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寒穷 陈继武:2010理论热点回眸（上） 学术观点 南方网

　　编者按

　　2010年，在抽象的理念的王国里，和现实世界的不平静一样，同样有着激昂澎湃的表演。我们邀请不同学科的学人，对经济学、文化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历史学等学科的理论热点做盘点。理论需要怀旧，只有推陈才能出新。我们将以专刊的形式分2期予以刊载。

　　经济学篇

　　经济热点也是研究热点

　　◎ 张卓元

　　２０１０年，我国经济研究主要围绕“十二五”规划重大问题进行探索讨论，焦点是中国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问题。我认为，理论研究前沿重点有：

　　一、保增长和调结构、转方式的关系。中国经济短期要保增长，长期则要调结构、转方式。如何协调好这两者关系，是一大难题。一般认为，只顾保增长，必然助长粗放扩张，不可持续；“十二五”规划要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重新协调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需要适当放缓经济增速，比如从两位数增长放缓至８％左右，为调结构、转方式留下适当空间。但在目前体制、政策格局下，各方面仍然是ＧＤＰ崇拜，使上述关系很难协调。因此有一些学者提出，需要加快推进改革特别是推进政府转型和财政转型，来保证调结构、转方式的顺利进行。

　　二、防治通货膨胀问题。许多经济学家认为，２０１０年中国已出现通货膨胀问题。这首先表现为房价飙升（２００９年上升２５％，２０１０年预升上升１５％）；其次，ＣＰＩ从７月份上涨３．３％以后涨势不减，８月为３．５％，９月为３．６％，１０月为４．４％，１１月为５．１％。老百姓特别是低收入群体反应强烈。对此，央行已六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加息两次（各为０．２５个百分点），国务院已出台调控房地产市场措施和控制物价上涨十六条措施。经济学家也在研讨，有的认可政府和央行措施，有的则主张应更多采用经济手段如加息、开征物业税等。

　　三、货币政策从宽松转为稳健及其背景。２０１０年以来，鉴于２００９年天量的贷款（９．６万亿元），使Ｍ２同比增速达２７．７％，比２００９年年初预定的１７％，高出１０个百分点；Ｍ１同比增长３２．４％，比上年加快２３．３个百分点，一些经济学家建议货币政策应从宽松转为中性或稳健。随着２０１０年贷款增速仍然过快，１—１１月又新增贷款７．５万亿元，通货膨胀压力明显增大，２０１０年１２月初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货币政策从适度宽松转为稳健。人民币汇率问题，也是经济学界关注的一个重点。６月份的“二次汇改”，人民币在金融危机时实际钉住美元制度宣告退出，但是来自外部要求人民币升值压力依然很大。因为不少学者认为应让人民币向均衡汇率靠拢，但宜逐步进行，不必一步到位。２００９年以来，关于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问题讨论不绝于耳，一般估计，到２００９年底，地方政策融资平台公司贷款余额约７万多亿元。有论著指出，这些融资大多数是与项目对应的，能够形成还款能力。但也有相当一部分（特别是欠发达地区）需地方政府承担还款责任，存在隐忧。

　　四、既要做大“蛋糕”，又要切好“蛋糕”，让人人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收入分配问题是经济学界讨论的热点，有的经济学家提出把收入分配改革作为经济发展转型的突破口。存在问题主要有：消费率特别是居民消费率太低（２００８年为４８．６％和３５．３％），比世界上同等发展水平国家低１０多个百分点；劳动报酬占ＧＤＰ比重从１９９７年的５３．４％下降到２００７年的３９．７％，利润侵蚀工资严重需尽快提高至一般水平的５０％左右；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基尼系数接近０．５，超过了０．４的警戒线，城乡差距、行业间收入差距问题突出，政府二次调节效果不佳；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例严重偏低，医疗、教育、社会保障支出占政府支出比重与世界上同等发展水平国家的平均水平低２４．８个百分点（２００７年）。

　　五、美国实行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在经济全球化和对外开放条件下，中国经济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２０１０年，全球经济缓慢复苏，但进程曲折。美国的高失业率（９．５％以上）使其于下半年启动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美联储准备购买６千亿美元国债，意味着美国又一次开动印钞机，向全世界输出流动性，导致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我国造成一定程度的输入型通胀。欧元区希腊、爱尔兰等国则先后出现主权债务危机，迫使欧元区不少国家收紧财政，从而影响经济复苏，影响我对欧元区出口的增长。这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更加刻不容缓。

