便是一种侮辱对方的精神胜利法。过去的人在自己文章中不得以需要祖辈、师长的名字时，总是称“讳某某”。不过屈原在他的《离骚》中说到：“朕皇考曰伯庸”，而不说“讳伯庸”，他也不用像林黛玉那样，写母亲的名字“敏”时，故意缺笔。是否当时名讳之规矩还不是很盛行？

也许，在古人的心目中，名字和生辰八字有着特殊的魔力，和这个人的生命状况息息相关，所以巫师作法，诅咒一个人，就会做一个小人，写着那人的名字和生辰，然后恶毒地行法，比如《红楼梦》中的马道婆受赵姨娘委托，如此来对付王熙凤和贾宝玉。

在古人的心目中，人的地位越高，权力越大，他的名讳越是碰不得，而那些没什么势力的老百姓，除了自家孩子，别人直呼其名他也无可奈何。皇帝富有四海，全国百姓都是他的子民，因此避皇帝的名讳范围最广，皇帝的名字，简直就是老虎屁股，摸不得。

历朝历代，最大的敏感字眼，便是皇帝的名字。除此之外，其他的敏感字、敏感词并不多，秀才们做文章时，只要留心别去碰圣上名讳这个大地雷，不用煞费苦心给更多的词找一个替身。

可是到了明代，就不一样了。出身贫苦的朱元璋当了皇帝以后，忌讳就格外多了起来。除皇帝的名讳外，许多词也是犯大忌的，那些舞文弄墨的人搞不好就会掉脑袋。

朱元璋早年参加郭子兴的队伍，靠杀人放火而起家，因此特别忌讳人家拐着弯子骂他是“贼”，他对“贼”字的警惕简直到了神经过敏的地步。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给人当枪手，写上表叩谢圣恩，中有“作则垂宪”。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提按察使撰贺冬表，文中有“仪则天下”。常州府学正孟清也是替上司捉刀，贺表中有“圣德做则”。这洪武皇帝大概当时讲的老家濠州方言，“贼”和“则”同音，怀疑是讽刺他做过贼，便将这些拍马屁的人全部杀死。他年轻时当过和尚，因此也忌讳别人提起他这段自认为不光彩的历史，臣民们的上表中不许有和“僧”音相近的字，否则就会龙颜大怒，杀意顿起。因此那时候连“医生”都改成了“医士”。而且他这种忌讳扩大得让人摸不到边，一个人上表中有“取法象魏”，他念成“去发”，去发不是当和尚吗？又是讽刺老子龙潜时当和尚那段经历，没说的，让人把这人推出去“咔嚓”一声砍掉。

说白了，朱元璋这心理和阿Q没什么区别，因为自卑、因为不自信，总怀疑别人瞧不起他，哪怕打下了花花江山。阿Q因为头上有癞疮疤，便忌讳别人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直至忌讳说“光”、“亮”。别人犯了他的讳，力气小的他就打，口拙的他就骂。可这样一个流浪汉，一般的人不把他放在眼里，连王胡、小D这样的人也敢公然冒犯他的忌讳，他只能肚子里骂娘。要是他和朱元璋一样当上皇帝，有无限的权力，估计王胡、小D之流都得死。

朱元璋的忌讳太多，多得连老百姓取名，都不能用某些字，如“天、国、君、臣、圣”等等，甚至“博士、大官、太医”也在禁止取名的范围之内。这么多的敏感词可把那些做大臣的吓坏了，这拍马屁风险太大了，搞不好把身家性命丢了。可马屁文章又不能不做。礼部官员斗胆恳求皇上，下一道表式，规定哪些字、词不能用，让臣民心中有数，便于遵守。这洪武帝还不算太混账，便让翰林学士设计了一份谢恩表的格式，颁布给各有关部门，以后要上表谢恩，就照着这份填空就行了。这下文武百官心头的石头落了地，拍马屁的风险一下子就降低了。

