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茎会影响当兵吗:张思明：永远不变的角色

作者：张思明    文章来源：《人民教育》    点击数：208    更新时间：2006-7-8

   名师简介：张思明，男，汉族。1975年高中毕业于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并留校工作于附中数学组。担任班主任工作18年、年级主任5年。1981年起在职参加北京市高等教育数学专业自学考试。1984年获得北京大学颁发的数学专业本科毕业证书和理学学士学位。1989年公派在日本冈山大学教育学部研修计算机辅助数学教学。1991年在职在首都师范大学数学系继续攻读学科教学论方向硕士研究生课程，1993年以全优成绩毕业并获硕士学位。1992年被评为中学高级教师。1996年被评为“北京市十大杰出青年”并当选全市青年教师的“师德之星”。1997年被评为北京市青年骨干教师。1998年被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中学数学特级教师”称号。1998年获柏宁顿中国教育基金会第四届“孺子牛金球奖”，2001年当选“全国优秀教师”。2003年成为享受政府津贴的专家，2004年再获北京市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并被评为“全国模范教师”。他撰写的40余篇文章、150余万字的著作在全国和市级以上评比中获奖的就有8项。

    我在北大附中学习、生活和工作已经32年了。1971年随着北大江西分校中的“五七学校”的回迁，我有幸成为北大附中的一名初中二年级的学生。从一个所有的功课都不及格的学生到能通过统一考试考上附中的高中生，再到留校成为一名教师，母校留给我的回忆成为记忆之树上永不逝去的年轮，我不会忘记为了给我一个人补课而冒雨赶来的老师，更不会忘记那一批学者般的教师在课堂上迸发出的生命激情。我依稀听得见打钟的师傅敲出的带着槐树花香的上课钟声；还记得站在老图书馆的窗前，我看得见北京展览馆上的金星、佛香阁顶上的琉璃瓦在夕阳中的闪光……

    1975年，高中毕业的我有了双重的角色，在学校里我是“大孩子”般的老师，还曾是被称为“小八路”的班主任。在课后我就是一名四处求学的学生。一位学生在交给我的作业本的封面上写下了这样的话：“你是哪一个庙里的和尚，自己的经都念不好，还敢来教我们?”我深深感受到自己专业知识的欠缺，我非常想到大学学习，可是父亲的早逝、母亲和妹妹的重病使我不得不放弃这种考虑。

    1978年开始，我自己暗下决心，一定要在职自学完大学数学专业的全部课程。从1981年开始，我参加了北京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数学专业的自学考试是很不容易的，为了找到指定的教材，我不知跑了多少次书店和图书馆。考试的范围很大，什么是重点、难点要靠自己去体会，没有老师告诉你，考试的通过率也比在校生低得多。我在参加公共基础课“大学语文”的考试时，就有两次未能通过。挫折给我带来不少的痛苦和烦恼，但我觉得人不能只听任命运的摆布，我给学生讲过许多的道理，自己就要首先身体力行。

    在困难面前不拼一拼是要后悔一辈子的。我调整了学习安排和学习方法，每天早晨4：30起床，把不懂的问题记在本上，利用早晨跑步、星期天的一切机会向别人请教。每天晚自习，我和学生们一起坐在教室里备课、学习；每天早晨锻炼后，就抓紧时间背书、做题。就这样把数学专业的20多门课程一门一门地啃了下来，而且还考出了自学考试不多见的好成绩：“线性代数”96分，“抽象代数”98分，“数学分析”100分。

    那些年里，我一直是班主任。在学校是满工作量，我没有寒暑假，没有休息日，长年单调地奔波于办公室、教室、图书馆、辅导点、自学考试的考场之间。摞起来一米多高的笔记和自做习题，几十场考试的甜酸苦辣才使我能在 1984年的冬天，在中南海怀仁堂从国家副主席的手中接过了我的毕业证书。自学使我学会了合理运筹时间，培养了自己克服困难的毅力和勇气，明白了做教师须终身学习的道理，这是比文凭更宝贵的东西。

    站在讲台上，我面对那些来自北京市(后来是全国)30多所学校的学生们期待的目光，常常会惶惶地问自己：“我称职吗?我能满足他们的需要吗?”我的老师们的师德、人品、学识、人格魅力始终是我心中的一道永远亮丽的风景，我的学生们求知的渴望不断鞭策着我不断进取。

    1991年4月，在日本冈山大学完成我的研修学业，在毕业典礼上，我代表十几个国家的留学研修教师做毕业发言时谈道：“今天我能在这里以优秀成绩完成我的学业，支撑我的有学生们的期待，有母校的期盼，有一种责任——让一个曾被人家看不起的民族真正从我们和我们的学生手里站起来……”

    1993年，我又在职在首都师范大学数学系以全优成绩完成了硕士学业。毕业后我有重新选择职业的机会，但我不会忘记自己在日本下关市拍下的这样的镜头：李鸿章路连通到一片红墙琉璃瓦的中国式建筑，门上的牌子写着：“‘日本国政府与清政府签订下关条约’国家纪念公园”，我们的耻辱是人家的国家纪念地，这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痛，它使我坚定了自己做好基础教育工作的决心，要从我们的手里培养出一批高素质的接班人，用实力来塑造我们国家和民族真正的尊严。