　　除此之外，２０１０年，我国经济学界还对如何走中国特色城市化道路、城乡一体化，如何启动民间投资、“国进民退”、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发展新兴战略性产业等问题，进行研讨，并取得不少成果。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原所长，著名经济学家）

　　国学篇

　　从喧嚣向理性回归

　　◎ 陈来 方麟

　　２００９年，由央视《百家讲坛》一手捧红的国学课堂已经遍及各个地方电视台。也是２００９年，“国学热”催生的国学经济也在社会各领域衍生，文化出版、大学讲堂、电视行业、电影作品、以及企业、培训机构等多个行业都涉足其中，并且还有更广泛的发展趋势。国学的这种热度其实还只是一种外在化的表现。与此相对照，２０１０年的国学回归了平静、理性，在喧嚣之后，国学也开始以国学本身的而非外在化的标准重新打量自己，审视自身。

　　理性化的关照自身构成了２０１０年国学新一轮发展的新的特点，这种理论上的特点也突出表现在国学思考的学院化，以及与学院化发展处在另一个不同向度的国学“生活向度”的进展。

　　国学思考的学院化

　　这种理性首先表现在推动儒学向前发展都是一些专业的学术机构。２０１０年度出现了几件标志性事件：海外孔子学院达到３００多所，武汉大学设立国学院，北京大学设立儒学院，人民大学国学院第一届六年制学生毕业，国学户口的大讨论，杜维明等学者倡议将孔子诞辰９月２８日设为“尊师日”。清华大学国学院举办的几次重大的学术活动，比如冯友兰诞辰纪念等都凸显了本年度国学热的新特点。

　　国学学术理性的回归还表现在国学与汉学关系的理性思考上。目前处在第二轮国学热时期，带动第二轮国学热的往往是担当着某地学术和文化发展的重要责任的学术单位，呈现出与地域文化发展紧密结合的特点。国学与汉学的关系，作为今年的热点话题，不同的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有以下几种代表性的观点：一、目前我们正面临着汉学发展的第三阶段，汉学与国学正互相渗透与交叉。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学术对象，注定可以有“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这样两种天成的视角；汉学是ｗｅｓｔｅｒｎ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 ｏｎＣｈｉｎａ，是研究中国的西学，归根到底还是一个西学；国学与汉学之间，是相互依托、彼此交融和共同滋养的。三、“汉学之国学”说，认为汉学化的国学就是世界化的，就是跟世界学术的研究接轨、合流的一个新的国学研究。厘清自身的“身份”，从纷繁的头绪中廓清国学面目，构成国学汉学之辨的主题。国学的这种自觉也是在经历了多年所谓的国学热之后国学对自身身份的关照。

　　其实，人们尽管可以不假思索地说一国有一国之学，一国之学是谓国学。这样的逻辑诚然干净利索。不错在今天的学科版图上研究古印度文化的学科称印度学研究美国社会文化的学科称美国学这里民族、国家的边界和学科边界似乎统一。可是国学其实是一个在民族国家诞生之后才可能出现的文化学术诉求而这一诉求所指向的恰恰是前民族国家时代的传统。在这个民族国家林立的现代“国”与“学”的覆盖范围往往事实上无法叠合，这类现象不胜枚举。

　　国学“生活向度”日益受重视

　　国学的“生活向度”日益受到重视并成为今年理论思考的重点。说到底，传统能否获得新的生命力，根本之处还是在于民间。学院中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大众传媒上传统符号的泛滥，都难以显示出鲜活的传统。但“国学热”所表现出来的回归传统的普遍心态，在一些地区的民间社会生活的重建过程中得到真正的表现。尊师日的提倡、年节文化的倡导都体现了国学的生活向度特征。我们今天当然不可能也不应当企图全部恢复古代关于礼制、礼俗仪节的体系，我们必须一方面依据创造的转化和批判地继承发展的原则，把儒家古礼的精神、结构、气质、原则、范式提炼出来，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对治当今世界的病症。另一方面，发扬古礼的礼让精神，建设适宜现代城市文明的新的礼仪体系。