朝鲜人为何长期看不起日本：日本对中国不够尊重  阅读原文
文章摘自《中国人的性格历程》 作者：张宏杰 出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很久以来，朝鲜就被中华帝国的文化光芒所深深吸引，以作为中国最忠诚的属邦为荣。它认为中国的一切都是完美的，一举一动都一丝不苟地向中...
全文↓
朝鲜人为何长期看不起日本：日本对中国不够尊重 阅读原文
来自：三品小衲  2011-10-26 19:50:46 |
文章摘自《中国人的性格历程》 作者：张宏杰 出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很久以来，朝鲜就被中华帝国的文化光芒所深深吸引，以作为中国最忠诚的属邦为荣。它认为中国的一切都是完美的，一举一动都一丝不苟地向中国看齐，成了中国最教条的学生。韩鲜骄傲地自称“小中华”。朝鲜人长期看不起日本，原因就是日本天皇竟敢和中国皇帝一样自称为“皇”，并且对中国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尊重。

朝鲜学习中国是如此彻底，以至于它和中国的唯一区别是它比中国更顽固地坚持从中国学来的一切教条。

朝鲜李朝开国太祖李成桂学习宋朝太祖赵匡胤，发动兵变篡夺了王位。为了一家一姓统治万代，他照搬中国皇帝的统治术，重文轻武，大力推行儒家思想专制。

李朝也通过科举选拔官僚。朝鲜的科举和明朝一样，完全为束缚读书人的思想而设，规定读书人只能读四书五经，不许发表自己的见解。李朝的官僚们和中国的情况一样，“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却垄断着政治权力、社会荣誉和物质财富。不劳而食既得利益使官僚们成为最保守的集团。”（尹保云：《儒教国家的现代化》）

李朝的朝廷和明朝一样，不断陷入权臣、太后、外戚、太监们盘根错节的政治斗争中，形成一个又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李朝的官场和明朝一样腐败。人们做官就是为了发财，当官前拼命跑官买官，当了官后拼命搜刮。官场腐败一直蔓延到监狱。

连朋党斗争都学得惟妙惟肖。官员们在朝廷上结党营私，争权夺利。像明朝的东林党和阉党的党争一样，朝鲜朝廷“东人”和“西人”，“老论”和“少论”之间的朋党斗争也是愈演愈烈。无论哪一派上台都要清洗另一派，动不动就是满门抄斩，斗得你死我活。明朝因为朋党斗争亡了国，朝鲜则因为朋党斗争，在16世纪日本入侵时也没有精力反抗。

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束缚人民，把老百姓编成里甲，规定了路引制度，也就是通行证制度。普通百姓只要走出出生地百里之外，就得持有官府开具的通行证，否则就以逃犯论处。在大明天下做百姓有近乎囚徒的意味。而李朝做得更彻底，干脆就把老百姓当成了囚徒，实行号牌制度，每个人身上都得挂着号牌，上面写着自己的姓名、年龄、出身和住址，衙役们可以随时翻看行人的号牌。

李朝和明朝一样，以稳定为最高目标，用官僚系统把社会控制得死死的，生怕出一点点乱子。为了怕老百姓集会妨碍社会稳定，李朝甚至不允许在首都之外有永久性的市场。李朝初期，“湖南”地区曾出现了由逃荒农民自发成立的永久性市场，朝廷认为是不安定因素，很快予以取缔。

李朝的儒学大师李珥（1536-1584），也称李栗谷。李珥崇尚程朱理学，主张“事大以诚”，维护以明朝为中心的“天朝礼治体系”。韩国把他印在钱币上，可见他在韩国人心目中的地位。

