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抗体四项是什么:林彪的驭将之道：城府极深 部下难测其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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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的驭将之道：城府极深 部下难测其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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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驭将，与众不同。中国但凡成功的军事家，在驾驭属下方面必有独到之处。第一种是以德服人性型，大抵驭下以宽仁为主，不肯轻动刑杀，使部下感恩戴德，愿效死力。这一类型的成功人士如南北朝时的名将韦孝宽，他镇守要塞玉璧城，属下将领有小错，只要不是原则范围内的，他便装作不知。由此深得军心，属下将领无不对他心悦诚服。后来北齐的神武皇帝高欢集中十数万精锐，围攻玉璧五十余日。局促孤城，韦孝宽却淡定如常，守城将士感其平日恩德，无不竭尽忠诚，最终竟协力将高欢逼走，斯可谓以德服众的典范；第二种是以威慑众型，如隋朝的名将杨素。每临大敌前，必先借故杀人，属下将校但凡有小错，必定斩首置于帐前。乃至血流满地，而他谈笑自若，令属下无不心惊肉跳。战时总先派属将率领一二百人冲突敌阵，如能破敌阵则无事，不能破阵归来者尽斩，所以部下每上疆场只能一往如前，所战必胜。
林彪驭将自与古人不同，笼统说似乎可以讲是介乎于以上两种之间，他既不似韦孝宽那般对待下属和颜悦色，也不似杨素那般狰狞毕露，他是属于不怒而威型的那种。观林彪的容貌，身材中等清瘦，下颌微尖，除了一双眼睛阴鸷有神，两道浓眉立地生威外，绝无出众之处。根据刘少奇遗孀王光美回忆录描述，第一次见到林彪，她惊奇地觉得他简直不像个统帅百万大军的将军，而极似一个白面书生呢。但在驭将问题上，林彪却有几个自己显著独到的特点。
第一，平日里与下属极少私交，当面寒暄、背后请客一类的交际几乎没有。与其他同时期将领动辄邀请下属喝酒谈心、拉拢感情不同，林彪几乎不动这方面的脑筋。他见到部下，基本上公事公办，语气称谓上，也很少如我党同时期高级干部喜欢在下属名字后面加上“同志”二字，像聂荣臻见了杨成武爱叫“成武同志”，陈毅见了张爱萍喜欢叫“爱萍同志”。林彪则不然，他称呼下属，无论是在电话还是当面均直呼其名，丝毫没有假客套。大家多少还记得《大决战》中林彪对自己参谋长刘亚楼的称谓，基本就是不带感情地招呼一声“刘亚楼”，而平时一贯嚣张跋扈的刘亚楼亦唯有乖乖一溜烟地小跑过来俯首听命。林彪当面见了自己喜欢的下属，也没有多少过于热情的举动，充其量是握个手之后，将自己的那只装满炒黄豆的零食袋扔到对方面前，招呼说“吃一点”，这便是天大的面子了。所以假如说当年黄埔的将领能以挨蒋校长的耳光为荣，那么四野的将领多半都以能吃到林彪的零食为誉了。公事公办，不屑私交，是林彪驭将的一大特点。
第二、平日讲话要言不烦，布置作战任务则唯恐不详。如果说林彪平时喜欢缄默，那么他把话都留到了军事会议与战役中间。从四野老人的回忆录中，我们隐隐可以想象到这位四野的当家人是如何在会议上不厌其烦地讲解他的战役战术，那“一点两面”、“三三制”、“三猛战术”、“三种情况,三种打法”、“四快一慢”、“四组一队”……但是每当此刻，部下没有一个脸上敢露出不耐烦的神色，文化高的无不打开笔记本“唰唰”速记，文化低的无不伸长耳朵期望能多收进去一些，因为这些话都是林彪自己的阅历之言，说成是满口珠玑亦不为过。他平日一个人坐在挂满地图的作战室里，倒骑椅子所思考的就是这些东西。军事会议对于他来说，无疑就是布道传经，手下的这些弟子们又云何敢怠慢呢？而每逢开战后，林彪的电话也随即开始多了起来，基本就是跟在部下后面追着查问，进攻顺利与否，你的指挥部跟进与否，敌方动态如何？他把平时省下的的话语，基本都留在了这个时候，他那不带爱憎感情的声音每每逼得你不敢偷懒！平时少说话，战时多说话，是林彪驭将的又一大特点。
第三、平日不怒而威，富于静气。林彪据说当时在抗大时的外号叫“大姑娘”，当然是背后被人叫，当面是没人敢的。平日里极少有人能见到林彪开怀大笑，基本是一副不动声色、高深莫测的表情。唯一一次大笑据说还是在建国后的九大上，但也只是浅浅一笑，而新闻记者激动不已，说是捕捉到了林彪笑的镜头。和平年代尚且如此，何况战争年代。林彪的“不怒不笑”可以说是军事家的内功，但不怒归不怒，他却自有震慑诸将的气度在。此刻，他的那双鹰眼和浓眉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林彪的眼神的确很凌厉，这可以从历史老照片里看出，单眼皮，略显细长，但极聚光，任何一个与他目光接触过的人，第一时间就可以判断出他是绝对是一个果断的人；而他的眉毛则是很有名的扫帚眉，浓密异常，平添了三分英武之气。由于头发稀疏，战争年代他基本是帽子不离头，无论是当年的红星帽，还是抗战时的青天白日帽，或者在东北战场上的黄呢帽，某种程度上都为他增添了职业军人的气息。指挥平型关战役时，手下的几个团长如李天佑等人都急得气喘嘘嘘，而林彪依然脸上毫无表情，只轻轻说了一句:“不要急，沉住气。”短短六字，主帅风度流溢无余。而在以后随着战役级别的升级和指挥人数的增多，林彪却依然保持着自己淡定的风度。概括成一句，就是人变多了，枪变多了，惟我心中静气不变。
