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浆机搅拌功能怎么用:《周易》中哪些内容属“古之遗言”？

 帛书《要》篇载孔子之语云：“察其要者，不跪其杂。《尚书》多忽矣，《周易》未失也，且有古之遗言焉。”

孔子作为中国春秋之际一位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史学家，他对古籍的认识是比较全面的，其评价的态度也是审慎的，这是由他的学识所决定的一种本能性自然体现。孔子以《周易》与《尚书》相比较而论，认为《尚书》对古史事之载，有一定的忽缺，而《周易》一书对此则“未失”，存“有古之遗言”。此言当然是就史学角度而言的，它既有社会政治历史方面的内容，也更包涵中国思想史发展方面的内容。

那么，在《周易》一书之中，究竟哪些内容是孔子所说的“古之遗言”呢？搞清楚这个问题，对於中国社会发展史和思想发展史的研究，无疑都是有着重要意义的。我们虽然不敢说对此就能一一确定而不误，但是，孔子既然已经交给了我们一把尺子，把话挑明了，事情也就比较好办了。按《尚书》记载古史的范围，凡该记载而未作记载，但在《周易》中则有所提及的古史事，就都应该属於孔子所指的“古之遗言”。它，应该就是如下内容：

（一）“伏牺”历史时期的史事。
《繫辞》载：“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於天，俯则观法於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此是中国从天文、地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中国古典哲学理论思想体系的记载；
《姤》卦与《复》卦的《象传》中，“天下有风后，后以施命诰四方”；“（冬至之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地）方”。这，应该是女权制时期社会政治及风俗方面的“遗言”。

（二）“神农”历史时期的史事。
《繫辞》言：“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反映的是由畜牧渔猎经济生产的基础上，发展到了农耕经济生产之后，市场交易发育形成的重要史事。此也是《尚书》中所缺的；
至於《夬》卦卦辞、《彖传》所反映出来的社会政治制度由女权向男权演变的具体情况，更是所有古籍都不见的极珍贵史料。

（三）“五帝”时期的史事。
“五帝”时期，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承前启后、发生重大变化的极重要历史时期。“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①事，而无黄帝、颛顼、帝喾、帝挚的史事之载。《周易》则连载黄帝、尧、舜十件历史大事，即：垂衣裳、造舟楫、服牛乘马、重门击柝、作臼杵、製弓矢、改革丧葬、建宫室、创造文字、派百官以治地方等。凡此，都属於文明化进程飞跃性发展，以达文物大备的重要历史内容。
我们已经多处举历史事实而谈到，《周易》是商末周初，姬昌、姬旦为“神道设教”推行卜筮愚民以治的目的，在《连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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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赞》。




和《归藏》的基础上，重新改变卦名、卦序、改写卦辞而成的历史上最后一个《易》经“版本”，删除了以前古《易》中的很多历史思想和史事内容。如改《根》卦为《艮》卦，删除了轩辕黄帝“不重地则失其根”的思想；删除了“昭昭九州，日月代极，平均土地，和合四国”①这样上古土地制度的内容，以及古代在空桑之山观察日月以制曆法②的内容等。但是，毕竟对於“五帝”时期的内容必也删之难尽，如变黄帝语“以贵下贱，何人不得？”③为“以贵下贱，大得民也”④，也应为孔子说的“古之遗言”类。

（四）夏代的史事。
《周易》中《旅》卦的卦辞，较为完整地保留了夏代的一则史事：
初六，旅琐琐，斯其所取災；
六二，旅即次，怀其资，得童仆，贞；
九三，旅焚其次，丧其童仆，贞厉；
九四，旅於处，得其资斧，我（“我”字应为“其”字）心不快；
六五，射雉，一矢亡，终以誉命；
上九，鸟焚其巢，旅人先笑后号咷。丧牛於易，凶。
这是一则较为完整的历史故事，说的是商先祖“亥”与其弟“恒”为商旅，贩牛羊，旅途之中因琐事而自取其災的事：
最初，在商旅途中，因怀巨资而得到了很好的童仆，帮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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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 《玉函山房辑佚书·归藏》。
⑶ 《黄帝经·经法·四度》。
④ 《周易·屯·初九·象传》。