更值得一提的是朝鲜的思想专制。由于朝廷的大力提倡和朝鲜民族的强硬性格，朝鲜读书人比中国的知识分子更加顽固不化地坚守程朱理学教条。他们类似于宗教中的原教旨主义者，不把中国的程朱理学作为一门哲学，而是作为万古不变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他们要求全朝鲜对程朱理学的贯彻必须一丝不苟，一点也不能走样。正如韩国学者黄秉泰所说，韩国儒学的“目的不是满足韩国社会制度和人民的文化需要，而是要求韩国社会制度和人民必须遵循的永恒而又普遍的道德、政治准则”。理学甚至在中国也没有受到这样崇高的礼遇。所以，朝鲜古代的知识分子比中国明朝的那些用礼教吃人的儒生更加走极端，更加不近人性。在他们主导下的朝廷的朋党斗争就比中国更加血腥，更加缺乏妥协。朝鲜统治阶级不遗余力地去追求思想上的绝对统一和专制，对任何异端邪说都毫不留情。朝鲜儒学将社会各个方面粘合焊接成一块铁板，对任何变迁的冲击，最基本的反应就是排斥。

总而言之，朝鲜在统治集团“一切为了稳定”，“千年万代享福”的政治目标下，方方面面学习中国，形成了比中国还要牢固和保守的专制社会。这种制度成功地达到了稳定的目标，使李朝维持了近五百年。然而这种体制存在着严重的缺点，那就是很难做制度上的变革。

在西方的冲击来临之前，朝鲜社会存在着一切中国社会存在的弊端。唯一不同的是，它的弊端更加深重和顽固。阻碍中国社会前进的所有文化基因，都被朝鲜拷贝过去，并且发育得更清晰。所以，在中国现代化路上，韩国无疑是一面最好的镜子。观察韩国是如何破除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因素，了解韩国如何把传统文化中的有益因素与现代化变革的要求结合起来，借鉴韩国在化蛹为蝶过程中的悲欢苦乐，吸取她的经验，知道她的教训，对中国无疑是有益的。

毛泽东建国后的“三大志愿”为何无一实现？  阅读原文
本文摘自《毛泽东的辉煌人生和未了心愿》，作者：孟庆春，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毛泽东的志愿大致有两类，一类是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前途紧密相关的，一类是具有个人色彩的志愿和想法。越到晚年，他谈论志愿的兴趣...
全文↓
毛泽东建国后的“三大志愿”为何无一实现？ 阅读原文
来自：三品小衲  2011-10-26 19:49:12 |
本文摘自《毛泽东的辉煌人生和未了心愿》，作者：孟庆春，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毛泽东的志愿大致有两类，一类是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前途紧密相关的，一类是具有个人色彩的志愿和想法。越到晚年，他谈论志愿的兴趣也越大，仿佛是以此来抒解心中的遗憾。作为一名耄耋老人，他深知自己来日不多，但他雄心不老，正像他非常欣赏的曹操的诗《步出夏门行》中所描述的那样：“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毛泽东始终是个“壮心不已”的人。从他谈到的许多志愿中，我们仍能感受到他“志在千里”的“壮心”在跳动。

1961年8月在庐山，有一天毛泽东和他的卫士张仙朋聊天，谈他的志向，他说：

我有三大志愿：一是要下放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这样使我多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我不当官僚主义，对全国干部也是一个推动；二是要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我对地质方面缺少知识，要请一位地质学家，还要请一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一起去；三是最后写一部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论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

从毛泽东志愿的第一类来说，毛泽东在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上，提出了“向自然界开战”的经济发展战略口号，即在阶级矛盾解决后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以不断满足人们对于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然而，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不足，导致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失误。由此，党和毛泽东认识到，我们要实现经济文化发展，就必须注重调查研究，必须不断增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知识。

下放两年半；千里走单骑考察长江和黄河；写一本披露自己心迹的自传。其实，这三个志愿表达的都是毛泽东的一种渴望：到群众中去，到实践中去，进而沟通自己同中国社会实际的联系。

