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渗性脱水名词解释:陶渊明的作品及归隐原因

                                                    陶渊明的作品及归隐原因          魏晋时代是一个政权更替频繁、动荡不安的时代。魏晋知识分子崇尚老庄，高谈玄里理逃避现实，他们钟情于自然，寄情于山水。陶渊明以其平淡自然质朴的风格开辟了诗歌题材的新领域，他对自然的追求和理解走在了时代的前列。其实，让后世惊羡不已的许多作品均产生于归隐之后，可以说，归隐将他推向了文学的殿堂，成就了他的艺术人生。而陶渊明归隐的原因和动机也是后人迷惑、探求的，到底上什么原因让他舍弃来自不易的彭泽令，而去过清贫的生活呢？

《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辞官时所作，以示其归隐决心的。正文前的序言交代弃官的原因，因“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为维持生计而出任彭泽令，不久“眷然有归欤之情”。“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以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原拟庄稼成熟再“敛裳宵逝”，后因“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其实，陶渊明归隐田园，是在现实沉浮中权衡利弊后的无奈只举，黄彻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其乐田亩，乃卷怀不得已耳”。（《碧溪诗话》卷八）他的归隐是社会、阶级、思想潮流等诸多因素共同的结果。真正纯净的灵魂不会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不断地滤除思想杂质的过程中逐渐变得澄清的。

陶渊明一生经历了三个朝代，十个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极混乱的一个历史时期。在政治风云瞬息变幻的历史时期，他的政治态度、思想倾向究竟如何呢？

陶渊明生于东晋哀帝兴宁三年(365年)，这是一个大分裂、大混乱、大动荡的年代。整个中国社会矛盾重重，危机四伏，战乱不已，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偏安一隅的东晋王朝，面临十分尖锐的民族矛盾，统治阶级内部却沉湎于江南水乡山色的安乐享受中，掌握军事大权的将领们，都忙于扩大个人的势力，以勾心斗角为能事。没落的东普王朝是依靠±族支持而建立起来的偏安政权，也是门阀之风特盛、士庶之别极严的特殊年代。一批所谓“寒门”、“庶族”的中小型地主阶层，没有上升为士族地位的特权，相反还时时受到上层集团的排斥与打击。这个阶层的知识分子，被称之为“贫士”或“寒土”，陶渊明就是这个阶层的代表之一。后来统治阶级的矛盾发展就引发了东晋末年以孙恩、卢循为首的农民起义反抗斗争，这就使得本已糜烂不堪的东晋王朝陷入彻底覆灭的境地。陶渊明就生活在这动乱的年代。他的一贯思想主张和追求目的是盼望尧舜之世再现，天下统一、政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自己也能“猛志逸四海”使国家不断富强，天下得以太平。在封建社会里文人要想展才济世，便要做官，而且要作—个清正廉明的好官。祖辈的遗风，自然是陶渊明心中的偶像。从他的“忆我少年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诗来看，就可知道当时就抱有济世的愿望。“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拟志》），“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在他的“金刚怒目式”的作品中，歌颂那些历史上的神话传说中失败而不屈的英雄：“刑干舞干器，猛志固常在”（《读山海经》）赞扬那些历史上的理想壮烈的人物“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咏荆轲》），这些都是他积极用世的思想体现。五十岁时所写的《杂诗》还在说：“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虽然归隐田园，但对少时的“猛志”仍耿耿与怀，对壮志未酬、年华虚度竟然焦灼到整夜不能安眠。

让我们沿着陶渊明的仕途之路去探索他在为官中自我矛盾、自我磨砺、自我明晰的思想轨迹吧。他二十九岁第一次走出家门的时候，只作了一个“州祭酒”的小官。没过多久，就“辞官”归田了。他在《饮酒二十首》中感慨地写道：”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陶渊明既然是饱读诗书，心怀尧舜，大济苍生的人，决不会因为仕途上第一次受挫就灰心丧气。于是又于晋安帝隆安四年来到桓玄幕下做了一名镇军参军。但到任不久，便又感到厌倦与苦恼.在为桓玄办事的过程中，他产生了“静念田园好，人间良可辞”的思想，这不仅是军旅生活给他带来的许多不安定的因素造成的，更重要的是他已察觉到桓玄桀骛不羁的勃勃野心后，所产生的矛盾心理的真实写照。陶渊明为了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来到了桓玄的幕下，原是满怀希望的。但随着时局的发展，桓玄走上了凌辱朝廷的道路，陶渊明就敏感到此人发展下去的前途是可悲的，便果断地离开了他。这正是陶渊明“识迷途未其远，觉今是而昨非”的行动体现。