第四、城府极深，部下难测其际。林彪的城府某种程度上表现在对恩怨的态度上，他不是那种有仇立刻报的急性子人。邓华是他当年在四野一手提拔起来的爱将，当日组建东北边防军，准备抗美援朝，中央原本钟意于十三兵团司令黄永胜，但林彪却认为黄不是帅才，力荐十五兵团司令邓华代替之。邓华随彭德怀入朝，期间曾奉命回国汇报工作。林彪由于养病而未参加汇报会，后来主动打电话将邓华叫到家中，让邓华当面再报告一下。但邓华由于急着赶坐回朝的最后一班火车，乃至草草敷衍结束便告辞出门。此事最终引得林彪大为不满，认为邓华眼里只有彭而无自己。所以后来邓华虽然从朝鲜载誉而归，并荣任沈阳军区司令，但依旧在五九年庐山会议后随彭德怀一并倒台，原因很简单，正如他自己所言，他一生永远忘不了自己当日告辞出门时林彪那冰冷的眼神！而这眼神最终在八年后才选择下手，城府之深令人慑服；再如众所周知的“罗瑞卿事件”，作为林彪的老部下，庐山会议后被林彪举荐代替黄克诚出任总参谋长兼军委秘书长，参与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也仅仅因为平日里同其他老帅走得近了一点，遇事独断专行了一点，便被多疑的林彪视作贰臣。但就在林彪决定打倒罗瑞卿的前几日，当罗瑞卿上门拜访时，林彪还热情地予以接待，并告诉罗倘若牙再疼可以吃莲子炖鸭子，一吃就好。当罗瑞卿受宠若惊地告辞出门时，心中怎么也想不到林彪此刻已经决定将自己打到！城府如斯，诸将焉能不畏？而偶尔的杀一儆百，尤其能收到良好效果。
第五、战役战术能力超凡脱俗，令部下心悦诚服。战争年代的将帅都是从血与火里拼杀出来的，林彪能够位居元帅第三便足以说明这一点。从红军时的一军团、到抗战时的115师，再到解放战争时的四野，从来就不乏骄兵悍将。刘亚楼、韩先楚、黄永胜、杨成武、罗瑞卿、陶铸、谭政……无论文的还是武的，任谁也不是吃素的，或者吃过洋面包，或者以老粗为荣，或者性情暴烈如火，但很特别的是，他们在沉默的林彪面前无不毕恭毕敬，没有哪个敢放肆尥蹶子的。林彪对待他们，既不会像彭德怀那般粗门大嗓，也不会像陈毅那样卖弄文采，他基本就是不温不火的那几句话，但已足以令部下心折，原因很简单，这源自林彪自己的军事水平。从土地革命时期被蒋介石咒骂为“战争魔鬼”，再到抗战时期被外国誉为“一个半军事家”，再到后来解放战争时候的“跟着林总走”的口号出台，林彪确实以高人一等的军事素养迎得了手下诸将的衷心拥戴。三大战役，四野独占其二。泱泱中华，四野打下三分之一强！而林彪作为具体的军事指挥员，其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国民党方面的军事专家也不得不承认，以辽沈战役为例，共军战术实施之精妙，攻击时间之准确，攻击顺序之得当，恍若尽善尽美，而这一切，几乎都是其战场统帅林彪独自一人在作战室里制定出来的，他对兵力的计算安排甚至精确到了一个营，细致如斯，故其成功亦绝非偶然！有了这样出众的军事素质，可谓远远凌驾于诸将之上，属下焉敢不服？
浮生百年。林彪和他的驭将之道已一并离我们远去，但可以入土，历史却不会磨灭，瘦弱的他，曾经创造了巨大的军事奇迹。仅此一点，便足以值得我们去怀念凭吊。诚所谓其人可废，而其道不可亡……
从侧面看林彪:林彪的威信到底是怎么回事
黄大将在东北见到林彪后，立即就把自己带来的3万多部队交给林彪指挥，与他在苏北对陈毅的态度相去甚远。 对黄克城这样上过井冈山的老革命，林彪早就建立起了威望，这是整个红军时期形成的。但对东北的广大战士和干部，他们对林彪的了解却是要有一个过程的。林彪后来之所以有威望，之所以能建立“执行林总的命令就是胜利，虽然也有不如意的地方，但是林总的神话却一直在延续。 林总指到哪里打到哪里，林总说三天以内消灭敌人，敌人准活不了四天的威信，不是因为搞个人崇拜，而是一个个胜仗打出来的。 
大家唱“林总的命令往下传”，“我们是林彪的战士”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情流露。正如四野老将军所说：“林总非凡的天才，渊博的学识，以及他的谦虚、平易、简朴、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和巨海般的胸怀，使得林总在部队中、在东北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全军上下，无论干部、战士都愿意见到他，都愿意接近他。我们纵队干部，常常争着到总部去开会，都愿见到林总。林总的一言一行，都可以使自己学到许多新的宝贵的东西，去总部开会去见林总就是“取经”“取宝”。林总不仅是我们一贯正确的英明的领导者，而且是我们的良师益友。”这就是林彪威信的来源。
再看林彪在整个领导集体中的威信， 林彪在七大的中央委员选举中得票为第7位，差一票就是全票了，是所有将领中的得票最高的军事将领，看来他的威信并不仅限于某个他领导的地区或单位，在整个共产党中林彪的威信都是很高的。在后来的八大上的选票也是高高在前。
后来林彪被选为接班人，因为治国者需要权威。但是林彪周围的人却说林没有权威。因为人们一谈起权威，往往反应出是这样几个词：办事雷力风行，行之有效，说一不二，部下俯首帖耳，无条件顺服。林彪似乎与这些词靠不上边。
如1938年林彪负伤，在无知觉的情况下，大衣被部下顺手牵羊拿走，试想换成聂荣臻，可敢？事后林也没追究。1945年林彪被派往东北主持工作，在前线指挥，东北局没打招呼就把他在哈尔滨的房子收回做了幼儿园，根本不把这个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放在眼里。 林彪生活俭朴，不讲吃不讲穿，不好女色，吃喝方面，林彪和彭总有一比较。林彪讲究俭朴节约，做了好吃的，101一般是不吃，开始哼唧一句“不要这样嘛”，如果还做，哼唧也懒得哼唧了，依然是不吃。然后厨师（或者关心领导的其他部下）也就不做了。彭总也讲究节约，部下弄点特殊吃喝，生气，大骂，不吃，还弄到大会小会上展览如果有威信的话，部下一定会效仿，林彪看到部下有违反规定者也会斥责，可实际情况是，警卫员都比他吃得好， 一个铁路公安局处长都敢把他的秘书调走，其它一些人大吃大喝就更不要说了。林彪对此视而不见，不斥责不追究，独善其身。部下也不怕他。就在他眼皮底下吃吃喝喝。可见彭总的权威高于林彪
这还不算，林有失眠的毛病，他手下的一帮人竟在他隔壁一夜一夜的吵闹，至使叶群不得不出面劝说秘书们下次玩小点声。换一个角度，即使是个邻居，早就不能忍受，半夜起来砸隔壁门去了，偏偏林彪能忍的下去。林彪的威信从何谈起。
