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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航空兵第三十三师常委会上的讲话

带         兵——在航空兵第三十三师常委会上的讲话（2003年5月15日） 我这是第三次来你们师了。今天，看了你们的飞行训练，很高兴。三十三师是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你们的班子是一个坚强的、团结的班子。张义瑚师长、李文福政委是合格的正副班长。在座的都是师以上干部，都是带兵的人。今天，我就这个问题谈点想法。我1968年入伍，在各级岗位上都干过。小到步兵班，大到军委办公厅。我被人带过，也带过兵。我没打过仗，但上过前线，触摸过战争的气氛，也经历过生死的考验。带兵是一门很高深的学习。如果说军队是一所大学校，我们都是从学生做起，现在当了教师，或者教授。我们还是在做学问哪。我讲三个问题。一、怎样带班子1999年初，张万年副主席到空军来主持丁文昌政委和乔清晨同志交接，军委办公厅为他写了个稿子，但是他脱开稿子讲了一番话。这番话虽短，价值却超过了全篇稿子。稿子是秘书手笔，这番话却是首长的心声。他讲了三段意思。第一段：一个人，被母亲生下来，光着屁股，赤条条的，什么也没有带来。死了后一把火烧了，什么也带不走。人生一世，一定要做流芳千古的事，不能做遗臭万年的事。现在有的人什么都不缺，就是缺德。第二段：我是山东人。山东有座泰山。泰山北面出了个孙子；泰山南面出了个孔子；泰山东面出了个诸葛亮；泰山西面出了一群梁山好汉。第三段：我在武汉军区一二七师当师长的时候，军区张副司令来视察，讲到班子团结问题，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说：团结是什么？就是处理牙齿和舌头的关系。吃饭时牙齿咬了舌头，怎么办？你能把牙齿打掉么？你能把舌头割了吗？都不能。以后小心点就是了。张副主席金口一开，大放异彩。好好理解这三段话，够你享用一辈子。第一段讲人的的道德，第二段讲人的能力，第三段讲团结。这些话就是针对班子说的。今天我给你们讲怎么带班子，就沿着张副主席的思路讲。①德。张万年副主席最爱说的一句话是：“官有大有小，只要你有一个好德，一辈子管用。”对于我们高级干部来讲，德是什么？我理解有三条，一是方向，二是道德自律，三是服从命令。看清方向就是对党的忠诚，就是对事业的忠诚。方向就是战略核心所在。我国的战略核心是什么？是台湾问题吗？不是。我在《大国策》中曾说过：如果把台湾问题当作战略核心，那么你这个战略核心就出了问题。我们的战略核心始终就是一个，那就是改革开放。这是小平同志为我们制订的。是党的基本政策。他说什么来着？“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至于第一百零一年是不是改变了，那是另一回事，至少这一个世纪不能变。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有一个东西不能碰。毛泽东是“文化大革命”不能碰。谁碰他跟谁急。邓小平是“改革开放”不能碰。毛的不能碰的东西被历史碰碎了。邓的不能碰的东西被历史接受了，首先是被人民接受了。“六四”中，乌云翻腾，群丑乱舞。邓小平说：“这次运动，连‘打倒邓小平’的口号都喊出来了，但没有喊打倒改革的。”没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哪有中国的今天！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在过去苏联和东欧集团的崩溃中屹立不倒。改革开放必将使中国在将来的美国的遏制中同样坚挺。放弃这个战略核心，中国万劫不复。