我们先来议论毛泽东的第一个志愿。

当年，在中央苏区，只要有几天战斗的间隙时间，毛泽东就会找来农民、商人、手工业者甚至地主，开调查会。本地的社会结构、风土人情乃至一块豆腐卖多少钱，哪家的水酒最受欢迎，土布和盐、洋火等日用品从哪里进的货，他都了如指掌。在延安，他穿着和农民几乎一样的棉袄，走在街上。来来往往各式各样的人和他打招呼，想停下来就停下来和他聊天，大到边区政策的建议、小到农民骂他的一句闲话，他都能声声入耳。而当时的历史背景呢，外有强大的敌人，飞机大炮围追堵截，一天也没有让人安生过；内有不同路线的纷争，再夹杂着共产国际这个“太上皇”不停地指手画脚。28年无数的艰难曲折，毛泽东走得扎实，是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一步一个脚印，步步落在实处。他从不虚言，就是和蒋介石的军事决战，也是到了辽沈战役后才最终提出来。

建国后，情况不同了。战场上的敌人是看得见的，经济建设这个对手却面目不清，并且一切事情似乎都那么顺利。例如：抗美援朝，证明美帝国主义也不过如此；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揭开了斯大林的盖子，看到了苏联存在的问题；没收官僚资本、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这样的民主革命任务仅仅用了三年时间就完成了；接着，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面改造，在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这样的大变革，也只用了三年时间。尔后，他身居红墙内，差不多听不到直接来自老百姓的声音，大多数情况下基本是靠听汇报发文件的。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中央领导机关只是一个制造思想产品的加工厂，如果不了解下情，没有原料，也没有半成品，怎么能出产品？所以只要有可能，他从不放弃出去走走的机会。

1957年以后，毛泽东的威望已迈上个人崇拜的台阶，凡是他视为正确的，都要不遗余力贯彻到底。于是，一切困难便都不在话下了，一切制约也似乎都不存在了；于是，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办不到的事儿。然而，经济建设有着它特殊的规律；而在事实上，我们党在建国之初就缺少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造成了国民经济严重失衡和混乱，一时天灾人祸，怨声四起。毛泽东说，我在北京，差不多听不到什么，以后要多出来走走。他实在不甘于身居红墙内靠听汇报发文件左右中国大局。

为扭转我国经济建设的被动局面，毛泽东亲自下去搞调查研究，而1958年则是他出京最多的一年，全年只有两三个月在中南海办公，其他时间都在外省走来走去，足迹遍及17个省市。他雪夜访黎明机械厂，三顾茅庐看出铁；他记挂着伤寒病的流行，关心农民的口粮够不够吃。这样，人民群众又看到了毛泽东的高大身影。通过观察，毛泽东注意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错误倾向。他怀疑：水稻亩产10万斤有可能吗？面对玉米亩产2000斤的保证，毛泽东笑着说，拿到手才算数。他深信大锅菜炒出来就是不如小锅菜香。然而，他似乎从来没有走出过人的包围圈；警卫以及警卫拦都拦不住的欢呼的人群。

1952年在武汉，毛泽东游黄鹤楼时，不得不戴着口罩，但还是让一个孩子认了出来。刹那间，人群潮涌，警卫使出浑身解数才将其保驾下山。毛泽东对此感叹道：真是下不了的黄鹤楼！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在天津又重演了一幕“下不了的黄鹤楼”。那天，他参观了南开大学、天津大学，想到外面吃顿饭，就去了正阳春饭馆。不料，饭吃到一半，毛泽东无意向窗外望了一眼，却正被对面楼上晒衣服的一位妇女瞧个正着，一声毛主席万岁，喊来了街前街后的人，万岁之声不绝于耳，交通陷入瘫痪。毛泽东没法吃饭，只得连连到窗口和热情的人群打招呼。直到下午三点，警备区派出了一个排的精干小伙子才把他的座车从人群中推进去又推出来。事后，清扫现场，竟收了七筐半人们丢失的钢笔、手表和鞋帽等物。