　　国学的“生活向度”在本年度还突出表现在其超越日常伦理物用的深化过程。国学的最大意义是改变生活。学者们认为国学可以培养君子人格，构建道德价值体系，拯救世道人心。国学之一的儒家思想与制度也可以参与当代的制度安排与秩序设计中，例如“礼”之中就有不少可以转化。儒家思想可以与现代政治自由主义、生态环保主义、女性主义对话。比方说，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兼顾公平与效率，有关公平与社会公正，正是儒家的强项。又比方说，年轻人讲自由，其实，不管是政治的、哲学的、道德的、美学的等层面的自由，伯林讲的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在儒家的论说中都十分丰富，值得发掘。现代的政治法律制度，不可能不建立在德性伦理之上。我们的家庭伦理、社群伦理、工作伦理、企业伦理的建设，都可以在儒学中找到资源。在生态伦理、文明对话、国家间与族群间的交往伦理方面，国学资源都大有可为。我们有责任做创造性转化的工作。就自由主义者必须具有的独立的批评能力和精神，必须具有的道德勇气、担当精神而言，就自由、理性、正义、友爱、宽容、人格独立与尊严等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而言；就民主政治所需要的公共空间、道德社群而言；就消极自由层面的分权、制衡、监督机制和积极自由层面的道德主体性而言，儒家和传统诸家都有可供转化和沟通的丰富的精神资源。儒家的道德主体为政法主体预定了位子。

　　（陈来：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 方麟：清华大学国学院博士后）

　　社会学篇

　　社会学的春天

　　◎ 邓伟志

　　“五路大军”都是国家的智库

　　自从提出加强社会建设，提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协调发展以来，中国的社会学家龙腾虎跃，著作如雨后春笋。社会学的队伍风起云涌，不断壮大，学校、科研、党校这是三个老阵地，近年军队里也成长起一批社会学者，不单是军事学校，还包括舰艇上，边防哨所里都有人研究社会问题。还有党政机构，不单是党政机构的研究室，还包括一些直辖市所成立的、与社会学理论相衔接的社会工作党委、社会建设党委等等，都是社会学的正规军，社会学的“五路大军”都是国家的智库。

　　尤其令人难忘的是在２０１０年中国上海世博会上，举办了“５＋１”场世博论坛，其中有好几场紧扣社会学理论，来自几十个国家的社会学者共同切磋、砥砺社会学的热点问题。此外，来到世博会上的外国社会学者又应邀到国内好多大学和科研机构讲学、座谈。２０１０年是中国社会学大繁荣的一年。

　　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剧增

　　２０多年前，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资料上说，社会学有８０多个分支学科。９０年代，美国的材料上说，社会学有１１０多个分支。２１世纪之初，南京社会学界统计，社会学有１７０多个分支学科。

　　近年来，特别是２０１０年，随着对民生的深度关注，民生社会学在中国诞生、成长。随着社会保障事业的日趋完善，社会保障学在大踏步前进。社会保障了百姓的生存权、享受权和发展权，百姓就会保社会平安。中国社会学界坚持不懈地用多种指标对中国的收入差距、财富差距过大，发出预警，用“社会张力”理论来剖析差距过大的危险性，提示人们重视社会的协调和均衡。

　　近年来，以流速快、流量大为特点的中国人口流动，丰富了社会学的社会流动理论。中国社会学界用其社会适应理论来引导社会水平流动的有序和健康，又大力倡导垂直流动。传统的社会适应理论只强调正适应，中国社会学界十分正视负适应，主张城乡之间互相取长补短，力戒与城市病同流合污。

　　２０１０年中国的社会组织直线上升，欣欣向荣。社会学界批判地吸收国外社会组织学的精神，形成了中国自己的社会组织学。

　　２０１０年中国的城市化率达４６％，是极大的好事。但社会学界指出，考察是不是已提升为城市，不能只看经济指标，还要看社会指标，应当把公共服务列为指标，从而提升了城市社会学。