今天我们还面临一个新问题，就是改革开放的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呼之欲出。政治改革肯定将从共产党内部发韧。江主席讲：“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美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皇帝的国家。中国不能再制造皇帝。政治体制改革的本意就是如此简洁。以上说的是第一点。第二是道德自律。这个问题挺复杂。与制度相比，道德自律是微乎其微的。“清官政治”不仅阴险，而且反动。它是维护封建帝王统治的帮凶。但是在今天社会体制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为官者又一定要进行道德自律。我们不能因为制度不健全而放纵自己。从历史上看，一个人品质的好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为历史做了好事还是坏事。而从现实中看，一个人的道德自律却是重要的。他的道德品质和他所从事的的事业往往成正比。我们在自律中寻求制度的完善。制度完善又最终使我们的自律成为制度。廉洁不一定带来民主。但民主一定会带来廉洁。对于我们军人来说，社会越是商品化、货币化，我们越应当远离金钱。人不能把金钱带进坟墓，但金钱可以把人带进坟墓。我在北空政治部时提过一句口号：“清白抵万金”。你们想寻找廉洁的榜样吗？远在天边，近在眼前。那就是我。在别的问题我很谦虚，在这个问题偏不谦虚，因为我做得确实好。前不久我同一位总政首长谈话，我说：“有两件事，我敢当着首长的面打保票，第一，从1992年我当军职干部以来，从未用公款请这一次客。这就是不请吃。吃请有，但极少。成空都知道，连空军乔清晨司令、邓昌友政委到成都来，常委宴请他们，我都不参加。为什么？因为我是党委书记，以常委名义宴请，不就等于我用公款请客了吗？为了不破此例，我只好欠首长的情了。据我所知，解放军中还有一个和我一样很少吃请的人，那就是总政干部部长赵刚。谁见过赵部长和别人吃过饭？第二，从1993年到现在，每个双休日我都在办公室。”我连私人写信，都不用公家信封、信纸。写稿子我都是用写过东西的纸的背面。我到外面住酒店有个习惯，把酒店的信封呀信纸呀都拿走。因为我出了钱，我必须拿走。我的工作人员都知道我这个“毛病”，他们也帮我拿。第三就是服从命令。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上级可能是错误的，但下级不执行命令肯定是错误的。古人讲：命令如出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命令象人的汗水一样，从体内流出来，再也不会回去。话未出口之前，它是我的奴隶。话一旦出口，我是它的奴隶。对命令是不是也应当如此呢？你们都知道我对台湾问题的看法。作为共产党员我从来没有掩饰过自己的观点。和平有一线希望就要争取。战争有百种可能都应避免。毛泽东、邓小平、江主席都谆谆告诫我们：和平统一为上，武力解放为下。谈比打好。晚比早好。合比分好。但一旦战争逼来，军委一声令下，我将义无反顾地奔赴战场。我，共产党员，解放军将军，总不会不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那些德国国防军将领吧。德国国家社会党攫取国家权力后，积极谋划对外战争，遭到了德国国防军许多职业将领的反对。然而一旦国家做出决策，战争机器开动，那些将领们没有二话，毫不犹豫地领兵出征。一位元帅讲：“我以极不情愿的心情执行统帅的命令。但我必须执行得非常坚决。”他把自己的指挥艺术发挥到了极致，连连破敌。在波兰边境上驻防的一名德国国防军将军，也是积极反战的，尤其他的妻子是波兰人。敌国有她的亲人。但军令如山倒，他陷于两难。入侵波兰的战争将于第二天打响，他精心布置，指挥有方。