管理牛羊，尚存操守。其后，到了有易氏之地（今河北省保定市西的易县一带），有易之君棉臣因这两兄弟贵为殷侯“冥”之子，而盛情招待，这哥俩就住了一些时日。如此，亥的弟弟因淫行惹下了祸患——有易君棉臣派人夜焚其住所！是时，恒击床示警於其兄亥后，就急速逃走，然其兄亥从梦中惊醒，逃迟了一步，因而丧命。这就是恒因旅易而淫，既丧失了童仆、牛羊於有易，又连累其兄亥丧命的事。此后，恒又到有易向棉臣讨回了原先丧失於有易之地的牛羊，但毕竟心怀杀兄之仇未报，而心中很不痛快。到了亥之子“微”即位为商君时，就报父仇而伐有易，并向河伯借兵以壮其势，这一战终於杀了棉臣，烧其宫，灭其国。当此之际，商侯微先为灭有易、报了父仇而大笑，笑后又为丧父而号啕大哭。

对於此夏代史事，《山海经·大荒东经》略有记载：“王亥託於有易…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

《竹书纪年》也说：“帝泄十二年，殷侯子亥宾于有易。有易杀（亥）而放之（恒）；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师伐有易，杀其君绵臣。——殷侯子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亥）而放之（恒）。故殷上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杀其君。绵臣中叶衰，而上甲微兴，故殷人报焉。”

商人祭祖的甲骨刻辞中，称亥为“高祖”。如：
《屯南》2105·3：“于高祖亥桒禾”；
《掇》1·455：“其告于高祖王 三牛”；
《佚》888：“辛巳卜贞，王 即于河”；

此中之“亥”、“ ”，与《楚辞·天问》的“该”，《汉书·古今人表》中的“垓”，《世本》里的“胲”，及《史记》记载的“振”，都是一个人，即商人祭祖刻辞中“王亥”。“王亥”并不姓王，“王”是其后裔祭祖时对亥尊称为“王”者。在中国的实际历史上，夏代的殷侯冥之子亥，并非始“服牛乘马”者，后世有些史家言商先祖“亥是始驯服牛以役使者”，实是读《山海经·大荒东经》中“王亥託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之文臆度出来的，《世本》、《吕氏春秋》、《初学记》等“王亥作服牛”说，都是如此。当然，还有将“贩牛”误书为“饭牛”而生出的误解，对此我们用不着去理会。至於商代祭祖的刻辞之中将“亥”字刻作“ ”者，则是加刻了商先祖以“玄鸟”为吉祥物的“鸟”字而造成。在甲骨刻辞中，将人名中两字刻作一个合体字者为习见。

五）商代的史事。
《既济》卦九三爻爻辞：“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
《归妹》卦中所记“帝乙归妹”的史事；
《明夷》卦的彖辞：“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利艰贞’晦其明也。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此是《周易》作者之一以周文王被囚於羑里，贞志於内心，柔顺以外表，以研究卜筮之术而韬光养晦的避祸之事，并以箕子知忠谏已无济於事、便佯狂以避纣害为衬托，以喻《明夷》卦义而举商末史事之例。

（六）西周初期不见於史籍的事。

⒈《随》、《贲》、《损》、《益》、《升》、《既济》六卦中，或明记，或暗喻，都讲述了周文王於纣辛暴虐之际，行顺道，祭祀商帝，伪装恭顺，韬光养晦，以观时变，终於获福的史事；

⒉康侯利用周王所赐之马，繁育良种马受周王褒奖事。
康侯，卫国之君，周武王第九弟，受封於夏的少康之地，故史称其为“康叔”。至周成王时，以康叔监殷都遗民，改作卫国为卫君，其地在今河南安阳南的淇、浚两县间。1931年在河南浚县出土的周簋铭文有“王来伐商邑，诞命康侯鄙于卫”者，即其历史之证。虽然，康侯史事《尚书·周书·康诰》有载，但康侯利用王赐而繁育良马事，则史籍无传。《周易·晋》卦卦辞曰：“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锡马：赐马，指周王所赐之良马。蕃：繁衍。庶：众多。昼日三接：一天之中受到周王三次接见。此是周代极其重视良种马繁育的重要史料。