　　在２０１０年的世博会上和过去的抗震救灾当中，都发挥了社会工作者的作用。世博会上深受欢迎的“小白菜”，以及广州亚运会上的志愿者，他们的运作方式，充实了社会工作学。社会工作写进了中央文件，社会工作人才列入了全国的人才计划。

　　不仅如此，中国的社区建设提升了社会学的社区理论。社会调解的普及，提升了社会心理学理论。随着对几千万贫困人口的扶植，一门体系完整的贫困社会学也正在破土而出。

　　社会学的创新点破土

　　先行先试的社会建设实践，给社会学家撑了腰，壮了胆。

　　推动社会学界敢于接触敏感点，敢于冲破禁区。许多敏感点正在社会学手中变成理论生长点。

　　“小政府，大社会”的理论由社会学界有才华的学者提出后，受到过严厉批判，后来又受到中央肯定，得以推行。

　　社会分层的问题本来是讳莫如深，中国社会学界率先写出社会分层的著作以后，受到无端的批评。可如今社会分层的作品百花齐放。“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怎能不分层呢？

　　在承认分层以后，又有人忌讳“中产阶级”的提法。殊不知，只有中产阶级发育壮大了，才能形成以中产阶级为轴心的“橄榄形”的社会稳定结构。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社会学人一度用“换汤不换药”的方式，改用“中等收入群体”。可现在“中产阶级”已为多学科采用。

　　历朝历代、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都有“弱势群体”，为什么中国没有呢？社会学界大胆著文，发出“有没有弱势群体的争论可以休矣”的呐喊。如今“弱势群体”已成为各级政府关怀的主要对象。

　　正当“兼顾公平”成为主流意识，“第一次分配讲效率，第二次分配讲公平”成为权威说法时，社会学界立即挥笔否定这些“贬低公平”的错误观点。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制造“两极分化”的舆论。可喜的是，在刚刚发布的中央“十二五”建议中纠正了上述言论，更加注重公平。

　　中国的社会组织纵向看是节节上升，横向看却是千人拥有的社会组织数量不高。中国的社会学界正在就社会组织还要不要找“婆婆”，能不能变审批制为登记制，开展研究和试验。包括村民如何自治等，社会学人在做超前研究，即将有新的突破。

　　中央领导同志讲：社会学的春天来了。是的，社会建设的春光照进了社会学，春水浸入了社会学，春风吹拂着社会学，还有许许多多长于春耕、春播的园丁在指导着社会学。一句话，是祖国的春天带来了社会学的春天。（作者系上海大学教授）

　　文化学篇

　　一道瑰丽风景

　　◎ 秦德君

　　文化始终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而今天的生活本身，也是文化的一种方式。２０１０年的文化发展，作为不断前行发展的文化链条的一环，总体上呈稳健态势。２０１０年文化发展的主要特点是：

　　一是国家一系列文化战略的确立和方针政策的制定。２０１０年，国家一系列文化改革政策措施出台，有促进电影产业繁荣的，有推动新闻出版产业发展的，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它是首个金融全面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指导性文件。２０１０年文化体制改革进一步推进，转企改制、制播分离、三网融合、文化“走出去”、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等政策的推出，都是攻坚性的文化创新。

　　二是“网络文化”继续发威。任何社会公共事件都有网络文化的参与，甚至主导着公共舆论。越来越多的网民成为公共舆论的参与者。网络文化正在悄然改变文化的生产、传播和消费方式。微博进入中国只有一年，市场注册用户近７５００万，创下中国互联网应用发展之最。

　　三是“世博文化”发扬光大。从５月１日到１０月３１日的上海世博会展示了丰富多彩的当代文明成就。近６平方公里的世博园成为一个“地球村”，随风舞动的英国馆、枫叶造型的加拿大馆、型如丝路宝船的沙特馆等各具特色，世界各国文化瑰宝纷纷登场。平均每天１００多场、总计２万多场次的文化演艺活动，荟萃了各国文化精髓。世博会弘扬了“绿色、环保、低碳”等新理念，首次设立的“城市最佳实践区”描绘了未来城市生活新模式。上海世博会是中华文化与世界多元文化的一次交融。

