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中国男性标准身高2017:<全球化陷阱>作者：汉斯-彼得·马丁 哈拉尔特·舒曼 第二章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19 16:15:21
在塞拉利昂和喀麦隆之间的城市，首先是弗里敦、阿比让、拉各斯，在夜间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城市。象牙海岸的首都有10％的居民成为携带爱滋病病毒阳性者。卡普拉判断说："在这个星球上没有一个地方像西非那样，在政治地图上徒有其表，实际上一败涂地。"卢旺达、布隆迪、扎伊尔、马拉维以及其它非洲国家都成了种族战争和国内战争的典型。
世界范围内居民人口的增加95％都集中在地球上的贫困地区。对于是否会爆发新的战争，人们几乎不再发问，而是关心它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是谁打谁？1994年22个阿拉伯国家中有17个国家报告经济成就下降，其中许多国家在未来20年内居民数目可能会再增加一倍。水源很快地将在各地日益紧缺，在中亚，如沙特阿拉伯、埃及、埃塞俄比亚都是如此。在这样一种环境内，"伊斯兰教恰恰由于它反抗压迫的好斗性而具有勉力。这个世界上人口增长最迅速的地区，也是唯一的已经打得不可开交的地区。"——卡普兰总结说。从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到印度尼西亚，分裂主义者和宗教狂热分子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追随者。
早在1993年夏天，哈佛大学教授塞缀卡·亨廷顿曾在面向研究外交政策的知识分子的美国著名刊物《价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提出了现在已经变得非常著名的问题："文明的冲突"。他的命题是，为什么决定未来的不再是社会理论冲突或秩序政策冲突——如冷战时期那样，而是受宗教与文化制约的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这个命题首先在西方工业国家中引起了巨大关注。在匈奴人、土耳其人、或者俄罗斯人占领欧洲若干世纪以后，那种原始的恐惧情绪在亨廷顿那里得到了令人满意的证实。然而这种恐惧有道理吗？这位哈佛战略家解释说，民主的西方将与世界其余地区，与zhuanzhi君主和神权政治国家，诸如萨达姆·侯赛因或阿亚图拉·霍梅尼所结成的联盟进行最后的冲突，后者甚至会得到有工作效率的、信奉儒教的、低工资国家的支持。然而，事实真是这样吗？
人们提出越来越多的疑问，特别是在新的、空间日益狭小、各城市紧密联系的世界内，迄今为止的福利国家以令人目瞪口呆的速度破坏自己的社会福利网络，并由此挑起西方的政治冲突。与此同时，各国精英们正在接受全球性统一文化的约束。首先是正在崛起的亚洲，一切都在发生变化。社会分化和断裂正在威胁中国。美国负责全球问题的第一国务秘书，与克林顿总统关系密切的一位亲信蒂莫西·沃思认为：'冲国很快就要碰壁"，"中国的崩溃也许很快就会成为压倒一切的话题。
中国农民已经对于他们贫苦的农村生活感到厌烦。20年前，他们从国家控制的广播电台中根本无法听到关于供应相对比较好的城市生活的任何信息。如果有什么人向他们讲述了城市情况，使得他们也想搬进城市，那么沿着各省公路严密布置的警察岗哨立即会把他们挡回去。现在他们加入了一个流动大军的汪洋大海，在贫民窟中寻找继续生存的地方，远离共产党和居民委员会的任何监督。这种四处流浪的移民群众已有1亿多人，人们可以直接感受到，对于这个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造成了一种如何巨大的压力。
而印度，在世纪之交以前将是这个星球上第二个容纳10亿人口的国家，日益陷入紧张状态。在报纸上以大字标题出现的恐怖城市中，孟买和新德里已经把墨西哥城和圣保罗远远地抛到后面。今天，这两个畸型大城市各有居民1000万人，几乎用不了20年，这个数目将再增加三倍。巴基斯坦不久以后也将要为目前尚且不引人注意的大都市卡拉奇的国际形象担忧。到2015年，居民人数可能从目前的不到1000万迅速上升到2000万。
新德里行政管理当局经常是从人造地球卫星传送的图像上才发现，他们的这个大城市在什么地方已经又长出一块——这一切都是无计划、失去控制、未经批准的。白天大街变成3米宽、100米高、烟雾腾腾的隧道。整个城市都在廉价汽车发动机"嘎一嘎一嘎一"排出的烟雾中呼哧呼哧地喘气。三分之一的儿童都患了变态反应的支气管哮喘，普通的医疗药品只能暂时地使病情减轻。每年有2200人死于交通事故。这种交通事故与汽车的比例是美国的3倍。新德里70年代还以花园城市著称，现在被这个国家的一位部长称作"令人无法居住的"、"亚洲生态黑洞"。
自从印度对外经济开放以来，孟买已成为"世界上最昂贵的贫民窟"（专栏作家苏德西尔·穆尔基的话）。早上出租车里的味道说明肯定有人在里面睡过觉，出租车的司机不想在回家的路上花掉几个小时时间。这个城市每天必须从街道上清理掉2000吨垃圾，此外还需要建盖几十万个厕所。这个城市市政管理部门所提供的城市用水仅为需求总量的三分之一。尽管如此，还有数百万农村居民，或者小城市居民正在迁入这些巨型城市。关于新德里的一份调查表明，多数移民加入搬迁行列是因为他们的朋友或者家庭成员已经在这些大城市中生活，可以提供一个劳动岗位的机会。新来的人总是要比生在大城市的穷人自我感觉好得多。而由此引起的社会矛盾可能使他们再踏上新的、而且是跨越国境的移民运动的行程。
德国联邦部长克劳斯·特普费尔在北京进行工作访问时发现，中国呈现出一种很脆弱的形象。他提醒李鹏总理说，在中国必须要保护人权。李认为，他已经保障了他的人民获得这种权利，他反驳说："但是，德国是否已经准备每年接收1000万至1500万中国人，并照顾他们呢？"
这个出乎意料的反应使得这位西方民主传教士哑口无言。传普费尔事后回忆说，"这场令人难以置信的讽刺"曾使他毫无招架之力。共产党人的争辩难道仅仅具有讥讽意味吗？它所包含的正是今天人类本身，特别是今天北美和欧洲的获胜者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在这个很快就会增加到80亿居民人口的蓝色星球上还能向人们提供多少自由？准确地说，还能提供什么样的自由？什么样的规则、什么样的社会形式能够帮助人们解决环境问题、食品问题、经济问题？