次日凌晨，他穿上崭新的军装，皮靴擦得铮亮，把历年来获得的勋章挂满胸膛。进攻开始了，他昂首走到最前面，首先被子弹打中。我也是军人。他虽然是敌人，但他的勇气令我佩服。他服从命令的素质和本能更为我崇敬。祖国如果需要我死，我当含笑。我不怕死。1984年我乘吉普车从昆明奔赴老山前线采访，在弥勒县的山上翻车了，直冲沟底。那一刻我冷静得近乎冷酷。我对自己说：“难道就这样结束了吗？”那一刻，我脑子里竟闪过我爸爸给我讲的孟良崮战役的情景。我爸爸参加了那场战役。他说：“打得惨啊。七十四师很厉害，我们是两个人换他们一个呀。”爸爸那时是营教导员。打扫战场时，他对战士们说：“你们看，倒在前面的，都是共产党员！”我常对同志们说：我也许做不了雷锋，但我可以做董存瑞。在一瞬间当英雄比一生当英雄要容易。但一生的英雄有吗？谁见过？②人才。这个问题我不止一次谈到过，可谓是老生常谈。管辂说：“老生者不生，常谈者不长。”好象是批评何晏的话。我偏要谈，但力争谈得不重复，谈出新意来。我们这级干部，在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应当注意，一是自己成才，二是发现人才和使用人才。毛泽东用人，要么用大聪明，要么用大笨蛋，就是不用小聪明。这是富有哲理的。大聪明指不可多得的人才。大笨蛋指不可多得的老实人。大聪明是兰球。什么意思呢？崔建功说：“做人要做个兰球，谁都争，谁都抢。谁都喜欢你。”大笨蛋也是兰球。唯有小聪明是个排球，你打过来，我推过去，谁也不要你。怎么才能当这个兰球，而不当这个排球，这是我们高级干部都应该思考的问题。你以为你职务高就能够当兰球了？你以为你能够决定别人的命运就能当兰球了？错。我们敬畏毛泽东，敬畏邓小平，敬畏江主席，不是敬畏他们的职务，而是敬畏他们的人格和才华。否则，你职务再显赫，大家也只会象佛一样地敬你，象贼一样地防你。领导如果被部属当成贼去防范，这岂非领导者最深重的悲哀？我想谈谈成才的问题。这里面有两点，第一点，自用其才。说得通俗一点，就是自己用自己。你们不要以为这是我的发明，这是苏东坡的观点。他是在评论贾谊时提出这个论点的。他说，不是汉文帝不能用贾谊，而且是贾谊不能用汉文帝也。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贾谊“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贾谊的弱点，首先表现在他对汉文帝的要求不切实际。人们常说，对人不能求全责备。这个原则不仅适用于上级对待下级，同样适用于下级对待上级。你个人的思想可以超越现实，但你不能要求环境超越现实。你个人可以孤独地前行，你不能要求整个队伍都跟你前行。其实，这里阐述的是一个胸怀问题。领导者不仅要有胸怀，被领导者也要有胸怀。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胸襟。邓小平是我们这个时代胸襟最宽广的人。三落三起，玉汝于成。二十五史翻遍，哪有这样的人才？他被人用过，也用过人，皆是绵绣文章。俗语说：肚量有多大，官才能当多大。邓小平的肚量能盛载山河，他才能最终改变山河。要适应环境，还要改变环境。只有适应环境才能改变环境。要敢于得到，也要敢于失去。为了得到可能要先失去。得失俱是机遇。第二点，执着于事业，执着于目标，一直走，不旁鹜，就是才。官要看你怎么当。浑浑噩是当，兢兢业业也是当，坚忍不拔还是当。昏庸的官谁不会当啊。李鸿章早就讲过：“三百六十行，做官最容易。官越大越容易做。”如果把做官当目标，你就牢记李鸿章的话好了。如果把事业当目标，你就得吃苦，吃大苦。韩国现代集团董事长郑周永讲过这么一个故事：年轻的郑周永在打工时，常有臭虫在晚上爬上床吸血。郑周永干脆就睡在桌子上，没想到臭虫还是顺着桌子腿爬上来。郑周永又想了一招，把桌子的四条腿放在搪瓷盆里，又在盆里放上水，可是，臭虫却从墙上爬到天花板上，然后对准人的身体掉下来，照样吸血。