⒊详记周文王发现民间有人以《易》卜筮后，为日后取代商王而行愚民之治服务，就潜心研究其术数、筮法，以及其子姬旦继父志完成《周易》之作的事。当然，这些都採取了暗记之法，这些文字主要存在於《繫辞·上传》、《观·彖传》、《蛊》卦之中。对此我们已在前面相关小节中摘其要者作了评论，此不赘述。

（七）黄帝时期哲学思想的残存。
当今学者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只凭着纯文字古典而不依《易》经溯源流，故将中国哲学“萌芽”时期定在春秋之际，且以《老子》为宗，殊不知此乃一个非常错误之论。传世之《周易·繫辞》中虽明告世人伏牺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古籍也载神农时期有《连山》，黄帝之时有《归藏》，然由於文王父子改传播道学经典为卜筮而撰《周易》，使传世的《易》经增加了很多卜筮的内容，学者又凭《周礼》之载，认定《易》经为卜筮之书，这就造成了对中国古典哲学的不认识。古代典籍虽载轩辕黄帝四处求师而学“伏牺之道”，用以治国。也记载有《黄帝经》传世，然而后世不见此书，无实物以为凭，亦实难征信。1973年，长沙马王堆西汉早期墓葬中出土了帛书《周易》及《黄帝经》，但学者们研究的注意力偏重於帛书《周易》,对《黄帝经》的研究不够。至於将《黄帝经》与《周易》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者更少。唯其如此，对於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也就迄今未有重大突破，因之，又生误判，说《黄帝经》是“战国”以来“无名氏”的“托古”之作，将其列为“杂学”类。

《易》本哲学经典，《黄帝经》亦非“杂学”，而是结合治国而谈“道”理的哲学之著，其产生实在黄帝之际，非“战国”时期。《黄帝经》中之语，不仅《周书》、《六韬》、《管子》等书有引录，且《周易》之中也有《周易》作者删除未尽的哲学思想体现，此亦属孔子所说的“古之遗言”部分。对此，《恒》卦就是可作明显对照之例。

其卦辞曰：“《恒》：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其彖辞云：“恒，久也。刚上而柔下，雷风相与，巽而动，刚柔皆应，恒。《恒》：‘亨，无咎，利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其卦象说：“雷风《恒》：君子以立不易方。并於爻象中强调了“能久中”之义。至於其九三爻辞，更直接点出了“不恒其德，或承之羞”的主旨。
历代易学家注释《恒》卦，各有说词，但观古今注《易》者，能将卦、爻、彖、象诸辞一以贯之，作出鞭辟入里、精到透彻之释者，不仅不多见，甚或出现前后抵牾的谬说者，则比比皆是，连孔颖达都不能例外。如其释“恒久”之义，就取《繫辞》中“《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之义而作说。云：“恒，久也。恒久之道，所贵变通。必须变通随时，方可长久”。然则此释与《恒》卦之义不沾边，去“久中”、“君子以立不易方”已远。

何者？《易》之为书名而涵“三义”：变易、简易、不易。此三义，都在《繫辞》中作了阐述。其中的“简易”者，是指《易》经以阴阳爻组画取象喻理的具体形式，简明易懂；而“变易”，是指《易》经全书所阐述的内容是：事物的变易；“不易”之义，是强调《易》经所阐明的事物变化法则，千古不易。学哲学的目的，就是要明白事物变化的规律，并以此“不易”之规律指导自己的言行，掌握和推动事物变化朝着有利於人类自己的方向发展，以做成事业。这就是“君子以立不易方”的要义。