世界政治的高层正陷入一场令人不快的烦恼之中。联合国秘书长布特罗斯·布特罗斯一加利最近在他的报告中警告人们说："我们正处于一场世界范围的革命中"，"我们这个星球正处于两种巨大的、相互矛盾力量的压力之下：全球化与分散化。"
加利以深为不安的口吻补充说："历史已经证明，处于革命变革中的人们，只有极少数人才懂得这场变革的最终意义。"
敌人就是我们自己
最初从欧洲冉冉升起的文明模式曾被证明是天下无敌。充满活力、无往不胜的。然而对于未来的建设它却难以胜任。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1949年对世界上的穷人宣布说，通过"提高工业生产"，使"不发达国家所有人的生活水平得到重大改善"，这种事是不会发生的。
恰恰是现在，在从波哥大到雅库茨克，通过影像世界联合起来的数十亿人努力按照西方的榜样发展，而这种发展广告的推销者正是破坏契约合同的人。他们在自己国家，在美国和欧洲已无法兑现他们的诺言，无法扼制日益扩大的社会分裂，他们又怎么能够考虑帮助第三世界实现有益于生态的经济增长和公正的财富分配呢？这种自以为是的发展教条越来越暴露出它是已往时代的武器的面目。它属于冷战的武器，按照逻辑，似乎该进博物馆了。
新的箴言声称：快逃命吧！谁又能够逃脱得掉呢？因为在资本主义获胜以后，历史绝对没有达到1989年北美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所宣称的终点，而达到终结的只是被冒失地称作"现代主义"的方案。一个全球范围内的时代转折正在开始。不是繁荣和福利，而是衰落、生态摧毁、文化蜕化，明显地决定着人类大多数的日常生活。
当世界精英们在旧金山开会，估计迄今为止的福利国家将发展成为一个2080的社会的时候，这种分配格局在世界范围内早已形成，并且固定下来。
这些数据是众所周知的。由于全球化所释放的力量，它不久就会有全新的解释：世界上五分之一的最富有国家决定着全世界84．7％的社会总生产，他们的公民所从事的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842％，占有着世界各国国内储蓄额的85．5％。自1960年以来，这些最富有的国家与世界上五分之一的最穷困国家之间的差距扩大了一倍。从这些数字中可以看到，被贴上公子标签的发展援助已经宣布破产。
目前，人们对劳动岗位与社会和平的忧虑使得对环境问题的兴趣黯然失色。报纸上有关迫切环境问题通栏标题的减少绝对不意味着地球上生态状况的改善。自从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轰动一时的联合国环境发展会议以来，全球自然资源消费模式依旧设有什么变化。世界上20％的享受福利的居民所消费的木材相当于世界木材消耗量的85％，他们还消耗着世界金属加工总量的75％，能源的70％。结论是老生常谈的，但又是颇为蛮横的。地球上的所有公民绝对无法共同享受这样一种以加重自然生态负担为代价的福利。地球正在限制人类的发展。
发电厂和内燃发动机在世界范围内的普及已使我们生态系统的能源平衡从根本上受到破坏。里约热内卢最高首脑会议的目标声明犹如遥远历史阶段的一声芦笛。这个在世界最美丽的大都市郊区召集会议的世界组织喋喋不休地宣布一种"可持续发展"，一种不要把子孙后代抛到日益恶化的环境和资源状态中的经济方针。在世纪之交以前，至少在工业国家内，煤炭采掘量要降到1990年的水平。到2005年德国煤炭业产值将下降25％。
纸上的许诺都是空话。到2020年世界范围的能源消耗将要增加一倍。造成温室效应的废气将增加45％至90％。在研究气候变化的国际政策小组委员会中互相交换研究成果的著名气象学学者，多年以来一直徒劳地警告人们注意"人类对于世界气候的显著影响"。
气候变化已经无法扼制，但无论如何应当缓解这种变化，因为它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牺牲。格尔林康采恩，德国大型工业保险公司的瓦尔特·雅各比声明说："对于我们来说，全球气候变暖，其后果为风雨成灾，洪水泛滥已成为客观事实。'80年代保险公司必须为世界范围内每年至少50次的自然灾难赔偿损失2000万美元以上。到90年代中期，这种毁灭性的重大事件已平均每年125件。仅一次袭击美国东海岸和北欧的强大风暴，据再保险公司新近估算，损失大约是以上数字的4倍，达8000万美元。与此相应，参加保险所交纳的保险金也在提高。在受到洪水威胁的地区，房产主越来越难于缔结一项令人满意的保险契约。各国已经为气候风险支付了一笔无法估量的代价。由于受风暴伤害的可能性越来越大，许多外国投资者纷纷望而却步，不再把重要款项投到孟加拉国。
海平面的明显上升恐怕是无法阻止的。几乎还没有开始的城市时代到2050年可能就要突然终结。因为人口在50万以上的居民聚集区有十分之四是在沿海地带，其中包括全世界五分之三的大都市。孟买、曼谷、伊斯坦布尔、纽约，它们的存在都受到了威胁，但它们无法像荷兰那样建立起很高的拦洪堤阻挡海水的侵袭。
中国也不得不为下个世纪的洪水泛滥而担心。上海、香港和其他几十个上百万人口的大城市都面临大海。毛的继承人考虑的主要是本世纪的事情，在获得特许或没有特许的情况下学习模仿西方的成果。一个原则的方向性决策已经作出，十亿人民列队长征奔向汽车社会。实用主义的考虑声称，世界气温升温总比国内不满情绪升温要好得多，拥有一辆自己的汽车就像鸦片一样，会使人安静下来。
华盛顿交通专家奥迪尔·图纳里注意到："在中国，目前骑自行车被人们当作不发达的反映，是受到鄙视的。"目前在道路上仅有180万辆汽车，相当于德国汽车数量的5％；恐怕用不了历年将会达到2000万辆。国际市场上的大型汽车生产厂商像发现黄金一样激动。在上海的大众汽车公司估计，仅它一家将提供所有新汽车的三分之一。而通用汽车公司。克莱斯勒公司、梅塞德斯·奔驰公司、标致股份有限公司、雪铁龙公司、马自达公司、尼桑公司、韩国的大宇集团纷纷利用生产协议和开设分厂参与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泰国和所有其他国家的这种令人吃惊的新时代长征。