为了扭转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困境，1961年1月毛泽东做了自我批评：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调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少了。他在随后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提议：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1961年要搞个实事求是年。根据他的意见，这年，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几乎所有政治局委员都下了基层，搞调查研究。

毛泽东搞的还是间接调查。他让田家英、陈伯达和胡乔木各带一个工作组，分别到浙江、广东和湖南农村，每组都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半个月后到广州会合向他汇报。这次调查的结果，就是毛泽东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六十条，对人民公社等农村存在的一些问题作了调整和规范。这个冷一冷头脑，纠正一些左倾错误的过程，延续到1962年1月底2月初，开了个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会议开得顺利，开得热烈，开得民主，大家反映：“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原本到1月28日结束的会开到了2月7日，七千人的春节都是在大会上过的。会议对1958年以来所犯错误的责任统一了认识：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其次是省市自治区各级党委，然后是省以下的各级党委，各有各的一笔账。

毛泽东再次做了个自我批评：少奇同志蹲过点，我没有，我是搞工作组，间接的。提倡调查研究多少年了，进城以来这几年，自己不做，也不提倡了。到了去年–1961年，才重新提倡。一个省委第一书记不下去蹲点；省委各书记不下去蹲点，怎么会叫地委一级、县委一级去蹲点，去做调查研究呢？我们应当到大队里去，到生产队里去，到工人里去，军队的同志到连队里去。我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做过保证的，我说，我一定得下去蹲点，但是到今天我还没有实行。

在毛泽东看来，大跃进有错误要纠正，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有一条根本原则不容动摇，那就是这些错误和其成绩相比，只是十个指头中一个至多两个三个指头的关系。1962年，中国曾经有一个改变大跃进错误方向的契机，然而，这个契机注定就像流星一般，仅仅在中国的天空一划而过。

我们再来议论毛泽东的第二个志愿。

毛泽东打算骑马实地考察黄河、长江两岸。这个志愿毛泽东由来已久。特别是对黄河，毛泽东怀有很深很深的感情。1936年2月毛泽东率红军东渡黄河出征山西。东征前夕，面对白雪皑皑的冰雪世界，毛泽东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词章《沁园春·雪》。其中，“大河上下，顿失滔滔”一句，说的就是黄河。

转战陕北期间，毛泽东又专门去看黄河。他若有所思地说：“自古道，黄河百害而无一利。这种说法是因为不能站在高处看黄河。站低了，只看见洪水，不见河流。”他无限深情地说：

没有黄河，就没有我们这个民族呵！不谈五千年，只论现在，没有黄河天险，恐怕我们在延安还呆不了那么久。抗日战争中，黄河替我们挡住了日本帝国主义，即使有害，只这一条，也该减轻罪过。将来全国解放了，我们还要利用黄河水浇地，发电，为人民造福！那时，对黄河的评价更要改变了！

1948年东渡黄河前往华北时，毛泽东又一次对着咆哮的黄河陷入沉思：“你们可以藐视一切，但是不能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这个民族……”

1952年10月，毛泽东利用中央批准他休息一周的时间视察了黄河。这是建国后，他第一次出巡。视察后，毛泽东发出了“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伟大号召。

1959年，毛泽东曾充满深情地这样评价黄河：“黄河是伟大的，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起源，人说‘不到黄河心不死’，我是到了黄河也不死心。”他还说：“如果有可能，我就游黄河、长江。从黄河口子沿河而上，搞一班人，地质学家、生物学家、文学家，只准骑马，不准坐车，骑马对身体实在好，一直往昆仑山，然后到猪八戒的那个通天河，翻过长江上游，然后再沿江而下，从金沙江到崇明岛。我有这个志向，现在开支票，但哪一年兑现不晓得。”

1961年3月，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再一次提到视察黄河、长江的事，他说：“我很想恢复骑马的制度，不坐火车，不坐汽车，想跑两条线。从黄河的河口，沿河而上，到它的发源地，然后跨过山去，到扬子江的发源地，顺流而下。不要多少时间，有三年时间就可以横过去，顶多五年。”

