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纵隔:国学大师与学位

国学大师与学位

国学大师与学位

（一）

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西方的学位制传入我国，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扎下深厚的旧学根底时接受欧风美雨的洗礼，出现了一大批学贯中西而最终仍然回归并认同本国文化精神的国学大师。他们先是求学于中国，大量阅读传统文化典籍，后又远渡重洋，广泛深入地研读西学。他们对科举制取消之后纯粹标举知识修养的西方学位制，态度各不相同，产生了以下几种情形。

一种是遍游欧美，深研各门学科，获得 许多博士学位，身上挂满了博士头衔。这种情况以胡适为代表。胡适1910年通过艰苦的准备，一路过关斩将，通过考试获得了美国用庚子赔款余额设立的庚子赔款奖学金，前往美国康奈尔大学求学。他先是学农，后又辗转于哥伦比亚大学等美洲各高校之间，如饥似渴地钻研西方近现代哲学，文学与科学，到1917年学成归国。胡适通过哥伦比亚大学大学博士论文答辩，到1927年哥伦比亚大学授予胡适哲学博士学位，前后相隔十年，其间外界有很多的议论或猜测。如果从胡适1910年开始准备留学算起，到他获得第一个博士学位，前后花了长达十七年时间，可谓在西方求学位道路漫长。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在西方某些名牌大学要想获得博士学位实属不易。

不过，胡适一旦具有博士头衔，加上他自己的聪明勤学以及特殊的政治身份，此后却一路鸿运高照，种种博士头街纷至沓来。在1935至1959年间，胡适共获得了35个博士学位，授予其博士学位的国家和地区遍及美、英、加拿大和香港。其中美国31个，加拿大2个，英国1个，香港1个，若按学科分，则法学27个，文学7个，人文学1个。当然，其中不少是“荣誉博士”头街。

更有甚者，胡适还放弃了许多次获荣誉博士学位的机会，大约身上的学位太多，已没有心情搭理，或者说多一个博士学位少一个博士学位对于他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意义。这种事主要发生在他任驻美大使期间。1940年3月21日，他给夫人江冬秀的信中说：“去年得了2个荣誉博士学位，因病辞了3个”。1941年1月21日，美国就任总统举行就职典礼，邀请中国驻美大使参加授勋，胡适未去，又舍掉了一个博士头街。此外，胡适留美的第一个学校康奈尔大学，曾打算授予胡适荣誉博士学位，因该校校史上未有先例，胡适不愿“破例”，又抛掉了一顶博士桂冠（参见胡成业：《胡适一生获得多少个博士学位》，《安徽史学》1996年第1期）。

第二种是在中西学术领域尽情涉猎，学术兴趣广，但同时于其中深钻一、二门，并取得相应学位，博而专精，知识结构合理。不少国学大师走的就是这条路子。

据《季羡林自传》说，季羡林先生于1930年毕业于济南的某高中后，考入北京国立清华大学外语系，1934年获得文学学士学位，1935年被录取为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入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1941年以论文《<大事>枷伦中限定动词的变化》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秋天回国后，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并受胡适校长委任创建了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

季先生学术视野开阔，博通古今，他“翻译与创作并举，语言、历史与文艺理论齐抓，对比较文学和民间文学等等也有浓厚的兴趣，是一个典型的地地道道的‘杂家’。其主要著述领域可概括为：印度古代语言、吐火罗语、印度古代文学、印度佛教史、中国佛教史、中亚佛教史、唐史、中印文化交流史、中外文化交流史、中西文化比较与东方文化理论、美学和中国古代文艺理论、德国及西方文学、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散文及杂文创作”。（参看赵杰：《解读季羡林》，载《东疆学刊》2002年第1期）。

虽然如此，季先生取得独创性的学术成就的领域仍然相对集中于印度语言与文化，是典型的一专多能的大师。

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对于哲学似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独到领悟。1915年考上北京大学文科中国哲学门后，经过勤奋学习，又于1919年12月，考取了河南省官费出国留学，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院深造。在美国，冯友兰系统地接触到了西方大哲学家的原著，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培根、斯宾诺莎、柏格森、叔本华、皮尔士、詹姆士、杜威等等，一大串西方哲学家的名字，一大堆西方哲学的概念，不同的流派、范畴接踵而至，给冯友兰以强烈的冲击。东西方的众多哲学流派，冯友兰几乎无所不窥，营建起一种广博而渊深的知识结构。 

      1923年夏，冯友兰的博士毕业论文答辩在杜威教授等人的主持下获得通过，取得了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而冯先生的学术思想却不仅仅限于哲学本身，他在1921年哥伦比亚大学哲学会议上提出“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的问题，后来被转换成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中国科学技术史》的首席作者李约瑟提出，无论是在以前的千余年，还是在近五百年，中国的科学技术事实上一点也没有退步，一直在缓慢而稳步地前进，而西方在经历了几乎没有任何科技上的建树的黑暗中世纪之后，却因文艺复兴引发了科技大革命，由此李约瑟问道：何以这种科学革命不在中国或印度发生而是在西方发生？冯氏命题触动了李约瑟并因此而引起了全世界的沉思，其余波一直影响到上个世界八十年代发生于中国大陆的文化反思热潮。其四十年代的“贞元六书”（《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沿着“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的逻辑理路一路前行，对国民灵魂进行更深入的探索，建立了独具个性的新理学体系，其哲学劳作的身影已化入了民族的精神世界，因此，冯先生这一博士学位上凝聚的是一种理性的深邃与文化的良知。

另一位国学大师，被推为“文化昆仑”的钱钟书先生也属于这种类型。1929年，19岁的钱钟书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无锡辅仁中学，随即考入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四年间，钱先生以其颖悟早慧的天才与惊人的记忆力，终日博览中西新旧书籍，“横扫了清华图书馆”。1933年夏天，钱钟书从清华大学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据说校方有意让钱钟书在西洋文学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但被他一概谢绝了。大约在钱钟书看来，清华的书他所能读的都已读遍，已没有必要再读下去。两年后，即1935年钱钟书又以第一名的总成绩取得了英国庚子赔款奖学金，留学于英国牛津大学埃克赛特学院，仍然终日泡在牛津大学图书馆，如饥似渴地阅读，举凡文学、哲学、美学、心理学，无所不及，有关康德、黑格尔、尼采、萨特、弗洛伊德、克罗齐的著作随时披览。他对所谓的学位课程并不在意，有一门他不感兴趣的课不及格，后来不得不补考。1937年，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牛津大学文学学士学位。据有的专家研究，这个学士学位相当于硕士学位。钱先生是一个不太看重学位的人。他曾经对人说，学位论文是写给答辩老师看的，真正好的学术论著都不在学位论文中。不过，我们也可以这么说，虽然钱先生立意高远，不在学位，但清华、牛津两地求学位的学习经历使钱先生扎下了中西兼通的学术根底，加之他的天才博学，最终造就了一代“文化昆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