东京大学汽车工业专家藤本高广预言说："整个亚洲市场以每年2000万辆新汽车的速度很快就会赶上欧洲北美汽车市场的规模。即使是拉丁美洲和原来东方集团国家也报告出令人吃惊的增长比例。在巴西，1990年小汽车产量增加了一倍，莫斯科大街上的交通流量也增加了一倍。东方居民所期盼的无非是与他的西方邻居一样。拥有自己小汽车的魅力在我们这里正缓慢衰退，而在这些新市场中却持续上升。小汽车绝对不仅仅是交通工具，它首先是社会地位、财富、权力和臆想的个人自由的象征。因此，世界范围内的汽车废气已失去任何控制，到2020年大概有10亿辆汽车，是今天的2倍。那时恐怕要把注意力集中于解决全球交通阻塞问题了。
现在欧洲联盟的公民要在堵车中损失他们的社会总生产产值的1．5％，这个数字在曼谷为2．1％。驾车经过交通瘫痪的曾号称"东方威尼斯"的泰国首都，延误时间之长，迫使驾车人在赶赴生意约会的路上，为谨慎起见，在汽车中安装便携式厕所。在日本，公司按照经验要派出三辆载重汽车走不同的路为它的客户送货，这样，尽管高速公路上堵车长达数小时之久，依然能够遵守原定货时间。
怎么样？梦想依旧是梦想，因为它很早以前就被证明是一条错误道路。无法遏止的汽车化与似乎无法避免的后果一起走向一个最后的、巨大的巅峰。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通过节约能源使用、抑制小汽车交通，力求至少可以抑制气候变暖的所有努力都将化为乌有。80年代工业化国家关于运输价格和汽油价格的辩论并没有进行到底，公正的生态税也没有认真坚持。结果受到惩罚。现在的发展已把他们抛在后面。一直处于偏远地带，刚刚进入全球市场的新手从石油的低廉价格中大获其利。只要环境成本不起任何作用，中国商人们就会拉着大量玩具环绕半个地球航行，向欧洲联盟提供价格越来越低廉的玩具，甚至压倒了捷克低薪工厂的产品，至于欧洲联盟的企业就更不在话下了。
目前，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同生态问题的可怕无知一起不断向前推进。中国城市喷吐一种强大的有毒云层，它能够绵延1700公里，越过太平洋。上海居民几乎每个工作日都在一种深橙色的城市烟雾笼罩下醒来。在成都，几千家石灰窑和砖瓦厂排出来的未经过滤的白色的、黑色的浓烟可以飘到数十公里以外。比尼泊尔声名狼藉的加德满都峡谷还要糟糕，那里的空气使人鼻涕痰喘，犹如置身于大城市的火炉烟道之中。英国建筑学家约翰·西甘特在经历一次漫长的远东旅行之后总结他的印象说："我看到太平洋空间大部分地区的未来，简直吓得要死。地球上四分之一的居民正在改变他们的生活标准，并且把地球上很重要的一部分毁灭掉。"
中国人生活在一个很好的社会中，大家都知道这一点，我们自己也生活在很好的社会中。尽管由于全球变暖而带来越来越多的不适，迄今为止福利国家的多数居民还是相信自己完全能够很好地生活下去。然而这种生态困境进一步推动了即将来临的20：80的社会。因为紧张而昂贵的自然财富只有少数人才有能力享受。只有支配它的人才能获取附加利润。
阿尔贝尔格山前豪华的莱西滑雪场大约可以暗自高兴了，因为气象学家最近预言说，奥地利冬季旅游活动将最终结束。在海拔1450米高山上一旦不再有深雪覆盖，当地的村庄很快就会富裕起来。这以后，在阿尔卑斯山上滑雪就像英国马球比赛一样变成少数人的奢侈运动。目前有些旅店老板，动用了大笔投资进行投机，债务已经堆积如山。1380名莱西居民正富于远见地对他们的土地所有权进行丈量、核实成u界，封锁了每一个路口。他们的子孙们等着大发横财。到2060年，他们再也不会使用昂贵的滑雪设备把克里格峰和摩南崖下的滑雪人都染成白色。那时大家都成了百万富翁，他们靠自己的资本收益生活，或者说可以毫不费力地安排另外的生存方式。
这个例子听起来可能令人讨厌，但也许能说明一些问题。结成广泛政治战线反对地球变暖的斗争之所以进展缓慢，就是因为有数百万人可以从气候变化中获取好处。另一方面，这样一种想法也是错误的，即认为一切努力都是徒劳无用的。各种不祥的厄运都是不可避免的。这种结论只会怂恿抑制人们的斗争，不过是无所作为的一种遁词，让人们就这么舒舒服服地静等着世界的没落。
但是，这种消除一切冲突的一了百了式的毁灭并不会发生。人类还要、而且不得不长期生存下去。问题只是如何生存，有百分之见的人接近于幸福生活，又有多少人陷入极大贫困，即使在迄今为止的工业国家也是如此。正如国际绿色和平组织的首领蒂罗·博德所强调的："在亚洲将决定人类的生态命运。"但是对于破坏环境的变化首先应承担责任的，相反地倒是那些树起商品神殿，并把商品的形象像神灵一样紧紧抓住不放的人。
在这里必须放弃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伍用塔尔研究所所长埃伦斯特·乌尔利希·冯·魏茨泽克论证说，在作出一切必要的放弃的时候，绝对不是"在向贫困悲惨进军"，而是要获取一种全新形式的幸福成果。作为这个经受住考验的未来学实验室的一名领导人，他与北美的能源专家阿莫里·洛文斯和亨特·洛文斯一起提出了他们的详细方案：《四个因素：双倍福利一减半的自然消耗》。至少在德国，这本书获得了令人吃惊的征订数量。
当欧洲核心地区已经全面小汽车化，所有家庭都弄到电视机的时候，首先是有思想的城市公民明显地摆脱了这些现代化的圣像。社会本身正在两极分化。自从寻找停车场的焦虑超过了开车的乐趣以来，一个平等主义的汽车社会的理想就开始破产。即使是大规模堵车现象也没有使所有的人都平等。以前谁拥有电视机和小汽车就拥有了一种等级地位，而今天无论是拥有一辆汽车还是对电视形成依赖，都不再属于新的奢侈享受。买得起汽车和电视机的人现在都喜欢在安静的、离停车场很近的市内居住，而不是在离停车场很远的郊外居住。谁正过着一种紧张生活，就会自觉放弃闪闪发光的电视屏幕上的虚假世界——就会对"靠喂奶过日子"不屑一顾。
这样一种小小的、少数优秀分子的逃避并不能取代面临的社会转折。从丹尼斯·梅多斯《以增长的极限》，（1972年）到美国副总统阿尔·戈尔以《濒临失衡的地球》，（1992年）等思想先驱们很早以来就勾画了这场社会转折。1989年初夏，环境问题与气候灾难第一次被列入西方七个最富裕国家的首脑高级经济会谈的日程——这似乎是西方执掌权柄的人改变思想的信号。对政府施加影响的思想库，华盛顿世界资源研究所在一份权威性的表态文件中声明说："90年代将是关键性的十年。"华盛顿史密森国立博物馆的生物学家托玛斯·洛夫乔伊赞同说："到下一个十年就太晚了，关键性斗争将在90年代决定胜负。"