据说在五十年代，林彪一度住在钓鱼台，许多老总也住在那里，用服务人员的话说，”当时林彪党内没什么职务，地位不高，不爱与人交往，所以我们也没太把放在心上，不象朱老总，爱与人聊天，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说出来马上就解决了，林彪不喜欢说话，我们也没主动问。”即使当了副统帅后，有的秘书也敢当面顶撞他。
从上可以看出林彪并没有什么权威，毛泽东让这样的人做接班人，是选错了，他并适合这样的角色，没人怕。不光没有权威，而且不会处理人情事事。举例来讲，一般来说，同僚和部下很少因琐事去找林彪，找了，林彪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林彪任红28团团长时的政委熊寿祺找到武汉，请林彪帮助安排工作，林彪去问萧克怎么办，萧克顺手就给了熊一个小官。可笑的是，晚年时，林彪却对儿女大谈如何如何人情世故，要求他们对单位领导要拍马……林彪贵为副统帅，却不知道人家都得拍他（以及儿女）。林在文革时候专门派人去回收歌颂他的语录本和大字报。
林彪的一生是个历史的误会，他的威信是与地位不相当的。这么大的国家需要一个强硬的领导者，即使真有一天接了班，他的话也没人听，或被人驾空，指导思想与实际行动脱节，光凭这一点就比毛泽东差远矣，毛泽东说自己的影响只限于中南海，林的影响呢？
所以说林并无治国之才，解放后当过寓公就好，方能善始善终。
林彪真相
胡星斗
林彪永远是个谜。 他一半是白脸，一半是红脸；他是“两面派”，是“阴谋家”。 他是特定社会的产物，是时代的悲剧。 他反映了制度的缺陷、社会的扭曲和民族性的劣根。二 林彪原本性格耿直。他不擅交际，喜欢独处。 聂荣臻说：元帅中只有林彪、彭德怀两人敢于顶撞毛泽东。 林彪反对出兵朝鲜，甚至以有病为由拒绝率兵入朝；可是当斯大林收回出动16个团的苏联空军协助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作战的决定后，林彪在宴会上拒绝与斯大林碰杯。 林彪曾想到贵州当省长，以避开政治旋涡。 林彪反对“大跃进”，私下里说毛泽东“凭空想胡来”，“说绝了，做绝了，绝则错”，并说彭德怀的“万言书”是正确的，就是急了点。 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指责彭德怀在遵义会议后唆使林彪给中央写信，反对他。可是，林彪却说：那封信与彭德怀无关。 还是在庐山会议上，林彪对彭德怀说：“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我有暮气，……缺点是有暮气。”毛泽东批评了林彪的暮气，要他继续革命。从此，林彪才决定大干一场。三 林彪在外面高喊“四个伟大”，在他的居处毛家湾却不挂毛主席像，甚至印有毛主席语录和照片的报纸在林家厕所被当作卫生纸用，这在个人崇拜的狂热年代，如果发生在老百姓身上无疑是弥天大罪。 毛泽东亲自召集主持的会议，林彪也敢称病不参加；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让林彪当接班人，林却坚辞不受，还写了一份报告继续推辞。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作了批示，坚持让林彪作接班人，可是林彪竟然将主席的“钦批”报告撕碎扔进了痰盂。可见，林彪从内心来说对毛泽东极其反感。1971年“五一”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林彪竟然给毛泽东来了个不辞而别……。 但林彪也深刻领悟明哲保身、韬光养晦的道理。他的室内张挂条幅：“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勉从虎穴暂栖身，说破英雄惊煞人”。他处理文件的原则是“主席画圈我画圈”，只有毛泽东表过态的，秘书才代他画圈，否则他总是把球踢回去，“呈主席批示。”他还让秘书模仿自己的笔迹批文件，写上“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批示。”他为了表示对毛泽东的尊敬，把“请主席阅”改为“呈主席阅”。四 林彪公开里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最大最大最大”，背地里却说：“刘少奇、邓小平是好同志，拿掉刘没道理。”他还说：“刘少奇在理论上比毛主席讲得透。”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林彪最爱读。 “九大”是林彪失败的肇端，也是他与毛泽东公开分歧的开始。“九大”虽然把林彪作为接班人写进了党章，但毛泽东没有采纳林彪、陈伯达主持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此事给了林彪以沉重的打击。林、陈的报告–––––《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主张国内的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国家的主要任务应当是发展生产。毛泽东对此违背“阶级斗争为纲”的报告稿极其不满，决定另起炉灶，改由张春桥、姚文元起草。可林彪、陈伯达又修改了报告，呈递毛泽东，毛泽东连信封也不打开，写上“退陈伯达”。陈伯达随后即被打倒。林彪虽然保住了接班人的地位，可从此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 林彪向来对张、姚“笔杆子”极其厌恶，这回他却要在“九大”念他们起草的报告，此事差点气炸了林彪的肺。林彪直到上台的最后一分钟也没看报告一眼，秘书说：“我给您讲解一下报告”，林彪却断然拒绝：“不听！”林彪念报告时脸色煞白，头也不抬起来一下，念完报告后回到家里，叶群说：“我真担心你念错了”，可林彪生气地说：“多念错一点才好！” 五 林彪集团与江青一伙势不两立。虽然为了维护与毛泽东之间的关系，林彪又不得不让叶群去讨好江青。 林彪、陈伯达主张“还是应当搞好生产，发展生产”，而毛泽东、江青、张春桥等人却主张“以阶级斗争为纲”。 