郑周永当时想，一只臭虫为了达到目的，能够如此尽心尽力，作为万物之灵的人，只要尽到最大的努力，还有什么事情办不到呢？郑周永能够最终成功，与这只臭虫有关系。只要有坚定的信念，天底下哪有干不成的事情？张万年副主席说过这么一段话：“李先念中原突围时，那么艰苦，但信念十分坚定，他说：‘只要看准一条道，就走到底！老子死了还有孙！’现在我们有些党员信念没有，气节也没有。河北省一个副省长到五台山去，在脑袋上点了六个点。哪有一点共产党的味道！”我一直记着张副主席这段话。③团结。一个班子的规律往往是这样的，第一年配合，第二年产生矛盾，第三年翻脸，第四年上级调整。你们这一级班子，包括军区空军一级班子，应该是一个整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形象地讲，一个班子两个主官是两强，越是两强越要警惕不团结。但我历来都认为两强不和起码比两弱不和要强。朱苏进用钢锯来比喻班子：两条钢锯，拼合好了，是一块钢板。拼合不好，每个尖都顶着齿尖，就成了打火机。最高明的拼法，是背靠背，齿牙统统对外，既是钢板，又是刃锯。这是最佳状态。一致对外嘛。搞好团结最重要的一条是什么？我认为是宽容。宽容是美德中的美德。有人曾总结当主官的三条经验，一、抓脑子，占领精神制高点。二、抓心灵，关心下属的级别待遇，老婆孩子。三、抓睾丸。就是抓他最见不得人的东西。丑事一件也不放过。人身的三个部位，脑袋心灵睾丸，不可偏废。前两条还行，后一条就不宽厚了，失之刻薄。人要给别人留出路。只有给别人留出路，才能给自己留出路。我当步兵时曾在宁夏腾戈里沙漠边缘住过。沙漠很难穿行。人们在通道上插上路标。每一个走过的人，都要把路标往上拔一拔，以免被流沙淹没。有一天，一个过路的和尚走进沙漠。人们把规矩告诉他。但当他面对茫茫沙海时，十分疲惫。他觉得，我就是走这么一趟，再也不会回来，淹没就淹没吧，就没有顺手把路标拔一拔。但他走到沙漠深处时，蓦地起了沙尘暴。前面不可能走了。他便折返。可是流沙已经把路标掩埋。他再也走不出沙漠了。最后他死在大漠中。如果当初照人们的劝告做，即使没有进路，还有一条退路。给别人留路，就是给自己留路。二、知兵这里讲的“知兵”，不是“自古知兵非好战”的“知兵”，而是了解士兵，读懂士兵之意。要带兵，必须先知兵。社会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军营是社会的镜子。今天的军人和昨天的军人不一样。明天的军人也一定和今天的军人不一样。中国社会转型在即。改革大潮涌来，“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你不立在潮头，就会被大潮吞没。现在的中国既存在着“末世”，又存在着“创世”。什么是“末世”呢？有些观念，有些理论，以及有些作法，生命力已经嘎然而止。举个例子，我曾对宣传部门的同志讲，今天你们在单位里写的那些材料，回家能给儿女们看吗？他们看吗？这些东西如果连儿女都传不了，那不是“末代”是什么？“创世”的意思就很明白了。中国处于千年之大变的当口儿。大时代的敲门声急促。社会是动态的，军营也是动态的。我对一位中央领导说过，应当提倡“动态治国”，其实也应当提倡“动态治军”。我们往往追求的是在静态中治国，其实在静态中是不可能治好国的。鲁迅讲：“楚汉太简，五代太繁，三国恰恰好。”当然他是从艺术上说的，但值得我们品味。三国时期的文化、军事、谋略、文学，发展成中国思想繁荣的第二个高潮。第一个高潮是春秋战国时期。凡是比较乱的时候，就是思想和文化比较发达的时候。人们少了约束，可以在各种领域内纵横驰骋，演出一幕幕的壮剧。每一个人的能量被充分释放出来。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能力都受到压抑，不信你试试，换一个环境，随心所欲，你将不是你。在动态的环境中，要鼓励大家去想、去闯。要给我们年轻的同志创造条件。