第二次在官场碰壁之后，他在《荣木》一诗中写道 ：“先师遗训，余岂之坠。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此时的陶渊明不仅没有心灰意冷，反而增加了为官的紧迫感。于是，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情再次来到刘裕的麾下，做了一名参军。刘裕和桓玄没有两样，他利用广大群众对东晋王朝和桓玄的不满，收揽民心，扩充势力，成其霸业以后，打败了桓玄，立即露出了狰狞的面目。面对这个沾满了镇压农民起义军鲜血的地主集团首领，仕与隐的矛盾又撞击着陶渊明的心扉。他在《始作镇军参军经阿曲作》诗中写道：“我行岂不遥，登降千里余。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真相初在襟，谁谓形迹拘。聊此凭化迁，终返班生庐。”回首走过的道路，无异是对自己初出为仕的思想一个讽刺和打击。既然济世展才无望，不如离开。但是，这次他没有马上回家，却来到刘敬宣的麾下，又当了一名参军。不久刘敬宣出于某种无法再拥兵自固的原因而自表离职，陶渊明也就顺应运这一形势而归田了。

陶渊明第四次出仕是作彭泽令，时间很短，前后只有八十夭。按照陶渊明的阶级出身来说，既然是属于没落官僚，本有家宅田园。虽不十分阔绰，还是住食有着的。《陶渊明传》云：岁终，会郡遣督由至，县吏请曰：“应束带见之。”渊明叹曰：“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绶去职。宋书《隐逸•陶潜传》与《晋书•隐逸•陶潜传》所载略同。此事为大家所熟知，乃是文学史上的—件美谈，他从二十九岁起出仕，到四十一岁归田，前后共十三年。在这十三年中，仕与隐的矛盾贯穿始终，而且越往后斗争越激烈，使他感到违己交病，度日如年，还不如回去种田。正是由于时代的局限，使得一个“猛志逸四海”的有理想、有抱负、慷慨激昂的青年，最后痛苦地作出“觉今是而昨非”的结论，回到自己的老家了。

综观陶渊明的为官里程，不难发现他是热衷仕途的，一心想实现自己人生宏图，大济于苍生。在作官中对现实有了更深刻地认识，官场腐败，统治者互相倾轧，结党营私，飞扬跋扈，穷奢极欲，欺压百姓，民不聊生。而自己门位低下，处处受排挤，官居低位，根本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加上自己性情秉直，不会圆滑，读书人固有的清高和气节根本无法和现实官场交际相融合。这一切在陶渊明眼里显得如此龌龊与不屑，因此作者的秉直和官场黑暗、政风的险恶格格不入，作官还不如不作官的好。另一方面陶渊明的隐退思想由来以久，早在诗人归隐以前已经在诗歌中表现了对田园生活的向往。例如，《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一诗中，“就有商歌非吾事，依旧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的诗句。“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的思想时时蹦了出来。诗人为是否归田有过痛苦的徘徊和犹豫。

我们通过陶渊明时退时隐时出仕，不难看出他内心的矛盾，即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是隐是仕难以定夺。“不为五斗米折腰”，似乎成了他归隐的导火索。从他的《归去来兮辞》一文来看，其归隐之心以久，经过在现实中不断碰壁、失望，经过异常曲折的、复杂的、甚至是痛苦的体验之后作出的抉择。在他出仕的十三年中，仕与隐的矛盾始终贯穿始终，而且越往后越激烈。他面对混乱的现实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一生中经历了三易朝代，几度废立，每一度变更无不伴随着一场大清洗和大屠杀，因而在对现实深刻认识的基础上发出“密网裁而鱼骇，密罗制而鸟惊”（《感士不遇赋》其二）的感叹。一个既无靠山又无高位，更无实权的文弱书生能有多大能量去参与政治角逐呢？政治上追求的幻灭，对上层当权着的失望，而自己能有的只是不满与激愤，在隐逸之风很盛行的汉晋之间，陶渊明的归隐也不乏其明智之举。综观他的一生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早年满怀荆轲之志，要干一番大事业，即使在历尽沧桑之后，对理想的追求也未停止。直到晚年，仍在吟咏着“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的诗句来告别人生，是社会诸多因素限制着他才能的发展，他的归隐是自己力争失败之后的无可奈何的举动，是对现实愤怒的控诉，可以说他是被推上归隐之路的。