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都是在“文革”初期被江青一伙严酷迫害，后来得到林彪保护的人。比如丘会作被红卫兵打断了肋骨，向林彪求救，林彪救了他，丘于是感恩戴德。 林彪极其反感江青。有一次，林彪大叫着让叶群把江青赶走；还有一次，林彪扬言要“毙了她！”林彪曾说“政变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是枪杆子的方向发展”；“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篡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的私利服务”；林彪等人曾提出“清君侧”、“除三蛇”（他把江青叫做“白花蛇”，张春桥为“眼镜蛇”，姚文元为“响尾蛇”，其时，王洪文还未调到中央）；林彪要搞掉江、张、姚等几个“奸佞”，实施“新政”，“新政的第一条，就是中止文革，搞国富民强”。六 林彪把他与毛泽东的关系完全看作是封建君臣关系，他在笔记中写道：“主先臣后（切勿臣先抢先）”，“主倡臣和（切勿臣倡或不和）。” “民主集中制––––––服从––––––纪律。”“主席就是最大的‘群众’，他一个人顶亿万人，所以和他的关系搞好了，就等于对群众搞好了，这是最大的选票。”“党性，遵命性也。”“坚决的左倾高姿态。”“终生不犯错误之法，得个拥护××的称号，……跟着转、喊。”“勿讲真理而重迎合。”“决议不好也同意––––头等大事，不然是书呆子。” 林彪还有著名的“三不主义：不负责，不建言，不得罪”，以及“三要：要响应，要表扬，要报好消息”等。 林彪勤于读书，喜欢思考，厌烦“官样文章”，因此，他创造了“文革”中的许多词汇：“四好连队”、“五好战士”、“四个伟大”、“三忠于”、“四无限”、“高举”、“紧跟”、“照办”、“治军原则：一点两面、三三制”、“三种情况三种打法”、“活学活用”、“走捷径”、“天天读”、“背语录”，等等。他还提出了“顶峰论”、“天才论”、“领袖决定一切论”……。 七 林彪以其独异的思想、怪僻的个性、韬光养晦的手法、极端的吹捧语言，为后人留下了一个永远的谜团、无尽的思索空间。陈伯达诗赞林彪：“漫漫思想界，长夜有明灯。赖此导人类，探讨永无垠。” 可以说，林彪是中国人的代表，是中华民族谋略智慧和劣根性的集中反映。从林彪身上折射出民族心理、文化、政治制度、社会体制等方面的诸多问题和弊端。 因此，林彪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悲剧，而且是国家的悲剧。 为了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裨益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我们认为，应当加强对林彪的研究，建立“林彪学”。 史海钩沉:
林彪画传节选
林彪的“工作”是每天半小时听秘书“讲”文件。“文化大革命”中，除奉毛泽东之命上天安门讲话，或偶尔会见外宾，林彪剩下的时间除了睡觉和吃饭，就是独自一人坐在暗室＿一坐好几个小时，一动不动，也不说话。虽然顶着“接班人”的桂冠，他却很少开会应酬。有人说林彪是“政治病”，恐怕也不仅仅是政治病吧？
林彪不愿意陪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可不陪又不行。林彪警卫秘书李文普回忆：林彪陪毛主席到金水桥下接见红卫兵，累得几乎走不回来。人到了走路都困难的境地，还能算健康吗？也难怪“文革”时期要在“万寿无疆”后祝林彪身体健康，实在是这位副统帅不健康啊。
每年的劳动节和国庆节对林办工作人员来说，都是难关，按叶群的话说，最大的政治就是保证林副主席能“神采奕奕”地走上天安门。张云生回忆：1970年5月20日，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林彪宣读毛泽东关於支持印度支那人民反对美国侵略者的声明。他拉着湖北腔的长调：我要开始讲话！我讲讲关於越南……半个越南……三个越南……过了一会儿林彪才正常起来，不过还是念错了几个字，巴勒斯坦念成巴基斯坦。叶群归罪於工作人员，特别是李文普给林彪的安眠药服过量了。据说林彪每次上天安门，叶群都让卫生员给林彪打一种针，使林彪比正常人还精神。回到家药力过去，林彪又像大病一场。
李文普认为：林彪在天安门上说胡话，确是安眠药过量。那天晚上林彪很难入睡，先后服了三次安眠药，一起床林彪就打破惯例，把秘书叫来，叫秘书讲点话题，防止与外宾谈起来一问三不知。秘书才讲几句，林彪就呼呼睡着了。至於传说林彪吸毒，李文普认为是谣言！他从1954年，先后三次在林彪身边工作，一直到九一三事件，从不知道林彪吸毒。林彪的保健医生蒋葆生1956年后开始接触林彪，他也不知道林彪吸毒。所谓林彪吸毒是怎麽回事呢？1969年初，林彪两天左右大便一次，叶群怕林彪念不了“九大”报告。医生说可以用一点低於常量的鸦片粉，减慢肠蠕动。叶群瞒着林彪，从中南海小药房取回一点鸦片，装进胶囊。果然延长了林彪的大便时间，“九大”后，鸦片粉就慢慢停了。
1969年春夏之交，毛家湾的气氛有些异常，林彪不但很少听文件，而且经常一人在客厅里闷闷不乐。叶群怀疑林彪得了癌症，几经劝说，林彪终於同意让医生来。不过林彪并不“配合”，不陈述，也不让查体，只听叶群说，就是有癌症也检查不出来。为了检查林彪的肠胃，医生建议钡透。在李文普的劝说下，机器搬到林彪卧室，由李文普喂钡粉，最后搞清楚胃没有毛病，肠子有一点紊乱，但并没有器质性病变。
没有器质性病变就没有病吗？何况人除了“物质”，还有“精神”呢？一个长时间坐在黑屋子里，能算精神正常吗？直到80年代，中国才第一次大规模地普查精神病，五六十年代，谁能想到精神也会得“病”？张云生回忆：1998年我去北京，林彪的保健医生蒋葆生两次来看我，谈起林彪有精神病，而且病程长。从1938年负伤后就开始了，病情不稳定，时轻时重，当时给林彪吃的药都是稳定神经的药。1952年专家就提出来了，因为涉及高级干部，没有下结论，但有详细的病程和会诊纪录。林彪自己也说过，他“身体不好”，“神经不好”，在东北林彪就怀疑自己得了精神病。延安时期就担任中央领导保健的医生也说林彪有精神病，被叶群赶到西南一个医学院去了。50年代苏联专家曾给林彪下过忧郁症的诊断，叶群也把苏联专家赶走了。