几个月以后，柏林墙倒塌了。持乐观态度的人们相信，拯救这个星球的战斗将取代东西方之间的意识形态战争。开始，这个设想还颇有说服力地产生很大影响。无论如何，冷战是以巨大的资源消耗和狂热进行的。这些能量现在突然被闲置下来。固然反共主义把锋芒指向一个明确的外部敌人，并且可以依靠数千年来人的求生本能的支持。"但是，今天的威胁是看不见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罗马俱乐部的贝特兰·施奈德曾这样说过。
小麦的世界大国
除了罗马俱乐部以外，莱斯特·布朗肯定属于最著名的。对生态问题提出警告的专家。1974年他创办的华盛顿世界观察研究所则属于世界范围内经常被人们提及的权威性私人研究所，它每年发表的关于《世界状况》的报告被翻译为27种语言。对于严肃的高级政治家来说是必读文件，对于大学生来说，仅仅在美国，每年就要举行1000次学院讲座和大学讲座。
布朗是一位十分受人欢迎的咨询顾问，世界大人物以他的陪同为荣耀。旧金山戈尔巴乔夫基金会的会议上，他是不可缺少的人物。穿着体操鞋，迈着具有弹性的步伐，匆匆忙忙地走过厚厚的地毯，进入费尔蒙特大饭店的宽敞过厅。
这位世界观察家东张西望地等待他的亲密朋友"特德与简"，即特德·特纳
布朗对于吃饭也表现出很大兴趣，但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意义上的吃饭问题。这位著名人物就像一位青年大学生对自己的毕业论文题目进行答辩时一样激动："'您知道吗？中国正在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进口小麦！将来谁能养得起这个庞大国家？这件事对于我们大家都有很大影响。"
布朗说，几天以前农业专家、气象学专家、研究人造地球卫星照片的专家们在华盛顿开了个会。当他们进入美国农业大楼南侧的一个僻静走廊以后，有武装岗哨警戒的一道沉重的钢门就关上了，并且从里面上了锁。在科学家们工作的会议室里电话被拆掉，与外面联网的电子计算机通讯线路也被剪断，拉下来的百叶窗帘阻止人们与外界有任何目光接触。在与外部世界严格隔绝的情况下，这个小组整夜都在对来自各种不同工作领域的大量数据进行整理、比较。这使人想起秘密警察的工作方法或描写黑手党的影片。这次会议涉及的是若干年以后也许被人们残酷使用的一种武器：世界范围内的粮食储备。
就像是为了未来而进行演习，北美世界农业前景委员会十分机密地评估了关于全球粮食形势的预测和100多个国家内各种最重要粮食消费情况的资料。目前保守秘密只是为了阻止研究结果在讨论结束前的几分钟内就已经扩散传开。在最先获得信息的投机商人手里，在电脑联网的粮食交易所内，关于世界小麦形势的结论很快就会变成丰厚的利润。无数粮食工业家和原料商人的命运都取决于这个前景委员会的预测。
布朗担。乙，这一系列数据很快将导致严重的政浪冲突，因为各个国家在围绕粮食所进行的斗争中必须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优势。1995年小麦、大米、玉米和其他种类粮食储备降到了20年来最低水平。1996年粮食储备在最紧急的时候仅够全世界49天的消费。在费尔蒙特大饭店开会的世界观察家们分析说：'老人类历史上，人均可支配粮食第一次如此持续不断地下降，而且降到何时为止尚且无法预测。"
难道真的到了那个布朗多年来不断警告的并且努力设法阻止的转折关头了吗？玉米储备已经降到1975年的水平，可能还会继续减少。自从托玛斯·罗伯特·马尔萨斯的理论被视为异端邪说以来，世界粮食事务的克珊德拉预言已不受欢迎。另一方面必须发动一场强大的第二次绿色革命，它要冲破目前人所熟知的框框，以便把现在的下降趋势扭转过来。尽管有大幅度提高粮食产量的遗传学技术，木断优化的高产良种和施肥技术，但是任何人、任何地方也不会预计出现足以使小麦价格保持较低水平的、充分的粮食增长。即使把欧洲和北美以往年代闲置的土地重新开垦出来，与世界范围内日益增长的需求相比，也不过是"杯水车薪"。对克珊德拉预言深信不疑的法兰克福总汇报赠作上述报告。
与此同时，掠夺侵占宝贵耕地的大规模建筑却始终不停。亚洲国家如日本、韩国以及台湾地区为了最先跃入工业化国家行列，自60年代以来牺牲40％种植粮食的耕地，建设了成千上万的工厂、住宅区、公路。在印度尼西亚，仅在爪哇岛每年就有2万公顷耕地被消灭，如此大面积耕地的粮食可以养活36万名居民。同期内，这个新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居民人口增加大约300万。而中国和印度同样成为这种不可抗拒的诱惑的牺牲品，为了他们的汽车繁荣和经济繁荣正大面积地消灭农业耕地。在地球上未开垦的土地还是很多的，但是不能替代耕地。这些闲置土地或者已经受到很大侵蚀，或者处于过于干旱、过于寒冷、过于贫瘠的地区，根本不值得开发。
这样，虽然1995年5月至1996年5月期间小麦价格已经上涨60％，但是粮食商人们仍然稳住阵脚，期待着交易所粮价价格的继续上扬。迄今为止的涨价已经使贫穷的粮食进口国增加30亿美元的付款。这是设在罗马的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计算的。
莱斯特·布朗说："如果这块蛋糕停止增长，政治动力就会发生变化。"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每年有2亿吨粮食出口，其中一半是由美国提供的。布朗在旧金山总结他的思考说："这意味着在未来的食品领域，美国将是最重要的世界霸主，并且可以预见，粮食将被作为施加政治压力的手段而四处滥用。"据最新估计，到2000年中国将要进口3700万吨小麦，超过美国目前向国外出售小麦的数量。
因此全球化绝对不仅仅意味着受到原法国文化部长雅克·兰所谴责的"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美国作为大众文化的超级大国（雅克·兰语）不仅决定着娱乐活动，而且决定着面包的分配。这不也就是美国前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当着莱斯特·布朗和所有其他人的面，第一次谈到喂奶概念时内心的想法吗？
人类当前正在吃自己的老底而美国政府没有发出任何呼吁，更不用说提出建设性的倡议了。在世界许多地方，原来十分肥沃的土地盐碱化日益严重，土地被侵蚀，空气被污染，夏季越来越热。除了新耕地越来越少以外，水和肥料也十分紧缺。对于我们，几十年以来一直是大西洋彼岸北美国家可靠联盟伙伴的欧洲人来说，所有这些绝对不能成为使我们发出世界末日悲叹的理由。1995年12月9日，当日报刊上登出一条好消息，它作为经济版面上并不引人注目的报导，是一个静悄悄出世的轰动性消息。《法兰克福总汇报》干巴巴地写道："欧洲委员会宣布对于小麦出口共同体征收一项总的出口税，以阻止欧洲联盟的小麦流入世界市场。"