如果我们不鼓励人民去自由地思想及提出新意见，我们的社会虽然可能显得平静，但事实上将完全停顿。1988年，我军准备更换新式军服。当时搜集了世界各国的军服样式摆在总后，让领导同志观摩，选择一套适合中国军人穿的。我当时在军委办公厅，建议，让部队一些年轻的同志也参加挑选，没有人睬。我职务低，也不能去。我当时说了一句怪话：“不用猜，将来肯定选中其中最难看的一套作为我们的军服。”果然，后来选的就是最难看的一种，就是我们今天这个样式。即便如此，一位军委领导还说：“看来看去，还是工农红军的服装好看。”我们必须下大功夫研究新时代军人的特点。不能光看表面，务必深入内心。观察愈细，了解愈深。“文化大革命”前，日本一位画家仰慕周恩来，特意画了一幅画送给周总理。画的是一匹马在吃草。周恩来仔细端详，然后说：“这是一匹瞎马。”日本画家说：“不是瞎马。它的眼睛是睁着的。”周恩来笑道：“正因为它的眼睛是睁开的，所以才说它是瞎马。因为马儿低头吃草，一般会闭上眼睛，因为草会扎痛它的眼睛。”日本画家深为叹服。李达将军在谈到参谋人员的素质时曾说了三点：胆大包天，心细如发，守口如瓶。其中“心细如发”，是值得我们铭记的。我曾经认真研究过飞行人员。我发现：飞行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婚姻基本都维持比较圆满。因为飞行事业危险，在茫茫天空中翱翔，有一种无助感，渴望早点回到自己的港湾——家。渴望自己妻子温暖的怀抱。你们都知道，当你飞夜航时，有几个妻子能睡着觉？飞机的轰鸣声不停，她们就等着。飞行员因职业要求，很少回家，所以普遍对妻子有一种歉疚之情。这无疑增进了情感。但带来弊端是：飞行干部有“枕边风”的问题。只有深刻了解了干部的特点，才能用得其所，用得其时。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有一个“平山团”，基本是由河北平山县贫苦农民组成。杨成武在使用这个团时就很聪明。只要有坚守阵地的仗，准叫“平山团”去打。攻坚战则不用它。为什么呢？因为平山县位于太行山深处，土地贫脊且少。农民们深深眷恋着自己的土地，守土意识特强。他们能守，不愿走，所以打阻击非常得力。今天的年轻军人和我们相比，是相当幸运的。有人说，我们这辈子是什么都缺。我们小时候缺菜，长大了缺钙，老了缺爱。年轻时缺知识，安了家缺房子，上了三十缺文凭，有了年龄又缺健康，开放了我们又缺青春，有青春时又缺开明。我们这辈子就是不缺四面八方的提醒，夹着尾巴做人！我们总是生活在别人的评价体系中，想想挺可悲的。但是今天的年轻人不活在别人的评价体系中。这一点很可贵，很难得。我们不仅要使用他们，还要珍重他们。毛泽东最敢于不拘一格用人材，仅举解放战争为例，四个野战军都是年轻人挂帅。林彪、栗裕、邓小平，个个演出了威武雄壮的剧目，波澜壮阔。而当时很多德高望重的人，老一点的人，都没有用。我曾提出一个命题：“42现象”：今天在军队大军区正职以上的首长中有一个“42现象”，就是一大批人员是1942年出生的，他们当中有军委副主席郭伯雄、总装备部部长李继耐、国防大学政委赵可铭、北京军区司令员朱启、总后勤部政委张文台、南京军区司令员朱文泉、政委雷鸣球、成都军区司令员王建民、政委杨德清、兰州军区司令员李乾元、军事科学院院长郑申侠等，至于大军区副职中就更多了。这些人都是1983年邓小平同志在军队进行年轻化的时候提拔起来的，大多数还是越级提拔，所以今天才能担负如此重要的岗位。江主席对年轻化的问题更是反复强调。我们总政徐才厚主任，才是1943年出生的。我们的空军邓昌友政委更年轻，1947年出生，是全军大军区正职干部中最年轻的。他是1983年那批越级提拔的干部。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用你你就是老虎，不用你你就是老鼠。但对这些新型的年轻军人来说，你不用他们，他们仍然是老虎，他们会到其它山中称王。我们要多看年轻人的长处，原谅他们短处。