　　四是文化交流进一步拓展。２０１０意大利“中国文化年”、瑞士“文化风景线艺术节·中国主宾国”活动，是２０１０年中国文化“走出去”两大亮点。而“第五届孔子学院大会”吸引了９６个国家和地区的１４００位大学校长和代表。２０１０年，两岸文化交流进一步加深，两岸故宫携手开展了“温故知新：重走故宫文物南迁路”活动。两岸故宫博物院的交流逐步形成制度化。

　　五是城市文化日益得到关注。２０１０年，越来越多的城市从注重城市的硬件转到注重城市的文化软件上来，城市文化内涵的提升，成为更多城市人的共识。人们认识到，文化决定着城市的价值、品位和风貌，是城市凝聚力和自信心的源泉。摩天大楼、豪华广场、进口草坪、步行街之类的“狂热和偏好”有所下降，城市“人性化”、“宜居”、“幸福指数”则不断升温。很多城市特别是沿海城市更多从是否有助于“人的全面发展”来考虑和营建城市文化。

　　毫无疑问，２０１０年文化发展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道瑰丽的风景。综观２０１０年文化热点和文化发展，有很多欣喜之点，但也有诸多值得深思和关注的地方。

　　第一，城市文化营建如何“由表及里”。城市文化不是城市的“装饰品”或“城市包装”，也不是热热闹闹的仪式和活动。城市文化是一个城市的历史、风格、人文精神汇集成的精神文化，是一个城市的内在品质。城市文化要力戒形式主义，要从城市“内里”来考虑和营建，决不能搞表面的花花哨哨的文章。

　　第二，网络文化如何提升公共理性。网络是一个公共领域，是公共舆论的重要构成，也是公民社会的一部分，发挥着公民政治参与的作用。２０１０年网络文化意气风发，与此同时也是泥沙俱下，情绪化的东西很多。网络文化之公共性和其正义、公正民意表达，要求网络文化具备更多的公共理性，要求它提升舆论质量，走向成熟性，减少情绪化。

　　第三，如何谨防“文化理性主义”。文化不是我们手中的魔术。无论哪个民族，文化都是一座既定的高山。文化有自己刚性的逻辑，不会臣服于人的意志和操纵。文化因子不会轻易改变。文化的变革和发展需要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完成。２０１０年学界“重建文化”、“重新阐释文化”等“打造意志”呼声的高涨，表明了文化理性主义的风行。文化不是一代人的产物，是一个民族、一个或数个生命群落经历代风霜雪雨后的一点痕迹。一代人，数代人，本身都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不是相反。事实上，不是你拿捏着文化，而是文化拿捏着你。在当下中国文化发展中，要谨防“文化理性主义”扰乱文化本身的逻辑。

　　此外，还有一些关注点值得重视。如文艺创作中如何更好贯彻中央提出的“反三俗”（“低俗、媚俗、庸俗”）。２０１０年颁发了推进素质教育的“教育规划纲要”，这是一个历史性贡献。但是实施这个“纲要”任重道远。“素质教育”如何真正提升素质，素质教育领域问题重重，很多素质教育的“举措”重术轻人，与素质教育背道而驰，是不利于提升“素质”的。

　　(作者系教授、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法学博士)

　　海外中国学篇

　　视野快速扩展

　　◎ 陈 冰

　　２０１０年，海外中国学的视野似乎在突然扩展，数百种有关中国的书籍触角深入到中国各个领域，从政治、经济、历史到环境、文化、健康，近乎无所不包。从２０１０年八大热书中，我们可以看出“丰富、多元和深入”是其总体特征。

　　一、《２１世纪的中国：每个人都应当知道的事》

　　作者：华志坚（中文名）（牛津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４月）

　　作者认为，从西方帝国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入侵，到国共合作与对抗，再到“毛泽东时代”、改革开放，都在打磨中国的形状，使得中国现在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在这本书中，他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变化、上海的房地产热潮、快速工业化如何导致环境恶化、“一个孩子”政策怎样影响社会、中国人如何看待美国人等大大小小的问题。他认为中国的发展带有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诸多特征，尤其与美国１９世纪的快速发展很相似。他的结论是中国会在美国、俄罗斯、印度和周边邻国的相互制约和影响下持续发展。