刻薄的嘲讽者会评论说，由于最近弗兰茨·菲施勒担任了欧测联盟农业全权代表，一位奥地利人又要为欧洲大陆的粮食状况操心了。冷静计算的人确信，在人们传说的欧洲联盟农业补贴停止的情况下，加上这笔征税，最终会获得一笔不小的收入。无论如何，嘲讽者和计算者都承认新的小麦政策将产生一种作用。如果欧洲联盟对于它的过剩粮食出U不再给予补贴，而是要进行征税，粮价就会上涨，那么外面，世界其余广大地区粮食会变得十分紧缺。
"谁下命令开枪？"
这个故事为大家所传诵，已为大家所熟悉。堪察加半岛的农民、火地岛的农民、马达加斯加的农民、到处都有的所有穷苦的青年人、所有年轻的穷苦人，——难道现在还应当继续作穷人吗？加利福尼亚或者德国难道不属于大家吗？也许情况是这样。然而，加利福尼亚和德国把欧洲联盟、日本和所谓得到上帝恩赐的国家——美国以外的任何人都拒之门外，梦幻般的生活真的不属于任何一无所有的人吗？
从来没有做到把任何人都拒之门外。
全球电视的同步转播显示出了它的影响。在电视图像和旅游者不断向人们证实迄今为止的工业国家生活水平如何优裕，而在自己国家除了贫困以外什么都无法提供的地方，渴望生活的一代年轻人正准备向迪南进行迁徙。一个世纪以前，欧洲曾把自己巨大的人口增长和贫困大军出口转移到其他大陆。仅仅英国就转移了1800万移民，相当于伦敦这个当时世界最大城市居民人数的6倍。而今天，这块岛屿和其他欧洲联盟国家贫困再度增长，似乎又到了重新移民的时代，然而到什么地方去呢？
现在不是向外移民，而是外面的人拼命往里挤，而情况十分糟糕。人们经过格兰德河进入人们所歌颂的美国，越过地中海进入陷于劳动岗位危机的欧洲地区。在70年代，阿尔及利亚有20％的劳动力移居国外，摩洛哥和突尼斯分别有12％和周％的处于职业劳动年龄的人移民出境。欧洲联盟花了很长时间才作出决定，拒绝签证，拒绝批准从事职业劳动。而欧洲这个堡垒无法门户紧闭，堡垒前面的防护壕沟都太窄了。甚至凭借一个普通的自制篷帆的冲浪板就可以越过直布罗陀海峡，在很短时间内，把穷国与富国之间的边界抛到脑后。欧洲联盟各国政府首脑很久以来就努力把边境守护人员武装起来。罗马俱乐部的贝特兰·施奈德估计说："还要有几百万人过来，但是谁敢下命令开枪，阻止他们呢？"
第三章 拥有有限责任的专政 （1）
世界金融市场亿万富翁的竞争
"我们要的是民主，我们得到的却是证券金融市场。"
——波兰某地墙上涂鸦语
米歇尔惊德苏无疑是一位有权势者。他的讲话没有过分华丽的修饰，他说的话几乎不容任何异议。从设在美国首都西北方向的第七号大街钢筋水泥建筑的第13层大楼的大办公桌上，这位法国官僚精英指挥着一个争议最多、然而显然又是不可缺少的世界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简称IWF。当越来越多的政府无法偿还债务，或者没有国际援助就无法消除经济危机，寻求外国财政部长和银行帮助的时候，他们不得不依靠康德苏和这个拥有3000多名工作人员的庞大的世界金融机构。
在这位已经走马上任十年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头目面前，俄罗斯、巴西或印度等伟大民族的代表都变成了普通申请人。在有时持续数年的谈判中，他们必须保证承担义务，要不断地推行严厉紧缩计划，大力精减国家官僚。然后康德苏才向这个基金组织的富有的出资国家，首先是美国、日本和德国的代表提交利息优惠的数十亿贷款的协定文本，征得他们同意之后，他才在协定上签名，放发贷款。
然而在1995年1月30日，这个寒冷的星期一夜晚，这个行之有效的习惯程序已经不值分文了。大约在21点，康德苏收到一个消息，令他不寒而栗。现在每分钟他都要单独承担责任，避免一场以前他一直认为几乎是不可能的大灾难。陷入极度紧张的他已无法在写字台边坐下去。他收起文件，穿过巨大的、用桃花心木作护墙板的总裁办公室，进入更大的会议大厅。往常货币基金组织的24位执行理事要在这个大厅里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放货款投票表决。而现在，康德苏身边只有一部电话。事后他回忆说："我努力寻求对于一个以前从未遇到的问题的解决方案。"他应该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铁的法律失去效力吗？没有任何前提条件、没有协议。没有贷方的投票同意，他的组织能够发放50多年历史以来最大的一笔贷款吗？康德苏抓起了电话听筒，在这几个小时之内，这位权力意识浓厚的，世界最大贷款组织的总裁萎缩成了一个提线木偶，而操纵他的这些线正掌握在他从不认识的那些人手中。
"保卫比索"的行动
危机开始的时候，政治城市华盛顿适逢冬季作假。距圣诞节还有4天，墨西哥政府突然宣布，必须使本国货币自7年以来再度贬值。1个比索要相当于5美分，就是说，要在迄今为止的水平上再贬值记％。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在纽约华尔街银行大楼，以及与它们有联系的投资基金机构中，在私人货币投资管理者之间开始蔓延惊慌失措的情绪。他们曾向墨西哥政府提供贷款，并以股票、债券的形式向这个国家投资500亿美元。在这以前，就墨西哥声誉来说，毕竟还是一个金融比较稳定的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整顿国家机构。整顿经济的所有条件都能够满足。而现在，国外投资者的财产面临大规模贬值的危险。他们要尽可能地从墨西哥撤资。仅仅3天之内，不仅比索贬值15％，而且它与美元的比价下跌了30％。
对于美国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和白宫工作班子头目利昂·帕内塔，还有他们的许多工作人员来说，圣诞节几乎还没有开始，就已经过去。一个紧急处理危机的班子被组织起来，从中央银行到国家安全委员会，美国政府所有部门都有代表参加，这个班子致力于研究对外政策和经济政策。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政府的一项最重要计划，即帮助南部邻国实现经济稳定正面临失败的危险。大量的贫苦移民以每年100万人的规模，年复一年地挤进美国联邦各州。于是鲁宾和帕内塔开始了一次拯救行动。《华盛顿邮报》把这次行动称作是继海湾战争开始"保卫沙漠"行动之后立即进行的"保卫比索"行动。