叶群非常怕医生给林彪戴上“精神病”的帽子。
抑郁症的诊断标准，以心境低落为主要特徵：对日常活动丧失兴趣或无愉快感；精力明显减退，无原因的持续疲劳感；精神运动迟滞或活动明显减少；自我评价过低，自责，有内疚感，可达妄想的程度；联想困难，自觉思考能力显着下降；反复出现死亡念头，甚至有自杀行为；失眠或早醒；食欲不振，体重明显减轻；性欲明显减退。如果符合其中的四项症状，且持续两星期以上，即可诊断。
从这个标准看，林彪确实有严重的抑郁症。他曾和工作人员商量，怎麽帮助他服毒自尽。他自己也想捅电门，几次自杀未遂。到最后甚至忘记大小便，忘记吃饭。
饮食和睡眠太差是林彪健康的致命弱点。长期失眠会消耗大量的脑细胞，影响神经细胞的功能。林彪的饮食又跟不上，301医院的专家诊断，林彪的卡路里严重缺乏，只有正常人的一半。食物中纤维素少，加上活动量又太小，刺激不了肠蠕动，造成严重便秘。
因为晒太阳，林彪的身体慢慢恢复
1968年特别是1969年以后，林彪的健康有一定的恢复。1970年4月，他长期40馀公斤的体重增加了5公斤，医生说这是精神忧郁好转的兆头。
但人在“江湖”中，怎麽能不受“江湖”的影响？
林豆豆回忆：叶群好多事情都瞒着林彪，怕他闯祸。林彪偶然听到“文化大革命”的事，总是愤慨不已，颤抖着，怒吼着，要冲出去见毛泽东，找江青他们拼命。不知多少次叶群急着扑上去，拦住他，用双手捂住他的嘴，……最后不得不给他服用大量的安眠药。就这样，林彪的病不断发作，叶群不敢给他讲什麽事，并动员林办所有工作人员长期对林彪说谎。
现在看，这似乎是叶群保护林彪所能做的惟一事情了。
生命在於运动，林彪的身体机能慢慢恢复。
叶群一时兴起，拉林彪“活动活动”。打乒乓球，林彪胳膊才晃了两下，打了个喷嚏，叶群吓得赶快把林彪扶进屋里，一看体温比平常高半度，马上训保健医生：首长好几天不舒服了，发烧，你们当医生的没发现，还要你们干什麽？你们的阶级感情到哪里去了？
林彪生病后，除彭老总来的次数比较多，周恩来一般每个月都要来一两次，还有罗荣桓、黄克诚等。黄克诚建议林彪到外地住一住，这事叶群作不了主，必须林彪同意。初成瑞叫老虎（林立果）动员爸爸。老虎还小，缠着林彪要到外地去，让林彪挡回来了。黄克诚说他来试试，林彪终於答应外出，但提出不能搞专列，只坐老百姓的客车。这肯定不可能，他这麽大的干部，只能一级警卫。为了不让林彪生疑，铁道部把林彪的专列跟客车停在一起，等林彪上了专列，再让客车先走。走了一段，林彪掀开窗帘一看，发现不对，坚决要停车，可上了车就由不得他了。
南京……杭州……林彪在震动的火车上睡得很香。
林彪病后，中央给一些补助，1956年3、4月间在上海，林彪叫秘书写报告，我现在身体可以了，除人减少外，额外补助统统不要，秘书写后上送。
林彪的身体慢慢好起来，有了大量的时间，他都用来读书。
1960年10月，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林彪谈起读书，说我们要站在书上来读，不要趴在书下来读。要批判地读，要吸取地读。书应该为我服务，而不是我为书服务。让书牵着鼻子走，我不干！有些书就是换汤不换药，没有什麽新东西，只是旧思想、旧材料、旧词句、重新编排了一下，换了个地方，就像搭积木一样从这块换到那块，就是那麽几块板子。
林彪一向勤於思考，涉猎非常广泛。林彪的屋子里都是书，他自己则真正做到手不释卷。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坐累了，就趴在板凳上看，常常读书到深夜。林彪读的多半是古今中外的政治、军事著作，消化别人的经验，以此解决实际问题。叶群也爱读书，并注意积累资料卡片，为林彪的讲话服务。
林彪外出总要带一部分书，他读书的特点是删繁就简。看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林彪说安娜是个真人，做真人很不容易。看《老子》，林彪说充满了辩证法，但不能把人们团结起来，部队不宜提倡。
李文普回忆：林彪爱看书，我随他到上海、大连、广州，他经常上街逛书市，看到喜欢的书就买，由我算账。有时同一本书买三四本，划出重要的内容，让内勤剪下来贴到大本上，或制成卡片。买几本《共产党宣言》，看一次剪贴一次，最后剪得只剩几句话。林彪说：就记住“大机器大工业”就行了，得其精粹。
林彪的学习秘书李德回忆：林彪对中国历史书籍更有兴趣，集中在哲学上。上中学时他看过希腊赫拉克特利的自然科学，以后又看过黑格尔的《小逻辑》等，再就是毛泽东的书常看。中央文件提到有关问题，他就买参考书看。毛泽东讲《资治通鉴》，林彪回来就要翻一翻。国民党时期出的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只有上册，我找了好久，终於在上海的旧书店找到下册，8元钱。那时8元钱一本书非常贵，很厚的书才几毛钱。林彪说不准公家报销，想买书，再贵也得买。
李德曾在《林彪读书见闻》中记录了1960年林彪读书的大致情况：
1月，新任国防部长的林彪在广州珠江宾馆主持召开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为回答“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他让秘书李德从广州军区政治部借了一套38卷《列宁全集》。李德看1至19卷，他自己读20至38卷，重要部分用红笔划出，再找人把战争方面的论述做成卡片，要求两天之内完成。李德说：后19卷分量大，是不是我多承担一些？林彪说：1914年到1918年正是一战时期，列宁有关战争与和平的论述最多，还是我自己来看。林彪一边分类，一边用红笔加注，为他在大会上的长篇讲话搜集材料。两天过去，林彪的办公桌上放着200多张卡片。这种资料卡片和普通的纸一样，巴掌大小，有分类、资料来源与时间，以及内容摘要，最后还有填写人和填写时间。写满字迹的卡片在林办有几万张，大部分是工作人员的笔迹，也有林彪和叶群的笔迹。
