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的主要特征:战争年代我军部分人员曾有过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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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年代我军部分人员曾有过军衔

  我军统一实行军衔制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955年。但是,早在战争年代,我军部分人员就曾有过军衔,有些高级干部还佩带过缀有金星的中将、少将领章。

  抗日战争初期,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部队编制、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和服装、标志基本都与国民党军队相同,八路军、新四军的一些高、中级指挥员曾有过军衔。

  从1938年3月八路军一二○师给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的关于营以上干部履历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当时八路军的高、中级干部均有军衔:师长、副师长为中将,师参谋长、旅长、副旅长一般为少将;师参谋处长、旅参谋长、旅政治部主任、团长、支队长一般为上校。如一二○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肖克均为中将;一二○师参谋长周士第,三五八旅旅长卢冬生、副旅长张宗逊,三五九旅旅长陈伯均、副旅长王震,三八五旅旅长王宏坤、副旅长王维舟等,均为少将;一二○师参谋处处长彭绍辉、三五九旅参谋长郭鹏、三八五旅政治部主任谢扶民、七一五团团长王尚荣、七一六团团长贺炳炎、七七○团团长张才千、支队长宋时轮等,均为上校。1938年12月13日,八路军—一五师给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关于少校以上干部战绩的报告中也提到,六八五团团长杨得志、六八六团团长杨勇等均为上校。

  当时八路军、新四军干部的军衔,主要见于《履历表》,但未普遍实行,而且只是在抗战初期有过记载,以后就逐渐不再提军衔了,而只提干部的职务。我军在这一时期佩带过军衔的只是少数指挥员。如北伐名将叶挺,在广州起义失败后,受到党内某些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排斥,在海外流亡10年之久。这期间,蒋介石曾多次以高官厚禄,拉拢叶挺出来做事,都被他断然拒绝。1935年秋,党中央派张云逸同志前往澳门,与叶挺正式取得联系。在日寇铁蹄蹂躏着中华民族的土地,神州四处燃起抗日烽火的形势下,叶挺临危受命,于1937年10月,出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并被授予中将军衔。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至今还存有他当年穿中将军服在新四军作报告的照片。

  抗战初期,为了与国民党军打交道方便,我军一些搞统战工作的同志也戴过军衔。1945年9月,抗日战争刚刚结束,驻我国东北的苏联远东红军要求我党派负责干部去沈阳,协调苏军与我方的行动。党中央派彭真、陈云、叶秀壮、伍修权、段子俊、莫春和六位同志担此重任。考虑到苏军有军衔,我党也给这六位同志授了军衔,并用中、俄两种文字写下了任命书,彭真、陈云、叶季壮为中将,伍修权为少将,段子俊、莫春和为上校。现在有些书刊摘转文章,认为“这六位同志是最早获得我军军衔的人”。这种说法显然是不确切的。这六位同志之一的伍修权,早在抗战之初任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处长时就被我军授予上校军衔。

  1946年,我军派驻各地的军事调停处执行部的代表,为便于同国民党军协调工作,也都被授予军衔。如驻沈阳代表饶漱石为中将;驻四平代表耿飙、驻本溪代表许光达、驻太原代表陈康、驻徐州代表韦国清等为少将;驻淮阳代表韩念龙、驻德州代表符浩等为上校。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后,我军各地“军调”小组代表相继撤回,他们的军衔也就自然取消了。