在同墨西哥政府持续3周的谈判之后，问题似乎开始得到解决。墨西哥总统欧内斯托·塞迪略牺牲了他的财政部长，许诺立即整顿国家金融。克林顿政府宣布，他的政府将以高达400亿美元的信贷保障援助墨西哥。这样，任何人就都不应再担心墨西哥政府会拖欠国外债权人的债务不还。
使处理危机的官员们大吃一惊的是克林顿的表态并没有使情况缓解，形势继续恶化。现在投资者不再仅仅是预感到墨西哥已把美元用尽，他们知道情况已确实如此。而且尚不清楚克林顿能否从美国国会中由共和党新近组成的、对他怀有敌意的多数派那里得到批准而拿到他许诺的这笔款项。虽然墨西哥货币发行银行每天拿出5亿美元收购比索，汇率依旧不断下跌。这对墨西哥是很大的威胁，因为进口商品突然昂贵得无法支付。对于美国来说，也是很大的问题，因为美国有成干上万的劳动岗位依赖于与墨西哥的贸易。此时世界其余地区似乎还没有受到比索下跌影响的冲击。
而这种情况在1月12日以后发生了急剧变化。这一天，当克林顿和塞迪略公布他们的财政双边决定的时候，开始了一种谁也没有料到的可怕发展。在全世界所有重要的交易所，从新加坡、伦敦直至纽约——几十种货币同时陷入巨大压力之下。波兰的兹罗提、泰国铁、阿根廷的比索都在迅速贬值。在世界南方的、中欧的所有正在崛起的门槛国家中，在所谓"新兴市场"中投资者突然地要把他们手中的股票和债券迅速脱手。由于他们要把所有收益反过来兑换成美元、德国马克、瑞士法郎、日元等坚挺货币，于是他们要抛出的货币汇率与有价证券的汇率一起同时下跌。各种各样的国家都出现了这种情况，如匈牙利和印度尼西亚，它们彼此之间经济上本来没有任何联系。南亚国家货币发行银行的首脑有史以来第一次坐到一起召开紧急会议。在一种本不应由他们承担责任的外来力量推动下，他们必须通过大幅度提高利润，人为地使他们的货币升值，以便使投资者保持信心。阿根廷、巴西和波兰也都紧随其后仿效这种做法。
1月20日，危机的第四周周末，美元汇率继续向谷底下跌。这时艾伦·格林斯潘，这位在银行家圈子内由于他百折不挠的毅力而深为人们钦佩的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发出了警告。他在美国参议院声称，"世界范围内相对坚挺的货币如日元、德国马克的资本外逃"，威胁到"走向市场经济和民主化的全球发展趋势"。他同克林顿的人一起在国会强迫自己党内朋友要投票支持总统建议，并向墨西哥提供必要的信贷担保。形势又平静了两天。南方与东方的新增长国家的信任危机似乎已接近结束——直至1月份最后一个寒冷的星期一。di
1月30日晚上，刚过八点，就有两个人打电话给克林顿班子的头目帕内塔：即新任墨西哥财政部长吉尔莫·奥尔蒂茨和美国众议院共和党多数派领导人纽特·金里奇。这位墨西哥人报告说，他的国家要完了，最后的美元储备已经花光，资本外逃并没有停止，他不得不对于比索的兑换进行限制。十年以来费了很大气力推进的墨西哥与世界市场的一体化由于这一次打击而结束。金里奇的消息也不令人乐观：这位共和党人向白宫的政治对手说，在可预见的时间内，国会多数派不会投票支持向墨西哥提供贷款。他说，总统必须单独承担责任，他不能指望国会的支持。
如帕内塔事后报告的，克林顿和他的班子只剩下一份事先拟定的"B号计划"。处理危机的班子不得不动用以200亿美元建立的、供美国总统在紧急情况下自由支配的政府危机基金。他还必须请求其他金融机构给予帮助，因为在今后事态发展中，这笔庞大的款项很可能不够。第一个呼救信号发给了附近的第七号大街上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心。而令米歇尔。康德苏头痛的时刻早已开始了。
在一次前所未有的紧急行动中，这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头目已经在前两周内挥鞭指挥决策委员会向墨西哥一次性提供多达对亿美元的援助。这是现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章程所允许的最大数目。然而，这项措施是无结果。任何人都知道，这是很不够的。为了防止墨西哥破产，至少还需要100亿美元。
但是，他能够把所保管的钱就这样都掏出去吗？美国人的希望、墨西哥人的迫切需要是很清楚的。而把这笔紧急贷款再次升级，增加100亿，难道不是会牵涉到许多出资者。其中包括德国、法国、英国和日本的利益吗？按规定要求的正式协调磋商已经来不及了。在波恩和巴黎，此时正是凌晨3点钟。而决策必须在这天深夜作出。到了第二天早上，克林顿计划在国会的失败将众所周知。
康德苏回忆说，他又一次想起前几天"纽约的重要银行家和投资信托公司经理打来的警告电话"。他们对他预言说，墨西哥市场的总崩溃是不可阻挡的。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对于发生类似危机的恐惧将导起一连串连锁反应，最终将出现世界范围内的金融破产。
康德苏与九个在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委员会中的各国政府的代表们进行联系。他向所有接电话的人只提一个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在紧急情况下不得不完全独立行动，您的意见如何？"令人吃惊的是所有参与协商的人都对他表示支持和信任，然后康德苏起草了一项个别决议，比尔·克林顿午夜前从一次晚宴回到白宫时就知道了这个消息。这位法国人把基金组织的所有规定放到一边，拿自己的工作职务和他所领导机构的声誉孤注一掷，他转告克林顿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再拿出100亿美元，这样总计为177亿美元。
此后不久，作为主管全世界货币发行银行联合机构的国际清算银行高级经理安德鲁·克罗克特，也经历了一次类似的风险。当美国联邦政府工作人员询问他，国际清算银行是否参加这项援助协定的时候，在这个机构总部巴塞尔正是早上七点钟。克罗克特说，迄今为止只是讨论了这家银行能否拿出100亿美元来帮助中央银行。这使华盛顿方面打电话的人感到十分满意。