全军高干会议结束，林彪又叫李德从古代的兵书中查找带兵养兵用兵之道，能借就借，不能借就买。这时已临近春节，林彪想利用假期多读些书。时任总参训练总监部部长的萧克回忆：林彪喜欢读兵书，《曾胡治兵语录》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史》他都读过。李德从广东省图书馆古籍书刊部查到一部清末刻本《武经七书直解》，这是从先秦到唐初的七部兵书合集。有《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子》、《黄石公三略》、《六韬》、《唐李对问》等，一共十册。还从未借出过，李德立刻请广州军区政治部办理借书手续。林彪看到这部书，高兴得像见到宝物，马上喊叶群，没等她问就说，我告诉你，今天借到一部好书，我们两个一起来看。
2月，林彪除了吃饭睡觉，一直埋头读这部兵书，叶群也跟着读。两个秘书和一个副官，还有两个只有初中文化的内勤都忙着抄语录。一句或一段抄一张。然后分别按“三八作风”分成七个专题。这段时间，林彪精神非常好，一有空就和叶群谈这部兵书，说这是中国古代兵家的重要遗产，还说要是翻译成白话文就好了，可以让干部都读一读。有一天叶剑英来访，林彪向他推荐，并建议组织专家翻译。事过20多年，军事科学院编译的《武经七书》终於出版。
林彪有个习惯，凡是他读过的书都要单独保存，甚至叶群都不能随意翻动。《武经七书》是人家图书馆的，借期一个月。40天过去，图书馆催。叶群知道林彪十分珍爱这部古籍，让以国防部办公厅秘书的名义与图书馆商定，延期三几个月，同时再想办法买一部。但寻遍北京所有的旧书店，都没有。几乎绝望，李德偶然在隆福寺发现一家门面很小的旧书店，营业员先说没有，又说要有兴趣可以到后面的书库去翻。李德足足在旧书中翻了两个小时，终於发现一部《武经七书直解》，与广东省图书馆的是同一个版本，花10元钱买下。叶群也喜出望外，向林彪报告：101，我们买到一部《武经七书》。这回好了，可以还给图书馆了。从此林彪交代秘书：有空多去旧书店，发现好书就买下来，就算是你们替我逛书店。
3月，林彪让秘书给毛家湾打电话，送文件时顺便送《资治通鉴》和《纲鉴易知录》来。林彪读《资治通鉴》，叶群读《纲鉴易知录》。林彪读书很快，他有自己独特的方法。为了提高读书的效率，林彪多次说：每读一本书都要有目的，有重点，有针对性（还是他“带着问题学”的意思），有些精读，有些粗读，有些索性不读。一目十行，一目一页，有时则十目一行，切忌平均使用力量，这样可以节省精力。
4月，林彪回到北京，要古代名家论述政治方面的书，如贾谊的《过秦论》、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等。李德买回一部线装的《昭明文选》。林彪连连说好，我想找的就是这一类的书。一连十多天，林彪只读这一部书。林彪的书桌上平时只摆一部书，读完再换。他引用古人的话：心中书不可少，案头书不可多，这样才能专心做学问。
林彪擅长从阅读中，从反复推敲语录中，提炼自己的观点。围绕政治工作是我军生命线的命题，他反复研读毛泽东有关政治工作方面的论述，提炼出“政治工作是提高我军战斗力诸因素中的首要因素”这句话，以题词形式公开发表。
7月，林彪到庐山避暑，他带的书中，有线装的《三国志》，有他不知读过多少遍的《曹操注孙子》，封面都破了，书中不少他亲自写的眉批和腰批。还有一本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林彪读过西方许多名著，但他比较喜欢的西方名著有“四论”，即赫胥黎的《天演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马克思的《资本论》。有一次林彪自言自语：四论四论，都是学问。
8、9月间，林彪阅读马克思的《费尔巴哈论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列宁的《哲学笔记》、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和毛泽东的五篇哲学著作。这时林彪正在酝酿9月召开的全军高级干部会上的讲话。他让秘书“帮助”围绕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在一定条件下意识对物质有巨大的反作用这样三个命题，从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中找根据。林彪说：不要怕重复，即便字句完全相同，只要在不同的段落、不同的著作上出现，都要摘抄，这样就自然显示出它的重要性。
林彪小时在私塾读过《三字经》、《千字文》、《朱子治家格言》直到《四书五经》，有很好的古文基础。他也特别喜欢读古文，先后买过三套《诸子集成》。《古文观止》中的一些篇章，如诸葛亮的《前出师表》、李密的《陈情表》他都经常引用。林彪曾指示秘书从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中摘抄有关“组织观念”的语句，以加强纪律性，这样的思路一般人想不到。
核心提要：毛泽东在8月15日至9月12日乘专列离北京南下，先后抵达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地，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他说：“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1970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 毛泽东还在巡视，有人已把他的谈话内容秘密向林彪报告。