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岁平均身高体重:《清代皇帝传略》序言

《清代皇帝传略》序言

一 

这本书是清朝历代皇帝传略的汇编。 

    清朝是我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由满洲贵族建立。有清一代将近300年。从顺治元年1644年清朝入关至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清帝退位，统治全国268年。入关前有两代皇帝，太祖努尔哈赤年号天命，1616—1626年和太宗皇太极年号天聪，1627—1635年；后改崇德，1636—1643年。入关后传十代皇帝，年号是：顺治1644—1661年、康熙1662—1722年、雍正1723—1735年、乾隆1736—1795年、嘉庆1796—1820年、道光182l—1850年、咸丰1851—186年、同治1862—1874年、光绪1875—1908年、宣统1909—1911年。我们分别撰写了这12位皇帝的传略。考虑到多尔衮是清入关时辅助幼帝顺治的摄政王，定国开基，功高权重，执政7年，是大清帝国实际的创立者；晚清时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几度垂帘听政，掌握朝政大权达48年之久，两者都以至尊的地位“乾纲独断”，是未称帝的帝王，因此，我们也撰写了多尔衮和叶赫那拉氏的传略，一并编入，共成14篇。 

皇帝是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具有无上权威，他的地位神圣不可侵犯。皇权是封建制度的核心。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王朝——秦王朝开始，封建皇权绵延两千年，至清代发展到最高峰。皇帝处在当朝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各方面矛盾冲突的前沿，他的政务活动对历史的进程起着重大影响。他个人的政治文化素养、才识秉赋、性格作风、健康状况，甚至一时的喜怒，在一定的条件下都能对国运的兴衰、社会的治乱、臣下的生死荣辱起着无可比拟的作用。这种作用是顺应历史发展的主流，还是违背历史发展的逆流，应当历史地、辩证地加以分析。从宏观上说，在封建制度处于上升和发展时期的皇权，其作用是积极的，应当予以肯定；但也不能忽视对昏主暴君的否定。而当封建制度处于没落衰亡阶段的皇权，其阻碍历史进步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即使这样，也不能排除某些开明君主顺应历史潮流而采取的某些措施具有进步意义。如清朝康熙帝所实行的轻徭薄赋、休养生息、抑制豪强、抵御外来侵略等政策，就应当给予恰如其分的肯定浮价，不能一概排除在历史车轮前进的轨迹之外。 

    清朝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盛衰隆替，风云变幻。它的崛起、兴盛，为走向衰亡的封建社会注入了新的生机：它的腐朽、衰落，又导致了封建社会无可挽救的灭亡。生活在这样一个特定时代的清朝的12位皇帝，自然是一生的功过各异。他们之中，有开国之君，有治世之帝，有的天资英武，雄图远略；有的平庸无为，治绩平平；有的空有抱负，最后只落得遗恨终天。就个人的性格作风来说，也因人而殊异，或宽厚仁慈，或刻薄寡恩；或自奉俭约，或穷极奢靡。对每一位皇帝进行具体、深入的研究，以客观的态度，本色的笔墨，描绘出一座系列的、有内在联系的清朝历代皇帝的画廊，平实地反映出他们的是非功过，不以盲目的政治教条作褒贬的尺度，不追求历史演义小说中格调低下的渲染和荒诞不经的恶趣，固然是撰写本书的目的之一；更重要的是，从一个皇帝看这一朝代，从12位皇帝的发展嬗变看他们怎样一代一代地逐渐走向沦落和衰亡，由此加深对整个封建社会兴衰史的理解，则是我们撰写本书的根本动因。 

二 

清朝的开国，充满生气和活力。满洲贵族以新兴、强健的姿态取代了国脉垂绝的明王朝，结束了一个长期衰败停滞的局面，是势所必然。 

    满族的直系先人为明代女真。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女真人的杰出首领爱新觉罗·努尔哈赤不屈奋起，以父、祖遗甲13副起兵后，“自中称王”。他率领八旗子弟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临大敌不惧，受重创不馁，以勇悍立威，受部众拥戴，历时30多年，统一女真各部，推动了女真社会的发展和满族共同体的形成。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在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县境内建元称汗，国号大金史称后金。努尔哈赤兵势渐强，威力日增，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以“七大恨”祭天，誓师征明，开始为清王朝的建立艰苦创业。在中华民族的历史典册中，他的英名和业绩将与世长存。 