　　二、《行驶在郊外：穿行于中国农村和工厂的一次旅程》

　　作者：彼得·赫斯勒（哈珀出版社，２０１０年２月）

　　《纽约客》杂志记者赫斯勒以纪实风格，通过三个故事感性地向人们介绍过去１５年中国发生了什么。他的旅程从北京的长城脚下开始，探索今日中国“唯一的甚至可怕的”汽车文化。之后，他通过一个农民成长为城市中产阶层和企业家的故事，来透视农村生活快速变迁的传奇。最后他到经济特区忙碌的工厂，体验昼夜“三班倒”的紧张生活。

　　三、《中国到哪里，世界就走向哪里》

　　作者：卡尔·格特（希尔王氏出版公司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

　　当世界为中国的经济和军力瞩目的时候，牛津大学现代亚洲史专家卡尔·格特的《中国到哪里，世界就走向哪里》，此特殊视角给人带来巨大冲击。他认为，中国人拥抱美国式的消费主义，是值得关注的最重要的现象，将影响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改变世界。实际上，这种变化已经在展开，中国人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消费者。作者指出，世界应该关注中国人每天在消费上是怎样选择的。中国人在消费上的微小变化，对世界产生的影响都比军费预算、碳排放量、贸易争端等更大、更深刻。

　　四、《中国战略》

　　作者：谢祖樨（中文名）（巴斯克出版社，２０１０年３月）

　　该书是对中国经济状况仔细观察和深入研究的成果，被认为是最值得推荐的经济类著作。作者认为中国经济是由四种力量在推动：开放的中国、竞争的中国、官员的中国、一个世界的中国，而且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达到这样一个节点，即所有企业不能把其中国战略和全球战略分割开来，两个战略必须合二为一。过去几年，中国调整了整个经济的结构，中国政府、商业环境、消费习性、竞争态势也都在变化。那些希望在全球战略中获得再成功的企业家，必须调整战略，要把中国作为其战略中心或者重要组成部分。

　　五、《河流成黑：环境对中国未来的挑战》

　　作者：伊丽莎白·伊科诺米（康奈尔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７月）

　　作者在书中检视了中国的环境危机及其对未来发展的影响，冷静地指出环境恶化对大众健康、大规模移民、经济质量和社会不稳定带来的负面影响。这部学术著作通过历史研究、案例分析、采访官员学者，试图寻找中国环境恶化的政治经济根源，以及官方对环境问题的态度变化。

　　六、 《社会火山的迷思》

　　作者：怀默霆（中文名）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３月）

　　哈佛大学社会学家怀默霆经过６年的田野调查，走访了中国普通人。他的调查结论超出许多人的设想：中国人的“美国梦”比美国人还要强。绝大多数中国人相信财富会青睐辛勤工作的人，相信每个人面前的机会是公平的。这种信念在弱势群体中很强，因为农民现在比过去要富裕很多。中国人对未来的信心，将持续点燃中国的经济活力，巩固中国的政治体制。

　　七、 《当十亿中国人起跳》

　　作者：乔纳森·瓦特（克里斯布纳出版社，２０１０年１０月）

　　英国《卫报》记者瓦特，把这本书的副题叫做“来自气候变化前沿的声音”。为了解中国人对环境的真实态度，他从山岳丽景行至荒芜戈壁，途经化工城市、煤矿开采场、工业废地，检测环境问题对中国社会的挑战以及正在燃烧的社会底层的希望。这本书的结论令人鼓舞，中国的环境立场正处在要么接受灾难、要么进行急变的选择中，环境保护者的声音正在让这个国家的环境政策发生改变，“进步”的力量正在中国发生。

　　八、 《胖中胖华》

　　作者：保罗·弗伦奇、 马修·克拉布（安瑟姆出版社，２０１０年７月）

　　在中国为消除贫困做出杰出贡献之时，“肥胖”正成为潜在的灾难性的副产品。作者指出，中国快速增长的肥胖率，已达到警戒线，１３亿中国人中有２亿过于肥胖。为什么“肥胖”是一个重要问题，甚至可能对全球经济产生影响？因为过去几年中国不得不为治疗与肥胖有关的病症而加大政府医疗卫生投入，这必然要增加税负，影响个人收入，进而使得中国物价甚至全球物价。这部著作翻开了全球化进程中少为人知的一页：西方跨国公司已经把中国人掩埋在巧克力和冰激凌的海洋，这是导致中国人“肥胖”的罪魁祸首。