林彪集团决定提前采取谋杀毛泽东的行动...... （来源：新浪 摘自《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作者：金冲及） 林彪集团的权势在九大后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林彪成了法定的“接班人”；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都成了政治局委员，陈伯达也转向林彪一边；黄永胜、吴法宪作为正副组长掌握了军委办事组，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又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能更多和更直接地掌握军权，而在实行“三支两军”以来，军队在全国各地和各部门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使林彪集团的权力和野心空前膨胀起来。 这时，中共中央对战争危险的估计是比较严重的。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四日，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为了防范苏联利用谈判之机进行军事袭击，决定加强战略，紧急疏散在京的领导人。 十月十八日，在苏州的林彪向在北京的军委办事组发出一个“关于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各级要加强首长值班，及时掌握情况”。 军委办事组以《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名义正式下达，全军立刻进入紧急临战状态。这样的全局性行动，事前没有报告军委主席毛泽东，到第二天才用“电话记录”的方式告诉毛泽东。 陪同毛泽东在武汉的汪东兴回忆道：“我拿此急件送到主席住处，给主席看。毛主席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烧掉。’我以为主席是让我拿去烧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14页。】 林彪自行以副主席身份发出这种“号令”，确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此例一开，就可以造成一种既成事实：副统帅能不经过统帅而在一夜之间调动全军进入临战状态或采取其他行动。 一九七○年三月八日，毛泽东正式提出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并建议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却在第二天让叶群转告黄永胜和吴法宪：“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尽管毛泽东一再表示不设国家主席，林彪仍坚持要设国家主席。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他第一次在重大问题上公开地坚持地表现出同毛泽东的分歧，显得很不正常。 林彪和江青这两个集团，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互相勾结，尽管在有些问题上也曾发生矛盾，但总的说来是密切合作的。他们相互呼应，夺取了党和国家很大一部分权力。 九大以后，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林彪担心江青、康生、张春桥等的势力有超越自己的可能，把它看作自己进一步掌握大权的主要对手。江青集团确也野心勃勃。双方之间的相互倾轧，愈演愈烈。 修改宪法，是四届人大准备工作中的一件大事。八月十三日，修改宪法工作小组讨论宪法草案稿。张春桥提出把毛泽东“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那句话的前面几个副词去掉。吴法宪不知道这是毛泽东本人的意见，以为这下可抓到张春桥的把柄了，进行激烈的反驳。 “天才”问题，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成了争论中的两个焦点。 八月二十三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江西庐山召开。周恩来宣布全会的三项议程：(一)讨论修改宪法；(二)讨论国民经济计划；(三)讨论战备问题。这个议程是中央在会前商量好的，主要为召开四届人大做准备。 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的意图是要在九大“团结”、“胜利”的旗帜下，通过召开四届人大，在全国范围内重建国家的正常秩序。但全会开幕那天，林彪临时提出要在大会上讲话。他在讲话中说：这次宪法修改草案要“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他又说：“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林彪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记录，1970年8月23日。】 当晚，陈伯达、吴法宪商议后整理出一份恩格斯、列宁、毛泽东、林彪论述“天才”的语录，分送给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这样集中地来谈“天才”问题，联系到吴法宪同张春桥的争论，显然有着明确的针对性。 第二天的小组会上，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分别在华北、西南、中南、西南组同时发难，拥护林彪讲话，宣讲统一准备好的“语录”，要求设国家主席，并且说有人“反对”毛主席，煽动要“揪人”。六个组中，华北组最为激烈。 二十五日，各组继续讨论。反映华北组讨论情况的全会第六号简报也发到各组。简报写道：大家听了陈伯达等发言后，“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斗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华北组第二号简报)，1970年8月25日。】 