    努尔哈赤死后，其第8子皇太极继承汗位。不到10年。他统一整个东北，并南下朝鲜，西征蒙古，屡挫大明官兵。天聪十年1636年四月，改号称帝，建立起关东一统的大清帝国，将族名改称“满洲”。他雄心勃勃地挥师西进，兵锋所指，京畿震惊。经过松锦两次决战，尽歼明军精锐，山海关外，仅存宁远一孤城，其余尽落清军之手，大明江山已岌岌可危。皇太极博览群史，气度恢宏，军事上有勇有谋，政治上极富开拓精神，既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又十分向往汉族文化，兴利除弊，优礼汉官，堪称“上承太祖开国之绪业，下启清代一统之宏图”的创业之君。他猝死于清军入关前夕，未能实现夺取全国政权的夙愿。 

    皇太极死后，6岁的福临被拥立为帝，年号顺治。半年后，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就以所向披靡之势攻占北京。摄政王多尔衮接受谋士范文程、降臣洪承畴的进言：“成丕业以垂休万禩者此时，失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亦此时”，迅速调集千军万马准备入定中原。明宁远总兵吴三佳开关迎入清军，已经摧垮了明王朝的农民起义军终于败在更强悍的满汉八旗军手下。李自成率众西走，清军长驱直入，顺治帝迁都北京，君临全国，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发生改朝换代的巨变。 

    清朝入关时曾用暴力推行一些民族压迫政策，给汉族和其他各民族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例如，气焰骄横的八旗劲旅以烧掠屠城的凶残手段扑灭各地的抗清斗争；颁布凌辱汉人的薙发令；实行圈地和“投充”以夺取大量土地、劳力；严禁不堪忍受痛楚的奴仆逃走；以及强制实施从北到南沿海居民内迁30里的“迁海令”，使渔舟不能出海，田园荒芜不得耕种，无数居民流离失所。直到镇压抗清斗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结束，才转而采取各种调整措施，使满族、汉族和其他各民族之间畛域之见逐渐消弭，民族对抗转化为民族融合，社会各种矛盾逐渐得以缓和。同时，清王朝吸取历代封建统治的经验，采取各种措施，力求避免诸如外戚篡权、宦官干政、大臣结为朋党的种种危害，保证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进一步发展。 

    清入关后的第一代皇帝顺治童年即位，由叔父多尔衮辅政。顺治七年十二月，多尔衮出猎塞外，死于喀喇城。14岁的少年天子提前亲政，当时南方各地的抗清斗争尚未平定。顺治帝天资聪敏，读书勤奋，他吸收先进的汉文化，审时度势，对成法祖制有所更张，且不顾满洲亲贵大臣的反对，倚重汉官。为了使新兴的统治基业长治久安，他以明之兴亡为鉴戒，警惕阉宦朋党为祸，重视整饬吏治，注意与民休息，取之有节。但他少年气盛，刚愎自用，急躁易怒，当他所宠爱的董妃死后，转而消极厌世，终于匆匆走完短暂的人生历程，英年早逝。他也是清朝历史上唯一公开皈依禅门的皇帝。 

    清朝鼎盛时期的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在历史舞台上都有过不平凡的表演，堪称有作为的君主。他们自幼受严格的教育，娴熟儒家典籍，有较深厚的汉族历史文化意识，“良夜观图史，浑忘刻漏深”康熙诗：《夜泳》，反映了一代英主的好学敏求。他们在位时，富有政治远见和卓越才干，勤于政务，基本解决了满族入关后在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上激烈而深刻的满汉对抗。他们制定和实行的政策，如“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摊丁入地”，多次普免全国钱粮，无不有利于社会安定和生产发展。康雍乾三帝的素质和功业，与汉、唐以来的盛君相比，毫不逊色，因而开创了清代的“盛世"，使中国成为疆域辽阔、国力强盛的多民族统一的封建大国。康熙帝反对向他歌功颂德，不愿听臣下“矜张盈满之言”，多次拒绝朝臣藩属请他加上尊号的奏议，认为“夸耀功德，取一时虚名，大非朕意”，更是难能可贵。当然，历史上不论多么赫赫有功的人物，也必然有其缺失，康雍乾三帝同样无法超越当时的历史条件和阶级的、民族的局限。他们的一些缺失也为后世带来消极的影响。如康熙帝晚年倦勤，致使政务废弛；雍正帝贱视工商，严禁开矿，唯恐新的生产部门的发展冲击崇本抑末的传统方针，破坏封建秩序；乾隆帝挥霍奢靡，重用权臣和珅，以及康雍乾三朝连绵不断的文字狱惨祸，都应当受到历史的谴责。 