陶渊明所处的时代正是封建社会门阀制度的全盛时期，是九品中正之风特盛，士庶之别极严的时代，人才的进退取用根本不依德才为依据，而要看门第的高下和财产的多少。“据上品着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也”[①]，“不是大贵族官僚地主出身之人，即使做到某些较为富庶之县的县令，也会受到非难，更不可能得到重要官职”[②]。门阀制度确定了大贵族官僚们的特权，他们世代把持朝政，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③]的情况，使贫寒出身的人在政治上根本没有施展才华的机会。陶渊明的曾祖陶侃虽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但从他父亲开始家道中落，后来他过早丧父，他家决非士族。决定了他不能当太大的官。

从陶渊明所处的社会意识形态来看，崇尚虚无、回归自然，是当时社会的主潮流。社会碰壁、理想无望，思想性格又和社会格格不入，他只有探寻新的路子。陶渊明生活的时代也是玄学与佛学盛行的时代，要求人们忍受现实中的苦难。当时思想界主要趋势是崇尚老庄，高谈玄理，在司马氏统治者强大政权面前，有的和司马氏妥协，有的则逃避现实。“西晋后期一直到东晋，政治混乱，玄谈日益成为知识分子逃避现实的防空洞。”[④]在这一现实面前，陶渊明遵循着一条安贫乐道的原则，不愿在仕。他“坚信忧道不忧贫”的格言。“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的古代贤士成为他励志的榜样。

陶渊明的政治抱负本来是继承着儒家“治国齐身平天下”的理想，包括他后来的归隐也是儒家“穷则独善其身”的反映。据说刘裕篡位后，曾派人送来秘信相邀，他没有去。后来又有人邀请他当较高职位的“著作郎”，他也没有去。这就可以看出他的归隐自认是明智之举。汉、晋之间，隐逸之风很盛。政治追求上的幻灭，对上层当权者的失望，更是陶渊明隐逸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原因。他素读孔、孟之书，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孔子所谓“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的思想自然就成了他的行动指南。根据《光明日报》1993年3月29日黄炳麟关于《五斗米辨趣》一文的考证，认为“处于经济困境的陶渊明，丢掉的是日俸五斗米，还有近百文钱收入可观的较好‘官位’，去过那铮铮傲骨的清贫生活，是他受到儒家学说影响的结果。”[⑤]儒家的始祖孔子，济世不成，退而讲学，培育了弟子三千，贤人七十有二；孟子济世不成，退而著书，便写出了《孟子》七篇。陶渊明济世不成，便退而归田。归田以后，写了不少瑰丽的诗文，在中国文坛上闪烁出异彩。他像—一只摆脱罗网的“羁鸟”和“池鱼”，回到了大自然的怀抱，开始了更有意义的耕读生活。

陶渊明“外儒而内道”[⑥]，道家的思想对他的影响极其深远，表现在他的行动中。他接受了道家蔑视富贵的思想，乐于贫困，即使出现乏食、断酒的情况仍然过着安贫乐道的生活。他在《咏贫士》中写道：“饥饿驱我去，不知竟何之”。《五柳先生传》有两句设问的话：“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表明作者也很欣赏道家所鼓吹的无为而治的古代社会。道家的老子是一个反对剥削的古代思想家，他的思想局限是提出了一套“小国寡民”的理论，追求一种“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远古生活。由他笔下《桃花源记》反映的“黄发垂髫，并依然自乐”的生活画图中就有老子“大同”的思想影子。《归去来兮辞》中有“自以心为形役”，“悟已往之不谏”的感慨，“世与我而相违”，乐于归来，热爱纯真自然的生活。这一主旨正是与道家清静无为相吻合。篇尾，陶渊明也进—步表达了他的“出世”思想及对人生无常的感悟。“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讲的是顺乎自然， “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流露出一种乐天安命的思想。 通观全篇，占主线的是道家物我两忘，寄情山水，乐天安命的思想；陶渊明面对污浊的社会归隐田园，消极避世，醉心诗酒，为文娱志，可以说是庄子思想影响逃避显示的行动。“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他只能发出“聊乘化以归尽，乐天命复奚疑”的喟叹。但是陶渊明的脱俗高远就在于其心中忧虑总能得到自我排遣，从而求得内心的平衡。《形影神》三章最能够反映他由矛盾到醒悟、解脱的心路历程。“委运任化，追求达生得意的自然人生，既可以消解祸患百生的社会给人带来的感伤忧愤，又可以保持真淳的本性，从而获得一种自得的人生意趣。”[⑦]不难看出，正是以老庄哲学为基础的魏晋玄学思想给了陶渊明人生的启发，使他把握住了人生的真谛，为自己找到安身立命的理论依据。然而悠然自得的理想人生，其真正实现则有赖于具体生活方式的选择，陶渊明就是通过归耕田园的生活捕捉到了超然自得的人生真意。他是“把玄学虚远的理想和切实的耕稼生活结合了起来，一方面委心于玄学之所谓‘自然’的运化中，另一方面又委身于有着景物之喜和淳朴的邻里之交的田园‘自然’中[⑧]。”躬耕自资、淡泊自持的田园生活中，既深刻地感悟着达生贵我、知足常乐的人生之理，从而获得心灵的喜悦和心愿的满足，同时也“坚持了一个不屈己、不媚俗的真我品格和固穷气节”[⑨]。