当时绝大多数中央委员并不了解幕后的实情，也没有精神准备，全会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这件事反映出来的问题极端严重：显然是一次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瞒着毛泽东和多数常委，在党的中央全会上采取地下活动、突然袭击的方式，在各组同时发难，改变全会的原定日程，狂热地煽动揪人，毛泽东事先却一无所知。 在中央全会上实行这样非同寻常的大动作，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是毛泽东绝对无法容忍的。用他不久后在吴法宪检查上批示中的话来说：“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他十分震怒，立刻决定全会分组会停止讨论，收回第六号简报，责令陈伯达等检查。 庐山会议这场风波显然同林彪有密切关系，但鉴于林彪的特殊地位，对他必须采取慎重的态度；而且这场风波的幕后情况一时还有待进一步弄清，这不是几天内能够做到的。因此，最初把批评集中指向陈伯达。 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陈伯达整理的那份论述“天才”的语录上批了一大段话，说陈伯达这一次“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毛泽东：《我的一点意见》，1970年8月31日。】九月六日，九届二中全会举行闭幕式，并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这样一来，原定的准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恢复国家正常秩序的部署被完全打乱，又拖下去了。 “批陈整风”进行了整整一年。通过检查和揭发，林彪集团背着中央幕后活动的真相逐渐浮出水面，问题的严重性越来越明显。他们却始终抱成一团，拒绝帮助和挽救。 林彪看到毛泽东下决心追查这件事，认为自身地位难保，便铤而走险。林彪的儿子林立果秘密组织的“联合舰队”的骨干分子在一九七一年三月制定了武装政变计划，代号为《“五七一”工程纪要》(“五七一”，是“武装起义”的谐音)。 毛泽东在八月十五日至九月十二日乘专列离北京南下，先后抵达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地，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他说： “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一九七○年庐山会议，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地下活动，为什么不敢公开呢？可见心里有鬼。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 “我看他们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设国家主席，就是‘天才’，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届二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 “这次保护林副主席，没有作个人结论，他当然要负一些责任。” “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毛主席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同志的谈话纪要》，1971年8月中旬至9月12日。】 毛泽东还在巡视，有人已把他的谈话内容秘密向林彪报告。林彪集团决定提前采取谋杀毛泽东的行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写道： “九月五日和六日，林彪、叶群先后得到周宇驰、黄永胜的密报，获悉了毛泽东主席察觉林彪在密谋夺权的谈话，决定对在旅途中的毛泽东主席采取谋杀行动，发动武装政变。 九月八日，林彪下达了武装政变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并由林立果、周宇驰对江腾蛟和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王飞以及‘联合舰队’的其他骨干分子进行具体部署。 正当林彪反革命集团紧张地策动武装政变的时候，毛泽东主席对他们的阴谋有所察觉，突然改变行程，于九月十二日安全回到北京。”【《历史的审判》(上)第54－55页。】 这时，林彪十分惊慌。他图谋到广州，另立中央政府，分裂国家；并且在九月十二日晚将三叉戟专机秘密调往山海关机场，供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林立果使用。 当晚十时，周恩来得到消息，立刻追查这架专机为什么突然去山海关。林彪判断密谋已败露，南逃广州另立政府的计划已不可能实现，于十三日凌晨在极匆忙的情况下登机强行起飞，外逃叛国。途经蒙古温都尔汗附近，飞机坠毁，机上人员全部死亡。一场武装政变的阴谋被彻底粉碎。中共中央在九月十八日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 林彪事件的发生，是绝大多数人根本没有想到的。对中共中央来说，他们策划武装政变的事实，也是在林彪外逃以后才一步步查明的。它像晴天霹雳一样，在全国引起极大的震动，使不少人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曾经深信不疑的事情产生了怀疑，客观上宣告“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