    历代封建王朝都无法避免盛极必衰的历史规律。乾隆中叶以后，清朝开始出现衰危的徵兆。地主阶级及其官僚统治机构目趋腐败，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榨取变本加厉，加以人口迅猛增长，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在承平的表象之下社会动荡不安。乾隆帝传位给皇15子颙琰嘉庆时，荆楚白莲教大起义的烽火已经燃遍川、鄂、豫、甘、陕5省；北方天理教白莲教支派的起义群众，冲入紫禁城隆宗门内，使嘉庆帝惊呼这是“亘古未有之奇变"。他严令“剿捕”，同时觉察到乾隆晚期的种种弊政，下诏“罪己”，坦率承认是“官逼民反"，黎民百姓“非迫于万不得已，安肯不顾身家，铤而走险”。他曾经设法有所匡补，但已是积重难返。嘉庆帝在位25年，“四方不靖”，想到曲阜祭孔都始终未能如愿。他在召见73代衍圣公孔庆镕时说：“你看河水这样大，山东民情亦不好，一路行官也都破坏了，到底怎么好？弄的真没法。了不得!”《孔府档案》卷6312 

    当清朝江河日下、渐趋衰微的时刻，西方资本主义正蓬勃兴起。封建统治下落后的中国，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垂涎的对象。清朝开始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严峻的国际形势。“多难兴邦"，这本应是清朝振衰起弊、挽救危亡的机会，但统治者不明世界大势，仍是悠然自得于闭关锁国的政策，不思更张。其结果，不仅阻碍了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深入了解，窒息了社会发展的生机，而且助长了统治者的狂妄自大和愚昧无知，以致在强大的外敌面前无所措其手足，造成被动挨打的局面。 

    清朝又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的一个王朝。中国历史从中世纪跨入近代，是以清入关后第6代皇帝的年号——道光二十年1840年发生鸦片战争为起点的。 

    才智平庸的道光帝徒以俭德著称。他处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守其常而不知其变”。来自东南海上的鸦片流毒和英军入侵，使他寝馈不安。他想严厉禁烟，也曾下决心抗击侵略者，但他不知英国来自何方，不明殖民主义为何物。平素无知人之明，临机无应变之策，以致战守茫然，毫无方略，只能在自恨自愧中顿足叹息，结果忍辱接受英国的城下之盟，签订了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江宁条约》。 

    道光以后的咸丰、同治，更是一代不如一代。咸丰帝即位时，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紫荆山前金田村爆发。这支起义队伍由广西北上，转战两湖，沿江东下，建都金陵今南京，以后又进行北伐和西征，军锋直迫天津近郊。接踵而来的英法联军之役，迫使咸丰帝逃往热河承德。咸丰在位11年，民怨沸腾，兵不任战，“大局糜烂，不可收拾”，他往往中夜傍徨，一筹莫展，于是沉缅声色，纵欲自戕，临死前两天还传谕升平署赴承德行宫的承差人员：“如意洲花唱照旧"。他死后，年仅6岁的载淳同治承继帝位。同治的生母叶赫那拉氏咸丰死后称慈禧太后发动“辛酉政变”，垂帘听政，娇养在膏梁锦绣深宫中的小皇帝只是个傀儡。同治帝亲政后两年，死于天花。 

    经过太平军、捻军等农民起义的冲击，清王朝更加衰弱。咸丰年间，满洲贵族中“既少治平之才，复多贪黩之辈”，找不出“公忠体国，才裕经纶”的文臣，也找不出“熟谙军务、能征惯战”的武将，经制兵八旗、绿营皆不堪战守，不得不依靠汉族官僚来维持其统治，从而引起满汉之间、朝廷与地方重臣之间的权力此消彼长。曾国藩是被清朝付与大权的第一个汉族官僚、受命督办四省军务，清廷有关东南数省军政大事，无不先咨而后行。他率领湘军镇压了太平天国，挽救了清王朝的危机，使一个即将倾覆的政权因此延续了半个世纪的命数。但清王朝大权从此旁落，外重内轻，已难以控制整个国家。 