陶渊明决计归隐还与他的生活情趣、生活追求有关。从《五柳先生传》中可看出，他笔下的五柳先生“闲静少言，不慕名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沉浸在自我陶醉之中。萧统《陶渊明传》中说：“尝著《五柳先生》以自况……时谓之实录。”“五柳的形象正是陶的自画像”[⑩]。陶渊明在自然、田园中才能实现自己的三大志趣——读书、饮酒、著文章。陶渊明因追求而迷茫，又在迷茫中寻求归宿，他选择了归隐，是从仕途中退出，而不是从生活中退出，相反的，他更加热爱生活了。从《归去来兮辞》全辞的主旨看，这是一篇述志的作品，述的是归隐之志。表达的是对黑暗官场的厌恶和鄙弃，对农村的自然景物和劳动生活的赞美。开头即点明“田园将芜”、“心为形役”的可悲，继之以“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把出来做官比作“迷途”，“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作官是错了，归隐是对的，好在现在觉悟还不晚，开篇就有自责自悔之意，点明“归去来”之旨。作者对“引壶觞以自酌”、“倚南窗以寄傲”，“时矫首以遐观”等“今是”生活的描写，更是为了从根本否定“昨非”。“自以心为形役”，“悟已往之不谏”的感慨，“世与我而相违”，乐于归来，热爱纯真自然的生活。再看陶文中对自然景物和人情世态的描写：“舟遥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徽”，“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在这里，自然景物成为诗人生活兴趣的一部分而充满了生命和情意。出于陶渊明《饮酒》诗第22首：“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便是自然；所谓”淳”，便是朴厚。的确，“豪华落尽见真淳简单七个字，道破了陶诗化繁复为单纯的境界。”[11]归园田居·种豆南山下》中，诗人描写田园风光的一段，就是以近于口语的质朴语言，把平凡的景物入诗，却又充满了奇趣盎然的诗意，浅出深入而言微意远。在一种浓郁的山林气息和天籁梵音中给人精神的慰藉和心灵的愉悦。

“静念田园好，人间良可辞”，农村中环境和美好的景色深深地吸引着他，他在农村的生活中找到了乐趣，寻找到了生命的本原，可以超脱于污浊的现实之外，坚持自己的志趣和理想，这是他的心情是恬静的、愉快的。他写了不少诗歌来歌唱这种悠然自乐的生活，不论卉木繁荣的夏季或天高气爽的秋月，同样使诗人心情舒畅。耕田、读书、饮酒、采菊、各种生活都能引起他的兴趣。这种对生活的热爱来源于高洁的志趣和丰富的精神生活。只有和山村野夫在一起“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其二）无地位尊卑，无贫富悬殊差别的人际关系，无尔虞我诈，相互倾轧“当他看到远处的农舍和几缕炊烟，听到几声鸡鸣狗吠，都在内心产生复得自然的喜悦。”⑿陶渊明一生的追求与寻觅终于在自然中找到了精神的故园，从形体上、精神上都释然了。在田园中读书、饮酒、写文章，“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是一种求知的满足，是一种精神的享受。最能代表渊明深意的当属《饮酒》其五：“结庐在入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乌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己忘言”。 “采菊东篱下，悠悠见南山”，其中蕴含着何等的闲适意趣和淡泊宁静啊!以至于在物我两忘和同构中领悟到了一种“忘言”的真意，这无非是在告诉读者：你们看，这归隐的生活多么美啊!“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诗句反射出作者漫行归途、情趣雅致的心境，他居然将劳动的情景化为一种从容圆融的妙悟。田园则为他生命与精神的止泊之处。

渊明之回归决非是草率、赌气、任性式的选择，而是经过理智的抉择与判断。是他大济苍生的志向和残酷现实这一矛盾不可调和时所采取的一种嫉世愤俗又无可奈何的行动，是经历了宦海沉浮、长期深思熟虑、权衡轻重后的抉择。他成功地开创了知识分子新的人生理想、生活模式，在田园中追求精神高层境界，解决了玄学围绕魏晋人士数百年的精神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