1962年4月，毛泽东和即将调到西安工作的机要秘书高智告别时，他要高智为他去陕西走黄河做好准备。他说：“我们东渡黄河的事，你还记得吗？我的老青马被挤下黄河，它回头游上了岸。”略停片刻，又说道：“转战陕北时，你经常打前站、号房子。这一次，你还打前站，我随后就来。我到陕西后，要骑马沿黄河走一趟。我要走一趟……”

1964年，年逾古稀的毛泽东开始准备将计划付诸实施。他指示身边人员练骑马，查资料，做了各个方面的准备。他还准备组织一个智囊团随行，吸收一些科学家参加，其中有搞天文的，搞地理的，搞历史的等。中央警卫局还秘密组建了一支骑兵大队，以便在需要时跟随他考察黄河。为随时跟着毛泽东出发，这支部队在北京郊区的西山训练了好几年。1964年夏天，还把为毛泽东驯养的坐骑运到北戴河，让他骑上走了几圈。他自己也没有料到，这是他最后一次骑马。当时还拍了毛泽东骑在马背上的照片，两侧有人簇拥着。

就在这个夏天，北部湾事件发生，美国扩大了侵略越南的战争，中国南部边疆直接面临着战争的威胁。事实上，当时中国的决策层也在考虑出兵与不出兵两种可能。毛泽东这时已经没有这种探幽访古的闲情逸致了。这年8月6日，毛泽东在抗议美国侵犯越南的声明稿上批示说：“要打仗了，我的行动要重新考虑。”这里说的“行动”指的就是骑马考察黄河的计划。

1965年，高智乘车由西安到北京时，他按照毛泽东的嘱托，不敢休息，沿路调查，做了详细记录。有什么山，有什么沟，有多少涵洞，最长的洞是多少公里，哪段路好走，哪段路不好走，哪里可以歇脚……在北京，高智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详细询问了西安到北京的沿途情况。他说：“我也有些好高骛远，我要骑马沿黄河走一趟，可是脱不开身，一直不能如愿……我对陕北是有感情的，我在江西待的时间短，在延安待的时间长，我还要回去看看，吃陕北的小米，沿黄河走一趟。”

随着毛泽东“重上井冈山”，他又开始了人生历史上新的一搏。七十多岁的毛泽东将他的余生全部倾注进了他后来所说的两件事之一–“文化大革命”上。此后，他再也没有提骑马考察黄河的事，骑兵大队也神秘地解散了。

我们最后来议论毛泽东的第三个志愿。

毛泽东在他三个志愿中提出的最后一个志愿是：写一部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论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我这个人啊，好处占百分之七十，坏处占百分之三十，就很满足了。我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是圣人。”“文革”初期，毛泽东说过“不相信那几本小书（指《毛泽东选集》），会有那么大的神通。”这既是毛泽东的自谦，也反映出他尚不满足于过去的研究成果，所以提出了要写一部书。

如果毛泽东能在晚年写一部关于自己的书（从他如上字句分析，属人生传记类作品），那对后人研究毛泽东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历史也将从这本书中吸取极有价值的材料。这些，只能对他自己和后人永远的遗憾了。