原谅他们其实就是原谅我们自己。且不能良心只有一颗，疑心却有两三颗。做为一个领导者你必须记住，一个人除非是先控制了自己，否则他将无法控制别人。他们可能会有点牢骚。有点牢骚才是朝气蓬勃的表现。没有牢骚的人总是假里假气的，关键要看牢骚的质量如何。有了高质量的牢骚，还有个敢不敢发出来的问题。有点牢骚还是有才气的表现，越有才的人牢骚越大，比如柳亚子先生。谁没有两种语言？区别只是出声或不出声罢了。正常情况下，要是把不该出声的话说出来人，人就会摔跤。可有些情况下，你把不该出声的话大声说出来，就威震四方，就高人一头！这是朱苏进的话。对这些年轻人，我把他们比喻成鹰。鹰在天空翱翔的时候，它的眼睛总是看着大地。而当鹰落在地面的时候，它的眼睛又总是仰望天空。我到成空以来，就一直关注这批年轻干部的情况，下决心用他们。当然也有反对的声音，主要是说他们部队资历浅。我说，这不怕！诸葛亮出山以前根本没打过仗。女人生孩子也都是第一回嘛！生孩子难道还要资历吗？在这个问题上，要有刘亚楼司令员的精神。他说：“小题大做，大题特作。”这些年轻人有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爱讲真话，爱听真话。假话和谎话在他们那儿是没有市场的。去年我到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去讲课，一个大学生给我递了一张条子：“我们的教材中谈到‘文化大革命’时，把大部分错误归结在‘四人帮’身上，不能让我们信服。你怎么看？”我回答：“我个人认为，大部份错误是毛主席造成的。”语音未落，掌声暴起。还有叫好声。我却没有停止于此，又做深入剖析：“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并不是由毛泽东单独写的，五十年的历史也不是，中国人民是舞台上不可缺少的演员，也并不总是扮演跑龙套的角色。他人受苦，你无力保护，但可以不落井下石吧。如果1957年不能不说违心话以解脱自己，1966年总可以不必了吧。对于不义之举你积极性可以少一点，对不幸者的同情可以多一点。你可以不去告密，不去揭发。所有这些事不都是中国人民群体地完全成的吗？“告密文化”抹黑我们民族的心灵和人格。我坚决反对检举和告密。腐败再烈，举报也是不应鼓励的。英国当年深受恐怖主义之害的时候，准备出台一个动议，就是鼓励邻居之间互相举报，看谁家从事恐怖活动。这个动议在上院被否决，理由就是举报会损害一个民族的灵魂。相当成熟啊！美国人这次被“9·11”事件搞得这么苦，都没有出台一条举报制度，这是一个民族成熟的标志。我就想，当你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写一封举报信时，面对你的孩子天真无邪的眼睛，你的心灵会不震颤？我说完这些话之后，没有掌声，没有叫声，甚至连呼吸声也屏住了。教室里静得仿佛掉一根针到地上都能听见。我讲了真话。这真话打动了他们。三、爱兵爱孩子是天性，爱父母是理性。我们对部队必须要有爱孩子的天性。刘亚楼司令员的办公室里不挂领袖像，却在墙上挂满了空军战斗英雄的照片，王海、刘玉堤、韩德彩、侯书军……别人到刘亚楼办公室去，他会如数家珍地向你一一介绍那些战斗英雄的情况。他总是深情地说：“你知道，培养一个飞行员多不容易，国家要用和他体重一般份量的黄金啊。”我在兰州军区当战士的时候，军区司令员是皮定均将军。他为人严厉，却极爱士兵。有一次他下到一个营里，一个战士因公牺牲了，他见了营长，问：“你当兵前是干什么的？”营长答：“农民。”问：“放过牛吗？”答：“放过。”皮司令问：“牛走路的时候先迈左腿还是右腿？”营长答不出来。皮司令问：“这个牺牲的战士叫什么名字？”营长答出来。皮司令又问：“他父母叫什么名字？”营长答不出来。皮司令后来对别人说：这个营长当干部和当农民都不合格。战士下葬时，皮司令命令师长政委亲自抬着棺材，走在最前头。