    1993年起，我开始在数学教学中尝试进行数学建模、数学研究性学习的探索与实践。我总在想，为什么不少学生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不爱学数学?我就问我的学生，什么是他们心目中的数学和数学问题，学生给我写了两条“魔鬼词典”：数学——“是一些居心叵测的成年人为青年学生挖的陷阱”；数学问题——“是仅仅出现在课本和试卷上的，让某些老师看着学生崴脚而感到窃喜的东西”。这种认识不能不引起我们教师的反思，难道我们给学生的问题只能是一些充满“学究气”的问题吗?难道我们教师的聪明才智只是表现在是一位“挖坑布雷”的高手吗?我们要让学生自己用行动改变这种认识，让他们逐渐悟出来——生活、社会、宇宙就是我们学科发展最根本的、取之不尽的问题源。

    为了寻求好的应用数学问题，我和学生一起去商店调查、去银行咨询、去工地测量、再上计算机编程演算，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写下了上万字的资料笔记和求解报告。组织学生参加了数学知识的应用竞赛，问题解决的创意和论文活动。学生们在我的影响下，提出并解决了一大批生活中的数学问题：教育储蓄的收益分析、足球彩票、交通路口的红绿灯、颐和园的桥拱曲线、洗衣机的节水设计、背单词的合理安排、中学生心目中的大学排行榜、邮票面值的合理设计、绿地喷灌的合理设计、“脑白金”风暴与广告投资效益分析、适合汉语拼音输入的键盘设计……学生们的创造性在师生的相互作用中迸发出来， 6位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获得新苗特等奖和一等奖，20多篇学生的小论文在《数学通报》、《微型计算机的应用》、《中学生数学》等杂志上发表。于颢、陈明卿同学用一年实践、经过大量调查和测算完成的数学建模论文和程序“住宅小区保安巡逻的程序实现”得到北京市物业管理协会的高度评价，在“全国青少年创新大赛”上获一等奖。还有近百篇数学应用的成果在北京市获奖。

    我觉得好的教学成果并不一定是课堂上直接教给学生的知识本身，而常常体现在学生经过遗忘后所剩的那些东西上。在这些“沉淀”物中，更多的将是：怎样发现问题、怎样提出问题、怎样把问题转化成更易于解决的形式、怎样做学问、怎样面对未知和困难、怎样利用信息、怎样使用工具、怎样与人合作、怎样把握机会……我不企盼每个学生都成为数学家，但若通过我的教学，能使我的学生有一种在生活和学习中应用数学去思维的观念和习惯，使他们得以培养一种勤奋求实、不断探索创新的精神，他们自身和我们的国家都将受益无穷。

    当教师28年后的今天，一种认识越来越清晰，虽然我在附中工作的角色可能还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但却有一种永远不能变的角色，这就是首先当好一名学生。要当一流的教师，就要先当一流的学生，这不仅包括自觉地向老教师、向书本、向社会、向自己的学生学习，更应该包括一种更高层面的角色和策略的换位思考：

    先会学而后才能会教。

    备课的过程是不是可以改成模拟学习的过程。

    为什么老师在课堂上总是正确的化身?有意识出点错作为学生的“靶子”是不是一个更实际、更仿真的学习过程?

    教师的教学常常是一种展示，是一个“扬长”的过程，对不少学生来说，学习是一个不情愿的“改短”的过程。我们为什么不做一点相反的事情，让教育更多地变成学生“扬长”的过程呢?

    学会尊重、欣赏你的学生，才能赢得学生的尊重和欣赏。

    这种思考常常转变成我的教育教学策略。比如，我知道上课用的辅助教学软件，如果自己去编，要花3倍的常规备课时间，而在使用计算机方面班里的不少学生比我强，于是我可以把这样的任务事先交给学生做，我只提出功能要求。这样，上课时我得到了几个表现方式各异的课件，并能和学生们一起欣赏 (有时也点评)它们。我可以用节省的时间更好地挖掘教材，编程的学生更深刻地理解了知识，体验了先学后教的过程，得到了积极的评价，更多的同学从课件中得到启发，了解了自己也能做到的东西。这是不是一种“双赢”呢?

    我们应该经常问自己，作为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在自己的教育岗位上站住脚靠什么?要靠由使命感和责任感引发的内动力，不断超越自己，为了给学生一杯有价值的“水”，自己就要努力开凿“一眼泉”。只有教师自己不断学习，自主地钻研探索教学规律，才有可能影响学生自主地学习和钻研。数学教学不再是教师单纯地为学生的付出，而是教师创造性生活的一部分。教师和学生相互作用、相互鼓励、相互支撑、相互推动着不断前行，把教和学的过程变成师生双方实现自己生命价值和自身发展的舞台。学生在教师用心血和智慧创设的环境中，展现和发展他们的才智和潜能；教师不断为学生新的探索和成功所感染，鼓起超越自己进一步前行的勇气，为自己和学生找到新的目标。

教师的幸福应该是不断地被学生超越，又不断地超越自己。也只有经历这样的过程，教师才有战胜挑战的成长体验，才有真正的教学生活，这才是教师所应追求的职业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