而中国古典哲学的最基本道理，就是事物之性有阴有阳，凡阴阳異性之间互感、互引、互动、互交、互渗、互依、互根，由事物的阴阳平衡而保持事物的生命力。这就是“孤阴不生，孤阳不长”的道理。阴与阴、阳与阳的同性事物之间，所存在的是相互排斥和竞争。竞争之中，通过由量变到质变的极反规律，达到一方吃掉另一方的目的，或由和平方式合而为一。这就是没阴阳就没有事物，阴盛阳衰，或者阳盛阴衰，都不利於竞争，不利於事物发展变化的道理。所以，修心、养生、治病、齐家、治国、平天下，调整阴阳平衡，就是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哲理。这就是一部《易》经中一再强调的中正、正中、中直、中吉、持中、用中、行中之义。唯其如此，对象征着“长男”、“长女”各具正位、刚上而柔下的卦画，就命之曰《恒》，用以象征夫妇，代表家庭，并由家而国，讲以正而齐家、治国、恒久不变之理。孔颖达以“贵变”释此卦，则牛头不对马嘴，南辕而北辙了。
对此，我们来读一读《黄帝经·经法·道法》中关於以道立法，以正治国，守以恒道之论，就会知道，《恒》卦所体现的，正是《黄帝经》里所说的“恒常”、“恒事”、“恒位”、“恒道”、“恒度”之义，是“古之遗言”：

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故能自引以绳，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道虚无形，其督冥冥……或以死，或以生，或以败，或以成，祸福同道。……应化之道，平衡而止。轻重不称，是谓失道……

天地有恒常，万民有恒事，贵贱有恒位，畜臣有恒道，使民有恒度。天地之恒常：四时，晦明，生杀，柔刚；万民之恒事：男农，女工；贵贱之恒位：贤、不肖不相易；畜臣之恒道：任能毋过其所长；使民之恒度：去私而立公。

变恒过度，以奇相御。正奇有位，而名刑弗去。凡事无大小，物自为舍。逆顺死生，物自为名。名刑已定，物自为正。

《黄帝经》中以恒道立法，就是持以中正不偏为度而生法，以公正无私之心而执法，以正大光明而行教化，以去私立公而治国。此即《恒》卦所要表达的阴阳平衡，恒久之道，“君子以立不易方”之谓，以及“不恒其德，或承之羞”的告诫之义。

（八）古《易》残辞与古文字残存。
我们说《周易》之作是在古哲学经典《连山》、《归藏》的基础上，为利用其推行卜筮全面改写而成，是从大量可靠的证据中得出的结论。汉代时，《连山》、《归藏》二《易》尚有存世之本，在字数上，《连山》有八万言之巨，《归藏》也有四千三百言之多①。《周易》的作者虽然改哲学经典作卜筮用，旨趣去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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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桓谭：《新论》。见《太平御览》卷第六百八。


南辕北辙，但也必然对旧《易》文辞删除不尽，有一定数量的保留。商末以前古史事之存，黄帝时哲学思想的表现等，都是证据。就是现存的文字中，也可找出一些古辞和古字：例如《明夷》中爻辞“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依《归藏》残存爻辞所证，它就是对《归藏》中原四字韻文的一种改造，且缺了一个“左”字，其原辞应当是：“鷫鷞于飞，垂其左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

又，古代无“庖”字，《繫辞》中的“包牺氏”，应作“庖牺氏”；同样，《姤》卦爻辞中“包有鱼”、“包无鱼”、“以杞包瓜”中的“包”字，应作“庖”解，即厨中“有鱼”、“无鱼”之义。今有学者将“包”字望文生义地解释为“包裹”之义，并进一步发挥道：“‘包有鱼’的意思主要是制阴，制止阴柔之道发展……”这显然是错误的解释。

综上所考，《周易》是其作者利用中国古典哲学经典《易》作卜筮用，而在商代以前的《连山》、《归藏》基础上删、改而成，故如孔子所言，存有很多“古之遗言”与古史事；今本《周易》是在周初《周易》本的基础上，又行不断增删而形成，其定稿至少也在西汉以后。因此，对於《易》经的研究，不能割断历史，只就《周易》而论，更不能将其本质定为“古之卜筮书”。当然，今本《周易》之中，无论《经》、《传》哪一部分，都存有大量谈卜筮的内容，不承认这个事实是错误的。但是，若以此而否定其表象掩盖之下的哲学本质，则是更大的错误。同时，对於《易》经的研究，一定要同中国原始社会发展史、中华文明发展史、中国古典哲学发展史、中国文字发展史等紧密结合起来，进行综合性研究，才是正确的研究方法，才会有重要的发现和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