总之，个人威望到了至高无上的地步，普通的要求也就成了奢望。这是战争年代的毛泽东不曾有过的体验。如果毛泽东能实现第一个志愿，像在红军时期那样对工业、农业和商业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后来中国的情况可能就大不一样了。如果毛泽东能实现第二个志愿，他就可能成为“当代徐霞客”了。毛泽东从小酷爱旅行考察，年轻时曾徒步周游湖南五县。建国后，他可以随时坐火车巡视大江南北，但却没有徒步或骑马实地考察黄河、长江的“自由”。如果毛泽东能实现第三个志愿，对后人研究毛泽东有不可估量的作用。由于主客观的原因，毛泽东的三个志愿未能实现，这对于他和给后人们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终极帝国——封建末路的悲喜剧（努尔哈赤的奋斗史）（长篇连载）（3）（4）  阅读原文
终极帝国——封建末路的悲喜剧（努尔哈赤的奋斗史）（长篇连载）（3）（4） （一）努尔哈赤的奋斗史（3） 不管怎么说，努尔哈赤活了下来。活人就得做活人该做的事情。努尔哈赤没有抱头痛哭、一蹶不振。相反...
全文↓
终极帝国——封建末路的悲喜剧（努尔哈赤的奋斗史）（长篇连载）（3）（4） 阅读原文
来自：雨清烟垣  2011-10-26 12:59:21 |
终极帝国——封建末路的悲喜剧（努尔哈赤的奋斗史）（长篇连载）（3）（4）

（一）努尔哈赤的奋斗史（3）

不管怎么说，努尔哈赤活了下来。活人就得做活人该做的事情。努尔哈赤没有抱头痛哭、一蹶不振。相反，他抓住了这个这个最有利起兵的借口，开始了自己的征战生涯。虽然他曾经的“贵人”李成梁杀了他的父、祖二人，努尔哈赤还是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他知道，如果现在与老李为敌，无异于以卵击石，他既然连努尔哈赤的老爸和爷爷都干掉了，也不差他这一个。于是，他找到了一个最佳的替罪羊，就是我们前文中提到的长舌男尼堪外兰，老尼如今也是今非昔比啊，由于给总兵老李带路剿灭叛贼立下大功，朝廷似乎有意栽培他做女真族的领袖。这下他可就不可一世，本来就是靠张嘴巴吃饭的。他立马就到处去宣传自己的“丰功伟绩”和“光明前途”，殊不知死亡的气息正在慢慢逼近。

努尔哈赤的处境就差多了，老李感觉误杀努尔哈赤的父、祖，内心很愧疚，把他们的尸体送了回来，还送来了敕书三十道，马三十匹，给了个建州左卫都指挥使的虚衔，又将都督敕书也一并给了他。努尔哈赤心里和明镜似的，哼，你杀了我父、祖，此仇不共戴天，但是现在还没有实力反抗，暂时先把有用的东西留下了。于是努尔哈赤接受了明廷的敕封。

这位指挥使将军的军队实在是少的可怜，连盔甲也只有祖先留下来的十三副，十三副就十三副吧，总比没有强啊，不管如何，先宰了尼堪外兰这个畜生再说。这一年，努尔哈赤25岁，这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少年真的敢和女真“未来领袖”尼堪外兰叫板？

万事开头难，努尔哈赤终于下定了决心，如果不起兵，就只能一辈子被人看不起。在他的心里，失去权力和自尊比死亡更痛苦。与其窝囊的活着，不如拿命去搏一搏，死就死吧。尼堪外兰，我定要你死无葬身之地。

努尔哈赤开始清点自己的兵马，这是一项毫不费力的工作，他骑着自己的马儿在队列前走了一遭，对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当然，这个时候他也得到了额亦都等人的支持，带领这百十号人，努尔哈赤开始了平生的第一次征战。

有了这个头号目标，他的方向便也非常清晰。带着起兵仅有的一百多号人就去为围攻尼堪外兰的老巢——图伦城。将领作战，有敌人来攻，得看看来势如何，若是小打小闹，可能只需坚壁清野，敌人收不到好处自然也就离去，这也是明朝边城对抢劫者的一贯做法。但是，这次这个女真“未来领袖”的举措却让人大跌眼镜。他连敌人的血腥味还没闻见呢，就像“伊拉克敢死队”一样跑掉了。努尔哈赤初战告捷，得到了一座城堡，至少可以扩充一下装备吧，这次的小试牛刀，让努尔哈赤尝到了甜头。但是他知道这仅仅是万里长城的第一砖。路，还很远。