鲁宾和帕内塔冷静地把他们的"B号计划"付诸实施。他们的总统只睡了4个小时，11点07分带着一条轰动性的新闻出席了在华盛顿马里奥特饭店举行的美国州长年会。克林顿向目瞪口呆的听众宣布，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和加拿大政府的援助，被危机震撼的邻国同样在没有取得美国国会投票同意的情况下就可以立即获得一笔500亿美元以上的援助性贷款，墨西哥政府将偿还它的一切债务。
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内，这6个人把所有的议会和国会的监督都丢到一边，用西方各工业国家的税金，启动了这项自1951年以来数量最大的国际援助性贷款计划。只有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援助西欧重建的马歇尔计划的贷款超过了它。康德苏面对所有援助计划的参与者自然不免要用夸张性的语言为这次紧急行动辩护。领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位法国的世界公民宣布说，墨西哥事件"是我们市场全球化的新世界所遇到的第一次大危机"。他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地直接行动。否则的话，"就会出现一场真正的世界大灾难。"
然而大量的批评者对于这数百亿美元的贷款作了完全不同的解释。没有参与墨西哥经济繁荣的摩根投资信托银行的经济学家里默·迪·弗里斯公开说，这是一次帮助投机失败的投资者摆脱困境的行动。德意志银行的首席国民经济学家诺贝特·瓦尔特批评说，"真弄不懂，为什么纳税人必须保障投资者在墨西哥的债务证书获得高额利润？"剑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威廉·比特尔评论说，整个行动不是别的。而是纳税人对于富人的一种馈赠。
这些指责自然没有驳倒康德苏、鲁宾及其战友们的论据。因为这笔支援墨西哥的贷款具有两面性的意义：也许是经济史上一次最勇敢的防御灾难的行动，同时也是一次为了保护少数富人的利益而对出钱的国家的税金的最厚颜无耻的掠夺。这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在回答批评者时说，这笔数百亿贷款当然会对投机者有好处，他公开承认，"世界就掌握在这些家伙的手里。"
墨西哥危机极其清楚地显示出全球化时代新的世界秩序形象。在这一次危机中发生作用的各种因素以前从没有显示过全球经济一体化以何种力量改变了世界的权力结构。这些因素似乎被看不见的手所操纵，超级大国美国政府，一度无所不能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所有欧洲国家的货币发行银行都不得不服从于一个具有无可估量的摧毁力的更高权力的命令，这个更高的权力就是国际金融市场。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自由投机
在交易所，在银行和保险公司的交易场所，在投资基金和退休养老基金保险机构，一个新的政治阶级登上了世界权力舞台。任何国家、任何公司企业、甚至任何一个纳税公民都无法摆脱这个政治阶级的影响：这就是在全球范围内从事外汇和有价证券交易的商人们。他们能够指挥逐日增长的自由投资资本，因而决定整个民族的祸福兴衰——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国家的控制。
"拯救比索"行动不过是一个突出事例。全世界的政治家和他们的选民们越来越经常地注意到，那些金融市场的匿名活动家如何控制他们的经济，而政治只扮演了一种软弱无力的观众角色。1992年9月，几百家银行和投资基金机构的经理们仿效金融领袖乔治·京罗斯，凭借数十亿美元迫使英镑和意大利里拉贬值。英格兰银行和意大利银行尽管投入全部美元和德国马克的外汇储备进行支持性收购，也无法阻止汇率下跌。这两国政府最终不得不从由于实行固定汇率而在经济上获得很大好处的欧洲货币体系中退出。
1994年2月，美国联邦政府提高了指导利率，美国资本市场陷于萎缩，德国联邦政府只能束手无策地看看，德国公司不得不为美国贷款偿付突然大幅度提高的利息，虽然通货膨胀很低，联邦银行还是以一种很低的贴现率向各家银行提供原来就十分廉价的货币。1995年上半年，当美元汇率跌到1美元兑换1．35德国马克、73日元的历史最低点的时候，日本政府和德国政府同样无力维护自己选民的利益，眼看着本国出口工业被迫屈膝投降。
被那些无把柄可抓的商人们逼入困境以后，许多政府首脑出于无奈和恼怒开始咒骂。英国首相约翰·梅杰1995年4月诉苦说，金融市场上事情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完全不受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的控制。"意大利前任总理兰贝托·迪尼，至少是本人作为意大利货币发行银行前任总裁，对梅杰的意见表示赞同："不应允许市场暗中破坏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认为整个金融行业都是卑鄙的，他直截了当地把这个行业的商人特权阶层的称为"世界经济的爱滋病毒"。
然而，这种臆想的阴谋活动是不存在的。并没有一个追逐利润的银行家卡特尔在这里进行活动。任何地方都没有一个秘密小集团在隐蔽的秘密房间中开会，密谋削弱这个国家的货币，或者把某个交易所的汇率抬上去。金融市场上所出现的，遵循的完全是一种在很大程度上为人们所理解的逻辑，是各工业大国的政府自把其祸。它们以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市场的神圣经济学说的名义，自70年代初以来系统地拆毁原来用以控制和掌握货币与资本跨越边境流通的一切限制。现在它们像束手无策的学习魔法的小徒弟一样，抱怨说，它们再也无法驾驭和制伏自己和师父用咒语呼唤出来的魔鬼。
使货币摆脱国家支配的限制是从1973年取消各大工业国家货币之间的固定汇率以后开始的。在此以前实行的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则。在这个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山村里，二次大战的战胜国于1944年7月通过了关于建立一种国际货币秩序的条约，它保障了几乎30年的稳定。所有参加国的货币都同美元保持固定汇率，而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也要保障美元与黄金的兑换。与此同时，外汇交易要处于国家监督之下，巨额款项的交换与划拨在多数国家必须经过政府批准。这个体系是针对20和30年代的混乱发展所作出的对策。这种混乱发展是在狂热的民族自卫行动、贸易保护主义，以及最后的世界大战中宣告结束的。