    载湉继同治即位，改元光绪。这是慈禧又一次玩弄阴谋。载湉是慈禧的姨外甥、醇亲王奕譞之子，抱进宫里当小皇帝，依然是个傀儡。光绪帝19岁亲政，他富有年轻人的进取热情，愿意接受新思想，“不甘作亡国之君”，积极支持变法，一度成为维新派心目中的“救世主”。但变法运动危及封建守旧势力的利益，一些顽固坚持封建统治旧秩序的清室贵族和汉族官僚秉承慈禧太后旨意，或公开反对，或暗中阻挠，竭力抵制。戊戌维新的失败，使清王朝改变旧章的一线生机被扼杀。光绪帝没有勇气冲破封建伦理思想的束缚，“天颤戚成，常若不愉”，心境悲怆，终其一生是屈辱和哀怨的悲剧命运。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时，清王朝“战则丧师，和则辱国”，慈禧只好挟光绪帝仓皇逃往西安。义和团运动后，各地反清武装起义此伏彼起，民主革命思潮在全国广泛传播，清王朝濒于覆灭的边缘。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慈禧病死，受她压制的光绪帝比她早一天死去。光绪胞弟醇亲王载沣的幼子溥仪入承帝位，改元宣统。光绪即位时只有四岁，比顺治、康熙、同治以幼冲即位的年龄要小；宣统当皇帝时年龄更小，只有3岁。25岁的载沣既无经验，又无胆识，却以摄政王监国。这一父一子填补慈禧死后国家权力的真空，登极大典就象是一出即将终场的闹剧。载沣采取集权措施，企图以皇族包揽国家大权，导致满洲亲贵和汉族官僚之问矛盾加剧。接着又成立以庆亲王奕劻为总理的“皇族内阁”，借“预备立宪”，以欺骗国人。但无论是载沣还是奕劻，都无力回天，孙中山倡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条件日趋成熟，清王朝的败亡已经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武昌起义的革命风暴席掩全国，清廷只得以光绪帝的末亡人隆裕皇太后和末代皇帝宣统的名义颁发退位诏书。诏书宣称：“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 

    清廷被迫接受中华民国的优待条件，宣告皇帝退位，标志着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也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尽管以后还有一些愚昧贪婪的封建臣仆、帝制余孽连续掀起几次复辟逆潮，念念不忘“故国旧君”，但大清帝国的龙旗再也支撑不起来了。 

三 

按照断代为史的传统，清史是研究清朝统治时期的历史。但史学界通常以鸦片战争为界，按社会形态的不同，将清史研究的范围划定在清朝入关至鸦片战争1644年至1840年，属于中国古代史；将鸦片战争后至辛亥革命清朝覆亡的历史划入中国近代史，置于清史研究领域之外。这种划分，已成习惯，并得到社会的公认。诚然，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清朝的统治并未结束。我们这次撰写的清朝历代皇帝传略，把清朝历史从努尔哈赤起兵到宣统退位，作为一代王朝整体进行研究，使其有始有终，递嬗接续，一脉相承，这在编写史书体例上是一次大胆的尝试。 

    本书出自众手。我们要求每一篇文章都应当是史实翔实，情节丰满，着笔谨严，平允公正，力求写得生动可读，引人入胜。在撰写之前，我们曾商定统一体例，大致有以下几点： 

    ——每传独立成篇，各篇前后衔接，全书首尾一贯。 

    ——对各代皇帝，在称谓上都直书其名。除努尔哈赤、皇太极兼用谥号“太祖”、“太宗”外，入关后的10个皇帝兼用年号代称。这是因为，如果努尔哈赤、皇太极用年号称之为“天命皇帝”、“天聪皇帝”，一般读者可能感到生疏；而对入关后的10个皇帝，他们的年号远比谥号更为人所熟知。这样处理，有利于普及历史知识。 

    ——传主的生平事迹，大体上按照时间顺序来写，从出生、成长、即位到死亡。同时将这一代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民族、思想文化等方面凡和传主有关的重要史事尽可能编织其中。为避免重大历史事件前后割裂，可以集中地叙述。如果同一事件涉及两代、三代，采取与事件直接有关者详写，参与者略写，涉及者点到为止。 

    ——传主除了大量的政务活动外，还有他个人的特点，如才能、性格、作风，以及作为血肉之躯的感情和家庭生活，这也是读者想了解的，我们尽可能客观地写进去，但限于史料，尚难尽如人意。 

    ——对史学界有争议的问题，如清初三大疑案太后下嫁、顺治出家、雍正继统，以文章作者的观点为主，其他诸说并存，并适当地注意到一些野史稗言。 

    ——每篇文章末尾列出主要参考书目，既是撰稿人撰写本文的参考书和依据，也是向读者提供进一步了解有关历史人物、事件的图书线索。为节省篇幅，不列详细注释。 

    [附记]本书是著名历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旭麓先生于1986年春天倡议编写的。我们断断续续地写了3年。陈旭麓先生治史一生，著述宏富，识断精审，对中国近代史、辛亥革命史和中华民国史的研究独具特色，驰誉海内外史坛。因积劳过度，不幸于1988年12月1日突发心肌梗塞，溘然长逝，绝笔人寰，令人痛惜不已。他没有来得及为本书撰写序言，谨以本书的出版永怀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