（一）、努尔哈赤的奋斗史（4）

努尔哈赤知道，尼堪外兰根本不足为惧，杀之如捻蚁耳。但是他也知道只有真正的将女真族人团结在一起，才能获得更大的力量。孤胆英雄无论多么天下无敌，都比不上千军万马和权势金银。万历十二年（1584），他攻占了兆佳城和玛尔墩寨，降服了董鄂部；万历十三年（1585）率领部族进攻界凡寨，击败了界凡、巴尔达、萨尔浒、加哈、托漠河无补联军八百人，征服了浑河部。同年，又攻破安土瓜尔佳城，杀城主诺漠尼；万历十四年(1586)，攻克鄂勒珲城，终于处决了他的仇人尼堪外兰，控制了苏克苏浒部。接下来的两年有先后收服哲陈部、完颜部。

从万历十二年到万历十六年这五年的时间里，努尔哈赤极力扩张，收兵买马，实力大增。今非昔比啊，所以大多数人都愿意归顺他。谁愿意放着光明大道不走，非要去撞枪口呢。然而此时，却有更大的敌人在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弱肉强食是自古以来的生存法则，越是强大的人便越容易遭人妒恨，敌人也就会越来越多。努尔哈赤在这一方面都是深谙此道。他深知树大招风，所以在对女真内部用兵时，对周边邻居却是相当友好的。南有明廷，他恭顺的表示自己永远是大明的臣子，并且每年都像明廷进贡朝贺；西有内蒙，努尔哈赤知道，这是马背上的民族，目前他还没有足够的实力对其进行比较大的军事行动，于是他便用金银财帛和联姻的方式对其进行拉拢；东有朝鲜，他也采用一系列友好措施与其称兄道弟，大家都愿意多一个朋友啊，只要不威胁到自己的利益，何必大动干戈呢？此时的明廷也大大地看好努尔哈赤，万历十七年（1589）封他做都督佥事，从此他也对明廷表示愿意履行地方官的职务，帮助明廷打理女真。然而，努尔哈赤的崛起还是让有些人犯了红眼病。

这就是海西女真。女真部共分为东海女真，海西女真，黑龙江女真和建州女真。其中以建州女真和海西女真的实力最为强大。其他的两个只是两边倒，哪个强一点就依附哪个。建州女真的发展壮大严重威胁到了海西女真的实力。哼，小子，现在别看你翅膀硬了，那好，我就先来教训教训你。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这场战争终于来了。

海西女真采用的还是先礼后兵的老法子。毕竟打仗不是过家家，那是要死人的。于是海西女真的叶赫部的首领就派人去和努尔哈赤谈判。来使很是骄狂，不把努尔哈赤放在眼里，说：“你们要将额尔敏或者扎库木的地区给我们叶赫！”这真是气死人了，我又不欠你的，干嘛给你啊。努尔哈赤就说：“土地又不是牛马，怎么能说给就给呢？”这个使臣也知道这种吃亏的事情谁也不会干，可是仗着主人叶赫的威风，他还是扯着嗓子大声说：“如果我们两国打起仗来，我能进入你的境地，你难道还能到我的土地上践踏吗？”努尔哈赤一听，顿时火冒三丈，立马抽刀断案，厉声说道：“你们这些个叶赫的贝勒大臣，什么时候亲临阵前、骑马上阵杀过敌呢？

好吧，谈判破裂。那就打吧，一场大战在所难免。这年九月叶赫贝勒布寨、纳林布禄纠集了哈达、乌拉、辉发、科尔沁、锡伯、瓜尔佳、朱舍里、讷殷九部，号称三万联军，浩浩荡荡向努尔哈赤杀来。这下努尔哈赤的部下慌了。议论纷纷：“要是他当时答应人家条件现在就没这档子事了，这回玩完了。”大家一听说三万大军，顿时闻之色变。因为当时努尔哈赤仅有不足万人，顶多就凑个八九千人，除非他的兵能以一敌三，不然这仗，可真不知怎么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