　　（作者系深圳学者）

　　法学篇

　　联系实际法学新风尚

　　◎ 刘武俊

　　２０１０年是中国法治稳健推进的一年，也是中国法学界硕果累累的一年。２０１０年中国法学界在立法理论、司法理论、行政法治理论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颇多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三项重点工作、建设服务型政府等与法治实践密切关联的问题都成为热门的研究选题，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法学新风尚。

　　立法理论：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展开前瞻性研究

　　党的十五大提出了到２０１０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目标，党的十六大作了重申，党的十七大提出了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任务。改革开放３０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各方面坚持不懈的努力，截至目前，已制定宪法和现行有效法律共２３７件、行政法规６９０多件、地方性法规８６００多件，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总体上做到了有法可依。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以后，我国立法工作的重点是如何进一步完善这个法律体系。著名法学家、中国社科院法学所所长李林指出，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应当着眼于从深层次和整体上解决问题，确立更高更严的立法标准，使我国的立法水平和立法质量上一个新台阶。

　　其一，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应当把各种基本社会关系合理纳入法律调整范畴。完善法律体系，应当把国家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文化关系、社会关系、国际关系的各个方面，国家与公民、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公民与公民、公民与社会组织、各个党派之间、各个民族之间、各种组织之间、权利与义务、权力与责任、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各种重要关系，合理纳入法律调整范围，使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主要方面，都实现有法可依。

　　其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应当做到成龙配套，既无重要立法缺项等“立法空白”，也无“摆设立法”、“过时立法”等重大立法瑕疵。

　　其三，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应当实现良法善治。要求公民、法人和社会组织遵守的各种法律，要求执政党、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武装力量实施的全部法律，应当是符合中国国情和人民意志的良法，是体现公平正义和公序良俗、符合社会发展规律和人类文明进步潮流的善法。

　　司法理论：围绕“三项重点工作”加强实证研究

　　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既是当前政法机关的中心工作，也是司法理论界重点关注的研究课题。２０１０年司法理论界明显对三项重点工作加强了实证研究，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特点。

　　有学者指出，能动司法是法院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主要方式。在现代国家，能动司法要求法院拓展案件受理范围，创造性地审判案件，注意案件判决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法院不仅要履行传统的解决纠纷职能，而且要延伸社会管理职能——调控社会秩序、实施权力制约、推进社会政策完善。在强调能动司法、司法为民的同时，也不能够不切实际地赋予司法过高的、不现实的社会管理功能。人民法院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必须立足于“第一要务”，公正高效能动地审执好每一起案件，通过审理案件解决当事人在诉讼中提出的请求，有效化解矛盾，在办案中全面落实社会管理创新。

　　行政法治理论：围绕“建设服务型政府”进行对策研究

　　２０１０年是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一年，行政法学界也加大了有关依法行政的研究力度。著名行政法学者、北大教授姜明安专门对建设服务型政府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我国行政管理模式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型涉及民主与法治的诸多理论问题，这些理论问题主要包括：服务型政府与有限政府的关系、服务型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关系、服务与规制的关系、服务与法治的关系。正确处理这些关系是实现我国行政管理模式和整个社会治理模式顺利转型的基础和保障。

　　姜明安认为，服务型政府与有限政府的关系可以这样表述：政府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而政府的机构、编制、职能及行使职能的权力、手段是有限的。保障对公民需要的所有服务，所有公共物品的提供是服务型政府的职能，但服务型政府却不是公民需要的所有服务，所有公共物品的唯一提供者。服务型政府不是“万能政府”，而是“有限政府”。服务与规制的关系可以这样表述：从理念和本质上讲，规制是手段，服务是目的；从“公共物品”提供的方式上讲，规制与服务都是政府的职能。服务与法治的关系可以这样表述：服务是法治的必然要求，法治是服务的保障。正确处理服务与法治的关系除了需要正确认识和遵循法治对服务行政与规制行政的不同要求外，还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过程中改革与法治的关系。

　　（作者系司法部司法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司法》副总编）

　　（编辑：林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