然而，狂热膨胀的工业和大银行都把这种官僚主义的控制看作是讨厌的绊脚石。美国、联邦德国、加拿大和瑞士自力年代以后开始放弃对于资本流通的控制，堤坝就这样崩溃了。"投机者"，即根据各种不同投资机会评估货币价值的商人们，彼此之间通过谈判确定汇率。固定汇率体系彻底崩溃了。
与此同时，其他所有坚持控制的国家都承受到很大压力。它们的康采恩抱怨它们得不到利息优惠的外国资本。1979年英国取消了最后限制，一年以后日本也紧紧跟上。剩下的国家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共同体负责完成。欧洲共同体的领导人坚信自由跨越边境的经济活动会扩大福利，他们在这种信仰的指导下，自1988年以后建立起欧洲内部大市场。如欧共体委员会委员彼得·施密特胡贝尔所说的"在这个经济史上最大的非调控化计划"付诸实施的过程中，法国和意大利在1990年开始解除对货币与资本流通的限制，而西班牙和葡萄牙则一直坚持到1992年。
西方七大工业国家为自已经济空间所作的决定正逐步渗透到世界其余地区。在这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个理想的工具。在这个组织的监事会中七个工业大国具有很大权威。在以往十年内，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掌权人经常发放贷款的地方，他们总是要把这些贷款与附加条件联系起来，即要求这个国家的货币成为可兑换货币，这个国家要对国际资本流通实行开放。
只是由于多数民主选举的政府和议会推行一种目标明确的政策和法律，在这条道路上逐步发展起独立的金融市场经济体系。现在，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都承认这个体系具有一种很强大的力量。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任何一种民众文化、任何一个国际组织，甚至世界上各民族国家的生态都无法像银行、保险公司和投资信托基金公司等以电子技术联成网络、遍布世界的货币机器那样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追求利润增长的光速度
在这种世界范围自由的基础上，世界金融业的业务在近十年内迅速膨胀。自1985年以来，外汇与国际有价证券交易的营业额增加到了10倍，今天平均一个交易日交换的货币总量大约1．5万亿美元，这是国际清算银行通报的数字。这个拥有12个"0"的总数，接近于目前德国经济年产出的等量价值，或者说，相当于全世界每年用于原油开支的4倍。而股票、康采恩债券、国家债券和大量的各种专项契约，即所谓金融衍生物的营业额也正以同样的数量规模向前推进。
10年以前，在法兰克福有一个专门经营联邦德国债券的市场，在伦敦有一个美国股票市场，在芝加哥有一个期货交易市场，这些市场遵循各自不同的法律。今天，所有这些市场直接联合到一起。在世界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内都可以查询到所有交易场所的全部汇率数据，并且可以通过受话器进行买卖，而这些买卖的市场价格又立即会变为电子计算机的数据发送到全球各地。所以，如果美国利率下跌就会使世界其他角落，如马来西亚等地的股票价格被抬上去。如果对美国债务证书的投入没有回报，投资者就会把资金转向国外股票。如果日本中央银行向东京金融大楼以低廉价格出借货币，可能因此会使联邦德国债券价格上涨。这些廉价的日元被换成德国马克，投资于利息很高的德国有价证券，于是廉价的日元贷款就会变成有保障的、没有任何风险的收益。正因为如此，每一个想借钱或者想接受资本的人，无论是政府、康采恩公司还是房地产建筑商人，都立即会与所有潜在的债权人之间展开世界范围的竞争。无论是德国的景气状况还是联邦银行本身都不能决定德国资本市场的利率。这完全取决于专门从事货币交易的商人们的判断，他们像一支"电子技术武装起来的军队"（以《经济学家》杂志语），为了进行更好的金融投资，每天24小时不停地在全球赛跑。
这些追求利润的人，当他们在一个由许多分支机构组成的世界数据网络内进行工作的时候，以光学速度向前运动。这个网络是一个电子技术构筑的乌托邦，它的复杂性比作为具体交易活动的基础的复杂的数字还令人难以琢磨。把美元兑换成日元，接着换成瑞士法郎，然后再回过头来换成美元——在几分钟内，外汇交易者可以从一个市场跳到另一个市场，从一个纽约贸易伙伴再转向伦敦或者香港的另一个贸易伙伴，缔结上亿美元金额的交易。同样投资信托基金公司的经理们经常在几小时内把数十亿美元的款项推销给那些从事各种不同投资、处于各种不同市场中的顾客。经过电话和电子计算机键盘就可以把美国国家债券交换成英国债务证书。日本股票、或者土耳其政府发行的有固定利息的西德马克长期证券。除了各国货币以外，还有7多种各种不同的有价证券正在进行跨越所有国界的自由交易——这是一个拥有无限机会和无限风险的梦幻般的市场。
为了对源源不断的大量数据进行加工，每个交易商人都实现了高效率的信息处理。29岁的帕特里克·斯洛就是他们其中之一。他同400多位同事一起，每天10小时毫不间断地在伦敦巴克利·德·佐特·韦德投资信托银行的交易大厅里，主管瑞士法郎的交易，简称"SWiss"。
他的工作岗位是一个不引人注目的、3米宽的落地式工作台，在半明半暗的大厅里被喧哗声和不断的咆哮式的命令声所包围。在这个狭窄的工作面上安装着3个荧光屏幕和2台扩音器，它们用光学和声学手段无休无止地提供着各种最新数据。右上方是路透社的彩色屏幕，路透社是电子金融业务方面的市场向导。这家公司从一家普通的新闻通讯社发展成为电子化市场的主要组织者，因此每年赢利10亿马克。路透社通过固定线路，通过自己的卫星频道和设在伦敦多克地区的一台巨型电子计算机使斯洛与2多座金融大楼和世界上所有的大交易所保持着紧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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