我们的战士可爱啊，每当我和他们面对的时候，我的心灵总要受到一次净化，得到一次升华。接受了新事物、新思想的战士更可爱。他们是我们军队的基石。我没到成空任职前，就听说过西藏乃堆拉山口发生的一个故事。乃堆拉某哨所海拔五千多米，驻扎了一个排。这个地方从来没有来过女同志，因此只有男厕所。后来，听说成都军区文工团一个三人边防演出队要来，其中有一个女演员，战士们连夜修了一个女厕所。修女厕所时，他们的干劲真大呀。他们雄性的、无处发泄的精力全部倾注在女厕所的一砖一瓦上了。女厕所一建成，他们就在厕所外派了一个哨位。就这样守候了几天，边防演出队来了，却只有两个人。那个姑娘，大约只有二十岁，因为在高原得了肺气肿，又发了烧，死在来此地的路上。战士们并没有拆掉女厕所，反而一直派岗哨守护着这个从未使用过的女厕所。他们在守护什么？他们在守护一种圣洁，一种情感，一种理念。我到成空后第一次进藏，就去了乃堆拉。我与边防团联系好，专门来到了那个哨所，看了那个女厕所。然而，我在边防团又听到了一个故事，同样也是发生在一个哨所，同样也与女性有关。乃堆拉另一个高原哨所的排长结婚了，新娘子从内地赶来。晚上，按照习俗，新娘子盖着红盖头，坐在床上，等新郎去揭开那盖头。排长正要进屋的时候，突然传来紧急警报，有敌情。他带着所有战士上了阵地。第三天才下来。排长走进他简陋的新房之后，发现新娘还在床边坐着，依旧披着红盖头，和他三天前离去时的姿势一模一样。他慌忙打开红盖头，原来新娘早就死了。她死于缺氧和心肌痿缩。她的身体已经僵硬了。她一直在等待。她的等待变成了永恒的等待。排长大哭，又把红盖头给新娘盖上。战士们赶来，排队，向新娘行军礼。成都军区战旗文工团后来根据这个真实的事件改编了一个舞剧，名字就叫《红盖头》。我看到了爱情的力量。过去我们这些人提干时，老干部老警告我们：“你们年轻人啊一定要注意‘两巴主义’。什么？前面不能翘鸡巴，后面不能翘尾巴！”那时我觉得老干部说得真在理。今天我回顾此话，觉得真不在理。爱情使人不怕死。爱情有无尽的动力，看你如何引导和使用。爱兵要爱到点子上，否则就是害兵。放纵并不是爱。严格并不是不爱。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时，步兵搭乘坦克前进。山路颠簸，有的战士呕吐，有的战士鼻子被颠出血来，还有的掉下来，一个连长心有不忍，竟用背包带将士兵固定在坦克上，结果导致穿插部队遭袭击时步兵不能及时下车作战，几乎成了铁板上的鱼肉。有些士兵至死还捆在坦克上，情景甚惨。这就是爱不当，变成害。今天，无战事，什么是对士兵的爱？对基层部队的爱？我有一个观点，少下基层就是爱。少去叨扰战士们。他们不需要叨扰。机关大，人多，效率低。政治部门把白纸变成脏纸；后勤部门把发票变成票子；司令部门就是把好办的事情变成难办的事情。这就是机关。难怪有人说：只要叫首长闭起嘴，叫机关收起笔，基层的事就好办了。于永波主任讲过一件事，对我印象很深。他说：罗瑞卿当总长时，到广州军区检查工作，来到一个海岛上，最后评判下来，所有单位，就此小岛上工作做得好。罗总长遂命广州军区总结经验。总结来总结去，得出一个说法：该小岛不通电话，机关无法对其进行指导。去年“8·14”空难后，运输团压力很大。我对他们说，你们一不要用自己错误惩罚自己，二不要用自己错误惩罚别人，三不要用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然后，我做了一个决定，下部队到云南蒙自，乘运输团的飞机去。运输团摔掉的是一架运七，我要坐的还是一架运七。刚出了事故，家属们哭声犹在耳边。运七飞机质量一般。很多同志劝我：不要坐运输团的飞机。我坚持要坐。我说：“飞行员都牺牲了，我怕什么？当空军还怕坐飞机吗？笑话！”结果那一次乘坐，对运输团恢复士气，影响极大。我在这种时刻乘坐运输团的飞机，表达的是一种爱意。我爱他们。我爱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